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与文言文之间的论争，是20世纪初年重要的文化事件。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胡适等新文化派提倡白话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实施“活的文字”，即“文字工具的革新”，[24]借以实现文体革命。新文化派称白话文是“活的文字”，文言文是“死文字”，遂引发了维护文言文的所谓“崇文派”的批驳。双方围绕着“文言存废”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深化了国人对于文言文、白话文各自优劣的认识，推动了文体革命和“言文合一”的步伐，为现代汉语书面语的规范化创造了条件。

    第一节 文言文与白话文论争的时代背景

    一 社会变迁与近代“信息爆炸”

    （一）社会变迁与人际交往的扩大

    以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及其结果所引发的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即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巨变，波及社会方方面面，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这是当时的国人以及其后所有的中国人都未曾预料到的。以西货为例，西方商品全面占领中国市场，“洋”字头的商品大畅其行。以洋货为核心的西方器物的扩张程度，甚至于连居于穷乡僻壤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受到冲击。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所介绍的带“洋”字的西货有近70个品种之多。此外，铁路、火车、军舰、大炮、轮船、汽车、飞机、电报、电话、报纸、邮政、图书馆等，也都是由西方传来的事物。

    这种社会变迁的惯性到20世纪初年仍然在发生着作用，引发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导致了传统社会的解体和新的社会群体、新的社会政治经济力量的崛起。随着新的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随着旧的经济关系的衰败解体，“世业恒为”的职业结构模式被打破了，社会流动也加剧了。社会流动增大及人际交往圈的扩大，与新的经济、技术、职业联系着的社会流动普遍发生。建立在新的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新职业产生了，由此导致了两个方向的社会流动：官僚、商人、买办向近代资本家的转化；破产农民、市民、手工业者向近代雇佣工人的转化。中日甲午战争后，近代学堂、报刊等标志近代社会生活特征的事业相继兴起，于是，在社会进步强制作用下，绅士、“士子”们大批地向报刊记者、编辑、教师等自由职业方向流动。

    产业的发展，人口的集中和社会交往圈的扩大，自然对于传递信息、思想、情感的语言工具提出了新的要求，于是体现时代性的、大众的、有利于言文合一的白话及白话文，也就自然受到人们的格外重视。陈独秀在讲到白话文运动产生的背景时就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即章士钊）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了。”[25]陈独秀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史观角度提出这一看法的，至少说明了产业发展与人口集聚必然带来人们交往方式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过去所未曾有的，自然会对语言文字的革新提出新的要求。这是白话文运动的背景原因之一。

    （二）西潮涌入与信息爆炸

    随着国门的洞开，被世人称作“西潮”的近代欧美文化便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国。蒋梦麟在其所著《西潮》一书中谈到西方近代文化的影响时说：“只要这些村镇不接触现代文明，中国就可以一直原封不动，如果中国能在通商口岸四周筑起高墙，中国也可能再经几百年而一成不变。但是西洋潮流却不肯限于几个通商口岸里。这潮流先冲激着附近的地区，然后循着河道和公路向外伸展。五个商埠附近的，以及交通线附近的村镇首先被冲倒。现代文明像是移植过来的树木，很快地就在肥沃的中国土壤上发芽滋长，在短短五十年之内就深入中国内地了。”[26]“由华东沿海输入的西方文化，却是如潮涌至，奔腾澎湃，声势慑人；而且是在短短五十年之内涌到的……五口通商后不久，中国即已建立兵工厂、码头、机器厂，和外语学校，翻译了基本科学的书籍……并且派遣了大批学生出洋留学。这可算是中国文化有史以来首次自觉地大规模吸收外国文明，其结果对往后国民生活发生了深远的影响。”[27]

    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传入，必然地导致其相关的理论、观念、知识、技术的传播，如大量的新知识新概念，如现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许多术语，都是中国传统语言中所没有的；西方现代社会中的一些制度名词及其知识也是中国之传统社会所没有的。西方现代社会城市生活之丰富，文化娱乐之多彩，对于天文、地理、人文、自然现象探究之深入，这些更是中国的传统知识体系中所缺失的。这些新的知识、新理论、新观念等所构成的大量西方信息，形成了近现代意义上的“信息爆炸”。中国民众在吸收、学习这些新事物的过程中，自然要求传统的语言文字工具的革新和改进。胡适说：“我们的海禁开了，和世界文化接触了，有了参考比较的资料，尤其是欧洲近代国家的国语文学次第产生的历史，使人们明了我们自己的国语文学的历史，使我们放胆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学革命。——这些都是超越个人的根本因素，都不是我们几个人可以操纵的。”[28]总之，西潮涌入与信息爆炸所造成的客观现实，也是白话文运动的原因之一。

    二 文言文无法适应巨变时代的信息处理

    （一）古文作家们的努力与失败

    晚清是桐城派古文的繁荣时期，从曾国藩到吴汝纶，桐城派古文被着力提倡，并获得响应。“到曾国藩，这一派的文字可是到了极盛的时代。”[29]在那个社会与政治都受绝大震荡的时期，传统的文言文应付着新时代的巨量信息的挑战，如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王韬的报馆文章，郑观应、邵作舟、汤寿潜诸家的《危言》，都是用古文所写的时务策论文章；后起的政论文家，如谭嗣同、梁启超、章士钊，也都是先从桐城古文入手的政论文家；用文言翻译外国的学术著作，“最有名的严复，就出于桐城派古文家吴汝纶的门下。吴汝纶赞美严复的《天演论》，说‘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严复自己也说，‘精埋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其实严复的译文全是学桐城古文，有时参用佛经译文的句法，不过他翻译专门术语，往往极力求古雅，所以外貌颇有古气……用古文翻译外国小说，最著名的译人林纾也出于吴汝纶的门下；其他用古文译小说的人，也往往是学桐城古文的，或是间接模仿林纾的古文的”。[30]胡适认为古文家也在不断地应对着时代的挑战，或者写政论文，或者译学术书，或者译小说，力图使文言文能胜任新时代的需要。

    但是，从晚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也正是古文“作最后挣扎的一段历史”。古文家们利用文言文这一传统语言工具应付近现代的信息爆炸的尝试均归失败。首先是“林纾式的翻译小说的失败”。胡适也曾肯定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实验，认为“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31]但是胡适还是认定林纾的实验是失败的。这是“古文本身的毛病”，“古文究竟是已死的文字，无论你怎样做得好，究竟只够供少数人的赏玩，不能行远，不能普及”。[32]还有一个例子是周树人兄弟用文言文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无人观赏。周树人、周建人两人直接从外国文字翻译《域外小说集》，胡适说：“他们的古文也比林纾更通畅细密，然而他们的书在十年之中只销了二十一册！这个故事可以使我们明白，用古文译小说，也是一样劳而无功的死路，因为能读古文小说的人实在太少了。至于古文不能翻译外国近代文学的复杂文句和细致描写，这是能读外国原书的人都知道的，更不用说了。”[33]

    其次是严复与章士钊用古文著译外国政法著作及传播西方思想的失败。失败最大的是严复式的译书。严复自己在《群己权界论》的凡例里曾说：“海内读吾译者，往往以不可猝解，訾其艰深。不知原书之难且实过之。理本奥衍，与不佞文字固无涉也。”胡适认为，这是严复译书失败的铁证。[34]章士钊受了严复的影响，颇想用古文做出一种严密的说理文章。这种文章实在是和严复的译书很相像的：严复是用古文翻译外国书籍，章士钊是用古文说外国话，说的人非常费劲，读的人也得非常费劲。章士钊一班人的政论当然也和严复的译书命运相同，同为“不可猝解”。章炳麟先生更主张回到魏晋的文章，“更富有复古的意味，应用的程度更小了，失败更大了”。胡适评价道：“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蠧之余，反之正则’的盛业。他的弟子也不少，但他的文章却没有传人。有一个黄侃学得他的一点形式，但没有他那‘先豫之以学’的内容，故终究只成了一种假古董。章炳麟的文学，我们不能不说他及身而绝了。”[35]

    文言文在应付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逐渐表现出不适应与无能为力，古文家想用古文来翻译学术著作和小说，想用古文来说理论政，然而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在于其难懂难学，严重脱离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因为，文字的功用在于达意，而达意的范围以能达到最大多数人为最成功，“严复、林纾、梁启超、章炳麟、章士钊诸人都还不肯抛弃那种完全为绝少数人赏玩的文学工具，都还妄想用那种久已僵死的文字来做一个新时代达意表情说理的工具。他们都有革新国家社会的热心，都想把他们的话说给多数人听。可是他们都不懂得为什么多数人不能读他们的书，听他们的话！”[36]

    总之，传统古文，也就是文言文在应付一个骤变的时代的语言交流的需要的过程中，愈加被动，因为时代变得太快了，新的事物太多了，新的知识太复杂了，新的思想太广博了，那种简单的古文体，无论怎样变化，终不能适应这个新时代的要求，从而为20世纪初年的新文体革命——白话文运动提供了新的空间，为白话文这种具有言文一体趋向的大众的语言交流工具的走向正统提供了契机。

    （二）拼音文字的创制与努力

    晚清时代，古文家们应付新时代的努力及其失败主要可归咎于在言文分离的背景下，对于最大多数民众的忽视，文言文作为严重脱离民众的贵族式专有的语言工具，不可能起到启智开蒙的作用。然而，在这个时期，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对于“最大多数人”在建设近代国家的作用，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们眼见国家危亡，认识到唤起最大多数的民众来共同担负起救国责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们知道民众不能不教育，而中国的古文古字是不配做教育民众的利器的。这时候，基督教的传教士早已在各地造出各种方言字母来拼读各地的土话，并且用土话字母来翻译《新约》，来传播教义了。日本的骤然强盛，也使中国的士大夫注意到日本的小学教育，因此也有人注意到那五十假名的教育功用。西方和东方的两种音标文字的影响，就使中国维新志士渐渐觉悟字母的需要”。[37]

    最早创造中国拼音字母的大都是沿海各省和西洋传教士接触最早的人。如厦门卢戆章造的“切音新法”，福建龙溪蔡锡勇造的“传音快字”，广东香山王炳耀造的“拼音字谱”，都是字母运动的先锋。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戊戌变法的一个领袖，直隶宁河县人王照（死于1933年）。他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庚子乱后改装偷回中国，隐居在天津，发愿要创造“官话字母”，共六十余母，用两拼之法，“专拼白话”。因为认识到“语言必归一致”，故他主张用北京话作标准。[38]

    王照很清楚一切字母只可以拼白话，绝不能拼古文，所以他在“字母凡例”中说：“此字母……专拼俗语，肖之即无误矣……若以拼文词，则使读者在在有混淆误解之弊。故万不可用此字母拼文词。（原第十二条）”王照的字母运动在当年得到了许多名人的同情赞助。天津的严修，桐城派的领袖吴汝纶，北洋大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浙江桐乡的劳乃宣，都曾积极参与。袁世凯在北洋，周馥在南京，都曾提倡字母的传授。劳乃宣采用了王照的官话字母，又增加了江宁（南京）音谱、苏州音谱和闽广音谱，合成《简字全谱》。“他在光绪戊申（1908）有《进呈简字谱折》，说：‘今日欲救中国，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识之字不可；欲为易识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他很乐观的计算：‘此字传习极易，至多不过数月而可成。以一人授五十人计之，一传而五十人，再传而二千五百人，三传而十二万五千人，四传而六百二十五万人，五传而三万一千二百五十万人。中国四万万人，五六传而可遍。果以国家全力行之，数年之内可以通国无不识字之人。将见山陬海澨，田夫野老，妇人孺子，人人能观书，人人能阅报。凡人生当明之道义，当知之世务，皆能通晓。彼此意所欲言，皆能以笔札相往复。官府之命令皆能下达而无所舛误；人民之意见皆能上陈而无所壅蔽。明白洞达，薄海大同……（桐乡劳先生遗稿卷四）’。”[39]劳乃宣对他的拼音字母很有信心，坚信只要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有序推进，很快就会解决国人的文盲问题，从而能够开发民众的智慧。

    可以看出，无论是王照还是劳乃宣，都非常注意最大多数民众在近代国家建设中的作用，所以，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给民众提供一种字母，做识字求知识的利器。

    义和团运动之后到辛亥革命的前夕，这个“官话字母”的运动（也叫做“简字”的运动）逐渐推行，虽然不曾得到清政府的赞助，却得了社会上一些名流的援助。吴汝纶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到日本考察教育，看了日本教育普及和语言统一的功效，很受感动。回国后即上书管学大臣张百熙，极力主张用北京话“使天下语音一律”。吴汝纶死后（1903年），张百熙、张之洞等的《奏定学堂章程》的《学务纲要》里就有“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的规定。这种规定非常有利于官话字母运动，所以在以后的几年中，官话字母“传习至十三省”。1902年资政院成立时，议员中就有劳乃宣、严复、江谦，都是提倡拼音文字的，他们在资政院提出了推行官话简字的议案，得到批准。后因“民国成立了，在那个政治大变动之中，王照劳乃宣诸人努力十年造成的音标文字运动就被当前更浓厚的政治斗争的兴趣笼罩下去，暂时衰歇了”。[40]

    对于近30多年的音标文字运动，胡适认为有三点缺陷：“第一，这三十多年的努力，还不曾得着一种公认为最适用的字母。第二，音标文字是必须替代汉字的，而那个时期（尤其是那个时期的前半期）主张音标文字的人都还不敢明目张胆的提倡用拼音文字来替代汉字。第三，音标文字只可以用来写老百姓的活语言，而不能用来写士大夫的死文字。”[41]

    与古文家对于新信息时代的应对忽略了最大多数的民众不同，王照等人最值得肯定的是认识到了对最大多数民众开蒙的重要性。所以他们要为这最大多数的民众发明一种简便的学习吸收新知识的工具。然而，他们不敢公然主张废除汉字、废除文言语文，甚至根本就不敢去想。王照说：“今余私制此字母，纯为多数愚稚便利之计，非敢用之于读书临文。”劳乃宣更明确地说：“中国六书之旨，广大精微，万古不能磨灭。简字（即字母）仅足为粗浅之用，其精深之义仍非用汉文不可。简字之于汉文，但能并行不悖，断不能稍有所妨。”（《进呈简字谱录折》）所以胡适说：“这样极端推崇汉字的人，他们提倡拼音文字，只是要为汉字添一种辅助工具，不是要革汉字的命。因为如此，所以桐城古文大家如吴汝纶严复也可以赞成音标文字。”“这种心理的基础观念是把社会分作两个阶级，一边是‘我们’士大夫，一边是‘他们’齐民细民。‘我们’是天生聪明睿智的，所以不妨用二三十年窗下苦功去学那‘万国莫有能逮及之’的汉字汉文。‘他们’是愚蠢的，是‘资质不足以识千余汉字之人’，所以我们必须给他们一种求点知识的简易法门。‘我们’不厌繁难，而‘他们’必求简易。在这种心理状态之下，汉文汉字的尊严丝毫没有受打击，拼音文字不过是士大夫丢给老百姓的一点恩物，决没有代替汉文的希望。士大夫一面埋头做那死文字，一面提倡拼音文字，是不会有多大热心的……所以提倡字母而没有废除汉字的决心，是不会成功的。这是音标运动失败的又一个原因。”[42]

    总之，拼音运动并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胡适先生说得最为明白：“拼音文字必须用‘白话’做底子，拼音文字运动必须同时是白话文运动。提倡拼音文字而不同时提倡白话文，是单有符号而无内容，那是必定失败的。”[43]

    三 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历史趋势

    （一）政治上的有利条件

    白话文流行在政治上的有利条件，主要是科举制度的废除、清王朝的被推翻和中华民国的成立。

    第一，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这一上谕的发布，宣告了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终结。八股废了，试帖废了，策论废了，那笼罩全国文人心理的科举制度，现在不能再替古文学做无敌的保障了。文言文作为求取功名的手段，由于失去了科举制度的保障，不再对所有的人都有吸引力，其权威性和正统的神圣性受到了挑战。因为只要有科举制度在，一般文人仍会钻进那墨卷古文堆里过日子，永远不知道时文古文之外还有什么活的文学。

    第二，清王朝的被推翻，中华民国的成立。清王朝作为顽固守旧势力的政治大本营被颠覆，使后来的种种革新事业得以推行。尽管存在各种局限，但毕竟是一切革新事业的总出发点，一切新人物与新思想由此得以出头，得以表现。否则，就像对待戊戌百日维新运动一样，一个顽固老太婆的一道谕旨，就可以把其全盘推翻了。陈独秀说“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陈独秀等一班人以《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为阵地，主张打倒古文、采用白话文的白话文运动能够顺利开展，得益于民国初年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然而一二个私人的政治势力也往往一样可以阻碍白话文的推行发展。幸而帝制推倒以后，顽固的势力已不能集中作威福了，白话文运动虽然时时受点障害，究竟还不到‘烟消灰灭’的地步。这是我们不能不归功到政治革命的先烈的。”[44]

    科举制度的废除使文言文作为求取功名的手段，失去了政治上的保障；而清王朝的被推翻，则使新人物和新事物得以出头。特别是民国的成立，使白话文的发展，获得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

    （二）“官话”普及与白话作品遗产

    “官话”普及与1000多年来的白话作品遗产，也是白话文运动得以展开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第一，中国两千多年大一统的专制管理方式，渐渐地把一种大同小异的“官话”推行到了全国的绝大部分：从满洲里到云南，从河套到桂林，从丹阳到川边，全是官话区域。中国国土中大片区域的人民全说官话，这就为主张言文统一的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官话”并不是官说的话，而是在广大民众日常所说的“普通话”，习惯上称之“官话”。因此，它最有基础，最有生命力，成为支撑白话文成立、流行的前提条件之一。

    第二，中国有通行1000多年的白话文文学作品，如禅门语录、理学语录、白话诗调曲子、白话小说等。特别是最近500年中流行最广、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书，是那几部“言之无文，行之最远”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这些小说的流行，就是白话传播。若不靠这1000年的白话文学作品把白话写定了，白话文学的提倡必定和提倡拼音文字一样困难，绝不可能几年之内风行全国，也绝不是胡适、陈独秀等几个精英号召一下就可以奏效的。

    （三）晚清以来的白话文实践

    白话文运动是随着清末维新运动而产生的，维新派出于“开民智”以及传播并普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思想启蒙的目的而积极提倡白话文，从而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出现了提倡白话文的呼声。

    早在1887年，黄遵宪就从言文一致，语言随地而异、随时而变的角度，探讨了普及白话文的可能性。他先列举了西方诸国的例子，论证了“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的道理。他说：“余闻罗马古时仅用拉丁语，各国以语言殊异，病其难用。自法国音以法音，英国易以英音，而英法诸国文学始盛。耶稣教之盛，亦在举《旧约新约》，就各国文辞普译其书，故行之弥广。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45]与此同理，中国文字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也不断地在变，“愈趋于简，愈趋于便”，而且很多文字出于后人创造。因此，他认为诞生一种适合于普通百姓习用的文字文体，也是时代的必然：“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乎！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46]

    梁启超在他1896年撰写的《变法通议》一文中，即已从开民智的角度探讨了提倡白话、俗语在普及教育中的重要性，认为中国民智不开与言文分离有关。他说：“古人之言既文也，文既言也。自后世语言文字分，始有离言而以文称者。”[47]“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其利病既缕言之矣。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48]这是导致“学文数年，而下笔不能成一字”，民智不开的原因。相反，“西人每百人中，识字者自八十人至九十七八人”，文化发达，科学普及，是因为西方人从幼童识字起，“必从眼前名物指点，不好难也”，“多为歌谣”，“多为俗语”。因之，“其欲为农若工若商若兵者，亦可以略识天地人物之理，中外古今之迹。其学足以为仰事俯畜之之用，稍加阅历，而既可以致富贵”。梁启超把中国与西方诸国进行了对比，认为西方言文合一、中国言文分离，是中西民智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使中国言文合一，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为此，梁启超主张要用民间俗语写文著书，用它来论述古代圣贤的哲理名言，介绍中外古今历史，揭露社会黑暗和外国列强的侵略，激发国耻意识，还可以用民间俗语介绍西方科学，学习先进文化。[49]在这里，梁启超明确提倡的俗语、白话又与开智启蒙、救亡图存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易峻认为梁启超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若谓为传播新文化，则吾以为新文化运动最先驱最成功之元老，莫若以一手肇新中国思想界之梁启超先生。”[50]

    胡适虽然没有认定梁启超等人所提倡的就是白话文运动，却也提出他们的文体已不是桐城派的“古文”了。他说：“严格说来，谭嗣同梁启超的议论文已不是桐城派所谓‘古文’了。梁启超自己说他亡命到国外以后，作文章即‘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这种‘新文体’是古文的大解放。靠着圈点和分段的帮助，这种解放的文体居然能做长篇的议论文章了。”[51]

    江苏无锡举人裘廷梁是较早论述白话与维新关系的人士之一。1898年春，他在上海《苏报》上发表了《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明确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他认为，判定一个国家的强盛在于智民的多寡，在“智民多”的国家，“靡学不新，靡业不奋，靡利不兴”；而在“智民少”的国度中，则是“靡学不腐，靡业不颓，靡利不湮；士无大士，商乏远图，农工狃旧习，盲新法；尽天下之民，去光就暗，蠢如鹿豕”。西方之所以“人才之盛，横绝地球”，就在于用“白话之效”，致使“新书新报之日出不穷，人无智愚，各皆读之”。日本“以区区数岛之民，既有雄视全球之志”，也是因“用白话之效”。而近代中国之所以“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面不得为智民”的真正原因，就是“此文言之为害矣”。裘廷梁不无感慨地写道：“朝廷不以实学取士，父师不以实学教子弟。普天下无实学，吾无怪焉。乃至日操笔言文，而示以文义之稍古者，辄惊愕，为笑置之。托辞自解，终不一寓目……二千年来，耗精疲神，穷岁月为之不知止。自今视之，仅仅足自娱，益天下盖寡。”在他那里，判定智民多寡的一个重要标准就在于是否言文一体，是否采用通俗的白话文。由此他认为，“崇白话，废文言”是“中国智天下”的重要前提。而白话文又有八点好处：“一曰省日力。读文言日尽一卷者，白话可十之，少亦五之、三之。博极群书，夫人而能。二曰除骄气。文人陋习，尊已轻人，流毒天下。夺其所恃，人人气沮，必将进求实学。三曰免枉读。善读书者，略糟粕而取菁英；不善读书者，昧菁英而矜糟粕。买椟还珠，虽多奚益！改用白话，决无此病。四曰保圣教。学、庸、论、孟，皆二千年前古书，语简理丰，非卓识商才，未易领悟。译以白话，间附今义，发明精奥，庶人知圣教之大略。五曰便幼学。一切学堂功课书，皆用白话编辑，逐日讲解。积三四年之力，必能通知中外古今及环球各种学问之崖略。视今日魁儒耆宿，殆将过之。六曰炼心力。华人读书，偏重记性。今用白话，不恃熟读，而恃精思。脑力愈溶愈灵，奇异之才，将必迭出，为天下用。七曰少弃才。圆颅方趾，才性不齐，优于艺者，或短于文。违性施教，决无成就。今改用白话，庶几各精一艺，游惰可免。八曰便贫民。农书、商书、工艺书用白话辑译，乡僻童子各就其业，受读一二年，终身受用不尽。”[52]白话文可以提高阅读速度，有利于人才培养和科学知识的普及，能够把学问从具有知识垄断性质的专业知识分子的书斋里解放出来，为大众所享用，这是裘廷梁论述白话作用的核心观点。

    陈荣衮在1897年著《俗话说》，强调俗话对于开民智的重要性。他认为：“讲话无所谓雅俗也。人人共晓之话谓之俗，人人不晓之话谓之雅，十人得一二晓者亦谓之雅。今日所谓极雅之话，在古人当时俱俗话也。今日所谓极俗之话，在千百年后又谓之雅也……古人因俗话而后造字，今人寻古俗话之字而忘今俗话之字，是相率为无用之学也。”[53]他赋予雅俗以新的含义，即雅俗的界定是以由时间遥远造成的神秘不神秘、知晓不知晓来判定的。尽管这一界定在学理上还有待商榷，但他从功利的角度，以使用价值来判定雅、俗的优劣却是可取的，即以忘记今天通行的俗语白话为代价而去寻讨古代俗话之字，是“无用之学”。

    1899年，陈荣衮又著《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一文，更明确地把改革文言、提倡白话同维新变法、开民智联系在一起。他说：“大抵今日变法，以开民智为先。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强调不改革文言，采用白话文，就会使广大人民“日居于黑暗世界中”，就会使“一国中若农、若工、若商、若妇人、若孺子，徒任其废聪塞明，哑口瞪目，遂养成不痛不痒之世界”。所以，他主张用白话文通译世界各国各学科各行业著作，使农、工、商、贾、妇人、孺子经过几年的学习，就能掌握各业专门知识，这是为“开国民之智，培国民之气”，“开一光明大路”。[54]

    总之，提倡白话文已成为戊戌维新时期的一大社会潮流。有识之士不仅在理论上提倡白话文，而且不少人还通过办报等实际行动推进白话文运动。裘廷梁认为要人人都能读报，必须从白话报着手。1897年7月，他到上海，建议汪穰卿增办一种文义较浅的报纸。汪氏虽表同意，但未能即办。后来出了一种《演义报》，但效力也不大。于是他在这年底，约其从侄女裘梅侣，用白话演绎《格致启蒙》，又约侄孙裘剑岑，用白话演绎《地球养民关系》，印刷送人。1898年，他与顾述之、吴荫阶、汪挦卿、丁仲祜等，发起组织“白话学会”，同时刊行中国第一份白话报纸《无锡白话报》，为变法摇旗呐喊。发行5期以后，恐读者以为该报专为无锡而办，不是号召全国，又为说明有别于土音的缘故，改名为《中国官音白话报》。该报第1期为油印，第2期起改为木活字。初期每册10多页，后扩充为20多页。报刊发行委托给一家在无锡专门推销国内维新书报的私营书店“萃新时务书室”。该报出到14期就停刊了。由裘廷梁组织的“白话学会”除了出版白话报外，更筹议设立“白话书局”。可惜白话书局未能开成，否则定将会有力推动白话文运动的发展。《中国官音白话报》由于局限于当时的环境和社会风气，同时报纸局促于无锡一地，影响较小，不过，它的诞生已经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河了。

    创制官话拼音字母的王照，认识到世界各国教育的普及都靠“文言一致，拼音简便”，所以发愤要造出一种统一中国语言文字的官话字母。他很明白地说，这种字母是“专拼白话”的。他说：“吾国古人造字，以便民用，所命之音必与当时语言无疑，此一定之理也。而语言代有变迁，文亦随之……故以孔子之文较夏殷之文，则改变句法，增添新字，显然大异。可知系就当时俗言肖声而出，著之于简，欲妇孺闻而即晓。凡也，巳、焉、乎，等助词为夏殷之书所无者，实不啻今之白话文增入呀、么、哪、咧等字。孔子不避其鄙俚，因圣人之心专以便民为务，无‘文’之见存也。后世文人欲藉文以饰智惊愚，于是以摩古为高，文字不随语言，二者日趋日远。文字既不足富语言之符契，其口音即迁流愈速……异者不可复同，而同国渐如异域。”胡适认为这是“最明白的主张‘言文一致’，要文字‘当语言之符契’，要文字跟着那活的语言变迁。这个主张的逻辑的结论当然是提倡白话文了。”[55]

    白话文运动的积极鼓吹者们，不仅从理论上去论证白话文的价值和作用，而且在实践上，他们用白话文这个工具为宣传他们的维新变法事业服务。尤其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革命派把天赋人权、人类平等诸种学说演绎成白话，用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在白话文应用实践上的努力，给清末白话文运动注入了新的内容。

    林獬以“白话道人”、“宣樊子”为笔名在《中国白话报》上发表了61篇文章，他愤怒谴责清政府对外屈膝投降、出卖主权的行径，“把我们中国的土地，也不晓得丢了多少”。[56]指出不打倒清王朝而要使中国独立富强仅是一种幻想。《中国白话报》最后直截了当地喊道：“我们中国这样腐败，现在还不革命，真是没救了。”[57]

    被誉为革命党大文豪的陈天华，在短暂的一生中，用白话文写下了大量的宣传作品。1903年，他写成了脍炙人口的《猛回头》、《警世钟》，揭露了清王朝的腐朽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把20世纪初年中国人民面临的生死存亡这一根本问题摆到大家面前。此外，邹容用白话文写成的《革命军》一书，也是这一时期鼓动革命的名篇。资产阶级革命家秋瑾在《白话》、《中国女报》上发表许多白话文章，要求妇女关心政治，投身革命，去“灿祖国文明之花，为庄严国民之母”。孙中山的战友陈少白更在香港组织白话剧团，所演白话剧，时人评为均属唤醒国魂，鼓噪革命之作。此外，陶成章、蔡元培等人也写了不少白话文章，宣传革命道路。

