1

    朱红的木箱，和在杂物里，堆在阴暗的墙角。上好的樟木箱子，笨重古旧，但牢靠耐用。箱子上亮闪闪的铜锁，像旗袍襟子上的金色盘扣，繁复、精致。即使在十分崇尚实用的年代，那也绝不只是为了让箱子紧锁。

    我依然记得打开箱子扑面而来的气味。樟木的气味，稀罕的南方樟木，不知道父亲从哪里得到这样的木料。樟木木材细密坚硬，防虫耐腐，且有特别的气味。母亲迷恋几乎所有植物的气味，在这个父亲亲手打制的樟木箱子里，她放进了她所认为的大部分贵重物品——一些只为忆念而留存的古旧之物。过些时日打开一下，在浓郁的香樟味中，仔细翻看，似乎仅为着一番回忆。衣角磨损出分明经纬的绸缎嫁衣（奇异的是颜色依然艳丽无比），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红色高跟皮鞋（母亲曾穿着它跳交谊舞），的确良碎格子衬衣（可能有着特殊的纪念），粉色泡泡纱内衣（这样朦胧唯美的东西，令我对那个时代产生了一丝疑惑），一块老得走不动了的英拉格手表，还有父亲年轻时曾经穿戴的衣物。存留时光的人，身上总有着古典的气质。当父亲最终将这些东西取出来束之高阁的时候，我看到了母亲脸上的若有所失，而在父亲将他的木工工具一样样摆进箱子的时候，我看到了他脸上同样的神情。

    箱子关闭了工具，也锁进了一段时光。工具的意义是使用，当它无处使用时便面临废弃。博物馆玻璃展柜里那些古代的器物：石斧、石铲，结满绿锈的剑镞、弓弩，它们都曾显赫一时，完成了历史中的使命，等待的就是消失。工具，似乎大都有着这样的宿命。

    我依旧不喜欢樟木的气味，尽管母亲坚持认为它的气味芳香。我反驳的理由是，用樟木做出来的樟脑人们何以叫它臭蛋？为防虫蛀，那些圆鼓鼓的白臭蛋，被零散地夹裹在衣物里，我发现，一段时间以后它会变得小一些，再小一些，它的身体由味道组成，味道散尽，它的身体就没了。但樟木箱子不这样，它永远牢靠、方整坚挺、岿然不动。它成了木头，但依然源源不断生发香气，这是树木的神奇之处，就像父亲留存的那块镇纸大小的檀木，光滑细腻的一小块木头，摆放在枕边，几十年了，依然散着幽静的檀香。那年，在南方，我终于看到了樟树，充沛的雨水使樟树汁液饱满，摘下一片叶子，我闻见了樟木箱子的味道。

    父亲当了一辈子木匠。这个樟木箱子锁进了他所有的工具：不同性能和大小的锯子，各种型号的推刨，还有凿子、木锉、羊角锤、斧头、墨斗、不锈钢卷尺、木头角尺、分节的折尺、麻花钻头、螺丝刀、钳子、皮胶、砂纸、砂石、大大小小的铁钉螺丝、宽扁的木工铅笔……其实，多年前，其中的一些器具就不用了，比如墨斗。父亲说，墨斗是鲁班的发明，传说，鲁班开料的时候，把从斗里抽出的染了墨粉的墨线在木头上一弹，木头自然就开了。手无寸铁的树，不用经受利刃的切割，这个关于墨斗的传说着实可爱。于是，我那时就喜欢上了黑色的小茶壶一样的墨斗。其实，我明白，在没发明长尺之前，墨斗对于开料的作用举足轻重，于是鲁班老爷子的墨斗在木匠的工具中有了神性，成了可以避邪的器物，哪怕不用，放在工具箱里，看着，心里也踏实。还有皮胶，父亲做活时，铁罐里熬着皮胶，干干脆脆的皮胶在沸水里渐渐融化，然后咕噜咕噜冒着稠泡泡。皮胶很容易熬焦，会发出皮质烤煳的气味。父亲说，皮胶本就是由动物的皮骨熬制。熬好的胶往往被涂抹在卯上，然后和卯一起打进凿好的眼子。卯和眼子严丝合缝，是考量木匠手艺的关键细节之一，因为直接辅助了木器的牢靠和稳固，皮胶的作用也显得尤为重要。动物们吃了一辈子的花草树木，这一下，更和木头们如胶似漆了。不过，后来出现了化学胶水，用起来更加方便快捷，而且黏性确乎更强。——新工具的出现，不断给父亲这样的匠人带来含义复杂的冲击。

