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引自《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摩托车开成了碰碰车

    他说第一批骑摩托车的，全没了。全没了？多少人？十八人，百分之百地全没了。那是哪年的事？大约是1982年以后吧，那时刚刚时兴嘉陵摩托。

    这里出门就是山路，老得盘山拐弯，难免把摩托车开成了“碰碰车”——不定与哪辆车、哪座山碰撞了。现在车祸的比例低了，几十万人的攀枝花市有了上千辆摩托。小车司机对我说着，把车倒着往上开。那山坡大约有三十五度陡。刚才从山上笔直往下开，我已经有点怕。下边那条山路窄，车不能掉头。如今干脆车尾朝上、车头冲下地倒着往山上开，我在开车追杀的惊险电影中也没看到过这种倒着上山的特技。苦于不能跳车而出，而司机还笑笑地在说摩托车手前仆后继的故事。

    我还是看看山吧。云落山里，山入云中；云一样的山，山也似的云。这里一年日照时间长达二千七百四十三小时，所以号称太阳城。远近左右的山在大太阳下进行不同的光合作用：浅棕、深棕、棕绿、灰蓝、暗蓝、土黄、青黄等等。远山像套色剪纸，近山像实心窝头。不远不近的山与云相融，像温柔丰腴的女人。就在眼前的山瘦骨嶙峋，像一个刀砍斧凿、受尽磨难的历史老人。

    这个山城的历史很短，在50年代末还只有七户人家。后来要在金沙江畔方圆二点五平方公里的山地建钢铁厂。都是山怎么弄？弄弄平嘛。于是这二点五平方公里就取名弄弄坪。如今每一万人中只有八个是当地人，真正一个山坳里的移民社会。第一代移民带来了各省语言的荟萃和各地文化的集锦。率先移民、敢于移民的，往往素质较好。移民和移民的后代，第二代攀枝花人，血统各异，集其精华。孩子穿得比成都姑娘超然脱俗，长得比北京姑娘窈窕俊俏。男子汉嘛，眼前这位倒着上山的司机已经使我震慑于他的胆魄和机智。

    男子汉突然说，车快不能开了。真的，刚才的大太阳怎么全然没了踪影？下午四点来钟的天竟然黑如泼墨。接着就是雷劈电闪，雨暴风斜，冰雹如竹筒倒豆子般蹦落下来。天由黑漆漆变成白茫茫，舞台换布景也没这么快。很多汽车都停在路上不敢开了。前方一辆大卡车上，一位先生和他新买的大冰箱，只好听凭暴雨的肆虐。这天，怎么说变脸就变脸，没有过渡，没有中间色。这里的大太阳照个彻底，这里的大暴雨倒个彻底。坐在我前边的人摇开车窗。我说雨打进来了。他说这天气山上常塌方，别把我们砸了，他得密切注视着山上的险情。我们的车在山下冒险开着。阴风怒号，乱石穿空。路上已经铺满了天上下来的积水和山上下来的塌方。我生死由天。一旦我们被塌下的巨石命中，不过如同那第一批的摩托车手那样为山城的前进作一点铺垫。后人会笑笑说：1990年4月下暴雨那天，一辆小轿车里的人全没了。

    小车停下了，到了我下榻的攀枝花钢铁公司的南山宾馆。九年前我在攀钢招待所住过近两个月。一间屋除四张简陋的双层床，再无其他。我希望有一只台灯晚上好工作。人家为我采访方便，当即挪走三张双层床，搬来两把藤椅和一只台灯。还有，窗户上没有窗帘，透明度太大。人家又拿来一张大花床单，一挡很严实。条件很好了。人家说，条件很好了。我说，如今我顶着一路冰雹、塌方，突然站在南山宾馆富丽堂皇的厅前，感觉中自己像童话中的角色经过了九十九座山，经历了九十九次磨难，终于来到了灿烂夺目的仙宫。我顾不上给“南山”打分是几星级，我只觉得越是艰难的地方越是应该享受到现代化。何况这里的人在创造一流的业绩。他们一位计量处处长在日本筑波，意外地看到了攀钢的照片，关于生铁冶炼和钢铁分离技术。中国冶金工业进入筑波的只这一家。远在金沙江畔的攀钢人还不知道呢！

    晚饭后，只见窗外是洗涤一新的青山蓝天。晚八点的太阳还是那么大，只有太阳城才有这样的大太阳。山坳里射出的一缕缕七彩的阳光，给这里的一切化着晚妆。除了水坑，地都干了。简直不能想象刚才有过那冰雹，那塌方。走到平台前，忽见偌大的玻璃门给风刮碎。不用开门，就可以从碎玻璃间破门而出。只这门印证着刚才确有过暴风雨。晚八点半我驱车出去采访，一路就见这儿那儿塌方滚下的石堆。车再开不过去了，前边的塌方把路面都堵塞了。返回。司机小心地在有限的山路上掉转车头。我目测着会不会有一只轮胎朝悬崖那边“越位”。真悬。那也得掉头，否则总不能再让我体验一路倒着开车回去的特技。天！

    “你是最像孙中山的”

    他去广东中山县，一群姑娘远远尾随着他。她们终于特崇敬地围上了他：先生，在所有演孙中山的演员中，你是最像孙中山的。

    不过他没像孙中山那样留着胡子。他连头发都不留，只一个板刷头。思路偶尔“停电”时，他灵活地伸出那短短的胳臂，用他那圆乎乎的小手顽童似的抓几下“板刷”。那上边似有什么机关，这一抓，思路又正常运行。是的，如果孙中山再兑点调皮，兑点幽默，兑点童稚，兑点乐天，兑点无拘无束，透心透肺，那就像他。

    他赵忠玉可从来没想到要去演孙中山。不过他每天上班也确如粉墨登场进入角色一般提足了精神。个子虽矮而精神不矮。人说你真像日本人。他说你错了，是日本人像我。这些年他常与外商谈判，人问与外国人谈判觉得怎么样？他说我在他们面前不也是外国人？与协作单位饭桌上谈判，少不了捏着鼻子喝两口，于是明白话当酒话说。他那饱满的额头里，什么时候都明明白白地想着攀钢十几万职工、家属的利益。他在白宫看到美国历届总统不论政绩大小，从华盛顿开始一人立了一个铜像。他说他当总经理时大家别宣传他，他下台后也别搞臭他。他在台上欢迎大家提意见，他下了台谁再提意见谁就是小人。他那清亮、聪灵的眼睛，好像在向世人证明一条真理：真的和善的才是美的。他那挺拔的鼻子向这世界高耸着，呈现钢铸似的承受力。人说攀钢这么大压力也亏得他顶得住。他笑道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么，我个子小，才一米六。他一笑，充溢着善，闪烁着调皮，孩童般地纯净，不能想象他已经五十八岁了。但从背影看。他的背竟是有点驼了。这背上，实实在在地压着十几万人的利益。所以他需要打点起精神。他说话嗓门很高，他说个子矮的人嗓门高。或许嗓门高能使人长高，能给一个企业提神？于是他有咽炎。他的笑声和话声是同步的。笑声如河流，话声如河里的船。河水载着船，船拍击着水。每每他说了话离去后，总还感到是河水载着他走的。船走了，船划下的涟漪一圈一圈地、悠悠地、悠悠地才平静下来。

    他作报告，往麦克风前一站，一口气讲上三个小时，从来不用发言稿。腿是用来站的。眼睛是用来与大家交流的。他说如果有一天站不动了，他就不作报告了。他说话好激动，所以双手往口袋一插，免得说到忘情处手舞足蹈碰了人。他讲的是极流利的常州普通话。有时免不了问大家：我说得是不是太快？我的南腔北调听得懂听不懂？台下听者正听得张着嘴笑，定格似的笑。早上喝了稀粥的也舍不得丢下报告去“方便”，如同听相声似的生怕漏了一个包袱。他说话的诀窍，其实也很简单：说真话。精彩和忠厚，在他身上如此地融合贯通。和他在一起，感到率真、友爱、气势、信心、包容；感到天更大，地更宽，生活更美好，人更像人。

    赵忠玉说，一个经理钱不要装错口袋，睡觉不要上错床，尽可以放开胆子工作。他说他是风筝，线在党委手里，怕什吗？这只风筝也只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风暖风里，才能自由飞翔。他从二十三岁开始在鞍钢当科长，之后当了二十四年科长。看来他要当一辈子科长了。但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底开始，他一年里来了个三级跳，从科长升到处长升到攀钢副总经理。至1981年公司总经理黎明上调到冶金部任第一副部长，就由赵忠玉主持全面工作了。我们的报告文学往往写一个前任厂长扔下一个烂摊子，新任厂长使工厂腾飞，于是显出英雄本色。攀钢的前任经理黎明早已显出英雄本色，交给赵忠玉的是一个盈利、向上、在阳光中崛起的企业。公司上下对赵忠玉的要求就高了。攀钢条件又艰苦，一线工人很多是从四川农村招的。来的时候十八九岁，然后回村找对象。一年探亲一次，孩子不认识爸爸。孩子对爸爸说：你不是我爸爸，我家里有个爸爸。家里还有个爸爸？孩子用小手指着墙上的照片：这是我爸爸。爸爸看着自己的照片。可以铸铁、可以炼钢的钢铁汉子心头一酸，两腿发软。终于孩子懂得这爸爸就是爸爸了，爸爸又要离家了，如期返回炼钢炉旁。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工人吗？赵忠玉说，外国人可能都不能想象这经年累月的夫妻两地生活。越是在偏远地区工作的人，越是不能亏待了他们，不能造成他们的心理不平衡。否则公正吗？赵忠玉的笔记本上记满了尚待解决、亟待解决的问题，以人为中心的问题。他说人的致命“弱点”是被人尊重。先有尊重，而后有积极性，而后才能按着优胜劣汰而不是优汰劣胜的规律进化。

    攀钢给每家安上热水器，公厕是白瓷砖加马赛克。赵忠玉要攀钢的人养成天天洗澡的习惯，让攀钢人上厕所不用跟着感觉走。他说攀钢的文明要从洗澡开始。

    “省长不省长我不关心”

    攀钢文体楼的游泳池昨天一个孩子呛水溺死。今天没人再敢来。关门！看来，干脆停业一些日子。

    空无一人的游泳池凄清、瘆人。

    这时意外地来了一个人。平时不见他游泳，今天非要只身走进这流泪的池子。游泳池要管理好，不要死人，这是第一。他说，但是哪有死了人就不游泳的？

    服务员们不无惊恐地看着赵忠玉走下池子，浮上水面。池水蓝得温暖，清得诱人。赵忠玉完好无损地披着一身碧波霞光走了上来。

    游泳池照常营业。

    游泳池在金沙江畔的“水上宫殿”里。这是一幢十一层的攀钢文体楼。攀钢的楼都是顺着山势建的，所以跨进文体楼大门就是第七层半了。这里有一个被艳红的三叶梅和晶莹的喷泉层层叠叠包裹着的层顶露天茶座，叫叠翠园。茶客穿着汗布背心。抛却拖鞋，敞着光脚，由着清爽的江风按摩那一个个快活自在的脚趾头。我站在这七层半处，不知该往上下左右哪边走。游泳池里旋转着好多水上碰碰船。游泳池下是保龄球室。五角钱打一盘。赵忠玉说了，不管条件够不够，也要叫攀钢的孩子们知道什么是保龄球、碰碰船。电子打枪，四角钱可以打十发。打中一发，蹿出一只惊慌的兔子或是狼狈的唐老鸭。一侧的电影院宽宽绰绰地放下一千四百个座椅，冷气充足。靠制冷机？不，是抽上了金沙江边的冷空气。嗬！保龄球室外边是两个露天舞厅，中老年人和青年人，自由选择，白天用作旱冰场。更有台球室、健身房、图书馆、棋室、录像室、外语角、商场等等等等。在露天舞场和室内舞厅演唱、伴奏的，都是攀钢的业余音乐爱好者：工人、工程师、医师等等。一曲《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唱得相当精彩。我想认识一下这位歌手。我在满场旋转的舞伴里穿行。那一对对舞伴好似故意转到我眼前，向我展示他们的服装。我团团转着想着芭蕾舞《天鹅湖》中王子在翩翩起舞的天鹅群中寻找公主奥杰塔。结果我找到的不是奥杰塔，不是歌者，是攀钢年轻的画家，叫董小庄。去年中国美术馆还举办了他的个人版画展呢。

    攀钢的世界真精彩。

    攀钢每个生活区都有一个规模不等的文体楼。后来我去过枣子坪生活区文体楼。那一片住的多是一线工人：炼铁、动力、烧结、焦化、修建等。职工可以坐上公司的大轿车去攀钢文体楼，也可以就近在这个文体楼享受生活。各有所好，各就各位。夫妻吵架了，到这里免费茶座摆龙门阵耍耍，气就消了。如同楼里的电瓶应急灯，一旦停电，六秒钟就自动亮灯。舞厅里的球形宇宙灯旋转出七彩的光。我记得九年前我来时，枣子坪坟头接坟头，那是为开发攀枝花付出的牺牲……

