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子儒公一九〇〇年生于四川綦江县石角镇一个自耕农家庭。上了五年私塾，祖父就过世了。祖母才二十多岁，带着一儿一女，不仅生计艰难，而且孤儿寡母的，受族人欺负。他十五岁跟着三叔到遵义，做盐店学徒，满师后转为店员。后经同乡介绍到安顺恒丰裕商号，因干练勤勉，深受总经理帅灿章器重，破格擢升为副经理。后来又携手创建泰丰字号，仍任帅先生副职，两人合作无间近二十年，直至解放前夕，帅先生迁居香港，从此天各一方。他原本是整套传统生意人的生活方式，长衫、小帽、布鞋、几尺长的旱烟杆，后与帅先生联袂赴上海、香港、广州等地考察一圈，整个观念变了。回来已是西服皮鞋，建上海式住宅，买英国三枪牌自行车、玩蔡司相机（自设暗室）、赞许女儿办家庭剧团、资助办学校等等。但饮食起居，仍保留着自小的俭朴习惯，喜欢吃掺碎苞谷的米饭、红薯南瓜四季豆焖饭、水煮茄子蘸酱。三年困难时期，有一次他发笑说：工商联的同事们在学习会上检查资产阶级思想，人人少不了一条“怕吃粗粮粗菜”，我爱吃，反而不能讲，讲了以为我充积极。当年安顺县商会“换届”，众意所属的帅二先生性情内向，不喜欢参加社会活动，推荐我父亲当选，一当十多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又任工商联筹委会主任，直到离开安顺。市志说他“凭声望才智处理商界事务，深得商界和各界人士称道”。近年有人研究档案馆保存完整的安顺商会（先父任理事长）档案和“新业公司”（先父任总经理）档案，发现前者对传统行会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和完善，后者已是一个成熟的现代股份制大企业，还培养了安顺第一批掌握新式簿记的会计人才，乃撰长文论断他是安顺商业从传统形态向近现代商业转化的关键人物。解放大军逼近省城时，国民党当局仓皇逃遁，安顺陷于无人管理的“真空时期”，他与韩云波、董叔明、吴晓耕、孙启延等上层人士组成临时治安维持会，争取警察局长戴泽坤和警局枪支，维持安定，迎来解放。新中国成立后随团到北京、东北等地参观，回到省城后，受命留在省城，参加恢复和发展经济工作，主持南明烟厂、裕康猪鬃厂、贵阳投资公司等企业。前年朱厚泽学长回乡，在一个集会上说起，“五反”运动把私营企业搞得几乎全军覆没，市里职工工资主要靠烟厂税收，这一下闹到要断炊了。市委紧急派他去协调劳资关系，恢复生产，渡过难关。他指着我对大家说：就是和他父亲一道的嘛。一九五七年，父亲戴上右派帽子。处分是撤销省工商联副主任、市民建主委等职务，降级留用，任驻会委员，管理会员互助储金会手续。他那枚小小的水晶姓名印，过去盖过多少支票和合同，现在只用于十元以内的借支扫还表格了。一九六二年摘帽。一九七四年春节病故。“文革”结束，全国右派大改正时，收到一页改正通知，里面有“虽有一些错误言论，但仍属人民内部矛盾”等语，好心人认为还“留有尾巴”，应该去反映争取。我母亲说，人都不在了，争来做什么！我只惋惜他未能像帅二伯活过八十岁，那就能看到国家拨乱反正，一心一意搞经济的局面了。新中国成立后提倡“实事求是”，他最为悦服，认为深合自己的原则。“文革”期间，我曾陪他去万国旅社，回答两个外省造反派的“外调”询问。那两人态度骄横，诓哄吓诈，就是要逼出符合他们预定框架的“证据”，我父亲始终坚持只说事实，不能伪造。造反派大感意外，出言威胁，终未如愿。出门走到街上，我见父亲已气得发抖。有一位工商界人士刘裕远先生写了篇文章，发表在省城的一本文史资料上，说在抗战期间，我父亲曾借车队商运的机会，护送过阮爱国（越南胡志明主席）返越，这些事全家人一无所知。

    我小时候见到的，只是回到家里的父亲。早晨穿着睡衣浇花培土，与工人一起担熏臭的肥水，双手握着大花剪修整枝叶。这时他先已完成每天第一项日程：临帖练字了。这我见不到。他在卧室后间习字，案子上两摞淡黄色的官堆纸，尺寸大的写大楷，好像是《岳麓寺碑》；较小的写小行书：《翁松禅手札》。一对铜镇纸，刻字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可能这是我知道的第一副对联。矮几上摞着几十本碑帖，我常偷偷去翻看，有拓本，有印本，画册则是珂罗版。后来迁居贵阳，在“文革”的“红色恐怖”中全“破”了。只剩我带着的一部淳化阁法帖、一张何绍基行书拓片，保存至今。阁帖是翻刻，不足观；何书大拓片字、刻、拓都好，装裱出来，挂在客厅里，见到的朋友都很羡慕。