    工具被锁进了父亲用它们打制的樟木箱子里，年深日久，每一样工具也都染上了樟木的气味吧？

    木器厂家属院里的木匠和木匠的家人，人人谙熟这些工具，家家都有个盛放这些工具的箱子。

    2

    那时候，城市里遍布很多工厂：塑料厂、纸箱厂、五金加工厂、针织厂、棉纺厂、毛纺厂、通用机器厂、玻璃厂、木器厂……每个工厂总是很大，长长的围墙围裹着的任何一个工厂都让我们百般好奇。我们多次潜入和木器厂一墙之隔的纸箱厂，拣拾一摞摞被机器切割下剩的牛皮纸边角料。崭新的纸，可以像刀刃一样割破手指。把从车间墙角流出的半凝固的胶，捏成透明的小圆球，像皮球一样在墙上拍打。有时，一不小心，高高弹起的球竟会跳到隔壁的木器厂里。

    木器厂在市中心，迎面就是城市的交通主干道。

    石灰粉刷的白围墙上不断变换着一人来高的标语，标语末尾往往是一个挂了大秤砣似的圆疙瘩的感叹号。因为工厂的长而远，围墙显出了矮小。墙上会露出一些厂里的样子来：车间高阔的顶棚，堆积成整齐梯形的原木木垛的顶部，那棵高大的楸子树的上半拉身子（树叶在风里摇摇晃晃，里面藏满暗绿的小楸子，叫人垂涎三尺）。围墙当然关不住工厂里的声音：人声，敲击木头的声音，电锯声，大喇叭上的歌声——马儿啊，你慢些跑啊，慢些跑。——由不了自己，人人快马加鞭。一卡车一卡车堆得高高的桌椅板凳从厂里运出。“铃——铃——”看门的老爷子分秒不差地拉响电铃，屋檐下黑脸的铁铃子震得瓦上的青草瑟瑟发抖。上班了、下班了，穿着深蓝色帆布工作服的工人们个个忙忙碌碌。

    在城市靠东一些，母亲所在的针织厂，似乎也有一样的氛围。大喇叭唱着激昂的歌曲，工人们三班倒，车间厂房彻夜灯火通明。比起木器厂来，这里妩媚柔软得多。出入厂房的大部分是和母亲一样年轻的女工。厂子主产缤纷柔软的尼龙袜子。到20世纪80年代，女工们开始烫卷头发，穿起艳丽的衣服：的卡、的确良、尼龙，还有俏丽的高跟鞋。那些女工，曾是我眼里最美丽的女人，她们围着印有“为人民服务”几个红字的白围裙，卷曲的刘海上落着一层绒毛。车间分布在三层高的楼房里，楼房外有一枚天蓝色的大别针——一个涂了油漆的螺旋铁楼梯，从地上一直扭到三楼。漂染车间上方，终日飘着一团白棉花的云雾。

    隔着木器厂家属院的另一面墙，我的一位瘸腿姑舅哥常年穿着蓝劳动布工作服，在一个油剌剌的车床前神采奕奕地切割、焊接，被机器割出的铁丝蜷着身子缠成轻飘飘的疙瘩，在姑舅哥脚下滚着蛋蛋。姑舅哥每次顿挫着身子进到我们大院时，女孩子们雀跃拥去，抢他手心里用钢板边角料压制出的精致钩针。

    那是工厂异常火热的时代。

    3

    因着父亲和母亲的工厂，我童年、少年的生活也因此呈现两个迥然不同的背景。

    和妩媚柔软的针织厂相比，木器厂有许多引人入胜之处。我喜欢木器厂场院围墙里的恢宏、粗粝，还有飘散在空气中的木头气味。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还有场院里呈现出的那种杀伐之气。

    但工厂传达室那个瘦小的倔老头，目光警觉到能随时看穿你的心事（似乎很多工厂的门房里都有这样一个不苟言笑的倔老头）。我们常常在厂门口踟蹰，终于钻不到空子时，只好另辟蹊径逾墙而入，好在工厂大到总有些不被人发觉的废圮角落。

