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晴朗。从飞机上往下看去，田野里的阡陌清晰可见，大地好像一块可以随意掀动的超级纤维板。当然，如果我站在地面上，是决不敢对生我养我的大地如此“不恭”的。
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存在，产生不同的观念。
以快节奏为待客佳品
1984年10月。广州。白云山制药厂。
我走进拉满了红丝绒落地窗帘的职工食堂。柔和的壁灯向我频频送来温暖的微笑，立柜式的空调机殷勤地递上凉爽的风。我拿起一罐可口可乐。这种“易拉罐”式的饮料在广州是待客的“常规武器”了。可是这一切变化不就发生在这几年吗？变化之快往往使人们自己都不曾意识到。几个月前，香港的时装表演队要在广州体育馆表演了，广州居民喜欢港服，这次时装表演的票价卖到六元一张，照样爆满。但是表演一开始，观众们就有一个重大发现，还不如我们身上穿的好呢。广州人于是才意识到自己的服装这几年发生了多快的变化！
搞现代化的特点之一是不是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快？不过人非机器，我临来前连连赶写文章，现在累得“万念俱灰”，只想睡觉了。是的，这次我非得先睡两天再工作。
“怎么样？”厂办公室主任张沛添单刀直入地问我，“这次你来采访准备怎么安排？我们是不是来个快节奏，把你每一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
张沛添长着堂堂正正的黑黝黝的脸，尤其有一双黑黝黝的眼睛。他笔挺地坐着，身体好像是一只音箱——他的声音共鸣那么好，因此就具有那样的感染力甚至慑服力，使人宁可相信他而不相信自己了。
以前我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的人总是说：你今天刚到，先休息休息。这是人之常情啊。但是今天，在这位以快节奏为待客佳品的办公室主任面前，我羞于说出想休息两天的打算了。
据说中国人是讲人情的。人情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涵义。现在真正为人着想，就应该劝人快，快，快！免得被飞速发展的时代无情地抛下来。
食堂那头正在举行周末舞会。迪斯科音乐沉甸甸的，一下一下地压迫过来。搞现代化的又一个特点是：压迫感。
为“享福”正名
多想好好睡一个晚上，偏偏这里好像没有晚上。四周总有各种声音。招待所的旁边全是脚手架。也许，建筑工人在打夜班？各种“音响效果”一直在向我提醒着这儿的建设速度。
早晨我才看清厂里同时在盖四五幢大楼——现代化的车间、新招待所……那高耸的脚手架给我带来了高耸的希望。
药厂是建在山坡上的。一行行使人叹为观止的职工宿舍顺着山坡向上，向那广阔的空间铺开去。人工湖上是一个围着喷泉和曲径的水上餐厅，也叫水榭。昨晚我就是在这里用的晚餐。职工中午可以在这里享用免费供应的、卡路里足够的午饭。在随处可见的花圃、草坪、喷泉之间，是和蓝天一色的、可以举行正规比赛的露天游泳池。游泳池旁边是比办公大楼更为壮观的托儿所大楼。是不是该厂的孩子都是巨人型的？当然不，这里的孩子是幸福型的，他们入托一律免费，他们……
“他们在弹钢琴。”张沛添对我说。我们正在食堂用早茶。屏风后传来欢快的钢琴声。一会儿一个红衣白鞋的小姑娘像一只小猫似的从屏风后蹿了出来。
“就是她弹的。我们厂长的女儿。”
“她弹得好啊！”和我们一起用餐的贝兆汉说。他是厂党委书记，四十出头，他随意地敞着西服，一头天生的卷发：“今年8月香港、澳门和我们广东的小孩一起举行珠江钢琴比赛，她得了第一名。”
“不是第一！是第二！”张沛添七岁的儿子作了重要插话。
“他是她的同行。”张沛添笑着。
还有人在弹琴，不定又是哪位同行。这个厂的下一代学琴的可不少，最近有十几家买了钢琴。
正说着，一位女性公民向张沛添走来。“这是我爱人。”他说，“我们是一对老知青。赶牛。一月二十元。”
几句话勾勒了他们的过去。这里曾经是让“右派”来改造的“劳改农场”，后来是让知青接受再教育的“广阔天地”。这里有可以充饥的癞蛤蟆，又有可以解馋的毒蕈。当然，还可以让人尝遍中毒、腹泻、昏厥、病危等等人生滋味。难怪有人说，那些年太苦了，如果早知道革命的结果就是为了吃苦，当初谁还干革命？于是这里的人各显神通，各奔前程，最后只剩三十来个没有门路的知青和几间破房。四年前这里还没有食堂，职工只能蹲在树荫下吃饭……
我简直搞不懂一个贝兆汉和一帮老知青是怎么变出这么一个年产值超过一亿的大药厂的。透过纱窗帘，我看到那托着食堂的人工湖，看到前前后后簇拥着食堂的喷泉，这个洋溢着幸福感的水上餐厅哟！不过药厂因为这个建筑被通报批评了。有的领导连看也不敢来看——一来看，不就等于是承认，是支持了啊！
难道我们的职工就应该几十年如一日地蹲在树荫下吃饭？应该支持人民享福啊！某省一位工程师调到这厂的时候，说我是到这里享福来的。有的人一听很气愤：“我们这么苦干，他怎么开口就是享福？应该好好教育他！”张沛添说，工程师能这么讲是好事。这说明我们这个厂能给人造福，说明人们来到这里能找到幸福，能享受到创造幸福的幸福！
应该为“享福”正名了！
“精”字翻身记
随便打开一张香港报纸，可以看到这一类的栏目：《香港股票行情》、《世界金融快讯》、《本港外币行情》……翻开每天的《深圳特区报》，也可以看到这类栏目：《人民币对主要外币汇价》。“精”，几十年来在我们的观念里一直是个贬义词。但是在不能不注重经济的今天，“精”正在被用作褒义词。
每一个企业都有潜在的、还未被发现、未被开掘的力量——是不是“人尽其才”了？还可以增加销售吗？成本还可以降低吗？还可以再办几个企业扩大经营吗？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领导不能不精于计算。他得用几副头脑来工作！广东人管天生卷发的人叫卷毛仔，而且说卷毛仔计多。据传卷毛仔贝兆汉一步三计。用广州话说是“算过没有草生”。也就是说经他算过的地方，一点不会有遗漏，连一根草都不会剩下。
但是，我又听说白云山制药厂手脚很大，还养着一个四十多人的顾问团呢。这天我在食堂吃饭时，饭桌对面坐着一位白发翁——一位从上海请来的顾问。“你为什么从上海来这儿呢？”我问。
