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叫杨玉琪的画家

    永恒的诱惑第一章一个新生儿和一部披着灰尘的历史

    他把过去的他，把沉重的过去，都掷给了我

    我想，他小时候就是这样的。抑或他现在就是小时候？他这么笑的时候，把他生命的录像带倒回去几十岁。或许，他的人生是用倒插笔写就的？他十四岁开始被人称杨老师、老杨，从来没人称过他小杨。大概因为惯于装大人，加之惯于夹起尾巴做人？步入中年后开始倒插进孩提状态。

    我本想与他谈三天就走，没想到和他对坐了整整十天。他的人生之门一扇一扇地向我打开了。回忆是苦痛的。往事被我一点一点地翻捡出来。我们好像把一生的话都谈了。他送我驰向南京火车站时，我们一路无话。直到上了南京回北京的火车，我大约精神一松弛，上海口音趁机滑脱出来。他突然用地道的上海话来纠正我。我说原来你会讲上海话？他说他只能讲上海话九百句。自然这是套用《英语900句》。他继而一串串地学说广东普通话，比相声演员还相声演员。我这才意识到，我们熟了。刚刚熟。第一次见他调皮，就要拜拜了。他本来具有一个多么热情、活跃、不安分、不满足、具有破坏力更具有创造力的生命。这个生命要发光，要燃烧，要重彩点出斑驳璀璨变幻的人生，要活泼泼地挥洒他的生命的汗水，如泼墨山水一样泼出他的源源的生命之汁。

    他说他讲的他，不是别人想象中的他。我说他讲的他，也不一定就是他。有好几个视角就是好几个他。他笑。人家一笑眼睛变小。他一笑，单眼皮变成双眼皮，眼睛变圆变大，变童真变小孩。他平时看起来可不止四十三岁。真正笑起来却像十三四岁。他是谁？他是否清楚他是谁？他的品格，他的价值！他怎么不知道他是谁？他说一个人到这世上来一趟真不容易。下一次来，还不知什么时候呢。所以一定要有痕迹。于是我又感到他那苦痛的孤独，他那孤独的苦痛。

    他不笑的时候，是沉郁的。不过他在车厢里，笑得透心透肺地快活。可能在过去的十天里，他把过去的他，他把沉重的过去，都掷给了我。现在他鼓起两颊随心所欲地学说广东话上海话，他笑得喷红，像个新生儿。他生来是个不谙世故的孩子，偏要他谙，于是他懵懂了，黯淡了，失神了，失真了，像一部披着灰尘的历史……

    希望能证明他当然不是土

    我对他的认识也是一种倒插笔。快分手时看到了他的小儿态，刚相识时见到他却是老人状。1989年秋我在长途电话中和他约好，我10月19日离京，请他第二天上午在南京火车站左侧等我。然而我在南京站左侧茕茕孑立着，却不见他。我的大旅行袋把整个身子靠在我腿上，它倒惬意。小旅行包挂在我的肩头，耍赖似的往下坠。我呢，累得像一根站立起来的面条。

    终于从车站右侧走来一个人。是他？是他。怎么从右侧走来的？他说他在电话中说的就是右侧。我说我记得是左侧。谁弄错了？

    他不像他，不像我模模糊糊地感觉着的那个他。脸有点浮肿，眼睛肯定很小。并不浓密的头发夹杂着不算稀疏的白发。穿着绝不醒目的可可粉色西服。脸色也如可可粉，整个儿呈黏土状。

    他四十三岁。从这个年龄层往上，黏土含量往往偏高。我希望很快就会发生什么事情，证明他当然不是黏土。他看上去实在没什么特别之处。一切都很规范。不高不矮的个子，不胖不瘦的身条，看上去体重一百四十斤左右。问他，他说净重一百八十斤。这怎么可能？莫非他是实心的？

    他说和我通长途后他死死记住19日这个日子，所以他向泰州统战部要了一辆19日的车，准备从泰州开到南京把我接回。他单位里正好有一个人去南京看病，他就约那人坐这车同去。18日夜里，他突然“悟”出一个道理。19日离京是20日到南京。但既已订了19日的车，做人不能出尔反尔，更不能叫有病的同志改期看病。于是这辆他要来的车19日清晨专程送那同志去了。他自己买张长途汽车票，下午坐上长途汽车，颠上六个小时到达南京。（我想他还不如坐上他要来的车三个多小时就可到南京，然后休息休息呢。）19日当晚他在南京预订了一辆出租车，第二天好接我去泰州。事后知道司机要价三百元。我说这么贵？！他说这个司机看着蛮老实蛮舒服的。

    由此我说，关于在南京站左侧还是右侧的问题，不是他说错就是他记错了。

    他坐在出租车司机旁，转过半个头部不置可否地说一句：“一段悬案。”无非是无心破此案。他淡然一笑，或者只是做笑状，心里并没有笑。我感觉，他好像被一个无形的、沉重的罩子罩着。与他说话，他“呵呵呵”、“是是是”、“对对对”。他喝茶，杯里放上五分之四的茶叶，再冲上五分之一的开水，然后用根筷子拨动茶叶，使茶和水互渗。非得这么浓的茶他才觉得够苦味。他说世上好饮的都是带苦味的，譬如啤酒、咖啡。我想，还有他那杯人生的苦酒。后来他讲及他青少年时期的压迫感，他自己都觉得难以相信，不像真的，自己都觉得自己好像在说假话。

    他的面孔如鉴真大师塑像的楠木

    我住在泰州期间曾和两位浙江朋友邀他与我们一起下扬州。从泰州到扬州，一个多小时的汽车，自然他得当导游。他端着相机说，你们要在哪里照相，我听你们的吩咐。然后无话。只是遥见公厕时，便如牧童遥指杏花村似的指着那个不可或缺的所在：“要不要方便？”我说这好像是你这个导游惟一会说的一句话。他说这是他的责任，嘿嘿嘿。这种笑，又是从喉头发出的，不是心里发出的。他快活不起来。既不会游玩，又不会悠闲。只是在扬州大明寺的鉴真纪念堂，如弟子叩见大师般提神，说鉴真和尚原住持大明寺，后由大明寺东渡，前后十一载，虽双目失明而“何惜生命”，第六次东渡时终于抵达日本，传授戒法，弘法兴化，鉴真圆寂近一千五百年。

    我忽然看到他面孔肃穆如鉴真大师塑像的楠木，他声音低沉空濛好似从一千五百年前传来的。

    孤独，或许正是一种未被认识的需要

    生命，于艰难处见浩大。然而人们往往容易只看到别人的成功。个中人的个中滋味只有、也应该由个中人自己去体味。他在青年时代把多少精力抛掷在学习做人，让这个世界容纳他。如今整个泰州都认为他成功了。譬如他个人画展上的一幅画《江南春雨》，他不过倒点颜色，倒点水冲冲，没画几笔，可就是能叫你闻到、摸到、感觉到那朦胧胧、甜丝丝的江南春雨。美国一位教授随他开多少价也要买下。他不卖。不想卖，不愿卖，不卖就是不卖。他可以不卖，但又不可以不送画。二十万人口的小城泰州，人们戏称：“一条街道两座楼，一个警察管两头，一个公园两只猴。”他不可能记住所有见过一次的人，但是人们记得他。“名气一大，就不认识人了。”于是路上有人喊他一声杨玉琪，他就做热情状，做朋友状。但是对方到底姓甚名谁？自己什么时候见过此人？“你现在是名人了。”人家说。这就是说，他杨玉琪今后更加要处处小心。“你现在的画难要了吧？”不不，当然不能难要。杨玉琪在一次次的“呵呵呵”、“是是是”之后，一年要画四百来张应酬画。这两三年他的上千张画作了无私奉献。我回京后和北京科技界一个朋友说及我刚去了趟泰州。他说他想起来了，他有泰州那个画家的画，那画家叫什么来着？是别人跟那画家要来的画送他的，他也不懂画，也不知那画塞哪儿了。我另一个好友曾经从离泰州一百多里的宝应县驱车到泰州来看我，杨玉琪送他一本《杨玉琪画集》，同时送了一本给这位朋友的司机。这画集是杨玉琪自己花钱买的，六十元一本。两本画集的价格正好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我说你就这么送画集？他说如果不送司机，万一人家误以为不把他一视同仁呢？杨玉琪从小最敏感的就是受歧视，如今最看不得、最受不了的是别人受委屈。

    或许，这正是一种被苦难升华了的境界？

    我说你这样下去，分这么多心画应酬画，你就毁了！可又想，不这样应酬，是不是也会毁了？他实在一点不认为他算什么成功。可他要这么对人说，谁信？他看着时间从他眼前匆匆走过，踏着嘀嗒嘀嗒的响亮的脚步声。他四十三岁了！以前他老想把下半辈子借来先用着，少活二十年没关系，如今到了上半辈子和下半辈子的交界线了，他又想抛却旧的自我，去获得一个新的自我。他正在经受出生前的大痛苦。当人们认为他轰轰烈烈，认为他到哪儿都是中心的时候，很难想象他内心竟是何等的孤独。或许孤独正是一种还未被他认识的需要，然后才能深思、求索、大彻、大悟。

    我终于读懂了他。他颤动着手，流着泪。之后他说他好后悔在我面前流了泪。他当“坏人”被吊被打都没有流泪，只在他的老师去世时流过一次泪。过几天他又对我说，他这辈子，其实还流过一次泪。他和丽君没有爱的自由只有爱的必然的时候，有一次爱的倾诉，爱的倾盆大雨。所以他一直没把这当做流泪。

    她为什么要把美藏起来？

    我一到泰州直奔他家。他家组合柜上空空荡荡。我说你怎么什么东西也没有？他说一个人太喜欢东西的时候就有点不务正业了。妻正做晚饭。我说你俩怎么长得这么像？其实细究五官一点不像，但是自有一种共同的神韵。杨玉琪说妻今年二十七岁，比他小十六岁。这位小妻子大概着意使自己“老化”，盘着头，也穿着黏土般的西服裙，身上没一点亮色。我快离泰州前，劝她把头发放下。她披下了柔软光泽的长发，衬出一张滋润洁白鲜亮的脸，冰清玉洁。玉琢的脸上是两汪清泉般的眼睛。天！她为什么一直把美藏起来？

    永恒的诱惑第二章不自杀的人都得作些关于

    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的表态

    一潭死水上飘落了一片枯叶

    1966年。十九岁的杨玉琪不知怎样才能使娘哪怕有一会儿忘却自身的重压。这天他回家对娘说，街头有人戴着一二尺高的纸帽，手里拎只簸箕当锣打。打一下喊一句打倒自己的口号。娘听了只不吭声。不知过了多久，娘淡淡地说了句话，好像一潭死水上飘落了一片枯叶。她说：我今天也在街头站了一整天，戴着高帽，挂着牌。

    好像有一个锣槌“当”的一下打在杨玉琪心上。娘身边放着一顶高高的纸糊的帽，帽上写着“现行反革命、反革命家属俞钊棣”。

    娘教学的城东小学已经有一位宫老师自杀了。不自杀的人都得作些关于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的表态。娘在会上，脸扭向窗外说，他死得痛快，好。杨玉琪对大妹说，要是娘夜里吃了药死了，不得了了，我们就没有娘了。从此两人轮流看着娘。当然，得假装睡。娘翻个身，杨玉琪探出头看看娘是干什么呢。娘一起床，杨玉琪噔地惊起：娘，你怎么起来了？娘说，小便，你也看见啦？

    杨玉琪假装睡着，就不容易真醒，弄不好是真睡。他每晚上床前喝足了水不小便，逼着自己老得起床。上半夜还好熬。他从晚饭后开始给全家讲故事，一口气讲上六小时，一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一次能讲完。后来弟妹们长大了都找这本书来看。后来杨玉琪自己也面对着两个女性，面对着一个长长的、长长的怎么办。

    越说越像个国民党

    杨玉琪的父亲杨云飞，原是当时蒙藏委员会的一名简任级专员。解放初期董必武办公室找老杨谈话，新中国需要各方面人才，老杨若出来工作可原职原薪。老杨对共产党还不甚了解，刚刚不为国民党工作，便想先缓冲一下。如果他能预测他暂不工作的话1955年肃反时他会被抓走，或许他就不致于那么悠悠地慢几拍了。1955年抓走后判刑十年，后来转移到大西北，不知所以地不放，直至二十年后，1975年国家特赦，又备受关照。有关方面一边安顿老杨参观访问三个月，一边做俞钊棣的工作。说当初你们离婚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现在你们复婚也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当初逮捕老杨是党的政策，现在释放老杨也是党的政策。说毛主席的话人民一说一听，二说二听，你把老杨接回家吧，哪个也不敢说老杨是国民党反革命。政府还给老杨落实了两间住房。俞钊棣当初离婚为了孩子。她找有关方面说她不能给反革命带孩子。老杨和她一别二十年相见时，双方都瞪着对方寻觅自己的结发夫妻。因为他们记忆中的对方都是二十年前的模样。那时候俞钊棣高挑轻灵的个子，乌亮传神的大眼睛。老杨无论如何不能把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后的两个俞钊棣合成一个人。然而他自己还有一点二十年前的模样吗？偶有小孩在屋外喊：“嗳，来看这个家有个老国民党！”“国民党是什么样子的？”老杨穿着件呢子长大衣，俞钊棣看着他是像个老国民党。越说越像！真是！

    我离泰州前去看了老杨。一个极普通的干瘦的老头儿。我说你在大西北那么多年，不容易吧，他说还好。管理他们的那些干部、军人不少是南方人，他和他们经常交谈，他们也不容易。