    三五成群跳过院墙。如果是在暑假，第一个目的地便是那棵蓬勃的楸子树。果子尚未成熟（果子从未成熟过，不待成熟，枝叶间已不剩一颗果子），青楸子酸涩的滋味最利于解馋。树下是一个矮小的厂房，我们像一个个骁勇善战的英雄，敏捷地从房顶跳上跳下，在勒进裤腰的汗衫里装满楸子，然后一边吃着果子，一边悠闲地在厂里玩耍。

    大老粗的父母们任由我们野草一样生长，现在想来，多么幸福。见着大院里的叔叔，远远扔过去个楸子：来，酸一个！他开心地喊着：乖啊，我的娃。

    原木整齐地一垛一垛堆放在空阔的场院里，气势庞大。那边，一个巨大的电锯，正发出尖锐刺耳的切割声。树木们列队等候这架张牙舞爪的电锯的宰割，使这里有了很多悲壮的气氛。原木被搬上电锯台，然后被强行推进电锯，木屑飞溅，忧伤的木香顿时散开。刺耳的声音是木头对铁的抗拒，这叫我一直感觉，树和铁是仇敌。但再坚硬的树木也敌不过铁的冷酷。不过，一些倔强的树，树身里也有铁一样愁肠百结的树瘤，借以与铁抗争，有时还会打断铁锯的牙齿。

    深感木器厂的杀伐之气，是因为从小感受到了父亲对木头的感情。木匠的事情是改变树的形状。树有树的天命，但木匠给予这些生物以足够的敬畏。父亲车间里的一位匠人讲过他家乡一处名叫白杀坊的作坊，那是个专门给树木开料的地方。利刃过后，树木露出雪白的肉身，有时还会渗出眼泪一样的汁液，每次开料前，匠人们总要先庄严地祭祀一番行将被剖开的树木。

    父亲自小在爷爷开的寿材铺子里做棺木。每每拉大锯开料前，也要把温过的酒，在树身上洒下几点。有了这样的仪式，父亲几乎一直对木头充满感情。人死了，躺在棺木里，埋入土里，木头做了人的陪葬，人永远欠着木头的情。平日里，父亲也尽量少给木头钉钉子，仿佛怕木头疼，要钉，先要用舌头舔一舔钉子头。

    木器厂场院里木屑飞溅，很快，电锯的利刃旁会堆积出小山似的锯末。锯末在空气中漾开，散着芳香和树身里的潮气。场院的另一边，又整齐地码出一堆气势恢宏的新木头来：被切割好的板材。

    4

    在我看来，父亲的工具箱里，样子最为特别的一样工具是推刨。类似某样小动物的头，伸着下巴，竖着两只长耳朵。和其他工具不同的是，推刨的利刃藏在底端。比起锯子龇满獠牙的狰狞，推刨暗藏杀机。木匠抓着它的两个长耳朵，在木板上用力推过去，推刨头顶的嘴巴里立刻会卷出白生生的刨花。刨花在刀刃下像是疼得蜷住了身子，一朵一朵静静地落在木匠脚边。

    推刨一再推过，木头露出了光滑匀细的肌肤。父亲摸在这样的木头上的手是温柔的，他静静窥看那些逐渐清晰起来的木纹。木纹是木头体内神秘的符号，父亲粗糙的手轻轻从那些精美的木纹上摸过去，仿佛摸过去了木头的很多东西。父亲喜欢水曲柳的木纹。细密婉转的木纹，百般不同。我想，大约因为水曲柳常站在水边的缘故，看惯了流水，就把流水的花纹记进了心里。

    像爆米花一样，刨花美而虚空。在刨木车间里，我们在巨大而暄软的刨花堆里玩耍，刨花飞扬，香味四散。松木的气味果然和松子酷似；杨木刨花散发着淡淡的苦味，怪不得匠人们不用杨木做擀面的案板；青冈木气味清洁，很像它爽直的性格；柳木有着纤细的清香。面对我们再过分的嬉闹，匠人们的徒弟只会压低声音央求：尕师傅们，饶一饶吧。我们闹得更欢。木匠师傅与徒弟们而言，像父亲一样尊贵和严苛。我们的嬉闹不会打扰到木匠师傅，他们在徒弟面前始终保持着不为所动的沉默和严肃。在这样一个传承手艺的地方，工人们彼此称呼“师傅”。于是，在我们遍布工厂的城市，很多年，人们见面时，一直沿袭着“师傅”的称谓。木匠师傅们一丝不苟地做着手里的木活，父亲说过，别看我们这些老师傅没有文化，但个个都是工程师。规划稍有失误，就会浪费一块好端端的料。师傅们的帆布围裙口袋里永远装着一把卷尺，便于随时掏出来度量规划。徒弟们也学会了在耳朵根儿上插一根宽扁的红皮子木工铅笔。