“这个厂搞得好啊！”他大声说，好像很惊讶我怎么会提出这个问题。他用毋庸置疑的话语向我连连抛掷过来，要“降伏”我似的：“他们给顾问的钱比别的单位多，照顾得也非常好。不过我们给这个厂创造的财富比起他们付出的钱不知要高多少倍！他们那个头的脑子呀，就好比算盘有十三档，他那脑子不知有多少档！我退休后跑了五六个省、市，那里的人也很精的，但是哪里的人也没有这里的头门槛精！所以我最后决定到这个厂来。这个厂不得了啊！你想想，从1980年到现在，年年产值翻一番！我们在这里就老有事干！他们各个部门都会拿着问题来问你。你要是老解决不了问题，自己都不好意思在这里白吃白住下去！”
有些人指责白云山“高价收买”顾问，却看不到在那年年翻一番的产值里，有多少是这些“高价顾问”创造的。某一个顾问向厂里传递了一个信息，使厂里生产了治心脏病的拳头产品“活心丹”，畅销港澳。光这一项，年产值就达一千万元以上。
看来，果然是卷毛仔的计多。
贝兆汉说过，不把一分钱塞进自己的口袋里，也不把一分钱白白地塞进人家的口袋（应尽的社会义务啊，赞助啊，那是另一回事）。贝兆汉八年前带着老知青赤手空拳地在白云山农场创业，没有向国家伸手要过一分钱，今天办成了这个蜚声中外的拥有两千多职工、年产值一亿四千万元的白云山制药厂，不精于计算，行吗？
“我们文艺作品里那些搞改革的人有些程式化。”有一次聊天时贝兆汉笑着说，“他们往往不讲策略，没有防人之心，猛打猛冲的像疯子。前些日子杨在葆住在我们厂里体验生活。我问他，《血总是热的》那个主角是你演的，影片结束时纪检会开了几辆小车去找他了，电影演到这儿结束了。他到底坐牢了没有？杨在葆说若是现在看来不会坐牢了，当时可不好说。所以改革不讲策略是不行的。任何有生命力的事物出现时总会有争议。人家打来一枪，你得有一枪还击过去。”
贝兆汉说着，啪地转了一下身子。我发现他说话时有这个习惯动作——猝不及防地、大幅度地、灵活地转身，好像在闪过这儿那儿射来的暗箭似的。
不过，在搞活经济的80年代，精明强悍的企业领导人毕竟已成为今世雄才。“精”字翻身了。
解放个性
这天，我和白云山制药厂药物研究所副所长戴承钰等去边界。坐在面包车前边的是另一个医药部门的几位胖同志。这辆车里的人来自几个单位，一路上很可能谁都激不起谈兴，各人想各人的心事。但我没想到四十六岁的老戴尽管个子瘦高。竟活泼泼的像个小顽童。他不是跟我讲烧鹅老万（卖烧鹅的万元户）、肠粉老万（卖肠粉的万元户），就是伸长了脖子招呼前边的胖字号公民：“你们一星期里两天学习，两天停电，一到下班时间赶紧锁门，你们一周工作加起来也就十二小时。”
“你这是夸张！”胖公民开始自卫反击了。
“这很有真实性！”
“我们有什么办法？上边卡那么死，我们想干也没法干。”
“要不你们一个个都那么胖呢！我们白云山没有胖人！我们厂领导没一个胖的。”
“我们人胖。可是口袋不胖！我们那儿奖金也卡那么死。”胖公民给老戴逼得气喘喘的。
面包车在边界上行驶。铁丝网的那边就是香港。这个地方的铁丝网距我们的车也就几步远。
“如果是朱建华，一跃就能跳过去。”我在老戴的感染下也开始说笑了。
老戴笑着：“什么时候要是香港人往我们这边偷渡就好了。”
嗯，老戴的思维比我要活跃得多。我们的中年科技人员有这样快活、幽默的性情！
戴承钰，80年代的药物研究所副所长，6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70年代的囚犯。他刑满释放后没人要——算了，这一类事多了，说出来都没人想听了。老戴到了1977年还生活无着。当然，可以卖血。
人一旦“有过事儿”，谁还敢用？那么，到底是什么事儿？到底是不是事儿？这一切，“原则性”很强的干部是不会问津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先落实有官职的知识分子，再落实老知识分子，再……反正落实几圈也落实不到老戴这种“有过之人”的头上！
老戴们便被那层层的习惯势力、沉沉的政治偏见束缚着、压迫着，甚至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个性收缩，才智散失，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了。
但是贝兆汉知道老戴的价值。贝兆汉的精，首先就在于：识人。
1977年底，老戴的眼前突然冒出一个卷毛仔贝兆汉。
从此老戴便像灰姑娘似的走进了白云山制药厂，主持建成了针剂车间，先后和有关人士研制成功三十多种新产品。他主持研制的“感冒清”片剂，成为广州口岸出口量最大的产品，年年运销美国几百万瓶。1982年美国州长访华代表团来厂参观时，代表团的金妮·托恩保格说，在加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美国人患了感冒都爱用“感冒清”……
白云山人怎么能做那么多事？
“我们没有后顾之忧。”老戴说，“住房是不成问题的，厂里还给知识分子发书柜。需要什么，厂里全包办了。冰箱、煤气、沙发……像我这种吃过苦的人，生活上很容易满足的。当然，厂领导要是不公平，那我可能也会想想工资问题、奖金问题。但厂里为我们想得那么周到了，实在没什么生活上的事需要我自己操心的了。我就只想怎么把新品种搞上去。”
白云山制药厂新产品的产值占全年产值的三分之一。产值年年翻一番主要就是靠新品种。头两年把容易搞的品种都拿下了，现在自然愈搞愈难。供销科催着老戴要新产品，老戴催研究所里的人：“怎么搞的？这么慢！”“搞完了没有？怎么老是搞不出来？”
老戴，你这么急，得罪人吧？
“唉，没办法！顾不了那么多，等新产品上去了再说。产品上去了，人家会谅解我的。就是有误会，我连解释的时间都没有，连想这种事的时间都没有！一忙起来，个人的事就没那么多了，互相的磨擦也没那么多了。人最怕的就是没事干。”
一个积极进取的老戴身上可以释放出多少能量？一个老戴可以给白云山注入多少能源？一个白云山又可以给我们的医药界注入多少能源？
我们不知批了多少年“个性解放”。似乎一提个性就会丧失党性，就会目无领导，就会自由化，就是资产阶级……但是，人的活泼泼的个性要是不能得到解放，人的各个不同的思维、积累、特长、特色、智慧、才干要是不能解放出来，又怎能给人以创造的天地和创造的自由呢？
解放个性！解放才能！
经营革命
白云山制药厂的接待室，房顶是镜子，左右墙壁是镜子。镜子把接待室向左右无限度地延伸开去。我从镜子里只见那“无止境”的红丝绒、红丝绒、红丝绒，吊灯、吊灯、吊灯。突然，我眼前一黑，什么也没了——停电了。因为国家只供应白云山制药厂百分之三十的电，其他都是买的议价电——说是议价，但买主是不能还价的。厂里做药用的糖衣或是配方中用糖，他们都是买的议价糖。白云山两千多职工，那么大厂区，也没用过国家的一滴自来水——他们是自办了水厂。
该制药厂是白云山农场办的，所以开始叫白云山农场制药车间。“农”字头的企业，国家不分给科技人员，不给原料，不收购你的产品。