    大年三十他端来一盆屈辱

    老杨被抓走时，俞钊棣才二十九岁。有三个孩子，肚子里的第四个小生命又捶击通往人生之门了。本来已经挤着八条腿的一张床上，从此挤上了十条腿。一间沼地小屋，只一扇得用竹子撑起的木格窗，只一月二十一元的工资，常年吃不上干饭喝稀粥，这就是这家五口人的全部生存条件。大儿子玉琪非常得意地告诉娘，说他会算账了：我家一天吃三顿粥。我们连着吃了七天，就是吃了二十一顿粥。对吧娘？

    泰州城郊的农民每天早上四点进城卖菜。小玉琪每天清晨四点多钟去捡菜帮。捡完回来总要先经过院子里的第一个人家才能到自家那小屋。第一家早上经常吃大饼油条，喷香的。小玉琪笔直地走过这一家，头是绝对不朝这家转一下的，眼睛直向正前方，鼻尖正好划出院门和自家之间的两点一线。有时第一家厨房炒菜声啪啪地响，把肉香带进全院。小玉琪说，娘，人家请客了是吧？娘说，以后我们要有钱了，也把外婆请来，没钱就不谈了。可是什么时候能请外婆呢？每到年三十，外婆让小玉琪端一盆茨菰烧肉回家，再给一毛压岁钱。一毛钱，当然交给娘。照例的端肉，也是不能不端的。就是心里不好受，心理不平衡。九岁的小玉琪，朦朦胧胧中觉得不平等。虽然玉琪家过年都没有糖吃，这一盆茨菰肉是他家过年的全部象征。但是为什么他家不能给外婆什么，总是要去拿外婆家的东西呢？他感到自尊的被损。人的自尊初次被损害的痛苦，近乎人初次被破坏精神的贞操。这种难以名状的悲哀使小玉琪感到他端来的是一盆屈辱。

    你怎么不穿衣服？

    当人的尊严被损害到极点的时候，这种悲剧感或许又转化为荒诞。九岁的自尊的玉琪绝不会想到当他十九岁的时候，那天他正穿着裤衩光着上身在漂染车间干活，又有人喊他开会。所谓开会，也就是让他站在台上当批斗的靶子。批刘少奇还是张少奇王少奇，反正都是他。台下是毛巾厂的工人，大都是女工，很多是姑娘。台下喊你怎么不穿衣服？对政治斗争太不严肃了！批斗会主席说不像话，怎么不穿衣服？杨玉琪说好的我去穿。他窃以为走来走去穿衣服，正好可以借此放松一下，很快活的。他一点没觉得不好意思。动辄批斗、打倒他，羞耻心全给批掉、打掉了。80年代我国始有健美表演时，社会上很大哗了一阵：到底是健美还是伤风败俗？而杨玉琪在60年代就很堂皇地只穿小裤衩站在台上。是的，很堂皇。

    我问杨玉琪，如果“文革”再延续十年，你会不会变成另一个人？杨玉琪说不会。杨玉琪从小就知道自己生来比不上别的孩子，只有学习能比别人强，就是要比别人强。1954年，他七岁的时候，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我国少年儿童送礼物带给苏联小朋友。孩子们的画一层层送上去，最后被入选的是一幅松树画，刺绣了好送给伏罗希洛夫爷爷带回去。泰州全市少年儿童开大会，把这幅画像锦旗般地挂起来。因为画的作者是泰州小朋友，叫杨玉琪。到1956年梅兰芳返故乡泰州访问，全市小朋友夹道欢迎。小玉琪在第一排，朦胧中觉得像梅兰芳这样才是个人物。他小手拍得也不感觉痛，他只感觉着一种并不清晰的顿悟，一种混沌初开的庄严伟大感。

    永恒的诱惑第三章如果把小城的这句话直译出来，

    就是：这个家怎么有两个女人？

    用棺材打结婚家具

    泰州有个姑娘叫周杏。父亲原在福建国民党部队当文书，后来被解放军解放过来，随部队一起打进泰州。在泰州成家不久去世。周杏五六岁的时候母亲也得痨病去世了。姨娘把她抱养大。姨父是拉车的，姨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周杏在这个无产阶级家庭血统长大，成为一个正宗进步青年。男友是专案组的，政工组长。清理阶级队伍时，从周杏填的履历表上发现她真正的家庭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周杏变成“狗崽子”，那位政工组长深明大义地抛弃了她。政工组长的家里想把周杏转手给组长的弟弟。因那弟弟在农村插队，也只能降而求其次了。

    周杏明白自己从此只能嫁处理品。就在这个时候她遇上了另一个处理品杨玉琪。

    “文革”是最热闹、最发昏也是最寂寞、最凄凉的年代。那年头多少人把对温暖的追求误解为爱情的呼应。杨玉琪和周杏的处境的重合，很容易被误解为性情的投合。1971年6月24日，他们结婚时人称患难夫妻。杨玉琪有一种长途跋涉后，终于走进了一个避风港的感觉。当地农村修水利时常挖出尸体腐烂而木板不烂的棺材板。杨玉琪花了一点钱买了棺材打了一只假三门橱。其实只有中间一个门，省料。他用薄板刻上了一些拼音字母粘上，表示洋气。别人看着蛮好看，他心里不是滋味，不敢实说这是用棺材板打的结婚家具。当时杨玉琪的弟妹都跟着娘下放到高邮县农村了。玉琪带着周杏只好去农村结婚，省钱。娘让农村木匠做好一只南方有拎把的木马桶，里边装上鸡蛋二十只，还有咸肉、爆米花。杨玉琪回泰州时，身边走着娇小的新娘子，手里拎一马桶好吃的，又娶妻又发财，一路走来，好不快活。如果今天叫泰州名人、画家杨玉琪拎只马桶一路走，看他好意思不？

    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是鬼

    其实杨玉琪当时在泰州也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他虽是“坏人”，市里却特许他画画，尤其叫他画领袖像。他在市中心街头办起名叫“红大刀”的漫画专栏，一个月出两三期，一期三十六幅。大约办了四五十期。那年头没有可看的，没有可谈论的。杨玉琪的一两个朋友做过一个试验。该朋友排队进礼堂开会时，故意往台阶下的死角看一眼，然后不动声色地继续往前走。然后他回首一看，后面排队走来的人没有一个不往这死角看一眼的。新的一期“红大刀”要出来时，泰州街头很多人说：今天要换“红大刀”了。张贴的时候围观者每使交通堵塞。围观者看的是画，张贴者往往以为也包括看自己。人的表达欲或表现欲总要寻找宣泄渠道。每期“红大刀”没画完时，总有人来说，老杨——虽然他才二十来岁——画完后叫我一声我去贴。或者催他快点快点，明天可以去贴了吗？终于画成，这些张贴爱好者拉来一辆板车，上边放着梯子、糨糊桶、扫帚、刷子和漫画，一路向“红大刀”那街口驶去。追随板车的路人前呼后拥，狂欢节一般。不过在“红大刀”旁还有一个专栏叫“点鬼台”，公布“坏人”的名字。杨玉琪自然榜上有名。只是早已人鬼不分，人鬼群居，所以泰州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是鬼，但都知道“红大刀”。当初友人向周杏介绍杨玉琪说，他就是“红大刀”。

    痛苦从一行行文字的行距间密植出来

    周杏和泰州民众一样爱“红大刀”，不过泰州人里只有一个周杏能和“红大刀”结婚。婚后她越来越清楚她丈夫不是“红大刀”，而是杨玉琪。杨玉琪被批斗的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有成名成家思想。周杏觉得他不太安分，老是追求他想追求而又得不到的东西。像他这种出身的人再有才气成得了画家吗？杨玉琪和我讲到周杏，说她希望过安定的、宁静的生活，这非常可以理解，无可指摘。但当时杨玉琪没有一个宁静的环境画画，内心的痛苦无法转移。突然写起小说来，不是为了发表，只是为了“移情”，为了把不能画画的痛苦埋进他的文字里。连连写了十几篇小说，痛苦却从一行行文字的行距间密植出来。杨玉琪和周杏在一个床上睡了六年，如同两个旅人同住一个旅馆。两个人一样自尊，一样尊重自己的感情。

    她的笑软化了这家固体的空气

    1982年底，朋友托杨玉琪教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子画画，她叫王丽君。第一次见面杨玉琪没看清她的脸，只觉得她说的话叫他挺感动的。她说她不怕苦，她要学本领，不是要找一个舒服的工种。王丽君看到这位杨老师戴顶旧巴巴的鸭舌帽，一身旧巴巴的蓝中山装，大裤裆，黄球鞋，一转身，裤子后边有两个对称的大补丁。他沉着脸，又老又可怕。他五十几岁呢？杨老师要是站在一旁看她画，她一边画一边发抖。杨老师看她的作业要是不满意，脸一沉，她更加发抖。从1984年开始，她设计的弹力汗衫和睡裙等等的花型，在局里、省里或全国的选样会上得奖次数太多，她自己也记不清，更不肯对我说。她只说杨玉琪现在越来越年轻了。杨玉琪说你现在怎么不怕我，怎么叫我杨玉琪了？

    1982年底，杨玉琪和周杏的家里已经很久没有话声来打破那凝固、沉重的空气了，王丽君的出现使杨玉琪和周杏都庆幸家里可以有点声音了。即使随便让丽君讲点厂里伙食、街上衬衫也好。丽君如一只跳棋子，杨玉琪和周杏都是先和她搭话，然后再把话跳到原先僵持无语的对方。丽君一来帮着扫地、洗碗、叠被、做饭，给杨、周两位长辈一人削一个苹果笑盈盈地递上。丽君清纯的笑，软化了这家固体的空气。这个家，本来已如一只散了架的木盆。小丽君如一道箍，一时箍住了这个要散架的家庭。她说她愿意就这样一直侍候老师和周阿姨。丽君纯净光洁的脸如同她那白璧无瑕的心。面对这样一颗心，你会感到无间，感到亲密，感到温暖，感到获得爱的愉悦和输出爱的需要。杨玉琪笑了，说你就当我们两人的女儿吧。这本来是一句玩笑，是杨玉琪对自己当时心情的变形的表达。如同印象派的画。小丽君把什么话都当真，如同把什么人都当好人。她说好，就这样。杨玉琪见她稚态可掬，说你是不是叫一声呢？丽君朝周杏轻轻叫了声妈，自己被自己惊吓了，扭头就逃回家。

    小城故事多

    越来越有人问周杏：你们家怎么有个姑娘？如果把小城的这句话直译出来，就是：这个家怎么有两个女人？丽君刚来的时候，十九岁，后来二十岁了，还要长成二十一岁呢。在杨玉琪和周杏的眼里她是小姑娘，在别人眼里她首先是女人，然后才是女人中的姑娘。我第一次在泰州街头走的时候，满街向我行注目礼，大约是我身上那件在京花二十三元买来的宽大的男式绒衣使小城的人纳闷。第三天开始，行注目礼的人日见少了，再不看了。因为大家都认识了这件一经看透再平常不过的绒衣。因为泰州就这么一点街，走两天就彼此都“认识”了。

    泰州很快就关注起两个女人的故事。这也可以体谅：平时文化生活少，关注别人的婚姻家庭也是一种业余生活。真是小城故事多。周杏是了解杨玉琪的。夫妻六年秋毫无犯。她认为杨玉琪有病，没有这方面要求。但是舆论与生俱来的功能就是宣传、提醒和促进。周杏也不免掠过一种被取代的危机感。她对杨玉琪讲，这世上谁要伤害丽君，你是会和他拼的。杨玉琪感觉这话包括另一层意思：若是为了她周杏，他是不会拼的。周杏讲得很平和，她在家里也不失风范。但小城舆论大，使她不好做人，好像她容纳一个第三者在家里似的。

    逻辑已经一无力量

    王丽君不便再常去杨家了。家庭又恢复到丽君出现之前的原样。不，世上没有什么“原样”，不是更好些就是更差些。1982年丽君的出现，使杨玉琪如同一个下沉的人抓到一根浮木。如今这浮木被舆论打掉了，连同他心头汹涌的美好的感情。丽君知道周阿姨中午不在家，偶尔插空去看杨老师。却见他四天的全部菜就是一小块腐乳，一小块腐乳吃了四天！她知道杨老师没有心绪烧菜吃，她多么希望杨老师和周阿姨能生活好，她甘心一辈子侍候他们两个，还当杨老师的学生，只要不影响杨老师的名誉，不影响杨老师的前途，自己付出无所谓。如果周阿姨有什么事，自己和杨老师更有责任去关心她，也消除舆论对杨老师的误解。只要杨老师能有成就，能过好日子，自己宁可不结婚。

    杨玉琪失去了王丽君，觉得一无所有！他不能埋怨别人不理解，更不能要求别人一定要理解，但是不被人理解是痛苦的。他在痛苦之余找到了最忠实的患难之交：酒。酒杯扣在酒瓶上。每天回到家，进门先干一杯烈性酒：洋河大曲或者粮食白酒，都是六十度的。喝完酒杯也不洗，又扣回酒瓶上。直至有一个机会可以去南京师大美术系进修，他是再不想回来了。他向妹妹借了一只破木箱，再带上一只煤油炉一只钢精锅一张桌一把椅，就准备弃家出走。从此一心画画，屏弃尘念。虽是去南京，却有一种去深山老林出家当和尚的感觉。然而终究六根未净，心里还是觉得凄凉。

    丽君偶尔还是悄悄来看他。她眼看她最尊崇的人这样毁自己，铁下心来要帮他。她心里明白，现在，就是他们两个了。但他们两个怎么样？不知道。事情将会怎样发展？似是而非不清楚不明了不点破不深想，好像什么也没想。当人的最美好的感情调动起来、升华起来的时候，逻辑已经一无力量。

