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极端崇尚个人绝对权力，为了维护个人独裁，铲除政敌，从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晚期，他在苏联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后来变成了一场血腥屠杀。成千上万的苏联党军政和社会团体领导及骨干分子被逮捕，并在审判或根本未经审判便遭到杀害。斯大林的残酷清洗，使苏联出现了大面积的领导断层和人心的混乱，并因而直接导致了二战初期苏联红军的大溃败，短短几周内，数十万苏联红军成了纳粹德国的战俘。斯大林的清洗运动，给苏联人民带来了难以言喻的深重灾难。
斯大林清洗运动的序幕，是对基洛夫的谋杀。
基洛夫是苏共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党组织领导入，在列宁格勒坐第一把交椅。此人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但性格倔犟，为人好专断独行，因此得罪了不少人，树敌不少，其中不乏苏共高层领导，有些甚至是苏共政治局委员。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由于自然灾害和斯大林决策失误，苏联发生了严重粮食饥荒，一次在未报请莫斯科批准的情况下，基洛夫就白作主张动用了列宁格勒军区不动粮库的部分粮食，分发给工人。此事引起苏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密友和应声虫伏罗希洛夫极大不满。伏罗希洛夫指责他是“企图在工人中得到廉价声誉”。基洛夫则反唇相讥，说如果想要工人们拿出产品，那首先就得让他们填饱肚子。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伏罗希洛夫重提此事，曾受过基洛夫批评的另一位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在一旁给伏罗希洛夫帮腔，他引用统计数字说明列宁格勒工人的供给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目的是说明基洛夫在搞特殊化。但基洛夫愤怒地说，为什么不说列宁格勒工人提供的产品还多呢。本来就对“目无尊长”的他有些看不顺眼的斯大林也责问他，为什么列宁格勒的工人就该比别处的工人要吃得好些。基洛夫竟不识时务地顶撞道：“我认为早就该废除票证制度，开始好好养活我们的工：人了。”
基洛夫的无心之言，却被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的斯大林当成了对自己的挖苦和讽刺，他认为基洛夫是在暗示他的无能，因为在他的领导下，全国工人竟吃不饱肚子。
一九三四年夏，斯大林另一位密友、时任苏重工业人民委员、政治局委员的奥尔忠尼启则让列宁格勒的几位领导人到莫斯科汇报工作。列宁格勒的入来了，不知有意无意，他却又迟迟不予接见。这些人打电话向远在列宁格勒的基洛夫请示，基洛夫说既然人家没功夫听你们的汇报，你们也就不必搭哩他了。他让他们立刻返回列宁洛勒。这些人听了基洛夫的话，果然撇下奥尔忠尼启则，不打招呼就返回了列宁格勒。这件事被奥尔忠尼启则当成是基洛夫对自己的侮辱和篾视，于是他在斯大林面前告了基洛夫一状，说基洛夫教唆列宁格勒干部不听中央指示。斯大林要基洛夫对此作出解释，基洛夫却毫不客气地说：“我在列宁格勒工作，我需要我的工作人员在我身边，我的干部犯不着在奥尔忠尼启则的办公室里徒耗宝贵时光。”斯大林听了这话，认为基洛夫是在拉山头，搞独立王国，于是对他愈加不满。
基洛夫是苏联最有水平的领导干部之一，在他领导之下，列宁格勒成了全苏最活跃、最有影响和人们最向往的地方之一。由于他知人善任，乐意提拔重用愿意工作并且善于工作的人才，全国各地许多干部纷纷打报告，要求调到列宁格勒在“基洛夫同志领导下工作”。
斯大林一向认为苏联只能有一个领导权威，这个权威就是他自己，现在却有一个人的声望蒸蒸日上，与之比肩而立，甚至大有取而代之之势，这是他所决不能容忍的。由此，他对基洛夫就由反感发展到了厌恶和敌视。
在斯大林控制下，苏联许多事情都变得很教条，就连欢迎领导人时鼓掌时间长短都有严格规定。比如规定在全国性大会，欢迎其它领导人的掌声为二分钟，欢迎斯大林的掌声则长达十分钟。但是在一九三四年的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吃惊地发现，代表们鼓掌欢迎基洛夫的时间竟远远地超过鼓掌欢迎他的时间。这使他再次感到了基洛夫的威胁。