    对此，蔡元培承认民国前十年白话文已相当流行，他说：“民国前十年左右，白话文也颇流行，那时最著名的白话报，在杭州是林獬、陈敬第等所编，在芜湖是陈独秀与刘光汉等所编，在北京是杭辛齐、彭翼仲等所编，即余与王季同、汪允宗所编的《俄事警闻》与《警钟》，每日有白话文与文言文论说各一篇，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文而代之。”但他同时也承认，明确地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扬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58]

    （四）新文化派的崛起及其认识取向

    以胡适、陈独秀为核心集结起来的一批新知识分子，利用《新青年》这一阵地共同发起白话文运动，这是推进文学革命的重要力量。这种个人的因素也是极其重要的。胡适就自信地说：“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这是我们可以自信的……从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一位书记先生的一张传单，到凯约嘉湖上一只小船的打翻；从进化论和实验主义的哲学，到一个朋友的一首打油诗；从但丁（Dante）、卻叟（Chauccr）、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诸人的建立意大利英吉利德意志的国语文学，到我儿童时代偷读的《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种种因子都是独一的，个别的；他们合拢进来，逼出我的‘文学革命’的主张来。”[59]

    胡适等人认识到晚清以来白话文运动的局限性：“那时候的中国知识分子是被困在重重矛盾之中的：（1）他们明知汉字汉文太繁难，不配做教育的工具，可是他们总不敢说汉字汉文应该废除。（2）他们明知道白话文可以作‘开通民智’的工具，可是他们自己总瞧不起白话文，总想白话文只可用于无知百姓，百不可用于上流社会。（3）他们明白音标文字是最有效的教育工具，可是他们总不信这种音标文字是应该用来替代汉字汉文的。这重重矛盾都由于缺乏一个自觉的文学革命运动。”[60]

    他认为当时缺乏三种自觉的革命见解：第一，那种所谓“宇宙古今之至美”的古文学是一种僵死了的残骸，不值得我们的迷恋；第二，那种所谓“引车买浆之徒”的俗语是有文学价值的活语言，是能够产生有价值有生命的文学的，并且早已产生出无数人人爱读的文学杰作来了；第三，因为上面的两层理由，我们必须推倒那僵死的古文学，建立那有生命、有价值的白话文学。只有这些革命的见解可以解决上述的重重矛盾。打破那“宇宙古今之至美”的迷梦，汉文的尊严和权威自然倒下了。“承认了那‘引车买浆之徒’的文学是中国正宗，白话文自然不会受社会的轻视了。有了活的白话文学的作品做底子，如果我们还要进一步提倡音标文字，那个音标运动成功的可能性就大的多多了。”[61]如果汉文汉字不配做教育工具，我们就应该下决心去废掉汉文汉字。如果教育工具必须是一种拼音文字，那么，全国上上下下必须一律使用这种拼音文字。如果拼音文字只能拼读白话文，那么，全国上上下下必须一律采用白话文。

    胡适认定“这回作战的单纯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用白话文来作一切文学的工具”他说：我在一九一六年七月，就有了这几条结论：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白话可以产生第一流文学，已产生小说，戏剧，语录，诗词，此四者皆有史事可证。白话的文学为中国千年来仅有之文学；其非白话的文学，皆不足与于第一流文学之列。所以我的总结论是：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语言。要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须笔译，要施诸讲坛舞台皆可，诵之村妪妇孺皆可懂。不如此者，非活的语言也，决不能成为吾国之国语也，决不能产生第一流的文学也。”认识到了白话文对于国人应付巨变时代的新思想、新知识、新观念的获取所具有的独特价值，这是胡适等新文化派较之晚清维新派更深刻、更进步的地方，因为在此之前没有人敢公开地提出用白话文等来替代文言文，让只是民间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来取代所谓典雅的贵族文学的主张。而新文化派认定“死文字定不能产生活文学”，“主张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62]

    总之，海禁大开，走出国门，和世界文化接触了，有了参考比较的视野，这些都是使新文化派们放胆主张建立中国自己的文学革命的重要主客观因素。

    第二节 崇白话废文言的主张

    胡适、陈独秀、傅斯年、鲁迅、周作人、罗家伦等人是白话文运动的积极提倡者。胡适在《新文学运动之意义》一文中明确写到，他们提出崇白话、废文言的宗旨，是要在中国社会造成一个白话文学能够存在的环境和空气，使言文合一，根本上消除知识阶级对于文化的垄断，提升社会的整体进步。他说：“一般的人以为白话文学是为普及教育的。那般失学的人们以及儿童，看那些文言文不懂，所以要提倡白话，使他们借此可以得着知识，因为如此，所以才用白话文，但这不过是白话文学的之最低限度的用途，大家以为我们为普及教育，为读书有兴趣，为容易看懂而提倡白话文学，那就错了，未免太小视白话文学了。”而另一种观点，“作白话是为了他们——愚夫愚妇，顽童稚子——可以看而作，至于智识阶级者，仍旧去作古文，这种看法，根本的错误了……这样一来，那般文人学士是吃肉，愚夫愚妇是吃骨头，他们一定不得甘心的，一定要骂文人学士摆臭架子的。由此看来那般为平民而办的白话报，为平民而办注音字母，这种见解，是把社会分成二段阶级，在事实上原则上都说不过去”。[63]一般平民及其儿童，读了几年的白话文，念过了几本平民千字课，然而社会上的各种著作，完全是用文言文著述的，他们还是一样看不懂。如果社会上没有白话文学的环境，“学白话文学的人们，将来在社会上没有一处可以应用”，“虽然是为平民教育而提倡白话文学，但是学的人到社会里面去，所学无所用”，那么，这些人“倒不如一直仍旧去念那子曰诗云罢，何必自讨没趣呢？”所以为了这些，“顶要紧的，就是要造一种白话文学的环境，白话文学的空气，这样学的人才有兴趣”。[64]这才是胡适等一批新文化人士从事白话文运动的主要动机。

    胡适在讨论白话与文言谁优谁劣的时候，运用比较的方法，强调白话文总体上优越于文言文。“（一）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因不能使人听得懂之故。（二）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三）白话并不鄙俗，俗儒乃谓之俗耳。（四）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五）凡文言之所长，白话皆有之。而白语之所长，则文言未必能及之。（六）白话文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其进化之迹，即从单音的进化为复音；从不自然的文法进化为自然的文法；文法由繁趋简；文言所无，白话皆有以补充。（七）白话可产生第一流文学。如白话的诗词，白话的语录，白话的小说，白话的戏剧。（八）白话的文学为中国千年来仅有之文学。其中的白话小说、戏曲，都达到了世界第一流文学的水平。其非白话的文学，如古文，如八股，如札记小说，皆不足以列入第一流文学之列。（九）文言的文字可读而听不懂，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又听得懂。”[65]即白话文是“活的语言”，是“甚优美适用”的语言，“既可读，又听得懂”，凡文言所有的优点，白话都有，它是文言的进化，“可产生第一流文学”。总之，在胡适看来，白话文在任何方面都优于文言文。

    而且，以胡适为核心的新文化派成员，几乎都赞成其白话文优越于文言文的观点。

    一 白话文为有生命力的活文字

    有关白话文为活文字、文言文为死文字的观点，一直为两派争论的焦点。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明确提出了白话文是有生命力的活文字，文言文是死文字的观点。他说：“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做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这一千多年的文学，凡是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没有一种不带有白话的性质，没有一种不靠这个‘白话性质’的帮助”，“那已死的文言只能产出没有价值没有生命的文学，决不能产出有价值有生命的文学”。为什么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呢？这是由文学的性质决定的。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然而，那些用文言表达文学的人，虽然有了意思，却不能用大众明了的白话文表达，反而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须把这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明明是客子思家，他们须说‘王粲登楼’，‘仲宣作赋’；明明是送别，他们却须说‘阳关三叠’，‘一曲渭城’；明明是贺陈宝琛七十岁生日，他们却须说是贺伊尹周公傅说。更可笑的：明明是乡下老太婆说话，他们却要叫他打起唐宗八家的古文腔儿；明明是极下流的妓女说话，他们却要叫他打起胡天游洪亮吉的骈文调子！……请问这样做文章如何能达意表情呢？既不能达意，既不能表情，哪里还有文学呢？”[66]因此，“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活的白话文。

    在《新文学运动之意义》一文中，胡适又系统论证了“古文文言是已死的文字”的观点，他说：“古文文言，不是我们近年以来说它是死的，它本身，在二千年以前，早已就死了的。”[67]在汉武帝时代，当时的上谕法律等文章，一般的小吏就已经看不懂了，老百姓就更看不懂了。于是宰相公孙弘建议办科举，开科取士，凡是能看懂古文的人，上头就给他官做，借以维持死的文学。这种科举方法，开了一条利禄之路，引诱小老百姓去走，由此使“死的文学，能够苟延残喘到二千多年，就是因为如此。在这二千年之中，上等的人，有知识的人，既不反对，下等的人，一般民众，也只得由他们干去，由此下等人学上等人，小人物学大人物，要作官，要利禄，也不得不如此”。另一方面，下层的人民要想发表他那情感，非用一二十年的苦功，去念那死板的文字不可，照时间上说起来，未免太长，要学恐怕也来不及了，于是他们想唱歌就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歌出来，民歌民谣就由此产生。“在这二千年之中，他们——匹夫匹妇，痴男怨女——因为要表现他们的文学情感，倡了许多很好的很有价值的白话文学来，歌唱之不足，他们又要听故事，演故事，所以小说戏剧之文学，亦由此而生。”[68]和尚们翻译的佛教经典，如果用古文去写，老百姓看不懂也听不懂，于是他们就用民众能听得懂的语言来翻译，于是佛典也变成白话了。唐代的禅宗，用白话讲经，学生们也用白话去记录，遂成后代一种语录体的风格。

    在他看来，并不是说凡是用白话写的书、写的文章都是有价值有生命的。白话能产出有价值的文学，也能产出没有价值的文学，这1000多年的文学，凡是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没有一种不带有白话的性质，没有一种不靠这个“白话性质”的帮助。从言文一体，统一国语的角度看，国语的文学极其重要。

    总之，在胡适看来，“古文文学，在二千年中早已死去了”。而那些下层人民，和“不受政府利禄之引诱”的一般文人学士，创造了活的白话。

    二 白话文规范易学

    胡适批评一般社会人士认为古文是雅的，白话是民间的、粗俗的、退化的观点，强调指出白话文才真正是雅的、进化的。他说：“我们要晓得在二千年之中，那时候的小百姓，我们的老祖宗，就已经把我们的语言改良了不少，我们的语言，照今日的文法论理上讲起来，最简单最精明，无一点不合文法，无一处不合论理，这是世界上学者所公认的。不是我一个人恭维我们自己。中国的语言，今日在世界上，为进化之最高者，因为在二千年里头，那般文人学士，不去干涉匹夫匹妇的说话，语言改革，与小百姓有最大的关系，那般文人硕士，反是语言改革上最大的障碍物”，“在这二千年中，上等的人以及文人学士，去埋头他们的古文，小百姓就改造他们的语言。语言中有太繁了的，就省简一些，有太简了的，就增加一点。在汉代以前，我你他没有多数，汉以后才有我曹我等我辈，尔曹尔等尔辈，却没彼曹彼辈彼等，后来小百姓们，造出一个们字来，我们可以用，你们可以用，他们也可以用，此为代名词之多数，不但代名词如此，名词亦有多数，如先生们学生们朋友们之类是也。由此看来，老百姓实在是语言学家，文法学家，当补的他们就补上去，当删的就删去了，把中国语言变成世界进化最高之语言，首功要算小百姓，这是因为那般文人学士没有管的原因。英国文字之不如中国，因为在三百年前，遇着文人学士规定了，中国的小百姓，有二千年自由修改权，把中国的语言，改之为最精明最简单的。照此看来，白话并不是文言的退化，是文言的进化了”。[69]在这里，胡适针对批评者认为白话文不规范且难学的诘难，强调指出了白话文是进化最高的语言，主要是因为两千年来的言文分离，给了老百姓以语言的“自由修改权”。

    胡适在《白话文的意义》一文中更指出：“我们讲的话是世界上最简单、最规则、最容易学的一种语言，诸位学外国文字的时候才知道学欧洲文字的麻烦，比如说这是一个杯子，还要想想是男的还是女的，说一枝花还要想想是阳性还是阴性，一个表也要看是男的还是女的，文字上分性是最不方便最没有道理的。此外还有数目和时间的变化，语尾的变化，世界上变化复杂的文字都在慢慢把这些变化丢掉，现在英国的文字在西方文字当中要算最简单的，因为英国是几个民族混合起来的，把许多语尾的变化和文法上麻烦的东西都去掉了。所以世界上最容易学的语言是中国的语言，其次比较合理的，是丢掉那些欧洲语言中的复杂东西的英文。”[70]胡适因留学美国多年，对于作为西方主要语言的英语非常精通，所以他的观点比较有说服力，即与西方语言相比，中国的白话文最简单、最规范、最易学。

    总之，在胡适看来，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所以白话是俗语；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要“明白如话”；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71]其核心观点是，白话文是通俗明白、典雅易懂的。

    罗家伦是新文化派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积极参与白话文运动，非常赞同胡适对白话文的界定，强调指出：“白话的本质，必须洁白。本质洁白然后有艺术种种可言。所以白话文学决不是旧套的文言的质地，把几个‘之乎者也’换成几个‘的呢呵吗’就可以冒充的……无论做白话文如何用艺术，总须清清白白的说过去。本质清白的字句，只要不是典故而能使本文愈增清白的，自然能用。但是决不能堆垒晦涩令人不懂。因为人的审美了解种种天性都是一触即来，文学家决不能转弯抹角，令其销磨于无用之地。统观以上的条件，则以白话文学来表现批评人生，传布各种思想，真可以无微不到；以艺术而论，亦非第一流的艺术家莫辩。”[72]

    基于此，他对守旧人物称白话文学只是“引车买浆”的言论，表示“不屑道”，强调指出，只要白话文有利于普及教育，即使被别人骂为“引车买浆”也在所不惜。再说无论文言也好，白话也好，都是以语言为根据的，它们本有共通的地方，“须知‘引车买浆’的有说白，‘文人学士’也有说白。‘引车买浆’者的说白可以入文学，‘文人学士’的说白也何尝不可以入文学？只看文学家用的时候，各得其当好了”。[73]白话与文言的高低，取决于文学家本身的取舍和使用水平。

    朱希祖在《白话文的价值》一文中认为，白话文的价值主要表现为通俗、简洁、易懂。他说：“要晓得文学的事业，总以人的全部分为标准，若是以少数贵族为标准，就是自私自利，这种文章，已无文学上的价值。至于贵族的心理，以为‘文章做到难懂，工夫就深极了，人家不懂，我独能懂，所以可贵；白话的文，人人能懂，车夫走卒皆能懂，所以不足贵。’其实现在的新文学，非从科学哲学出来即不能成立；用极深远的哲理，写以极浅近的白话，所以就外面看来，学士大夫能懂得，车夫走卒亦能懂得；若就内容的理由讲，不但车夫走卒不能懂，即旧派的学士大夫何尝能懂呢？”[74]强调文体的功用在于使用的普遍性，至于白话文所表现的内容的深浅，则取决于作者本身的专业倾向和知识水平。

    黄炎培赞成白话文，认为通俗易学是白话文的优点。他在《小学校用白话文的研究》一文中用实证的方式，采用江苏省小学校语言应用的调查材料，来表达他对白话文的赞同，并同时论证白话文简单易学、通俗易流行的观点。文章介绍了江苏省教育会的调查情况，称：“江苏省教育会，因为各地方小学校，有用白话文的，有不用白话文的，办法很不一致，他们对于白话文，有赞成的，有怀疑的，意思也很不一致，所以通信江苏各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发出二个问题，请他们答复：一、你们对于国民学校白话文，认为有提倡的必要么？二、你们学校的国文，现在用什么白话文体么？倘是用的，从哪一学年起呢？参用呢还是专用？可以寄一二种课本给我们看么？用了以后认为有益么？学生对于白话文的感情怎样？学生的家属的感情怎样？”答复的已有11所学校。他们对于第一个问题都没有反对的，只有一所学校答“尚在研究”，“此外九校，认为必要提倡，一校认为可以提倡”，至于必要提倡的理由如下：“一、白话文容易学习；二、用白话文可以节省教学时间；三、记述和发表比较便利；四、可以实地应用；五、容易使语言正确和明了；六、可以希望言文一致，使教育易于普及。”其中“一师附小的答复很透澈”：“敝校对于国民学校用白话文，很以为有提倡的必要：（一）因为白话文比文言简单，例如文言‘良’‘佳’‘美’‘善’几个字，白话只消一个‘好’字，文言‘迨’‘及’‘抵’‘止’几个字，白话只消一个‘到’字，类于此的很多；（二）因为白话比文言易学，从来通白话文的，未必通文言，通文言的，却没有不通白话文，足见白话文易学，文言文难通。”[75]调查内容根本肯定了白话文在小学教学中的重要性，并且借助于调查所得对于白话提倡的理由，来表达黄炎培自己的观点，具有极强的客观说服力。

    调查中，各校在基本赞同白话文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如“有标准的白话文么？”“社会还没有通行白话文的时候，学校所教能应用么？”“上级的学校招生试验尚未用白话体，应试时能合格么？”“专教白话文，所识的字怕不够将来应用”；“最好希望政府公布全国同时用白话体”。关于白话文是否有用的问题，他们说：“四师附小一二年级试验几天，觉得儿童容易懂，很有兴味，至于学生家属，希望子弟将来要求高深学问的，大都不满意，以为太浅，虽然学会了白话文，将来要看文言体的书，仍然不懂，要做文言体的文章，仍然不通，岂不是害了他一辈子。当即告以白话文拿他做引导学文言的初步，待学生白话文明白了，渐渐拿文言来教他，自然容易进步，家属亦表示赞成的意思。”[76]这些问题恰好是胡适早已认识到的问题，即白话语文的环境问题。如果学生们学习白话文，可是将来的社会各种考试仍然是文言文，社会上的报章杂志、各种书面语仍是文言文的话，这种白话文的学习就失去意义了，而且“行之不远”。

    黄炎培最后的结论是，在小学用不用白话文已不是问题，“白话文，容易了解，笔画虽多，看惯也就不觉得了”。只是他关心“上级学校招生试验的文体”问题，“我以为白话和文言，没有一致的时候，高小和中等学校招考，应听考生自由，文言也好，白话也好，要晓得考试是要考他的思想，从白话文看他的思想，比文言还要明了，况且文的美不美，不在乎文言和白话哩！”[77]这里黄炎培明确指出，白话文表达思想方面“比文言还要明了”。

    擘黄（即唐钺）也认为白话文比文言文通俗易懂。他说：“古人的文章，经过长时间的淘汰，尚且留下许多不通的文字；由此推测，他们所做的不通的文字，必不在少数。”假如有人说文言文本质上是通的，白话文本质上是不通的，“我们对于他们的话，认为无讨论之余地，只好请他去留心比较文言文的文法与白话文的文法”。[78]

    王文在《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白话文》一文中首先提出了文言文的深奥难懂，是知识传播和科学普及的重要障碍：“吾心中有了意思，要发表出来，传到近的地方，固然可以用言语，若是要传到远的地方，那就必定要用文字了。但是我们中国的文字，是极其深奥的，不曾多读书的人，哪能一看就懂呢？吾国的文化，几千年来不能发达进步，正因这个缘故！”与文言文相反，白话文却清楚明白，规范易学，用白话文“把我们的意思发表出来，登在报上，印在书上，使众人一见就能明白，这岂不是极快活的事情么？例如我有了好意思，要劝戒劝戒他人，假使用了白话文做起来，我自己觉得比较文言容易些，就是他人看了，也很觉明白，虽是那乡僻的农人，未曾多读过书，多识过文字的，拿这白话文去给他看，或念给他听，他也能极明白文中所发表的意思。倘使我们中国拿这白话文，四处通行起来，报纸杂志传单，都用白话文，使人人都能一看就懂，民智一开，文化自然进步了，白话文的好处，岂不很大么？”[79]所以为了开通民智，推进文化进步，就要提倡白话文。

    杨素忱在谈到白话文与文言文之间的优劣问题时，认为白话文比文言文更易于学习：“大凡一种文字，是发表人思想的，人心中无论有甚么意义，皆可以孥文字形容出来，所以文字就是言语底代表。只要自己嘴里能说出来底话，孥笔就能写将出来，白话文只要明顺，能将层次分清，就算学习入门了。不像文言文字句古奥，做一篇文章，必定要引经据典，摹仿古人笔法，才能算得文章；并且有许多人，‘孜孜矻矻’，用了数十年功夫，依然摸不着头脑。那末如若同现在白话文比较起来，可以晓得白话文底长处了。”同时，白话文比文言文更有益于普及教育。他说：“文言文既难学习，要想普及‘文字知识’底效果，真真难上又难了。试问念书的人，尚且不能人人通达，何况一般社会。何如白话文，字句明显，普通底人，稍微念两三年书，就能有文字底知识，这不是普及教育底利器吗？”[80]杨素忱说得最为清楚，学习白话文两三年就有文字能力，而学十年文言文“依然摸不着头脑”，显然白话文比文言文易学了。

    三 白话文表现真实

    白话文在描写现实、表现现实方面比文言文优越。朱希祖、杨素忱、唐擘黄、孟昭昉等人较多地论证了白话文在这方面的优点。

    朱希祖论述道：“文学最大的作用，在能描写现代的社会，指导现代的人生。此二事，皆非用现代的语言不可”；“假使作文的时候就要离却现代的社会与人生，而欲为千秋万岁后的读者计划，则思想隐欲专制将来，文学上已无时代精神可表现。若要如此，则吾人不必再创新文学，只要死守旧文学已足。再进一步说，吾人之所以创新文学，实不满意于旧文学；吾人今日的新文学，过了百年千年，后人的智慧日进，必不满意于吾人所创的文学而视为旧文学。所以一代自有一代的文学，离却现代而欲讲百千年后的将来，与离却现代而欲实现千百年前的过去同一谬见。”[81]

    关于白话文的价值，朱希祖认为，白话文有功用上的价值与本质上的价值两方面。白话文在功用上有三点长处，第一是学习容易，解决了文言文难懂、难解、难做的问题。学文言文，需一二十年成功，而学白话文，四五年即能成功，其余的十数年可以腾出来专学各项科学哲学知识。第二是白话文言文合一，“不必用功于作文，只要用功于说话，演说谈讲，随时随地可以为纯习文章之用。所以有了思想，口可以达的，笔亦可以达的说话与作文为一件事的两面，一举而有两利”。学文言文，不注重思想，作文固多不通，说话也多不通了。第三是白话文真实。作白话文时，只要照着他的口气写出来，句句是真话，确肖其为人。可是作文言文，“虽写村夫俗妇的说话，宛然是一个儒雅的人；写外国人的说话，宛然是一个中国辞章之士。中国文人多说假话，多装点门面语，文章是全然靠不住的，所以文学之士，人家看起来，与倡优一样。作白话的文不能装点，比较起来，是真一点。文章譬如美人，白话的文是不装点的真美人，自然秀美；文言的文是装点的假美人，全无生气”。[82]朱希祖关于白话文的价值的论述，主要集中于三条，即白话文简单明了，容易学习；白话文言文合一；白话文真实。

    杨素忱特别指出了白话文具有“言文相近”的优点，他说：“白话文底文字，就是代表人底言语，假如你念一篇白话文，音调一定同人说话底声音一样，若再读一篇文言文试试看，没得学识底人听着，简直不知道所以然，就是教他作文的人，将文言文改成白话来解释，他也必定是一字一句的，费了多少翻译底功夫，才能成为白话文。足见得文言文‘言文相异’，白话文言文相近，两下相比较，真有‘天壤之别’了。”所以他断言：“白话文底功用，究竟比文言文稍高一筹。若学界里人，再近而求远，那就自己向错路上走了。”[83]

    孟昭昉认为，语体文解决了言文合一的问题。中国传统文言文是“言文相歧”，在文言上投入的精力巨大，其弊之所极，严重地妨碍新知识的吸收，阻碍了新科学的普及。他论证道：“盖闻心动生念，发之为言，而书之成文，故言文者，皆所以表明吾人之心意也。我国言文相歧，历代儒士，遂竞以文章相号召，摹经仿史，振藻摛词。后世不察，靡然从风，以有用之精神，聪明之脑力，胥磨灭于文章之内。而弊之所极，辞益艰而旨益晦，文虽丽而意实枯；则是与表明心意之功用，隐相违反。况人生于世，首须立志修行。不遇于时，则持身理家，以谋生计；出而执政，则大展其经纶，为国家谋富强，为人民求福利。加以近世欧化东来，科学昌盛，以毕生之精力，尤不能尽其奥妙。若图孳孳以文章为事，而对于经世之方，应用之学，不加置意，欲立足于二十世纪，亦戛戛乎其难矣。”[84]传统文言文难以适应社会变迁的要求。

    可是白话文却日益显露出它的长处，自从民国初年明哲之士出来倡导白话文以来，取得了良好实效，在推行白话文的过程中，进一步证明了只有白话文才能真正解决言文合一的问题。他说：“吾国自改建共和以来，明哲之士，有鉴于斯，乃出其全力倡行语体文；数年之间，风弥（靡）全国，且编为教科，名曰国语。盖凡笔之于书者，无非日常絮话；稍为肄习，便自贯通。以之攻各种学科，莫不词理透辟；了解既易，探讨愈精，而时不虚耗，犹其余事。且言文既合，举国一致；于是遍行国语，废弃方言。夫教育既易于收功，语言复以之统一，一举两得，语体文之效益，大矣哉。”[85]充分肯定了白话文的作用。

    同时，孟昭昉批评了那些否定白话文、尊崇文言文的人，是“执偏颇之见”：“而一时之人，犹每执偏颇之见，来相辩诘。谓文为国粹，积累代之精华，经群英之锻炼，始得此美玉无瑕之锦绣。方保存之不暇，又乌可扫荡使尽？不知所谓提倡语体文者，非废弃文言也。彼大学之内，特设文学专科，仍须钻研坟典，批览索丘，如西人之研究拉丁、希腊文者。若以保存国粹责之一般人民，吾未见其不相率折足覆 者也。然则文言之改为语体，实？以势之所趋，正所以表彰其用。世之君子曷三思之！”[86]强调指出，提倡语体文并不是废弃文言文。文言文的价值应由大学里或研究机构里的专门家来进行研究阐释，就像西方人研究拉丁文、希腊文一样，但从社会实用的角度看，作为社会现实生活更为实用的工具，还是由白话文来承担更为有益。

    唐擘黄相信，大多数人是拥护白话文的，只有很少数人敢说白话文不通、白话文不美的。“假如真有这样说的人，我们只好请他自己去看水浒、石头记、儒林外史等书。假如他看了之后，仍说只见其‘俗’，不见其美，我们只能对他微笑，不必再说什么话。”[87]尽管文言文也有比白话文容易使人觉得美的地方，但是文言文使人觉得美的原因，是读古书的人不知不觉地受所读文章的影响而假定文言文本质上是美的。至于白话文，虽然也有不少美的，但向来为读书人所蔑视，不把它当文章读，所以影响读书人的心理不如文言文那样厉害。“还有一件，白话文因为他与我们日常的说话相近似，不免使人觉得他平凡；文言文因为他与日用的话相差很远，使人觉得有一种不平凡及淡雅的意味。”

    然而，文言文的这种所谓的优点，“与其说是本质的，无宁说是偶然的。因为假如大家小时候，有机会多看白话的美文，这种美的‘空气’就非文言文所得独占。如若文言文因远于日用的话，使人觉得淡雅；白话文因近于日用的话，使人觉得真切。就是单就现在情形而论，我们也不能说得不偿失。到了几百年以后，那时候剩下的今日的白话文，也会带了一种淡雅的色彩。我们现在读古人的白话小说，也会有这种感想。可见文言文实质上并不比白话文美”。他反对把当下学界的纷扰与白话联系在一起，并因此“希望禁绝白话文”，认为“这是一种谬误的归纳”。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我们应该把持全民族传达思想感情的工具，使之永远作少数人的专卖品，并且使大多数人不特没有仿造并且没有消耗这种专卖品的机会呢？还是采用大多数人所已有的媒介，加些功夫，使之成为大多数人传达思想感情的工具呢？这个大问题，大家要各本良心主张去”。[88]