    老来回想家事，觉得父亲虽然经商成功，似乎是受生活推逼着走上这条路的，他内心深处的最大乐趣，可能会是“行有余力，乃以学文”，无所争于世的“耕读生涯”。我家原是赁房居住，我入学前后，父亲的房产才完工。前后三个院子都种了花木，后来又买了紧连后墙的一大片地，准备扩大后园。但未及实施，五一年送给了盲哑学校。他给园子命名“适园”，并请挚友志斋吴晓耕先生撰文释义：“心太平之谓适，身得安之谓适，避远利害祸福之域之谓适。”刻在牡丹台的正面。又自书“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八个字刻在石鱼缸外壁，款字是“适园居士书以自警”，“警”字想非偶下。他改本名恂福为子儒，仿佛也表示无意商贾传家。但人强强不过命，他不仅一辈子未能脱离商业，后半生竟成为商界的闲置人员，有力无处使。

    对树木花草，我都喜欢看，但只抱“不求甚解”的态度。好看就够了，不去深究它的名称品类和习性。印象中久踞不去者，还是父亲适园里看到的几种。

    那时候园是新园，人是小孩，相对都新鲜。有一种盆栽小花，叶子像荷叶，碧绿肥厚，花作金红与墨红交晕，非常艳丽，母亲说叫金线莲，现在好像通称旱莲。夜来香沿径栽了一大片，黄昏开始展瓣吐香，香味十分浓烈。另有一种也在夜里开的草花，花只四片，莹白如雪，展开就成了一轮明月。白天花瓣收簇，背面有隐约的红纹，像毛细血管似的。有一点点清香，极淡，不像夜来香那样喧嚣。两个姐姐和我特别爱它，就叫它月亮花。读永井荷风的小说，见“月见草”之名，不知是不是它。每每忆及朦胧月色中的故园此花，它就是一只浮云中的月亮。亭午开放的午时花，在大太阳下面五色斑斓，热闹得要呐喊出声，也很可爱，我特别惊奇于它那些银光闪闪的微型种子。灯盏花花叶都很粗糙，一副蠢相，却最能引来艳丽的大凤蝶。穿花蛱蝶款款飞，大凤蝶那华贵的气派，飘浮无定的动作，真是难描难画。凤仙花也滥贱，沿墙开了一大片，妹妹们每天去摘来染指甲；我则喜欢那手雷一样的种子囊，一碰就爆炸，黑色的种子飞迸。一碰就垂头丧气的含羞草，当时我视为神物。

    后来这些草花都被淘汰了，换成种种木本的花树，整个园子也铺了白石地面。这一来，园子远没原先有趣了。这是父亲过度包装的败笔。园子对我们的诱惑力，全在杂和乱。好在邻近厨房的两块草坪，上面的花木没有淘汰。一丛芭蕉长得比小杂物间还高，我和妹妹在芭蕉下面开茶馆，搬来包着厚棕套的大茶壶卖茶。挨墙的一株大构皮树也砍了。构皮是抽陀螺的最佳鞭材，我常供应给同学们。构皮树叶则是母亲每年做面酱的必需品，用来包酱粑。还要分送亲友。

    族叔从金城江带回一棵夹竹桃。当时认为名贵，还为它造了一只很高的花架，上有一个可卸可安的方尖顶盖。前院中央置了个大紫藤架，至今留下一张族叔带着我们坐在花架下的照片。听妹妹说，后来紫藤大串大串地开，但那时我已在贵阳上学了。后园栽了十株山茶花，是毛铁桥伯伯的车队从云南拉来送父亲的，当时视为异卉。几十年后，父亲与毛伯伯成了儿女亲家。后墙石山前砌了大花台栽牡丹，正面嵌志斋吴先生手书《适园记》刻石。一九五一年前后，父亲从北方参观回来，同意留在省城工作，山茶和牡丹没人管了，后来被借住者移走。那年，叔祖母三太把几个大花台都种上南瓜，其甜赛蜜，人人称奇，三太很得意。父亲听了大笑道，我种牡丹山茶的肥土，栽南瓜不甜才是怪事！还有两盆不知名的“怪花”，据说是洋种。花形与叶片全同，只是色如胭脂，三瓣合成宫灯形。无以名之，就叫它“叶变花”。其实就是三角梅，现在极常见。

    父亲侍弄花草，都是自己动手。有一年请来个四川花匠，把墙角一大株冬青，扎成一只传统造型的大狮子，我看了很兴奋。花匠住了大半年，没多少事可做，回乡去了。大狮子无人修剪，毛发蓬松，体态臃肿，渐渐不成模样，父亲就把它彻底解放了。

    有一次，我忽然起意要开辟一个我自己的小园子。我选了最偏僻的一个墙转角，动手挖土，刨出来一个像小萝卜的块根，就作为自己第一件作品，埋回土里，浇了水，每天放学就来观察动静。不几天，果然出芽了，一天一个样，很快长出两片团团的嫩绿叶子，很是肥厚。我带母亲来看，母亲说，好像是玉簪花。我觉得这花名很好，暗暗得意。但没有等到它开花，我就把这块园中之园忘了，放学在家还是只顾看小说。