    他来到世上就是等着这一刻

    这天下午王丽君来的时候，杨玉琪又坐在自己打的沙发上喝闷酒。他知道自己这次离开泰州也就永远离开了丽君。丽君一直是敬畏她的杨老师的，这天却看到泪水从杨老师的眼角往下流。这是从心灵深处滚出来的一滴一滴的泪。没有流过这种眼泪的人都称得上是福气。每绞出一滴泪心灵都要经受巨大的痛苦。这种痛苦拧绞着丽君的心，她扑的一下跪倒在杨玉琪跟前，一脸泪水地说：“我这一辈子跟着你，你不离婚我也一辈子侍候你。”

    男子汉流泪也是吝啬的，一滴一滴而已，几滴几滴而已。丽君这一跪，这一句话，这一瞬间，杨玉琪感到一种生命的回潮。好像他来到世上就在等着这一刻，等得梦都老了。如今丽君冲他一跪，用她的泪水冲刷、洗涤他那灰蒙蒙、光秃秃的梦，使他的梦长出绿芽，开满花苞，鲜亮活脱滴着小水珠闪着阳光可以感觉可以触摸。这新生命的冲撞使他好似在刹那间跨越了一个世纪。他一下倾倒在沙发靠背上，一手抚着丽君的头，任泪水哗哗地淌。虽久久无声，但他有一种嚎啕大哭的感觉。这大哭是一种痛苦后大欢乐的宣泄。他才感到，人能够强烈地表达，多么畅快痛快舒心惬意。一切都尽在不言之中了。从此不管多难多苦，他俩就是一个人了。

    泪水的宣泄，使杨玉琪如同吃了一服中药，把体内的毒全吐尽了。又如同洗了一次桑拿浴，大汗淋漓后复归宁静。现在他再去南京，不是逃避什么，不是出家，他是去创造，带着勃勃的生命力去创造。事后想来，没有丽君这一跪，杨玉琪的历史或许是另一个样。

    永恒的诱惑第四章追求，是一种使人类绵绵不绝、

    生生不息的诱惑

    小玉琪觉得雨也是水彩色的

    杨玉琪1984年进南京师大美术系进修时，未必能想到仅仅五年后的他的成就。尤其不可能想到的，是五年后的他竟比当时的他压迫感更大。人要是对自己一生追求事业所要付出的代价作一次总预算，然而算一算把总代价分到一年的每一天需付出多少，然后，人们还敢追求吗？然而追求是一种永恒的诱惑，一种使人类绵绵不绝、生生不息的诱惑。

    人类释放能力的欲求是与生俱来的。杨玉琪童年时的欲求是——纸。街上糨糊干裂吹落地上的宣传画，他捡起裁去粘着糨糊的部分，剩下的就可以画画。学校用旧变黄折叠处断开的地图，他裁成小块画画。街头小商店里一分钱一张的纸，对于他这个天天捡菜帮子的孩子，近乎是奢侈品了。后来“文革”开始，小城快让大字报给掩埋了。他想一条大标语一二十张纸，五条就是上百张，这些纸要是给他小时候画画真不得了了。他儿时偶尔买点纸又经不住他天天要画。杨玉琪第一次和我谈话，一上来就讲他对不起母亲，他太爱画画太想买纸做了两次对不起娘的事。我看到他的双手剧烈地抖动着，我相信我看到的是灵魂的震颤。

    娘那时面对四个不知事的孩子，只有靠抽支烟解乏忘忧。几盒劣等烟似乎是这个家里仅有的“动产”了。小玉琪已经把他课本上的空白边都画满了画，连两段课文之间的那一点空白处也高密度地住满了他笔下的人物。老师说他上课不专心听讲。他说老师讲的他都懂。他再没有一星一点的纸可以画画了。然而他的画停不下来。娘说家里再没钱买那一分钱一张的纸了。小玉琪说生活可以再苦些，可以不吃三顿粥改吃两顿。娘说再苦些就不要吃饭了。玉琪说，纸没了，咋弄啊？然后也不知怎的急得搭错了神经拿了娘的五包烟和一个抽烟的同学换了钱，转身就去买纸。继而又有了一次鬼迷心窍。那天他看到一本小小的六十四开本的水彩画集。他至今记得那个水彩画家叫李剑晨，画集共八幅画，价格四角钱。小玉琪疯狂了。他觉得他看到了全世界最好的东西，没得比这更好的东西了。这是不能不属于他的。没有人会比他更爱这本画集。他，他拿什么买？他奔回家拿了把家里天天在用的铜饭勺，卖给废品收购站，买下了这本水彩画集。当然中午吃粥时全家就发现铜饭勺怎么没了？用什么盛粥？但是小玉琪已经完全糊涂了，疯魔了，除了想把画册买到手，什么也不清楚了。娘想不到他第二次偷家里东西。娘从来硬气，连向她自己的母亲都决不借钱。玉琪这孩子是本质上坏了啊！娘伤心啊！小玉琪最怕的事就是看见娘伤心。娘一伤心他就觉得天塌了，天塌了，全完了！

    娘多支持他画画啊！有一天下大雨他上泰州公园河边画画。整个公园只有他一个人。他用伞遮着画夹。画夹里有一张一分钱买来的纸。他每次写生都只带一张纸。没有画坏了重来这一说。必须每次要画好。坚信这一张就能画好。一阵狂风吹走了伞，又把这一张纸吹到泥水里。小玉琪捡起伞背起画夹拎上折叠凳往家走。在当时这个十来岁小孩的眼里，来回走一个多小时是很远的路。寒风冷雨中他缩着头，只盼着快些走到家。但决没有想过到家后不再回公园。他只是回家再去拿一张一分钱的纸。娘说你疯了，这么大雨还要走回去？小玉琪说早上下雾的时候，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刮大风的时候，都画成画了，就是还没画下雨景，就是要这雨。娘说你衣服全湿了都没得换的。小玉琪说没事，吹吹就干。娘说还是雨小一点再去。小玉琪说他就是要这大雨。在雨中，他画好后让画纸洒上一些雨点，雨水冲开了水彩画色，画变得毛松松的。嗨！小玉琪觉得雨也是水彩色的！

    但是，纸又没了。他再也不会笑，就是想纸。第二天娘给了他八角钱。八角！他想这是他平生最富有的一天了。他真是太有钱了！八角钱可以买八十张一分一张的纸！他一路狂奔。他简直富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当然他会把这八角钱全部买纸，当然他不管有多少纸也会一张一张省着画。他不知道怎么会一下子有这么多的钱啊！过了很久他发现娘那件结婚时穿的蓝上衣，逢年过节都要穿一下的，怎么老不见娘穿了？问娘。娘说她把这件衣服卖了八角钱。小玉琪喊了声，娘啊……

    他周围再没有“别人”的时候

    玉琪小学毕业后，社会上越来越强调出身。因为出身，他只能上民办初中。因为出身，他明知自己不可能入团，可又不敢不申请入团，否则好像他不向组织靠拢，好像反动。再说他也不甘心不上进。学校举行美术、诗歌、作文等各种比赛的时候，正是他发挥特长的机会。崇拜他的孩子们叫他东方高尔基。不懂事的孩子偏要说你父亲是什么人你还要争什么？你是坏人的孩子。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太脆弱，还是心灵的创伤太深了，轻轻刺一下都那么敏感。不过这是轻轻刺一下吗？这一下刺得还轻吗？这种等外公民感他不能让娘知道。如同娘从来不把自己的艰难苦痛转移到孩子身上。他只压在自己心里，越压越强终于酿成一种喷发的力量，时时把他喷发到校外去。

    他逃学了。一个人在公园写生，一个人上图书馆读书。一个人有多好！再不会被别的孩子瞧不起，再不会比人矮一截。最痛苦的是他明明知道自己明明不比别人矮一截！当他周围再没有“别人”的时候，他真觉得，一个人，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好处。

    熊猫画家的“政治因素”

    越往后，人本身的价值越来越贬值，“出身”越来越增值。杨玉琪不可能入高中了。到1963年他下决心考大学，先在泰州参加了一次高中课程的考试。经市文化局考核盖章承认同等学历。娘不同意他报考高校。娘说你这样出身，学校怎么会录取？他说他能考上。娘终于给了他十元钱——这是娘一个月收入的一半啊。他要到上海戏剧学院的考场去报考舞台美术系。他在上海的姑夫已经退休，把自己的手表借给了他，说你要考试，得有块表好掌握时间。他戴了这块表上了公共汽车，一路上只用戴表的那只手拉汽车上方的横杠。因为别人拉横杠的手腕上都有表，因为他老想看看自己手上这块表。真是体面极了光彩极了。

    当他极体面极光彩地站在戏剧学院招考老师的面前，接受他们目光的审核时，他才意识到自己那么瘦小，穿得那么不体面，而且自己的模样可能一下就给人看出是上海很有些人认为很不光彩的江北人。这种莫名其妙不可理喻的地域偏见！这已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上千报名的考生中只能录取二十人。老师很想卡掉一些考生。正好杨玉琪只带了水彩画，不知道还要带上速写。他苦苦恳求让自己报个名，老师说不带速写就是不能报名。杨玉琪一急，把背着的画夹拉到身前，从画夹里扯出一张纸，嚓嚓嚓几秒钟画下考场人头济济的场面，的确是一分钟都没用了。用这么流畅的线条画出了活脱脱的考生！在场的考生把他围上了，老师也一个个站起来看他的画。一举震惊了考场。他不仅拿到了准考证，老师还把他的准考证号码记在一个本子上。他知道这是好事，是格外重视他这个考生。虽然他是江北人，是穿得那么破旧的江北人。这些教授真好！当时他还以为凡是在大学教书的全是大学教授。

    考生住的楼已住满，他只能和最后一批考生住在一楼的楼道里。所有上楼的人都能从楼梯上看到他。当晚，他那儿形成一个小小的中心。他一下认识了好多人。不，是好多人一下认识了他——他就是那个在报名时当场画画的人。大家争着看他画夹里的水彩画。离考试还有两天，大家结伙去西郊公园写生。杨玉琪初次到上海，第一件大事是想画熊猫。两个考生紧随着他，一个非要帮他拎包，一个非要为他端着一杯画水彩画的水。他无论怎样也没有办法叫他们不拎或是不端。他从来没有想到，在考场上，人的价值只是人本身。他当场也没悟过来。他当时只注意着熊猫什么时候懒洋洋地动起来。他飞快地画下一张水彩，用水一冲，熊猫变得毛茸茸的，不摸都能感觉着这种手感。回到住处考生们人人来看这幅画，大家尊称他熊猫画家。哦，他成了画家！很多考生送他照片，都写上：送给熊猫画家。风头出足。好像别人只是考生，而他是画家。到考试时，监考老师走到他桌边，敲敲他的桌子说，你不要紧张，慢慢地画，你不要受考试时间限制。考生们当然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明白这是一个一定要录取的佼佼者幸运儿。

    两天后初榜公布，名单上没有熊猫画家的名字。杨玉琪到底没被录取。

    考生们哗然了。像这样的考生反而不录取是为什么？他们到接待部门要求回答。一位有关的老师出来答复考生的责问。他说一千多考生中录取二十人，有规定历届毕业生只能占百分之三的名额。考生们想，二十人的百分之三的话，连一个人也不到。那位老师还说，有的考生虽然没被录取，但是水平确实很高，不需要学习就可以立足了。另外，学校选择学生，还考虑政治因素。

    还考虑政治因素？明白了。对杨玉琪来说，就是主要考虑政治因素了。像他这样生来带着“政治因素”的人只能是高等学府的门外汉。一个梦，破灭了。那是他的一个最辉煌、最隆重的梦。他躺在一楼楼道的地上，两三天不吃饭。考生们纷纷下楼来劝慰。他们纷至沓来的脚步声，如同一级级楼梯的断裂、塌落，活活地压迫着、掩埋着、窒息着杨玉琪这个不安分的生命。考生们说他们自己不被录取倒也罢了，你真该录取的。他们越劝越加重他的绝望感。他是应该被录取的。他是应该被录取的！没画头了。再画，还是这个样。再画，还是这个样。不公平，不公平！

    他养老了，时年十七岁

    回泰州的第一件事，是把他从来不准弟妹碰的纸和颜料全部送掉。他送掉的是照耀着他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梦。年轻的朋友们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他也不需要别人明白。他从小埋下的孤独感，如今渗遍了他的全身。他想起李清照的词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而他却已经无所寻无所觅！闲得难过！他觉得他开始养老了，时年十七岁。

    他养老不久又开始画画，他不承认这是画画。他说这是反正没事干随便涂涂。他以为这是由于无聊。其实是他的画瘾很快又犯了。如同戒烟者借各种托词抽烟，譬如上厕所得抽一支等等。他说涂涂玩玩的，也无非是在寻找心理上的托词。涂到1966年，又想考大学，又觉得非考大学不可了。用泰州话说，是抱了儿子去当兵，死也无所谓了。不过这次已有自知之明，到扬州考区只挑最冷门的学校和最冷门的专业。像自己这种“政治因素”的人，能上大学已是万幸。苏州丝绸工学院的丝绸设计专业，似乎考生很少。那么，就是它了。把画夹里的画拿出来给老师看。老师一看说不错啊，留下这张。再拿出一张，老师说很不错啊，这张留下。杨玉琪备而不用地带了二三十张，老师竟然叫他全留下，干脆把整个画夹留下。然后“爱不释手”地拉着他的手，径直陪他上考生宿舍，说他的专业课已经行了。考完后他觉得这次看来是成了。所以说“看来”，因为有了上次教训，否则他一定认为是准行的。但这次，他是怀着一种侥幸的心理等着录取通知了。