    在这里，相关学者提出了白话文与文言文在表现现实方面谁更真实的问题，白话文的素材、人物对话直接取之于现场对白，表现丰富，而文言文的对白，还须作者进行加工还原为千数百年前的语言表现风格，直接脱离了现实，失去了真实。

    四 白话文与时代同步

    白话文与时代进步相适应，这也是新文化派强调白话文优越性的重要观点。主张白话文的学者，批评文言文的桐城派不许世俗之语与外来语入于文章的做法，是最典型地代表了文言文不适应时代要求的佐证。

    在朱希祖看来，以文言文为宗的桐城派，无论是骈体还是散文“皆以典雅为宗”，世俗之语与外来之语，不典不雅的，不许用于文章，“不知人事一日进化一日，思想一日复杂一日。若使新语不许用入文章，则思想既为古人所敝，一切新事业就被他无形消灭。阻碍进化，其力甚大。所以举国皆用《夏正》，则民国已无形取消；举国皆崇古学，则新学皆无从输入。日本维新四十年，已与欧美并驾齐驱，而吾国社会依然如故，皆因用旧日文言束缚的缘故。若打破古例，输入外来的新语，则文学的思想界，正如辟了数国的新疆土，又添了数国文学上的新朋友，岂不有趣？”由于不思进化，不能吸收新的思想观念，结果使“新学皆无从输入”，阻碍进化，其力甚大。

    他批评文言文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虽有文学而无实用：“一代的文学，总须表现一代社会的现象。文言的文，只能伪饰贵族文人，至于社会全体的真相，非白话俗语，不能传神毕肖。社会全体的真相不明，则文学家虽欲指陈他的利弊，亦无从开口。所以白话的文的领土，既能容纳一国的全社会，又能容纳外国的各社会，运用自在，活泼泼地；文言的文，既以古为质，范围又狭，与现代社会现代人生不相应，虽有文学而实无用，竟与死的一样。”尽管白话文与文言文其文学养料相差无几，但文言文以古为质，读的人往往食古不化。而白话的文，材料取自现代社会，容易消化，所以“白话的文之胜于文言的文，其最大要义即在此”。

    站在维护白话文的立场上，朱希祖列举了反对白话文的几种观点进行了批驳。他说：“又有几个人在那里批评白话的文的价值，以为总不如文言的文。甲说道：‘白话的文太繁秽，不如文言的文简洁；白话的文太刻露，不如文言的文含蓄，所以白话的文是毫无趣味的。’乙说道：‘白话的文，今天看了一览无余，明天就丢掉了，断不能垂诸久远；文言的文色泽又美，声音又好听，使人日日读之不厌，所以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古人的文章所以能千古不朽者，就是用文言的缘故，所以我们雅人，只要学古，白话的文，由他们俗人作通俗文用罢。’丙说道：‘白话的文，车夫走卒都能为之，文言的文，非学士大夫不能为。’”

    针对以上观点，他反驳道：“我以为甲的主张，不过要制造伪的文章罢了。”文章的好坏不在繁简，而在达不达意。关于白话文的“秽”，大约是指白话文中骂人的词语，或者批评人家说得太不堪的样子，难道文言文中没有骂人的话吗？比如《论语》、《孟子》中批评人家开口就是“禽兽”、“盗贼”等恶毒的叫骂，什么“妾妇”、“徒哺啜”、“贱丈夫”等不堪的嘲笑。“可见这种弊病不是白话文里专有的。”若讲到“含蓄”，他说：“作文言文，以为字够必须含蓄，不许直说，所以措词或用古典或用古字；造句或务简短，或求古典。所以他们的句语，也有如谶词的，也有如灯谜的，也有如歇后语的，矫揉造作，一副假腔，如同做戏的带了假面具，把真面目不露出来。到了这种地位，虽有很好的意思，含蓄在内，人家也不看出来了……白话的文，把真面目刻露出来，即无此种毛病。”在批评乙种观点时，他说：“乙的主张，不过制造‘古’的文章罢了……若说白话的文不能传诸久远，试问尚书中殷盤周诰，多是古代的白话，何以能传诸久远呢？水浒红楼梦，我敢说再过数千年，也是不能磨灭的。况且最古的时代，文章本是代语言的，我们做白话的文，实在是最古的法则。”在评价丙的主张时，他说：“丙的主张，不过要做‘贵族’的文章罢了。（学士大夫，即贵族的代名词）”，“至于贵族的心理，以为‘文章做到难懂，工夫就深极了，人家不懂，我独能懂，所以可贵；白话的文，人人能懂，车夫走卒皆能懂，所以不足贵。’其实现在的新文学，非从科学哲学出来即不能成立；用极深远的哲理，写以极浅近的白话。”科学的普及必须要让人人能懂，只限于少数人能懂的语言，不具有普遍性。总之，“上文列的数家，不过中国的守旧派反对白话的文罢了。还有留学欧美做外国的守旧派的，崇奉莎士比亚等贵族的文学，以为‘外国文言何尝一致’，亦来反对白话文学”。

    崇文言派则大加反对。胡先骕就提出了言文合一不利于文学优秀作品流传保存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言文分离”有它的优势，即语言变，文字不变。如果“向使以白话为文，随时变迁，宋元之文已不可读，况秦汉魏晋乎”，即“语言与文学合为一，则语言变而文字亦随之而变”。对此，朱希祖进行了反驳，认为胡先骕攻击白话的文，较之中国的守旧派，程度自然高出百倍，“他也晓得白话的文可以传诸久远；惟虑白话的文传诸久远而后，语言代变，恐后人不能懂。此乃某君之义”。[89]总之，在朱希祖看来，“只认衣裳不认人”，“可以代表中国大多数文言的文章了”。虽有文学而无实用，不能与时代同步。相反，白话文则言文合一，与时代同步。

    章辛八强调了语言文体贵在能适应时代变迁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文学从国风大小雅开始，都是应时而变的，佛家讲经多用当时人能听懂的白话，宋人讲学也多用白话为语录，至元而语体文大盛。只是由于“自后社会变迁，而文犹师古。国文与语言，因以隔阂”，“不意明太祖即位，乃创八股之文。当时士大夫又争以復古为高，于是此言文合一之机会，宣告破产”。由于政治原因阻断了言文合一的自然进化。然而，自民国成立以来，交通频繁，文化日进，“国文改作语体，自无可难非”，而且还顺应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于此时而欲仍保守文言，斯乃不识时势。行车马于水道，服羊裘以当暑也”。指出白话文是因时代需要而兴，肯定了语体文——白话文能适应时代变迁的特质，强调在这一潮流面前仍坚持文言文，排斥白话文的人，是不识时务，犹如“行车马于水道，服羊裘以当暑也”。

    在他看来，语体文、文言文，形式虽然不同，但精神相同。“其能引起学者之兴味与否，只视其文之有价值与否，并不因形式不同，兴味遂异也。”有价值的文章，在于有秩序与真实。他还认同胡适的“情感”与“思想”说。“情感之反面，即无病呻吟。换言之则无谓是也。胡适有言，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之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旨哉斯言。”关于“思想”，“吾人作文，所以发表思想也。文学而乏高远之思想，便如无脑筋无知觉之人。虽名为文，亦不过为文学界添几许赝鼎耳，文学云乎哉！”“合言之，若修词之功夫，亦不可不具。苟能含有吾所谓秩序真实之记叙文，苟能含有情感思想之达意文。而词句俱能新鲜。斯即为有价值之文，有声色之文。虽语体，吾人学之，兴味浓厚也；虽文言，吾人学之，亦兴味浓厚也。语体也，文言也，形式虽稍殊，吾人研究之兴味则一也。”总之，“吾人学国文之兴味。止视其文之有价值与否，不论其为何种体裁也。吾国今后之国文，语体为普及教育之用，文言则中等以上之学生或专门者研究之，庶乎两得其宜，而泯除语体与文言门户之见矣”。[90]

    笔名为残叶的作者在其《文言文与白话文的我见》一文中也强调白话文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他说：“文言文是已死了的文字，是没有价值而不普遍的，不适应今时代的人所通用”，而“白话文才是适应现代时势所要求，是普遍的，虽村妪俗子亦能了解，且有生气的，有价值的。而且我们若是振兴教育，普及民智，这更非白话文不行了”。对于文言文“我们若为保存国粹计，只可把它放在古董店去”。[91]

    胡适对于白话文充满了信心，认为白话文是一种能够适应时代变迁，并且能够成为国语的语言，“在几年当中，官话经过大家的提倡，政府的改革，变成了现在的国语”。在他看来，凡是一种方言能够变成国家的统一语言，必须有三个条件作基础。第一，必须是广大民众所说的话。我们的语言不但是有三亿几千万人讲，而且在1000多年当中产生了许多文学作品，至少有一打第一等的小说可以媲美世界名著，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就很困难，比方现在我们讲的“我们”、“你们”很简单，可是当初没有标准化，故文书里面有些成“我懑”的，甚至于民国初年的小学课本里还有写成“我美”的，后来大家才知道用一个“们”字，改写成“我们”、“你们”。这是因为我们有了《水浒传》、《儒林外史》这些伟大的小说给我们作成文印成书的准备，现在的“我们”、“你们”、“他们”的“们”字才标准化，所以第一第二两个基础我们都有了。第二，最好是这种语言能够产生文学，可以写定教本，印成书，几千年来，我们的老祖宗写出了无数的小说、故事、戏曲、歌谣，传到今天还有销几千万本的，像《水浒传》就是一个例子。第三，我们讲的话是世界上最简单、最规则、最容易学的一种语言。[92]而现在流行的白话文完全符合上述这三个条件，因此，白语文不仅能成为中国言文一致的“国语”，而且还能产生世界级的新文学，成为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最优美的文体。

    总之，崇白话废文言的主张主要包括四方面认识，即白话文是有生命力的活文字，与文言文为“死文字”相对；白话文规范易学与文言文古奥难学相对；白话文表现真实与文言文脱离现实、矫揉造作相对；白话文与时代同步，与文言文落伍时代相对。虽然崇白话派各个人在表述上差异较大，但其基本精神却是围绕着上述内容展开的。

    第三节 崇文言抑白话的主张

    崇文言抑白话的主张是崇文言派的代表观点。其中的人物很复杂，不能一概认为凡是主张文言文的人就一定是守旧派。总的看来，他们认为文言文是一种书面语言，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经过历史文人的创造和锤炼，已积累了丰富的语言资源，是取之不竭的文化宝藏。在这派人中，有些议论的观点见解还是发人深省的。

    一 文言文优美简洁

    文言文优美简洁，这是几乎所有崇文派的核心观点之一。徐景铨就在《桐城古文学说与白话文学说之比较》一文中强调指出，文言文在声音的表现和自然色彩的描写方面优于白话文。尽管在开篇他表示自己“仆非老儒，墨守故常，亦不欲盲从时贤，漫然置信”，把自己置于不偏不倚的中立地位，然而，他却把国人思想“纷扰不宁”的现象归罪于文学改革本身，称：“近三四年来，国人思想，时呈纷扰不宁之现象，文学改革其一也。文学改革者，即欲以白话代文言，意谓中国文学奄奄无生气。不能与于世界文学之林者，皆文言之咎。自今以往，非摧陷而扩清之，易以白话，则断不能有佳好之景象，而期与世界文学竞也。以文言之是病，遂连类而咎及桐城派古文。盖桐城派古文为晚近文言文之准绳。精究文言者，大都以桐城古文为鹄。欲黜文言，不能不奋全力以摈之也。斯亦恒情，无足怪者。然则改善中国文学，将何道之从，白话乎？抑桐城古文乎？文学，精神文化也。其于人生关系之重大……夫既以文学为重，则改革之初，有不得不审慎者，幸而善，则依循正则。奋起有人，追踪世界作者，或非难事。不幸而革非其道，每况愈下，则文学前途，将尤黯淡。”[93]他所要达到的“幸而善”之路就是仍走桐城派古文的老路。

    为此，他从比较桐城派古文与白话文的角度，来批评白话文派的观点。他认为，从艺术的角度论，文言文在描写声音和自然色彩方面优于白话文。他在推崇文言文在描写的优势时说：“文学最重情感，西洋评论家，尝以戏曲小说诗歌偏尚情感，始可当纯文学之名。其言固未谛。然亦足见情感之重矣。顾表此情感者，要惟声擅之。闻雄壮之音，则神情激昂。闻衰怨之音，则潸然泪下。孔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斯巴达行军高歌，勇气倍增，此皆足征声音感人之效之非细。文学起源为韵文，亦以其音响节奏，足以尽反复咏叹之致而寄深远之情也。顾欲尽声音之能事者，以文论，白话愈于文言乎，文言愈于白话乎？试刺取《史记·项羽本纪》鸿门之宴一节诵之，哙宏镗□，神情激越，而樊哙勇悍之状，暧然如复见之。垓下溃围项羽夜别虞姬，则又韵幽音清，神情凄婉，能令人泣……况中国字为单音，尤宜于音调之配比。虽文之佳否，不必全以是为准。顾能兼之者，不较佳乎？此固文言所独擅。白话文则以取法语言，字音未经美术家研练配比，试以水浒论，时人所奉为文学上乘者，然任读何篇，声音皆哑，无几微足以感人者也。”？

    他在推崇文言文在自然色彩的优势时说：“试阅《石头记》描写大观园一段，文言十而八九分，无论矣……仅‘竹影参差苔痕浓淡’八字，而潇湘馆之景色幽静，以毕现纸上。且色泽亦黯淡，与黛玉懊丧心境适合。类于此者殆难更仆数。今使舍此八字，而用纯粹白话文描写，能若是简妙乎？彼曹雪芹固善用白话者，而于此乃不得不借助文言。固知非白话所能为力也。即以今之白话诗文而言，稍涉细微处，亦辄取用文言。盖描写最重辨晰，晰之愈精愈微，则特性亦愈显，而表现情感亦愈富。然非有精妙之词，则不足以达精妙之情与景。而语言中含词单简粗鄙，其不能达微妙之情与景，亦势也。惟文言则藻饰之词，纷纷纶纶，任人选择，以达难达之情与景焉。”

    在他看来，情感是文学的要素，而声与色则是表现情感的重要手段，在这方面“文言为能尽其用，则文言可产生有价值有生命之文学明矣”。他还批驳了新文化派提出的“今之新事实，新事理，非文言之死文学所能达也。而若白话者，则以现代之话，达现代之新事实新事理，自胜任愉快”的观点，认为“此又大谬不然者”。“夫新事实新事理而苟肤浅浮泛也，则不足置论。若曰甚深精微，则所以达之者，自亦含意精微，而后能相合。白话含词单简，向已言之，其不足当此任不待论。文言含词既繁，蕴意又富，庶几用之而不匮欤。则所谓方兴未艾之新事实新事理，正惟文言能达之，而有胜任愉快之乐耳。即曰白话足以达之，然不能妄断文言知非所宜也。”强调文言文“含词既繁，蕴意又富”不仅能拟声绘景写情，而且在表达新事实新事理等方面也毫不逊色。相反，白话文“含词单简”则“不足当此任”。他的结论是“文言可产生有生命有价值之文学”，“文言暗示情感之力强”，“则借径桐城古文以创造佳妙之文学于将来，当无可置疑”。文言文才真正是“改善中国文学之基也”。

    易峻也认为，文言文的优点是“历史根源之深厚，词品极丰富，措词造句，可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相反，“白话文之所以成文，仍赖有文言词品为之供应耳”。总之，是“文为体而语为用，文之借助于话者为偶然，话之借助于文者为习见，足证白话文表现作用多有不逮文言者”。[94]强调文言文的优点突出，即历史根源深厚，词品丰富，远较白话为优，白话文成文，仍赖文言词品的供给。总之，白话文在表现方面不如文言文。

    二 文言文仍是活文字

    关于文言文与白话文的“死”“活”问题，成为白话文运动中两派的争论焦点之一。凡是维护文言文的人，无不认为其仍然是活文字。林纾、章士钊、梅光迪、任叔永、易峻、邵祖平等人，都持这种态度。尽管他们所持的观点仍有很大的差异，但肯定文言文仍然是活文字的观点，却几乎是一致的。

    林纾认为，欧洲许多名人排斥希腊、罗马文为死文字，但其至今仍存，就说明其不是死物，同理，文言文还在现实生活中流行，当然更不是死文字了。

    章士钊认为，“凡死文学，必其迹象与今群渺不相习”，“废兴存亡，不系于世用者也”。可是，文言文“贯乎数千百年，意无二致，人无不晓”，在生活中仍然使用，仍然是活文字；相反，作为白话文的俗语“俚言”则受到时间与地域的限制，“诵习往往难通；如曰死也，又在彼而不在此矣”。[95]

    邵祖平强调，无论文言还是白话，“皆以其可传者而传，即以其不可死者而不死”，“无论其为文言抑白话，又谁为之寿命保险？”新文艺家常主张古诗文为死文字，对白话诗文即目为活文字；对古诗文即目为贵族文学，对白话诗文即目为民间文学；对古诗文即咎其模仿，对白话诗文即标为创造，这大略为新派人物的观点。在他看来，“文字之有死活”，是以其所表现的艺术的优劣结果来确定，而不是以其所产生的时期迟早来确定的。“古籍浩繁，汗牛充栋，历代作者，复平地添集子不少。然最传之不朽者，十三经、周秦数子、四史、杜甫韩愈之集而已。诸书讲德论道，则如见圣哲之衣冠；说理论事，则如见谈士之纵横；奇功伟迹，则如见英杰之眉宇；掩袖起舞，则如见美人之颦泣；其他喜怒哀乐，流离感愤之情，后人读之，莫不虎虎有生气，岂可诋之为死文字耶。”[96]

    任叔永更认为，“古人所作的文言，也有‘长生不死’的；而用‘白话做的书，未必皆有价值有生命’”，“曹雪芹的《红楼梦》，施耐庵的《水浒》，固是‘活文学’；左丘明的《春秋传》，司马迁的《史记》，未必就‘死’了”。[97]易峻则对胡适所说的“古文已死了二千多年了”的观点不以为然，他说：“吾不知五经、四书、周秦诸子经及《楚辞》、《史记》、《汉书》等古文，何以即算已经死去”，像《史记》、“四书”、“五经”以及唐诗宋词中脍炙人口的作品仍然在社会中广泛流行，怎么算“死了”呢？胡先骕则认为，文字有今古问题，不存在死活问题。希腊拉丁文之于英德法，“非中国古文之与白话文之比也”。[98]总之，这些人为文言文死活的辩论所提出的观点，也极有说服力。如文字有古今问题，不存在死活问题；用文言文所写的作品，有死的也有活的等，都可触发人深思。

    三 文言文可与白话文并存

    伧父（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论通俗文》一文，认为新文化派所标榜的白话文，其实是“通俗文”。他说：“近时流行之通俗文，人或称之为新文学。但文学二字，包孕甚广，仅变更文体，只可谓之新文体，不能谓之新文学。况通俗文本为我国固有文体之一种，其散见于史传、经疏、语录、典本、及演为小说者，姑不论，即近二十年中，以通俗文刊行报章杂志，翻译外国书籍者，变复不少。初非创于今日，则号为新文体，犹且不可。”认为这种通俗文早在20多年前就已出现，而且20多年来一直流行于各种报章杂志上。他的理由是，“白话文以白话为标准，乃白话而记之以文字者；通俗文以普通文为标准，乃普通文而演之以语言者。以白话文为标准者，其能事在确合语调，若老人、若青年、若妇孺、若官吏、若乡民、若市侩、若盗贼，其语调可一一随其人之程度而异。此种文体，可以为显示真相之记事文，可以为添加兴趣之美术文，用之于小说为宜；以普通文为标准者，所用名词状词及古典成语之类，概与普通文相同，惟改变其语助语，使合于语调。其不能改变者仍沿用之。此种文体，可以做新闻，可以为讲义，演之于口，则可谓之为高等之白话。详言之，即通俗文者，不以一般人之白话为标准，而以新闻记者在报纸演讲时事之白话，与学校教师在讲坛上讲授科学之白话为标准。此等白话，非一般的白话，除少数之记者教师以外，现时殆无人应用此白话者，故与其谓标准于白话，毋宁谓其标准于普通文。其中除一部分之语助词外，余实与普通文无疑也。”[99]如果照杜亚泉的说法，新文化派所提倡的白话文就不具备创新性，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其不过是传统文言文的变种与适应，是文言文体的一种简化和改进。

    杜亚泉还反对以白话文为标准的“言文合一”观点，认为如果以白话为主，凡是名动状词古典成语，只要白话口语中没有的一概摒弃不用，而白话中所有的，“无论其为不规则之略语隐语，不雅之谐语詈语，可以随意应用”，其结果“即使文言合一，而以低度之言，成低度之文，安能负增进文化之责任乎？夫高度之学术思想，决非低度之语言所能传达。譬如吾人今日，欲摈弃新译新定之词语而不用，而以往时学究先生之谈话，传达现代之学术思想，则其扞格不入，可无待言”。

    他的意见是，将来的言文合一，要充分利用文言文的词汇技法，“凡名动状词古典成语之类，概可与普通文无疑，惟‘之乎者也’等一部分语助词，决不能入于语调。可知吾国文言，本有接触点存在。其中为文字与言语之鸿沟者，即因此一部分语助词之差异。若不抉去些鸿沟，则语言之程度，即使尽力提高，而文言终不能合一。故吾人一方面既希望提高语言以就文字，一方面不得不改变文字上一部分之语助词，使文言合一之可能”。这样可以限制通俗文“不流于鄙俚”，又不使文言“倾于古奥”。

    杜亚泉主张文言文与白话文可以并存，所以他反对用白话体后就抛弃其他文体的做法，“以为吾国今后文学上，当专用此种文体，而其余之文体，当一切革除而摈弃之，此种意见，实与增进文化之目的不合”，“况以吾国文学范围之广泛，决不宜专行一种文体以狭其范围。无论何种文体，皆有其特具之兴趣，决不能以他种文体表示之。史汉文字之兴趣，非六朝骈体所能表；六朝骈体之兴趣，非唐宋古文所能表；即同一白话文，水浒传之兴趣，不能以石头记之白话表之；石头记之兴趣，亦不能以水浒传之白话表之。故吾谓杂多之文体，在文学之范围中，当兼收并蓄”。白话文可以应用发展，文言文也可以找到“自辟平易解放之途径也”。

    梅光迪也不同意废文言而用白话，认为每种文体都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盖文学体裁不同，而各有所长，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独立并存之价值，岂可尽弃他种体裁，而独尊白话乎？”[100]梅光迪从概念入手，批驳新文化派，认为文言与白话为不同的“文学体裁”，“各有所长”，都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完全可以并存，因此，不存在所谓的什么文学革命，更不应抛弃他种文学体裁而“独尊白话”。

    易峻把文言文与白话文进行了对比，认为文言文在功用方面是白话文“简约的表现”；在艺术方面，则是白话文“艺术的表现”。他还从价值角度对文言文进行了肯定，认为其“能表现艺术而亦能便利功用之文学，有数千年历史根基深厚之巩固，有四百兆民族文物同轨之要求，有须与吾民族之生存同其久远之价值”。相反，白话文则“功用不全”，“只能为文学一部分应用工具”，“一种产物”，而绝不能认为是文学上进行革命的一代“鼎革”，“而遂欲根本推翻文言，举此以统一中国文学界”。[101]

    尽管如此，易峻也承认，白话文、文言文“各有其特长与优点”，“故吾人以为文言白话之用，不妨分道扬镳，各随学科之性质，以为适用”。凡是有关科学思想、学术原理，小说戏剧“关于描写人物云谓动作之处”，“悉宜用白话”。此外，在他看来，“小说戏剧之中，应用文言者不少，而记载一类之文，尤当以文言为主。至此外关于情感意志一类之文，则固非纯粹文言文，不足以正风雅而优入文艺之域也”。他还主张白话、文言应当结合起来，相互吸收对方的长处，那么，文言文则“无说理困难之憾”，白话文亦得免于“其在功用艺术上之各种病态”，由是“而为文学思别辟一文语杂糅之新途径，亦文学的时代发展中之一新产物也”。[102]

    还有人反对以文字的多寡来作为判定一国文化进步退步的标准。曹素宸在《中外文字之比较》一文中就持这种观点。他对中国文字大加赞扬。他说：“中国文字至今日不过四万余字。识者以为少固矣。然此四万余字中，人常习用者不过四五千字。以此四五千字制为文章，辞无不达，言无不足，而无周转缺乏之患。此其故何哉？盖以中国文字与泰西异，其妙用在能累而成文及六书之变化。故字少而周于用，与无泰西之一字一义一物一名者，有间矣。”[103]

    他还说：“综此数例，知泰西文字所以多于中国者，在不知累而成文也。不知累而成文，文字数虽多，徒增其烦扰而已。且中国文字之妙用，尤不止此。其精粹尽在六书。六书之体备，文字其用亦备。虽历百世而不增加，亦自无缺乏之患，此可断言也。我中国文人学士，往往昧于斯义，以文字之多寡，衡一国文化之进退，不亦诬乎！”[104]批评时下的一些人以文字的多寡来判定一国文化的进步与退步。

    主张文言文与白话文可以并存，虽然比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显得保守些，却更理性些。因为文言、白话不过是文体差别问题，两者都是以中国语言为基础的，在很多方面具有互通性和共同性，因此并存并立，相互交融，互用对方所长补己所短，才有利于中国语言文字的发展。事实上，现在的普通话书面语就大量吸收了传统文言文的精华，这本身也很说明问题。

    第四节 围绕着“文言存废”的论辩

    一 林纾与蔡元培之间的论辩

    林纾与《新青年》的论争，学术界通称为“林蔡之争”。白话文运动兴起“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反应，非常迅速，非常普遍”。“反对派中以林纾为最激烈，先作论古文白话之消长，又写信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攻击新文学的运动。”[105]

    林纾在上海《新申报》发表的文言小说《荆生》和北京《公言报》上发表的《林琴南致蔡元培函》中，极力攻击新文化和诋毁新文学的提倡者。林纾以“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为借口，认为北京大学提倡新文化，是“复（覆）孔孟，铲伦常”，为异端邪说，“近者为外间谣诼纷集，我公有所闻，即弟亦不无疑信”，并抱着“今笃老，尚抱守残缺，至死不易其操”的心态与新文化运动对抗，要求蔡元培制止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固有文化“实望我公为之保全而护惜之”。[106]

    林纾极力维护文言文，他说：“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英之迭更，累斥希腊、腊丁、罗马之文为死物，而至今仍存者，迭更虽躬负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蔑古，矧吾国人尚有何人如迭更者耶？”[107]

    他讽刺白话文为无学问，“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若化古子之言为白话演说，亦未尝不是。按《说文》，演，长流也，亦有延之，广之之义，法当以短演长，不能以古子之长演为白话之短”。[108]他说自己是福建人，虽“南蛮□舌”，但仍愿意学习中原的语言，那么不让我学习官话，仍让我说“□舌闽语”，“可乎？”他的结论是：“盖存国粹而授‘说文’可也，以‘说文’为客，以白语为主，不可也。”[109]？？

    针对林纾对白话文的诽谤，蔡元培逐条给予了驳斥。蔡元培从大学独立、学术自由的角度，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关于“白话是否能达古书之义”的问题，蔡元培认为北大授课讲义主要还是用文言文编写的，至于讲授用语体文，纯属正常。“所可指为白话体者，惟胡适之君之《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而其中所引古书，多属原文，非皆白话也。”[110]

    关于“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的问题，蔡元培认为，白话与文言只是形式上的不同，内容都是一样的。他举了严复的例子，认为严复所译的西方名著，原文都是白话，“《天演论》、《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为文言。少仲马、迭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所译，高出原著乎？若内容浅薄，则学校报考时之试卷，普通日刊之论说，尽有不值一读者，能胜于白话乎？且不特引车买浆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识丁之宗室，其能说漂亮之京话，与《红楼梦》中宝玉、黛玉相埒，其言果有价值欤？”他说，在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的如胡适、钱玄同、周启孟等人，这些学者都是博览群书、能作古文的人。胡适家世汉学，旧做古文，其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钱玄同则是文字学家，“所作之《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古雅之古文”；周启孟“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111]对于林纾攻击白话文为“引车卖浆”之语进行了反驳。蔡重申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原则，表明了容许新思潮新文化在北大存在的态度。他还反问林纾：“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浆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112]蔡元培义正词严的辩驳，使林纾无招架之功。