    我和接待处处长李惠田一起坐在攀钢文体楼的舞厅里。他耸着肩，昂着头，两只胳膊肘拄在桌上，双手交叉着任夹着的纸烟慢慢燃去，与满场舞伴们一起沉醉着。别人对我说，他没上过碰碰船，没去过健身房。他呢，还在那里支着胳膊肘，为舞伴们的幸福而幸福着。李惠田带我走到冷饮厅。这里一元钱就可以吃一客三色三球的冰淇淋。一个个家庭正围桌而坐共享天伦。这文体楼，说句俗话，吃喝玩乐全有了。说句雅话，群贤纷至，老少咸宜。某副省长来到这冷饮厅，旁人向正在速食冰淇淋的一位工人介绍，说这是副省长。工人说，省长不省长我不关心，我就关心攀钢的生产。副省长笑道，你们的工人真诚朴实，真正是热爱企业的。又问这位工人现在有什么打算？工人说，我现在是副司机，三年后当上司机是我最大的愿望。

    副省长快活地笑起来。我想起赵忠玉的话：文体楼的工作里有钢有铁有公司的利润。这个工人只想着把自己这份工作做好，就是好工人。何须他关心他够不着的事，何须他讲他自己也不明白的话。交通要搞好，须各行其道。国家要搞好，须各司其位。不必让每个人都变成厂长，变成主席，变成政治家。我思考你的事，你思考我的事，就会出现思想、意象的交叉、顶牛、撞车。思想的天空里太多碰碰车。

    三个月后，今年7月，北京帅府园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举办攀钢职工版画展览。我想起那个年轻的董小庄，想起他说过的攀钢版画群体。7月23日中午我去看画展。邻居说这么闷热还出门，今儿是二伏天！我想起有个儿童片叫《胖太阳》。如今觉得二伏的太阳真是太胖了，胖得别人都变瘦了——在阳光下蒸发得瘦了。走进展厅大门口，两位检票员热昏了一般。一个趴桌上，一个脑袋大体还竖在头上。我给后一个递去参观券。他愣着，定格，然后用慢镜头接过去。他好像不明白我这个观众为什么要交他参观券如同我不明白他这个检票员为什么连接过票都不会。于是我的脚步也变成了慢镜头，我迟疑起来，不知道是不是走进了被胖太阳晒死的无人区。

    跨进一楼展厅，好似一步跨入了一个比胖太阳还热辣辣的世界。迎面一个被火焰吞噬的炉口，突现一个好似几块钢片拼接而成的简练的头型。那是一个奋发呐喊的炼钢人。又一幅，叫《花脸钢包》，把钢包和脸谱结构成一体，给人一种四川青铜的质地感和民族原生的力量。那一幅，一截粗大锃亮、手感很好的钢轨，上方有半瓣缺残飘零的红叶。又一幅，深浅不同的蓝的基调上，可见一只男人的脚与一只女人的脚，使我好像听到人与钢碰撞的音响。我继而看到《色彩的流动》、《裂谷神韵》、《梦的系列》、《分与聚的系列》、《火把节印象》、《钢铁结构》等等。我好似进入了一个《博》的《新的工业空间》。

    博大的攀钢，才能产生博大的攀钢版画。我忘却了胖太阳，我只看到攀枝花。“攀枝花是植物是树是花是城市是钢铁也是艺术。”我丈夫在画展留言簿上挥笔。

    家电病历卡

    我面前端坐着一尊菩萨。

    我离开攀枝花到成都采访时，不期遇到了赵忠玉的妻子邹豫征。我想起以前见过的一尊尊观世音的塑像，那五官好似照着邹豫征塑下来的。

    当赵忠玉的部下可以充分发展个性，当赵忠玉的妻子则要善其身，洗其心，慈悲为怀，历练修行。午夜后赵忠玉回得家来洗完澡进屋，邹豫征问：“热水器关了没有？”赵忠玉说：“忘了关了没有。”邹豫征走去一看，说：“果然又没有关。”赵忠玉说他今天思想太累了。邹豫征知道他人回了家，神不会同步回家。只好天天等到凌晨他回家，等到给关好煤气热水器，方敢入睡。

    只有晚饭后，赵忠玉才可能在家看电视新闻，尤其是攀钢电视台的新闻。有时他往沙发上一靠就睡着了。是真睡着还是闭闭眼呢？或许他还听着呢？还是别换台了。邹豫征慈悲为怀地看着累得不行的赵忠玉，陪他这么坐着，坐着。

    邹豫征住院了。赵忠玉去看她。怎么样？好一些吧？好一些了。没什么事吧？没什么事。没什么事我就去看看别的病人。赵忠玉看公司的病号，看了很长时间。终于回到妻身边。没什么事吧？没事。没事我得走了。

    赵忠玉到底是来看她还是借着看她而来看望病号们？她毕竟不是泥头泥脑的菩萨，心里不免黯然。然后又着急，他这样别累垮了。劝他吧，他会讲：这担子压在你身上你也得这么干。说起来，还要他怎么样呢？她煮面条，他说好吃好吃。她煮稀饭，他说他一见稀饭就没命。她菜炒咸了，他说咸了下饭。她菜炒淡了，他说淡了可以多吃。孩子稍一挑剔饭菜，他立即说：你们不动手就不要挑剔。

    我想起赵忠玉说的：“我是妻子领导下的丈夫负责制。栗素娟则是丈夫领导下的妻子负责制。”

    栗素娟说，她丈夫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她和她丈夫，同岁。同年同月生。1976年以前同是车间团支书，又同是老三届初中毕业生。后来都有了读书的机会。丈夫说人活一辈子要干点事，但孩子不能没人照顾。我们两人合做一件事不好，还是你一人上学吧。我读函授，可以不离开家。这以后他又叫她去东北工学院读管理工程学。从1984年到1986年。不，她说什么也不再离家读书。她欠他太多。让她当一个贤妻吧。他睡了她半夜工作。她整整一夜没睡。她1986年从东北毕业回来，1987年开始在攀钢的附属企业公司一人管七摊：劳务大队、计划生育办公室、家电服务部等。譬如文体楼的服务人员就是她那三千五百七十人的劳务大队派出的。附属企业公司一万三千人，文化层次偏低而生育能力很强，现代观念略少而育龄妇女太多。达九千七百零五名。然而晚婚率几近百分之百。那么她要做多少工作。说多少话？

    她穿着亚麻色衬衫和黑旗袍裙。两道深黑的秀眉，一个端直的鼻梁。一头浓重的黑发乌云般地堆在她那俊俏的瓜子脸上。三十八岁的她，什么都精神，就是声音不精神。讲话过多，也得了咽炎。我请她陪我去家用电器服务部看看。并不算大的店堂里，电视机、冷风机、录音机、无线电、电扇、冰箱等，从电子管到集成电路到遥控，从老掉牙的到最现代的，从西欧到东洋，全是“几代同堂”。譬如电视，这十年里，光是从日本进来的就几代了。我国的电视在十年里好似跨越了几十年。这个小小家电服务部如同是十年改革巨变的陈列馆。

    服务部的工作人员都跟着潮流走：只有学到老了。他们说。店堂里边是一间不算小的教室。安徽大学家电专业1988年分来的大学生在这里一边工作一边当教师。每周讲六节课。公司规定攀钢职工的家电一律免费维修，只收材料费。家电有病需上服务部“住院”，服务部抬起双门冰箱上坡、下坡，车接车送。家电有小病，服务部“送医上门”。攀钢每户都有编上号的家电维修证，写上姓名、住址、单位、编号等。如同家电病历卡，又如户口登记。服务部还有相应的“攀钢家电服务部接件电话记录”。上有顾客姓名、故障、原因、预约时间、处理情况、接电话人签名等。公司从去年开始又要求为职工定期清除电视机的灰尘。去年清除了六千六百六十七台。每年要清除七千台。谁让赵忠玉1984年就要生活服务公司为职工一下代购了二万零五百台电视呢。

    在我看来，家电有毛病，一个电话就有人上门服务，简直不能想象有这等美事。何况为十几万职工、家属服务的家电服务部一共才六十人，其中还安置了部分有残疾的青年。然而用户还是常有意见。攀钢人对免费上门服务等都已习以为常，认为自己的事就是攀钢的事，所以都是应该的。电源拔不下，一个电话打到服务部叫人来拔。修好的冰箱送去了，用户又说这不是他家的，硬说是服务部给掉了包。一旦服务部人手倒不开，上门不够及时，可能就要行使民主权利，告到《攀枝花报》。当然服务部也不可能绝无疏漏。重要的是人家是把你当自家人才有话就说，有气就发。干吗不让人怎么想就怎么说呢？难得这种上上下下一家人的无间的气氛。总之栗素娟一进报社，报社就说：你又来了？栗素娟哑着嗓子一笑：我又被告了。

    我想上栗素娟家里去一下。她说没什么可看的，结婚时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果然，五斗柜、书柜等还都是婚前丈夫自己做的。冷风机、热水器等，是攀钢给每户发的。书桌抽屉里，有一笔购买洗衣机的钱，已经放了一年半，就是没有时间买。我说你们这里购物很方便的。她说起码人得去啊。

    越是节假日她越得顶在文体楼。清早起，午夜归。她说文体楼常有外地人来。如果服务出现一点纰漏，这纰漏就永远伴随文体楼留在人家印象里。服务工作具有广泛性、随机性和不可弥补性。她的工作是不能用产品数据来计量的。她在创造情绪、气氛和精神。她这个哑嗓子还要早早晚晚地说话。她说赵忠玉对她说过，学讲话就如学跳舞，一要脸皮厚敢下场，二要不怕踩脚。但她生性是个文静、内向、不爱交往、很想好好爱自己的丈夫和儿子的女性。儿子生日那天，儿子自己提着月饼上舅舅家去过了。儿子泪汪汪地对她二姨诉说。说到这，栗素娟泪汪汪的。

    残缺迪斯科

    周福和说，找赵忠玉汇报工作，常常一个个接着，每人若干分钟，都站着。他站着，赵忠玉也站着。好像随时准备蹦起来就走似的。

    听说赵忠玉又要赶去北京开会了。去北京先得到成都。攀枝花到成都的火车来回三十二个小时。记得一次他去成都开一天会，前后只用了四十个小时。一次去太原开一天会，从攀枝花到成都到北京到太原，四个晚上全在火车上睡，这样，来回只用了四天。如同接力赛。他多次夜间九点三十分飞抵成都机场，驱车直奔成都火车站，踏上晚十点八分开往攀枝花的列车。一分钟后火车就启动了。常有这种惊险表演似的镜头。客运段段长感动之余说：火车等你来了才开。这次去北京，得先到成都换乘飞机。赵忠玉一算时间，若直奔成都，火车与飞机不能“接力”，就会在成都耽搁半天。不如中途在眉山站下车，去某厂学习企业管理。晚上九点再坐上三小时车于午夜到成都，约一外商于零点到凌晨两点谈判。清晨五点起床，正好去坐早上七点半飞往北京的飞机。

    周福和，长脸，长鼻，单眼皮，大鼻孔，皮肤黑，“牙口”好，真正虎虎有生气的高头大马一般。

    栗素娟就是周福和为经理的附属企业公司的七个副经理之一。攀钢有多大，周福和经营的集体企业就有多宽。每年安置一千二百名待业人员，都是招生、招工招不去的，文化偏低或身有残疾的。没有可能择优录取。对于安置对象只知道一个名字，也就是一个代号。不过企业公司每年拿出五十万元把代号们送往大中专委托培训。

    我走进一所代号们创造着价值的民政福利厂。正在开会。坐那儿看着蛮好的。据说上、下班时一个个颠的、跛的、扭的，像一队长长的残缺迪斯科。近门口坐着一个红衣姑娘，甜甜的，冲我笑，冲我拍无声的手。这样天性开朗的姑娘为什么又聋又哑？我面前坐着一个叫罗丹的英俊青年，可惜左手拄拐，右手拄棍。他学了三年多函授法律了。每天下班后苦读到凌晨。他身边一个叫冯树明的青年，自学了日语、英语、世界语，大眼睛里充满了笑容。他一定觉得生活没有亏待他，虽然他的脚有残疾。攀钢举行四千米长跑比赛，他去了。自然跑在最后，但是观众向他抛来那么多的掌声，那是冠军也得不到的。祝贺你，冯树明！

    周福和说：赵忠玉给我尚方宝剑。我依靠攀钢，服务攀钢。周福和原先做过三年政工干部，知道要耐心做工作，所以大家说他脾气好。如今当这个集体企业公司的经理，投资、安全、质量、承包，每一项决策拍板时都有风险，有责任。他是大法人，下属各企业是小法人。小法人稍有差错，大法人心急如焚。“松动一点，后患无穷。不逼，不压，工作上不去。不得罪人，做不到。都说我霸道一点。”他大笑起来，像高头大马仰天长啸。