1976年，三十六岁的贝兆汉来办厂时，他和那些老知青简直一无所有，连办药厂的概念也没有，连框框也没有，连“手铐脚镣”也没有。
没有框框，当然得从实际情况出发决定策略了。1979年，他们决定自产自销。
自产自销是一场经营革命。变不问市场需求的恶性循环为从市场需求决定产销的良性循环。美国许多公司都以“消费者的主张不可不听”为由，在公司内部成立“消费者部门”。台湾群达电器行建立五千多张顾客卡，曼都美容院建立三万多张顾客卡。
但是，我们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统购统销，你白云山怎么搞起自产自销来了？“整个医药行业都叫白云山打乱了！”——白云山少不了受到这样的点名批评。
有身份、有地位、“明媒正娶”的厂自然不愿冒这种风险。白云山本来就没有人承认你，倒也不怕别人否认你了。
年年有批评，年年有通报。贝兆汉灵活地、大幅度地转过身子说：人家给我一点压力，我就借这点压力再往前走一步。
重压之下，必出奇才。那些老知青就成了全国医药界有名的供销人才。
供销人员所以能成才，因为他们不是厂里派出去的传声筒，而是人人都有拍板权，人人都有信息网。只要发现有利的生意，人人当场可以拍板。所以外单位愿意和白云山做生意——痛快！
人所拥有的自主权愈大，他发挥才智的天地就愈大。在辽宁召开的全国医药订货会议上，会前大家风闻国家规定一批药品要降价。当时各厂家、批发部门都在观望。白云山的供销人员当场决定提前降价。全国各批发部门一下都来订白云山的药。在这个订货会上，白云山一个厂家的订货量仅次于上海整个医药行业加起来的量，而且只差一点！1982年底，国家宣布淘汰一百二十七种药，白云山的供销人员马上通过他们在全国的四百个销售点收集动态，知道市场急需小儿用的抗生素和驱虫药。药厂立即大批生产无味红霉素和驱虫药“疳病痊”。产销量一度占全国同类产品总销售量的百分之九十！
尊重市场就是尊重经济规律，就会获得经济效益。贝兆汉每每回头看一下药厂走过的路，实在觉得真想不到药厂发展得这么快。他还年轻，厂里人都叫他贝仔。他自然不可能“洞察一切”。白云山制药厂产、供、销的真正主宰者不是他，而是——
市场！
大材就是不能小用
供销科是该厂的枢纽部门。供销科的负责人陶其广自然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我翻看着陶其广的一大本剪报集。那上边全贴着他为白云山制药厂写的通讯报道——《“感冒清”亮相记》、《新药“活心丹”首批运港销售》、《“活心丹”和“感冒清”畅销港澳》、《讲究文明生产的白云山制药厂》……
他是第一个报道白云山的人。供销科兼有宣传的任务。哦，他是《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的通讯员，《医药报》的特约记者，是……
“这没什么好看的。”三十几岁的陶其广笑着。他浓发、大眼、方脸、宽肩，坐在那里就给人一种分量感。
陶其广1964年读中专的时候，广州市委发了个绝密一号文件。大意是：为了提高工农子弟的入学率，把部分非工农子弟出身的学生清除出校。被清除的学生每人有一份表入档案。上面盖着“广州市财务战线肃反委员会”的章。
陶其广的档案盖上了“肃反委员会”的章，陶其广的胸前则戴上了上山下乡的光荣花。在这种清一色的分配（发配？）中，天知道有多少才能各个不同的人得从事清一色的劳动。某些人的小材大用，乃至无才无德也大用，必定导致很多人的大材小用。或者说，只有很多人的大材小用才能保证少数人的小材大用。
“文革”时，陶其广在白云山农场挑担干活，后边还有民兵押着，而且扛着枪，拉开了保险栓，枪里有五颗子弹。陶其广一边挑担一边回头苦笑着：“你是不是不要拉开保险栓了？我不会逃跑的。万一你一失手，你那五颗子弹就全进我肚子里了。”
陶其广总算有了落脚点——一间给猪配种的屋子。那头猪住，这头他住。
他在一只木板箱上放上一只玻璃瓶，里边插上鲜花。一个在破板箱上天天换鲜花的人，就是一个天天对生活抱着希望的人，就是一个坚强的灵魂。
再坚强的灵魂，也需要温暖。1970年初冬他结婚了。只是结婚那天零摄氏度，冻得屋里没法待。“我们出去跑步吧！”他对新娘说。这天傍晚五点到晚上十点，这对新婚夫妇在荒山野岭里跑步不止。一个在寒夜里以跑步作为结婚仪式的人，自然是一个有开拓精神的人。
陶其广在喂猪的豆腐渣里发现了黄豆壳和黄豆的胚芽。这是含蛋白质的，可以用来做酱油。他做的酱油每年给农场盈利四万。在这个基础上，场里办起了腐竹厂。但是没有煤烧。不怕，陶其广开了一辆破卡车就上湖南山上去拉煤了。拉第五车煤时，车失灵了，从很陡的山上往下冲。当时正值另一司机开车。陶其广大叫：“把司机座位让给我，你跳车！”“你要寻死啊！”“厂里等煤用，我要保住车！”陶其广紧紧握住方向盘，但只听“轰”的一声，车翻了一周半滚下七十多米的山涧。陶其广醒过来后拧了拧耳朵——我还没死呀？哦，车正好卡在一棵一抱粗的松树上。万幸！怎么那么多血，脑后撞了一个洞！
识人有方的贝兆汉看上了这个幸存者。他向有关人士提出要陶其广。“不行，这人不行！”“不行？我知道他。我要他！”
贝兆汉把陶其广带到当时的白云山农场制药车间。两人蹲在一只小木板箱旁边，贝兆汉在两只权充杯子的玻璃瓶里冲上开水，放在权充桌子的木板箱上。
“怎么样？”贝兆汉指着板箱，“我们就这样的家当。你愿意来吗？”
“来。”
“如果我想让你再上湖南去搞煤炭呢？”
“好。”
陶其广莫非忘了他脑后的洞了……不，不是忘了。是他一时顾不上想到这些，因为他的脑子里充满了贝兆汉对他的信任和体谅。至于木板箱，他陶其广不是一直在这样一只木板箱上养着一瓶鲜花？他的生命之花也应该绽开，应该盛开了。
“你走后，你家里的事包在我身上。”贝兆汉说，“你单枪匹马、走南闯北，人地两生，多保重！我们厂生死存亡得靠各位啊！”
陶其广直奔湖南运煤了……
“你不后怕吗？”我问。
“贝仔信任我，我还能不卖力？原先我在中专时给清除出去。但是现在，在我们那班同学中，我这个供销工作是最有可为的，最冒尖的。贝仔对我的成长起了决定作用。”
陶其广突然把话刹住了：“我不能对你讲太细了。”
“为什么？”
“因为我正和两位作家一起酝酿把我的经历写成长篇小说。嗯，已经联系好了出版社和杂志了。在杂志上发表的同时就出书。”
啊！
我们以前常常说，不该有大材小用的思想。现在我要说，大材就是不该小用！
人为什么不能有失误
我的脑子里闪过几个报纸的标题：《广州青年出现“英语热”，英语俱乐部应运而生》、《访日归来谈包装》、《我国服装表演日趋活跃》、《上海彩照营业点有一百多》……生活，应该是彩色的、立体的。人的需求本来就是多面体的、多层次的。