为了削弱基洛夫的影响，斯大林下令把他调到莫斯科工作。斯大林知道，如果说基洛夫是一条鱼，那么列宁格勒就是水。离开了列宁格勒，基洛夫就会像希腊神话中的勇士安泰离开了大地母亲，变得无能为力。但是斯大林看出了这一点，基洛夫自己却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借口还有许多已经开始的重要工作需要他继续做完，赖在列宁格勒迟迟不肯办调动手续。这样一来斯大林愈加认定他心里有鬼。现在他认为非得摆平基洛夫不可了，否则的话，任他“胡闹”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摆在斯大林面前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将基洛夫撤职，但这需要借口，他知道这种借口不太好找，因为基洛夫的工作成就有目共睹，而且基洛夫是政治局委员。按规定，要将一个政治局委员撤职须经过一系列繁杂手续，斯大林是个急性子，颇不耐烦，另外，他独断专行惯了，也不喜欢受人拘束。其次，他可以让人“检举揭发”基洛夫的反党言论，指控基洛夫是托洛茨基分子，但这里面有个困难，因为前不久官方刚刚宣布过，说在他的亲自领导下，苏共已清除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党集团，他自己也在公开场合多次宣称，清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党集团后，党已变得空前团结和纯洁，如果在这种时候突然又“揭发”出一个托洛茨基分子，而且是个像基洛夫这样的大家伙，那无异于是在世人面前自己打自己嘴巴。
两条“文”路都走不通，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一条“武”路可供选择了，那就是除掉基洛夫。从肉体上消灭敌人，是斯大林最喜欢的办法之一。这种办法简单干脆，而且十分有效，用这种方法除掉基洛大，不但可以消除基洛夫本人的威胁，另外还有一个意外的好处，那就是他大可以将杀害基洛夫的罪名栽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一干反对派身上，然后理由十足地清除他们。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是对他独裁统治的巨大威胁，他早想除掉他们了，只是一直苦于找不到适当的机会和借口而已。现在他看到机会了。
以斯大林的身份地位，要除掉一个小小的基洛夫，按理说应该是易如反掌，但世上事往往不可以常理忖度的。比如在基洛夫这件事上，斯大林一度就倍感力不从心。作为苏共政治局委员，基洛夫受到严格保护，常人是难以接近他的，更甭说刺杀了。如果从上面派一个人去。那倒是很容易保护，常人是难找着机会干掉他的，不过这样一来，万一事机不密，就会引火烧身。以基洛夫的声望，斯大林忖度来忖度去，还是不敢冒这个风险。
最后他觉得最好还是将这个任务交给内务部列宁恪勒分局办，那些人有经验，又有充分机会接近基洛夫。惟一的障碍是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局长梅德韦季，此人是基洛夫救过命的朋友，他肯定不会对自己的好友下手的，所以，要除掉基洛夫，第一步就先得搞掉梅德韦季。
斯大林将搞掉梅德韦季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心腹同时也是内务部负责人和苏联秘密警察头子的亚戈达办理。亚戈达这时还不知道领袖想干什么，以为领袖只是想控制列宁格勒的秘密警察，于是借机讨好，委派斯大林的密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乌克兰分局局长叶夫多基莫夫接替梅德韦季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局长的职务，而把梅德韦季调往明斯克。此事为基洛夫所知，他极力反对，亲自出面同斯大林交涉，在斯大林面前告了亚戈达一状，说亚戈达未经他同意就擅自调动他的主要干部。斯大林心里有鬼，不敢说这是自己的意见。他担心如果坚持用叶夫多基莫夫取代梅德韦季，会引起基洛夫的怀疑，只好命令亚戈达作罢。
出师不利，非但未使斯大林有丝毫气馁，相反却使他除掉基洛夫的心情更加急迫了，他干脆将自己的打算和盘托给了亚戈达。亚戈达一听领袖如此信任自己，岂可不尽忠诚，他立刻将自己的心腹、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副局长扎波罗热茨推荐给斯大林。他担心如果由自己把刺杀基洛夫的事托付扎波罗热茨，扎波罗热茨会没有胆量去做，因为基洛夫毕竟非等闲之辈。斯大林听他说得在理，就亲自召见了扎波罗热茨，当然是秘密的，当面向扎波罗热茨布置了刺基一事。
扎波罗热茨亲领领袖指示后，马上认为这是个自我表现的难得机会。他回到列宁格勒，立刻通过一个手下，找到了一个叫尼古拉耶夫的人做杀手。尼古拉耶夫曾是苏共党员，囚犯错误被开除了党籍，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被党清除的人是不可能找到工作的，谁敢冒政治立场不坚定的风险呢？尼古拉耶夫全家的生活因此陷入了绝境，他在走投无路之下，一心想制造点政治事件，最好是杀一个大人物，来表明自己对现行制度的不满和出口鸟气。他选中的行刺目标是列宁格勒监察委员会主席，他认为正是这位监察委员会的狗屁主席，该对他被清除出党一事负责。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扎波罗热茨。扎波罗热茨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和尼古拉耶夫一样，对现实感到失望满腹牢骚的工人。认识尼古拉耶夫以后，扎波罗热茨经常和他一起喝酒，一起发牢骚，并且时不时在经济上接济他，很快尼古拉耶夫就把他当成了一位知心朋友。扎波罗热茨等时机成熟，就开导尼古拉耶夫说，杀一个无足轻重的监察委员会主席有什么意思，要搞就应该搞一个大人物，比如苏共政治局委员、党在列宁格勒的领导人基洛夫，就是一个再奸不过的目标。等尼古拉耶夫被他刺激煽动得无法忍耐之后，他给尼古拉耶夫搞来了行刺用的手枪，还给他搞来了一张进入基洛夫办公地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的通行证。