    原先他把自己的天性压抑了起来，如今他把“马性”释放了出来。其实他是更像他了。

    他的白衬衫口袋上，两块大大的钢笔墨水迹。妻说你把家当旅馆。他说我是交了旅馆费的。妻子要上班又忙家务，而攀钢出门就是坡，也许太劳累了，去年一脚踩空滚下十几级台阶。脑震荡，脑内骨折，缝了七针。脑颅底出血，抢救半年。周福和如何放得下他那企业公司的一万三千人？他出钱请人帮忙为妻安排一日三餐。然而他母亲又得了病毒性心肌炎，只好把母亲送到他弟弟家养病。然后他那在武汉读大学的儿子得了胸膜炎，生命垂危，病刚好的妻请了假去护理儿子，偏还有人告状。妻儿母亲他都可以由旁人代他尽责。独独第四个人生病后，他不能不亲自去照看了。那是他还未过门的儿子的未婚妻。医院一再抢救后给她装了体外心脏起搏器。随时有生命危险。我离开攀钢到成都时，正好与他同住一楼。我说你什么时候离开攀钢的？他说昨晚。昨天下午四点五十五分他去医院看未过门的儿媳。儿媳见他要去成都，哭得好伤心。他五点二十分不能不离开她了。到家用十分钟收拾行李。他来成都参加省经济工作会。正说着，服务员喊他接长途。攀钢医院打来的。我急问怎么样了。“医生说，孩子必须装永久性起搏器了。可是孩子才二十二岁啊！”

    四十八岁的周福和像一匹老马似的垂下了头。

    我无力地说：你要保重啊。

    周福和又像虎虎有生气的高头大马般嘶叫着：“我们这种人，命长着呢！”

    孔雀西南飞

    原先只有七户人家的攀枝花，在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初，才进来第一批开发者。当时住的席棚子人称革命大工棚。夜里轮流值班，警惕狼的袭击。有人外出，要紧的是捎点盐来。苦则苦点，大大小小的向往总是有的。譬如：什么时候能把攀枝花建设成四川农村那样就好了。譬如：晚上看场露天电影。背上水壶，提上马扎、手电，爬上一两小时的山路，再往露天银幕跟前一坐，嗬，这份享受！

    穷家破业过惯了的人，承受力大。包括对脏、对乱的承受力。赵忠玉出访日本时，洋人分不出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赵忠玉自己想想，中国人、日本人都是人，为什么中国的广大百姓不能生活得这么干净、卫生、舒适？为什么我们地上有痰，路上淌水？为什么攀钢人这么卖命工作，就不该住好些、吃好些、生活得好些？各厂矿单位，钟要准，灯要亮，地要干净！钟不准比没有钟更讨厌。灯不亮不如把灯掐了。

    我跑过攀钢的电修厂。长长的围墙上铺满了三叶梅，真正的一溜花墙。我不由走进厂内，两旁的白玉兰、月季花夹道欢迎。据说1985年时院里还鸡鸭猪狗烂泥塘似的。如今喷水池好像故意要引起我的注意似的，不断往我身上喷洒着沁人的水滴。更有曲折的回廊、废铁焊成的葡萄架。砌着花色瓷砖的公厕有专人每天洒香水，每天放三次手纸。我特意入厕闻香。哦，感觉很好。工人都爱上班前、下班后在花圃、喷泉、回廊处小憩。再不忍心往这么美丽洁净的地上扔烟头什么的。工人舒心，生产增长，事故减少。

    真好！我对电修厂的谢副厂长说。

    “其实也花不了几个钱。”谢副厂长说。

    一切关于烈火、钢花的对钢铁工人的礼赞，都不如在炼钢炉旁干上一天实在。暑天的炉前工，如同在烤箱里干活。每人每天要蒸发近三十斤汗水。炉火在他们脸上烙下了黑红粗糙的印记。我真觉得像这样的人，给他们多少享受都不为过。

    攀钢有一万八千名单身工人，其中一万五千人是老单身。来时是农村小伙子，婚后妻子在农村。一年回乡探亲一个半月，大家安排在农忙季节回家割麦、种稻、犁地。赵忠玉说，大家都是人。他们一年的钱都用来探亲了，还要在家乡访友上贡，否则扔下爱人、孩子在家不放心。一定要把单身宿舍搞好。

    攀钢的单身宿舍有五十六幢。我走进路过的一幢宿舍，叫木棉公寓，十四层。一楼有冷饮厅、供应盖碗茶的茶座。二楼是一个大平台，举办花展似的摆满了花盆。平台里面是一个大餐厅，有雅座。单身汉要招待朋友，要过生日，可预约订餐。冷食、小菜、点心，我看也看不过来。听说一元三角可吃一份丰富的点心：两只赖汤圆、两只豆沙包、一碗担担面、一碗银耳羹、四块糯米糍粑。我走进电梯即兴在三楼停下。攀钢的单身公寓都是旅馆化的。每人铺的、枕的、盖的和每人一把的折叠椅，都是公司发的。服务员拿着钥匙问我需要打开哪间房看。我看317房正开着门，几个工人在下棋。桌上摆着几种饮料：高橙、桑葚，还有白酒。枕边挂着镜框，里边满是妻儿在家乡的黑白照片。枕旁的相册里是妻儿来攀钢探亲时的彩照。夜夜守着照片睡，梦里到家几多回？我指着照片上的一个小伙子，问相册的主人：你儿子多大了？这位炼钢工人说：十八岁。完成了。

    照片上的那位“完成了”的青年，又可以来攀钢干活了。这位快退休的老工人，他对儿子的抚育就完成了，他对攀钢的贡献，也快完成了。

    完不成的，是对于我们的钢铁工人的关照。如何地关照也终究不会觉得“完成了”。攀钢对生活后勤集中统管。生活服务公司的经理张祖生，我见过一次。攀钢怎么这么多精彩和厚道相融、精细与气魄一体的人物。如果我是赵忠玉，我庆幸有这样一个张祖生；如果我是张祖生，我庆幸遇上了赵忠玉。张祖生讲及攀枝花市是大工业小农业。食品的自给能力很低，运输又紧，而职工超前消费的意识早已形成。生活服务公司在全国建立生活物资供应基地，利用地区、季节、价差给职工实惠。节前每个职工可买一份公司代购的鸡鸭鱼肉之类。后来想到职工各有所好，有人只想吃鱼，有人不爱吃肉。于是把鸡鸭鱼肉等分成ABCDE五组，由职工自选。攀钢十几万职工的家属，连不认字的老太太都知道ABCDE。普及英语了。

    我从三十二摄氏度的高温下，一步走进了零下十八度的一个冷库。温差五十度。穿上棉大衣还直缩脖。与我一起进冷库的一位同伴对我笑指那些冻猪，说攀钢这样好，你若不好好写攀钢，那就对不起了，今天把这冷库的门一拉，你就和它们一起呆着吧。冻鱼、冻肉好化冻，人心要是冻结了，如何来化？这里存放着一千二百吨ABCDE之类。真是什么没有？听说赵忠玉曾经让攀钢电视台在电视节目里教生活在山城的攀钢人怎样吃螃蟹。在攀钢，不要说在老少咸宜的文体楼，在堆满家电病历卡的服务部，在可以预订酒席的木棉公寓，就是在这冰冻的冷库，我也看到了赵忠玉率真、热诚的笑。赵忠玉是无处不在的。

    冷库外正在建一个五百吨的无人管理、仪表报警的水果冷库。攀钢引导职工改变膳食结构，水果需求量日增。1988年每人平均的水果消耗量，攀钢是六十六斤，日本是八十九点五斤。这个无人管理的水果库今年6月1日就可使用。库外建一个火车站台。从火车上卸下的水果不用再经过高温天气，通过提升机直接上二楼冷库。

    冷库的食品源源运往公司五十二个职工食堂和培训中心的第一餐厅、第二餐厅。餐厅为职工食堂培训红案、白案的厨师，使职工食堂餐馆化。餐厅里有一间一个特色的红棉厅、晤憩厅、天晶厅、钒葩厅、天衢厅、烤鸭厅等。人家告诉我这里烤鸭厅的厨师是送往北京全聚德正宗培训的，做出的烤鸭比正宗还正宗。攀钢职工常在这里举办婚宴。周到的服务，亲切的环境，可人的菜肴。攀钢人说结婚时养成的文明习惯不容易背叛。

    攀钢每天在职工食堂就餐的人次，约十多万。我从第一餐厅出来顺路走进五十二个之中的一个职工食堂。我一看，真觉得攀钢人有足够的理由自豪，我也有足够的理由嘴馋。糯米汤圆、糯米麻团、豌豆黄、小糖饼、春卷、面窝、抄手、凉面、金饼、饺子、锅贴、凉糍粑、米面糕、蛋烘糕、赖汤圆、云南米线、天津狗不理包子……只一个小吃部，我愿天天在这里驻足。凉菜部，我数了一下，二十五种，还有十来种未及端出来。因为距开饭还有些时间。酱菜部的师傅是去桂香村“留学”回来的。自然更有小炒、大灶。这一个三千多人就餐的职工食堂，专有一间供一家一户包桌包伙的大屋。一家有一个本子。明天想吃什么，今天写上就行。一月结一次账。我翻开一本。一个三口之家包一个月的中午饭，顿顿有肉有菜，总共才三十二元！哦，我怎样才可以在这里就餐？

    攀钢有十八个幼儿园。每个生活区一个。我走进清香坪生活区的幼儿园。我望着那游泳池、那大平台，我问这幼儿园的造价多少？说是一百三十多万。幼儿园为每个孩子准备好春、夏、冬三套铺盖。母亲在攀钢的每月交三元钱，三岁以上的每月只交两元。独生子女免费。任何钟点都可接送孩子。保健医生负责制定每日的营养食谱。一间最大的活动室里隔成一个个小活动区，写着：百货店、邮政局、美发厅、娃娃书店、医院、火车站、售票处、交通亭等。图书馆沿墙一圈的桌上，摆满了昆虫、种子和矿藏标本。光是矿石就有晶矿、风云矿、烧结矿、石灰矿等二十来种。美术室里的画家们在学吹画——把墨汁洒在白纸上，用嘴吹墨汁，吹出一张张随意洒脱的现代画。一个孩子正在旁若无人地用电子琴弹《欢乐颂》。他刚学了两个月琴，如何就弹出了《欢乐颂》？或许这里的孩子更懂得欢乐。

    赵忠玉说，老讲工人是主人，这主人吃不好睡不好叫他们怎么体会自己是主人？搞好生活后勤，是最具体、最实在的思想工作。是的，如果抽象地号召为集体做贡献，好像为集体贡献就是要牺牲个人利益，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立起来了，那么，一个抽象的大目标如何能有凝聚力？赵忠玉要让攀钢人过上好日子，使他们感到集体的利益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真正是休戚相关的。他们是在为攀钢的利益也就是在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奋斗，他们才能有主人翁的意识。地处西南山地的攀钢才会由原先的人员外流或者说一江春水向东流，变为现在的孔雀西南飞。

    赵忠玉对张祖生说，要让攀钢十几万人吃好睡好，我们这些人就不能吃好睡好。要想办法使攀钢职工的生活再上一个台阶。企业家就是要胡思乱想。

    精彩、敦厚的张祖生，也感到沉重的压力。

    公关先生们

    美国《华尔街日报》1989年10月17日发表美记者伊格内关于攀钢工人生活的报道。攀钢让伊格内走门串户，不事先向工人打招呼。赵忠玉说了，老百姓最怕搞形式主义。伊格内走进炼钢工人李师傅家。李师傅对他说：“一个中国大工厂的厂长可以当美国的一个市长。但是，我认为一个美国的市长管理不了中国的一个大工厂。”

    1988年，攀钢电视台播放他们拍摄的关于怎么住攀钢蓉城大厦的电视片。这幢十五层的大厦建在成都。因为工人来回探亲大都路经成都换车。不少工人从来没有坐过电梯，不知道电梯怎么个坐法。想下楼的反上到了顶层。还有，怎么用大厦那种冷热水器洗澡。再有，怎么用每一层的擦鞋机。还有，还有……

    攀钢六万全民职工中，只有四十多个是攀枝花市的人。工人回家探亲，为了省钱往往在成都火车站蜷缩一夜等车。有个一线工人带着他用一天三十斤汗水、一年多少汗水攒下的一笔钱，在火车站让小偷给扒走了。赵忠玉痛心疾首：我们的工人出门这么难，这只能说明我们攀钢领导的无能！然而想盖一幢高楼，就得面对征地、搬迁、没完没了的盖章和无尽无休的难处。但是，一定要让我们的工人，让为攀钢创造财富的人一到成都就有归宿，一到成都就可以洗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都可以洗澡。要让他们一进大厦就有一种攀钢人的自豪感。狠狠心，干。干了就干了。