    他至今保留着一张泰州市进业补习社发的同等学历证明和一张1966年江苏省艺术院校联合招生准考证。准考号：4004。这是他的全部的“学历”了。

    苦难是一种积蓄

    1966年高考的录取通知没有发下来，发下来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份份战书。这是向人类文化人类文明的宣战。连文化带文明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杨玉琪对于高考录取不录取已无所谓了。如同一个判了无期徒刑的人，再给他加几年刑能有什么感觉？

    杨玉琪结交了几个收破烂的老人。他以比废品收购站高的价钱从他们那里淘画页、封面、线装书等。“破四旧”开始，有的家庭不敢在家里放除了毛选马列著作之外的任何书籍，一概作价卖了。也有的父亲被斗死，儿女们绝望之中把父辈的书连同对父辈的记忆一起卖了。杨家的门口几乎每隔一天就有一个收破烂的老人来叫门：“老杨爹！”泰州话的老杨爹，就是老杨爷爷的意思，不到二十岁的杨玉琪就有人把他从老杨升格为老杨爹了。难怪他早早地产生过养老的心态，抑或是他这种心态使人破格叫他老爹？人们打倒文明的时候。老杨爹正在加紧搜罗文化。他没想到他自己很快会被打倒，终于明白与其等着别人来“破四旧”不如自己动手。然而要他自己毁那一柜子万多张的画页，他一张一张搜罗起来的画页，不啻是要他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这天中午十二点他上班前叫大妹代他烧：你看哪张有问题你就烧。十二点开始烧，到他下班回家天都黑了还没烧完。他走进家里好长时间不敢打开他的柜子，这个放满了画的柜子，于他如同光耀灿烂的宝库。他生命的积蓄都在这里了。这里要是空了，他这个人也就空有一副皮囊了。柜里还残存一点画，很快也被人全部抄走，包括他自己所有的画和雕塑。他青少年时代的画一无痕迹了。他今天回想起来，他在人生路上稍一软弱就走不下去，就将失去自我，就将在这个世界上了无痕迹了。

    直至他被关押、吊打九天后，他如同从炼狱重返地面。既已死过一回，生死也就置之度外了。他觉得地狱虽有十八层，他是下过十九层了。现在哪怕回到十八层，就很好了。坏人就坏人，身上吊的、跪的、被打的、被勒的伤痕复伤痕，再加几道心灵的伤痕，不过如是了。他的身体这里那里在痛，对这点痛的信号他都不接受了。他的心灵平静轻松到近乎麻木。从此他反而可以摈除尘念静静画画了。他生下来就是要画画，如同人生下来就要吃奶。不是为了什么，好像什么都不为。这种经过磨难的超脱，摈弃了乖巧圆滑小智小技。苦难是一种积蓄，一种不断给他的艺术生命补充养分的积蓄。尊崇人类的苦难吧！

    他想法找来旧的美术书刊，裁开、剪断。每天到厂里劳动时藏几张在身上，万一被人查出只说地上捡的。上厕所时能读一点是一点，被人撞上只说这是手纸。“文革”开始时花鸟画也是首当其冲被批判的。因为花鸟画很难直接为政治服务。你画一只鸟如何能表明这是无产阶级的？你画一朵花，又如何能论证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山水画好办多了。山山水水之间加一条高压线或是加一个女地质队员，这就是社会主义新面貌了。而花鸟画，似只能使人玩物丧志。然而我国从宋、元、明、清以来，花鸟画都独立成科，都有大家。传统传统，只有能传下去的才能去统。花鸟画日后如何领一路风骚？杨玉琪从小画水彩，此时觉得水彩画终究欠深沉，不如从此改行学花鸟画，他说不能讲这全是为了振兴中国的花鸟画，这或许也是一种逆反心理。这世界不会永远是“文革”，不会永远斩花除鸟。而水彩画中用色、用光、用水的技巧正好可以在花鸟画里洋为中用。他画水彩画常常在厚厚的纸上冲水、冲色。他画花鸟画则把薄薄的宣纸先喷潮、刷潮，画得湿乎乎、毛茸茸、雨濛濛、雪蓬蓬。美啊，那花鸟万物之神韵，那天地之精神日月之光华！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杨玉琪被关的那九天里，有一晚是造反大队长看守他。大队长悄悄对他说，给画几张画吧。他一惊。问画什么？大队长说画四条屏。所谓四条屏，就是春夏秋冬四条画幅。杨玉琪以为大队长总是最革命的人，想不到也喜爱画。他是深深地感到了。他回家后，悄悄找他画画的人很多。泰州人做家具，老式床上应有一面镜子，如果画张画贴上，可省去买镜子的钱。五斗柜上也应有面镜子，同样可用一幅画取而代之。三门柜上更常用一幅画来代替镜子。当然得用铅画纸来画国画，否则如何能做家具？杨玉琪心想上面批是批，下面还是需要画。譬如画几条鱼，题款年年有余。画月季花和鱼，题款月月有余。画牡丹花和鱼，题款富贵有余。虽然这是一种民俗文化，然而不正告诉他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吗？他从那种添加高压线的山水画受到启发。凡画花鸟风景，一律添加上革命诗，尤其是领袖的诗词。譬如画菊，写上“战地黄花分外香”；画柳，“春风杨柳万千条”；画梅，“俏也不争春”。有了这层保护色，就尽管画去了。

    从石缝中挤压、生长、成活的人才，必是极具生命力的坚韧不拔者了。

    自己坐在同学中间像只大河马

    1984年当杨玉琪终于进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进修时，他看看同班的同学，大都二三十岁。只有一位五十岁的。还有一位年纪大的，就是他，三十八岁。他三十八岁上学，而十四岁的时候却当了老师。那时娘说他是老大，既然没有资格进高中，那就去教小学。十四岁的他长得像个还没发酵的死面疙瘩，又干又小。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大都比他高大。他一进教室，学生哄堂大笑，说这哪是老师？他自己也觉可笑，自己怎么就变成杨老师了？也许从这他装大人装惯了，他一生再没人管他叫过小杨。学生疯笑，他得硬绷着。偏又注意到两个学生在桌下玩铁皮盒。那种盒里有洋虫，或是蚕。十四岁的半大小子杨玉琪从来就没钱买玩的。洋虫也要花钱买。这种装在铁皮盒里的洋虫真是太好玩了。他盯着这两个学生，盼着他们拿到桌上来玩，那么杨老师就有权没收这不应该在课堂上出现的铁皮盒。学生刚一亮出铁盒，杨老师立即呼风唤雨般地把此物收入手中。杨老师还真厉害！杨老师中午回到家还来不及坐下就掏出铁皮盒来玩。娘骂他个狗血喷头。他再不敢没收学生的玩具了。他生来就不该玩的。他更明白了自己的身份：在家里是老大，出门是老杨。他把代课所得的钱如数交给娘。娘说你都用来买画纸、颜色吧。

    现在，三十八岁的货真价实的老杨坐在课堂上，如同十四岁的杨老师走上讲台一样地不知所措。南师大的老师问那五十岁的学生：老同志，你是从哪儿来的？杨玉琪觉得，从长相看他和那老同志也不相上下。他真不知老师接下来是不是也会称他老同志。他心里一阵悲凉。1963年他考上海戏剧学院时，他看到舞台美术系的大学生觉得他们真了不起，大学生真大。如今觉得大学生这么小，自己坐在他们中间像只大河马。

    南师大进门那块大草坪上，学生们或是把书盖在脸上仰泳似的躺着遐想，或是把书打开放在草地上俯卧撑似的撑着读书，或是背靠背坐着一起复习功课，或是脸对脸争论什么。草坪周围艳红的美人蕉衬着他们，如同一个美丽的镜框衬着一幅青春画。杨玉琪知道自己不属于这幅青春画。他在校两年从未走进这个草坪，总是绕着草坪走，如同打擦边球。

    梧桐树为他搭起了辉煌的景

    不过他不是擦边球。他正是在南师大认识了他自己。

    有一次他在过道里走，正好看见老师在一幅挂着的大写意葫芦画前用最高级的形容词在评价。杨玉琪站住了。这幅画的作者不就是他吗？他有这么好吗？他自己究竟没得数。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许正是南师大老师的肯定，使他开始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

    他最难忘的恩师谭勇教授是徐悲鸿的学生。谭勇老师强调要在形象准确的基础上传神，以形写神，中西结合。杨玉琪师其心，师其魂。难怪廖静文一见杨玉琪的画就称赞这是徐悲鸿先生的第三代传人。除了谭勇，还有教授王达弗、卢是、罗剑钊、杨建候、黄纯尧，还有徐培晨讲师……杨玉琪至今想起南师大，心里就奔涌着一股热乎乎的感情。他在课堂上亲眼看到七十一岁的谭勇和八十多岁的杨建候对着廖静文叫一声师母深深地一躬。一个有成就的人，他的人品比他的艺品更能震撼人心。

    杨玉琪在南师大进修时曾在一个老年大学美术班兼课，赚点生活费。后来老年大学成立研究班，要聘请曾经教过杨玉琪的一位老师给他当助教。研究班先征求那位老师的意见，说考虑到你们曾是师生，想听听你的意见。老师说哪个画得好哪个上，他愿当杨玉琪的助手。但是杨玉琪认为即使只教过自己一天也终生为师，他不能想象怎么可以让自己的老师当自己的助手。从此他辞去了老年大学的这份工作。

    老年大学的学员多是离退休老干部。有位老干部曾经觉得自己如同金华火腿上的麻绳。买火腿时连绳称，绳的分量算进火腿的分量。一旦把麻绳从火腿上解下来而不再用来挂别的什么，往往被弃之一边了。但是在老年大学他们又是活脱脱的人了，人的本性又回到他们身上，唤醒了他们对美的追求，唤醒多少美好的感情。这些六七十岁的老同志后来见到二十几岁的王丽君，正儿八经恭恭敬敬地叫一声师母，羞得丽君玉琢的脸红得像颗大玛瑙。美术班里有一位大头大脸的大个子学生，原是战功赫赫的副军级干部。每天早晨来扫地、抹桌，给大伙换洗笔水、刷调色盘。以前他在部队，这一切，用得着他动手吗？可是现在他乐呵呵地端来一脸盆水，对大家说：嘿嘿嘿，水来了。还有一个平素寡言的老干部，这天杨玉琪刚讲课，这位老干部就要求杨老师可不可以给他画两笔，他有事得早点走。杨老师每堂课轮流给这几个那几个学生画两笔。这次给他画当然可以。后来杨玉琪才知道，这位老同志那天要赶去参加他儿子的追悼会。他儿子是个很好的研究生，得肝癌死了……而他还记着不要落下这天的美术课！人的追求美的本性终究要释放出来的。这是一种生命的释放。杨玉琪感到他心中满满的情感涌涌的要从他的笔端写出来。他每天半夜从南师大骑车回他借宿的江东门农民家。高大的梧桐树在路灯映射下，像芭蕾舞台布景似的，那么气派、辉煌。杨玉琪驰向一条街又一条街，梧桐树为他搭起一个辉煌的景又一个辉煌的景。

    永恒的诱惑第五章他多想接过这些画连同这个姑娘

    住在撑开的大伞下

    杨玉琪画展的全部画，都是王丽君在她老家那间七平方米的小屋里裱出来的。门上打着补钉还漏着缝，好比一个人假装闭上眼睛其实睁开一条缝。门旁有一窟窿，或曰窗。潮乎乎的砖地上有一棵大树，是用来撑住屋顶免得倒塌的。住这屋，自然冬凉夏暖如住在一把撑开的大伞下。房间呈手枪形。屋中横陈一张长一点九米的只有自我没有他人的大桌子。“枪把”处本来宽一点九米，但是一头墙上得挂裱好的画，所以只能放一块长一点六米的木板权当床。床板三分之一的地方被杨玉琪的资料蚕食。而且一层放不下，床上码着砖，每五六块砖搁一层板子堆资料。床板余下的三分之二版图归王丽君。身高一米六五的她，每晚只能屈着双膝睡，免得双脚掉下床板，免得碰撞了叠罗汉似的砖。这种睡姿属高难动作。她这么睡一年多，觉得很好。因为万一身子稍动脚挂下床板，正好可以醒过来接着裱画。

    本来杨玉琪自己也不会裱画，但是既然决计没有几十几百的钱去裱一幅一幅的画，只有自己来。自己，包括他和丽君。他找本有关的书来先看会了，然后讲给丽君听应该怎么裱画。杨玉琪说他们这种裱画如同一个瞎子加一个跛子，瞎子背着跛子走路。偏偏丽君这间伞屋一到冬晚就结冰。裱画时一刷糨子就冻住，得用热水袋一点一点把糨子烘化开了再裱。大画比桌子大得多，先刷一半糨子，拖过来，再刷另一半。高二点八米的大画，只有挂在小屋尖顶处才能不拖在砖地上。丽君在桌旁放着只凳子，在桌上放只大板凳，大板凳上再放只小板凳。这样，踩着凳子上桌，再上大板凳，再上小板凳。从桌上下来一碰到凳子，就坐上睡着了。这一睡就到天亮，就得去上班了。此后下桌十分小心，下来就是下来，身子必须听从大脑指挥，再不滑坐在凳子上了。实在困得不行，靠着墙站会儿，脑袋往下一搭拉，脖子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失职，立即使劲再撑起脑袋瓜，接着裱画。再不然看看杨玉琪的画，感受感受它的意境，汲收汲收他的力量。