“四人帮”的时候，统一思想，统一需求。结果，有些人想吃饱、想安生的起码欲望都找不到正当出口，于是便向香港突破——偷渡。1973年，陈贻锋在偷渡途中被抓住送回劳改。
贝兆汉竟让陶其广带他这样一个人去搞供销。连陈贻锋自己都怕了——历来一搞什么运动先查搞供销的。他犯错误已经犯怕了！
贝兆汉对他笑着，那厚厚的嘴唇透着厚道、实在。真的，贝兆汉是把他看作一个有潜力的人，而不是一个有过错的人。干部的职责：不是“铭记”部下的过错，而是不断开发部下的潜力。我们伟大的党也有失误，为什么就不允许一个凡人有失误呢？更何况这个凡人的失误或许正是党的失误派生的呢？老盯着部属缺点的人，这个人自己也就充满了缺点。“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鲁迅语）
劳改过的陈贻锋大概未必清楚自己是否属“配活”之列。他怯怯地走上了供销之路。只是，谁听说过这个地球上有个白云山农场制药车间呢？谁要买你的药呢？“我们不要，请你走吧！”
陈贻锋知青出身，一直给人看不起的。加之“农”字头的单位好像低人一头似的。所以，他倒是有相当的忍受力。尤其是，他刚刚纳入“配活”之列，更是恨不能精忠报厂的了。
陈贻锋一天可以跑三个县推销产品，早上七点到一个县，磨嘴皮到十点。中午一点赶到第二个县，又签订一份合同。下午五点前再赶到一个县，又开始磨嘴皮。
陈贻锋拿着一份火车时刻表看火车的车次。他要设法把坐火车的时间都安排在晚上，白天都用来搞推销。
陈贻锋因为出差证明是农场开的，所以住不进县招待所。只好住进车站小旅店。跳蚤腾腾地跳，咬得陈贻锋也像一只大跳蚤似的腾腾地跳起。
陈贻锋在四川江津县，从车站走到江边有三公里路。他肩上前后搭着几十斤药，手里还提着大包。走几步，喘一下。怎么老也走不到江边了？他累得简直想哭……
那是过去的事了。那时不管是白云山还是他陈贻锋，都希望生存，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这种欲望，陈贻锋在每年九个月出差的过程中，找到了正当出口。现在他依然一年九个月在外，但是毕竟今非昔比了。他只要发一个电报到某地区，各县医药部门的人都会到地区和他碰头，他再也不用含泪对江边了。陈贻锋觉得自己的记忆力已经开始衰退，甚至本厂有些新工人的名字都记不住。惟独全国各医药公司、站的主要业务人员、科长、经理，包括各县帮助他打开供销局面的人，各原料厂的厂长、科长、供销人员等，他们的名字全在他的脑子里。
我望着他清瘦的脸上和他那三十几岁的年龄很不相称的一道道大皱纹，我想，或许这些是他大脑的沟回的延伸？
“我的脑容量已经饱和了。”陈贻锋对我说，“别的事就很难记住了。”
对了，他明天一早又要去沈阳。快回家吧。哎呀，头发这么长了，也不理！你们厂理发不用钱的，你就是没时间！哎，你妻子一直叫你修一下家里的百叶窗。说了十几天了，你记住了吗？
“我走了。”他说，“我今晚一定要把窗修好。”
但是，他家里又有好几位外地供销人员等着他呢。他到家还能记着修窗？
我听说他瘦了二十斤了，听说那回抢在全国降价前压价的就有他。我不知道这些年他有没有失误。不过，没有失误的人，就不会有真正的成功；“没有缺点”的人，其实就有了要命的缺点——平庸。根本就不该要求人没有失误，但是必须要求人去工作、去创造、去变革、去开拓！
A．T．P．和文学观念
我到白云山的时候，竞技状态几乎处于最低点。不过，我这部机器很快又一天三班地运转起来了。一则自然是受了白云山人快节奏的感染，二则我们也不能搞唯心主义，不能不承认物质的第一性。所以，我不能不提一下我一到厂就开始服用的A．T．P．。
A．T．P．是白云山制药厂出的片剂，可促进新陈代谢，增强体力，尤其对大运动量造成的疲乏有快速缓解作用。中国女排十二名队员在第九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的赛前集训和比赛期间，连续服用近两个月，对效果表示满意。
我服用A．T．P．两三天便觉体力神奇地回到了我的身上。
两集电视剧之间往往插入广告片。我也试着在这篇报告文学里插入A．T．P．的广告——如果您想精力充沛地，持续有效地工作，请您服用白云山制药厂的A．T．P．，该厂在广州郊区，电话：75925，电报挂号：0834。
顺便说一下，人们说创作自由，往往指政策给予的自由。但还有一种自己给予自己的自由。我们没有人会说自己不喜欢自由，但实际上人们往往不知不觉地、不同程度地放弃自由——宁可沿袭千年的生活方式，宁可继续几十年一贯制的思想方法，宁可坚守因循的观念，宁可生吞别人的创作手法……但是时代已经给予了我们知识的海洋和探求的天空，给予了我们空间感和自由度，给予了我们创造的需要和突破的冲动。我们的白云山，我们的企业在搞多角经营，我们报告文学为什么不能搞多种写法？
迪斯科的节奏感，流行歌曲的随意性，立交桥的立体感，时装表演的多变性，还有随着极“左”压力的渐渐消退而萌生起来的幽默感，随着窗户的一个个打开而获得的开阔感……当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文学的观念难道不应该更新吗？我们报告文学难道不应该增加节奏感、信息量、幽默感、空间感、多变性、随意性吗？
现代价值观
中国真大，北京人听不懂广东话，广东人开会也习惯于讲广东话。这次白云山制药厂的厂务会，因为我在场的关系，霍梳让“老广”们讲普通话。
厂长霍梳，不知是因为瘦，还是因为年龄小，总之大家都叫他阿细。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三十六岁的厂长时，我问：“贵姓？”他说：“霍。”旁边的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说：“霍元甲的霍。”
我笑了，因为他的形象和霍元甲相距太远。尤其是他笑的时候，那神情像个羞怯的少年。
现在他正主持开会，西服挂在椅子背上，一双光脚随意地塞在凉鞋里，像穿拖鞋似的。衬衣袖子捋得很高，瘦瘦的两肩高高地耸起，愈发像个未成年人。他的手表摘下了，放在他眼前的桌上，好时时面对时间，紧紧抓住时间。我想起有一次他对我讲到分分都是钱。
“各个戚（谐音。广州话，即“车”）间都反映了问题。”霍梳刚讲了这一句普通话，我对面的两个姑娘就笑了，一个笑出了声，一个憋红了脸。我从她们那两条颤动着的马尾上，可以想象她们正在怎样地克制自己的笑声。
霍梳不好意思地对我笑笑。是因为他的普通话欠标准而表示歉意？
但他看了一下表，就不顾一切地讲了下去。