    1986年破土，1988年夏大厦逐步完工。攀钢的子女到这里就业，准备接待自己的叔叔、伯伯。电梯还未调好不能启用，那么，从楼梯把客房设备扛上去！先搬十五楼的卧具，再搬十四楼、十三楼。一个小姐下楼时累晕过去了，倒下去了。正好倒在扛着重家伙上楼的大厦副经理唐克非的身上，玉体安然无恙。还要自己搞绿化，还要出去打三分钱一暖瓶的开水。邢绍钦说话：锻炼队伍。搬一层，整理一层，多棒。有人指着整理好的一层客房对邢绍钦说：你住一宿看看。邢绍钦说看看就高兴，不能住的。

    邢绍钦是大厦总经理，五十岁出头了。听大厦的一个姑娘说，搬卧具上楼，他是主劳力。一个人扛一只沙发一口气直上十五层。一上午他三次直上十五层。1989年3月1日，大厦正式开业。一万八千名单身职工的探亲往返，是大厦首先要着力服务的。大厦的工作人员住在院子一侧的居民楼里，如消防队似的常备不懈。晚上也随叫随到。他们晚上出门也要请假。邢绍钦来成都三年了还没有逛过街。只看了一次电影，还是在一次会议上集体看的。我看邢绍钦，又是一个高大厚实的攀钢形象。只是他的眼睛、他的脸色明显地在发出疲劳过度的信号。他黑黑的发，方方的脸。双眉双眼和嘴好似用极简练有力的笔触横着画了五笔而成。除了鼻子笔直，其他都是横道。直的直，横的横，方方正正，木结构似的。

    探亲职工往返路经成都，大厦一律有大轿车来回免费接送。职工急于回家乡，一般只住一宿半宿，大厦一律不收住宿费。吃饭每人每天补助三元，自己只需拿两元，吃得很好了。蜜月旅游的职工可住夫妻间，十元钱一天，一应俱全。攀钢来旅游的学生，可住双层铺，每个房间的洗澡间、彩电同样俱全，一天只收两元。外单位来攀钢办事开会的，或是就在大厦里参加各种会议的，可任选自下而上档次不一、收费不一的客房，直至十五层的贵宾套房。十五层上面，整个儿是层顶花园。东南西北四面都可观赏成都夜景。更有花圃、假山、喷泉、酒吧、葡萄架、金鱼池。老年职工爱观鸟，于是有一大鸟屋：画眉、相思、虎皮鹦鹉。职工的子女爱看猴，于是有一猴屋。猴们正在荡秋千。都是公猴，养不住，老打架。公猴母猴在一起，创造爱的世界。大厦备有照相机，职工常带着妻儿在这里游览兼照相。大厦还有快餐部、小卖部、理发室、医务室，且与市内几家医院有合同关系。往返的职工若突发急病，不同的病可送往不同的医院治疗。总之，职工到了大厦，就是到了家。不，比到家还方便、还放心、还更具有安全感。

    我住在大厦时，看到电梯旁竖着一块大牌，上面写着通知：

    去攀钢参加攀西资源综合利用会的代表送站时间：

    93次，本厦开车时间15∶00

    321次，本厦开车时间17∶00

    91次，本厦开车时间21∶00

    下面署的日期是1990年5月1日。这个综合利用会，有各地来的三百人，将于7日开完会离开攀钢，8日返回成都，又要为这三百人买车票、机票送回各地。同时，高教委今年分配大学毕业生的会议，7、8、9日在攀钢召开。五百人。还有一个发电厂初步设计审查会10日在攀钢召开，一百多人。而我知道昨天大厦又刚中转了五十来人去攀钢开二期工程现场办公会。

    而大厦接待科总共只有六个人——六位公关先生。一个管接待，一个负责内勤兼汽车调度，两个专管买火车票和接送火车，一个专买飞机票和接送飞机。还有十辆车和八名司机。当然，还有一名科长联络工作、传递信息什么都管。六位公关先生之一，科长方树明，因累瘦得快没有了，也就容易从人们记忆的库存中失落。离开大厦前，我和他聊及九年前我从攀钢到成都，去过武侯祠、杜甫草堂等，印象很深，深到因此加深了我对成都的感情。就是奇怪，怎么也不记得我是怎么去的、与谁一起去的了。方树明说是他陪我去的。那时他在攀钢的成都接待站。

    天！我对他竟是全然没有一点印象。那么，让我好好看看他。别让他再从我的记忆中滑落。不过他实在是太瘦了，他在这个世界上占有的空间实在太小了。

    唯一买机票、接送飞机的公关先生杨孝定，人称杨飞机。我拾捡了大抱的树枝、树根想带回京。可那么长的树枝，让上机吗？临行前夜，杨飞机也不说什么，把所有的树枝都抱走，用纸、用绳绑成整齐严实的一捆。临走那天清晨六点，我床头的电话响了，杨飞机的声音：该起床了。他还提供电话呼叫服务？昨天午夜我还看见他和几个人在屋里说事儿，天知道他是几点才睡的。我说你一早起来送飞机，昨晚住大厦了吧？他说不，他们有制度的，工作人员一律不准住大厦。在家里开闹钟就是。我说那要吵醒全家的。他说惯了。

    攀钢蓉城大厦，一项看不见数据、摸不着成果、显不出英雄、作不完牺牲的事业。

    大厦楼前挂着醒目的横牌，上面明确地写着攀钢1990年度的奋斗目标，那是长长一系列用数据标出的铁、钢、钒、渣、利税等等。我想起赵忠玉常说的：曲线抓生产，有人才有钢。

    “这是不是要整我啊？”

    一个星期天早上八点钟，我到赵忠玉家去堵他。他说今天还是没时间。我说是你没有星期天。他说这可不是本事。这是没本事的表现，水平不高只有用时间来补。他讲话越发地快了。因为这天一个油库要搬家。他定的事，没有不认真办的。

    不认真办事，不认真办的事，办事不认真的人，只认真于谋私。他们自己认真谋私，要求他人认真办事，——我们因此耽搁了多少人、多少事、多少时！

    我其实也知道堵不住赵忠玉。他出门，我就看她。他对我讲过，我离开攀钢九年，这九年中作为他的个人生活，最大的事是她。赵忠玉自称家里从此多了一个“老板”——他的小孙女菲菲。

    菲菲心目中的“老板”可不是她爷爷，是幼儿园老师。最可欺负的才是她爷爷。爷爷犯痛风病，中午想休息会儿，菲菲说爷爷，我教你跳小鸭子舞。爷爷乖乖地站起来。菲菲模仿幼儿园老师的语气：爷爷你要听老师的。手要摆，脑袋也要左右摆。跳的时候眼睛要跟着手走。就这样。开始，不对不对。算了，换一种。我先跪下，你围着我转。

    爷爷围着她跳了一圈。

    爷爷，现在你跪下，我围着你跳。好。现在爷爷，我们练功。先跪在地上，身子向后弯，一直要弯到身体躺倒地上。菲菲，爷爷不行了，爷爷要休息一会儿。不行爷爷，你要听老师的话。菲菲说着模仿老师用铅笔敲了敲桌子。

    总是奶奶赶来搭救爷爷。奶奶责问菲菲，说好不要到处乱贴不干胶画片，怎么厨房门上又贴了那么些画片？谁贴的？菲菲说：不是我贴的，是爷爷贴的。奶奶问爷爷，爷爷承认是他贴的。原来菲菲怕自己贴了被奶奶说，拉着爷爷代她贴。

    我看菲菲正在画的小人。我说怎么都不画脚啊。菲菲说画脚不好看。她画人就画一个圆圆的脸，头上长的不是头发是花瓣。一个个“人”都长得像盛开的花。很有想象力，很独到。中午我告别菲菲，正好看到赵忠玉回来了。我和菲菲站在楼前。赵忠玉一脸疲惫，只看见菲菲没看见我。他对我说走啦？面孔对着我，眼睛没有看见我。他的神还在那油库上还是哪个工地上。我才觉得，赵忠玉是爷爷了。菲菲，他说，爷爷带你去买冰淇淋。他说着似乎与我作告别状。但只是机械地，还是看着我而没有看见我。我才明白菲菲在他心目中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只有菲菲能使赵忠玉获得片刻的松弛和短暂的超脱。

    云，飘落在半山腰。烟，在山顶缭绕。烟连云，云接烟，烟如云，云若烟。烟云茫茫中，远方的山头像远古的城堡。这里是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与四川攀西交界处。盘过一山，又是一山。不见人影只见山。汽车好似再也开不出山去，再也见不到人了。从车窗看下去，峭壁下是冰凉湍急的金沙江、雅砻江。攀钢人关照我今天要坐吉普，因为小轿车没法在这山路上行驶。上车前又说此次路遥且险，特意为我找了一位吕师傅。我揣摸着路上的风险，再看吕师傅的身影颇有些肃然。上车坐定后才发现不是什么“吕”师傅，是女师傅。她一声不吭。背后看去，她穿着带肩章的暗蓝外衣，很像一个赳赳武夫。头发像香港武打片里的女侠那样盘着。金色的发卡和金耳环，都使她增加了坚挺的金属感。我耳边像似听得刀剑碰击声。她或要把我带入荒山莽林中，谒见哪路法师？我们开进一个二滩沟隧道，又进一个偏岩子隧道。黑黑的地上一半是水一半是钢筋，有些鬼火似的灯光。有人在干活。看不到他们的脸。车在这个黑沉沉的隧道开了十来分钟，我只觉开进了一个凿石取火的原始时代。车颠簸着，震荡着，总算开出洞口。回首一望，洞里什么也没有。

    同行者突然叫我不要往车窗外看。车，一路开上陡峭的山道。车轮下是无底深谷，一看头晕目眩，灵魂出窍，飘飘忽忽地觉得此刻就要结束人生之旅。于是再不敢造次。总算到了我要去的攀钢黏土矿。女师傅走下车来。我说你辛苦了。她笑着脱下暗蓝外衣，露出红白相间的漂亮衣裙和时装鞋。那长眉、那丹凤眼，颇具现代东方美。真难想象她就是刚才那个不动声色地带我“历险”的“女侠”。

    黏土矿这一行行漂亮楼房，这一切一切的建筑材料，都是经过那么长的险途运来的啊！坡上一个灯光球场，下边一个顺着山势兴建的兼作旱冰场的露天舞场的圆形、有阶梯看台的建筑，自然也是在山头炸出的平地上建的。这圆形建筑不知怎的使我想起古罗马的角斗场。大约是因为那石头的古朴和力量。七百五十个职工加上家属共约两千人的黏土矿，1984年就装上了地面卫星接收站，就有闭路电视网了。比攀钢公司所在地还早两年。这或许也是赵忠玉的思路——越是艰苦偏远的地方，越是应该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这里可接收中央一台、中央二台、云南台、贵州台、攀枝花台，再加上黏土矿自己放的闭路电视录像。还有一个有着正规划舞台的正规划影剧院，宽宽地放着七百多座椅。医院同样正规：化验室、心电图室、手术室、准备室、抢救室、X光室、换药室、理疗室、针灸室、中药房、西药房还有病房和这科那科等等。我走进X光室。日本东芝的X光电视，日本松下的监视器，依靠少量的X射线医生就可以在X光电视屏幕上诊断病理。中、小学学生再少也正规地划分班级。小学一、二年级，都只有十五名学生。校舍外墙全贴着马赛克，是黏土矿区造价最高的楼房。还有商店、俱乐部、游艺室、图书馆、药房、凉亭、长廊、秋千，还有三四十亩种着广柑、橘子、桃、梨的果园。正是中午，在满山种植的银桦树、夹竹桃、三叶梅、白玉兰之间，学生们正从食堂端饭出来。那热烘烘的面包烤制得那么松软喷香，完全可以和现在合资生产的这式那式面包比一比。

    这里用比攀钢弄弄坪那儿更优惠的政策吸引了一批大中专毕业生来任教。譬如买蔬菜，因为是矿上每天出一卡车往返一百四十公里拉来的，分外金贵，所以规定让教师先买。我想看看老师的家。矿上人说你随便敲门吧。那么，就敲那一家。对不起，打搅了。我想看看黏土矿教师的家。

    带大澡盆的卫生间白瓷砖铺墙，马赛克铺地。厨房墙上装有碗柜，锅台都砌着白瓷砖。这些都是黏土矿盖宿舍楼的统一标准。冷风机、立式碗柜、写字台、圆桌、四把钢管椅，都是攀钢统一发的。这家的教师是1981年从成都要求调来黏土矿的。他1956年大学毕业，今年五十四岁，每月收入二百八十元。妻在矿上企业公司工作，每月收入一百一十元。一个孩子念书。这里家家有鸡圈，鸡蛋足够自给。自己还种点菜。一家三口生活得很好了。