    白天上班晚上裱画需要力量，抵挡别人的猜疑和好奇也需要力量。夏天她在门上挂一密密实实的门帘，生怕女友们找她时一下撞进来看见她这一屋子的“私活”。门外只要有人喊声小王，她听得一撩起门帘就把门在身后掩上。真正地示意来者不欢迎进屋。女友诡谲地问这屋里有秘密？问急了丽君说她的男友在里边。

    伞屋里是藏着她的男友。这里的每一幅画、每一根木头，都是杨玉琪。是的，包括每一根木头。那都是她从木材站买来的。两三米长的树也是她绑在自行车上推回来的。少不得车和树和她一起摔下。痛倒不觉得。因为她的痛点在树上。要紧的是树是不是无损？这是要锯了刨了漆了给杨玉琪做画轴的。

    总觉得路人一眼就能看出他俩是“假的”

    王丽君每过一段时间就要把裱好的画送往南京。在南京偶被杨玉琪的熟人撞见，每每指着她问杨玉琪：你女儿这么大啦？她平时专门注意中年妇女的衣着，去南京故意戴上一副老式眼镜，再盘上头发，穿上尽可能老式、土气的衣服。譬如烟灰色的两用衫或黑裤。若有人问她多大，她说差不多三十岁了。虽然她穿上过于肥大的罩衣，反而更使她像个穿娃娃衫的女孩子。年轻姑娘青春新潮的打扮，这一页被跳过去了。她已经习惯于穿素净、庄重的衣着，随时考虑着她和杨玉琪两人的协调。到1989年她已是孩子妈妈了，再穿花花绿绿不合适了，她说。可是这位孩子妈妈不就才二十七八岁吗？

    再说丽君抱着裱好的画卷到了南京中央门长途汽车站，杨玉琪隐身人般站在车站的暗角里，只能远远地看着她扛着大捆的画下车。多想跨上前去接过这些画连同这个姑娘。可是这趟长途车上全是泰州人。小城没有秘密。创作口头文学的人太多。丽君一路上只希望车快开快开快点到南京，在车上她一眼就能看到隐身的杨玉琪。多么亲切的亲爱的身影，多么亲切的亲爱的一切的一切！但是最富激情的时候却偏要抑制住感情！

    丽君毕竟是姑娘，任何女性都愿意上商店看看。杨玉琪带着她走小路穿小巷，总觉得路人一眼就能看出他俩是“假的”。他们不能结婚，他们就是“假的”。如果有一天他们可以什么都不怕，不怕任何人看见地一起上街走走，那是他们至高至高的愿望了！后来他们的儿子一周岁时，他们想尝尝正宗恋爱的味道，上南京旧地重游。两人骑上自行车逛大商店看老朋友，自由自在！自由太可贵了。杨玉琪骑车骑得屁股皮都擦破了，血粘着裤子，坐都坐不下。但是还可以走。把他俩当年躲躲闪闪地走过的小巷子都温习一次。这次他们怎么走怎么协调，再不觉得路人以为他们是假的了。只是从来不手拉着手。可能是杨玉琪的心理障碍，总觉得自己比丽君大太多。唉，这又何必呢？这个杨玉琪！

    这段情思只有一只鸟知道

    王丽君每次到南京送画，虽然下午三点多就得告别杨玉琪回泰州，总认为还有天经地义的两件大事。一是收罗杨玉琪的脏衣服洗了，二是为杨玉琪烧些能多吃几天的菜，譬如肉丁炸酱。丽君大约一个多月来一次。在这一个多月里，杨玉琪的衬衫每穿脏一件就翻过来穿。如此三件衬衫都两面穿了，再拿起逐一比较。三件之中总有一件第三脏的，可以再穿上。穿过的袜子全塞进棉胎下，如塞进保鲜袋里一般保质保味。丽君最喜欢把洗衣盆端到画桌旁，一边搓洗一边看杨玉琪画画。人生还有比这更加至乐至美的事吗？杨玉琪每有丽君在一旁，就会觉得灵气喷涌而出。这次他看到一张净是墨点的废宣纸，纷纷点点的如同下雪。他提笔就着这些墨点画梅。梅枝上有两只鸟在小憩。杨玉琪自小生就的孤独感使他从来只画一只鸟。只这幅梅，尽管周围是冰雪天，但枝上两只鸟还能亲密地小憩。半小时画就的《雪枝小憩》，写下了一个在洗衣一个在画画的“两只鸟”。不过这段情思只有一只鸟知道，他没有告诉另一只鸟。或许太珍贵的感受只想珍藏在一个人的心底？或许另一只鸟不说也知道？

    杨玉琪每天画画的高峰期在半夜到凌晨。当此之时，人们都进入梦乡了。他感觉中好似进入一个空旷的大厅，讲话都有回声。世界有多大，这大厅就有多大。这厅里、这世上只有他。他旁若无人，抑或这世上本来就前无古人，除了大自然就是他。他的笔只听他的使唤，他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一直画到天亮，笔才放下人才倒下。醒来就是中午。既然不是早晨，往往也就免去洗脸等“晨课”了。他端着一只小脸盆上学校食堂买一盆饭，上边浇上份菜。他在这盆饭上划一道线。中午吃线这边的一半热饭，晚上吃线那边的三分之二份冷吃。到夜里画饿了，再泡上开水吃下最后那些剩饭。丽君为他烧好的肉丁炸酱装在一只保温瓶里。他过好些日子才想起那瓶里好像有好东西。他怀着侥幸心理希望东西放保温瓶里可以永保新鲜。打开盖子一看，全是长长的黑毛，莫非那肉丁又变回去变成了长毛的动物？

    松子熏肉的制作细则

    松子熏肉的制作细则第一章里讲到决计看不出杨玉琪能净重一百八十斤，除非他是实心的。同样也决计看不出他这人实实在在地塞满了多少潜藏的才干。只是他后来除了画画这一个无尽无止的目标，其他都“不会”了，连记住吃饭、洗脸都不会了。

    1963年他把他的水彩纸、水彩色连同他的彩色的梦都送掉以后，他做鞋，包括纳鞋底、做鞋帮、滚鞋口等全部工序。他做衣服，包括做皮大衣、吊皮等全是第一次就做成。他画机械图纸、做木工、搞装潢设计和家具设计等等。他手抄的菜谱好几本。某家奶奶去世要先后摆九桌斋饭，每一桌二十个菜。杨玉琪找了两个帮手，把这九桌饭全包了。光是鸡，他烧蛤蟆鸡、料烧鸡、香酥鸡、松子鸡卷、芦姜炒鸡脯、芙蓉鸡排、叉烧烤鸡、软皮酥鸡、雪山酥鸡、锅贴山鸡等；光是点心，有香炸云雾、冰糖银耳、橘络天圆、珊瑚莲子、夹沙水晶、酒酿樱桃、蜜汁莲子藕等。父母团聚后，他为他们烧了只松子熏肉。简化了说，先把肉去骨切方正了，把肉皮烤得发黄起泡，放进淘米水里泡软，再用小刀刮净烤焦处，放在料酒和酱油中泡，再放蛋清里走一走，然后下大油锅炸，再用铅丝做一网，肉皮朝下放网上，网和锅之间放一两茶叶，盖上锅盖烧，取出后把肉皮朝案板放好，横竖切几道，皮不能切破，刀缝里放进炒熟的松子，再把肉浸入蛋清，把肉的原汁封住，再下油锅炸，然后皮朝上放盆里，再蒸上二至两个半小时，蒸个透烂而皮不会破，呈金黄色。

    不是为了想吃这块肉。是为了消磨，是觉得自己做什么也不会比别人差到哪里。环境想窒息一个人，结果使人的生命力更强。想置人于死地，结果置之死地而后生，而且活得更丰富更坚实更壮阔。

    永恒的诱惑第六章当他在光圈中闪耀的时候，

    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被扒了一层皮的感觉

    这句话不告诉任何人

    杨玉琪对名人是能不见就不见，越是尊崇的人越不敢见。1986年4月6日在南京的海棠画会上，他所仰慕的老画家亚明和他一见之下非常肯定他的画，而且当场挥毫为他正在筹备的个人画展写了展标。他本来可以借着请亚明在这个展标上盖个章登门去请教请教、结交结交。不不，他不去，请朋友代他跑一趟吧。直至送画展请柬，他不是有由头去而是应该去，他自己不去都是欠礼貌的。不不，还是能不见就不见。同是这个4月6日，一友人从当代大书法家林散之家带来林老对他的画的评价。杨玉琪从未见过林老。在他心中林老的人品字品都是不可企及的。林老会对他的画有评价？林老一句话，在他都是至尊至贵的。友人打开一纸，上有林老写的评语：“画是佳品，用笔用墨得传统法度，有力量，将来成大名。”还有一句话，杨玉琪只觉得一腔热血冲上脑门，林老说的是什么？“驾江苏之上。”江苏画界人才荟萃，群雄鼎立，在江苏被承认都谈何容易。林老说驾江苏之上，林老怎么会这么说？杨玉琪一阵晕眩的时候有一条神经却是异常地清醒：这句话不告诉任何人，不让画界知道。

    直至后来我对他进行整整十日的长谈时，他晕乎到没有一条神经是清醒的或者说每一条神经都是清醒的。他晕进了他的往事。他搜索着、查看着往事的每一页。他把往事拣一拣，理一理，码一码，堆放整齐，包扎成捆，打上封条，储存进大脑仓库里，未必再想打开了。我和他天天各就各位。他坐在窗前，我坐在离他约一米半的沙发上。我的前边有茶几，我的后边是墙。我知道，后来我在他眼里，便如这茶几、这沙发、这墙一样，只是造成他回溯往事的规定情景的一个组成部件。他检索、码放、捆扎。他累极了。他把成堆成捆的往事拍去灰尘，打开绳索，挑选重要的值得保留的部分重新分类成捆。林老的话自然是极重要的。

    然而他忘了，林老那句“驾江苏之上”的话他是不愿对任何人讲的。他忘了我就是属于“任何人”中的某一个。他一旦面对着茶几、我、沙发和墙这四组式的规定场面，他就如一个按了电钮的机器人，开始按他的程序工作了。

    他和我十天的长谈，几近梦游。我知道我不能把他的梦呓都变成铅字，不能擅自把林老这句话披露出来。但是文章写到这里，收到杨玉琪寄来的一幅葡萄。这是一位行家在我这儿看到他的画集后赞不绝口，我硬起心肠请他随便画一幅寄来的。我拆开信封，看到折叠起来的这幅画的一小块背面，我大叫好极了！打开一看，我一下子不知道是我的泪水晶莹还是这些葡萄晶莹。我想不到一纸葡萄能使我激动得泪水一下涌了上来。我原以为葡萄可以画得逼真，画得水灵，画得让人馋涎欲滴欲摘不能。而杨玉琪这一篮葡萄竟画出这么大的气势这么大的力量！葡萄如何能具有力度具有气势呢？然而花鸟瓜果只要到了杨玉琪的笔下，便具有了力度和深度。这一篮葡萄使我震颤，我忙着抹去泪水再顾不上去理会我的理智了。我不懂画，没有看过几个人的画。我就是觉得杨玉琪的画真好可又不知怎么来称赞他，不如把林老的评价全写了。

    他是画家了？

    林老也题了“杨玉琪画展”这个展标。到5月23日画展开幕那天，请柬上写的是八点半开始，亚明不到八点就来了。杨玉琪只听人喊一声：“亚老师来了！”但是亚明正弓着腰从坡下往上走呢。而杨玉琪站在画展前，站在坡的高处“居高临下”。呵，亚老师！杨玉琪连请柬都没有自己送去，而亚明对这个失礼的、不知礼的杨玉琪如此厚爱！真正的大艺术家！杨玉琪结结巴巴地迎下去。所以说结结巴巴，是指一种心态，一种感动不已，不知如何是好的心态。

    杨玉琪很快就迎不过来了。南京画界的前辈和前辈的学生们差不多都来了。南师大美术系停了课用一辆小车两辆大轿车把师生拉来。泰州市开来一辆小车两辆大轿车。江苏省和南京市的有关领导来了。更有十几辆小车、小面包车贴着“杨玉琪画展专用车”的标签。这个车队是谁搞来的杨玉琪都搞不清。怎么能来这么多人他更不明白。很多人挤在画展外面而不得入。画展挤得像庙会。看画不能远观而只能近视。特意前来的泰州主管文教的副市长直说：太激动了！太激动了！杨玉琪好像被无数盏白炽灯直射着。是的，他兴奋，兴奋兼晕乎。不过有一个想法新鲜活脱地从他的热气蒸腾的头脑里蹦了出来：他是画家了？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画家。书画家们祝贺他画展的成功，画了很多字，写了很多画。中国的画是写出来的。中国的书法是画出来的。“天道酬勤”、“艺苑英华”、“香远亦清”、“一时之盛折服鬼神”……