    车间高大，顶棚是对角的大玻璃。高高堆起的木器挡住了正在干活的匠人。一缕缕光线里，漾着细细的木屑。老木匠的好手艺在这里派上了用场。这个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木器厂，集结了大批民间木匠。从小传承了木匠技艺的父亲对自己的手艺颇为满意，他说，在整个木器厂，他也算得上一个五虎上将。他聚精会神地凿卯眼，拉卯。他说，眼子和卯是一对冤家，卯大了，会撑破眼子，一块好木头就彻底费了；卯小了，做出的木活摇晃不牢靠。我于是知道，在学校，但凡屁股下的小木凳扭着身子吱呀吱呀乱叫，那是因为它没遇上父亲那样的好木匠。

    木器厂里大多是男人，打制好的木器最后要在油漆车间油漆。我问父亲，上油漆的应该是阿姨吧？父亲得意地说，油漆车间里女人是多一些，但还是打下手：抹泥子，涂底漆，真正好的油漆匠还是男人。他说，女人天天做饭，可有名的厨子有几个是女的？

    但在我看来，木器厂还是断断少不得女人，有一两个女人在旁边，男人们立马变得活跃起来，车间里不时爆出一阵一阵大笑，有时，父亲还会吼几声样板戏。和男人们穿着一样工作服的女人们也都粗鲁大方，和男人们一样说着荤话，甚至会集结几个女人去脱男人的裤子，木匠们在车间里被追赶得哇呀呀乱叫。

    5

    总有节外生枝的事。

    那年，木器厂发生了一件命案。

    一个周末，天色未明，大院的人们还在熟睡，突然有人大喊：“杀人了！厂里杀人了！”天色微明，窗外人影憧憧，我从梦里惊醒，吓得心惊肉跳。看门的倔老头被人杀了。他工作认真，目光警觉，我们总不得从厂门堂皇出入，但再狠毒的诅咒也不想有这样的恶报。小院里，父亲的木工房和工厂传达室一墙之隔，我坐在小凳上，长时间侧耳倾听，老爷子的女儿们凄切的哭声令我心碎。我总想起老爷子脸上闪现的少有的神情，“铃——”下班了，我勒进裤腰的汗衫里装满楸子，心虚地把手塞在父亲手里，跟着父亲要出厂门，老爷子堵到我面前，伸出手来，我忐忑地从怀里掏出几个青楸子放到他掌心里，老爷子笑着走开了。老爷子笑的时候，笑容满脸漾开，像荡开的水波纹。

    夜里，有人逾墙而入，想偷财务室保险柜里的钱。他想尽办法要砸开保险柜的锁子，老爷子听见了响动，但还没弄清真相，就被小偷迅速勒死了。小偷继续砸锁，不得逞，想砸破保险柜，还是不得逞。东方渐亮，小偷无奈，砸开大门上的铁锁，把保险柜搬了出去。——这一切都发生在与我家小院一墙之隔的地方。

    案件很快破了。是厂里一个学徒。他用架子车把保险柜推到黄河铁桥上，天色已亮，绝望的他把保险柜推入了黄河。

    勒死老爷子的正是他腰间坠满钥匙的那根绳子。

    是一个大案。隆冬时节，警笛呼啸，游街的卡车从木器厂门前经过，工厂的人们蜂拥而出，在死刑犯的卡车上，五花大绑的他背着打了红叉的牌子，脸色如黄表纸一般。

    他是父亲车间里一个老匠人的徒弟。

    徒弟们大致有两类，一类爱说爱笑，看起来机灵活泼，但做事浮躁，总不得匠人的心。另一类踏实寡言，但总有些笨拙。这个胖胖的徒弟与众不同，来自南方某个乡下，说话时带着浓浓的异地口音。他明朗聪慧笑声朗朗，能看懂师傅的任何一个眼色，并且吃苦肯干，手艺在众徒弟中高出一筹。他还是我们这些小孩子的朋友，用玉米秸秆和刨花给我们做滑稽的眼镜，偷偷给我们做有抽拉盖的木头铅笔盒。平日里，他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他的师傅后来说：小小年纪，睡觉总是梦魇，自己被自己吓醒。之外，事后，老匠人在这个徒弟的工具箱里发现了一样奇怪的东西，这样东西除了给包括父亲在内的几个老师傅看过一眼之外，他一直小心掩藏，不敢示人，唯恐给那位已经伏法的徒弟新增罪名。