    我又走进一个工人家庭。一家四口正要吃午饭。桌上是两只小砂锅似的巨碗。满满一大碗肉丝炒蒜苗和满满一大碗炒鸡蛋。你们，天天吃这么好？我问。工人说，天天中午都这么吃。怪不得他两个女儿都胖墩墩、红艳艳、圆乎乎的。大女儿想初中毕业考技校，好留在攀钢。“攀钢比别的地方好。”她说。老二初中毕业后想读高中，考大学。考哪儿？我问。她说：“四川范围里行了。”挺现实的。我说你们姐妹两个早餐都吃什么。她们说，牛奶、面包、饼干。我笑她们：别吃太好了，要不你们还要胖。“这说明我们生活好。”她们笑，越发红艳艳、圆乎乎，像盛开的红玫瑰。使我想起菲菲画的人，圆乎乎的脸，头上长满花瓣。又想起一脸疲惫的赵忠玉对菲菲说：爷爷带你去买冰淇淋。

    这家墙上有豪华壁灯，地上有整筐的啤酒，还有大彩电、大冰箱。四十六岁但看上去顶多三十六岁的户主是井下工，收入高。我不禁看了看陪我一起去的黏土矿副矿长，姓卢。五十一岁的人看上去有六七十岁。或许矿长老得越早，工人的青春期越长？

    离开井下工的家，往北就是凉山彝族自治州。正好有几名彝族妇女走过。我想和她们合个影。她们摇着手逃跑，说着全然听不懂的话。我以为她们不开化。当地人说她们是要钱，给钱才让照。是黏土矿的发展给这一带深山老林带来的现代观念的冲击吗？

    黏土矿本是攀钢最艰苦的、孤岛似的生活区。每盖一幢楼，花在削山头打地基上的钱相当于地面上盖房的钱。我和卢矿长走到海拔一千四百三十米的洞口。他笑道，在这里当土皇帝是很容易的。但是在这险峻的群山里，在大自然的威势下，矿上家家户户亲密地住在那一行行五层楼的楼群里。职工探亲都由矿上用车一直送到攀枝花市的火车站。这里没有犯罪一说。外边有什么风吹浪打，等波及到这里，也已经过了。这个千山万壑包围之中的黏土矿，偏偏大家都不愿调走。要调某人了，某人惊呼：“这是不是要整我啊？”

    无所谓的一页

    1988年末，赵忠玉说，要搞宾馆式的正式宴会。万人大会餐要同时分几处进行。幼儿园老师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帮助服务。各厂矿领导站在门口列队夹道欢迎，鲜花、鞭炮、乐队、迎宾曲，一样不能少。要张灯、要结彩。公司领导要致祝酒词。要上高档的菜。要让我们的一线工人当一回主人。有些老工人可能从小到大没有参加过正式的宴会，没有吃过这样的饭菜，让他们获得尊重，让他们当一回主人！

    大年三十，高炉不能停，照样炼铁、炼钢的单身职工们，不能让他们喝闷酒想亲人。赵忠玉从除夕的中午开始就到各职工食堂看看准备得怎样了。晚上几处宴会同时开始。迎宾曲奏起来了，厂矿领导们恭恭敬敬、亲亲热热地站立两旁，向步入宴会厅的工人们鼓掌。宴会厅！多少工人生在山沟沟，长在钢铁厂，他们只从电视上看到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他们，他们也能步入宴会厅？真正灯火辉煌的宴会厅。真正地道响亮的迎宾曲。那么多领导、服务员在等候、在迎候、在恭候的贵宾，真正就是他们工人？真正的国宴似的场面，真正的从来都没想过、都没见过的高档菜。赵忠玉走到桌边给他们一个个敬酒。他们想说，想说什么？他们光顾上流泪了。流了很多的泪。赵经理！老工人拉着赵忠玉的手，还是说不出话来，还是流泪。又一个工人拉着赵忠玉的手，赵经理！不，什么也不用说了。赵忠玉明白。赵忠玉平日里在什么场合都可以一口气妙趣横生地说上三四个小时，这回他也说不出话来了。他都走不了路了。工人们一个个拉住他。他迈不动步。他听见工人在说：赵经理，我们一定把生产搞好。赵经理，你放心！

    宴会后工人们一人捧着一份公司送的礼物回到宿舍。烟、酒、花生、水果、糖果、罐头。赵忠玉一个宴会厅一个宴会厅走下来，最后走到炼钢炉旁，总得凌晨二三点才回到家。他捧回的是一份沉甸甸的礼物：信任。他到家后打开这份礼物，一层一层地打开，一幕一幕地回想这晚当一回主人的工人们。他任热泪大颗大颗地跌落下来。这样的信任，他一辈子享用不尽！

    这十年，他每年的除夕夜都在一个个厂里转，每年转到最后一个厂，往往是炼钢厂，就与工人们一起包饺子吃。1988年、1989年，搞了两次万人大会餐。但是，他和张祖生商议，这就如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似的，如果年年如此，就没有什么新鲜感了。所以，要换花样。我4月底在攀钢，就听张祖生说，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考虑大半年后的除夕夜怎么设计。他说这就像设计春节晚会一样难。

    中国人年三十晚上家家在电视机前看中央台的春节晚会，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全国通用的过年方式。赵忠玉笑道：年三十晚上是谁设计让这么过的？他从来也没有看上一台春节晚会。想到他家看晚会便少一人，他也很不安。年初一早上大家议论晚会上的节目《超生游击队》。大家笑。赵忠玉茫然了：你们笑什么？这个除夕，妻子的母亲、弟弟、妹妹都来他家了。妻几天前就准备这顿年夜饭。然而赵忠玉还是让她失望了。妻是理解他的。妻只是默默掉泪。赵忠玉又想起万人大会餐上主人们的泪。他们在这儿没有家，我要是在家团聚怎么可以？没有一个人可以给我设计出一张表，可以兼顾工厂和家。

    工厂是经理的镜子。工厂的性格就是经理的性格。

    1989年12月底，金沙江边攀钢西渣场第八道渣线出现裂缝、塌方。若继续倒渣，渣罐可能掉进金沙江，机毁人亡。若铁厂无处倒渣，则如同人无处上厕所，能把人憋死。需要推渣降坡。降坡长二百米，宽平均十六米，深四十五米，渣铁开掘量十二万多立方米。

    在八十来度的陡坡上开推土机把渣一层一层推下江里，而且明知坡的下部有一个大裂缝。如果推渣的过程中裂缝增大，机器坠下……而且，推渣时尘土极大，遮挡视线，还需打水灭烟。请外单位来推渣，推一立方渣要四元五到四元七。还要安全费、补贴议价柴油的价差等。人家也不愿干。谁能确保推渣时不会连人带机一起推入江中呢？

    如果攀钢自己干，公司本来生产任务就紧，哪个厂抽人推这十二万立方米的渣？各厂针对公司的承包，包括安全承包。如果死了人要摘安全生产的牌，要扣该厂奖金。这种事，干成了，不受益。出了差错就要追究法律责任。

    但是，自己干可以压缩工期、节约资金、提高效益。当然，每班司机出车推渣，要事先查清渣的边沿有否裂纹或塌陷迹象。若渣体出现裂纹必须马上停车作业。推渣时刀铲距渣边必须保持两米的距离，要随时做好退车准备。渣边沿的推渣方式是以渣拱渣。天黑及蒸汽过大时严禁作业。等等，等等。然而，还有一个问题难以回避：万一死了人怎么办？

    降坡中出现死亡、重伤事故，由公司负责。赵忠玉今年1月7日在厂调度室打的报告上签了字。那么，他将承担法律责任。

    炼钢厂矿渣车间主动承担起这个难题。施工前先要用绳子吊下一个人到渣坡下部的裂陷处，看看到底裂陷多深，推土机开动起来渣体会不会从裂陷处的上方塌下去。还有，那渣边到底能承重多少？如果人顺着渣边吊下去的时候渣边塌了怎么办？赵忠玉要与工人一起吊下。他说别人能下他就能下，没到他死的时候他死不了。五十八岁的年龄，在他，仿佛是年方十八一般。但此时需要的不是感觉，是包括年龄、健康等各项资格的严格审查。车间主任杨永安也没有获准下去。取消杨永安资格的是一个工人。理由很简单：你太胖。这个工人吊下去了。后来又两次吊下去。

    我问这个工人叫什么名字？叫李朝德。我说他下去前或上来后一定不会有豪言壮语。人说是的。李朝德说，为了降坡，无所谓。

    只三个字：无所谓。

    十二万立方米的推渣任务提前十五天完成。节约资金三十万。这在攀钢年年月月的紧张施工中，只是匆匆翻过的一页，无所谓的一页。

    重享新婚乐

    赵忠玉说，单身职工对攀钢的贡献是无穷无尽的。可是他们一年才能和妻子团聚一次，这太残酷了。人只能活一次啊！

    单身职工只有退休了，才能回乡与妻子真正团聚。年年盼团聚，然而真要告别攀钢，告别自己付出了许多年汗水的攀钢，告别自己眼看着一天天长大长壮长得令人刮目令人心爱的攀钢，也不免凄然。夫妻两地生活开销大，丈夫把钱年年捎回家。如今真要回家了，也没多少可带的了。给退休回乡的单身职工，每人发一套双人行装。是的，正因为他们从此将告别攀钢，正因为他们在攀钢时是单身，所以要发双人行装。每人一条双人大床单、一对枕头、一对枕套、一条缝好的双人被、一顶双人大蚊帐。注意，要买棉纱的，不要买尼龙蚊帐。农村不喜爱尼龙的，那玩意儿透明度太大。不管干什么，要让职工感到攀钢人与别人不一样，感到一种自豪。

    每一套双人行装里都有一封慰问信：“……您为建设攀钢，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您为攀钢做出的贡献，公司不会忘记……攀钢的后代也不会忘记……”

    攀钢的老职工带着套红喜兴的慰问信，带着厚厚实实的双人行装回乡见妻子。半百之人铺上全新全套的床上用品，重享新婚乐。赵忠玉说人只能活一次啊！但是这些老职工回乡“新婚”，如同开始了第二人生。

    攀钢人与人不一样。

    1989年春节前夕，公司动员二百人赴全国各地催设备。一则当时攀钢贷款上二期工程，二则成百上千个单位欠了攀钢的款没还，致使攀钢一时流动资金紧缺。中国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真正视为节日、合家团聚的，就是一个春节。赵忠玉说，设备催不来的，人不能回来。你们哭也得把设备哭回来。赵经理，没有钞票叫我们怎么买来设备？你们真是的，有钞票买来设备不是本事，正是没有钞票才让你们到各地去的。有钱还要你们出马吗？赵经理，没钱叫我们去偷、去骗呀？不是叫你去偷去骗，是赊，是讲攀钢的暂时困难，联络感情，说服人家。赵经理，赊账的话攀钢的形象太不好了。不，攀钢的形象怎么会不好？国家资金有困难，攀钢也有困难，我们在这样难的情况下还拼命上二期工程，我们的形象非常好。赵经理不讲理呀。赵忠玉说，我是只讲大道理，不讲小道理。大家认为干不成的我干成了，这就是攀钢精神。懒散就是死亡。大精神是由小精神铸成的。大家办不到的事，你们去办到。

    后来我听到这二百人之一讲及他们如何走遍千山万水、用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终于办到了大家办不到的事。我问赵忠玉。赵忠玉快活地、调皮地笑了：我也是没理找理。我们当然不能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过人是要讲精神的。否则，士气的损失远远超过经济的损失。

    杨白劳的笔

    赵忠玉在一次会上说，有一个最简单的命题往往被忽视了：工厂是干什么的？是抓计划生育，还是抓民兵，还是抓这项那项工作的？工厂一定要把生产搞好。厂长不抓好生产，就是失职，瞎忙，就要撤！攀钢所有的厂房里只有同一张标语：安全生产。不允许有别的标语。

    “哦，完成了！完成了！”小菲菲冲着电视机欢呼着。攀钢电视台每晚把当天生产的完成情况用数据显示出来。完成了用蓝字，没完成用白字。攀钢职工、家属十几万人天天都要议论蓝字、白字。幼童都知道“完成了”是最高兴的事，虽然完成了什么他们完全不知道。