这一天，尼古拉耶夫把手枪装在一个黑色皮包中，皮包里还装首一个写满反动言沦和行刺计划的笔记本，他挟苦皮包向斯莫尔尼宫走去。他顺利地通过了第一道关卡，但是随后一个好管闹事的警卫拦住了他，并从他包里搜出了手枪和笔记本。他遭到了逮捕，被关进了监狱。
扎波罗热茨工作不细，出了这样大的一个纰漏，遭到了亚戈达的巾斥。扎波罗热茨希望将功补过，他想办法把尼古拉耶夫从牢里救了出来，并很快安排了第二次行动。这次他可不敢再马虎大意，准备工作做得十分仔细，该想到的地方都想到了，以确保万无一失。作为一个秘密警察的头儿，扎波罗热茨是了解斯大林的，要是再次把领袖惹恼了，前途不前途的尚是小事，自己脑袋搬家也是小事一桩，只怕一家老小也得跟着完蛋。现在他已不敢想什么升官发财了，只要平平安安帮领袖把事办了，他就谢天谢地了。
斯莫尔尼宫的警卫和墓洛夫本人的警卫工作均是由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负责的，由于扎波罗热茨做了周密安排，尼古拉耶夫这次顺利地走进了斯莫尔尼宫。这回没人拦他了。他提着装有手枪和笔记本的黑色皮包，径直来到斯莫尔尼宫会议厅外等候，那里正在举行党的州委会议，会议主持人正是基洛夫。扎波罗热茨预先就打听清楚了这次会议的情况。
一个叫鲍里索夫的工作人员见他来了，就配合默契地喊基洛夫出来听电话，说是克里姆林宫打来的，当基洛夫走出会议厅，返身掩门的时候，坐在会议厅门口等候的尼古拉耶夫站了起来，从容拔枪朝他开了火。只一枪就把他打死了。当开会的人们听见枪声跑出来时，发现基洛夫倒在血泊小，在他旁边，还躺着一个昏迷不醒的陌生人，这个陌生人身边不远处丢着一把手枪。除此而外，走廊里空空荡荡，一个鬼影子也没有，本该呆在会议厅外等候基洛夫的警卫人员，都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基洛夫被歹徒刺杀的消息传列莫斯科，大家都极为震惊。斯大林尤尤其“为党失去了一个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儿子”感到“悲愤”。他立刻决定要亲自赴列宁格勒调查事件“真相”。
这时扎波罗热茨再次将事情搞糟了。本来如果他理智的话，任务完成之后，他就应当尽量避免与尼古拉耶夫见面才是，但当他听说领袖将亲自到列宁格勒来调查时，为了在领袖面前邀功，他竟头脑发昏列想亲自提审尼古拉耶夫。虽然他戎装齐整，板着面孔，但是尼古拉耶夫在审讯室与他照面的一刹那，就一眼认出了自己这位“工人朋友”，他不由惊呆了，马上就意识列自己落人了一个阴险的圈套。
扎波罗热茨用尼古拉耶夫的家属当筹码，要尼古拉耶夫供出“幕后主使”，他预料尼占拉耶夫会在自己面前跪下来，苦苦央求他于下留情。谁知当尼古拉耶夫明白自己落入圈套后，却更加激发起了他邪癖的性子，他豁出去，非但不吃这一套，反而举起椅子追打扎波罗热茨，吼叫得活像是个从地狱来的追命鬼。扎波罗热茨见势不妙，吓得赶紧逃之夭夭。
为了防止尼古拉耶夫自杀，无法给领袖交账，扎波罗热茨命令把他关进了一间四壁包裹着层层棉垫的单人牢房。
斯大林来到列宁格勒后，先挨个召见了当时在斯莫尔尼宫参加州委会的人员，问他们对基洛夫遇害一事都知道点什么，这些人都是久经宦海沉浮的机灵鬼，早看出情形有些不对头，为避免惹火烧身，均摇头说对此事一无所知。只有一个入提到现场没有看到基洛夫的警卫员，而他们本该在场的。斯大林对他们的回答很满意，一颗悬着的心稍稍放了下来。随后他亲自审问了尼古拉耶夫，他问尼古拉耶夫为何要杀害基洛夫。尼古拉耶夫“大义凛然”地说，他跟基洛夫无怨无仇，并不是朝基洛夫开的枪，而是朝党开的枪。斯大林问他哪儿来的枪械。要知道斯大林制度下的苏联，对枪械控制十分严格，一般人是弄不到枪械的。
尼古拉耶夫听了他的话，冷笑着让他去问扎波罗热茨。斯大林见他竟搬出扎波罗热茨来，不免心下发虚，不知他到底掌握了多少情况，于是不敢再问下去，生怕问出一堆狗屎来，无法脱身。他令人将尼古拉耶夫带下去，随后召见了扎波罗热茨。扎波罗热茨给领袖干了这么件大事，以为就算没有什么奖励，怎么也该得到领袖几句好话吧，所以春风得意地来到领袖面前。谁知领袖一见面，就劈头盖脑将他骂了个狗血喷头。扎波罗热茨顿时就蔫了。其后的一些日子，他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领袖会如何处理自己。
按斯大林的命令，基洛夫的遗体被运到莫斯科，斯大林给了他极高的评价，并为他举行了隆重国葬。许多送灵的群众洒下了悲痛的泪水。