    对此，中夏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一文中进行了评价，他说：“记得前数年‘新文化运动’发生时，虽然有几个街道的老顽固党如王敬轩林琴南之流曾发生过一度的顽抗，可惜弱不禁风，随后也就如秋菜般的零落不像样子了。”[113]曹聚仁在《文白论战史略》一文中也评价道：“林蔡争辩以后不久，五四的学生运动起来了。白话文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波浪中得到了全国青年的同情，立定了脚跟。南北各地，刊行了四百种以上的白话报，其中以北京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上海的《星期评论》、《建设》、《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为最有势力。南北各日报的副刊，也白话化了，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一时为青年最爱好的读物。不久，《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也完全改变为白话文的刊物了。文白第一次斗争，白话的得胜是非常迅速的，林琴南只交了一回手，便默默地躲下去了。”[114]“林蔡之争”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第一次文化论争，反方势单力孤，说明在新文化发展迅速、势头正旺的时候，维护旧文化者多避其锋芒，正面回应少，林纾赤膊上阵很有悲壮之感。

    二 胡适与任叔永之间的讨论

    任叔永（1886～1961）是在新文化运动发生以前最早与胡适讨论白话文的学者之一。据胡适的回忆，他们早在1915年在美国绮色佳（lthaca）过夏时，就经常讨论相关问题。当时参加讨论的任叔永、梅觐庄等人都不同意胡适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特别是用白话写诗的主张。1916年任叔永就写信给胡适，对胡适的白话文、白话诗实践给予忠告。他认为胡适的实践都是失败的，并且是徒劳无功的：“足下此次试验之结果，乃完全失败是也。盖足下所作，白话则诚白话矣，然却不可谓之诗。盖诗词之为物，除有韵之外，必须有和谐之音调，审美之辞句，非如宝玉所云‘押韵就好’也。”[115]强调“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却不能用之于诗。如凡白话皆可为诗，则吾国之京调高腔何一非诗？吾人何必说西方有长诗，东方无长诗？但将京调高腔表而出之，即可与西方之莎士比亚米而顿邓耐生等比肩，有是事乎？”[116]

    他还认为文学改革“非特文言白话之争而已”，劝告胡适“如吾侪欲以文学自命者，此种皆薰莸之不可同器，舍自倡一种高美芳洁（非古之谓也）之文学，更无吾侪厕身之地。以足下高才有为，何为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植美卉于荆棘之中哉？……今且假定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将令吾国作诗者皆京调高腔，而陶谢李杜之流，永不复见于神州，则足下之功又何如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足下若见听，则请他方面讲文学革命，勿徒以白话诗为事矣。（二十四日）”。[117]

    对于任叔永的来信劝告，胡适仍坚持自己的主见，称：“足下谓吾白话长诗为‘完全失败’，此亦未必然”。因为，诗本身并不单单是仅能“押韵”而已。他还认为任叔永所说的“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却不能用之于诗”的观点，为“大谬也”。因为“白话入诗，古人用之者多矣”。[118]胡适还列举了大量的古代白话诗的事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来表达“白话未尝不可以入诗”的见解。

    对于任叔永提出的“如凡白话皆可为诗，则吾国之京调高腔何一非诗？”的观点，胡适反驳道：“京调高腔未尝不可成为第一流文学。吾尝闻四川友人唱高腔《三娘教子》，其词并不鄙劣。京调中如《空城计》，略加润色，便成好诗……又如唱本小说，如《珍珠塔》、《双珠凤》之类，适曾读过五六十种，其中尽有好诗。即不能上比但丁米而顿，定有可比荷马者。适以为但有第一流文人用京调高腔著作，便可使京调高腔成第一流文学。病在文人胆小不敢用之耳……今之京调高腔，皆不文不学之戏子为之，宜其不能佳矣。此则高腔京调之不幸也。”[119]

    对于任叔永来信中提出的“今且假定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将令吾国作诗者皆京调高腔，而陶谢李杜之流永不复见于神州，则足下之功又何若哉！”的论断，胡适认为“此论最谬，不可不辩”。在他看来“京调高腔”与“陶谢李杜”并不是势不两立的东西。所以他主张：“文学革命的手段，要令国中的陶谢李杜皆敢用白话高腔京调做诗；又须令彼等皆能用白话高腔京调做诗；文学革命的目的，要令中国有许多白话高腔京调的陶谢李杜。”他的志向是：“我辈生于今日，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的《五经》、两汉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的《水浒》《西游》文字。与其作似陶似谢似李似杜的诗，不如作不似陶不似谢不似李杜的白话高腔京调。与其作一个作‘真诗’、走‘大道’、学这个、学那个的陈伯严郑苏盦，不如作一个‘实地试验’”，“‘逸斜出’‘舍大道而不由’的胡适。此四条乃适梦想中文学革命之宣言书也。”[120]

    1916年8月4日，胡适在《再答叔永》的信中表示：“文字者，文学之器也。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小说之利器在于白话。今尚需人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耳。”并表示自己要用数年的时间，进行这方面的学习和实践。他同时也承认：“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习一国语言，又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只是“可惜必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但他表示，“吾去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121]

    白话文运动发生初期，任叔永虽仍在美国，但他非常关注运动的进展。1918年6月8日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表示他读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大为赞成”，并建议胡适要多多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提出文学革命要有实效，“改良文字非空言可以收效，必须有几种文学上的产品，与世人看看。果然有了真正价值，怕他们不望风景从么？”[122]

    同时，他也对白话文运动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其中核心的观点即认为“白话可做好诗，文话也可做好诗”；“能用工具而不为工具所用，就好了。白话不白话，倒是不关紧要的”。

    他对胡适所说的“白话可做活文字，也可做死文字；文话只能做死文字，不能做活文字”的观点，表示不能完全同意，指出，“我想，要替文话觅辩护人，可借重的，尚不止左史两位”。在他看来，陶渊明、白居易的诗固然是好诗，但并不是全为白话。“就有唐一代而言，足下要承认白香山是诗人，大约也不能不承认杜工部是诗人。要承认杜工部的《兵车行》、《石壕村》是好诗，大约也不能不承认《诸将怀古》、《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是好诗。但此等是诗，不但是文语，而且是律体。可见用白话可做好诗，文话又何尝不可做好诗呢？不过要看其人生来有几分‘诗心’没有罢了。”对于文学作品，应以作品的质量来论断，而不应因不是用白话写成的就“轻看他”。“以上各种说法，并非与白话作仇敌，也非与文话作忠臣，不过据我一个人的鄙见，以为现在讲改良文学：第一，当在实质上用工夫；第二，只要有完全驱使文字的能力，能用工具而不为工具所用，就好了。白话不白话，倒是不关紧要的。”[123]

    他还主张要多研究各种诗体，讲究诗的格律，“我以为此种律例，现在看来，自然是可厌。但是创造新体的人，却不能不讲究。就是以后做诗的人，也不可不遵循一点”。强调古诗古调，其优秀者，能够保留下来的，“更是经了几千百年无数人的试验，以为可用”，“所以我要说，现在各种诗体，说他们不完备不新鲜，则可，说他们不自然，却未必然……若是要创造文学的产品，我倒有一句话奉劝：公等做新体诗，一面要诗意好，一面还要诗调好，一人的精神分作两用，恐怕有顾此失彼之虑。若用旧体旧调，便可把全副精神用在诗意一方面，岂不于创造一方面更有希望呢？”

    他还认为废灭汉文“不是根本的办法”，“我想钱先生要废汉文的意思，不是仅为汉文不好，是因汉文所载的东西不好，所以要把他拉杂摧烧了，廓而清之。我想这却不是根本的办法。吾国的历史，文字，思想，无论如何昏乱，总是这一种不长进的民族造成功了流下来的”。因为要想把这些都去掉，“除非把中国人种先行灭绝”，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切合实际的。

    对于任叔永的来信，胡适也非常高兴。因为任叔永与朱经农两人都曾是胡适提倡白话文白话诗的反对者，现在都作了“白话信”，所以“真是欢喜得不得了”。尽管如此，他也毫不客气地反驳任叔永的意见。其中，对于任叔永提出的“用白话可做好诗，文话又何尝不可做好诗呢？”，反驳道：“文言不易达意，律诗更做不出好诗”，因为只顾押韵，违背自然。“这可见律诗总不是好诗体，做不出完全好诗。”

    对于任叔永提出的“现在讲改良文学，第一当在实质上用工夫；第二要有完全驱使文字的能力，能用工具而不为工具所用，就好了。白话不白话，倒是不关紧要的”的观点，胡适坚持认为，他要用白话做诗的原因是，“文言不是适用的工具”，“白话是狠合用的工具”；“我们因为要‘用工具而不为工具所用’，故敢决然弃去那不适用的文话工具，专用那合用的白话工具。正如古人用刀刻竹作字，后来有了纸笔，便不用刀笔竹简了。若必斤斤争文言之不当废，那又是‘为工具所用’，作了工具的奴隶了。”

    对于任叔永劝胡适要用“旧体旧调”做诗的意见，胡适认为这种主张“有一个根本的误会。因为我们现在有什么诗料，用什么诗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并不一面顾诗意，一面顾诗调。那些用旧调旧诗体的人，有了料，须要截长补短，削成五言，或凑成七言；有了一句，须对上一句；有了腹联，须凑上颈联；有了上阕，须凑成下阕；有了这韵，须凑成那韵……那才是顾此失彼呢。——岂但顾此失彼，竟是‘削足适履’了！”因此，对于其要求恪守“旧体旧律”的观点表示极端反对。

    总的来看，任叔永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他只是提建设性意见，并不采取极端对立的方式。他认为白话可行，却不应绝对地否定文言文，应属于当时的折中文化派。

    三 胡适与朱经农之间的讨论

    朱经农属于对白话文派不完全赞同的折中派。他于民国7年（1918）6月5日从美国寄信给胡适，与其讨论文学革命问题，主要集中在白话文方面。他说：“现在讲文字革命的大约可分四种：（第一种）是‘改良文言’，并不‘废止文言’；（第二种）‘废止文言’，而‘改良白话’；（第三种）‘保存白话’，而以罗马文拼音代汉字；（第四种）是把‘文言’‘白话’一概废了，采用罗马文字作为国语（这是钟文鳌先生的主张）。”[124]他对于上述四种观点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他对于“第四种”废除汉文汉字、用罗马文字代替的做法，表示“极端反对”。他论述道：“因为罗马文字并不比汉文简易，并不比汉文好。凡罗马文字达得出的意思，汉文都达得出来。‘舍己之田以耘人之田’，似可不必。拉丁文是‘死文字’，不用说了。请看法文一个‘有’字便有六十种变化（比孙行者七十二变少不多了），‘命令格’等等尚不在内。同一形容词，有的放在名词前面，有的又放在后面，忽阴忽阳，一弄就错。一支铅笔为什么要属阳类？一支水笔为什么要属阴类？全无道理可说。西班牙文之繁复艰难，变复类此……就是英文，我也算读了好几年，动起笔来仍是不大自然，并不是我一人如此。虽说各人天分有高低，恐怕真正写得好的也不甚多。试问今日如果把汉文废了，要通国的人民都把娘肚子里带来的声调腔口全然抛却，去学那ABCD，可以做得到吗？即就欧洲而论，英法德意西葡丹荷，各有方言，各有文字，彼此不能强同，至今无法统一。德国人尚不能采用法文，英国人尚不能采用俄语，何以中国人却要废了汉文，去学罗马文字呢？”

    他对于“第三种”废除汉字、中国语言采用罗马文拼音读写的做法，也极力反对，非常伤心。他表示：“我现在有的地方非常顽固。看见有几位先生要把法文或其他罗马文字代汉文，心里万分难过。”他说：“废去汉字，采用罗马拼法，一切白话皆以罗马字书之，也是做不到的。请教‘诗’、‘丝’、‘思’、‘私’、‘司’、‘师’这几个字，用罗马字写起来有何分别？如果另造新名代替同音之字，其弊亦与第四拼字主张相等，因为不自然，不易记，并且同音之字太多，造新名亦不容易。据我的意思，还是学日本人的办法，把拼音写在字旁边，以作读音标准，似乎容易些。”

    对于第一、二种观点，他认为本质上涉及“文言存废问题”。他对于“文言是千百年前古人所作，而今已成为‘死文字’；白话是现在活人用品，所以写出活泼的生气满纸。文言既系‘死’的，就应当废”，即文言是死文字、白话是活文字的观点，持不同看法。他说：“文字的死活，不是如此分法。古人所作的文言，也有‘长生不死’的；而用‘白话做的书，未必皆有价值有生命’……平心而论，曹雪芹的《红楼梦》，施耐庵的《水浒》，固是‘活文学’；左丘明的《春秋传》，司马迁的《史记》，未必就‘死’了。”“我读《项羽本纪》中的樊哙，何尝不与《水浒》中的武松、鲁智深、李逵一样有精神呢？（其余写汉高祖，写荆轲、豫让、聂政等，亦皆活灵活现）就是足下所译的《老洛伯》诗，‘羊儿在栏，牛儿在家，静悄悄的黑夜’，比起《诗经》里的‘鸡栖于莳，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等，其趣味也差不多。所以我说文言有死有活，不宜全行抹杀。”强调文言有死有活。

    朱经农的结论是要对文言文、白话文“并采兼收而不偏废”。他说：“我的意思，并不是反对以白话作文，不过‘文学的国语’，对于‘文言’，‘白话’，应当并采兼收而不偏废。其重要之点，即‘文学的国语’，并非‘白话’，亦非‘文言’，须吸收文字之精华，弃却白话的糟粕，另成一种‘雅俗共赏’的‘活文学’。（第一）是要把作者的意思完完全全的描写出来；（第二）要使读文字的人能把作者的意思容容易易透透彻彻的领会过去；（第三）是把当时的情景（述事），或正确的理由（论理），活灵活现实实在在的放在读者的面前，（这三层或者有些重复。信笔写去，不及修饰，望会其意，而弃其文）有些地方用文言便当，就用文言；有些地方用白话痛快，就用白话。我见《新青年》所载陈独秀、钱玄同诸君的大作，也是半文半俗，‘文言’‘白话’，夹杂并用；而足下所引《木兰辞》、《兵车行》、陶渊明的诗、李后主的词，也是如此，并非完全白话。我所以大胆说一句：主张专用文言而排斥白话，或主张专用白话而弃绝文言，都是一偏之见。”

    朱经农还主张应对白话诗“立几条规则”。在他看来，“《新青年》中所登他人的‘白话诗’，就有些看不下去了”，现代人学西洋诗歌“每每弄得不堪入耳”，所以，他主张“要想‘白话诗’发达，规律是不可不有的。此不特汉文为然，西文何尝不是一样？如果诗无规律，不如把诗废了，专做‘白话文’的为是”。

    对于朱经农的来信，胡适表示非常高兴，他的回信中流露出这种喜悦：“经农足下：美国的朋友久不和打笔墨官司了。我疑心人们以为适之已得了不可救药的症候，尽可不用枉费医药了。不料今天居然接到你这封信，不但讨论的是‘文学革命’，并且用的白话文体。我的亲爱的经农，你真是‘不我遐弃’的了。”

    尽管如此，胡适对朱经农提出的折中的观点也不同意，仍坚持自己对于白话文的认识。对于文学革命的四种主张，除认为“把文言白话都废了，采用罗马字母的文字作为国语”的观点，朱经农反对得“极有道理，我没有什么驳回的话”之外，对于其他三种观点一概肯定。认为“第三种文字革命（保存白话，用拼音代汉字），是将来总该办到的。此时决不能做到。但此种主张，根本上尽可成立”。对于其他两种观点，则坚决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

    对朱经农提出的“古人所作的文言，也有长生不死的”的观点，胡适指出：“你所说的‘死’，和我所说的‘死’不是一件事。我也承认《左传》、《史记》，在文学史上，有‘长生不死’的位置。但这种文学是少数懂得文言的人的私有物，对于一般通俗社会便同‘死’的一样。我说《左传》、《史记》是‘死’的，与人说希腊文拉丁文是‘死’的是同一个意思。你说《左传》、《史记》是‘长生不死’的，与希腊学者和拉丁学者说Euripides和Virgil的文学是‘长生不死’的是同一个意思。《左传》、《史记》，在‘文言的文学’里，是活的；在‘国语的文学’里，便是死的了。”

    对于朱经农主张“文学的国语”“并非白话，亦非文言，须吸收文言（原文作‘文字’，疑是错误）之精华，弃却白话的糟粕，另成一种雅俗共赏的活文学”的观点，认为是“很含糊的话”。胡适明确指出：“我所主张的‘文学的国语’，即是中国今日比较的最普通的白话。这种国语的语法文法，全用白话的语法文法。但随时随地不妨采用文言里两音以上的字。”白话的文法，白话的文字，再加入文言中可变为白话的文字，比“精华”、“糟粕”等字样更明白。

    关于雅俗的问题。胡适认为“雅俗共赏”四个字，也是含糊的字。他讲：“什么叫做‘雅’？什么叫做‘俗’？《水浒》说，‘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请问这是雅还是俗？《列子》说，‘设令发于余窃，子亦将承之’。这一句字字皆古，请问是雅还是俗？若把雅俗两字作人类的阶级解，说‘我们’是雅，‘他们’小百姓是俗，那么说来，只有白话的文学是‘雅俗共赏’的，文言的文学只可供‘雅人’的赏玩，决不配给‘他们’领会的。”

    关于白话诗的问题。朱经农向来对于白话诗无甚好感。早在1916年8月，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就表示“白话诗无甚可取”，认为“白话诗即打油诗”。胡适在回信中就答道：“足下谓吾诗‘谓之返古则可，谓之白话则不可’，实则适极反对返古之说，宁受‘打油’之号，不欲居‘返古’之名也。”[125]不过在胡适的感召下，他也不反对白话诗，而且自己也写起白话诗来了。他有“日来作诗如写信，不打底稿不查韵……觐庄若见此种诗，几然归咎胡适之。适之立下坏榜样，他人学之更不像。请看此种真白话，可否再将招牌挂？”对于此诗，胡适表示：“诸句皆好诗也，胜其所作《吊黄军门墓》及《和杏佛送叔永》诸作多多矣。”[126]胡适在1916年9月15日写给朱经农的信中高兴地写道：“余初作白话诗时，故人中如经农叔永觐庄皆极力反对。两月以来，余颇不事笔战，但作白话诗而已。意欲俟‘实地试验’之结果，定吾所主张之是非。今虽无大效可言，然《黄蝴蝶》、《尝试》、《他》、《赠经农》四首，皆能使经农叔永杏佛称许，则反对之力渐稍矣。经农前日来书，不但不反对白话，且竟作白话之诗，欲再挂‘白话’招牌。吾之欢喜，何待言也！”[127]

    但胡适对于朱经农对于《新青年》中刊发的诗“有些看不下去”的态度，认为“未免有点偏见”。他说：“老兄初次读我的‘两个黄蝴蝶’的时候，也说‘有些看不下去’。如今看惯了，故觉得我的白话诗‘是很好的’。老兄若多读些别人的白话诗，自然也会看出人了们的好处。就如《新青年》四卷一号沈尹默先生的‘霜风呼呼的吹着’一首，几百年来，哪有这种好诗！老兄一笔抺煞，未免太不公了。”[128]

    对于朱经农“白话诗应该立几条规则”的建议，胡适也表示“极不赞成的”。因为胡适主张诗体大解放：“即以中国文言诗而论，除了‘近体’诗之外，何尝有什么规则？即以‘近体’诗而论，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的律诗，又何尝处处依着规则去做？我们做白话诗的大宗旨，在于提倡‘诗体的解放’。有什么材料，做什么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把从前一切束缚诗神的自由的枷锁镣铐，拢统推翻。这便是‘诗体的解放’。”胡适还表示：我们做的白话诗，“现在不过是在尝试的时代，我们自己也还不知什么叫做白话诗的规则。且让后来做《白话诗入门》、《白话诗轨范》的人去规定白话诗的规则罢”。[129]总之，胡适对于朱经农提出的四个内容，除了用西语代替汉文，他没有直接表态外，对其他三种，即改良文言，废止文言、保存白话，用罗马拼音代汉字，均表坚持。与此相对，朱经农在文白论争中所扮演的只是个折中派的角色，他提出的某些建议，还是比较合乎情理的。当然从胡朱的论辩中，我们可以发现胡适在提倡白话文运动中的坚定态度。

    四 胡适对黄觉僧的回应

    黄觉僧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了《折衷的文学革新论》[130]对文学革命运动提出了折中的看法。其中对文言文、白话文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折中派的意见中具有代表性。为此，胡适写了一篇《答黄觉僧君〈折中的文学革新论〉》一文作为回应。

    在文章中，黄觉僧表示自己“素主张文学革新之说”，并且在胡适还没有提倡新文学革命以前，就按照这一宗旨“编辑师范学校国文读本一部”。“而其根本主义，务在排除艰深的、晦涩的、骈丽的、贵族的、浮泛的文学，而建设一种浅近的、明了的、通俗的、平民的、写实的文学”，强调与胡适的意见“大概趋于一致”。他也认为文言文“其弊甚多：（一）不适于教育国民之用。（二）不适于说明科学。（三）不能使言文渐趋一致，沟通民间彼此之情意。（四）不适于传布新思想……明乎此，彼倡反对文学革新之国粹论者，诚所谓无理取闹，直盲目的国粹说耳”。表示自己拥护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同意新文化派的主张。

    然而，同时他也认为胡适等人所提出的主张，“亦不无偏激之处，足贻反对者以口实”，所以他要献“折中之说”。其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主张“文以通俗为主，不避俗字俗语，但不主张纯用白话”。他认为，革新文学的目的，即在于“能通俗，使妇女听之，童子读之，都能了解耳。既以使人人能了解为主，则文之不易懂者代以俗字俗语而意已明（此本胡先生初主张‘不避俗字俗语’之说，愚谓较今说为得中），又何取乎白话为？”不主张纯用白话，而主张但凡明了简洁的词语都可使用。

    第二，认为如果“纯用白话”，由于“各地方言不同，既不可以方言入文”，就会给学习带来障碍：“若曰学习，则学‘么’‘呢’……等字，恐较学‘之’‘乎’……等字为难，更何贵乎更张乎？”提出了方言与白话文的关系问题。

    第三，主张文体有“应用的、美术的二种”。应用文主要用于通俗教育，用于一般老百姓的日常工作生活，而“美术文体”就交给“文学程度已高，而欲考求各种文体真相之人”使用研究，因其“与一般社会无甚关系”。结论是“通俗的美术文（用于通俗教育者）与中国旧美术文可以并行”，“旧美术文无废除之必要”。

    对于黄觉僧的建议，胡适一一作了回应。

    对于黄觉僧“不主张纯用白话”的观点，胡适坚持必须用白话。他说：“我们主张用白话最重要的理由，只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足下若细读此篇，便知我们的目的不仅是‘在能通俗，使妇女童子都能了解’。我们以为若要使中国有新文学，若要使中国文学能达今日的意思，能表今人的情感，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和社会状态，非用白话不可。我们认为若要使中国有一种说得出、听得懂的国语，非把现在最通行的白话文用来作文学不可。我们以为先须有‘国语的文学’，然后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方才可以算是有一种国语了。”胡适认为，时下各处师范学校和别种学校，教的国语都算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学校里没有教授国语的教材。“所以我们主张文学革新的第一个目的是要使中国有一种国语的文学；是要使中国人都能用白话做诗、作文、著书、演说。因为如此，所以要纯用白话。这是答足下‘又何取乎白话’一段。”

    对于黄觉僧提出的“各地方言不同”阻碍白话语文学习的问题，胡适指出：“方言不同”，“更不足为反对白话的根据。因为方言不同，所以更不能不提倡一种最通行的国语，以为将来‘沟通民间彼此之情意’（用足下语）的预备”。

    对于黄觉僧提出的“既不可以方言入语言”的观点，胡适反驳说：“这也不足为病。方言未尝不可入文。如江苏人说‘像煞有介事’五字，我所知各种方言中竟无一语可表出这个意思。这五个字将来便有入国语的价值，便有入文学的价值。并且将来国语文学兴起之后，尽可以有‘方言的文学’。方言的文学越多，国语的文学越有取材的资料，越有浓富的内容和活泼的生命。如英语语言虽渐渐普及世界，但他那三岛之内至少有一百种方言。内中有几种重要的方言，如苏格兰文、爱尔兰文、威尔斯文，都有高尚的文学（《新青年》四卷四号之《老洛伯》便是苏格兰文学的一种）。国语的文学成就了之后，有了标准，不但不怕方言的文学与他争长，并且还要倚靠各地方言供给他的新材料、新血脉。”

    胡适对于黄觉僧提出的“研究美术文者，必文学程度已高，而欲考求各种文体真相之人，与一般社会无甚关系”这段话表示“极端反对”。他接着说：“其实足下自己也该极力反对这种议论。因为足下上文说足下的‘而其根本主义，务在排除艰深的、晦涩的、贵族的、骈丽的文学，而建设一种浅近的、明了的、通俗的、平民的、写实的文学’，如果美术文的趋势只操纵于‘文学程度已高，与社会无甚关系’的人，岂不还是一种‘艰深的……贵族的’文学吗？我们以为文学是社会的生活的表示，故那些‘与社会无甚关系’的人绝对没有造作文学的资格。”

    对于旧美术文有无废除之必要，胡适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即“我们既提倡白话文字，并不反对学者研究旧文学，也不是要把中国数千年的旧文学都抛弃了”，因为这是与提倡白话文完全不同的问题。他强调指出：“我们对于这几个问题的主张，是：（一）现在的中国应该用现在的中国话做文学，不该用已死了的文言做文学。（二）现在的一切教科书，自国民学校到大学，都该用国语编成。（三）国民学校全习国语，不用‘古文’（‘古文’，指说不出听不懂的死文字）。（四）高等小学除国语读本之外，另加一两点的‘古文’。（五）中学堂‘古文’与‘国语’平等。但除‘古文’一科外，别的教科书都用国语的。（六）大学中，‘古文的文学’成为专科，与欧美大学的‘拉丁文学’、‘希腊文学’占同等的地位。（七）古文文学的研究，是专门学者的事业。但须认定‘古文文学’不过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小部分，不是文学的正宗，也不该阻碍国语文学的发展。”[131]

    黄觉僧的意见具有明显的折中派特征，但是他在总体上显然是非常支持白话文运动的。与胡适所不同的是，他不主张纯用白话，也不主张在“美术文体”的应用方面放弃文言文的固有价值，因此遭到了胡适的批判。胡适所主张的是绝对废弃文言，绝对使用白话，不存在中间的过渡状态。

    五 其他折中派人士的观点

    在白话文运动中，明显地存在着白话派、文言派与折中派三种不同派别。白话派与文言派都极力维护各自的主张，因此，两派围绕着“文白存废”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辩。折中派力图在两派的观点中找到结合之点，因此，他们主张文言文、白话文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也有各自的优缺之点。希望在中国未来语言的发展方面找到一条文白互补、文白结合之路，是折中派的核心主张。笔者认为任叔永、朱经农、黄觉僧等人对文言文与白话文的意见，都可归类为折中派。此外，杨喆发表在《清华周刊》1920年第186期所发《白话文问题之商榷》一文中所论述的观点，梁朝威在同期所发《改良中文刍议》一文中所表达的观点，都可以看是白话文运动中的折中意见。

    杨喆强调白话文的流行是历史的自然趋势，具有不可遏止性，“由文言降为白话，乃自然之趋势……可见文字必由艰深而降为简易”。白话文的流行在于它的通用性。“今之白话文，须先问是否为多数所通用。如为多数通用，便是多数公认，即使无甚价值，亦必渐次风行……现欧美各国，大都言文合一，我国文字，虽根本上不同，而大势所趋，终必渐归一致。”所以，“白话文有不能遏止的理由”。但他同时也认为，白话文因有方言土语之关系，还不能称为真正“言文合一”，只能算作初步的“言文合一”。

    他肯定白话文的有用性。白话文本为中国所固有，只是多用于语录和小说，在文学中所占的比例不大，“故能文者每贱视之”。由于时代巨变，思想变迁，“对于文字，专尚应用，不求优美，故白话文竟将驾文言文而上之”。然而在“过激时代，用文言之人，尚属不少，故鄙见以为白话文言实未能偏废，要在用之适当”。他强调此时尽管白话流行，但用文言文写作的人也不少，所以白话文言都不能偏废，只是要“用之恰当”。为此，他作了形象的比喻：“如应用白话而用文言，此譬如着大礼服，戴大礼帽，而登于厕所，未免令人失笑。如应用文言而用白话，此譬如嘉宾宴会，衣冠济楚，忽有一披蓑戴笠之人，蹒跚入座，虽觉别致，亦未免令人白眼。”在这里，杨喆通过比较刻画出了文言文、白话文各自的特点，并指出了文言与白话不能混用，“若专用文言，或专用白话，宜以得当为要点也”。当然在平时所用，可以“俗之文字为标准”，用普通文字即可，就不必讲究了。