    攀钢承包经营十年来，增强了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在自我消化外部减利因素十多亿元的情况下，每年递增利税百分之十四点一四。攀钢一期工程全面超过设计能力。这也是有人才有钢的曲线抓生产的效应。但是坯多材少。攀钢的半成品钢坯销往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泰国等地，人们戏称攀钢是“攀坯公司”。而钢产品的最艰苦的工序都在坯的阶段：烧结、炼焦、炼铁、提钒、炼钢、初轧到制成钢坯。大量的能耗由企业付出了。汗水是我们的工人流出的，粉尘是我们的工人吃了。但一吨钢坯才卖三百五十五元。如果钢坯轧成材再外销，马上就增值好多。赵忠玉说，卖钢坯，如同生了孩子再养到十八岁，眼看能干活了，却要卖了。另外，攀钢所在的攀西地区，有二十几种元素的共生矿一百亿吨。一期建设给攀钢带来一个政通人和的小环境。但是生产到了一定时期是要饱和的，要不失时机地接着申请搞二期工程，开发攀西资源。赵忠玉作关于二期工程的动员。他说生产如同打仗。不断打仗不断提高士气。人一忙，思想问题少了。譬如他从来不处理家庭关系。家庭也蛮好嘛。忙吗。最怕停下生产谈思想，工资啊，奖金啊，越谈情绪越多。借钱搞二期工程，干好了，前程似锦；干不好，不堪想象。但，不干的话，企业终将萎缩。企业的骨干力量就将流失。干，企业才可能有出路，职工的生活也才可能进一步得到改善。一个企业，如果想维持现状，结果是维持不下去的。只有用事业才能把大家凝聚起来，使大家的心焕发起来。一个企业，一个民族，没有精神是没有前途的。职工需要看到兴旺发达的气氛，需要看到前景。职工愿意为有希望的企业卖命。

    当然，二期工程包括新建一千三百五十立方米高炉等等等等，相当于新建一座年产一百万吨钢的钢铁联合企业。而且还得生产、基建交叉进行。尤其是，1985年开始全国改革基建管理体制，改革攀钢一期工程那种由国家统一拨款、统一平衡外部条件、统一组织设计投产的“保姆式”的体制。企业成为投资主体。上二期工程这样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要靠贷款、靠向国际银团借债，这个改革攀钢是第一家。1985年4月国家计委转发国务院批准关于二期工程的审查报告。赵忠玉兴奋得不得了，觉得真是三生有幸，这辈子运气真好。觉得人一辈子都难得有这样的机遇，一旦失去这个机遇，这一生就完了。

    我说，从1985年的审查批准到“二期”冷轧厂的建成，就是相隔十年的1994年了。到那时还是你的任期吗？赵忠玉说不知道十年后他还在不在人世。

    他说他是“二杆子”，又糊涂又清楚。如果他真糊涂，混混沌沌过日子，他不会想干二期工程，所以说他是清楚的；如果他很清楚，他怎么敢正视“二期”的风险，他就要害怕了，所以说他是糊涂的。他说他站起就这么高，躺下来就这么长，他这个“二杆子”还是靠上上下下的相互理解。

    攀钢上下都知道赵忠玉的决心：“二期”一上，赵忠玉就一手拿五粮液，一手拿盐卤。干好了他就喝五粮液，否则就喝盐卤，当杨白劳。

    一期工程从设计到施工，都是中国人自己干出来的。所以洋人研究中国的钢铁工业，每每要来攀钢考察。这是攀钢人引为自豪的。如今上“二期”却要向洋人贷款。借钱上工程本来就不是企业上下都能想得通的。如今要借洋钱，更想不通。赵忠玉很庆幸他碰上了三任好书记，譬如现任的薛书记，非常支持他的工作。赵忠玉说中国的企业能够借外国人的钱，说明是有胆量的，是真干活的，有事业心的，有信誉、有力量的。借外资有风险，有风险就能带来精神——1989年工程拖延一天，就多付二十六万利息，强化了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到今年一天要付出三十多万利息。到明年，一天要付四十多万利息。这种压迫感使每个人与企业的命运捆在一起了。借洋人钱搞国家重点项目，才显出本事。当年八国联军进兵抢白银，感到害臊了吗？我们是借洋人的钱，为什么就抬不起头来？

    1987年5月2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攀枝花钢铁公司贷款协议签字仪式。参加银团贷款的二十四家银行除中国银行总行外，有中国建设财务（香港）有限公司、中艺兴业财务（香港）有限公司、日本兴业银行、美国花旗银行、美国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英国米兰银行、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法国农业银行，还有意大利、芬兰、荷兰、西德、澳大利亚等国的银行。出席仪式的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冶金部部长、中国银行副行长等三百余人。攀钢向世界银团贷款二点一亿美元。赵忠玉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立刻感到好像输了血一样——“二期”的钱有了。他把这支签了字的笔收起来，心想一定要等哪天债还清了，再把这支笔拿出来用。

    话分几头。攀钢总会计师齐国栋去香港借外债时，有一种把企业脱光了让人检查的感觉——攀钢的经度、纬度、产量、规模、效益、成本、销路、利润、偿还贷款的能力等等以及攀钢领导班子和总会计师、总经济师、总工程师的年龄、文化、专业、简历、技术职称、健康状况，人家不一一了解清楚了怎么放心借钱给你？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没有经济实力真是什么也谈不上。齐国栋在香港半个月，到末了也没时间上街遛遛。终于达成协议。但是贷款利率的调整，加上攀钢的用户中有一千来家欠着攀钢的钱，故资金紧缺！齐国栋1988年为资金去发电报时，途中摔倒骨折。脚上动手术穿入不锈钢钉子，再打上石膏。赵忠玉苦笑：人是有排他性的，不把这个钉子从人体内取出，总不是个事儿。可是总会计师怎么停得了一天工作？我这人是不讲理的，也是残酷的。这只钉子本来早该取出来了，现在呢，还在他脚上！当经理的心是硬的。

    攀钢有多少“硬心肠”的男子汉！我临走前总算见到了据说见不到的“二期”副指挥长马家源。他那圆脸上不经意地梳着个学生头，我想当年他在东北工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就是这样。说话时，一对黑亮的眼睛正视着对方，虽五十二岁了，然则那么赤诚、无邪。一开口就是投资、利率、金融债券、施工单位。我感觉里，他好似吃块钢、咽块铁就可以无尽无休地“二期”复“二期”。我问及他那年上京请国家有关方面审查攀钢二期工程投资金额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单位申报投资额时打点埋伏，审查单位照例砍去一些，“拉锯”以后刚刚好。但攀钢人实在，投资款项精打又细算了，可没打埋伏。如果也照例地给砍去一些，资金缺口就大了。尽管这笔资金要去贷，尽管贷款利率很高，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数字的投资额，“二期”就干不好，那就对不起攀钢十几万职工和家属，那就成为历史的罪人！马家源突然明白了资本家为什么要跳楼。“二期”只能干好不能失败。可他又不能奢望他带上京的资金预算不会照例地给砍去一些。然而这次不仅没砍还给增加了八百万。马家源立时声泪俱下：谢天谢地！你们对攀钢很理解，感谢大家啦！

    马家源对我说到这里，他那对黑亮的眼睛更加更加地黑亮了——蒙上了一层泪水。“不干这事，不会有这心情。”他说，“改革最大的成就，就是大家真正关心企业了。”

    后来我听“二期”办公室的曹质说，每天下班时公司都有大轿车接送职工回家。他几次看见马家源走到办公楼前时，车已经开走了。马家源总是忘了下班时间，虽然他腰肌劳损越来越重，常常直不起腰。

    我想，曹质看到马家源老是误了班车，那么，曹质自己又是什么时候下的班呢？

    风险就是责任。总工期是死的，工期的“后门”是堵死的，只能在前边压任务。1988年1月，美国匹兹堡的华盛顿公寓1610房间和1513房间，被六个攀钢人包下了。带团的一看就是个攀钢形象：大个、大手、大头、大眼、大鼻、大嘴、大嗓、大气。一笑，嘴弯成大菱角。一开口，空气发出震动波。1965年的山东大学毕业生，现在的攀钢自动化部工程师綦炘。为二期工程培训的这六名技术人员，个个是工作型的。然而若不是在攀钢，他们未必轮得上。老三届的张中元，是恢复高考后才上大学的。毕业时三十四岁，今年四十二岁。爱好：有活干。原吊车司机、1983年的电大毕业生晏家辽，年方三十四。爱好：有活干。一行六人在美学习四个月，只晏家辽出去“逛”了一次——“逛”进了医院。大家想想到了一次美国没尝过一只汉堡包，不像话。“拼了命”一人吃了一只。这是他们学习期间的全部享受。临回国前夕还在车间干到夜里。车没了。走很远等很久才有车。那，第二天要离开美国，来得及收拾行李吗？“有什么好收拾的？就几件衣服，一塞进箱子就走。”他们说攀钢借了外债，他们不这么干就是失职。1988年10月，一台高炉计算机从美国运到攀钢。根据合同，到时美方来负责开通。但是綦炘们拆装了，调试了，备用程序做好了，每一步做到万无一失了。美方来人只需一合闸就行，事实上是綦炘们一切做完了让美方来认可。1989年，又有两台十年前从瑞士引进的风机要调试。请兄弟单位也请不到，因为时隔十年有关资料如何能找到？瑞士方面认为：在风机领域你们是小孩，我们是大人。所以总要请他们来安装调试。当然那需要大约十万瑞士法郎。攀钢人说，我们自己来安装。张中元领着三个新毕业的大学生组织风机调试。1987年毕业的，1988年毕业的。一根线接错了。哦，是把原本对的弄坏了，还是把错的没拿下？三个大学生为每根线作记录查问题，三十六小时过去了，四十八小时过去了，七十二小时过去了。“五一”节是三个大学生之一的小庞结婚的日子。綦炘一看，小庞怎么还在鼓捣风机？“你今天不是结婚吗？”“我不来不放心。”“不行！今天不准你来！这就用车把你送回去喝喜酒！”綦炘还在说小庞，张中元说三个大学生中的另一个——小雷今天上午约好相亲，可小雷还在这里。那姑娘到约会地点还不知道相谁呢。

    綦炘说，没有这些小伙子，他是决不敢对赵忠玉打保票的。后来任务越压越多，他手下没人了。有一个正读函授的中专毕业生小曾。綦炘问她只给一个月时间调试干不干？曾姑娘说干。綦炘说，好，我给你做后盾，我让你带两个二十一岁的小青年。

    这些有福的青年啊！我看到了那个小雷。二十二岁，正是“文革”开始时生人，典型的“文革”名字：雷卫东。长发，大眼，一笑像个瘪嘴布娃娃，很小很小。然而我想起“五一”那天一个姑娘站在约会地点还不知道相谁呢。

    熊猫馆

    我一见攀钢的高工胡庆冒，一愣。他的眼镜片把他的眼睛放大了许多，使我产生一种幻觉：好像我在用一个放大镜看他似的。或者说我把他放在一块放大镜下观看似的。他说他戴的是高度远视眼镜。原来他的眼睛白内障很重，视力只有零点六。想想还是保住眼睛重要，不如离开高温的刺激，全家调往唐山。赵忠玉好痛快，说你为攀钢出过力，虽然不愿放你走，但你有困难我理解。1985年1月，胡庆冒全家到了唐山。可是，他已经惯于把自己看成攀钢人，从事人熟地熟的攀钢事业他才踏实，离开了攀钢他感到没了依托。妻子更是想念倍感亲切的攀钢，老哭。然而中国人讲面子，好马不吃回头草。

    然而他还是给赵忠玉发了信。从他发出信到攀钢为他办妥调回的手续，前后只一周。赵忠玉回信说，欢迎回来，照样重用，敲锣打鼓，夹道欢迎，等等。

    1985年12月，胡庆冒全家搬回攀钢。攀钢给了他两套两居室，他和孩子可分可合。胡庆冒两只眼睛的白内障在攀钢医院都摘除了。如今他戴着眼镜视力可达一点三和一点二。“有十分力就不用九分。”“二期”生产准备办公室主任胡庆冒说。

    一切有追求的人所向往的，也就是一个使人获得尊重、使人发展创造力的气候和环境。

    攀钢近四年国家分配的大学生名额是三百人，但实际投奔攀钢的是一千四百人，超过一千一百人。1989年6月以后，大学生在有的单位有些贬值，攀钢正好多要。赵忠玉翻查他家里那套《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发现印度这样一个不如我们发达的国家，人口中大学生占的比例还比我们多。我们怎么会觉得大学生太多了？中国的大学生少得很。攀钢现在不积蓄人才，将来怎么开发攀西丰富的共生矿？

    攀钢有个归国华侨杨实，国外亲友几次邀他出国定居，高薪聘请。但他已经是个地地道道的攀钢人。他开口便讲攀钢，一站两三小时滔滔讲来。1986年赵忠玉干脆请他到人才引进办公室当副主任。1986年5月，他到北京科技大学要求作一场报告。当时该校没一人报名去攀钢。而且，这之前某企业来作报告，学生走光。校长怕学生听杨实报告时中途退场，干脆找些没有分配指标到攀钢的班级来听。谁知三百来人的听众，当场即有七十人申请要来攀钢。学校立刻接着安排一场千人报告会。杨实二度作报告，申请人过百。但是该校分往攀钢的指标只有六名。最后定下三十二名。6月，杨实去东北工学院，也是无一人报名来攀钢。杨实要求作报告。校方也是担心报告砸了分配就更难了，所以建议先对各系搞分配工作的老师作一场报告。报告一完，校方说你直接对学生讲吧。第二天，一千七百人的报告会，鼓掌十几次，两三小时中没一人退场。《沈阳日报》专题报道东北工学院出现攀钢热。沈阳其他院校的大学生纷纷来找杨实。之后，大连电视台又报道大连理工学院出现的攀钢热。也有过叫杨实觉得难以应付的局面。一次在西安，南方某部门为了吸引学生，送学生很高的安家费，请学生住西安高级宾馆，请学生坐飞机前往报到。杨实从西安打长途给赵忠玉：不行啦，全线崩溃了。赵忠玉说，攀钢不是拿不起这个钱，当然拿得起。但是人的物质欲望是填不满、填不起的。就钱讲钱是没有情的。你还是坚持作你的报告，还是坚持讲攀钢有事业。用金钱吸引来的人，只爱钱，用事业吸引来的人，爱事业。好，杨实继续讲事业，大学生继续来攀钢。攀钢已有大中专毕业生九千人。杨实每年收到成千封大学生要求来攀钢的信。后来更是成双成对的学生找他，要求孔雀西南飞。