斯大林本拟公审尼古拉耶夫，让尼古拉耶夫按他的意思，在法庭上当众供出杀害基洛夫的幕后主使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它一千反对派的。不料尼古拉耶夫就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他见状不敢造次了，害怕万一尼古拉耶夫在法庭上当众讲出真相，会使自己一手导演的闹剧无法收场。
但是，作为苏共政治局委员、党在列宁格勒的头号领导人，基洛夫是受到严格保护的，以尼古拉耶夫，一人之力，一个被开除党籍走投无路的流氓，显然是不可能有机会接近他并且杀害他的。因此社会上对基洛夫的死因出现了许多猜测，流言蜚语像污水一样四处横流。
这些议论传到斯大林耳朵里，使他感到很紧张，匆匆指示亚戈达宣布杀害基洛夫的是一群从国外潜进苏联内的白卫分子，尼古拉耶夫只不过是他们的工具而已。这条消息上了报。几天之后，报上又宣布，组织杀害基洛夫的白卫分子一共一百零四名以及直接行凶者尼古拉耶夫已全部被处决。不久，人们从报纸上又得知，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副局长扎波罗热茨和局长梅德韦季由于失职，分别被判处了二年至三年的徒刑。但报纸上没有说，对这两人的判决并未实际执行，他们被另行安排工作，调到西伯利亚去了。
现在看来，这两个人真够幸运的，尤其是扎波罗热茨，大概此时斯大林尚未杀红眼，竟然破例大发了一回慈悲，饶了他们一命。检查斯大林的历史，让掌握着自己重大秘密的知情者活着离去，这可是绝无仅有的事。
与此同时，在斯莫尔尼宫喊基洛夫从会议厅出来听电话的鲍里索夫以及介绍扎波罗夫与尼古拉耶夫认识的人也都遭到了处决，处决是秘密进行的，人不知鬼不觉，他们死得无声无息。
杀的杀了，流放的流放了，斯大林这才吁了一口气，心境慢慢平静下来。
危险甫过，一箭双雕的想法又忍不住浮上他的心头，并越来越使他觉得心痒难搔。
其后不久，苏联报纸上出现了一种说法，说杀害基洛夫的阴谋是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指使下进行的。斯大林随即组织了一个秘密军事法庭，着手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进行审判。但是直到此时，仍没有一个人意识到，他们的领袖正在变成一个令人即使梦中见到也会忍不住打上一个哆嗦的嗜血恶魔。老布尔什维克们纷纷遭到逮捕。
基洛夫的遇害，使斯大林有了一个对政敌进行清洗的理由，但仅有这一个理由显然还不够，因为他要清洗的人有一大批，而一个谋杀案，即便是谋杀像基洛夫这样的大人物，也是用不着那么多人来策划的，而且既是见不得天日的谋杀，知情者当然越少越好。这是常识。
这样他就需要寻找另外一个理由，一个足以使他即将开展的清洗听上去那么名正言顺的理由。而最方便的理由，莫过于“制造”出一个“反党集团”和一个“反革命地下组织”。这样，就可以将他的所有政敌一网打尽。
在这方面，斯大林是个行家里手，驾轻就熟。他一下就想到了托洛茨基，和以往一样，每当他需要一个“敌人”，而这个“敌人”一时半会又找不到的时候，他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托洛茨墓。从这方面来说，他心里应该是很感谢托洛茨基的，因为托洛茨基省了他许多事，使许多本来挺复杂的事情变得异常简单。
在苏联揭露出一个“反党集团”和“反革命地下组织”的消息上了报纸，说，这个“反党集团”和“反革命地下组织”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是目前流亡国外的托洛茨基。杀害基洛夫的阴谋就是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手策划的。
托洛茨基是个老布尔什维克，在苏共历史上，他的资历几乎与列宁的资历一样老。他曾参加过——九O五、一九一七年两次革命的领导工作，在苏共党内享有崇高威望。一九二一年列宁逝世后，他成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有力争夺者，当然，同时也就成了时任苏党中央总书记的斯大林的眼中钉肉中刺，而且斯大林还有一个极不利的条件，就是列宁在遗嘱中曾公开嘱咐同志们把他从党中央总书记位置上拉下来（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卷），而托洛茨基却受到了他的热情赞扬。可以说，托洛茨基一日不除，斯大林便一日不安。托洛茨墓先是遭到了逮捕，被流放于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九二四年被驱逐出境。
一旦确定了行动计划，斯大林反而沉下气来了。他有条不紊地做好了大清洗的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包括组织上的和法律上的。以前他曾进行过几次清党，——九三五年他再次组织清党，借口更换党证，但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的党证交上去后就没再发下来过，斯大林就这样将他们赶出了党内。随后，他解散和取缔了老布尔什维克协会、政治苦役犯和流刑移民协会以及一切他看不顺眼的群众组织，许多老布尔什维克遭到逮捕和判刑，并在后面的大清洗中遭到曙杀。那些早在秘密警察监控下的有不良倾向的共青团员也纷纷遭到了逮捕，有好几千人被送人了设在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集中营，另外，还有几万名青年男女，由于被怀疑不忠，也一一被从中心城市驱逐出去，遣送到荒凉边陲“建设社会主义新乐园”。