    这么“超编”的来宾，使杨玉琪都不可能与所有的前辈握个手，致个礼。他的心里惶愧摞着惶愧。当各种电视摄像机和照相机的灯光一起射向站起来致词的杨玉琪的时候，当杨玉琪浑身披挂着灯光加眼光的时候，当他在光圈中闪耀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着他成功后面的悲苦。当时他自己也未必意识到，或者说未必来得及意识到。我10月份看这次画展的录像时，看到他的微笑，不是甜的，是苦的。是不是？我问他。他说是。办一次画展耗的心血太大了。譬如印请柬。某处说可以便宜些，五六十元。印完后说是要四百多元。譬如谭勇老师为他去联系美术馆办画展，要省级以上的美协成员，而杨玉琪没有入美协。杨玉琪想，画，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还要什么资格？如同出书，书好就出，而不是看你是不是什么会员。再说，可以不信任杨玉琪的画，但是总不能不信任谭勇老师的眼睛吧？然而就是不行。谭老师这么大岁数这么为他碰钉子，白跑，这于他是一种无以弥补的伤痛。美术馆不行，联系鼓楼公园艺术馆。场地费要三千元。杨玉琪哪里有？后来艺术馆看了杨玉琪的画，说可以用画来顶替这笔钱。这个杨玉琪可以办到。但他心里不高兴，不明白为什么他的画展就不能在美术馆举行？今天一看来了这么多他仰慕的前辈画家，越发使他触景生情，觉得被这么多人看重的画展怎么就不能在美术馆举行？

    杨玉琪心底最深层的一层苦痛，是想起这每一幅画的裱画之苦。每幅画用什么绫子、什么款式来裱，丽君最清楚。杨玉琪怎么一步步走到这个1986年5月23日，丽君最清楚。所以她最担心他办画展前太劳累会倒下，太希望他成功便总担心万一他倒下了怎么办？偏偏她又不能抛头露面来参加这个画展！虽然她终究能从电视中看到实况。但开幕式这天她一定每一分钟都在担心！她怎么度过这一天？两年后杨玉琪带她到鼓楼公园艺术馆向她实地描述了画展的实况，然而世上任何事都是不可能完全弥补的。人们啊，减少令人无法弥补的追悔吧！

    请王老师再帮学生玉琪看看画

    泰州副市长说老杨的画应该向泰州父老汇报。这样，杨玉琪画展在南京结束后一周，又在泰州举行了。在泰州“杨玉琪画展”这个展标下，他单拉着一个人照了一张相。他一定要和这个人在展标下留一张合影，也是为了一种无法弥补的追悔。

    这个人叫王述尧，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发现杨玉琪的人。杨玉琪小时候放在家里没人带，他四岁半时娘就带着他去娘教学的城东小学上学了。他一年级时坐在娘身边瞎涂了一个手上捧茶壶的老头。王述尧老师看到这画问这是谁画的？小玉琪说是他。王老师说去去去，怎么可能是你。玉琪娘说是玉琪画的。小玉琪悟出一个道理：自己的画，还行。之后王老师那极大的手——在小玉琪感觉中极大极厚的手——常常从玉琪身后伸过来，握住他的小手，好像把小玉琪揽在他怀里那样手把手地教画。小玉琪觉得这只肉很厚的手是特别了不起的。这双手会做各种教具。用纸筋做的中国地图的立体模型；地球围着太阳转、月亮围着地球转的三球仪；泥捏涂色的小动物。小玉琪一下课就蹦到王老师那边，打开他的办公桌抽屉。这抽屉于小玉琪是百草园、万花筒、聚宝盆。这粉笔、蜡笔都是最好的东西了，还有小玉琪不敢动的大人用的神圣的油画色。后来王老师画墙头画也老带着小玉琪。玉琪至今记得一幅王老师画的《做好作业再去玩》。画上一个小孩在做作业，另一个小孩在窗口叫他出去玩。窗口旁有一只五斗柜。柜子把手是铜的。铜锈了，发绿了。小玉琪直想，要是让他来调色，怎么能把这种绿调出来？他觉得站在梯子上边画画的王老师真是太了不起了！他给老师递笔、递色。他估计老师此刻是需要一支大一点的笔了，还是小一点的刷子，还是一点调色油？他早早地把笔或刷子或油举上。王老师一看，这孩子真解人意，真有灵性，说乖乖，小家伙真不错啊！小家伙非常得意。然后就有了他四年级时的一次大得意。那时突然说每个人都是画家，于是全国性搞墙头画。学校分配每个老师要画三四块墙头画——不管你会不会画。学校几十面墙先粉白了，然后小玉琪爬上脚手架去画。除了王老师，其他老师都叫小玉琪代画了。他刚爬上脚手架，突然被人揪住耳朵。而且就这么揪着耳朵，几乎脚不着地地给拎进了校长室。说，我们工人辛苦粉白的墙让这小调皮弄坏了！校长作证说是老师们叫他代画的。小调皮得意地望着那些涨红耳根的大人：他们又没被揪耳朵，耳朵怎么会红的？

    杨玉琪初一时，一次照例去王老师家请他看自己的画。王老师不在。去了两三次，怎么老不在？师母说你以后不要来我家了，你找不到王老师了，你到我家来没有好处。玉琪想不明白师母为什么要对他这样说。又过些天听说王老师是“右派”，被抓走了。王老师可从来没教他做过坏事啊。他拼命奔跑到老师家，要老师的地址。师母只是掉泪，说不行不行，小孩不懂，小孩不懂。

    三四年后王老师放出来了，在河边石灰场敲石头。石灰场有堆积如山、铺天盖地的石灰石。大块的有上百斤重，用铁锤打成中块，再坐下细细敲打。玉琪每过些天就往石灰场走去，拼命想快点。这一小时的路对于瘦小的他真是很长很长呢。走到河边桥上，他向大约二百米远的石灰场望去，只见驳船还在往石灰场运石灰石。每次去都有这么多的石灰石，永远打不完的。他终于在高耸的石山旁看到渺小的王老师了。他记忆中的王老师是高大的，连手都那么大那么厚。如今在顽固的石山旁竟缩得这么小，连握锤的手也变得那么瘦小。玉琪不知是累了还是难受了，他把下巴磕在桥的水泥栏杆上，久久地望着二百米外的王老师。河在脚下流动，时光在流逝。只有这石山怎么不动？王老师老在敲，老在敲，苦得没有尽头！杨玉琪的下巴在水泥栏杆上磕痛了，才想起往回走。他垂着头，一路上下巴好似一直磕在领口上。虽然下次去石灰场时又是拼命地快走。

    后来杨玉琪听说王老师是向党交心时提了点意见什么的。他也不问此事。他太知道被人刺着自己的伤痛那就等于揭去伤疤任其流血。他定下在泰州办画展后，做学生的觉得总算这是学生能给老师的一点安慰。他恭恭敬敬地上老师家，请老师再帮玉琪看看画。但是画展开幕式时老师来晚了。他说家里有点事。杨玉琪知道对于王老师，家里再重要的事也不会比他的学生杨玉琪办画展更重要。老师是有意避开画展开始时电视的镜头。老师知道如果他准时到画展，学生杨玉琪一定要把他请到上座。王老师，今天一定请你帮我好好看看画提提意见！王老师走在前边看画。杨玉琪跟着，跟着跟着不禁尊崇地仰望着——站在梯子上画《做好作业再去玩》的王老师。

    永恒的诱惑第七章他那种好似到了家的惬意感，

    不知为什么使我感觉他如同伸了个长长的懒腰

    一种民俗的理解方式：怪你或不怪你怪他（她）

    1987年5月3日，泰州城中街道办事处正在处理杨玉琪和周杏的离婚案。根据凡离婚的男方比女方强男方一概是陈世美的定律，杨玉琪在泰州也不乏陈世美之称。凡陈世美的结发妻子自然怨从心头起。周杏趁着杨玉琪在南京学习时，擅自领养一个女孩作为他们的孩子，以为家中有个孩子或能弥合家庭的裂痕。杨玉琪回泰州时，常有口直心粗者招呼他：“老杨，你的孩子好大啦？”或是：“老杨，你孩子好玩吧？”杨玉琪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孩子。这种三口之家如何离婚法？办事员对杨玉琪说，尽管你没见过孩子，但这孩子已受法律保护，有财产继承权。孩子的抚养问题你有责任。周杏赶紧说，小孩的事责任全在她，是她没有征得杨玉琪的同意领来的。小孩全部由她一个人抚养，不要杨玉琪一分钱。杨玉琪说财产全部给周杏。周杏说杨玉琪也要过日子的，他是有影响的人，他以后还要在社会上走呢。她嘛，无所谓，没人会记得她。

    这天他们一人领到一份奴隶解放证书——离过婚的人往往称离婚证是奴隶解放证书。解放了，可以一起坐坐了。他们一起回到家里。杨玉琪说我们怎么会走到今天的？周杏说我们只有一个可悲的共同点——死要脸。是的，他俩在离婚前一两年，明明白白一直在讨论离婚这件事，但“离婚”二字谁也没说出过口。家里有客人，周杏照样倒茶递烟；客人一走家中复归死寂。若去看娘，周杏照样和杨玉琪一起去，照样叫爹叫娘热乎乎地搭话；一出娘家门，两人一前一后骑车路人一般。他们都深知如若把两人的矛盾在小城传开，如同提供民间创作的原始素材。他们从没吵过架。吵架也是一种宣泄和沟通。可他们连吵架的热情也没有了。他们之间的冰膜已经使他们再升不起一丝热气了。

    事后常有人对杨玉琪说，离婚的事，实在不怪你老杨。或许这也是一种民俗的理解方式——怪你，或不怪你怪他（她）。我这里劝一下热肠子人，千万别对杨玉琪说周杏一个不字。否则杨玉琪一定会面孔一沉，说：她有什么错？她从小收养在姨父家，受姨父母影响，善良、正派，但文化不高，未必有很大志向。这又能怪她吗？她十八岁进厂当工人时要普查身体，就在这天她第一次来了例假。所以这日子不会记错。十八岁！可见她的生活环境太艰难，引起生理上的缺陷。自知不能生育这才能决然去领个女儿。如果她有机会上学，她的虚荣心（用她的说法：要脸）会变成上进心，她会成为素质非常好的人。她离婚后多次对人说是她打了三次离婚报告，说你们不懂，根本不存在他抛弃我的问题，他不是陈世美！杨玉琪甚至觉得，离婚后周杏抢在他之前结婚，可能是为了减轻杨玉琪的精神压力，而他常常感觉他自己还在不断给她带来伤痛，至少是使她难以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杨玉琪的环境里。人们往往愿意把苦痛的过去封死在记忆的箱底，根本不想把它们拿出来翻晒、看看。但是杨玉琪在泰州常有新闻。报上的报道，街上他新写的一块块招牌。街上常有人说杨玉琪这人有钱，你看他在泰州写了多少招牌！其实杨玉琪从十八九岁写了当时泰州最高的建筑海陵饭店的招牌至今，从来不收一分钱。生我养我的泰州，我怎么能收这个钱？他说。丽君怀孕后，时有不认识的人指着她：哟，杨玉琪有孩子？乃至生下一个儿子，杨玉琪更为周杏感到伤痛。周杏一直以为他有病。如今他竟有了儿子！在泰州，至今重男不重女。领个男孩至少要上万元，领个女孩一分钱不要。真的，他真怕生儿子这件事伤害了周杏。当然，他又自嘲自己怎么老是瞎想。他和周杏的离婚，解决了两个人的痛苦赢得了四个人的幸福。周杏现在有个很好的丈夫。周杏找到了她的幸福如同杨玉琪找到了他的幸福。

    一个舍弃的，正是另一个所追求的

    1988年1月5日杨玉琪与王丽君结婚。周杏所舍弃的正是丽君所追求的；周杏认为不幸的在丽君却是幸福。她说越是苦的事回想起来越有价值。“我蛮幸福的。我有三种爱。”她说。她享受着她对杨玉琪的夫妻之爱、师生之爱、长辈和小辈之爱。爱，使她焕发出宁静、博大、耐看的美。洁白的脸上，一对分得很开的黑亮的眼睛，蕴藏着宽怀的气度；嫩红的嘴唇旁两只深深的酒窝，深蓄着女性的温柔和力量。她从来没买过化妆品，连雪花膏都不用。结婚时也没用。她实在无须化妆。美是不须要化妆的。我离开泰州前约好她和杨玉琪到我的住地来聚一下。她迟到了几分钟。杨玉琪大惑不解。他们认识这么些年，她从来没有迟到过一分钟。她只愿意自己等他而决不让他等一分钟的。这次怎么了？丽君来了。额上冒着汗珠，宁静地微笑着说儿子刚才发烧四十度，她抱去医院打了针，再把儿子送到娘那儿。我问及她裱画的事，她也是如此平静而简约而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对杨玉琪说你有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妻子。

    一个人有一个这样的妻，那么不管他以前遭过多少劫难，他也得到补偿了。

    四端兄和彭城弟

    杨玉琪说没有丽君自己怎么能走到今天，丽君至今也是在为他作着牺牲。我想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迈出突破性的一步，在这之前有多少人扶他一把，搀他一下，撑他，助他，拉他。在辛苦跋涉之余回过头来看看这些朋友，多么疲惫的眼光也会变得温柔。杨玉琪和丽君在儿子一周岁后去南京，是还两个愿。一是领略夫妻双双在大街上走不用怕任何人看见的自由。二是看望两位共患难的旧友，叙叙旧。杨玉琪成名后他俩竟好似要与他断交似的杳无音讯，是不是他们心里残存着对杨玉琪的最后一点疑虑，以为杨玉琪成名后虽不会忘了他们但或许感情淡化了呢？

    1984年杨玉琪到南京进修时，先借住江东门的农民房，每晚骑车一个半小时以上。骑到近郊没路灯。这晚他栽进一个坑，不，是车栽进坑里而人飞到了坑的那端。惟肚子擦破了皮。这次飞车后，同学们大笑之余帮他找房子。有人介绍南京市归云堂有一个叫徐彭城的大龄青年，独住大屋。就是性情孤僻古怪，不知能否同处？杨玉琪搬去一张写字桌和一支日光灯，要在办公桌靠着的墙上钉两个钉，好挂日光灯。本来他很快就钉好挂上了。徐彭城看看觉得日光灯左右两根绳不一样长，爬上桌重新摆弄绳子。下来看看还是不齐。譬如右边那绳在钉子上再绕一圈，右边就高了。不绕这一圈，右边又偏低，就差这么一毫米。徐彭城爬上爬下十来次，重来复重来。杨玉琪绝望地想，跟这么个挑剔的怪人是肯定住不长的。又听说这人九点就要上床，晚一点就可能通宵失眠。而对于杨玉琪，晚饭以后一天的生活才真正开始呢。