    学生来攀钢后面对的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住房。若是和别人一样按工龄排队，他们婚后难以立刻有房。1986年末，赵忠玉让杨实做了一个调查。杨实开了一张一百八十对准备结婚的大学生名单。名单递上了，决定下来了：攀钢干部的住房往后挪，让这一百八十对大学生春节前全部迁入新居。当然，不可能随时有新房留着等人。攀钢规定，研究生一结婚就给房，大学生结婚一年就有房。但是来了一位北京大学的女学生，又来了她的未婚夫——科技大学的学生。当时正有几百人要房。不过，一级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攀钢欢迎你们，破例把这位北大女学生的名字放到那几百人的要房队伍的最前边，排在第一。而这对佼佼者自己浑然不知。新婚夫妇正在蜜月旅游。待夫妻双双把攀钢还，等待他们的是一套新房。

    攀钢1985年建了一幢大学生单身宿舍楼。以前认为大学生应该与工人同住，下班后同在宿舍里下棋、打牌，才是打成一片。否则就是“清高”。可是知识的追求是没有上下班的，是连续的，是无边无际无止境的。如果学生下班后也扑克象棋地连续玩，就抹煞了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没有知识分子了。到底应该知识分子无知识化还是应该让工人知识化？攀钢盖起大学生宿舍楼后，为每个学生配备一件组合家具——一张连着书柜的书桌。大学生是三人一间或两人一间。研究生是一人一个单间。每层有一间电视室，不会干扰不想看电视的人。

    外界都称这幢宿舍楼为“熊猫馆”，这是由大学生=国宝=熊猫的等式而来的。熊猫馆里的住户不少已提拔为工段长、炉长、车间主任。公司用人不是看文凭，是看你行不行。我问“熊猫”们觉得怎么样。他们说，就是觉得，得到的太多了。

    1989年7月26日攀钢焦化厂长派了劳资科长用小车接来又一只“熊猫”：清华大学化学工程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小杨。1989年的夏天，又是北京来的大学生，厂里会不会老让他讲这个酷夏呢？果然书记、总工找他谈话了。他谈后，书记说清楚了。说小杨你放心，以后就好好工作。此后再没人找他。1989年的酷夏，北京最紧张的时候，也是攀钢最紧张的时候，此时正值攀钢二期工程的第一战役：建成一千三百五十立方米的四号高炉系统。攀钢培训科本来准备统一安排培训小杨那批本科生。小杨提出希望由他自己掌握。培训科同意。小杨提出到焦化厂回收车间的二期工程现场工作，后来他负责验收和动力。晚上回到熊猫馆，他夜夜勾画煤气系统开工指挥的工艺流程图，有两张年画纸那么大。他的相爱八年的未婚妻在他老家云南大理，真希望他能调回美丽的大理。然而他又如何抛得下爱他惜他激励他焕发他的攀钢二期工程？只好两地分居了。1990年3月3日下午三时，在小杨工作的二期施工现场，举行了一个工地上的婚礼。前来参加婚礼的有公司副经理、“二期”副指挥长徐学奎和焦化厂的干部们：“小杨，感谢你对二期工程的支持！”参加婚礼的五六十人个个都是工作服加大头鞋——包括新郎。

    婚礼后车间主任要小杨主持二期工程会。这本是车间主任最重头的工作，如今由清华大学毕业才半年的学生——二十五岁的小杨主持。至于小杨的新娘，现在已经办妥了调来攀钢的手续。这位云南姑娘在婚礼的大头鞋和工作服中，看到了比美丽更美丽的辉煌。大理美丽，攀钢辉煌！

    “你们给我把腰板挺起来！”

    1950年赵忠玉去鞍钢工作时，一看那么多大学生。而他读私塾，读初中，虽有高中同等学历却没有文凭。如何面对在那个年代算相当高的鞍钢的智力结构呢？他收集一切零零星星的时间，用六个月读完大代数。星期天更是在图书馆里饼干加白开水地苦读。1956年国家号召向科学文化进军，他是鞍山市青年标兵。1959年东北工学院请二十七岁的赵忠玉给学管理的研究生讲课。被文化充实起来的赵忠玉，坚实而具独立精神。至今他再忙也要每月去一二次图书馆，进行扫描式、充电式的阅读。我看到他床头的《国际商法》、《出类拔萃之辈》、《跨国公司》、《现代企业之魂》、《探索的十年》、《世界之谜再探》等等和他办公室书柜里的《人才学通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及其应用》、《科学心理学》、《改革——中国企业发展的主旋律》等等。记得九年前我贸贸然跑去攀钢。赵忠玉说及他读过我写的文章。我惊讶于他怎么有这样的精力与记忆力。这次我谈及我九年前在攀钢借阅的《有效的管理者》一书，他自然也是熟读了的。他说每个人都可锻炼成为有效的管理者，问题在于如何管理自己。譬如看来紧急的事不等于重要的事。

    很重要的事，表面看起来不一定是紧急的。譬如学习。4月22日，星期日的晚上，我参加一个例行的攀钢厂矿领导的学习会。这次是请东北工学院的老师来讲《创造力开发科学》。二百来人层层围着椭圆形的大会议桌坐着，自始至终不见一个人在下边说一句话。这些厂矿长，恐怕大都是抽烟的，然而却专注得几乎无人抽烟。我知道他们没有星期天，在现场忙乎了一天下来，如今一个个提着神，头全竖着、立着、昂着，眼睛全看着老师或黑板。头是平行的，眼神是平行的，平行到如同一个人的叠影。那硕大的会议桌，便如同一台大机器，这一个个厂矿长是拧在大机器上的一个个螺丝钉。我深感大工业的力量！东北工学院的老师正在讲台上讲到日本的创造力开发。有人问松下幸之助，你在短短的时间里发展到一个大公司靠的是什么？松下说靠他两万职工一年提五十二万条合理化建议。说你如果把技术、资金都拿走，我就靠这两万职工十年后还能办起一个数一数二的公司。攀钢的厂矿长们一个个头平行地竖着，眼神平行地望着“东工”老师。我头脑里涌现起一个公式：有追求的人+温度适宜、光明高爽的环境+事业的压力=创造力开发的科学。

    老师讲完课，赵忠玉走上讲台讲了两句。大意是下课后大家想想如何进行创造性工作，自己进行的是不是创造性工作。如果实在创造不了，也可以。但是，千万不要去扼杀他人创造性的工作！

    九年前我去过攀钢技校，这次我邀一位北京人驱车同往，一路向他介绍上技校的漫漫盘山路。我记得，那路盘了又盘，盘得我晕头转向、蔫头耷脑。“到了。”司机说。到哪儿了？这不是技校。技校？还没上土路呢。车一路只在两行法国梧桐间的柏油路上开。我记得技校所在的山因为含矿量大，石多土少又缺水，所以没树。人说技校三十八万平米土地如今绿化了十二万平米，路也是新修的，不用走原先那盘山路了。我是怎样也不认得这技校了。红绿相间的串钱柳，四季常青的台湾相思，浓艳欲滴的凤凰树，占地十亩的月季园里至少有三十种月季。荷花池里有鱼有大睡莲。人工湖配上曲桥小亭，好似走进苏州园林。这一切都是层层削平山头顺着地势修建的。那蘑菇亭，那望江楼，尤其错落有致。还有足球场、网球场、旱冰场、排球场、篮球场、田径场。一个清纯透蓝的游泳池，带有看台和更衣室，很现代化。每当星期天，总有攀枝花人拉家带口进校游览照相。简直就差卖门票了。在攀枝花的大太阳下，花木一天不浇水都不行。旱死了，再栽。我看到学生们正在劳动。他们是分片包干的。

    当然，攀钢投资很大。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授说，技校这套高级理化检验设备是日本制造的，可他们学校还舍不得花这个钱买。说他们走过的地方不少，这次看到一个企业能这么重视教育，这个企业，一定有前途！北京钢院的老师看到攀钢技校的语音实验室，这在1983年，全国也没有多少套。钢院教师很惊讶。赵忠玉心想，我和你们不大一样。你们花一块钱就少一块钱，我们的钱是能下崽儿的。

    是的，技校已经为攀钢培养了六千二百多名四十多个专业的毕业生。现在在校的有三千八百名学生。学校顺应公司生产建设的进程，不断预测公司即将需要的专业。譬如二期工程要建一个热电厂，技校就培养发电、汽轮机、锅炉等专业的学生。譬如生活公司要扩大，技校就开设烹调专业。赵忠玉说：你们学生的素质怎么样，将来攀钢职工的素质就怎么样。

    攀钢为了探索让孩子们的个体得到更自由、更充分发展的天地，1986年建了一所实验学校。4月26日我从黏土矿回来，看看还有点时间，就直奔实验学校。该校楼顶上竟然铺满土，种满了葡萄，既可遮阳，使顶层的教室凉爽一些，又可一年收获一千多斤葡萄。我随意走进一个教室，看见一个小青年正打爵士鼓。我说，同学，你几年级了？他一愣，他说他是老师。我走进一间大教室，正好在举行歌、舞、器乐三项全能决赛。我指着正主持决赛的小伙子问人：这是老师吧？人说这是高中生。我想，老师像学生，是因为身心年轻；学生像老师，是因为营养充足、发育健全。一号参赛者上了台，演奏CASIO电子琴。一问，这琴两千多元，是他家给买的，他爸爸是攀钢工人。二号参赛者上了场，演奏YAMAHA电子琴，也是家里花了两千来元买的，爸爸也是攀钢工人。实验学校有中学部、小学部共九百名学生，自由报名参加艺术或体育训练。他们的击剑选手曾获全省青年花剑第一，举重选手曾获全省青少年轻量级个人第三。

    攀钢教育处长肖信珊说，要让学生有健壮的体魄，健全的智能，健康的心理。实验学校根据攀枝花夏天高温的特点，把一年两学期改成一年三学期。每学期三个月，每年的2月、6月和10月放假。2月过春节，6月过夏令营，10月金秋，正好旅游。赵忠玉一直鼓励学生多出去走走。攀钢蓉城大厦对学生去成都的住宿非常优惠。是的，让大自然回到孩子们心里，把孩子们的天性还给孩子们自己。学生分批去了西昌、成都、重庆、桂林、昆明、西双版纳、九寨沟、长江三峡等。每次旅游时让孩子们摄影、撰文、办油印小报。当然累苦了老师。但是，孩子们不是等社会创造好了条件再长的，他们天天在长，社会只能不失时机地为孩子们创造条件。

    攀钢同时也为教师们创造条件。1982年赵忠玉从全省招聘老师。面对三千名应聘者，人说似有“网罗”之嫌。赵忠玉说不是网罗，是自信。如果有过一点“问题”，就不相信别人，不用他们，这是自我虚弱的表现。老师报到后，攀钢又创造条件把他们送往各地培训。赵忠玉深知攀钢的基础教育是欠了账的。如果老师们在攀钢关起门来自己积累教学经验，那么，先进城市在先进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截了。

    教师们的劳动见了成果。攀钢在恢复高考的头五年，年年一个考不上。1983年有四名子弟打破了零的纪录，上了大学。1985年以后，高校升学率平均达百分之二十以上了。1989年有十六名子弟考上重点院校。更有两人都以五百九十八分考上了清华大学。这对于攀钢的教师、学生乃至职工，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关于攀钢的教育，肖信珊还有很多“工程”。“跟着良心走。”她说，“现在气还不敢喘，只是直了直腰。”我看她精瘦的脸上似乎只剩下一对大眼睛了。除了大眼睛其他都淡化了，可以忽略不计了。一身简练的黑衣服。上衣简练到无扣，裙子简练到无摆。再加一双黑皮鞋。攀钢的薛书记对我笑指她，说这是攀钢有名的铁女人。