    杨喆承认学习白话文比学习文言文容易的事实，他批评了通常认为的使用白话文必须先通文言文的说法，认为“此乃中国之旧习惯。从前教作文者，先将各种书籍，读得烂熟，然后作文。又初次读书之人，不从一猫一狗，如教科书之类入手，而遽授以千字文千家诗是其证也。然颇不合于世界普通的教法”。在他看来，通文言文“则储蓄材料，搜罗典故，讲究方法，必费却许多工夫”，表达的时候虽心中有意思，但措辞却全然不合，“竟须重作一篇者”；但作白话文则容易，只要把意思表达出来，加以润色即可，所以，“鄙见以为通文言大约十年，通白话不过五年，其难易自别。况由白话而进于文言，循序以求，亦觉省力得多”。

    他也认为保存国粹是必要的，但国粹如何保存却是须要认真研究的，如果还是“抱残守缺，使国文之用途，日趋狭窄，不过时宜，不便应用，将来国文必至无人过问，此所谓无价值之保存。而所得结果，适成反比例也”。所以，白话文“正足为灌输知识之一助”，即肯定了白话文在传播知识中的作用。[132]

    梁朝威认为文体可分文言与白话两种，两者各有短长，不可一概而论。他不同意新文化派所主张的“文言为死文学”的观点，指出：“不知人有死活，文学无死活。活人用‘死文字’即死而不死；若死人用‘活文字’，亦活而不活耳。诗莪蓼篇，王褒诵之，未尝不痛哭流涕。其感人之深，一至于此！孰谓古籍尽死文学耶？”反对把古籍一概看成是死文学的观点，强调“文学无死活”。所以，在应用语言的过程中，可以用文言体，也可以用白话体，在表述中“非白话不足以明白，则白话可也；非文言不足以动人，则文言可也”。[133]总之，两者各有长短，取长补短才是正确的方法。

    上述两人都肯定白话文的价值，但是与新文化派不同的是，他们也强调文言文的存在价值，主张文言与白话并用，强调白话是学习文言文的初步，这些观点与新文化派否定文言文、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观点，明显不同。

    六 学衡派对新文化派的批驳

    1920年时，白话文已被国人认同为国语，然而此时，反对的声浪依然不绝。其中对于新文学反对最为卖力的就是以1922年1月在南京创办的《学衡》杂志为阵地的一批被称为“学衡派”的人士，以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为其主要代表人物。学衡派代表人物大都是留学生，对西洋文化有所了解，同时又热衷于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反对新文化的文章都刊登在1922年以后，但是当事人早在美国留学时就曾与胡适辩论过，因此，从这种意义上看，可以看成是文学革命的直接论辩者。

    以梅光迪为代表的学衡派对新文化派主张白话文的批驳，胡适几乎没有做正面回答。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评价学衡派时说：“民国九年十年（1920～1921），白话公然叫做国语了。反对的声浪虽然不曾完全消灭，但始终没有一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反对论。今年（1922）南京出了一种《学衡》杂志，登出几个留学生的反对论，也只能谩骂一场，说不出什么理由来……《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134]表示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期，已无讨论价值了，因此，只有罗家伦进行了正面论辩。不过，在新文化运动初期，胡适与学衡派领袖梅光迪就已经进行过数次的正面交锋了。

    学衡派主将梅光迪为反对新文学最典型的一位。他在美国留学时，就以朋友的身份与胡适就文学变革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把胡适“逼上梁山”。胡适说：“当时最想不到的是：当时学生梅光迪、任叔永、朱经农几位先生都反对我的主张，都反对我写新诗，都反对革文学的命。”[135]这些人都成为反对新文学和白话文的主力，但任叔永、朱经农等人的态度还温和一些。

    梅光迪曾发表《评提倡新文化者》、《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等文，否定新文化运动，攻击白话文。“实有不容他人讲学，而欲养成新式学术专制之势。其于文学也，则斥作文言者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又有‘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死文学’与‘活文学’之分，妄造名词，横加罪戾，而与吾国文学史上事实抵触，则不问也。”“某大学招考新生，凡试卷用文言者，皆为某白话文家所不录。夫大学为学术思想自由之地，而白话文又未在该大学著为功令，某君何敢武断如是？”“彼等言政治经济，则独取俄国与马克斯；言哲学，则独取实验主义；言西洋文学，则独取最晚出之短篇小说、独幕剧及堕落派之著作，而与各派思想艺术发达变迁之历史与其比较之得失，则茫无所知。”[136]

    他攻击新文化派说：“彼等以推翻古人与一切固有制度为职志，诬本国无文化，旧文学为死文学，放言高论，以骇众百玄俗。然夷考其实，乃为最下乘之模仿家。”更对“废文言而用白话”这一新文化派的基本观点非常反感，认为“盖文学体裁不同，而各有所长，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独立并存之价值，岂可尽弃他种体裁，而独尊白话乎？”他强调文言文、白话文各有各的价值，都可以独立并存。

    在他看来，构成文言文和白话文的文字都是汉字，“识文言之字与识白话之字，固无以异”，所以“文言之能载道，与白话文之能载道，亦无以异也”。白话文能传播思想，文言文同样可以传播思想，并无高下之分。但另一方面，文言文在体裁表达方面，却远胜于白话文。他说：“至其传之久远，行之寥阔，文言视白话为超胜，良以白话之文□缕，篇幅冗长，不及文言之易卒读，一也。白话文以方言之不能统一，俗字谚语，非赖反切不可识，不及文言之久经晓渝，二也。白话文之体裁不完，如碑铭传志之类，不及文言之有程式可寻，三也。沈约有言，文章有三易：易见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王通有言：古之有文约以达，今之文也繁以塞。由此言之，文言白话，知所从矣。”其态度表现出明显的崇文言抑白话倾向。

    吴宓在东南大学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主编《学衡》杂志，也是学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在《论新文化运动》、《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等文中攻击新文化运动。

    吴宓公开在报章上表露自己反对新文化的动机是担心中国传统国粹的丧失：“但所虑者，今中国适当存亡绝续之交，忧患危疑之际，苟一国之人，皆醉心于大同之幻梦，不更为保国保种之际，沉溺于谣污之小说，弃德慧智术于不顾，又国粹丧失，则异世之后，不能还复。文字破灭，则全国之人不能喻意。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凡百改革建设，皆不能收效……呜呼！此其关系甚大，非仅一人之私好学理之空谈。故吾今欲指驳新文化运动之缺失谬误，以求改良补救之方。”[137]因此，他极力反对白话文运动。

    他认为，“文字之体制”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积累发达而成，这里面既有习惯，也有全国人民共同使用的问题，“至若文字之体制，乃由多年之习惯，全国人之行用，逐渐积累发达而成”。而“文字之变迁，率由自然，其事极缓，而众不察，从未有忽由二三人定出新制，强全国之人以必从”。所以他坚决反对文字体制的变更。理由是“国大人多，一部分人尚未领悟，而他处之人又创出新文字、新语音，故行用既久者，一废之后，则错淆涣散，分崩离析，永无统一之一日”。

    通过分析中国文字语言的特点，他得出了中国语言文字的变迁并不是“文字体制”的变动，而是“格调”的变化这一结论。他说：“诚以吾国之文字，以文之写于纸上者为主，以语之出于口中者为辅，字形有定而全国如一，语音常变而各方不同。今舍字形而以语音为基础，是首足倒置，譬如筑室，先堆散沙，而后竖巨石于其上也。吾于吾国文字之意见，他日当更申言之。总之，文章之格调可变且易变，然文字之体制不可变，亦不能强变也。自汉唐迄今，文字之体制不变，而各朝各大家之诗文，其格调各不同。”所以，从这一逻辑出发，他认为“今欲得新格调之新文章，固不必先破坏文字之体制也”。他还认为“各国文字，互有短长。中西文字，孰优孰劣，今也不必强定，惟视用此文字者之聪明才力如何耳”。“天生诗人，生于法国，则用法文而成佳诗，生于英国，则用英文而成佳诗，并非文字所限。”“凡文字得大作者用之，其功用、其价值乃益增。”

    在他看来，当下中国输入的西洋新事理新事物，都是“吾国旧日文章之所无”，所以凡是从事文字工作者“无不有艰难磨阻之感”，然而，这都是由于材料的新异造成的，“非由文字之不完”。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作者“苦心揣摩，徐加试验”，用旧文字表达新思想，“如是由苦中磨出之后，则新格调自成，而文字之体制，仍未变也”。

    由此，他批评了两种极端的做法：“昔之弊墨守旧法，凡旧者皆尊之，凡新者皆斥之。所爱者则假以旧之美名，所恶者则诬以新之罪状”，他认为这是错误的，不能被他所接受；同时也批评新文化派“今之弊在假托新名，凡旧者皆斥之，所恶者则诬以旧之罪状，所爱者则假以新之美名”，这与守旧派的态度是一样的，此为大错，也是他不能接受的。他的结论是，新文化运动“非以其新也，实以其所主张之道理，所输入之材料，多属一偏，而有害于中国之人”，即新文化运动所主张的内容过于偏执，“有害于中国人”，所以他坚决反对。

    胡先骕亦是反新文化运动者，先后发表《论批评家之责任》、《评〈尝试集〉》、《评〈尝试集〉续》、《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等多篇批驳新文化运动、攻击白话文新文学的文章。

    胡先骕对于胡适主张的“以过去之文字为死文字，现在白话文中所用之文字为活文字。用活文字所作之文学为活文学，用死文字所作之文学为死文学。而以希腊、拉丁文以比中国古文，以英、德、法文以比中国白话”的观点，大加反对。他说：“希腊拉丁文之于英德法，外国文也。苟非国家完全为人所克服，人民完全与他人所同化，自无不用本国文字以作文学之理……拉丁文之于英文，汉文之于日文，外国文也，非中国古文之与白话文之比也。英人日人之文学，不以拉丁字汉字之为外国字而屏（摒）弃之，吾人乃屏（摒）弃吾国稍古之文字，某君且欲倡立一种‘欧化的国语文学’，宁非慎乎！且文学之死活，以其自身之价值而定，而不以其所用之文字之今古为死活。故荷马之诗，活文学也，以其不死（Immortal）不朽也。乔塞之诗，活文学也，以其不死不朽也。”[138]认为胡适所比较的方法以及所得出的结论，都有不确切的地方，所以，文学的死活，以其自身之价值而定，而不以其所用文字之今古为死活。

    他还攻击胡适的白话诗，认为胡适对于中国诗的写作“本未升堂”，更“不知名家精粹之所在”，只是“以白话新诗号召于众，自以为得未有之秘，甚而武断文言为死文字，白话为活文字，而自命为活文学家。实则对于中外诗人之精髓，从未有刻深之研究，徒为肤浅之改革谈而已。”极力贬低胡适白话诗的地位。

    曹慕管批评白话文的欧化倾向为“鹦鹉学语”、“东施效颦”：“愚尝论欧化白话文有五病：鹦鹉学语，口讷莫伸，辞不达也，病一。东施效颦，丑恶益彰，格不同也，病二。南蛮□舌，言事支离，法不一也，病三。委巷相尔汝，俚鄙厌闻，调不工也，病四。时装妇女着高底皮鞋，而举步绝不自由，毫无精神，体不健也，病五。”[139]欧化倾向确实是后来白话文实践中出现的流弊之一。

    邵祖平在其《论新旧道德与文艺》一文中，集中地表达了对新文化派所提倡之白话文的不同观点。他批评白话文“冗幅既多，漏义滞义，仍复遍是”。在他看来，新文化派所主张的白话文、白话诗、写实派小说等统称的“白话文”，本为“中国之旧有”，曾广泛地用于语录、家书、小说及传奇小说等。那么，为什么在历史上没有发展起来呢？“非不欲多用也，不能用也。”当然可以用于初学诵习科学各书，但是用不好就会适得其反，“为之不善者，冗幅既多，漏义滞义，仍复遍是。即如某著译经济学一书，开卷即令人难读，其句法倒装之多，底字应用之滥，读者如堕雾中，不知其指何在”。[140]他评价道：“白话文本为旧有，而新文家标之以为新；白话诗徒为无韵之文，而新文家强之以为诗。讥弹昔人，愚弄黔首，出辞吐气，□然拒人于千里之外，此吾所谓少年好事，徒乱人意，有武断操纵之嫌，而不足称为新文艺者也。”？？

    他认为“文字之有死活”，不是以时间确定的，而是以文学艺术的优劣为标准确定的。他批判新文化派“对古诗文即目为死文字，对白话诗文即目为活文字；对古诗文即目为贵族文学，对白话诗文即目为民间文学；对古诗文即咎其模仿，对白话诗文即标为创造”的做法，认为“文字之有死活”，是“以其艺术之优劣之结果定之，非以其产生时期之迟早定之也”。因为“古籍浩繁，汗牛充栋，历代作者，复平地添集子不少”，这里面当然良莠不齐，有好有坏，“然最传之不朽者，十三经、周秦数子、四史、杜甫韩愈之集而已。诸书讲德论道，则如见圣哲之衣冠；说理论事，则如见谈士之纵横；奇功伟迹，则如见英杰之眉宇；掩袖起舞，则如见美人之颦泣；其他喜怒哀乐，流离感愤之情，后人读之，莫不虎虎有生气，岂可诋之为死文字耶”。“总之，文言白话，皆以其可传者而传，即以其不可死者而不死。近人好发表著作，杂志书报遍天下，无论其为文言抑白话，又谁为之寿命保险？诚恐梨枣一灾，酱瓿即覆，朝生暮死，恒不自保耳。”

    在功用和价值方面，邵祖平也主张应把文言文与白话文同等对待，认为它们都是一样的。只要是作文，就必须先识字，所以“识文言之字与识白话之字，固无以异”；“文以载道，文言之能载道，与白话文之能载道，亦无以异也”。不过，文言文与白话文比较起来，“至其传之久远，行之寥阔，文言视白话为超胜”。其理由是白话文“篇幅冗长，不及文言之易卒读”，白话文“以方言之不能统一，俗字谚语，非赖反切不可识，不及文言之久经晓谕”，白话文“体裁不完”，“不及文言之有程式可寻（循）”。在这里，邵祖平提出了白话文的缺陷，从而强调了保留文言文的可贵之处。

    在易峻看来，白话文学家所强调的“白话文为平民文学，便于普及教育，统一国语，说明科学思想，及传播新文化，而文言文无能为役焉”的观点，是“缘于难易之见”。[141]他认为传播新文化“最先驱最成功之元老”梁启超，其“收功则在文言”。所以“夫文章大业，本存乎文人相与之间，非可期于人人者。故阐扬学术，业赖专精，非可通习。羽翼风雅，责在才俊，不与平民。彼平民识字之未能，遑谈文学。稗官野史，虽与平民为缘，然亦能遂使天下之文，尽变稗官野史哉！”所以，以此理由而改革全盘文学，是“削足以适履，因噎以废食之道”。他认为，只有文言文有一定文法，“为天下古今所通习，无时地隔阂之病。是吾人正惟有普及文言，以期通全国话而传百代之邮耳”。

    易峻对于胡适提出的“古文之所以能苟延残喘二千多年者，以科举未废也”、“悉赖科举得以苟延残喘”的结论，大加反对。在他看来，“学问为超乎功利役使之物”，并不会因为政治或其他外在原因而使其兴亡。他说：“科举则不过顺应学问风气，从而奖励提倡耳。其学问而有价值耶，自能蔚然成社会风尚，不徒科举犹兴。其学问而无价值耶，虽有科举，亦终不扬。诗在文学上有价值，故唐以诗取士而诗盛。八股在文学上无价值，故明清以八股取士而八股终不能光大。盖科举所羁縻者，文人耳，而非文学也。一时耳，而非百世也。”由此可见，“一种学术文艺之盛衰，全恃其本身之价值何如，决非科举所能操纵其命运”。传统古文能够流行两千多年之久，正因为其自身有存在价值，以此否定了胡适的古文“赖科举得以苟延残喘”的观点。

    胡适将古文流行两千多年的原因仅归结为“科举制度”的作用固然简单，然而，易峻否定白话文得以流行的客观原因“绝非纯由所谓时代的要求使然”，也是极其武断的。他认为白话文的流行，“实以其能迎合青年一时的病态心理，有以致之”。他提出的理由是：“盖厌故喜新，人性皆然，见异思迁，青年尤甚。其于旧文学浸渍未深，疑难甫启，一旦尝试新奇，群趋风尚，习非成是，久遂溺焉。不若文坛耆旧，沉湎古文，涵泳深厚，乃能不为所移也，此其一。畏难趋易，人之常情。青年者，娇儿娇女也，初学古文，字句缧绁，跼蹐不安，一旦使就平易，安得不相率赴之，以逸以安，此其二。习俗易人，贤者不免，所谓一夫喜射，百人掇拾。白话文学得西洋博士与大学教授首起倡之，且举‘红楼’、‘水浒’为标榜，夫安得不群趋竞效，蔚为风气，此其三。综上三端，则知新文学之所以能奔腾澎湃而一时成功者，盖多在势而不在理者也。”即年轻人的尝试新奇、喜新厌旧、畏难趋易等原因，是白话文能够流行的原因。

    他的结论是：“夫文字者，世间最传统、最守旧之物也。时愈久而愈固，可因革损益，而不可革命推翻者也。中国文学，文体虽历代有变迁，然要皆悉由文言一途变化创出，派别各歧，而脉流一贯。故此文章字句组织常为文言体，实为数千年来文学演进之共同轨道。”文字只可损益，不可推翻重来；文体虽历代都有变化，也都是由“文言一途创出的”，文言体，实是由数千年的文学演进而来。至于白话文在应用方面虽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和时代的要求，但在“艺术”方面，“实为截断正流，别由蹊径者。其所凭藉，固远不如文言文之渊源深厚，乃惟毁灭国性，纵情欧化，以乞灵西文之是务，徒见其竭蹶耳”。白话文在文学的艺术与功用两方面，俱无健全的理论与基础，而文言文却有坚实的壁垒与深厚的根源。

    吴芳吉在《学衡》杂志上发表《再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三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等文，对新文化派提出批评。吴芳吉指出，“有什么话说什么话”，那就等于凡有口舌能说话的人都可称为文学家了。“近自白话文之言大倡，举国风从之者，咸秉‘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要怎么说，就怎么说’之旨。以为凡有口舌能说话者，皆文学家矣。于是书足以记姓名之辈，皆从事于作品之发表。”[142]言语中流露出对白话文运动的极大讽刺。在他看来，文字本身并无文言白话的区别，所以也就不存在俗语、俗话避不避的问题：“新派之所谓不避俗语字，即当采用白话之意。不知白话之字，亦文言之字‘天玄地黄，宇宙洪荒’，‘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亦白话也。可知无论何字何语，皆有两用，善白话者用之，便为白话，善文言者用之，便为文言。”

    吴芳吉否认文字存在死活的问题，认为“我国之文字，则吾先民之所创造，非自他邦侵入者也，有四千余年之生命，将自今而益发展，非所语于陈死者也”。特别是主张废除汉字者“无事自扰，一何可笑”。他以为“文字，天下之公物，非一党一家所能私，尤非一人爱憎所能易”。新派人物不屑运用汉文，他可以不用，但是想把汉文汉字也要废除掉，那就大错特错了。即使不废除汉文，“但趋欧化，似较前者稍有加矣”。他说：“取其所谓欧化之文读之，无不颠倒错乱，故为拖沓。以较直览西文，艰涩且倍，势非先习西文三五年者不敢问津。”难道让全国人人都要学习西文吗？“即令人人尽习西文，安得人人俱为笨伯，亦如新派之所为耶。”

    新文化派高叫“若不能做白话文字，则不配反对白话文学”。对此，他反驳道：“若不知精习旧文学者，安足反对旧文学哉！”主张超然新旧之外，“兼新旧以教人，使人知新有不得不新，旧有无所谓旧，辞受趣舍，任人自择”。

    总的来看，学衡派对新文化派的反驳最为有力，也最为系统。尽管胡适认为不屑顾，学术界也认为是迟到的批评，但笔者认为，尽管学衡派对新文化派的批评在时间维度上不甚契合，然而，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代，一个派别的集聚以及相关言论的系统发表，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另外，从其成员看，他们大多是在1921年前后才学成回国的留学生。这些人大多为理工科专业出身，反而积极地维护传统事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七 胡适与章士钊之间的论辩

    章士钊是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对者之一，尤其对白话文的攻击不遗余力。1925年，章士钊在政界颇为得势，于是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把《甲寅》杂志复活起来，使其成为复古运动的宣传机关，并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复古运动，借此实现自己的文化主张。他在杂志的公告中，声明不发表白话文章，并造势反对白话文运动，从而引发了一场白话与文言的论争。“参加那次论争，为白话文作防御战的，有胡适、吴稚晖、黎锦熙、钱玄同、高一涵、徐志摩、郁达夫、成仿吾一群人，以《语丝》、《现代评论》、《国语》周刊为防守阵地，一时非常热闹。”[143]

    章士钊于1923年8月21～22日在《新闻报》上发表《评新文化运动》一文，攻击新文化运动。胡适在《老章又反叛了》一文中认为章士钊那篇文章“不值一驳”。[144]章士钊在其文章中也提到了此事：“昨岁在沪，适之曾面告愚，子所讨论诸点，已成过去。”对此，他愤愤地说道：“文化大事，适之竟看作时辰表，针簧上下张弛，惟其手转，尤属奇谈。揣适之所谓过去，殆指俗语之后生，竞为白话，甚嚣尘上，遮国学不见已耳。此乃病态群理，尤宜痛治。于斯谓健康为过去，医者议复元气，讽心失时，有是道乎！”[145]并表示自己对新文化运动的意见，不会被此四字轻轻放到“谅不尔也”。

    章士钊把当时青年人不会做文言文，白话文也写不好的责任，归咎到胡适身上，因为胡适提倡白话文正好五年，中学毕业参加大学应试正好是五年。他说：“前岁北京农业大学，招考新生，愚在沪理其文卷，白话占数三之二，文言三之一，文言固是不佳，白话亦缴绕无以。愚曾告人，此事应由适之全然负责，盖适之倡为白话文，恰是五年，中学卒业，出应大学初试，即其时也。”所以他在当时中国农业大学的招生中作出了不许用白话文答卷的规定，“今年愚复试农大新生，限令不为白话文，用全场文字，词条理达，明赡可观。猝然得此，迴出意计之外。适之之时辰表，从此逆转，良未可知。过去与否，岂由一人之口说而定？”[146]把中学毕业生不会做文言文的责任归咎到胡适身上，过于简单化了，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因此，他受到反击也是必然的。

    章士钊批评胡适的“今人当为今人之言，不当为古人之言”的观点，指出：“若谓古人之言外，别有所谓今人之言者，崭然离立，两不相混，则适之之说，乃大滑稽而不可通。”他认为今人所讲的话，都在古人的言论之中：“如属后者，可知今人之言，即在古人之言之中。善为今人之言者，即其善为古人之言，而扩充变化者也。适之日寝馈于古人之言，故其所为今人之言，文言可也，白话亦可，大低俱有理致条段。今为适之之学者，乃反乎是，以为今人之言，有其独立自存之领域；而所谓领域，又以适之为人帝，绩溪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目无旁骛，笔不暂停，以致酿成今日的底他它吗呢吧咧之文变。有时难读……弊所由中，适之当自知之。”[147]

    在他看来，中西文字不同，所以在西方可以实现言文合一，而在中国则绝不可能：“西文切音，而吾文象形；西文复音，而吾文单音。惟切音也，耳治居先，象形则先目治；惟复音也，音随字转，同音异义之字少，一字一音，听与读了无异感；而单音音乏字繁，同音异义之字多，一音数字乃十数字不等，读书易辨，而听时难辨。以此之故，西文文言可趋一致，而在吾文竟不可能。”[148]

    章士钊还批评“为白话文者，其取材限于一时口所能道之字，是又大谬”。其观点是，文章的组织全在逻辑，“无论何种理想，其文之总体中，必有最适于抒写者若干字，可得委曲连缀以抒写之。能控制总体，拣出此号称最适之各字，不增不减，正如其量，道尽人人意中之所欲道而不能道，闻之而叫绝，累读而不厌者是谓文家。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谓曰偶得，形容最妙，以知文家之能臻是域，关键在选词”。“而今白话文之所以流于艰窘，不成文理，味同嚼蜡，去人意万里者，其弊即在为文资料”全在所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一观点上，“全以一时手口所能相应召集者为归，此外别无工夫”。“试观今之束发小生，握笔登先，名流巨公，易节恐后，诗家成林，作品满街，家家自命为施曹，人人自诩为易莫，风流文采，盛极一时。何莫非至易至美两性同具之新发明，导之至此。呜呼！以鄙倍妄为之笔，窃高文美艺之名，以就下走圹之狂，载道行远之业，所谓俗恶俊异，世疵文稚，文欤化欤？愚窃以为欲进而反退，求文而得野，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甚矣运动方式之误，流毒乃若是也。”[149]章士钊攻击白话文，专从这一运动的消极方面用笔，而没有看到它的积极方面，以及白话文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流行的时代要求。特别是他把白话文流行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全都归责于胡适，归责于新文化派成员，自然遭到其反对。

    胡适在《老章又反叛了》一文中，认为章士钊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攻击，完全是一个落伍者的行为：“行严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他却又虽落伍而不甘心落魄……所以不能不向我们宣战。”“他在《评新文化运动》一文里曾骂一般少年人‘以适之为人帝，绩溪为上京，一味于《胡适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他骂我们做白话的人‘如饮狂泉’，‘智出英伦小儿女之下’，‘以鄙倍妄为之笔，窃高文美艺之名，以就下走圹之狂，隳载道行远之业……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这不都是悻悻然和我们生气吗？”[150]

    胡适还在文中讲述了1925年2月某日他与章相遇，并在照相馆合影，还互赠诗词约定留作纪念的事：“相片印成后，他题了一首白话诗写给我。全诗如下：‘你姓胡，我姓章；你讲甚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十四年，二，五）’”。同时章要胡写一首文言诗答他，所以胡也写了四句：“‘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十四年，二，九）”。胡适认为这是“豪爽的投降”，但是，“他的投降原来只是诈降，他现在又反叛了！”这种“反叛”就是章士钊发起的复古运动。尽管他对胡适还没有直接攻击，然而他在《甲寅》周刊里早已屡次对于白话文进行攻击了。他在《甲寅》杂志的广告里就说：“文字须求雅驯，白话恕不刊布”，明确要与白话文划清界限。他攻击白话文学为“白话文字之不通”，“计自白话文体盛行而后，髦士以俚语为自足，小生求不学而名家，文事之鄙陋干枯出寻常拟议之外。黄茅白苇，一往无余；诲盗诲淫，无所不至，此诚国命之磊创，而学术之深忧！”“他说陈源君‘屡有佳文，愚摈弗读，读亦弗卒，即嘻嘻吗呢为障也。’称其文为‘恶滥之白话文’”。[151]总之，不遗余力地对白话文进行贬损。对此，胡适认为他是知“白话文之不当作，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苦哉！”

    为此，胡适正式向章士钊宣告：“我们要正告章士钊君：白话文学的运动是一个很严重的运动，有历史的根据，有时代的要求，有他本身的文学的美，可以使天下睁开眼睛的共见共赏。这个运动不是用意气打得倒的。今日一部分人的谩骂也许赶得跑章士钊君，而章士钊君的谩骂决不能使陈源、胡适不做白话文，更不能打倒白话文学的大运动。”“我们要正告他：‘愚摈弗读，读亦弗卒’，这八个字代表的态度……可以对付一些造谣诬蔑的报章，而不能对付今日的白话运动。我虽不希望章君‘于《胡适文存》中求文章义法’，我却希望章君至少能于《胡适文存》中求一点白话运动所以能成立的理由。我们提倡白话的人很诚恳地欢迎反对派的批评，但自夸‘摈白话弗读，读亦弗卒’的人，是万万不配反对白话的！”[152]

    章士钊等人对于白话文的批评是继学衡派之后双方另一次集中的论争。这次论争有政治原因，也有时代背景。尽管白话文已深入人心，在民间较为普及，但是在政府公文行书中，文言文仍很流行，文言文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这也是20世纪30年代文白之争再起的原因。