“……我们同时筹建几个新厂，新积（职）工增加不少，各部门准毙（备）怎么管理？刚才有人说还没下达计划呢。没有下达你也得谈谈准毙（备）怎么干？费（汇）报各项己（制）度怎么结（执）行……”
今年的问题，明年的问题，事情一讲完，霍梳就喊了一声：“散会！”分分都是钱，自然不敢扯皮。
霍梳原来在农机厂的车间、生产股等部门工作，有“野猫”之称——因为他老是放心不下夜班工人的生产情况，夜里不定几点就起床走进车间。而贝兆汉的眼光好像随时都在进行搜罗各色人才的扫描。八年前，贝兆汉到药厂不久，就把当时才二十八岁的霍梳调来当了厂长。
八年后的今天，我从厂会议室走出来，看到供销人员骑着一辆辆雅马哈摩托来回飞驰而过，好像是一股股信息流。托儿所的两个阿姨带着一队娃娃在院子里散步。阿姨摇着铃鼓，娃娃唱着“社会主义的花园里”。四周的鲜花在为他们助兴，两旁的喷泉在为他们伴奏。在这个花园式工厂里，我去过不少家庭，哪家不是冰箱、组合柜的？我开始是为之瞠目，后来觉得是不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或许可以在富国利民的白云山首先实现？来参观的孟加拉国客人说：如果我们的工人看到你们的工人生活得这么好，一定会把我们现存的制度推翻的。
都说霍梳把钱把得很紧。但霍梳是真正会把钱的——算大账，不算小账，小钱不出，大钱不来。企业要发展，每年都应拿出一定的钱使职工生活得好一些，得到的多一些。技术投资的钱更要花。职工读业大，厂里包学费，给时间，厂里还开办各种技术培训班，技术人员从1978年的十二人增加到现在的一百八十四人。有个叫刘非立的老知青自己觉得年纪大了，不想考业大了。厂里要他报考，给予他各种支持。四年读下来，现在成为厂药物研究所副所长。他主持研制的一个产品年产值就有一千万元。三十九岁的刘非立对我说：“要不是厂里支持，我很可能读不下来！厂里对我那么支持，这也是一种压力，使我不能不读好。”
“我们在技术上投资再多，也总是有限的。”霍梳对我说，“譬如我们对搞出新品种的技术人员有奖励，这奖金一听好像很多，但是你想想，光一个‘感冒清’，去年一年就两千多万产值，几百万元的利润。五年还不得几千万元的利润？”
白云山制药厂在做广告上也是不算小钱的。香港有句话叫“名牌是靠广告做出来的”。这当然是过激之词，但广告是企业的面孔、企业的形象。不宣传自己、表现自己，人家怎么了解你？在放映电视连续剧《血疑》、《霍元甲》等的时候，在观众心急火燎地想从下一集知道大岛幸子的命运或是霍元甲的死活的时候，观众看到的却往往是劝君服用A．T．P．的广告。不认识字的两三岁小孩就会像见了他们熟悉的老朋友似的向电视机跑去，指着电视屏幕向大人们说：这是A．T．P.！
广告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广告指导消费。1983年白云山制药厂的广告费占总产值的百分之一，这在国外是小巫见大巫。但在国内，需要相当的魄力。
白云山的价值观不断更新。今年初秋，他们接管了原广州市足球队，建立了白云山足球队。企业管球队，一则使体委可腾出经费培养后备力量；二则企业有钱，球队从训练到各种大、小比赛都有奖惩，可激励运动员提高技艺。10月份在武汉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足协杯”比赛时，好几个省、市队找到白云山队，祝愿他们成功：“你们白云山搞成功了，我们也好找个主。”
企业钱多了，可以为中国足球水平的提高出一点力。这种价值转换自然就不是用钱来计算的了。当然，白云山足球队踢进哪个省、市，实际上广告也打进了哪个省、市。
11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有一则消息：“……广州市白云山制药厂赞助的白云杯四城市国际足球邀请赛，将于本月22日至26日在广州举行……参加比赛的有日本东京日产俱乐部队、新加坡国家队、香港海蜂队和东道主广州市白云山制药厂体协队……”
白云山的药品如“活心丹”、“感冒清”已经远销欧美、日本、东南亚、港澳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愿足球业与制药业共同发达！
足球是一种信誉投资，该厂花的“小钱”也都是信誉投资。职工看到工厂的发展，看到自身的发展，就自觉地和厂子一起协调运转，加速运转。厂里8月成立了白云山制药厂发展基金会。月底发行了厂第一期股票。来买股票的职工天天排队，少则买一千，多则买一二万。一个多月下来，私股达二百二十万元以上。基金会的小梁给我看他的手：“我数钱都数出茧了！现在职工又要求发行第二期股票！”
企业给予职工的愈多，职工给予企业的也愈多——不仅仅是体力，而且是智力、潜力、财力、活力。
白云山又要投资搞八个新企业。
白云山的价值观念正在以多角经营和立体交叉的发展显示其远见性和现代化。
为“惟利”平反
14、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等城市，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萌芽。到16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很普遍。到18世纪末，资产阶级才开始掌握国家政权。14世纪的时候并没有哪位哲人先写好一篇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取代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纲。这种不知不觉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是远远先于观念的变革的。
到了20世纪，在1984年10月中旬，中国广州出现了购金热，首饰店门口的长队通宵达旦。据说是因为风闻有些物价要涨，黄金就会随之增值。这些抢购金戒指、金项链的女士们无可争议地显示了当前人们对于利的敏感。
但是，中国千年来是由儒教道德观念主宰的。孔夫子曰：“小人喻于利”。“惟利是图”是近乎十恶不赦的同义词。近几十年来我们的文章中尽管充满了“马克思说”、“恩格斯说”，但独独不引用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的一句话：“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