    徐彭城所以接纳杨玉琪，因为他喜欢画。晚上他与杨玉琪一起铺开纸画。画到十点于他已是很超过了规定睡眠时间了。杨玉琪在十点以后才是渐入佳境的时刻，可他却不能不时时注意着床上先生的每一次翻身。这位一翻身，杨玉琪心一揪。杨玉琪心一揪，这位却好像有心理感应似的说一句你弄你的，不要管我。这句“不要管我”在杨玉琪听来如同英雄人物孤身冲进敌营与敌人同归于尽前的壮语。他再画不下去，和失眠者作长夜谈。徐彭城在“文革”中深深的失落感，使他惯于通宵读书或是通宵失眠。他说杨玉琪你真勤奋。杨玉琪说他一直希望世上有一种药丸，早上吞一粒可以一天不吃饭不睡觉一直工作。徐彭城说他从来没有见过杨玉琪这样的人。他周围的人，很多是关心下个月的奖金能多些，或者商谈如何能从车间调入科室。他问杨玉琪什么时候爱上画画。杨玉琪说穿开裆裤的时候。他说他熟悉的人里没有一个有这样始终如一的追求的。他说他以后试试跟着杨玉琪画得晚一些。

    这天凌晨快两点徐彭城画好一幅画。情绪的昂奋使他忘却了对失眠的恐惧。杨玉琪说，画出你的格调来！徐彭城想，他已经有十四年睡不好觉了。像杨玉琪这样的人物，即使自己因为他的到来再有两年睡不好，也值。等于自己给他两年时间。值。如此一想，杨玉琪画他也画，杨玉琪喝茶他也喝茶——原先他怕喝茶影响睡眠。杨玉琪是个夜里画兴大作的神经病，徐彭城也传染上了这种神经病。1987年2月他的一幅梅花在省建筑公司直属单位的书画展中获得第二名。1988年5月他的一幅花鸟在省建筑总公司职工书画展获第二名。而我真正感兴趣的是，这位变成“神经病”的大龄青年有了女友了。

    那时在归云堂这个院子，还有一个被传染的“神经病”叫张四端。张家和徐家窗户对着窗户，相距一米之遥。张四端是有家室之人，每每给杨玉琪这头送来一些能吃几顿的榨菜肉丝之类。他说玉琪，你现在困难我照料你，你若是有一天成名了，我不会烧菜给你吃。他事实上认为杨玉琪哪里就能从南京、从江苏杀出来呢？晚上隔窗各画各的。张四端头都不用抬，说一声杨玉琪你过来一下，杨玉琪几步就到了张家。画到半夜张四端隔窗说他准备睡了。杨玉琪说你再坚持一会儿。继而张四端越画越晚，杨玉琪说四端兄你也发疯了？可不疯了。杨玉琪自己叫他练些扎实的功夫，譬如画色谱。光是蓝色往红色过渡，张四端就过渡出几十种颜色。群青、紫罗兰、湖蓝、玫瑰红……后来我看到张家挂的静物画，满以为是买来的，竟都是他的作品！我想这也许就是色谱效应？

    张四端偶尔听到徐、杨这边锅啊碗啊的发出快乐的碰撞声，他问一句吃什么好的啦。杨玉琪说过来过来。问者明知没什么好吃的，答者明知他本也不是为了来吃。只是画到眼睛一闭全是色谱的时候，不能不小别一下那没有穷尽的色。在这种凌晨时分，归云堂院子里除了颜色就是他们三个面无血色的“神经病”。而且杨玉琪各种带有神经病色彩的想法总能使另两位神经病患者“同病相怜”。杨玉琪1985年想去深圳打开路子但是身无分文，盘缠钱哪来？张四端亮出他结婚以来攒积至今的全部的私房钱。天！但愿我这篇文章不要让他的妻子读到。这笔一千元的私房钱是靠一次次值班费、加班费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攒起来的。杨玉琪说他一定要写个借条。张四端说你要是写借条我就不借给你了。1986年杨玉琪办画展，张、徐二位为他设计制作展标，布置会场，招待来宾，从开幕到闭幕天天来服务。这次杨玉琪占用的不是他们的加班费是调休假。他俩忙到半夜还拎上糨糊桶满城去张贴杨玉琪画展的海报。

    后来杨玉琪知道徐彭城可能要把女友带到归云堂来，悄悄地又找到另一个住址：成贤街。徐彭城一发现杨玉琪要搬走好半天不说话，然后悲苦地说，女友是没有把握，而杨玉琪是实实在在的。徐彭城和张四端自然遇见过王丽君。既然杨玉琪不介绍，他们就不问。男子汉之间，无须问。然而他们越不问，杨玉琪心里越不踏实。不知他们是怎么看他和丽君的？杨玉琪离开南京回泰州的前夕，张四端说了一句：你们早点把大事办了。你——们？这位四端兄心里是什么都清楚的了？这样的理解，还有比这更可贵的吗？

    我让杨玉琪带我去南京归云堂看看他的四端兄和彭城弟。一进徐家，只见地上洒着水，一尘不染。没有一个桌子或柜子的平面上有一样乱放的物件。我以为是为我收拾的。杨玉琪说这是徐彭城的洁癖，一直如此。而徐彭城竟然能容下杨玉琪那一大堆画纸、画笔的“垃圾堆”。杨玉琪往组合柜上一靠，我感觉他好像伸了个懒腰。他并没有伸懒腰。但他那种好似到了家的惬意感，不知为什么使我感觉他如同伸了个长长的懒腰。徐家外间放了一张小床，是专为杨玉琪随时来南京好住的。杨玉琪身上也一直有这家的钥匙。我在里间沙发上与徐、张聊着，张四端出去看一下又进来抱被子，说杨玉琪在小床上睡着了。这些日子，怪我把他谈累了。昨晚他到徐家，杨玉琪睡里间大床，徐彭城睡沙发，两人谈到几点了？拉开灯一看，一个说钟的短针在十二，长针在二；一个说是长针在十二，短针在二。最后达到一种共识。两点。睡吧。睡醒后徐彭城说昨晚你在哪里吃的饭？杨玉琪说没吃。过去他就是一过了钟点就把晚饭从略了。徐彭城觉得杨玉琪好像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归云堂。

    徐彭城，黑边眼镜黑眉黑眼，整个人如同一个浓重的黑色的惊叹号。活得极认真，所以才会有深重的失落感，所以才又会执著地追求起来。说话间脑子里涂满了意识流般的活跃的思维，脸上总是溢着从心底流淌出来的笑。那个墙上钉个钉子都要反复十来次的怪人哪儿去了？张四端，白净清秀修长温文，从面孔五官到品性都展示出南方男性的特征。杨玉琪呢？说他在厨房为大家下面条炒肉丝呢。徐彭城有事先走，临走对杨玉琪说你走之前把门都锁好。

    永恒的诱惑第八章完成，就意味着“这一次”的结束，

    他一无兴奋可言，除非分娩一个新的“这一次”

    冯先生的斋号叫凌云堂

    1988年底，香港印刷、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杨玉琪画集》发行了。杨玉琪拿着这本画集当即就想送给冯天培冯先生。这是一个他从小认为是全世界最瘦的老人。清癯、黄白如骷髅的脸，枯枝般的手指，皮里的骨骼一节一节可以看得出。走路如幽灵飘忽，了无声响。说话声音喑哑如气声，稍一激动就气急。瘦而不驼，体轻而精神。从不咄咄逼人，但超然之气、傲然之气如仙风道骨！解放前在上海新华艺专毕业后，在南京最大的商场挂牌刻金石图章，斋号叫凌云堂。刻的章如艺术品。解放后回泰州当中学美术老师。1957年当“右派”。叫人吃惊的不是他当“右派”，而是他当“右派”后以体弱为由辞职不干了。当时的“右派”哪里敢、甚至哪里敢想辞职呢？他不干了。虽然他四个孩子中只有一个在外地工作，月薪二十多元。妻在手工小厂工作，月薪也是二十多元。穷自不待言。

    杨玉琪在他的第一个老师王述尧被打成“右派”投入监狱后，如病急乱投医般地找老师。他常背着画夹上泰州的美术讲座、画像店、裱画店等一切与画有关的地方，希望能找到一位老师。这天他看到画像店挂着几幅很好的画。店主已经与他熟悉了，告诉他这是请冯天培老先生画的，挂这儿撑门面。杨玉琪当即去找冯先生。凡有寻找老师的机会就不能失去。冯先生说你胆子不小，没人介绍自己来了。杨玉琪说他太想找老师了，什么也不管了。冯先生看杨玉琪画夹里的画，不错，不错，他说。他进里屋拿出两本十六开的风景画，讲画的基础知识。两本画册七八十幅画。杨玉琪从来没见过正儿八经的画册。他真不知他捧着的是什么样的圣宝！居然冯先生让他带回家慢慢看。他捧着画册走出门来，怀着一种神圣感：他又有老师了！从现在开始，上路了。这两本画册就是他前边的路。对，从现在开始，上路！他要把这两本画全印到他脑子里。他也想表现一下自己，让冯先生知道他实在是真正要学画的。他要给冯先生一种信任感，他不能没有这个老师。这一周里，他几乎夜夜不睡。一周后他上冯先生家还画册。借的时候是两册，还的时候是四册。他用铅画纸把每一幅画都临摹下来了。每一幅画下也标着页码，只不过没有装订。另外，铅画纸比画册的纸厚得多。

    冯天培那孤寂的心从此向杨玉琪敞开了。他是个最穷困又最富有的人。他家那一间屋用齐屋顶高的柜子隔成里外间。柜子门都朝里间。外间只一张方桌两把椅子。里间除了床全是到顶的柜。柜里是冯天培积攒一生的画册、印谱乃至单篇的画页。每每过不多天，他就说玉琪啊，我又弄到一本好东西，你不要看这才一点点钱，这是好东西啊！每和玉琪谈起不管哪个朝代，哪种风格的哪个画家，他就搬只凳子进里屋。杨玉琪估计里屋除了柜子和床，顶多放只马桶，平素连放只凳子的空当也没有了。他听见冯先生爬上凳子摸黑沙沙沙地一会儿拿出一本《张书旂画集》，还是解放前精印的珂罗版的；一会儿拿出一本张善孖、张大千兄弟合作的《山君真相》。从来没有拿错过。沙沙沙的声音像老鼠，然而这声音从那黑暗而神秘而无奇不有而无比绚烂的屋子传来，于杨玉琪是太具诱惑力太令人神往令人陶醉令人按捺不住了。冯先生很少直接指出他的不足，往往讲各家的画让他自己比较。开始冯先生还给他的画补补景改改毛病，后来不动笔了，说：我不把你的画弄坏。

    这天冯先生兴起，说到你家玩玩。杨玉琪第一次与冯先生一路走着，觉得自己有一个最了不起的老师，老师还上他家去！他太得意太骄傲了！他突然想起那个成语：趾高气扬。娘一看冯先生来了，一定要留先生吃饭。没菜，对了，拍个萝卜用酱油拌拌。一拍，萝卜溅得哪儿都是。冯先生说教你们一个办法：用毛巾包起萝卜，再用小板凳一拍就行。娘觉得亏他想得出这个办法，直笑。冯先生自己笑得呵呵的。杨玉琪好像没有听到过冯先生能笑出声音来，也许就这一次？这种近乎调皮的、童稚的笑声。

    冯先生这么喜爱他，他也想对先生有点表示了。娘肝病还没好，每月可以买配给肝炎病人的两斤白糖。玉琪家里烧菜从来没有一次买过成斤的白糖，常常是一两一两地买的。这白糖既是给病人配给的，一定是很好的营养品了。看病人一般买水果。真正的水果玉琪是买不起的。荸荠也算作水果了吧。他买三角多钱一斤的白糖，再买三五分钱一斤的荸荠。他攒了很长时间才攒出这笔钱，这两样东西送去冯先生家，自己觉得很不少了。见了冯先生，竟又不知道怎么说，只说冯先生，买点糖。冯先生说唉唉唉，干什么事。

    玉琪作为学生的一个大心愿，是自己的画长进以后能帮助先生画完《百蝶图》。先生好几次对他说要把《百蝶图》画完。先生收集了几百种蝴蝶——包括标本、印刷品、画等。他想都画出来，不是画挂图，是画艺术品，前后各种风格穿插，总对后人有点用处。他已经画了百十种了。玉琪总觉得那一只只毛茸茸、粉扑扑的活物，一摸就会沾上粉。然而冯先生身体已经太差。画画停停。何况，一个“右派”的画集能给出版？现在杨玉琪想来，如果冯先生当时认为画集有出版的希望，或许就能把《百蝶图》画完。

    冯先生家里有一只镜框，里边是先生自署的篆书“凌云堂”三个字。他编了好几本《凌云堂集印》。每张宣纸打上框，上有他一手集来的印章，都是他自己在印后装订成册，和古装书一个格局。自然也没有出版的机会。先生拿着这几本集印，说他想有所成就。十几岁的杨玉琪看着先生枯枝般的手捧着那沉沉的集印，于是明白一个人一旦立志追求，再难再难也要终生不渝。后来杨玉琪更明白先生至死心也没死。先生最后忧郁而死也不是因为心死，而是因为凌云之志不得实现。虽然他从未听到过先生任何一句怀才不遇一类的埋怨。