一九三五年苏联政府颁布了一部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法律条文，其中有条规定是，十二岁以上儿童对于所犯各种罪行，应负与成年人相同的责任，直至被判处死刑。这部法律颁布后，在世界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苏联因此受到世界舆论的强烈抨击，被指责为不人道。斯大林制定这部法律条例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对付那些冥顽不化的老布尔什维克，但当时人们并未意识到这点，直到数年之后，人们才逐渐看清了他制订这部法律的真实目的。后来的事实一再验证了斯大林的先见之明，“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对亲人可能遭受迫害的恐惧，成为瓦解老布尔什维克精神武装的最有力武器，其作用远远超过了任何刑罚。难怪有入讥讽地说，在搞迫害方面，斯大林是个天才。
为了塞住世人的悠悠之口，斯大林指示假戏真做，亚戈达奉命找来三个人作为苏国内的反党集团和反革命地下组织与他们远在国外的领导入托洛茨基之间的联络人，或者说信使，在法庭上对被告们进行指控。这三个人分别叫戈尔茨曼，皮达可夫和罗姆。这三个人都是从被告中挑出来的，他们从亚戈达那里得到许诺，只要他们听活，他将保证他们性命无忧。
为了保全性命，这三个人果然都很听话，分别在法庭上对其余被告做出了托派分子的指控。其中戈尔茨曼还供认，一九三二年他利用公出之便，曾与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一家叫做“布里斯托尔”的旅馆大厅里见过面，然后在谢多夫带领下谒见了隐居于哥本哈根郊区的托洛茨基，奉命将阴谋组织的一份报告和今后的联络密码交给了托洛茨基。
戈尔茨曼的供词在报纸上登出后，托洛茨基立即在国外发表声明，称戈尔茨曼一派谎言，他让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问问戈尔茨曼，他是持什么护照、用什么名字进入丹麦的。维辛斯基知道，按丹麦有关规定，所有进入该国的外国人，护照和名字都必须登汜在册。他知道一查就会露馅，只好装做没听见托洛茨基的挑衅。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法庭将全体被告都判处了死刑，宣判次日就执行了判决。亚戈达违背了诺言，将戈尔茨曼等人和其它被告一齐枪毙了。之所以如此匆忙地将戈尔茨曼等人枪毙，大概是因为斯大林和维辛斯基都知道，这些人的法庭供词的确都是一派谎言，将戈尔茨曼等人一毙，死无对证，人们就无法戳穿他们的谎言了。
然而谎言就是谎言，只要是。谎言，总有被戳穿的时候，而且这次来得还特别快。就在戈尔茨曼等人被枪毙不到一个星期，即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丹麦一家报纸就登出了一条爆炸性新闻，说经调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根本就没有一家叫做“布里斯托尔”的旅馆。从前是有的，但那家叫“布里斯托尔”的旅馆一九一七年就拆除了。他们大声问道，戈尔茨曼或者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怎么可能在一家已拆除了近二十年的旅馆的大厅里接头呢？
这一消息立刻被世界各地报纸所转载，并立刻引起了公众对第一次莫斯科审判真实性的怀疑。由此，许多人认为被告们遭到了陷害，他们是被人用一些捏造的和虚假的罪名处死的。这是一场真正的卑鄙的阴谋。一时之间审判成了众矢之的。尽管做了精心策划和周密准备，审判和自己却还是变成了全世界的笑柄。斯大林不由气急败坏，他严令亚戈达查出问题出在哪儿。
亚戈达连忙组织人员进行调查，甚至派人专程跑到哥本哈根，看看到底是不是有一家“布里斯托尔”旅馆，这家旅馆是否真像报上所说，早在二十年前就拆除了，或许这又是敌对分子在存心给苏联和斯大林抹黑呢。