    攀钢子弟考不上大学的总是大多数。终究在70年代初大家还都住席棚子。在山地上开办的教育，基础太差。赵忠玉很动情地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也是不平等的。我们攀钢的孩子不是不行。他们的分数不够，我们用钱来凑。公司出钱让他们上大学委培。公司给委培的大学生每人发三大件，皮箱、计算器和英汉大辞典。凡念书好、在学校得奖学金的，公司一律再如数发一份奖金给学生。1988年攀钢就设了五十万的教育基金。近三年每年教育经费约千万元。赵忠玉拍着委培的学生们：你们拎着攀钢的皮箱，揣着攀钢的计算器，夹上英汉大辞典，你们给我把腰板挺起来！

    难免也有的“崽”在高校培养出来了，有本事了，不回来了。“伤心，不够朋友。”赵忠玉说，眼睛里一下泛起了泪水，“不过好在他们也在中国。”

    他的嘴也开放了

    九年前我在攀钢采访过炼钢工人杨永政。那时我打听他住哪儿，人家说他家在一个什么坡下，门前有一只大鸡笼子。终于找到大鸡笼子后边的他的家。狭小的平房里，他的妻子在一地的锅盆间忙碌。惟一最好的东西是一台黑白小电视机。这次找到他的新居，一看，这里集当今中国式现代化“元素”之大成：平面直角大彩电、双门冰箱、落地电扇、音响、洗衣机等。上次二十七岁的他看上去像三十七岁，这次三十七岁的他看上去还是三十七岁。我真为他高兴。他滔滔讲及他这个劳模外出介绍经验，出差多，贴钱多。尤其是他一走，定员八人的活只有七个人干了。他自己外出受累花钱不要紧，想到让七个人干八个人的活，太不好受。我简直不知道眼前这个杨永政是怎么从九年前那个杨永政变过来的。那时我找他，他几乎一句话也说不出。如今十年改革开放，他的嘴也开放了。那时他家确有困难。我叫他提，他震惊了，半天不做声地蹦出一句：我是劳模，我从来不提个人的事。这是我唯一记得的他说的一句话了。而这次，他的自我束缚少了。他懂得自己的利益了。这是他对自我的一种确认。

    赵忠玉说，有了十年改革，老百姓才有了信心。如今职工平等意识、民主意识强了。过去谈话你讲他听。现在都要问个为什么。过去发三元、五元奖金职工积极性很高，现在做工作成本越来越高。过去经理找工人谈话，工人简直难以忘怀。如今经理找工人聊聊，工人说不愿到你办公室聊，否则觉得你居高临下。也不愿到小会议室，因为平时不去的，会有压抑感。然后拍着赵忠玉的肩：“老板儿，老板儿。”有个职工走进经理室把赵忠玉一顿训后掉屁股走了，连这位仁兄是谁也不知道。也有后半夜打电话给赵忠玉发脾气的，说他家闭路电视效果不好了，你管不管。赵忠玉说第一，你打电话给我，说明你心里有我这个经理，我感谢你。第二，你相信我能把闭路电视修好，也感谢你。第三，我是抓闭路电视影响攀钢的利润，还是抓攀钢的生产好？你看我抓哪个好？闭路电视爱好者说，你还是抓生产好。赵忠玉说，好，那我这就抓生产。效益上不去，如何能提高职工对物价改革的承受力？如何能消化企业面对的越来越多的涨价因素？如何能面对职工抛来的种种问号？赵经理，你们60年代不是讲过台湾在国民党统治下水深火热吗？讲过。你们现在又讲过什么亚洲几条小龙？讲过。那么经理，为什么他们的经济能发展这么快？赵忠玉对他讲应该如何历史地、全面地来看这个问题。然后说，不过你的话对我有启发。工人问有什么启发。赵忠玉说你的话刺激我一定要抓好生产，一定要发展生产力。

    企业是什么？企业首先是一个经济组织，需要有健全的机制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积累。赵忠玉说，企业好比一辆汽车，经理、厂长是驾驶员。油加足了，检查好了，要开就开，要煞就煞，这叫企业机制。中国企业汽车的发动机不大灵，煞车相当灵。希望婆婆帮助把路修平，搞好道路环境。二期工程负债建设风险很大。平均贷款利率高于投资利润率，等于鞭打快牛。这样，谁小干谁就小难，谁大干谁就大难。攀钢如果不上“二期”，本来过得很不错。“二期”的效益要到“九五”期间才看得出。如今边借债、边建设、边还债，资金不到位时，完不成任务刺激神经时，想想还是糊涂一点好。否则想多了，跳金沙江了。不过天塌不下来，精神不能垮。经理需要有个好的形象。不怨天，不怨地，没神仙，没上帝。人生一辈子，有事业干就是最充实的。给江青判的刑，无非是使她失去劳动的权利。人只有不能劳动的时候，才会想到劳动还是一种权利。如果自己不劳动，不等于给自己判死刑吗？今年4月在北京召开给十个全国优秀企业和二十名全国优秀企业家颁奖大会。赵忠玉抱回授予他这个优秀企业家的金球奖。从他投入工作就从来没有想到还有金球奖一说。他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也不会留什么遗产给孩子——孩子若不如他，社会还有什么前途？赵忠玉从小在常州农村，家里种地、养猪。每到年底杀猪，除了过年吃，剩下腌好，吃到八月中秋。再到年底再杀一头猪。他见惯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小农经济似的管理思想，他觉得他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与小生产思想搏斗。

    想到攀钢的企业精神，赵忠玉跑了全国很多地方，总觉得攀钢这支队伍是最好的、最有创造力的，也最能激发他的创造力。当然骨干们再好也有缺点。

    赵忠玉说我们很大的阻力是怎样评价人，怎样对待有争议的人。往往扼杀一个人如同扼杀一只蚂蚁，起用一个人才却要冒诸如“网罗”“营私”一类的风险。争议的焦点在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觉得要从一大堆人里找一个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而他觉得要从一大堆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人里找一个能胜任业务的。首先要相信大家都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然后看谁能干好工作。否则，好像工作谁都能干，只看谁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赵忠玉一再庆幸的是自己在攀钢前后碰上了三个好书记。有什么样的职工就有什么样的领导，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职工。攀钢上上下下一大批骨干，简直搞不清是谁感染了谁，谁更有胆魄，谁更精彩，谁更有创造力，谁更有牺牲精神。

    譬如那位人高马大的周福和，不喝汤，不吃稀饭，只吃干的，人往那儿一坐都透着一股虎气加“霸气”的劲儿。然而周福和说，李惠田更“霸”。当年李惠田当机修厂厂长的时候，周福和当科长，经常连夜给他赶材料。那时让干通宵就干通宵，说明天交就决不敢拖到后天。他年轻轻的就得了视网膜炎了。我于是又想起李惠田在舞厅里耸着肩，两只胳膊肘拄在桌上，双手交叉着，任夹着的烟慢慢燃烧。他微笑着，为别人的幸福而幸福着。但他那昂着的倔强的头，那坚实的肩，那宽厚的背，那半天支着不动的着力的臂，给我一种超级男子汉的感觉。如今李惠田手下的小谢，也是经常十天半月回不了家。我说小谢，你家距办公处才几步之遥，而且你妻子快生了啊！小谢说习惯了，觉得工作就应该这样的。

    栗素娟带我参观附属企业公司的向阳酒家时，指着一个人说：那不是林健椿吗。我九年前到攀钢轨梁厂时和这位高工交谈过。一顶安全帽，一身工作服，一双大头鞋。他至今还是天天在机器房。他设计的310Z字钢等四个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当310Z字钢终于胜利轧出的时候，他一人躲到一个僻静的角落，掏出妻的照片流泪。妻子病危的电报他已经藏起了一沓……我这次看见他竟然不认得他了。因为我记忆中的他是与安全帽、工作服和大头鞋连在一起的。居然他今天穿着白衬衫。原来他今天乔迁新居，请一桌酒酬谢帮忙搬家的朋友们。是了，我听人说过，林健椿已三次乔迁。公司盖起最好的房子，就叫他住。后来，又盖起最好的，又叫他住。再后来，又盖起最好的。赵忠玉说话，林健椿是最有资格住的。我与他握手，祝贺他乔迁之喜。一张并不年轻然而清纯内秀的脸。一双体力劳动者才有的粗糙而很有握力的手。

    攀钢人是有个性的。攀钢是有个性的。攀钢地处群山之中，十几万职工家属不可能都有机会出去看看现代化。赵忠玉觉得心理不平衡。他说老百姓不是希望干部们不吃不穿，是希望干部们领导大家吃得更好，穿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干脆把现代化先搬一个来让大家看看。要盖房就盖一个好的。否则，盖上一大溜鸡窝，鸡窝加鸡窝还是鸡窝。要不就不干。要干，就干一个现代化的。攀钢在一个山头上盖起了南山宾馆。宾馆前的喷水池有六十多种花样，每二十秒钟变换一次。如果认为修建南山宾馆就是“修”了，中国还怎么前进？攀钢还怎么有吸引力？1986年元旦南山宾馆开业那天，公司请三百名三好学生和优秀教师代表来宾馆做客。孩子们唱得多好：我是攀钢好娃娃，长大建设攀枝花。

    告别攀钢九年，我看到的惟一没变的是公司办公楼。老在变化着的是南山宾馆的宾客。1989年11月14日，首届钒钛磁铁矿开发利用国际学术会议在南山宾馆举行。一百多名代表分别来自苏联、澳大利亚、西德、美国、南非、日本和东道主我国。六种语言的同步译声机使攀钢的工程技术人员切实地感到地球在变小，感到在攀钢开国际学术会议也是走向世界的一种方式。会议对攀钢的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等技术表示赞许，确认攀钢含钒钢轨研究已走在前沿。然而更使我深思的是。1989年酷夏以后，有些预定在我国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或友好往来一度中止了。而攀钢南山宾馆这个会议是1989年酷夏以来我国第一个如期召开的国际性会议。

    藏在深山人难识

    夜深回到南山宾馆，正逢赵忠玉在宾馆办完事出来。我刚听说他患痛风病，输完液拔掉管子就跑了。这天他穿着浅蓝的宽袖薄夹克，蝙蝠袖飘动着，越发活泼泼地一股小儿态。我问他病情。他灵活地伸出那短的臂和小的手抓两下他那板刷头，他的嗓门就又高了起来，提高着他那一米六的身材。他说他现在进步了，会跳舞了。“不过，大家下场子了，我就走了。”他说着招呼南山宾馆的两个姑娘一起跳了起来。他那双圆口黑布鞋很自信地踩着节奏，用迪斯科的舞曲跳交谊舞。他转圈，姑娘们转圈。他并不熟练而花样挺多。兴致来时他高举的手臂好像把他这个人也举了起来。事实上，他老说他个子小，可我觉得那个“小”字怎么能与他这个人联系在一起呢。

    夜深了，我和他走到南山宾馆前。山脚下是金沙江，对岸是那二点五平方公里的钢城弄弄坪。旁人指着沿河层层叠叠的灯光，说很像香港。赵忠玉说要是有香港这么久的历史，攀钢的经济发展比香港还香港。一位台湾同胞说人有三种：有的一看不好看，越看越好看。有的一看很好看，越看越一般。也有的看看很平常，再看看挺不错。赵忠玉当即说攀钢属于第四种人：一看就好看，越看越好看。

    我大笑。他也大笑。然后他又要上工地了。他说和我说话的时候，攀钢一天三十多万元的利息交出去了。

    夜色填平了山和山之间的距离，也填平了河。好像一步跨过去就能到对岸的楼。但是千万别跨过去。不见山，只见楼。楼的山，也是灯的山。楼是从什么地方长出来的？这里1987年才改成攀枝花市。赵朴初1975年来这里视察时，记下他一路坐成昆铁路的感受，其中有这么几句：

    穿岩透壁洞复洞，跨谷飞空桥又桥。

    一洞一桥千万险，从兹造化不能骄。

    弄弄坪，这实在是一个太偏远、太容易被人遗忘的地方。藏在深山人难识。但是，这里有大剂量的太阳，这里有红到极致的攀枝花。这里新潮迭起，这里古风淳厚。这里人情纤细如小桥流水，这里性情豪放若北国红松。这里出门饱览原始美，这里进厂领略现代化。这里的一切，好比世上罕见的攀西地区的共生矿一样，丰富得叫人不知如何开发。

    对岸的弄弄坪闪着满山满坡的灯，如同缀满了彩灯的大帐蓬，里边已在演出何等辉煌的一幕又一幕！又如同从地堆到天、从地球这头堆到那头的珍宝，无比璀璨。我只觉得一下跌进珍宝山中，不知看哪儿，什么也看不清了。我觉得自身消融在黑夜中，或许眼睛还有些许光亮，那是汪汪的泪水。此时只见弄弄坪西边夜空一团红光冲天放射，出钢了。东边夜空又射出一团红光，出铁了。攀钢啊！群星灿烂的珍宝山，看不尽数不完说不全写不了。我得狠狠心走了。留下一份浓浓的遗憾，埋在夜的山头。希望有一天再来拾起这个说不尽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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