    人们说冯先生是饿死的，瘦死的，闷死的，冯先生悄悄而去如同一盏油灯耗尽熄灭。他的血脉里流着民族文化的油膏，他的心灵里燃着民族的精神之光，但是这盏灯没有点亮，就熄了。

    当时的杨玉琪从来没有想到先生会死。总以为先生会一直这么教他下去。有一天他正为高中同等学历在补习班上课，听说冯先生去世了。他拔腿就往先生家跑，先生家里成了灵堂。先生头朝南脚冲北地躺着。苍天塌陷了，躺倒了。杨玉琪扑通跪下，大哭着磕头。叩击大地，叩问大地！有谁在说，昨夜冯先生弥留之际，留下遗言说借给玉琪的画册，不准家人向他去要，留给他作个纪念。玉琪大哭着磕头。

    杨玉琪1960年认识冯先生，到1963年先生就匆匆离去。再过三年，杨玉琪眼睁睁地看着抄家的人踩着书、踏着书走来走去，把留在他家的冯先生的纪念全部抄走。此时他想，先生没有活到三年后或许竟是幸事。

    1989年10月28日下午，杨玉琪兴冲冲地对我说，中午他突然感觉到，是的，是感觉到冯先生在那边笑，在那边高兴呢。因为上午他和我谈及把他的《杨玉琪画集》送给了冯师母，谈及如果没有冯先生或许他永远不会与我在此长谈。他可能是另一个杨玉琪，譬如在工厂做一份技术工作。而我认识的这一个杨玉琪，是从冯先生这里起步的。

    我去郁浦街7号冯天培先生的旧址去寻找当年的痕迹。现在这里住着冯先生的儿子、儿媳和电视、冰箱、吊灯、录音机、洗衣机。当代中国人的常规水准。冯先生惟一的痕迹是他幸存的一幅画。题款是：“幽禽清色秋光老，篱菊无言只自知。”时在乙酋冬月。“冯”字和“天培”二字刻的两个印章最见功力，小章刻出了好大的气势。然而不得凌云飞而自知秋光老！

    新的荒野

    杨玉琪便是上苍给予冯先生的一个补偿了。而《杨玉琪画集》是泰州给予杨玉琪的一个补偿。泰州画展之后，泰州市委书记和市长在一次市党代会上发动大家帮助出版杨玉琪的画集，会后光是纺工系统就出资四万多元。这里或许应加上一个注释。杨玉琪每年送给泰州各色人等四百来幅画，可就是从来没有送过市长、书记、宣传部长等领导人。在我到泰州的前半个月，杨玉琪又被破格评为副研究员。在这之前，他是光的——技术员也不是，什么也不是。他的学历也是几近光的，他曾经希望他死后能被追认为知识分子。我在泰州的小街小巷穿行，看到坑洼的地，剥落的墙，砖缝里长出杂草，地面上掷着废纸。就是这种小巷里的一对对门联，都是“金山叠起，富水常流”、“全家福气，满脸春光”、“云涌吉祥，风吹和顺”、“山清水秀，人寿年丰”、“四时如意，八方吉祥”等等。我想，小城的人或许尤其继承了祖先自我调节的遗传因子。破败的门上贴上反差极大的喜庆已极的对联，住在破门里边的人就获得一种平衡继而获得一种满足。在一个知足自足的小城，杨玉琪的画居然遍及美国、法国、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等二十多个国家，他这个人正式载入《中国当代画家辞典》。小城善良安分的人们几乎没什么人记住杨玉琪只是泰州市包装公司的一个美术设计师，他们用自己的想象把杨玉琪这个名字挂上许许多多缤纷的气球。杨玉琪不得了了，他什么都有，他什么没有哇！

    一个真正有创造力的人，当他成功地完成或是一个项目、或是一场比赛、或是一部作品、或是一个阶段目标的时候，完成，就意味着这一次的结束。为了“这一次”，他可能耗尽心力去追求，可能宁可致病致残乃至致死。但是一旦“这一次”结束了，他再不对“这一次”感兴趣，他一无兴奋可言，他一点高兴不起来，他感到索然无味，他的心如新的荒野。他苦闷、怅惘、困惑、焦躁不安，除非他分娩一个新的“这一次”。

    我见到杨玉琪的时候，他正处于这样一种“待产”期。他那种苦痛感使我这个易受感染、超前激动的人简直觉得他大难临头、眼看就要完蛋了。回京以后又打开他的大画集后，那种传统基础上的反传统，那种一反文人画的令人感奋的力度和气韵，那种抓住自然界瞬间变化达到的浑化无迹的强烈的艺术效果，那种有些无所不用其极的表现手法上的创新……我不是在写漫谈中国画的技巧。我不能不写的，是他那种自身经历过大痛苦、牢记着苍生的疾苦、而奋力去承受生命的盛衰去拥抱世界的大气魄、大胸怀。这是只有少数幸运的、更是不幸的大艺术家才具有的生命意识。我看着吴作人、廖静文题的《杨玉琪画集》，蔡若虹在画集前边作了很见精神的序，这本画集对于杨玉琪，确是一个漂亮的句号——不，是间歇号！

    但是杨玉琪一点看不上已有的成绩。他最怕听到别人说：你现在是名人了。这种不理解使他感到孤独，感到痛苦。他已经四十三岁了！这是一个危险的年龄，他要来不及了！他要探索，要突破。他从一开始学画就没想光学哪一家。哪家他都想跨进一只脚。若是进两只脚，不就出不来了？出来比进去还难。而他想跨进百家门，走出自己的路。是的，他还有很多探索方向。在他看来，如果画几十张画只一个探索方向，那就等于只画了一张画。我看他这本画集，确是多种探索。如果扔掉几种探索只剩一种，就是风格。不，他说他可不愿过早框住自己。他宁可孜孜于探索的幼稚，也不愿早早形成风格的成熟。他能画到他的画集那种水平，一步一艰辛如同登山；他要抛开自己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更要经受登天之难。

    永恒的诱惑第九章云海托起七彩的佛光，佛光里是杨玉琪的头像

    雪天峨嵋山的金顶，偶有佛光的显示。1975年12月，杨玉琪与一个姓薛的小伙子第一天上到峨嵋山的清音阁，睡一夜后第二天下午上到洗象池。从山脚到洗象池六十来里，从洗象池到山顶还有三十六里。还得找个庙宇借宿。庙内不见人烟。空洞洞，黑乎乎，阴森森，寒丝丝。一步一步探着步，好像在探向地狱之门，那似有若无的是鬼怪？再看看，反正鬼怪看得见你，你又看不见鬼怪。那是什么？还是别回头！睡着了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又有黑影，朝我们这边来了……好些呢！是……是娘？娘怎么会上这儿？弟妹也全来了？！这是怎么回事？还有亲戚、同学、好朋友，一、二、三、四、五……三十多个，稍微接近的都来了，好像一个不少。每个都和杨玉琪说几句话。可是你们为什么一起来看我？

    你们说呀！

    杨玉琪这一急，他们都不见了。刚才，娘他们，所有的亲人真真切切的，是不是来托梦和我告别了？不得了，不得了，这梦分明是让我和他们——告别呢。这梦是告诉我，这山是上不去的了！峨嵋山从洗象池之上，都是雪，雪天雪地。今天要是上山就下不来了。算了，下山！

    正向山下去，山下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和尚。莫非真有什么仙风把他送到这里？老和尚说怎么不上去看看佛光？杨玉琪说大雪封山怕走迷了路，也没路走。老和尚说他太知道峨嵋山了，根据今天的天气，一定能看到佛光。小薛并不知道杨玉琪昨夜和娘他们一个个辞别了，直说老和尚说的还能错？上山上山。老和尚飘着雪白的长髯，仙风道骨，丰神迥异。有这般神仙指点，哪里还能迷路？再想想，已经走了六十里山路才走到洗象池，不如走到山顶。老神仙说他七八十岁的人都能上山，你们就不能上？小薛说上上上。于是跟着老神仙又上了八里山路。谁知老神仙突然笑道，他就住在这里，他不上山顶了。这个神出鬼没的老和尚好像是特来引诱他们上山的，杨玉琪立即觉得大难临头，应了昨夜的梦了。

    山路已被半米厚的雪封住。认不出路，辨不出坑。悬崖边上都堆着雪，叫你看不准就一脚踩空。但是现在想要下山去也同样找不着路了。怎么着也没有路，命中注定杨玉琪今天非死不可？人说杨玉琪这人命硬。“文革”中他原先的一个好友“成长”为抓他整他的高手。这位高手年轻壮实春风得意之时，竟在睡觉时就睡过去了，或许阴间方面见他在人间地狱中的突出表现，提前聘了他去。杨玉琪被监督劳动时，有一个本不相干的女性看见他就要训斥一通。她这样刺伤一个已经遍体鳞伤的人她能得到什么快感呢？杨玉琪有几天没被她训，听说她是请病假了，病假四五天后竟是不明不白地死了，享年三十来岁。还有一个负责整杨玉琪的，1968年就去世了。不知怎么搞的，好像伤害杨玉琪的最后总伤害了自己。杨玉琪少儿时代有一芳邻动辄欺负他，亮着结实的牙和结实的声音说我们工人阶级怎么怎么，意思是你杨玉琪家不是工人阶级是坏人。小玉琪直觉得伤到了他的心尖尖上。有一天这位芳邻泼洗脸水，她站在门槛里，竟会连盆带人一起泼了出去，结结实实地摔到院子里，那结结实实的门牙崩掉了几枚。随后竟又接连摔了两次。简直像一幅幅连载的漫画。当然，也可以说这都是偶然。

    现在他杨玉琪自己像漫画中的人物，自以为踩在柔软的白雪上，可是下一步跨出去，可能跨进盖着白雪的深坑，也可能跨向装饰着白雪的悬崖。如果命定今天气数将尽，那他更要看佛光了！上山走是走不了的，每走出一步不知那雪的下边是人间还是地狱。他们只能爬上去。毛衣、绒衣的袖管里全是雪，衣服里边淌的也不知是冷汗还是冷水。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地爬。下坡时一旦踩不稳就不知会滑向世界的哪头了。小薛这个山东棒小伙煞是勇猛。他抢在前边探路。他先转过身，倒着向下爬，爬一段，像块石头似的定在那里，叫杨玉琪顺着他的路爬到把脚插进他的怀里。万一杨玉琪滑下来，有他撑着他能接住。爬的时候，杨玉琪真的变成“鼠目寸光”，脑子里只有几秒钟内的事，只有：这一步不要滑下去。就这一个想法。至于这么爬上山顶去干什么，或是上了山顶后怎么下得来，所有这些问题都不可能进入大脑。连昨夜的托梦和那个飘然而去的老和尚都想不起来。只想：这一步要踩实了。也许，杨玉琪这一生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无非是他每一步都踩实，无非是他这一步步比常人要多花十倍百倍的生命的代价。

    从早上六点就这么一步一步地爬到下午两点多。

    上了山顶。这就是神秘的峨嵋金顶？果真到了金顶？哦，我们上到了金顶！只有下午两三点没有一丝云彩的天气才会显现佛光。正是现在这个时候！快向悬崖边跑过去。天，蓝得不能更蓝，蓝得简直像假的。这个山头和对面那个山头之间有云海。一阵阵清风把云海一层层吹起，飘起一幅幅轻纱般的淡雾或淡雾般的轻纱。就在这淡淡雾轻轻纱上，突然显现一个七彩的光圈，很大很大的光圈。茫茫云海翻动着，向这个七彩佛光顶礼膜拜。佛光里有一个人头像。这个人戴着鸭舌帽，这个戴着鸭舌帽的“佛”，不就是他杨玉琪吗？

    同样小薛也在佛光中看到了他自己。后来细想是云海的水汽反射他们身后的阳光等光学现象。但当时决想不到什么光学，只想到佛光、学佛和成佛。两尊新佛狂呼狂跳起来。饿了两天了，居然有这样的弹跳力，毕竟非尘世凡人所及。杨玉琪曾经听说有的人看见自己进入佛光后，几下蹦跳就直下悬崖再不回顾人生了。杨玉琪蹦跳之际想到尘世还有一件事未了——他得把佛光画下来！快，佛光两三秒钟就没了，再显现，再隐去，如此二十来分钟。生生死死地爬上金顶不就是抢这二十来分钟的佛的赐予吗？杨玉琪掏出一直藏在身上的热水袋。当然袋里早就是冷水了。画水彩画可就靠这袋冷水。1975年12月3日下午，杨玉琪画下了佛光：云海托起七彩的佛光，佛光里是杨玉琪自己的头像。他虽死不辞地来画佛光，结果画进了他自己。鉴真和尚前后十一载才东渡到日本传授佛经，他传去的、传下的或许首先是鉴真精神。

    峨嵋山啊，记录着多少爬不到金顶掉下山的和到达金顶但看不到佛光的和看到佛光又掉下悬崖的有志有勇者。世上喜欢登山的人很多，也可以说人人都在登山。登上峨嵋山的总是少数。登峨嵋山的人多，登上金顶的人少。登上金顶的人多，看到佛光进入佛光的人少。杨玉琪可以无憾了。然而追求是一种永恒的诱惑。杨玉琪登山之后又开始了新的跋涉。他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推动着他，指点他登上峨嵋金顶看到佛光的方外人他实难忘怀。下一个金顶远远地看着他又在苦不堪言地探索登天之路。是的，这次不是登山是登天。这一步，踩实了。下一步，踩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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