    八 其他白话派人士的观点

    （一）刘半农的观点

    刘半农与王敬轩之争是围绕着文言存废问题展开的第一场论战。王敬轩，实无其人，是钱玄同的化名。1918年初，《新青年》编辑部为了挑起关于文学革命的论战，由钱玄同以王敬轩的名义写了一封给《新青年》编者的信，即《文学革命之反响》，提出种种理由，反对白话文，拥护文言文。《新青年》编辑部由刘半农复信，给予反驳。当时人们把这两封信称为“双簧信”，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著名事件。

    尽管这一事件是人为设计的，但是，刘半农的回信在文化史上却是一份极珍贵的资料，从中可以看出刘半农对于新文化所持的基本态度。

    《文学革命之反响》发表于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3号上。该文称：“噫。贵报诸子，岂犹以青年之沦于夷狄为未足，必欲使之违禽兽不远乎？贵报排斥孔子，废灭纲常之论，稍有识者虑无不发指。且狂吠之谈，固无伤于日月，初无待鄙人之驳斥……惟贵报又大倡文学革命之论。权舆于二卷之末、三卷中乃大放厥词，几于无册无之。四卷一号更以白话行文，且用种种奇形怪状之钩挑以代圈点……中国文字，字字匀整。故可于每字之旁施以圈点。西洋文字，长短不齐，于是不得不于断句之处志以符号。于是符号之形式逐不能不多变。其在句中重要之处，只可以二钩记其上下。或亦用密点，乃志于一句之后。拙劣如此。而贵报乃不惜舍己以从之。甚矣。其惑也，贵报对于中国文豪，专事丑诋，其尤可骇怪者”，“于近人则崇拜李（伯元）吴（趼人）而排斥林（琴南）陈（伯严）。甚至用一网打尽之计。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又贵报之白话诗，则尤堪发噱……以‘老爷’二字入诗，则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吾意作者下笔之时，恐亦不免颜赧。不过既欲主张新文学，则必欲异想天开。取旧文学中所绝无者而强以凑入耳。此等妙诗，恐亦非西洋所有也。贵报之文，什九皆嵌入西洋字句。某意贵报诸子必多留学西洋，沐浴欧化，于祖国文学，本非所知，深恐为人耻笑，于是先发制人，攻踣之不遗余力，而后可以自便。”

    《文学革命之反响》主要针对的是如下几个观点，一是排斥孔子，废灭纲常；二是大倡文学革命论，用白话文行文，采用西式标点；三是对中国文豪专事丑诋，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这几项也可以看做钱玄同概括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纲目。

    刘半农在《答王敬轩》一文中较系统地表明了他对白话文、文言文的态度。首先他强调新文化运动有反对的声音是“极应欢迎”的：“记者等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现在居然有你老先生‘出马’，这也是极应欢迎，极应感谢的。”[153]

    他批林纾的译著“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因为他译的书，第一“原稿选择得不精，往往把外国极没有价值的著作，也译了出来”，而真正的好著作，却没有被关注或翻译；“第二是谬误太多，把译本与原本对照，删的删，改的改，‘精神全失，面貌全非’”，“大约是和林先生对译的几位朋友，外国文本不高明，把译不出的地方，或一时懒得查字典，便含糊了过去”，“林先生遇到文笔蹇涩，不能达出原文精奥之处，也信笔删改，闹得笑话百出。”实际上，他等于否定了林纾的西方文学作品的文言文翻译方式。

    他主张采用新式句读标点：“浓圈密点，本科场恶习，以曾国藩之顽固，尚且知之……句读之学，中国向来就有的；本志采用西式句读符号，是因为中国原有的符号不敷用，乐得把人家已造成的借来用用。”明确表示要洋为中用。

    在文字问题上，刘半农主张文字要便捷实用，认为作文时，“但求行文之便与不便，适当之与不适当，不能限定只用那一种文字”。“中国文字，语尾不能变化，调转又不灵便。要把这种极简单的文字，应付今后的科学世界之种种实用，已觉左支右绌，万分为难。”即认为传统语文即文言文已难以应付巨变的时代需求，使用白话文或采用某一种西方语言，只要对中国大多数人有用，都是可以采用的。

    刘半农否定某些传统的文学形式，认为它们一文不值：“至于赋、颂、箴、铭、楹联、挽联之类，在先生则视为‘中国国粹之美者’，在记者等却看得半钱不值。因为这些东西，都在字面上用功夫，骨子里半点好处没有。若把他用来敷陈独夫贼的功德，或把胁肩谄笑的功夫，用到死人枯骨上去，‘是乃荡妇所为’，本志早已结结实实骂过几次了”。

    他极力赞赏白话文白话诗，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好作品都是用白话写成的：“至于半农的《相隔一层纸》，以‘老爷’二字入诗，先生骂为‘异想天开。取旧文学中所绝无者而强以凑入’。不知中国古代韵文，如三百篇，如《离骚》，如汉魏古诗，如宋元词曲，所用方言白话，触目皆是。”这样一来，采用并普及白话文不仅有历史根据，而且还有珍贵的白话资料可资借鉴。

    （二）吴稚晖等人的观点

    1925年，以章士钊所发起的复古运动为契机，引发了新文化派的反弹。除了胡适与章士钊之间的论辩外，还有许多人参加了论战。

    吴稚晖在《国语》上发表了《友丧广说□读经救国》，又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和我所请愿于章先生者》等文，批判章士钊的观点。他说：“章先生近来的反动，拿腐败的理论来批他，必是年来半夜散局回来，路上撞着徐桐刚毅的鬼魄附在他身上，所以不由他作主，好似同善社悟善社的人们天天在乩盘里说话了……近年洋八股之鸱张，不够亡国；更费章先生之神，改吹土八股，正似猛兽之后，再继以洪水罢了。”他又说：“白话文言之争，约有三点：一是好坏问题，二是作用问题，三是所生影响问题。先说好坏问题，竖了说，唐虞三代，汉魏六朝唐宋，典谟训诰至于词典小唱，都有狗屁不通的，也都有百读不厌的。所以拿古文白话分好坏，古文俗子固极可笑，白话小生也未必尽是……我们是鼓吹白话，不愿意请他成文，至于要问‘白话文’三字连举，‘本身通不通’，那也是那班冬烘先生的丢脸，他懂得文是什么解的呢？第二说到作用问题，先说一句简单的总结，我们不愿意用愚民政策。所以凡有文字可以同大多数人说话，又为大多数人容易学习的文字，我们在作用上都认为最适当……白话文要出世，要盛大的理由，物质的繁简，同需要的广狭，什么都依着这种状态而起变化，文字亦同是束缚在这个例内……若说你的字少，我的字多，白话当然多。多虽多，写是容易，读又容易，当今之世迥然不同印刷纸墨都不成问题，为什么要省几个字，反花数倍的劳力呢？”[154]

    他又从根本上指出章士钊的错误，就是不知世界大进，中国只能进不能退。国事，乃中国的千秋大事，“中国若无共通优进的器艺实现共通优进的道术，何以与世界优进民族，共立于无疆”，他认为在这150多年里，中国的进步太慢，已到了灭种的地步。“此三十年中，日本于一切优进的道术器艺，几乎无一不与欧美并辔连进：中国于此三十年，虽绝尘而追，已不能及。岂知最近二十九年不惟不急追，日本又进一步而飞驰：中国则一前一却，徘徊观望，若无其事，欧战以后，更以为世界将剖斗折衡反于皇初；竟有由洋八股而恢复土八股之势……经不起再滑过此后的二十五年，便进了灭种的第二步。与世界共同程度，愈离愈远。恐怕无论如何地换招牌……终究是一个劣等民族罢了”。[155]

    “疑古玄同”写了篇《废话的废话》，批评“甲寅派”鼓吹的文言简洁、白话文芜杂的观点。他说：“做文章而要讲究体式，这真和束胸缠足同样地自己给自己钉上镣铐。呜呼，哀莫大于自刑……今作废话，颇想努力一下：古语跟今语，官话跟土话，圣贤垂训跟泼妇骂街，典谟训诰跟淫词艳曲，中国字跟外国字，汉字跟注音字母，袭旧的跟杜撰的，欧化的跟民众的，信手拈来，信笔写去。如此，纵自由活泼之境未易遽臻，而纯正简洁之弊庶几可免，亦可以无大过矣。还有，一段可以短到几个字，可以长到几千字，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想着什么就说什么。”[156]

    此外，高一涵的《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徐志摩的《守旧与玩旧》、成仿吾的《读章氏评新文化运动》，都是针对章士钊的反新文化运动观点进行立论和反驳的。

    其中，唐钺的《文言文优胜》、《告恐怖白话文的人们》和《现代人的现代文》三篇极重要的文章，最能代表此次论战方新论派的新观点。其要点如下。

    第一，文言文中不通的地方所占的百分数，比白话文中不通的地方所占的百分数，只更多，不会更少；“古人的文章，经过长时间的淘汰，尚且留下许多不通的文字；由此推测，他们所做的不通的文字，必不在少数”。

    第二，文言文之所以使人觉得美，是因为截至今日，脍炙人口的文章还是文言文多于白话文，于是读书的人不知不觉地受所读文章的影响而假定文言文本质上是美的。至于白话文，虽然也不少美的，但向来为读书人所蔑视，不把它当文章读，所以其影响读书人的心理不如文言文那样厉害。还有一件，白话文因为与我们日常的说话相近似，不免使人觉得它平凡；文言文因为与日用的话相差很远，使人觉得有一种不平凡及淡雅的意味。“但文言文的这种优点，与其说是本质的，无宁说是偶然的。因为假如大家小时候，有机会多看白话的美文，这种美的‘空气’就非文言文所得独占……可见文言文实质上并不比白话文美。”

    第三，溺爱文言文的人以为文言文现在要中兴，吾国人最相信循环论，最近有人把文体与服装的时尚相比，以为二者都是循环的。自唐韩愈以后，古文是为反对六朝的俪体而起，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若文体是循环的，古文风行了这么多年，应该骈文代兴了，却变为白话文。

    第四，涉及传达思想感情的工具解放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把持全民族传达思想感情的工具，使之永远作少数人的专卖品，并且使大多数人不特没有仿造并且没有销耗这种专卖品的机会呢？还是采用大多数人所已有的媒介，加些功夫，使之成为大多数人传达思想感情的工具呢？这个大问题，大家要各本良心主张去”。[157]

    他又对一般人怀疑白话文的各点，如白话文的词汇太简单，白话文文法太无变化，白话文词语太俚俗，白话文字句太冗赘，白话摒弃了文言字句，白话文大杀“文思”等观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辩驳。最可贵的是他还提出了十余项建设方针，大大丰富了白话文派的理论。主要有：（1）打破文言与白话的界限，废除文言与白话文的区别；（2）无论是白话还是文言，其中太俗的部分，都不采用；（3）白话文言各有相当的字，而这两个字精度相当时，用白话；（4）白话文言各有相当的话，但文言更精确时，随宜应用；（5）白话的词语显有含混不妥的意义时，应避开不用，改从文言，或另造新词；（6）白话中一个意思有两三种说法，而甲种比乙丙较合理时，用甲种；（7）白话以一句话代表两种意见，而文言有分别时，应兼存文言；（8）文言成语，望文可解的，酌量采用；（9）专门名词贵简当，造这种名词时，当然要存文言；（10）文言的文字绝无歧义，即改作白话，不过加字而不改字的，也可算为现代文之一种；（11）古语中有可以补助现代语的不足的，应该采用；（12）方言中可以补助普通话的缺乏的词语，应该采用；（13）外国语的名词与文法为中国语所缺乏而又有必要的，应该酌量采用。[158]

    他认为，采用白话的文字并不一定比旧式的文字容易做，他之所以主张采用白话作文，是因为“深信采用白话作文，实有许多旧式文字时所万没有的痛快地方”，“随便那一个肯平心玩看新文字的作品的人都不能不承认至少这种文字有产生第一等杰作的绝大可能”。他的结论是：“我们自己受了旧式文字的牢笼，断不是应该使我们的后辈也受他牢笼的理由。否则我们的见识真同旧式的媳妇一样……我们对于自己所爱惜所宝贵的事物不特有极力使他长长保持他的势力的脾气，并且也应该有这种权利；但万不要忘了我们此刻所爱惜所宝贵的事物以外未必没有别的事物更可爱惜更可宝贵——因为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单单供我们这一代的少数人的使用和欣赏的。”[159]

    应该说唐钺的言论大大深化了新文化派的主张，并且使之更加系统化了。“章士钊的复古运动，和他的政治生命，和他的老虎报一同寿终正寝；民国16年以后，文言复兴的臭议论，也好久没有人提起了。”[160]也就是到了1927年前后，白话文运动也就基本结束了。

    第五节 白话文的改进与应用

    一 白话文的应用及改进

    白话固然有许多优点，但其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对此新文化派人士心知肚明。白话多来自口语，多为民间下层语言，词汇不丰富，语法方面也不如文言完善。此外，白话所用的汉字仍然是原来的汉字，笔画多，字难认，这些都是白话文要克服的困难。更何况，常用文言文的学人，用起白话来，仍然脱不了文言的痕迹，于是有人说：“这个毛病，是由作白话的人有了旧染，才生出来的；与那白话文本身的价值无关。”“比方已经缠过了多年足的女人，一旦放开了，乔装天足儿模样，那行走不便的苦，比伊缠足尤觉利害。但这是已经缠过足的害处，与那天足无涉。当然不能因自己实验放足的苦，遂认定天足不及缠足的便利，且助那主张缠足者张目的道理。照这样看起来，凡染过帖括毒的人，纵然肯把白话文来尝试，总难免同半路上放足的女人一样。”[161]

    钱穆也在《研究白话文之两方面》一文中指出了白话文在实际运用和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复杂性问题。以称呼为例，表示多数的名词很多，“自北方言之，则当称们乎？抑改写作辈乎？自南北通言之，当从俚乎？抑从们乎？将南自俚而北自们乎？亦将仍曰我曹我侪我党我辈者乎？强全国以从北音既不可，各自从其方言又不能，们俚特其一例耳”。他还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即古文中的“罔不□——王八蛋”，“鼠牛比——吹牛屄”，“挟斯——鸭屎”的例子，他接着说：“然则为白话文，亦将通俗云王八蛋、吹牛屄、鸭屎臭乎？或复古称罔不譈、鼠牛比、挟斯乎？毋亦舍而不用，迳曰无不怨、不自量、败乎？此若无足轻重，然乃有不可不明辨者。”他强调他不是为难白话文，“使真实为白话文，则知我兹所举，真不过万一之例，而实际困踬难通之处，有为事前逆测所不能尽到者。盖今日之所提倡，当称新体文，不当称白话文。新体文之主旨，在乎熔铸白话之精神于文学之中，而还以文学之兴趣，放便灌输于白话使用界之脑海，而求其两面之相接近，此我所十分同意”。[162]？

    上述这些意见表明，当一场涉及几乎所有知识分子生存方式的文体革命从口号、概念深入发展到内容建构的系统化之时，必然要引导人们进行理性的、科学的思考。当然，新文化派在发动白话文运动后，随着反对方不同意见的提出，也势必触发其对自己所主张观点的系统化思考，偏激观点的修正和调整，从而使这场运动更向着合理化的方向发展。

    （一）减省汉字笔画的方法

    钱玄同与陈独秀都是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鼓吹者。钱玄同对陈独秀废除汉字的意见“极端赞同”，但同时也认为废汉字代之以拼音文字并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实行的，这期间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适应与调整过程。“拼音文字，不是旦暮之间就能够制造成功的，更不是粗心浮气、乱七八糟把音一拼，就可以算完事的。造成拼音文字，第一步是规定语法，第二步是编成字典，有了这两样东西，才能有拼音文字出现。做这两样东西必须专心一志，仔细研究，经过许多次数底修改，才能完美无缺，可以施行。”所以他认为，他的那个时代还“只是拼音文字底制造时代，不是拼音文字的实行时代”。加之中国社会喜欢守旧，反对改良，那么拼音文字制成后，恐怕还要经过许多波折，费上无数口舌，才能通过。所以“最近十年之内，还是用汉字的时代”。[163]

    他承认“汉字底声音难识，形体难写，这是大家知道的，今后社会上一切事业发展，识字的人一天多一天，文字底用处自然也是一天多一天，这也是大家知道的。既然暂时还不得不沿用汉字，则对于汉字难识难写底补救，是刻不容缓的了”。他要改良的目的，则是达到用钢笔在课堂上能做随堂笔记的程度。他要走的是简化汉字的道路，他的目标是从1920年起，来做一部书，“选取普通常用的字约三千个左右，凡笔画复杂的，都定他一个较简单的写法，——那本来笔画很简单的，如‘一’、‘二’、‘上’、‘下’、‘天’、‘人’、‘尺’、‘寸’等字，自然无须改作，就是在十划以内底字，如其没有更简的写法，也可以不必改。照此办法，预计这三千字底笔画，平均总可以减少一半”。

    具体办法就是采用固有的简体字，“采旧的有五类，造新的有三类：a.采取古字：如‘国’作‘口’，‘胸’作‘匈’，‘集’作‘亼’；b.采取俗字：如‘聲’作‘声’，‘軆’作‘体’，‘劉’作‘刘’；c.采取草书，如‘東’作‘东’，‘為’作‘为’，‘行’作‘丿丨’；d.采取古书上的同音假借字，如‘譬’作‘辟’，‘導’作‘道’，‘拱’作‘共’”；e.采取流俗的同音候借字，如“驚”作“京”，“腐”作“付”等；f.新拟的同音候借字，如“範”作“范”，“餘”作“余”。此外还有新拟的减省笔画字，如把“厲”作“厉”，把“襲”简化为“袭”，把“蟲”简化为“虫”等等。“总而言之，抱定唯一的主张曰‘减省笔画’，所以无论古字，俗字，本字，借字，楷字，草书，只要合于这个主张的，都可以采用。”“这种简体字，应该从学校里用起，因为学生们写字底时候很多，他们需要简体字仍急底缘故。”“假如自命懂得‘国故’的人来攻击，我们本不可理，因为我们本不是主张保守‘国故’的，我们认定文字是要合用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如要对付他们，却很容易，只消把‘故已有之’四个字抬出来，就可以堵住他们底嘴。”

    他强调，若通行这种简体字之时，作为配套改革，所有印刷用的铅字也必须完全改铸。同时提出铸铅字字模时，把注音字母也都同时铸上，以补汉字发声的缺陷，这样有利于文化普及。

    吴敬恒在《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一文中，主要讨论了如何提高汉语使用的效力问题，主张像日本那样，采用拼音符号与汉字相结合的办法，来补救汉语发音问题。[164]

    总之，钱玄同也好，吴敬恒也罢，他们所提出的减省汉字笔画的办法，实际上相当于简化汉字的办法，因此，可以说，他们所提出的简化汉字方案对后来的简化汉字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吸收文白各自词法优点的方法

    五四时期，傅斯年是对这个问题进行过系统讨论的人士之一。研究用文言文词补助白话文的方法，实际上是在探讨文言合一的途径问题。他在《言文合一草议》一文中即强调：“废文词而用白话，余所深信不疑。虽然，废文词者，非举文词之用一括而尽之谓也。用白话者，非既以当今市语为已定，不加修饰，率而用之也。文言分离之后，文词经二千年之进化，虽深芜庞杂，已成陈迹，要不可谓所容不富……以白话为本，而取文词特有者，补苴罅漏，以成统一之器，乃吾所谓用白话也。正其名实，与其谓‘废文词用白话’，毋宁谓‘文言合一’，较为惬允”，“取其优而弃其劣，夫然后归于合一也”，“故取材于语言者，取其质，取其简，取其切合于近世人情，取其活泼饶有生趣。取材于文词者，取其文，取其繁，取其名词剖析毫厘，取其静状充盈物量。本此原则，制为若干规条，将来制作文言合一之文，应用此规条而弗畔，庶几预于事前，不至于陷咎于事后也”。[165]于是，他具体提出了在文言文与白话之间取舍方面的基本原则。

    第一，用白话所长。代名词全用白话的“你”、“我”、“他”，文言文中的“吾”、“尔”、“汝”、“若”等字，“今人口中不用为常言”，在行文中不如白话的代名词亲切。介词、位词全用白话，这类词在白话中非常丰富。感叹词宜全取白话，在傅斯年看来，一个感叹词，其重要性等于一句或数句。如果用古人用的词语来表达今人的心情与语气，隔膜至多，很难完全表达，如“呜呼”就不如“唉呀”的感觉。

    助词也应全用白话，以宣泄古人声气的词语来宣泄今人的声气，必不合适。所以，宜以“拉”、“了”、“么”、“呀”等字代替“焉”、“哉”、“乎”、“也”等词。

    动词应主要用白话。如“食”就不如“吃”，“饮”就不如“喝”，“嬉”就不如“玩”等字。凡是对事物、景物、动作描述得准确的民间俗语，应尽量采用。如“乒乓”、“叮铛”、“飘飘”、“遥遥”等词，象声、形容贴切，无论词本身雅俗，都不能不采用。此外，像“软”、“硬”、“快”、“慢”、“粗”、“细”等词，其声也有物情。“‘软’字发声较柔，‘硬’字发声较刚，‘快’字发声疾，‘慢’字发声迟，‘粗’字发声粗，‘细’字发声微，此种直效物情之字，最为精采。万不可以相当之文言代之。若‘依依’等字，今世俗言虽已不用，而酷肖物情，蔑以复加，偶一采纳，固不患人之不解也。”[166]

    当文言表达复杂、白话表达简略时，就采用白话。文词白话在文法上有别时，从白话文法。“文词中之文法，在古人原为自然，在今人已成过往，反似人造，不如语言中之文法，切合今世人情，故舍彼就此。”[167]

    在他看来，留心自己的说话，留心听别人的说话很重要。“但是在我们主张国语文学的人，文章语言只是一桩事物的两面：若要语言说得好，除非把文学的手段，用在语言上；若要文章做得好，除非把语言的精神，当作文章的质素。国语文学就是，国语文学，只是有文学组织的国语；本来和说话是一件东西，不过差在写出不写出罢了……我主张留心说话，作为制作白话文的利器，是为着语言文章，本是一种作用……而且文学的精神，全仗着语言的质素，语言里所不能有的质素，用在文章上，便成就了不正道的文章。中国的‘古文’所以弄得愈来愈坏，只因为把语言里不能有的质素，当作文章的主质……总而言之，文学的妙用，仅仅是入人心深，住人心久。想把这层办到，唯有凭藉说话里自然的简截的活泼的手段。所以我说，想把白话文做好，须得留神自己和别人的说话。”[168]说话固然可以帮助我们作文，但有时还感到匮乏，不够用，因为，“我们能凭藉说话练习文章的流利，却不能凭藉说话练习文章的组织；人们能凭藉说话练习文章的丰满，却不能凭藉说话练习文章的剪裁；我们能凭藉说话练习文章的质直，却不能凭藉说话练习文章的含蓄：说话很能帮助造句，却不能帮助成章”。总之，文章的含蓄、文章的华美等等，都不是仅凭说话的素材就可以做到的。如果把说话的内容直白地写出来作为我们的文章，还不能做到第一流的白话文，至于文章的层次、逻辑、修辞、表达技巧等等，也不是平常所用的口头语言所能解决的。

    第二，采文言中的优点。对此，傅斯年强调说：“文言合一，所以优于专用白话者，即在能以文词之长，补白话之缺。缺原可补，又焉能执其缺以为废弃之口实也。”[169]根据这一原则，他强调当文词所独有而白话中所未有，文词能分别，而白话含混之时，采用文言，如“道理”、“仁人”、“善人”等。

    在名词方面，白话中的词汇较为贫乏，因此，这方面可以大量取之文言。此外，像状况物象之词，用文词较用俗词贴切，则用文词。如“高明”、“博大”、“庄严”等，俗语中很难有更好的表达。

    第三，兼采文言白话中各自的优点。中国文字的特点是一字一音，一音一义，而同音字又多，因此口语说出不易领会。为使言文统一，就必须达到口写两便，即手写出来人能理解，口说出来人能领会。基于此原则，白话为单字，文词用二字的，从文词；白话用二字，文词用一字的，从白话。如舍文词的“今”，用白话的“现在”；舍文词的“往”，取白话的“过去”。“凡是直肖物情之俗语，宜尽量收容。此种词最能肖物，故最有力量。”有些词语，“在今为文言，在彼时为白话。以古例今，凡俗语中具此性质者，宜不避俚俗，一概收容”。“文繁话简，而量无殊者，即用白话。文词白话文法有殊者，即从白话。出词贵简，简则听者读者用力少，用力少故生效大。又贵次叙天然，次叙天然则听者或读者用力少，用力少故生效大。”[170]

    第四，讲求规则和文法，统一语音，规范用法。傅斯年认为，采用各地方言的语言素材，制成标准的国语，宜取决于多数，“如少者优于劣者，亦不妨稍加变通，要须以言语学修辞学上之原则为断，不容稍加感情于其间”。[171]他主张采用全国大部分地区通用的语音、语汇，“南北可以互喻之语”作为未来国语的基础。

    郑伯奇也对白话文如何吸取文言文中的优秀部分进行了讨论。他承认现今日用的白话文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他说：“自从新青年提唱白话文以来，不到一年，居然已经风靡全国了。然因我们日常所用的活文字——言语，写出来的便是白话文——受了古人遗传下来的死文字——或叫文言——并其他美文的压迫侵略已成了一种极贫弱极不完整的东西的原故；所以我们提笔做白话文的时候，感不便的地方很多。有些人因此便觉得应作一种半今半古的文章；亦有许多人，作白话文，常感多费时间的苦恼。这固然是国语未统一以前，所必有的情形，其中亦有许多由于言语不完全所生的结果。又如科学、哲学、新文学、新思想，都是从别国移植来的，我们日用的言语更有许多不够完全表示他真意义的地方。由此，所以可知我们根本上有该补充现存言语的必要。”[172]因此，有必要借助于文言文的构词方法来补助白话文在表达方面的一些缺陷，为此，他在《利用文言文的优秀词法补充白话文的方法》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

    第一，利用文言中丰富的词汇来补充白话中的不足。白话中最不足用的莫过于抽象名词、形容词、状词，其后是动词，这些都可以从文言中吸收。其他形容词、状词中虽为现代说话中所有而没有适当的文字表示的，当拼音文字未成立以前，也无妨用文言中意味相同的字来代替，免得因用假借字的缘故，反而使读者误会。

    第二，采用方言俚谚来丰富白话文中的表现内容。他认为文学作品上使用方言，会显得非常活泼，非常有趣。俚谚虽不甚重要，但是往往有十句八句说不清的话，可以用一两句俚谚来发挥清楚的时候，也无妨用它。至于文学上，俚谚的位置，便较为重要了。

    第三，精选成语名句入于白话文。他认为成语是中国古代语言文化流传下来的一份宝贵的财富。成语中有含譬喻的，有藏典故的，精选成语将其用于白话文中，易见生色，其中有不少可以代表国民性的东西，更可采用。因此，无论是古文中的成语，还是现代语中的成语，只要是合理的，我们就加以保存，加以使用。他还主张古人诗文中的名句，可以作成语看待，白话文中大可使用。其语言效力，“至少可与俚谚相同”。[173]此外，他还主张创造新语、新词，以适应科学与思想的进步以及器物的发明。

    （三）直用西洋词法

    傅斯年认为，提倡文学革命，新文学不会自然产生，还必须研究文学的用语、语法逻辑等等，而这些东西单靠在固有的语言材料中寻找还是不够用的，而需借助于西方的新文学，“直用西洋词法”。[174]

    总之，“我们仅仅做成代语的白话文，乞灵说话就够了，要是想成独到的白话文，超于说话的白话文，有创造精神的白话文，与西洋文同流的白话文，还要在乞灵说话以外，再找出一宗高等凭藉物。这高等凭藉物是什么？照我回答，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ure-of-Speech）……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要想使得我们的白话文成就了文学文，惟有应用西洋修辞学上一切质素，使得国语欧化。”因为“到了现在，我们使用的白话，仍然是浑身赤条条的，没有美术的培养，所以觉着非常干枯，少得余味，不适用于文学。想把他培养一番，惟有用修辞学上的一切利器，惟有借重词枝的效用，惟有使国语文学含西洋文的趣味——唯有欧化中国语。”在傅斯年看来，一是白话文中的字太少，补救的办法是“须得随时造词。所造的词，多半是现代生活里边的事物；这事物差不多全是西洋出产；因而我们造词的方法，不得不随西洋语言的习惯，用西洋人表示的意味。也不仅词是如此，一切的句，一切的支句，一切的节，西洋人的表示法尽多比中国人的有精神。想免得白话文的贫苦，惟有从他——惟有欧化。”他反复强调国语的欧化问题，认为其势在必行，这是发展新文学——白话文学，使中国的白话成为文学的必由之路。傅斯年并不否认中国传统语文中也有语法，只是说没有西方语言文字那么多，那么精致。中国的白话“仍然是浑身赤条条的，没有美术培养”，非常干枯、没有味道，不适用于文学。他认为理想上的白话应当是：“（1）逻辑的白话文。就是‘逻辑’的条理，有‘逻辑’的次序，能表现科学思想的白话文。（2）哲学的白话文。就是层次极复，结构极密，能容纳最深最精思想的白话文。（3）美术的白话文。就是运用匠心做成，善于入人情感的白话文。这三层在西洋文中都早做到了。我们拿西洋文当作榜样，去摹仿他，正是极适当，极简便的办法。”[175]为了实现这理想上的白话文，就必须向西方语言修辞学学习，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为我所用。