这样，当1984年8月1日贝兆汉在厂庆招待会上提出了“爱厂、惟利、求实、进取”这八个字的白云山人精神的时候，会场自然喧哗了。其实在座的记者、作家们大都赞成用上“惟利”这个富于挑战性、开创性，富于时代感和地区感的词汇。但是真要用上“惟利”一词，肯定招来非议。尽管贝兆汉说要把“惟利”这个词注上新的含义；尽管因为不讲利、不懂利，我们几十年的经济不知损失多少亿；尽管日本的经济先觉者福泽谕吉在明治时代就明确提出“争利就是争理”，尽管利者，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是也，干革命不就是为了这一个利？尽管对利的敏感、对利的竞争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尽管正是“利”字的复苏，我们的经济才开始搞活……但是，没有哪位领导拍板，一个新的观念哪怕已经出生，已经存在，也像一个报不上户口的“黑人”似的，很难得到明确的承认。白云山人崇尚利是和崇尚开拓、崇尚创造、崇尚理想一体的。但他们没那么多工夫去解释、去纠缠、去争议。
贝兆汉还叫人查《辞源》、查《根源》，想考证一下“惟利”这个词。
但是，没有人敢把这个词入书啊。
今年10月1日的一个动员会上，贝兆汉也只好顺应大家的意见，把“惟利”改为“兴利”了。
平安无事哟！
“想提出来争议，可是这个头都没人敢开。”贝兆汉对我说。
“我写。”
勇于否定自己
白云山制药厂和港方合资在深圳筹建了东方白云药业有限公司。经理是苏建生，四十来岁，方正的脸，深邃的眼，一副黑边眼镜，硬挺的短袖衬衣塞在裤腰里。泼辣、倜傥，号称“日本仔”，活脱脱一个经济强人的形象。
这样一个个性强的人在过去自然少不了挨整，甚至当贝兆汉1976年底把他调到白云山来的时候，贝兆汉就被指控为没有阶级观点。
这个设在深圳的东方白云药业有限公司总共十人——经理、司机、机修工、电工……公司从筹建、装修到营业只四个月时间。否定苏建生的“左”式论调，早已被苏建生的实践所否定。
事物就是在否定中前进的。
“搞改革就是要否定！”苏建生说话真是快人快语。他说——
衡量一个单位改革得怎么样，就看他破了多少旧观念、旧框框。不断否定自己，才能不断革命。我们公司没有固定下来的规章，因为我们老有变动。否则今天刚把规章固定下来，明天又要改了！一个企业搞得再好，也不能模式化，不能固定下来。守业是守不住的。敢于否定自己的企业，才有活力。
香港一个经理可以干很多事：打英文字、中文字，电传，开车，算股票……我们干吗要设那么多的正副书记，那么多的人事、工会、妇女、宣传、保卫、安全等等部门，还有党委办公室、厂长办公室……这种庞大的人事机构加重人事负担，派生种种弊端，必须改革。
搞改革，也不是说非要看准了才改。不行可以再改。我们搞一项改革的时候，往往一边改一边就想到还要再改的。人家药厂搞一个新品种要保密，我们不怕。因为只有现在生产的东西已经作为将要淘汰的品种，这个企业才是有生气的。我们惟有寄希望于更新的品种，更新的东西。产品更新的能力，就是企业的竞争力……
我望着这位“日本仔”，我想，那么，人的竞争力就在于敢不敢否定自己、更新自己了。
快半夜十一点了，我和苏建生正聊着，进来了五六个东方白云药业有限公司的成员。二十来岁的，三十来岁的。刚才晚饭后苏建生带着他们卸货，卸完货他们就这样光脚穿着没系带的白跑鞋去跳迪斯科了。跳迪斯科按说应该穿皮鞋。但是他们光脚拖着白跑鞋不也一样跳？据说舞会上一个新疆人完全用新疆舞的扭脖子等动作来跳迪斯科。哦哈！
半夜十二点了。我独自走到七楼的平台上。四周亮着高楼的灯光和正在建高楼的起重机的灯光。一切都在夜幕下隐去了，只剩这片突起的灯光。而我就好像在这一片深圳的灯光上走着。深圳已经否定了多少旧观念？好像从来没有人说深圳是正统的。但是我想，所谓正统，其实也都是相对的。不断更新自我才是人间正道。鲁迅早就说过：“回复旧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
“艰苦奋斗”新释
张沛添的七八岁的儿子正在家里练琴。这是今年（1984年）春节张沛添专为他买的价值一千八百元的珠江牌钢琴。琴前有一台旧电扇，大概属于不登大雅之堂的物品了，所以专门用来为儿子弹琴时吹脚用。钢琴上放着一件工艺品——一个长着翅膀的小天使。我想，这个小天使可比不上正在弹琴的这位小天使。
小天使翻着一页页琴谱不停地弹着。“Little？摇Spring？摇Song”，“The？摇KnightandtheLady”，“ALittleWaltz”，“TheCuckooClock”……
“大起来想当音乐家吗？”我问。
“我什么家都想当！”小天使好大的口气。
“那你最想当什么呢？”
“我最想当物理学家，还想当生物学家！”按他的口气似乎只要他想当就自然能当的，一扫我小时候的那种腼腆、羞怯、没有自信和没有主见。
“那你愿不愿意在白云山药厂工作呢？”
“要是我在药厂，我就当工程师！”这里，照例不存在他能不能当的问题，只是他要不要当的问题。
“妈妈，我要散步了。”小天使喊着。
小天使的妈妈叫琯琯，穿着纯白的外衣，纯净得也像天使。娃娃脸上是一对孩子气的圆眼睛和像一朵小花似的小嘴。她能镇住这个儿子吗？我知道张沛添除了每星期日下午送儿子到市里学琴以外，再也无暇帮她什么忙的了。
张沛添匆匆走回家来：“过去我和琯琯在农场打牛的屁股，现在儿子打我们的屁股！”说完他夹起书本走了。今天是周五，厂里规定一、三、五晚上干部都得上相当于大专的技术班。
“我儿子的想法多了。还想像他舅舅那样去留学呢。”琯琯说，“我到十几岁也没什么想法。在农场时光想明天我能打多少斤草。”
琯琯去农场时才十五六岁，一米五高。妈妈对着她哭：你这么小怎么养得活自己？琯琯说：“妈妈，我会长大的。”
琯琯在农场病了。只好自己下点挂面吃。水开了，面汤水噗的一下溢了出来。一米五的琯琯不知道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她吓得拔腿就从屋里逃出去，一直往农场跑。她因为在多刺的柑橘林里干活，衣服补了又钩破，破了再补，一跑起来简直像一张在风中飘零的、一块块颜色连在一起的旧地图……
当年的艰苦奋斗派生了多少愈来愈内行的偷渡者？这些内行里不是有一些成了港方的经理，正在内行地和内地干部谈判、干杯？
香港的或是外国的资本家其实也得艰苦奋斗，否则就无法竞争，无法生存！
在多少年的把艰苦奋斗理解为破衣服加忆苦饭后，在1984年9月，广州的中国大酒店请香港歌星张德兰来开演唱会，票价卖到三十张兑换券。据说一张兑换券可以换到一点七元左右的人民币，三十张兑换券就相当于北京一个中专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有些人还花了不少钱买了大捧的鲜花去捧场。在张德兰小姐场场爆满的演唱会上，人们笑着向那种狭隘式的艰苦奋斗告别了。