经过一番紧张的内查外调，才发现差错原来出在内务部一名工作人员的麻痹大意上。当初，负责从“技术方面来准备审判”的内务部秘密政工管理局局长莫尔恰诺夫，向专门负责收集国外情报的外交部第—·管理局求援，希望他们给自己提供几个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旅馆名单，以便从中挑出一个来做为戈力；茨曼与托洛茨基的儿子的“见面”地点。为了避免有关人员产生怀疑，因为不久共小的一家旅馆将会随同戈尔茨曼的供问一起出现在报纸上，他同时还让对方提供了一些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旅馆名单，他认为这样外交部人员就会以为他要旅馆名单，是在为即将派列国外公干的内务部人员准备住宿。该局接到他的要求后，遵嘱给了他一批哥本哈根和奥斯陆的旅馆名单。巧的是其中奥斯陆也有家旅馆叫做“布里断托尔”，与二十余年前已被拆除的哥本哈根的“布尔斯托尔”旅馆的拼写一模一样。莫尔司诺夫的秘书在整理这份旅馆名单的时候偏偏抄错了，把奥斯陆的“布里斯托力”“搬”到了哥本哈根。无巧不成书的是，上级却又偏偏选小了这样一间早被拆除了旅馆当做戈尔茨曼与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的接头地点。正是这一连串令人匪夷的巧合，才使一场经过精心准备、看上去天衣无缝的庄严审判变成了一场令人嗤之以鼻的闹剧，有人认为这不是巧合，而足天意使然，是斯大林自己把自己弄得天怒人怨。
这些都是题外话。当时斯大林觉得仅有戈尔茨曼等人的供词还不够，因为戈尔茨曼这些人名不见经传，他们的供词分量未免太轻，难以使人相信。为了把审判工作做得“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中央书记处书记叶若夫上马了。在他领导之下，由莫尔恰诺夫具体承办，不久就又“挖”出了三个“阴谋组织成员”。这三个阴谋组织成员分别叫做奥利别尔格、赖因霍尔德和田克尔。
奥利别尔格是内务部密探，成为“阴谋组织成员”前，他正奉命以教师身份做掩护，在高尔基师范学院探察情报，因为据说这个学院出现了一些反对斯大林的学生秘密团体。
要一个前内务部密探在法庭上做出不利于被告的虚假供词是毫无困难的，因为斯大林花钱豢养他们，本来就是准备让他们替自己干这些事的。奥利别尔格是拉脱维亚人，此时的拉脱维亚尚未加入苏维埃联盟，拉脱维亚人在苏联人眼里，都是外国人，而且他拿的是洪都拉斯护照。这样，他在法庭上就有了如下“供述”。他说他之所以来到苏联，是受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的委托，来刺杀斯大林的。他说已与苏国内的许多托派分子建立了联系，说他们计划在“五一一”庆祝游行时，当斯大林站在列宁陵墓上检阅游行队伍的时候，用手枪或者炸弹杀死他。为了使他的话听上去更像是真的，莫尔恰诺夫还给他准备了一对化学家兄弟。这对兄弟姓贝霍夫斯基，他在法庭上供认，贝霍夫斯基兄弟的任务，就是负责制造刺杀斯大林的炸弹。
至于赖因霍尔德，这是个很有才干的人，加之与苏财政人民委员索柯里尼柯夫有亲戚关系，所以官运亨通，二十九岁时就成了同法国谈判的苏经贸代表团成员，并被任命为财政部总务委员会委员，被捕时他已官至苏棉纺工业总会管理局局长。斯大林之所以选中他，是因为他与加米涅夫有很深的私交，又是索柯里尼柯夫的亲戚，而这两个人都是斯大林重要的清洗对象。
赖因霍尔德少年得志，并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开始他坚决不承认强加于自己的所谓罪行。莫尔恰诺夫虽与他是老朋友，但凶残的本性和在领袖面前评功摆好的强烈欲愿使他并不因此就对自己的老朋友稍加怜悯。他威胁赖因霍尔德说，只有认罪并揭露同伙如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等人的罪行，才能保住他的性命。赖因霍尔德对他的威胁嗤之以鼻。莫尔恰诺夫见他不听劝，对他动了刑，他想用鞭子使对方屈服，谁知却弄巧成拙，鞭子非但没有弄垮赖因霍尔德，相反却使他更加桀骜不驯。
莫尔恰诺夫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他伪造了一份盖有内务部鲜红大印的内务部特别会议决定，该决定说，鉴于赖因霍尔德积极参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经讨论决定将其枪毙，家属流放西伯利亚。他将这份伪造的内务部特别会议决定给赖因霍尔德看，同时又以老朋友的身份劝对方认清形势。他劝赖因霍尔德给叶若夫写份赦免申请，请求党重新审理自己的案件。赖因霍尔德对这份盖有内务部大印的伪决议信以为真，就听从莫尔恰诺夫的劝告，真给叶若夫写了份赦免申请。
稍后，莫尔恰诺夫告诉他，叶若夫已接受他的申请，同意赦免他及他的家属，不过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他必须帮助党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匪帮的罪行，否则的话，内务部特别会议决定仍将执行。
赖因霍尔德似乎直到此时才明白过来胳膊扭不过大腿，就也提出了一个条件；要他揭露托季匪帮的罪行可以，不过必须有一位党中央代表当面向他宣布，党认为他没有犯任何罪行，只是党的利益需要他做出这样的招供。莫尔恰诺夫警告他不要跟党讲条件。赖因霍尔德坚持非这么着不可，否则决不妥协。莫尔恰诺夫请示亚戈达是否该接受赖因霍尔德的要求，说他本人意见倾向于接受。他遭到了亚戈达的申斥，亚戈达不许他与赖因霍尔德这样一个小人物讨价还价。亚戈达相信，只要让赖因霍尔德在死亡线再多挣扎一会儿，他的意志就会被摧垮，他就会举手投降。