    在“直用西洋词法”方面，傅斯年提出了几点操作上的建议。

    第一，在阅读西方文学时，除了领会其思想感情的表达以外，应时时刻刻留心它的遣词造句的方法，并想法把它运用到中文上，也就是套用西方语法表达汉语。

    第二，在练习白话文时，最好是挑选若干篇有价值的西方文学，用直译的笔法进行翻译，不丧失它原来的旨趣。傅斯年认为，这样练习久了，就能做出好文章来，而且还可以练习思想力和想象力。

    第三，在自己做文章时，要“径自用我们读西文所得，翻译所得的手段。心里不要忘欧化文学的主义。务必使我们做出的文章，和西文近似，有西文的趣味”。[176]尽管初期这种生吞活剥、拿来主义的办法，会做出“不像”的白话文学来，但按这条道走下去，必然会有中国真正的白话文学的出现。

    傅斯年坦诚地批评了中国语言欧化的顾虑和想法，认为中国语受欧化影响本来就是件避免不了的事。日本是中国的先例。实际上20世纪初的说话做文，就已经受到日本语言很深的影响，也等于中国间接地接受欧化了。所以“十年以后，定有欧化的国语文学”已是趋势。总之，采用西方语言中的语法来丰富中国的白话文，这是傅斯年在文学革新问题上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观点。

    郑伯奇也主张用西洋的文法来改造补充白话文的文法。他认定白话文的文法比文言的文法更进步，“文言往往有非颠来倒去不能表现意思的地方，白话中却没有。然白话的文法也不完全，往往有些语法很不合论理。我们对于此点，要时时刻刻留意，时时刻刻改良。不完备的地方，可用西洋的文法来改造。譬如，名词的多数，形容词的性质，动词的语尾，国语都没有的。我们不必勉强学步西洋文字，但是有许多笼统、不清楚的地方，就非设法改良不可。”他主张西洋式的标点，因为“西洋式的勾点法，眉目清楚，一看了然，实在可以治我们中国人思想笼统的病”。[177]

    他还主张白话文中要“广收译语”，凡是西洋科学上、哲学上，新输入器物、用品的名词以及西洋文新输入的形容词、状词，只要是白话中没有，在文言中也找不出的词语，白话文中都要收录，“非借重译语不可”，“现在我国所行译语，多是从日本输入的，所以不免有难懂的语句，掺杂其间。并且输入的为数非常之少，又没有一种良好的辞典，将所有‘字’、‘仂句’的明确的意义，解释给我们，混用之弊自然是不能免的。这须望将来大学或是其他的学术会，必能制作译语，编纂辞典来补这缺憾”。[178]

    戴嶐在其《白话文符号用法底研究》一文中，则系统论述了从西方语言中借用的白话文符号的用法。他说：“白话文这个名词，几乎轰动全国，不论报章杂志，以及新出版底小册子，往往有一种西文符号，注在句子底末尾或旁边，有底人见了，不懂他底用意，竟莫名其妙。就是我们做白话文底人用符号底时候，也难十分正确。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出版底各种白话书籍，对于符号底名称、用法，各有不同。”所以他认为，应当统一其用法。他列举了白话文中常用的符号16种：（1）逗点或作读点（，），（2）支点，又名顿点或分点（；），（3）叙点，又名续点与冒点（：），（4）结点，又名句点（。），（5）省略点，又名略点（…），（6）问标，又名问号或疑问点（？），（7）叹标，又名叹号或感叹符（！），（8）注标即括弧［（）或 ︵︶］，（9）不尽标，又名示尽线或未尽符（——），（10）引标，又名引句号（「」或‘’），（11）标明符，又名标明号（『』或“”），（12）人名标，又名专名标（│），（13）国名朝名标（┋），（14）地名标（‖），（15）书名标，又名书报标（︴），（16）标明线（︴）。同时对其用法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和论证，“近来通行底符号不出这几种，做白话文，可以敷用了”。[179]

    （四）对欧化白话文的批评

    袁寿田在《语体文欧化》一文中认为白话文最大的缺点就在于“组织不规则和单字不够用”。因为这样的缺点，就必须对其认真改良，所以当翻译外国文的时候，有时候若不直译就不能“把原文高深的思想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语体文欧化”。他虽表示“并不反对”，但是白话文到底是“欧化”、“英化”、“德化”，还是“法化”、“西班牙化”，“这又是一个问题了”。他的解决办法是，与其语体文欧化，不如“尽量地‘世界语化’的好”。[180]

    与袁寿田同意白话文的“直译欧化”并提出建设性意见相较，以“小子”为笔名发表在《红叶周刊》上的《还须加上白白话文的注解》一文，则对欧化白话文尽情讽刺。他认为，现在白话文由于夹杂了大量外文直译词语，不加注释已经看不懂了。他说：“四书五经以及八股文章等等，都有人用白话文注解过了，我以为现在有许多白话文章，尤其是理论文章、译品，也得须照样加上注解，因为这些文章，已叫做白话文，所以我们对于注解这白话文的文字，无以名之，姑名之曰白白话。”

    他承认对白话文进行注释，一定会招留洋人士的嘲笑和谩骂：“白话文我还说要加上白白话的注解，曾到欧美去解过大小便回来的学士、硕士、博士等，当然不屑地骂一声，说是小子少读洋书，读不懂欧化的中文。这话确实不错，小子既不曾漂洋过海，又连国内大学的方帽子都不曾带过，然而，中文而欧化，敝小子确不知何故？”“小子”表示自己虽没留过洋，却也不是“保存国粹的人”，他批评白话文只是觉得其欧化程度太过，不是通俗而是“难涩”。他论述道：“现在出版的思想崭新的作品、译品，有许多确实令人难读；尤其是理论方面的东西，更是难涩得很，在此我也不用举出例子，好在乎大家都可聆教的；我只是这样说一句：有时，一句话足足有四五十个字，在这一句中，总有好几个转折，八九个‘的’或‘地’或‘底’字，这一句中的形容词、副词等之多，就可想而知，所谓白话，大概是口语的意思吧？我似乎从来不曾听见有人说话像这样说（博士等不知是否如此）。也幸而小子还念过两天外国文，虽然觉得艰涩了一点，算好，马马虎虎地看得懂，我听着有许多没有读过外国文和稍识外国文的人说，对于这类大作，简直有些莫明其土地堂。如果这些东西，是准备专供学士、硕士、博士等读的，敝小子毫无闲话可说，然而不幸，有的挂金招牌，说是要什么‘大众化’呀！天呀！我只有为那般无产大众痛哭，投错了娘胎，既没有入学校的机会，又没有到外国去解大小便的福分啊！”[181]这篇是对白话文欧化现象揭露得比较典型的文章，它比较客观地描述了白话文的欧化状况，这应该是白话文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异化现象。

    二 废除汉字的主张

    （一）以一种西文代替汉字汉文

    钱玄同是此说的积极主张者。他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在回应陈独秀的观点时，明确提出废除汉字的问题。

    第一，“中国文字，衍形不衍声，以致辨认书写，极不容易，音读极难正确”，“固有的汉字，固有的名词，实在不足以发挥新时代之学理事物”。因此，基于此点，也必须废除汉字。他论述道：“中国文字，衍形不衍声，以致辨认书写，极不容易，音读极难正确。这一层，近二十年来很有人觉悟；所以创造新字，用罗马字拼音等等主张，层出不穷；甚至于那很顽固的劳玉初，也主张别造‘简’字，以图减省识字之困难。除了那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要利用此等文字，显其能做‘骈文’、‘古文’之大本领者，殆无不感现行汉字之拙劣，欲图改革，以期便用。”“固有的汉字，固有的名词，实在不足以发挥新时代之学理事物。于是有造新字者，有造新名词者，有直用西文原字之音而以汉字表之者——如‘萨威棱帖’、‘迪克推多’、‘暴哀考脱’、‘札斯惕斯’之类——有简直取西文原字写入汉文之中者。”[182]

    第二，中国文字所承载的两千多年来的学问道德，都是忠孝节义之类的话，再就是“妖精鬼怪，炼丹画符的野蛮思想”。因此，从剿灭这些封建落后野蛮思想的角度也必须废除汉字。他说：“二千年来所谓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所谓‘四库全书’者，除晚周几部非儒家的子书外，其余则十分之八都是教忠教孝之书……所以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那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此等书籍，若使知识正确、头脑清晰的看了，自然不至堕其玄中；若令初学之童子读之，必致终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药。”所以，欲去除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之办法；欲去除妖精鬼怪、炼丹画符的野蛮思想，当以剿灭道教为唯一之办法；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唯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因中国书籍，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这两类书，中国文字自来即专用于发挥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

    第三，从传播新学问、新思想的角度，也必须废除汉字汉文。他认为有人提出的“中国旧书虽不可看，然汉文亦不必废灭，仍用旧文字来说明新学问可矣”的说法，为“似是而实非”。即使不废除汉字，不讲旧学问，但旧文章则不能不读。而旧文章的内容，就是“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青年子弟一旦读了这种旧文章，“觉其句调铿锵，娓娓可诵，不知不觉，便将为其文中之荒谬道理所征服；其中毒之程度，亦未能减于读《四书》、《五经》及《参同契》、《黄庭经》诸书”。即使创造新名词，如果仍用野蛮的旧文字，必不能得正确之知识，其原因有二：一是“国人的脑筋，异常昏乱，最喜瞎七搭八，穿凿附会”；二是中国文字“字义极为含混，文法极不精密，本来只可代表古代幼稚之思想”。因此，为驱除国人头脑中“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就必须首先废汉文。“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第四，改汉字为拼音文字“其事至为困难”，不如直接采用西语方便。他也不同意有人提出的改革文字形式，即不废除汉字，改用简字或罗马字。而且形式一改，“则旧日积污，不难洗涤”。在他看来，中国语言文字极不一致；语言之音，各处固万有不同矣；即使文字之音，亦复纷歧多端。若要如欧洲言文音读之统一，则恐难做到。于此可见整理文言文及音读两事，已甚困难。言文音读不统一，即断难改用拼音。“即‘音读’之汉字不能祛除净尽，则罗马字必难完全实行也。——吾以为改用拼音，至为困难者，此也。”

    拼音不可实行的理由还有，“新理新事新物，皆非吾族所固有”，新名词就须完全采用西方语言，科学哲学上的名词就须全用西文，生活上的名词中国没有的，也要用西文，这样一来，“则一文之中，用西字者必居十之七八；而‘拼音之汉字’不过几个介连助叹之词，及极普通之名代动静状之词而已，费了许多气力，造成一种‘拼音之汉字’，而其效用，不过如此，似乎有些不值得罢！盖汉字改用拼音，不过形式上之变迁，而实质上则与‘固有之旧汉文’，还是半斤与八两，二五与一十的比例”。

    所以，他的结论是，汉字汉文已不适应20世纪之新时代，必须废除。“所以我要爽爽快快说几句话：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至废汉文之后，应代以何种文字，此固非一人所能论定；玄同之意，则以为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世界语）。”

    但是在废除汉字的过渡时代，他认为应先用英语或法语作为过渡时代的语言工具，而国文则限制字数，多则三千，少则两千，期以三五年之工夫，专读新编的《白话国文教科书》，而国文可以通顺。凡讲述寻常之事物，则用新体国文；若言及较深之新理，则全用外国文字教授；从中学起，除“国文”及“本国史地”外，其余科目，悉读西文原书。如此，则旧文字之势力，既用种种方法力求减杀，而其毒焰或可大减；既废文言而用白话，则在普通教育范围之内，断不必读什么“古文”、发昏做梦的话，新学问之输入，又因直用西文原书的缘故，而使青年学生获得正确的观念。[183]

    陈独秀先后曾四次给钱玄同回信发表自己的意见。通过这些书信，我们当可以了解，陈独秀也是主张废除汉字的。首先，关于文章的格式，他同意钱玄同的关于汉文横写、外国人名直译的意见：“玄同先生：仆于汉文改用左行横迤，及高等书籍中人名地名直用原文不取译音这说，极以为然。”[184]

    陈独秀同意钱玄同采用世界语代替汉字汉文为中国的国语的主张。“世界语犹吾之国语，谓其今日尚未产生宏大之文学则可，谓其终不能应用于文学则不可。至于中小学校，以世界语代英语，仆亦极端赞成。吾国教育界果能一致行此新理想，当使欧美人震惊失措。且吾国学界世界语果然发达，吾国所有之重要名词，亦可以世界语书之读之，输诸异域，不必限于今日欧美人所有之世界语也。”[185]

    他还同意钱玄同关于汉字迟早必废的意见，他说他听到“中国文字，迟早必废”之说后，以为“浅人闻之虽必骇怪，而循之进化公例恐终无可逃”。那么，到底是先废中国文字，还是先废中国语言，他认为二者虽关系密切，却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各国反对废国文者，皆以破灭累世文学为最大理由”，所以废除中国文学，将会难上加难。尽管在陈独秀看来，中国文学“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今日‘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所以对于中国文字、中国语言文学“废之诚不足惜”。不过，他也担心“废国语之说，则益为众人所疑矣”。其原因是“根底甚深，即先生与仆亦未必能免俗，此国语之所以不易废也”。而且没有这些观念也就没有了中国，国家没有了，还有什么“国语”？他的意见是，在这个“过渡时代，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新名悉用原语，无取义译；静状介连助叹信普通名代诸词，限以今语；如此行之，虽稍费气力，而于便用进化，视固有之汉文，不可同日而语”。陈的这个意见虽然没有达到钱玄同所主张的尽数废除汉字汉文的程度，却也已相当激进了。他不赞同钱玄同称之为“还是半斤与八两，二五与一十的比例”的意见。至于用西文原书教授科学的建议，他表示同意，认为“学术为人类之公有物”，“既无国界又没有独立之必要”。[186]

    （二）创制拼音文字以代替汉字

    创制拼音文字以代替汉字的主张，以傅斯年最具有代表性。傅斯年在提倡白话文及白话文学的同时，还积极倡导汉语改用拼音文字。胡适也同意废汉字改拼音文字：“第三种文字革命（保存白话，用拼音代汉字），是将来总该办到的。此时决不能做到。但此种主张，根本上尽可成立。”[187]

    汉语拼音化的主张提出较早，但作为一场运动始于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它是因救亡图存、开发民智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当时的思想家认为，中国民智不开，教育落后，文字的繁难是其重要原因，因此主张利用“字画一律”、“笔画简单”的拼音文字来节省学习文字的时间，使全国“男女老幼”都能“好学识理”，从而研究“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实学”，求得国家富强。在当时，汉语拼音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切音字的拼音化，另一种则是采用罗马字母拼写汉语读音的方式来代替汉字。后一种方式较为激进，主张废除汉字，代之以拼音文字。1896年，激进的维新派领袖谭嗣同就干脆主张“尽改象形字为谐音字（即拼音文字）”。[188]清末废除汉字的呼声就是从这里起始的。1902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涨声中，陈虬便斥汉字为“没有用场的文字”。发展到极端，便是1908年《新世纪》提出“废除汉文汉语，改用万国新语”的主张。1908年该刊第40号引用前行的文章说：“中国现有之文字不适于用，迟早必废……既废现有文字，则必用最佳最易之万国新语。”[189]吴稚晖完全赞同这些主张，甚至认为“今日救支那之第一要策，在废除汉文”。当然，“醉心欧化派”的废除汉字主张，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对。不过，它作为一种主张却对汉字的今后发展方向，提出了新的思维方式，促使人们必须应对，从而引发了当时人们的积极探索热潮，并因此出现了以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1892）、郑东湖《切字字说明书》（1910）等为代表的几十种著作，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第一次自觉的汉字改革运动。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白话文及汉语拼音化等主张，在某种意义上直接继承并深化了戊戌维新之后人们所提出的相关主张。

    傅斯年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积极倡导汉语拼音化，主张废除汉字，采用拼音文字。为此，他从知识普及和社会进步程度的角度，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的主张是激进的，明显带有“西化派”的特征。

    第一，他认为汉字是野蛮文字，阻碍时代进步和教育普及。傅斯年在提倡白话文学的同时，还积极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他说：“我们主张彻底废止文言，改用国语，只因为文言代表思想是不方便的，国语是比较方便的。汉字改用拼音的道理也是如此。”他用类比的方式指出，采用拼音文字与采用白语文意义相同，都是为了适应现代社会而寻找一种更好的、更简便的表达思想的工具。他认为，汉字是野蛮时代创造的产物，因此，它本身就是野蛮时代的标志，保留它会阻碍社会进步和中华民族智慧的提高、知识的普及。

    像很多激进的新文化派人士一样，傅斯年也把中国科学不普及、教育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古有的文字。他断言，中国社会的落后，就落后在使用方块字上；而西洋各国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就进步在使用拼音文字上；甚至断言，如果西欧诸国选择了古埃及、巴比伦的象形文字，采用了罗马的古语，若取得今天这样的进步也是不可想象的。

    他进而从语言作为一种思想交流工具的角度，论述了应该废除汉字的理由。他认为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文字又是表现语言的器具，所以方便不方便是衡量语言文字好坏的标准。中国文字难学，实在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在的楷书，还不如两千年前的篆文容易辨认，音同字不同，字同音不同，所以年轻人学习语言，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牢记学习字音和字形，熟通文字需耗时十年以上工夫，可是，等到掌握了这个工具后，精力也消耗大半了，读书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再难以在知识和学问上求取更大的提高和进步了。而且汉字的书写过程也极其费时，不如拼音文字简便。傅斯年还拿中国文字与外国拼音文字做了比较，感叹西洋文字比汉字有更多的优点。他说：“中国人住在中国学外国文，几年功夫，总可粗略晓得些，若是外国人学中国文，非到中国来不可，非终身研究不可，而且终身研究的效果还是不可期。凡些须懂得外国文的人，便知道中国文字和英法德等国文字的难易，实在不可以道里计。欧文字数虽多，字母只有二十六个（除斯拉夫各族文字）。只要认会这二十六个字母，学明白发音，便可免去记忆音读的困难。”西洋文字简单好学，只要会发音就能够拼写出来，然而中国文字却须先记住一个一个的方块字，耗神费时。在他看来，汉字的指事、会意、谐声等都“似是而非”、“一塌糊涂”，简直就是“牛鬼蛇神的文字！”“中国文字的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是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而使用这种器具的人是天下第一糊涂的人，就像在铁器时代使用石器的人。可见，傅斯年对汉字是持否定态度的，在这点上其激进态度比全盘西化论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持这种态度的人在新文化派中是很普遍的，即使在戊戌维新派人士中也大有其人，如谭嗣同、梁启超等人都曾持此论，说明这是近现代中国一种普遍性的文化思潮。

    第二，创制拼音文字是保存国语、统一国语的需要。傅斯年主张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其目的是改造中国传统笨重的书写符号，并借此统一国语、保存国语。因此，他虽然与“醉心欧化”的吴稚晖等人在主张废除汉字这点上相同，但是在用什么文字去代替汉字上却有分歧。他不仅不同意欧化派企图用世界语或某种欧洲语言代替汉语，而且也不同意直接用罗马字拼写汉语。他说：“我不主张径拼罗马字母作为我们拼音文字的字母，因为罗马字母不够汉语用的。我更不主张仅仅拼音，我主张必须造全不含混的拼音文字。”可见，傅斯年主张的拼音文字是自己创造的拼音文字。

    那么，傅斯年为什么要在汉字之外另造一种拼音文字呢？对此，他讲得很清楚，那就是要为百姓大众找到一种便捷的语言工具。他说：“我们总得要为一般人谋一种表达语言的方便器具……何以呢？因为外国语是极难学的，更不是中国人都能学得的，万一改用外国语当作国语，大多数的中国人登时变成哑子，意见不能发泄，岂不要闷死人呢？”他一边觉得汉文用起来不方便，一边又觉得外国语用起来不方便，所以把全力注重在汉语上，要替汉语造一个拼音文字。

    由此可见，傅斯年提出创制一种拼音文字的目的是存国语，并从普及知识方便实用的角度为国人找寻一种便利的交流工具。为了这个目的，宁可“汉魏唐宋的文豪哀哀痛哭”，宁可“国家的偶像破除了”，宁可“中国不国了”，也在所不惜，执意地去做，可见其创制拼音文字的决心。

    他要创制的拼音文字既不是原原本本的一种欧洲语言，也不是世界语，更不是按照中国楷书偏旁部首创制的标音文字，按照他的说法：“制造拼音文字只是制造拼音文字，并不是改造汉语。我们主张汉语改用拼音文字，不过是把这四四方方的单音字去了，换上以字母集合，横行的拼音文字，丝毫不与汉语相干。”其一，这种拼音文字不是汉字的变体或变形。他批评有些人提出的用草书偏旁代替楷书的办法，以为不仅草书定形是极难成功的事，而且在印刷书籍时困难较大，而且对于一般人而言，在认识楷书汉字时还须同时认识与楷书一样多的草书，反而更加麻烦。这样看来，“补救汉字的声音的器具，当然要首推注音字了”。其二，拼音文字是解决读音统一和语言统一的关键。傅斯年强调指出：“必有拼音的文字，音读才可以一致；因为拼音文字声音，是不能变的；汉字旁的注音字母，是可以随便更改的。我平素最相信的两件事：第一，必先有国语的文学，才能国语统一；第二，必先有拼音的文字，才能音读统一。”有了拼音文字就可以取最标准的通用的读音进行拼写，解决汉字标准读音的问题。在他看来，国语统一要靠国语文学的力量，假如国语文学用拼音文字写出来，国语统一的效果会更快。他主张可以依照当时通用的“蓝青官话”的语音为标准进行拼音，推进语音的统一。其三，用一种欧洲语言作为代替汉语的语言这一做法荒诞而不现实。他以为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学通英、法、德、俄、意、日六种语言是办不到的，即使让每一个人都精通一种外国语，熟练得如同国语一样也是件极不容易的事。因此，“还是保存国语，替他造个方便的拼音文字为是，还是不要取我们用来辞达不意的Esperanto或法文代替他，弄得我们成个半哑子”。总而言之，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是使中国在科学文化上与世界先进国家接轨，使国人开蒙的重要手段，是一项“长久的事业，不是过渡的作为”。

    第三，提出拼音文字的创制原则。傅斯年尽管也不遗余力地批判作为传统书写工具的汉字，不过，他在批判否定的同时更强调建设的重要，在拼音文字的创制原则方面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其一，拼音文字符号采用罗马字母，并稍加变通。他强调，为了书写的方便、形式的清晰以及采用横排版，就必须采用罗马字母，而不应采用篆书演化来的注音字母，也不能采用印度、阿拉伯的字母。不过，采用罗马字母必须稍加变通，切不可不加修饰地采用。他提出了几点规则：一是以罗马字母为根据。二是凡罗马字母不能发的音，应采用希腊或斯拉夫等国字母补救。三是当某个罗马字母发两个音时，只限定其发的一个音，另一音则用其他字母代表，不足时则使用其他欧洲国家的字母加以补充。“例如‘O’有长短两音，我们用‘O’表短音，另取希腊字母的‘E’表长音；‘P’有清浊两音，我们用‘P’表浊音，别取希腊字母的‘I’表清音”。四是凡一声一韵，罗马字母不能用一个字母表达，就用多个字母表达。凡是中国特有的而为西洋所无的声或韵，则应当依照欧母的形式，自造一个字母代表它。

    其二，字音的选定应以“统一的国语”为准。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地风俗语音差异很大，地方土语在500种以上，因此必须选用一种大家常用且广大地区都能听得懂的语言为准，他主张采用通行官话即以北京方言基本语音的南北互喻之语音。既然北方的通用官话即“兰青官话”已经占据了“统一的国语”的地位，那么用其作为拼音文字的语音基础，就可以统一中国的语音，解决方言阻碍不同地区人们的思想和文化普及的语言障碍。

    其三，应在中国众多的文字中筛选出几千个常用字作为拼音文字的字根，这些字根互相结合构成新的词汇。其原则是，凡是一个以上的汉字联合起来作为一个词时，在拼音文字里就被当做一个词。将来拼音文字的集合和分散，应依照规则自由联结，使之离合有固定的规律，两个以上名词的联结，都可以按规则组合。若干个数字相连，只表示一个数，就应当算一个词；动词的前后可以自由加助词；两个以上名词连用时，可以结成一个字，即固定词组，也算一个词。

    其四，汉语拼音化是一项长期的事业，还不能马上和汉字脱离一切关系。因此，应当把那些热心于汉语拼音化事业的语言学专家组织起来，专门成立一个研究汉语拼音化的组织，制定规则，编成一部拼音文字字典，作为将来大家使用的标准，使新字逐渐地加入，不妥当的地方逐渐地修改。他呼吁国内有识之士把这个事业完成下去。

    那么废除汉字采用了拼音文字会给中国带来哪些影响呢？对此，傅斯年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从传播新文学、开发民智、普及教育等角度都必须提倡汉语拼音化运动，即使“六经三史当柴火烧，尔雅说文糊窗子用”，“汉魏唐宋的文豪哀哀痛哭”也在所不惜，因为“古书原不是给一般人读，国语在普通人的生活上，并没有影响”，相反，如果中国人还继续使用“野蛮”的汉字，笨重的文字，那可要妨碍国民的进化，影响中国迈入现代社会了。他坦率地说：“反对拼音文字的人，都说拼音文字若是代替了汉字，便要妨害到中国的文学。这是不必讳言的。我们也承认他。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全靠着汉字发挥他的特别采色，一经弃了汉字，直不只把他根本推翻。但是我们既已主张国语的文学，——未来的新文学，——对于已往的文学，还要顾惜吗？拼音文字对于国语文字，——未来的新文学，——却是非特无害，而且是有益的。拼音文字可以帮助我们的国语的齐一，发达推进；更可以帮助我们的国语完全脱离了文言的羁绊，成就一种纯而不杂的，实而不靡的国语。一言以蔽之，拼音文字妨害旧文字的革命，帮助新文字的完成。新文学和新文字，互相依赖的地方很多，西洋中世纪的时候，新文字的发生，恰恰和新文学同时，而且还是一件事情呢。”[190]傅斯年以宣言式的语言论述了拼音文字代替汉字的意义，那就是旧文字寿终正寝，新文字获得完全的生命形式，就像欧洲中世纪后期民族文字的发生与民族新文学诞生一样，他期待着一个科学发达、文化昌盛时代的到来。当然，在傅斯年那里，这个新文化发达的时代，起码是以拼音文字作为传播支点的。

    应当看到，傅斯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始终是以激进的新文化派面貌出现的。他主张废除汉字，骂汉字是野蛮的文字，力主用拼音文字作为中国的语言表达工具，以至激进甚至是偏激了。如果说傅斯年倡导的言文合一、戏剧改良的主张符合中国社会进步趋向的话，那么他的汉语拼音化主张则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而且还偏离了中国文字近代化的正确方向。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国的语言并没有走上汉语拼音化的道路，相反走的却是汉字简化的道路。而他的“汉语拼音化”说也只能注定成为被人们遗忘的历史“陈迹”。笔者在这里也要强调，傅斯年在关于汉语拼音化的论述中也有许多独到的观点，如采用北方普通话为基本语言，采用罗马字母的拼音方案，以及从提倡拼音文字的角度主张统一国语，发展国语文学，开发民智等。

    三 白话文的推广与普及

    白话文运动的结果便是白话文在中小学的普及。1928年第1期的《安徽教育行政周报》刊发了安徽省政府教育厅第581号训令《奉院令小学提倡语体文》，命令省内各中等学校校长及60县的县长照办大学院的普及白话文指令，称：“内开：‘为通令提倡语体文事：案据全国教育会议议决，提倡语体文，以利小学教育的改进办法，大要如下：（一）小学校一律用语体文，教学不教难深的文言文。（二）初级中学入学考试，不考文言文。（三）各大学区，各省教育厅，各特别市教育局，一体提倡语体文，向社会宣传语体文的便利。（四）各教育行政机关，随时考察各小学校，不准采用文言教科书……本院深觉全国教育会议议决的办法，实有施行的必要，为此除分令外，仰恳切实遵照办理，并转令各小学和初级中学一体遵照，不得有违，此令！’等因，奉此，合行令仰该县长即便遵照办理，并转饬所属一体遵照。此令！（八月六日）。”[191]