但是这种艰苦奋斗已经“深入人心”。多少人指责白云山制药厂请各省、市来的兄弟单位吃饭是大吃大喝，是不艰苦奋斗，不符合国情。其实广东人不会喝白酒，白云山人为了招待各地来的客户，应酬时脸部肌肉一会儿放松一会儿收缩的累得慌，有时他们在桌面上喝酒，背过身跑出去就吐酒，或是一手举着杯一手按着胃。有喝了酒就头痛的，有喝了酒就胃痛的。但是客人都是远道而来的，当人家举起杯说为了我们的合作，为了生意兴隆干杯的时候，当人家一口干了酒还要倒一下杯表示喝得一滴不剩的时候，白云山人也只有舍命陪君子了。如果有朋自外国来的时候，我们应尽地主之谊举行宴会、酒会，那么有朋自外省来的时候，备上三四盘，五六盘菜，一边喝点酒，一边谈生意、叙友谊，有何不可？
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今年在中国科大访问时说，可以仿照国外的“酒会”、“午餐会”的形式加强学术交流，说他和杨振宁合作打破宇宙守恒定律就是在边吃饭边交流中解决的。我们又何必硬性地把吃、喝和艰苦奋斗对立起来，使吃、喝成为外国人的专利呢？
白云山人都在苦斗。琯琯在业余学校读书，英文、拉丁文……现在是厂医务所的药剂师，“这个学校读完了，我再读一个学校，我再要……”我理解琯琯所想的就是终身教育，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受教育。
我不禁望望她的七八岁的儿子和三岁的女儿。这容易吗？
我想起张沛添在1982年9月的全国农垦经济学会上，临时发了个言，没有准备，滔滔两个小时，征服全场。大家向他要讲稿，没有。大家强烈要求他再讲一遍，于是他讲，别人录音。复制后与会代表一人一套录音带。1983年，张沛添的论文《全面质量管理和企业素质》在省质量管理协会的年会上得了第一。
“居安思危！”有一次张沛添对我说，“现在那么多沿海城市对外开放，我们原有的优势人家也有了，所以我们常常在职工中有意识地灌输危机感。竞争激烈啊！”
“不过，我来了这些天就发现你又瘦了些。”我说，“你们也不能搞得太累啦！你们除了睡觉，连吃饭也在洽谈、在工作啊！”
“人不这样拼不行，我们厂的头，睡觉也要睁着一只眼睛！”
信誉的力量
1984年7月30日，广州电台播了两大新闻，一是许海峰拿下了奥运会的第一块金牌，二是陈科健不去美国而去白云山了。
陈科健是个很好的翻译，去美国的一切手续都办妥了，突然掉头来了白云山，完全是受了徐垠的感染。
徐垠几十年在上海生活、工作，来白云山是受梅放的感染。
虽然，梅放还没正式调来，就死了……
去年苏建生去上海时发现了梅放这个人才，鼓动他调到白云山。今年1月，调令下来了，梅放正要办调动手续，他的癌症复发了。他所在的上海药物研究所打长途给贝兆汉，说既然这样，手续别办了，让梅放留在上海吧，我们不能让你们背包袱。贝兆汉说：梅放身体好的时候，我们想依靠他发挥专长；现在他身体不行了，我们要承担起治疗、护理的责任，这是义不容辞的。
当然，会有人劝贝兆汉的：“贝仔！梅放是癌症复发，住院、看病一大笔钱，还有……抚恤金……”贝兆汉一愣，他这个一脑门生意经的人没有算过这笔账，不会算这笔账，根本不想算这个账，简直惊讶怎么有人会去算这笔账？！
贝兆汉总算缓过劲儿来了，他那厚厚的嘴唇里困难地吐出一个个字：“古人尚知千金买千里马的尸骨，何况我们是共产党人。”
梅放住进了广州的南方医院。凡是医院里没有的、欠缺的药啊，血浆啊，只要说一声，白云山人就四出设法，第二天准送到大夫手里。更不用说厂里专门派出几个人护理病人了。南方医院的人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领导，这么好的单位！
梅放临终，贝兆汉打长途电话到上海叫梅放的两个女儿立即赶来。
梅放的妻子徐垠急急地对贝兆汉说：不不，梅放不是早就说好了的，一切从简！
“我让孩子们赶来不是为了梅放，”贝兆汉厚厚的嘴唇颤动着，“是为了你，孩子们的路费厂里包了。”
与此同时，徐垠的屋里，玻璃瓶里插上了鲜花，地上搬来了十来盆鲜花，墙上挂起了大本的1984年的挂历，冰箱里装满了鱼呀肉的。这一切，是霍梳带着几个白云山人干的。“这屋里太凄凉了。”霍梳不知怎样才能弥合徐垠心灵上的创伤，他觉得自己是那么笨拙，那么无能！
“这些领导的心都那么善，而且真正是发自内心的！”徐垠对我说——她留在了白云山。
她一个人住着两间一套的两个单元。因为原来这是给梅放和她的。梅放故世了，房子还是给她保留着吧。她还有两个在上海读书的女儿呢。一个准备大学毕业后就考研究生，一个已经考上了研究生。
“职工子弟凡是考上研究生的，每个研究生一次性补助三百元，以后每月发助学金九十元。”贝兆汉发布了奖学条例，“凡考上大学的，发二百元奖金，每月发奖学金七十元；凡考上高中的，发奖金一百元；凡考上初中的，发奖金五十元。无论大、中、小学生。凡评上三好学生的，每次发奖金五十元。”
当然，这是为了鼓励下一代进取。不过徐垠还有一层她个人的理解。“你知道吗？”她对我说，“我们厂的子女考上研究生的就我大女儿一个人。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贝兆汉是怕我一个人负担两个女儿攻读，经济有困难，才想起订这个奖学条例的。因为他想给我生活补助，我说什么也不要。所以我觉得，他就想出了这个办法。既帮助了我，又使我没什么说的。”
徐垠不会说好听的话，但是她向她的同事们、同行们、朋友们说白云山，夸白云山，“到我们白云山来吧！”
来了，来了！来协作的，来谈判的，调来工作的。白云山正急着要一个翻译，眼看瑞士专家就要来谈伏碘生意了，一般的翻译不太懂医学的专门名词。好了，徐垠把陈科健拉来了，调来了！一口漂亮的英语，又懂医学，这样的人才哪儿找去！
不用找，各种人才正源源投奔白云山！全国各种报纸刊登了《开展学习梅放先进事迹活动》、《梅放未竟事业，妻子徐垠完成》等报道后，全国各地天天都有人写信到白云山自荐。今年已经调进了五十个助工以上的科技人员。但是每天平均还有十来封自荐信……
信誉的力量呵！
做人的工作，和做生意一样，信誉第一。白云山做生意时实行“五包”——商品在途中的损耗、库存时的损失、退货的损失、淘汰的损失和因为降价带来的损失，一律由厂方赔退。买方的心理压力去除了，自然竞相拥向白云山订购。而人们眼见这里科技人员的种种顾虑打消了，自然也拥向白云山。
“你来看，”徐垠让我看她满屋的鲜花，“自然界是百花齐放的，人类社会也要百花齐放。我们厂领导能容各种人，这里的职工都说贝兆汉应该每月拿一千元工资！”