但是赖因霍尔德的意志竟出乎意料地坚强。随着时间一天天逝去，斯大林越来越不耐烦，屡次三番催问进展，对他们“一群狼竟然对付不了一只羊”感到“吃惊”和“难以置信”。见领袖恼了，亚戈达才不敢再跟赖因霍尔德比意志和耐性了，他接受了赖因霍尔德的要求。不久，叶若夫亲莅狱中，以党中央书记的身份告诉赖因霍尔德，为了证明他自己的无罪和对党的无限忠诚，他必须帮助党揭露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反党阴谋。
赖因霍尔德觉得，叶若夫此话实际上等于否定了莫尔恰诺夫起初对他的指控，这样一来，他就认为自己不再是作为犯人在做招供了，而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帮助内务部，也就是帮助党，揭露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阴谋分子的罪行。之所以继续保持“被告”身份，只是党的利益的需要。从此，他一反常态，对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集团的阴谋变得空前热心起来，其积极性甚至连莫尔恰诺夫都自叹不如。也许他早有此心，现在机会来了，他就决不肯放过了。
在随后的一些日子里，赖因霍尔德不但供认了自己是托季反党联盟的一分子，曾企图杀害斯大林，而且供出了从加米涅夫到列宁逝世后曾担任过苏联政府首脑的李可夫以及原政治局委员、苏共党内第一大理论家布哈林以及原政治局委员托姆斯基等一大串大人物，他说这些人都是托季反党联盟的成员或同谋。他的供词经斯大林审阅后，稍做增删，就发回了内务部。这份供词成为随后举行的大审判的重要证词之选中皮克尔，是因为他曾主持过季诺维也夫秘书处的工作，被捕时，他是莫斯科室内剧院院长。此人善舞，性格活泼，讨人欢心，能诗能文，是苏作协会员，是莫斯科社交界的宠儿，与高层有广泛交往。被捕后，他的许多高官朋友都曾为他说情，只是当他们得知此事背后有斯大林的背景后，才吓得退避三舍。
此人是个玩客，不像那些老布尔什维克具有坚定信念和因坚定信念而来的坚强意志，所以在得到亚戈达的许诺和一些朋友劝说后，他很快就同意与内务部合作了。亚戈达答应他，只要他积极揭露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反党集团，那么，无论法庭对他作出什么审判，他保证都不会实际执行。事后，虽然他必须离开莫斯科，但他将会成为伏尔加河畔某个正在筹建中的大型工程的负责人，作为一个玩客，皮克尔缺乏坚定信念和坚强意志，但作为一个泡受俄罗斯优秀文化遗产熏陶的文人，他又良知未泯。所以他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他只同意揭露已被内务部掌握的那些人，换句话说，他只同意揭露那些已被揭露出来的那些人，他可以丰富对这些人的指控材料，使法庭对这些人的审判更有理有据，但对于内务部尚未掌握的人，他却不肯“揭露”。
就目前来看，被“揭露”出来的人已经够多了，光是处理这些已被“揭露”出来的人，“理由充足”地将他们尽快判刑，已能暂时满足领袖的嗜血欲望，所以亚戈达没跟皮克尔纠缠，非要他再“揭露”谁不可。
但是仅有戈尔茨曼、皮达可夫和罗姆三个小人物，再加上奥利别尔格、赖因霍尔德、皮克尔三个大人物的供词还不够，因为还缺少一个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只有补充了这个中间环节，才能形成一个环环相扣、使人找不出破绽的完整的证词体系。
亚戈达将完善这个证词体系的任务交给了莫尔恰诺夫。莫尔恰诺夫抓了一些人，又从各地监狱、集中营在押犯人中挑了一些人。要使这些在折磨和恐吓中变得精疲力尽的无名之辈就范，对莫尔恰诺夫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
终于，一切准备工作皆已就绪，斯大林觉得不必再折磨自己的耐心了，于是按照预先列好的黑名单，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全国各地，从城市到乡村都被弄得鸡飞狗跳。大批“人犯”被络绎不绝地送到莫斯科，他们将作为被告参加大审判。斯大林有的是办法让敌人投降斯米尔诺夫是位老资格的革命家，曾担任过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和苏邮电人民委员，他是列宁遗嘱的最坚定执行者之一，曾强烈要求按照列宁的嘱咐，将斯大林从党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拿下来，因而成了斯大林的死敌。此君可说是命运多舛。二十年代中期，斯大林曾找茬将其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虽一度恢复其党籍，但旋又将其逮捕流放，并于一九三三年投入监狱。