    去年回乡，友人带着进入原先的父亲园子，一别五十余年，还见到两件旧物：一是吴先生书丹的长条石刻；一是石鱼缸上父亲的手泽。此外的石花台、假山石等等，依稀仍是旧时模样。园里原来还有一只很少见的“癞石鱼缸”，外形是一座钟乳石山，峰峦俱备；中空成缸，贮水养金鱼。并且中有石壁，凿成洞门，把水隔成一大一小两个相通的池子，鱼们就在两池之间游来游去。九妹周岁前，又白又胖，父亲一下班就抱着在花园里转悠。一次举着她看金鱼，她一挣扎，掉进池子里，赶紧一把捞起来。独缺此缸，想是也被识货的权势者共了产。也不见多少花树了。唯独前院，父亲手植的一株紫荆，已长成大树，开花季节，灿如云霞。我去的前一年最为繁盛，成坨成团，数逾千百，还上了当地报纸。

    儿时心目中，似乎父亲属于园子，母亲属于屋子。父亲回家爱在几个园子里转，母亲成天总在几间屋子里转。“男主外女主内”的不成文法，在我家不言而喻。

    母亲吴宝书，婚前住大梨树，与外婆绣花为生。我小时候听一些亲友叫她“婵姐”“婵孃”，觉得奇怪，后来知道是她上学前的小名。外公与外婆不睦，长年住在灵谷的观音山寺庙里。大舅吴炳黔做小生意，成家另过。但他去世早，我只见到舅妈。母亲结婚后就主持家务，生儿育女，直至八十岁去世，没有离开过灶台针线篓。小学文化，能看万年历、《玉匣记》（一种家庭百科全书，内容很杂，包括择吉日、占出行、详梦、《增广贤文》、《百家姓》、《诸葛神课》等等，非常有趣，我很喜欢翻看。砖头一样厚重。母亲托人从广州买回的。）我还记得夏天午后，在蚊帐里听母亲捧着唱本吟诵《安安送米》《芦花记》的情景。她时不时到园子里看京戏，这就是我和两个姐姐的节日。《游五殿·斩判官》《天雨花》《石头人招亲》《再生缘》之类连台本戏，看过一次，永远记得。迁居省城后，常看唱腔明快易懂的评剧，最喜欢《葛麻》中那个正直风趣的丑角。我们兄弟姊妹人人爱看戏，可能有母亲的影响。

    母亲是地道的安顺人脾性：是非好恶决不含糊，重情理轻利害，最鄙夷的是势利、趋炎附势（民间说法是“捧红踏黑”）。还有，反感甜言蜜语（俗谓“听得皮都垮一层”，与肉麻同义）。不喜欢嘴巴太甜的人（谓曰“蜂糖嘴，算盘心”）。亲友中通过她得到家父帮助升学、谋职，从而改变了家庭命运的，总有十多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亲族，是民间所谓的“街坊亲”、“挂角亲”（或作“瓜葛亲”，即七弯八绕盘出来的戚谊）。抗战后期，她抚养大姐老师的孤婴、收留两位难民女学生。以后再不提起这些事，说是“修阴功，阴倒（土话，即不声张）才有功，挂在嘴上就无功”。晚年在楼上供观世音，像祖母一样捧着佛经吟诵。祖母的经书在“文革”中全军覆没，母亲的经书是请沈兴祥表舅手抄的。

    母亲生长在小城街巷，语言非常生动，常令我拍案称绝，可惜没想到及时笔录下来，大都忘了。妹妹们常托出差大城市的同事买服装，买来不合心又找人转让，母亲评曰：“磕头买来作揖卖！”某种物品，一人先买到，这个见了也要买，那个见了也要买，成群结队，进进出出，母亲说：“一个疯和尚，一庙和尚疯。”文友李起超为小说拟题词，仿《安娜·卡列尼娜》著名的第一句话，大意是：人的出生都是一样的，死活却千差万别。我说，我母亲用六个字就说全了：“一种生，百种死。”他听了大为佩服。

    母亲比父亲小十岁。一九八九年谢世，享年比父亲多六岁。有一年，用杂色碎布做了一大摞百衲体的椅垫，分给每家儿女做“意念”。

    全家迁到省城后，住宅狭小，母亲一天几间屋忙，就地日行数十里。院子也小，父亲还是在两侧筑了石台，栽上两株夹竹桃。当街门面是一家餐馆，灰很大。夹竹桃周身裹着灰尘，还是每年灼灼地开。有一年用两只大瓷缸种牵牛花，摆在当门两侧的石墩上，用线引上楼栏杆，居然繁茂得超乎想象。餐馆女工们一早来上班，就从后窗看这些玫瑰紫的大牵牛花，大声数朵数。有几天超过了一百朵。母亲过世后，正值城市改造，不两年这幢老宅就拆迁了。现在那里是一幢银行大厦。大妹斫了一枝夹竹桃栽到她的屋顶花圃，居然也每年灼灼地开，可算父亲园子唯一的后代。母亲的屋子，已踪影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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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记：到改定此文之时（二〇一〇年十月），不算早逝的两个姐姐，就连再栽夹竹桃的大妹明怀、“磕头买来作揖卖”诸妹中的明缘、明讃，都先我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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