    这位老匠人从此不再收徒。

    几年以后，老匠人们终于知道了，那个奇怪的枪械一样的东西竟然是木匠的工具，叫射钉枪。

    6

    那个案件给木器厂布上一片阴云，在杀伐气浓重的锯木场，切割木头的电锯斧头，狰狞巨大惊心动魄，但也要人操控。而小徒弟用一根细软的绳子就结束了看门老爷子的性命，这使得我的脑子好久转不过弯来，不能确定人到底是弱小还是强大。

    电锯依然轰响，厂里的人们依然忙碌。我们虽然可以比较自如地进出厂院，但天色稍暗时，因为害怕门房前那棵样子古怪在风中东倒西歪的老树，我们逾墙而出。

    父亲一步也离不开他的工具箱，他专心致志地做着衣柜的四个老虎爪子，斧头、锯子、凿子、锉刀、砂纸，挨个儿上场。他把木头爪子抱在怀里，长时间一动不动地精雕细刻。四个老虎爪子，要用去很多时日。大老虎用强健有力的四肢支撑着身体，父亲的家具——高大的衣柜，只靠着四个老虎爪子便威风凛凛地挺拔了起来。

    木匠的很多工序无异于女人手里的活计，心思的细腻和纤巧不亚于在布上绣花。家具成型后，装饰也是颇费心机。有漂亮木纹的塑料板出现了，人造的塑料板纤薄轻盈，放大和整合了各种木纹，像舞台上聚光灯打出的特写——心仪的东西加上了着重号。衣柜镜子四周，父亲精细地粘上这种塑料板材的边框，并且一丝不苟让上下左右的木纹呼应，仿佛那块镜子真的就是镶进了一整块有斑斓花纹的木料之中。还有精致小巧的沙发椅，绷沙发的布料是父亲精心挑选的黑红相间的方格帆布，座位四周，父亲匀匀地钉上去一圈泡泡钉子，闪闪发亮的钉盖儿，给椅座点缀了一圈亮晶晶的花边，很像欧洲骑士坐骑上雕花的马鞍。

    父亲的劳作一贯温情脉脉，与木头的关系显得亲昵和暧昧——这也成了我对各类匠人共有的感觉——匠人与工具与器物，有着绵密深厚难以诉说的温情。

    工具箱里，除了推刨，拟人化的工具还有羊角锤。木匠的羊角锤很精巧，这与它的用途有关，光滑的锤子用来往木头里敲击钉子，两只翘起的“羊角”用来矫正错误——羊角锤一弯头一抬头，羊角的夹角从木头里啃出敲歪的钉子。都是精细的活儿，虽然有着敲击的动作，但绝不似抡起斧头那般酷烈——手起斧落，利刃下的木头立刻显露肉身。光影下，羊角锤与木头的结合，很有些皮影戏的味道，这使得匠人对手里的木头有了情味。还有坚挺顽固的钻头，丝丝入扣、缓缓逼近，征服着即使性情最为倔强的木头，但它也有着婉约的麻花身子。

    7

    马路上开始盖起鳞次栉比的楼房，高大的楼房把我们畅阔的木器厂家属院压迫得局促逼仄。夜晚，脚手架上明晃晃的大灯泡照亮了工地，也照亮了我们大院。所有人都感到了周遭气势汹汹的变化。灯光里，孩子们满院子乱窜，心里涌动着莫名的激动。匠人们聚成一团，抽着烟卷，话题不再只是一成不变的木活和手艺。脚手架忽高忽低变幻着灯光，院中间的老槐树洒下一院子不安宁的碎影。很晚了，父亲还坐在我家小院的葡萄架下，叹息着他栽种了多年的葡萄树大约会寿命不长。