由斯大林划圈，亚戈达、莫尔恰诺夫等人挑选了七个人做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的核心成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斯米尔诺夫。有人就此提出疑问，说斯米尔诺夫从三十年代初期起就在坐牢，他怎么可能领导狱外的恐怖活动？那儿，戒备森严，犯人未经允许，是不可能与外界发生仟何接触的。斯大林不是不知道此言有理，但是强烈的报复欲望战胜了他的理智。他让亚戈达“发挥想象力”。亚戈达自感缺乏这样的想象力，就将事情转交内务部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处理。斯卢茨基果然用了许多“富有想象力”的办法，想使斯米尔诺夫就范，均遭失败。斯米尔诺夫的冷嘲热讽几乎使他下不来台。斯米尔诺夫让他证明他们对自己的指控，斯卢茨基强词夺理地说，我们不是要证明什么，而是政治局希望你自己招供。斯米尔诺夫嘲弄地说，那就让找到法庭上去招供吧。斯卢茨基劝他别做梦，如果他不合作，根本就甭想得到上法庭的机会。
斯米尔诺夫听出了这句话的弦外之音，这就是说，如果他拒绝与他们合作，他们也许会像捏死一只老鼠似地捏死他，他会成为又一个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踪者”。在斯大林时代，这样的失踪案每天都会发生数百起，人们已见怪不怪了。但是他并不觉得害怕，自从一九三三年被斯大林投进监狱的那一天起，他就在准备着这一天了。
然而斯大林竟不愿让他无声无息地“失踪”，他太想让自己这位死敌低头了，以便享受“报复的愉快”了。他让斯卢茨基告诉斯米尔诺夫，只要他在法庭上承认自己的罪行，他就可以保住他的性命。斯米尔诺夫与对方打了多年交道，早看透他是个口是心非的人。他对斯大林的话不屑一顾。
斯卢茨基受到斯大林的强大压力，他又反过来将这种压力施加到斯米尔诺夫身上。为了整倒斯米尔诺夫，他弄来了对方的一个老部下姆拉奇科夫，他让姆拉奇科夫劝说斯米尔诺夫在法庭上作出政治局所需要的供词。姆拉奇科夫苦口婆心地劝告斯米尔诺夫，对斯米尔诺夫说，连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低头认罪了，你还强硬个什么幼儿呢？斯米尔诺夫说，我决不用诋毁自己来讨好斯大林。姆拉奇科夫担心完不成“劝降”任务会受惩罚，就翻脸说，那你就别怪我了，我已将自己完全交给党支配了，你小心我在法庭上指控你。斯米尔诺夫鄙夷地说，我早就知道你是个胆小鬼。
他的话极大地刺伤了姆拉奇科夫，姆拉奇科夫感到无地自容，只好用咒诅来发泄对斯米尔诺夫的仇恨。
斯卢茨基见斯米尔诺夫态度强硬，于是干脆抛开他，直接就用姆拉奇科夫的指控写了一份材料。姆拉奇科夫在材料中指控说，一九三二年他曾参加过一次秘密会议，在这个会上，正是斯米尔诺夫建议同季诺维也夫分子联合成立一个组织搞恐怖活动。
斯大林一心巴望的就是让斯米尔诺夫公开出乖丢丑，而姆拉奇科夫的证词未免太虚，他知道仅凭这份空洞的证词，是不足以将斯米尔诺夫送上法庭并使他认罪的。
斯卢茨基只好另外想办法，以便按领袖的要求，将“材料搞得无懈可击”。不久，有些“朋友”来狱中探监时顺便告诉斯米尔诺夫，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已答应斯大林的条件，除承认自己罪行外，并分别正式指控了他的罪行。斯米尔诺夫让斯卢茨基层出不穷的花样搞得精疲力尽。他明白仅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是抵抗不住斯大林这部大车的。就在他为自己是否该向斯大林屈服，以便换得几天清静犹豫不决的时候，斯卢茨基又给了他一次沉重的打击。斯卢茨基搞来了他的前妻萨福诺娃的一份声明。萨福诺娃在声明中指证说，从一九三二年底，斯米尔诺夫就从托洛茨基那儿接受了“进行恐怖活动的指示”。
后来查明，萨福诺娃这份声明是在内务部的威肋下写的。内务部向她保证，只要按照他们的意思写一份指控斯米尔诺夫的声明，她就不但能够救自己，而且能够救她的前夫一命。但是当地写完声明后，他们却又出尔反尔，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要她到狱中去说服斯米尔诺夫。作为一个孤立无援的女人，萨福诺娃是无法抗拒得了内务部这部庞大的国家机器的，她只得认命。
当斯米尔诺夫看见萨福诺娃那张苍白憔悴的脸庞时，顿时就明白了，自己只能向斯大林低头，让对方享受那渴望已久的“报复的愉快”了。如果他依然固执己见，那他不但会毁了自己，而且肯定也会毁了萨福诺娃。眼前这位泪水涟涟的女人虽然只是他的前妻，但他也不想连累她，自己好歹是个男子汉呐，斯米尔诺夫终于决定向斯大林屈膝。他告诉斯卢茨基，要他投降可以，不过有两个条件，一是他只承认自己的罪行，二是不得连累萨福诺娃。他说，如果不答应他的条件，那就让斯大林看着办吧。
斯大林了解斯米尔诺夫，他担心不答应对方的条件会将事情搞僵。他答应了斯米尔诺夫的条件，但同时附加了一个条件，就是斯米尔诺夫除了承认自己的罪行外，还必须揭露托洛茨基的罪行。托洛茨基远在国外，而且斯大林扣在他身上的屎盆子已够多的了，也不在乎再多一个两个。于是，斯米尔诺夫同意“揭露”托洛茨基。斯大林从来不受任何人的要挟，这回却受了自己死敌的要挟，这使他颇为不甘心，却又无可奈何，因为他太了解自己这位对手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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