成功的秘诀
我应该回北京了。但是我还没和贝兆汉谈谈话呢——我是指在没有旁人的情况下。他的周围总是人，人，人！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好歹约好他这个下午和我谈。他的讲话自然成文，我只需实录在这里即可。至于我当时的感触，就摘要写在括号里了——
……你要我讲用人的问题？一个单位、一个企业，相当于一个社会，也相当于一个舞台。在企业这个舞台，也需要各种角色，各种有个性、有特点的角色。如果只有一个角色，或是只有一种个性，这台戏肯定演不好！
我们应该让各人的特长都表现出来。不过每个人有好的特性，也会有不好的特性。这，也应该允许存在。要让大家觉得这个企业能容纳他们的个性，那么大家就不会有压抑感，就会心情舒畅。
人都有缺点，也都会有过错。有的领导只能容纳一种个性，有的领导对人采取惩罚主义。谁有一点过失，就不允许别人改正。可是人家还要工作啊，还想为国家出力啊。你不允许人家改正，不就等于不允许人家再为国家出力了啊！一来就强调斗争，一斗争就不要人性。把人性啊，良心啊，人道啊，反正把这些美丽的词汇全送给了外国资产阶级！（然后就和外部世界对立起来？）
“左”的东西一出来，谁也不敢反对。譬如吃“忆苦饭”，明明不好吃，吃不下，可是谁敢说？都得说好吃，吃得下！既然好吃，那我们还干社会主义干什么？应该叫大家说不好吃。
但是大家不敢讲，因为从来“右是立场问题”（何况“左”的组织路线造就了“层出不穷”的接班人）。我们每次运动都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还有那百分之五是不去团结的，是打击对象。由于每一次都是百分之九十五，每一次都剩下百分之五。一个百分之五，又一个百分之五的，好人就愈来愈少了。我们现在落实政策，最根本的就是要落实这些百分之五。如果老是看着百分之九十五，这叫什么落实政策？那些百分之五，你要是光整他们，不信任他们，你怎么能消除他们的抵触情绪，怎么能叫他对你有感情？
我们有个叫杨晋显的工程师。工作很有才能，但是偷渡没有天才。他偷渡了几十次老给抓回来。他是因为资本家出身老受冲击，在“文革”时走投无路才偷渡的。1980年我把他请到白云山后就叫他带队去南京搞试验。他说，我行吗？可悲啊！把人搞得连自己也不相信了！他主持研制成功尿蛋白、尿糖和隐血试纸，获得几项科技奖。去年我们给他办好了去港的手续。这次是他不愿去了。他说：士为知己者死，生为药厂人，死为药厂魂！
他重新相信了共产党。
一个人，总是有各种需要的。如果连基本的生活权利都得不到，你怎么叫他爱国？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不是靠说，而是靠做，来改变自己的形象的。
但是以前做领导的，往往疏远“落后分子”，否则就是立场不稳啊，旗帜不鲜明啊。（自己怕犯错误，不敢把人从错误中搀扶起来；甚至因为自己怕犯错误，把别人打成有错误的“落后分子”！这是一种比资本剥削更没有边际的权力剥削！再也不能使有些人成为某些人满足私欲的工具了！）我收罗了不少原单位看不上的、筛选下来的“落后分子”，用我们广东话叫“老底层”。可是原单位反而指责我：我们不要的人，你们怎么可以重用？
共产党能容纳的人怎么愈来愈少了？用一个“落后分子”要被指责，办糟一个企业倒用不着担责任，真是本末倒置！一天到晚的怕用错了人，怕“右”了，怕出问题！结果呢，搞政治搞了那么多年，搞运动搞了那么多年，不是不断地出问题吗？
那些年，很多人都不顺利，很多人经历了逆境。在逆境中走过来的人，最有能耐。事业的挫折，激发了他们对知识的追求；艰难的过去，促使他们今天奋发向上；道路的坎坷，锻炼了他们的应变能力；人生的艰辛，使他们最容易感受到党的温暖。这样的人，弹性大，事业心强。一旦有机会发挥才能，这个能量是了不得的。我们搞供销的这些同志。我们请来的一些科技人员就是这样！我们白云山厂，可以说就是靠“老底层”的人干起来的、发达起来的！（还有没有人继续在压制、甚至制造“老底层”，并且从中获得快感和权欲的满足？）
我以前也是个普通群众。我也受过挫折，也被领导误解过，我也委屈过。后来有一个领导很体谅我。我的心啊，豁然开朗了。现在我自己做领导了，我就常常想，如果我是一个职工我会怎么怎么样。过去我要找领导，往往心跳很多次，决心下了很多次才去找的。现在别人来找我，我知道他们不少人也是斗争了很多次——找，还是不找？不是十分必要的话，他们也不会为了个人的事来找我。所以我能解决的，总要想法给他们解决。有一次一个药剂师到我家里来谈工作。从傍晚一直谈到深夜。临告辞了，才非常为难地提出一个生活方面的小小的要求。唉，我们的知识分子是很能承受生活的艰难的，他们是不会轻易启齿的。我们得尽可能为他们想周到了才行啊！
帮助别人，不应该给对方发现你在帮助他。做思想工作也一样。以前搞“一对红”，就是说你不行，我行，我来帮助你，我来教育你，我来提高你。这样，对方首先就反感、就警惕。也许他会碍于你的面子应付你，但不会亲近你。
我们首先得信任人，首先得用人，才能改造人，帮助人，我们的党才有希望！以前在人的问题上，人家说我阶级观点模糊，没有政策水平，说我离经叛道，不正统。我所以能坚持下来，就是基于我的这种观念。我们在理论上，在观念上，还要拨乱反正啊！
有的人说我对人太宽，有的人怕我在用人问题上出错。我想，我现在这么干，我良心过得去。我要使大家在白云山看到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至于其他，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哪天我老了，我离开白云山了，白云山人说当年贝仔在的时候做了不少好事，这就行了……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在今天，能勇敢地向旧观念挑战的，能把人们从多少年的“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真堪称英雄！未必献出了生命的才是英雄。带着人们走富国利民的道路的，用经济实力促进我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就是我们新时代的英雄！
英雄啊，贝兆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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