    果然，大院很快就要消失，家家开始忙着整理，准备搬进院外那幢就要粉刷一新的楼房。

    孩子们多么欢欣鼓舞。方便干净的楼房，独门独户，有厕所，有自来水，小窗户上挂上好看的绿绸子。夜晚，宁静安谧，窗外挂满星星。但总能听到父亲深深的叹息。父亲打制的家具在夜半发出“叭”“叭”的炸裂声，开裂的地方正是他精心对接黏合木纹的地方。满身的小口子，父亲心疼地摸着家具，感慨他的这些心爱之物因为接不到地气而受伤。那个高大的四个老虎爪的衣柜，在往我们住的五楼搬运时，父亲的四个徒弟满头大汗小心翼翼，还是崴伤了一只老虎爪子。

    我们住到了高高的楼上，脚下的木器厂一览无余，现在，它也开始变得局促不安了。

    惶惶不安的还有父亲这样的老木匠，世事变化那样迅捷，老匠人们做梦都想不到的新事物一样赶着一样。

    几年过去了。

    8

    嘭嘭嘭嘭，射钉枪的声音蒙蒙的，但坚定得有些霸道。父亲已经有多年不做木活了，有一日，他忽地想起老匠人那个杀过人的徒弟，小徒弟的工具箱里早早就放着射钉枪，原来，从外地来的他早早就见识了木匠的新工具，只是在严苛守旧的师傅跟前不敢拿出示众。新的组合家具和旧家具相比，脱胎换骨。组合的稳固和牢靠，全靠钉子。小徒弟工具箱里的射钉枪成了最风光最招摇的工具，任何一处打制家具的地方，远远地就能听见射钉枪欲盖弥彰坚定霸道的射击声。

    很多工具已无处可用，老木匠的工具一样一样被尘封在了工具箱里。

    父亲说，先前的木质老器物，甚至在木身里看不见一丁点儿金属锐器，包括那些高大威严的古殿堂，也全靠木楔子的卯合结构。金木水火土，金克木，果然成了木头的宿命。沉重的射钉枪，确乎像武器一般，匠人把它扛在肩上，将枪口紧紧贴在木头上，“嘭”，瞬间，钉子射入木头深处，没有丝毫犹豫。且那声音是密集的，机关枪一般扫过，木头上看不见一点钉子的身影，深深地嵌入，只留密集的微小的钉孔。没有硝烟，匠人也没有丝毫的疼痛和怜惜，枪械的声音高高掩过了钉子射进木头身体时木头的呻吟。

    父亲说，一定都是外地来的木匠，再说了，这哪里是在做木活，简直是在打仗。父亲的另一层意思是，本地的木工绝不会在老匠人面前如此飞扬跋扈。

    父亲说，那个勒死看门人的小木匠，其实就是第一批流入本地的外地木匠。

    更彻底的变化是，纯粹的木头越来越少了，铺天盖地而来的是用复合材料组合的家具。

    化学掺入了木头，原始的木头没了。木头的清香消失了，家具周围弥散的是浓重的化学气味。家具成了一模一样的复制品，没了匠人的性格，没了匠人的温存。复制不再需要天赋和创造，工人们按图索骥，像玩过家家摆积木一样，三拼五凑，一样家具就立在了面前。哪位木工还会像那些老匠人，像抚摸孩子的肌肤一样用掌心亲昵地摩挲这些复合板材呢？

    射钉枪何时体恤地想过，尽量少射一颗可有可无的钉子？

    木匠和木头没了直接的关系。

    木器厂萎缩了，厂门变得小而再小，再小也足够运出成摞的家具复合板材。如果不是那个写着厂名的模样沧桑的木头厂牌，人们几乎看不出这就是当年名噪一时的木器厂。场院里那个终日叫嚣的大铁锯没了，原木垛没了，大楸子树没了。车间成了精巧的楼房，里面只完成简捷的加工和组合。那个充满元气木屑飞舞清香四溢的大场院里站起了一幢幢楼房，木头们给人们让开了地方。

    木器厂和木头还有亲密关系吗？有一天，父亲一个过去的徒弟对父亲说了件匪夷所思的事：这么多年了，你也不去厂子里转转，现在，厂里的木头越来越少了，你猜一猜，人们每天睡觉离不开的床会变成什么样子？父亲一脸狐疑。——是水床啊，水和木头有哪门子关系？往一种柔软结实的材料里注满水，人躺在水床上，床彻底依从了人的身体，那个舒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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