    文中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述了在中小学实施白话文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等问题。认为语体文（白话文）与文言文都是表情达意的工具，艰深的语体文和平易的文言文没有什么大异，不过，“文言趋向古的死的一方面，而语体则在今的活的一方面，文言和今语相去很远，无论如何平易，总不及语体文合于语言自然。再就学习的心理而论，文字是声音、意义、形状三者的结合，学习文言文一定要三者兼顾，学习语体文听了声音，便知意义，只要认识一二千字的形状，也便可以看书作文，比文言便利得多。所以语体文言虽同是表情达意的工具，而语体实在比较的普通平易，尤便于大多数的民众的应用”。训令还指出，小学教育是义务教育，是为大多数民众而设的教育，语体文既然便于大多数民众应用成工具，那么小学校就应该教语体文。再从小学教育的实际讲，用白话文教学，儿童容易学习，儿童用语体文表情达意，也比较文言文便利得多。因为容易而便利，文字教学的工夫也省了许多，可以把省下的时间教学别种科目，所以这些小学校的教育成绩的确比以前进步多了。然而，就全国的情形看，很不平衡，有的学校用白话文教学，有的文言语体参教；有的表面教语体，暗中仍教文言；有的索性仍教文言，而不教语体。“结果文言语体兼教的，不但并未减轻学生对于文字的负担，而反加重了一倍的工作，以致成绩很糟；全教文言的仍旧孜孜兀兀把十分之五的工夫用在‘之乎者也’上，而放弃了应用科学、生活技能。纯教语体的儿童成绩虽佳，但也往往不能转学或升学……影响于现在的学生，和将来的民众甚大。教育行政机关，怎可置之不闻不问呢。”[192]其结论就是用行政的方式，在全国中小学校推行语体文（即白话文）教学。

    《市政公报》1930年第355期发表了广东省教育厅于1930年下发的《训令教育局准教厅函禁止小学采用文言文教科书并切实教学国语由》并转国家教育部训令。内称：“现在本厅奉到教育部第六六号训令，内里说：‘此次本部接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第四三四号公函，和抄送的《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转据上海学生联合会呈请通饬全国中小学校励行国语教育》的呈文各一件。呈文内容，大略这样说：‘各国都有标准语通行全国，我国自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议决以北平语为标准语以来，各小学并不在意实行仍以方言教学……为此恳请中央令教育部通饬全国中小学学校在最短期间厉行国语教育。’”[193]

    该文件还说：“前大学院曾经通令所属各机关，提倡语体文，禁止小学采用文言文教科书，这是厉行国语教育的第一步。第二步的办法，应由各该厅：一面遵照前令，切实通令所属各小学，不得再用文言教科书，务必遵照部颁小学国语课程暂行标准严厉推行；一面转饬所属高中师范科或师范学校，积极的教学标准国语，以期养成师资。这是很要紧的，望各该厅遵照办理。”[194]

    河南教育厅也转发教育部第157号训令，要求初中教科书一律采用语体文编辑：“为布告事：案奉教育部第一五七号训令，内开：‘案查小学校一律用语体文教学，不教艰深之文言文，业经前大学院根据全国教育会议决议通令施行；复经本部通令禁止采用文言文教科书各在案。小学校既不用文言文教授，则毕业于小学校之学生，对于文言文之书籍，自乏了解能力。则初中各科教科书，仍多有用文言文编辑者，对于程度之衔接，不太顾及，殊属不合。为此，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该厅转饬各书坊以后编辑初级中学教科书，除国文一科得兼用文言文及语体文外，其余各科，一律须用语体文编辑！此令。’”[195]

    上述材料涉及安徽、广东、河南等省，说明白话文运动直接导致了政府教育当局在中小学校实施白话文教育。

    第六节 20世纪30年代言文论争的再起

    一 30年代的文白论争

    1934年的文白论战起因于白话文教学问题。1934年的暑假后，汪懋祖在《时代公论》1934年第110号上发表了《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之后，龚启昌发表了《读了禁习文言文与强令读经以后》这样一篇具有针对性的文字。“于是文白话论战的阵线，从此开展。”[196]

    从参与论辩的成员来看，拥护文言文的主要有汪懋祖、余景陶、柳诒徵、许梦因等人，拥护白话文的主要有龚启昌、曹翼远、何鲁成等人，后来胡适、了一、任叔永等人也都参加了讨论，形成了30年代文白论争的又一次浪潮。

    柳诒徵在《时代公论》1934年116号上发表《小学国语教材之疑问》一文，提出了小学国语教材中的白话文“选材恶滥”问题。任叔永在《独立评论》109号上发表了《为全国小学生请命》一文，提出小学国文教材“态度欠庄重；设境不自然；先材恶滥；用字不适当，白话文恶劣”等几条弊病。前三条为总结柳诒徵和汪懋祖两人的观点，“白话文恶劣”为他本人的意见。为此，他受到吴研因的攻击。吴研因说：“柳先生的批评，只五项中一部分，所谓‘选材滥恶’而已；其余四项，出于汪懋祖和任叔永两先生。汪柳两先生不赞成白话文，而以指摘小学国语教材为攻击白话文的手段，鄙人深觉其‘断章取义’，故意挑战，所以不想发表答复。不料任先生看汪柳两先生的文章，看到隔壁去了，便在109号的《独立评论》上大放厥词，他以为白话文无可非议，小学国语教材真要不得，附和汪柳之说而加上‘白话文恶劣’一条，竟举起请愿的旗子来，‘为全国小学生请命。’”[197]于是，任叔永又在《时代公论》1934年第3卷第35期第139号上发表《小学国语教材与白话文恶劣》一文对吴研因的文章进行回应。他说：“我在《独立评论》第109期发表的文章里曾经声明过‘文言白话的问题，我们认为早已解决了，此时即对于小学教科书不满意，不能再引起文言白话之争。’”“我以为既用白话教小学生，就应该用字斟句酌的好白话，而不应该用文法意思都不清楚的恶劣白话。”[198]表明自己与汪懋祖、柳诒徵两人观点不同，认为文言白话的问题早已解决了。中小学生应学白话文，只是应学“用字斟句酌的好白话”，而不应学“文法意思都不清楚的恶劣白话”，不应把这个问题上升为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此后，其他学者也陆续介入，形成了关于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再一次论战。

    这次的文言、白话之争，并未像五四时代那样范围广泛，只不过是涉及了中学要不要教文言文、要不要学文言文的问题。但其争论的背景与政治大环境有关，也与当时国家的文化政策有关。在社会上，文言的告示、文件、应用文仍然盛行，而当局更有意无意袭用文言。在当时，高等文官的考试要考文言文，大学入学要考文言文，甚至高中的考试也有的考文言文。在这种背景下，学习文言文就成为民众的一种现实需要。于是拥护文言文的人士便出来美言文言文的好处并贬低白话文。客观地讲，文言文的复兴是与白话文发展的大潮相背离的，于是关心白话文命运的人士，就不能不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引发了双方的再次论战。

    （一）提倡文言文人士的主要观点

    1.习白话有害于青年作为中国人的基本修养

    汪懋祖在文章中描述了白话文普及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他以“今初中生因喜习白话，所作信札多累赘不通，往往一言可以说明者，而十数语不能达意”来责难白话文，认为白话文大大降低了青年学生的文化素质。

    他攻击白话文，认为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造成的西化的产品。“惟文字一道，其可保存留传，堪为模范者，必经长久之选择，有公认的价值，而不为时间性所拘束。吾国所谓现代语体文，乃新文化运动之产品，而其运动之意义，在于发挥个人主义，毁灭礼教，打倒权威，暗示斗争，今则变本加厉，徒求感情之奔放，无复理性之制驭。”他还说：“近来文字，往往以欧化为时髦，佶屈不可理解，须假想为英文而意会之，始能得其趣味，使学生重而习之，其困难几同读经，而语调奇变，几非中国人矣。”正因为如此，青年长期学习白话文，会潜移默化地“耽好所谓时代作品”，其结果，使其对“平易之古文，涵正当之思想，每摈弃不观，独于现代文之诡议、刻画、与新奇刺激，多孜孜不释手，虽检查禁阅不能绝也。其结果则习为浪漫，为织巧刻薄，驯至甘堕于流浪的生活”。“青年浸淫日永，则必有更新奇之作品，方得读之而快意……若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之说，彼等且视若土苴，不足以发兴趣而解烦闷，孟子洪水猛兽之说，观于今而益信。”[199]他攻击白话文特别是白话欧化文，认为其是导致青年道德沦丧的重要原因，

    署名为“湘君”的作者攻击国文教材中的白话文内容，称“初中国文教材，竟多半采用语体文。曩时视为茶余酒后消闲品之说部，如水浒、三国演义等等，亦煌煌列为‘文学’，一跃而为莘莘学子切磋淬砺之具。至于小学教本，则禽言兽语，列为首要；山歌故事，视作寻常；寝假而神诞不经之寓言，居然甄采为儿童读物”。[200]认为教材中的白话文内容有害于青年，有改革之必要。

    汪懋祖非常忧虑文言文在中小学教育中的地位和比重问题，以为经过中学教材的几次改革，中学不得以文言教学，使文言文在学生学习中的比重日渐降低，“势将驱除于中学课程之外，而尽代之以白话文”。这样一来，不仅不利于教育普及和社会进步，而且终将带来中国民族意识的消亡，“几非中国人矣”。

    2.“不解文言文真不能为一健全的中国人”

    在余景陶看来，30年代国文教材中白话文在选材内容方面的弊病，是导致中小学文字能力低下的重要原因。他说：“今日学校课程，最不能满人意者，莫过于国文，或国语一科。自学生之观点言之，国文一科不仅练习文字之技能而已，学生童而习之，精神上受其熏染者，实至深且厚。今日中小学之国文教本果足以养成学生之高尚精神或健全心态乎？某书店所出小学国语教本，中有一课云：‘写字用毛笔，什么毛，羊毛，什么羊，山羊，什么山，青山，什么青，石板青……’又有一课云：‘张家的羊触倒了桑家的墙，桑家的墙压死了张家的羊，张家要桑家赔羊，桑家要张家赔墙……’其余兽话禽语了无意义者，不一而足。如此教材编入教本之内，深印于儿童心意之中，纵有兴趣主义、儿童中心主义千百美名辞以相维护，不佞亦不得不认为戕贼儿童之生命。旧日读‘人之初，性本善’，当时虽不能尽解，而事后回想，究不无甚深之意义存焉。纵令所解者仅有一部分，而得其片言只字，如‘可以人，不如物’，‘幼不学，老何为’之类，既已受用无穷。今日之教本，似若易解矣，但不知解此又复何用耳？儿童智力发达后，回想其幼时之所学，尚有足以为其人生之指南者否乎？教育家徒重形式而不重实质，其所教成之人，势必心中空洞无物，一入人生大海，茫茫无所依据，真不知有若干悲剧从此而生矣。”[201]他的讨论主要涉及中小学国文教材中的“兽话禽语”，并连带地否定白话文教学，主张恢复文言文教育则是当务之急。

    他否认存在语体文与文言文之争：“诚不知语体文与文言文之严格界限，究竟安在。谓语体文不避口语则可，谓语体文全为口语，则未必然。”在他看来，文言也可成为口语，所以文言并非死物，“中国人的生活上随处皆有使用文言之必要”。“盖不解文言，徽特不能窥及中国文化之宝藏。并且不能为一中国人也。”他以“岂有此理”来印证“文言并非死物”的观点。他举例说：“‘岂有此理’，本口语中之所恒有，等于白话之‘哪有这个道理’。但一字一义，实为极简洁之文言。国文之教学，当然应以口语为起点，嗣后随年级之增高，而益增其文言性。盖不解文言，征特不能窥及中国文化之宝藏，并且不能为一中国人也。诚以中国人的生活上随处皆有使用文言之必要。例如公所高悬之‘游客止步’，电车高悬之‘乘客注意’，乃至公园之‘游览须知’，电影院之‘请勿鼓掌’，皆非完全不解文言文者之所能了解。口语繁复而文言简单，避繁就简乃人之恒情。毋论打电报者不肯费钱打白话报，即写揭示者亦不肯费事而书‘请不要拍手掌’，‘坐车的客人要留心’，‘游玩的客人停止脚步’……矣。故文言文之了解，为生活上之所必要。就句法言之，中国人的口语实嫌呆笨，不及文言变化之多。无论写何种书籍，欲不用文言文句法之结构，殆为不可能。故欲有阅书之能力，亦非学习文言文不可。”按余景陶的说法，文言不仅不应当废止，而且还应加强学习，因为日常生活中处处皆有文言，而且某些方面，文言比起白话来更为好用。所以，“不解文言文真不能为一健全的中国人”。[202]他建议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加强文言文的教育和学习，务使所有的中国人都有文言基础。

    3.语体文没有文言文简洁优美

    白话文累赘，文言简洁。文化愈进步，社会内容愈丰富，所以必须“有以简驯繁之工具与方法”。文言文作为口语之符号，最为简洁便利。所以“若用耳不用目，固无须文言，若须用目，则文言尚矣”。因文言为语体之缩写，语言注重音义，而文言于音义之外，尚有形可察。

    湘君认为，“‘语体文’所以较‘文言文’为胜者，在浅显易学，倘或拗捩颠倒，令人昏瞀，则与古文之佶屈嗷牙，亦如五十步与百步，其病相等。‘语体文’之疵点，在不能似文言之简捷，尤以叙事文为甚，往往文言文数言能达意者，以用语体，竟非数十言不可。同时语体文情戚之表示，每不能如文言之透彻，虽此系乎作者文学上技术之优劣，要之若技术能力相同，敢信文言文表情，必较语体为佳。故倘以艺术眼光论之，硁硁之愚，以为吾国旧时文学，精粹优美，实胜今之所谓语体者。此‘语体文’与‘文言文’之相异点而不容讳饰者也”。[203]湘君的议论基本上重复了20年代维护文言文派的言论，并无甚新意。

    4.文言文与传统文化关系密切

    在余景陶看来，一个国家的树立，必须使国民“具有共通之精神”，而这种“共通之精神”，又必须依据固有文化进行建设。其中国文教育，就是这种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之一。他强调固有文化并不是绝对完美，什么都应有尽有，而了无缺憾。所以，对其中不适于时代潮流的内容，“当淘汰之”；对其中虽不完备但为时代所需要的内容，就应“当增益之”；对于固有文化中已具备同时又是现实所需要的，“则当发扬之”。这也是编写教材的依据。“而十余年来，有一种谬见，支配教育，即时代已变，无所用于师古，疑古则是，师古则非。不知古之与今固有差异，而自古迄今，亦有不变者在。”自然法则亘古如斯，人性之基本欲望古今人如出一辙，人间的基本关系，古今人皆无以自外。他的结论是：“谓今日有异于古代则可，谓今日绝异于古代则不可……故国文教材，决不当摒绝古代材料，而纯取今人之制作。”在国文教材的编写中，“预觅取第一等文字，当然须于经籍中求之”。要读经籍，就必须读文言文，文言文并不妨碍科学程度的提高，“读文言即有碍于科学之提高，则莫测其所依据”。[204]余景陶对于文言文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议论，有可取之处，古与今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更不是隔绝的。他批评“疑古则是，师古则非”，当然也有道理。文言文并不妨碍科学程度的提高，也无可挑剔，但是，在多大程度上掌握文言文，却是个问题。在文言文不适应时代需要已成定论的前提下，还特别强调恢复文言文，就显得迂腐了。

    5.学习文言文仍有现实优越性

    徐訏在《论文言文的好处》一文中讲到了文言文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应用地位以及白话文所遭遇的尴尬处境。他说：“中国文体革命，到现在已经有好些年，但是白话文的应用，范围只在少数文人们的写作译著，以及青年男女的书信。所有布告、报章、公文等等，仍是音韵铿锵，四六骈俪的在干。这种现象，不满意的人想都不满意的了，但对于这个根本原因，似乎都没有想到他的根本。”[205]

    徐訏讨论并分析了白话文所遭遇的尴尬处境的原因：“讲到文言白话之争，胜败的情形，我们看起来是很有趣的。开端当然是五四运动，以后是语体文一天天扩张势力。等到报上有一版可用白话文卖钱的，用白话文发表意见的地位后，教授先生，所谓领导白话文运动的许多先进的人们的作品与刊物就有许许多多青年来买的时候，他们也就乐于偏安了。”偏安的结果，是文言文仍居半壁江山。文与社会直接发生关系的是文言，而间接发生关系的是语体文，“于是语体文是读书时代的工具，而文言文是任事时候的工具，这一来，凡是读书的人们到社会还要重新准备一种工具，直到现在，报纸上专修国文教师招生的广告就是这样产生的”。在学校学会了白话文的学生“从学校到社会去的时候，感到了白话文之无用，不得不到国文专修地方，有许多名人教育界人士介绍的老先生处专修一年两年”。这里谈到了政府还没有完全提倡白语文，使文言文仍具有现实优越性。

    他认为中国学校里面的不同专业对于文言、白话也存在着不同的态度：“一个大学里面，文科学生是大部分主张语体文的，法科学生主张语体文的只有二分之一，理科学生则多数反对语体，主张文言。所以毕业的大学生们，理科学生是容易寻到职业。这并不是说中国现在需要理科人才，而是说中国的公私机关，需要理科学生们的国文。”此外，把白话文与政治倾向相联系，也妨碍了白话文的推广：“白话文与赤化相连，这是好不稀罕的事情。原因是因为凡赤化之文件与宣传品都是白话，而文言之印刷邮件决无赤化之色彩之故。但这个理由，在学校运用的时候，就连带有实际问题的。”“譬如，一个教员极力提倡白话，而对于文言自然说是背时代的东西，于是学生对于学校所出的‘四六’、‘八股’的布告，自然有些轻视。这些轻视就是反叛色彩，在校长看来就是赤化了。”徐訏所描述并分析的文言、白话的不同处境，自然得出一个结论，即文言文的使用仍具有现实优越性。

    （二）提倡白话文人士的主要观点

    1.白话文体内容的不完善非白话文体本身的不完善

    曹翼远在《卫白话》一文中，分析了汪典存等人攻击白话文的方式，认为把教材上的问题以及学生“白话所成之士，类皆不通句读”看成是“白话所结之恶果”，并导出“白话当亡，文言当兴”的结论很荒谬。他说：“汪典存先生以教育耆宿，首于本刊，揭布义旗。柳诒徵先生以国学名家，执殳前驱。许梦因先生亦负其执教十余年之经验，扬鞭以从。各于《中央日报》，或本诸经验，稽于课本，愤于学生程度之低，遂谓教育破产，其罪胥由于白话。或以观察所得，谓社会方需用文言，白话所成之士，类皆不通句读，才难之叹，实白话所结之恶果。于是必有一当然之结论，曰白话当亡文言当兴也。呜呼危矣！夫危叶畏风，惊禽易落，十余年来为泥古保粹之士群起而攻之语体文，其终将因三先生之贬黜而遂淹欤？然以鄙意观之，殆犹未也。”[206]

    他强调指出，几个人的攻击也改变不了白话文已成为现代文化柱石的地位：“夫语文之争，由来已久，泥古保粹之士，毁语体文曾不遗余力，而语体文终兀然存在于天地之间，寝成现代文化之柱石者，盖自有其社会之背境，非一二人偏颇之好恶所能左右。”[207]吴研因先生也在他的《辟小学参用文言与初中毕读孟子及指斥语体文诸说》一文中，批评了汪的“现代白话文土苴礼仪廉恥忠孝仁爱之说，青年读之，信为洪水猛兽”的观点，说“难道现代报纸党刊多为语体文也是洪水猛兽吗？”[208]语锋直抵本质问题。

    至于中小学教科书中白话文体选材的不完善，那是编写者本身的问题，而不是白话文体本身的问题。在曹翼远看来，“文字仅为求知识之工具，而非知识之本身”，“文字应为社会性之工具，而非教育之专门技能”，所以“文体之若何，与知识内容固无关也”；“吾人所论者社会价值之语体文，非学校价值之语体文所能包括也”。他从这一理论原则出发，批评了汪懋祖、余景陶、柳诒徵等人把教科书中白话文课本编写者选编内容的不妥归结为白话文本身的观点，他说：“读汪柳二氏文，均于各书局所出版小学国语教科书中，杂摘数十条，谓不宜以神怪迷信欺骗诈伪帝王臣奴禽言兽语等等，戕贼儿童心灵，而指为语体文不赦之罪。嗟乎！吾不知两先生是否领解文字仅为求知识之工具而非知识内容之要义，而遽以是为语体文之罪案也。许氏又谓《红楼梦》《水浒》为诲淫诲盗之作品，以证实语体文之等于洪水猛兽。吾人进而反问之曰：若文言文而实以神怪迷信欺骗诈伪帝王臣奴禽言兽语诲淫诲盗之内容，即可化腐朽为神奇，强罪恶为光明乎？必无此理也。是则国语教科书之未能尽善，在内容而不在文体，在编者之学术而不在语体文之本身，彰彰明甚。”[209]不能因为白话文讲诲淫诲盗的事，就说白话文有问题，那用文言文讲“神怪迷信欺骗诈伪帝王臣奴禽言兽语”不也是一样道理吗？可见语体本身是工具，在于运用者本人的修养和素质。

    2.文言文词义含混，文法疏略，早在淘汰之列

    文言文最大的缺点为词义含混，文法疏略，早在淘汰之列。拥护白话文的人士批评读文言文的人只能糊里糊涂地读，写的也只能糊里糊涂地写，而所写的内容也只能是一点笼统的思想，扬灵说道：“思想习惯和言语习惯上的毛病，也是读文言书写文言文的人比较容易犯些。因为文言文的最大的缺点是辞义含混，文法疏略……文言文这种工具是简单的，不规则的，与现代的复杂而组织严密的思想习惯和言语习惯，决不能适应。所以学习文言文的结果，不是思想习惯和言语习惯受文字的拘束，便是文字不足以达意，变成不通。”由此，扬灵得出结论，即“现在有许多人之所以作不通文章，实在是学了文言文的缘故”。[210]

    胡山源在《文言文的价值》一文中对文言文下了判定，即文言文不适于用，早就在淘汰之列了。“因为自从‘五四’运动以来，白话文奠定了牢不可破的基础，文言文早就居于次要的地步了；虽不能立刻使之绝迹，早就在日渐淘汰之中了。”[211]在他看来，历代专制皇帝提倡“经术”，推行“八股”，无非是为了愚民。他们的目的是使一般有头脑的青年，都攒在故纸堆中，不致起来作乱，以摇动他们的天下。这政策正和焚书坑儒、收天下兵器的秦始皇一般无二。所以，历来的开国皇帝，虽然是由马上得的天下，但总还要爬下马来，假装尊崇儒教；而后来的世袭者，要维持他们的天下太平，也就一味玩这把戏。白话文的兴起，就是要打倒这种愚民政策，而使中国人都能走入文明进步的大道。因为一切束缚思想并阻碍进步的，都藏在这些“经术”与“八股”里面，而文言文就是它们的躯壳，它们的外形。

    柏寒也认为“文言文一无价值；充其量，不过满足一般迷恋骸骨者的嗜好，借以发思‘古之幽情’，或为一般时代落伍的教师以及以文字为业的人，当作野人头，驱口饭吃吃而已”。[212]文言文已不是大众需要的东西。

    穆木天强调，为了使学生文“通字顺”，“说清楚他所要说的话”，“只是从国语之科学化用功夫”。[213]要求国文教学者，“要时时在国语之创造上用功夫，以之使我们的国语成为科学的国语”。所以，做国文教师，只会中文是不够的，还要相当地理解外国文，要相当地懂得世界文学。他认为“五四”以来，中国的语言是相当科学化了，如周作人、鲁迅、徐志摩、郭沫若、胡适等作家，“文气是已相当地科学化了”。还有人认为，“白话文是现代文字，现代人是只合用现代文字的”。[214]文言文和白话文二者本是一个东西，都是表达思想、记录言语的一种工具，只是因进化阶段不同而形态有异罢了。从文言文进化到白话文，本是自然的结果，事物的进化总是由简单而趋于复杂，由不规则而趋于组织化的，思想习惯和语言习惯也是这样。所以，由文言文进化到白话文，本是一种自然的进步，那么使用白话文就符合进化规律，符合时代规定。

    3.要打破文言垄断还要推行国语

    金满成分析了当时文言文的存在情况，认为文言文使用群体过于庞大，“总计现在各机关的法令、通电、公函，都是文言文；各报纸除了附刊外，所有新闻记录，都是文言文；各学校的牌告，四十岁以上的老人，以及受封建制度影响太深而无法可洗干净的青年，也都在用文言文；社会上的通知、启示、广告、洋告示的翻译，都是用文言文；军队中的军报、训令、士兵的报告，都是用文言文，要人们消遣作品、诗、词等，更是一律的文言文；迎合资产阶级所出的书籍、杂志，也都用文言文；到外国留学多年头脑反更腐朽的留学生，也都用文言文；大工厂、大公司、大商业的经纪人，也都用文言文……这便是我们所说的文言文的势力圈的基本队伍”。[215]

    相反，使用白话文的群体却没有使用文言文的群体大，“看白话的人数虽然到底比文言文多，但这看白话的阶级，无非是些新近的学生、学者、新文学家、大学教授等。他们势力圈的涨大，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是自然的；若再不加人工的努力革命，我们只看见白话文的没落，将来必会渐渐地走回老家——文言文——去”。他认为文言文的势力圈掌握在政治上掌权者的手里，因为他们喜欢文言文，所以他们所领导的机关，自然用文言文，全国大小机关也全都用文言文，“在以作官便是荣幸得了不得的中国人的观念中，当然也就要想法子去迎合官的心理而尊重起文言文来”。[216]在这里，他提出了文言文得以延续的政治原因，那就是政治上掌权的官员喜欢文言文，而在一个崇官的“官本位”社会里，官员们喜欢的东西，老百姓也就不得不喜欢。“学校之外，社会上的一般应用，明明是可以用白话文的，并且是用了白话文是格外明白晓畅，可以达到说话的目的的，却还是用着七折八扣的文言文；以致一般工商界的青年，外看学校的趋势如彼，内看本人的环境如此，就也贸然去学习文言文了。其志固可嘉，其用力实在可惜。”[217]此外，老百姓“除了特别尊重官僚畏惧官僚不说外，他们要看县大老爷的告文呀！他们要打官司要作呈子呀！所以他们……那是非欢迎文言文不可的；若有新文人教他们的儿子念书，念白话，他们是最反对的。”

    金满成得出的结论是，要设法打破文言文的势力圈，“不先打破文言文的势力圈，大众语的建设当然是遥遥无期”。“白话文是非走进文言文的势力圈内去奋斗不可的。假如在这文言文的势力圈内工作的人，也有一部分是了解文言腐败的青年，应当局部努力宣传、呐喊，千万不必为了生活而出卖新思想。这样，我们觉得文字改革的前途才有一点点光明的。”[218]

    万一强调：“近自老先生王懋祖提议要复兴文言文以来，海上各派群起反对。在这些反对着文言文最力而倡用‘大众语’的各论文中，我记得有一位论者在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里说过：‘……要废止文言文，最好先从废止官厅底公文中用文言文做起……’（大意是如此）这在某一部分人看来，也许会要有‘人心不古’之感慨吧，而且，官厅向来重文言的。我单就几年前，国民政府治下的湖北考用县长，规定试卷必用文言这点看，我们便可知道我们底政府官厅，仍是很看重文言文的了。”[219]

    穆木天也说：“实在说，‘五四’以来，文言文就根本没有完全驱逐出境。不过，现在，他则是明目张胆地活跃起来了。自然，另一方面，就是因为新的文化运动之努力不够。没能使新文学的势力深入于学校（特别是中等学校）之中，这是一个失败。”[220]柏寒也指出，尽管文言文已无价值，但在文言文还没有绝迹的过渡时代，了解一些文言文的内容还是需要的。但是，文言文的学习应以了解文言文为度，用不着费许多力气去学作文言文，主要的还是要学习白话文，学好国语文。

    龚启昌也主张再来一次由政府主导的白话文运动。他认为，若没有彻底的运动，再过一百年也没有结果。“我们试看社会上对于文言语体的态度如何？报纸影响于社会心理者最大，应能提倡语体才好。其他如官场的文告，来往的公事，虽是加上了新式标点，内容依旧是文言……日前看见报上载江苏省会考试题议决一律用文言，现在各大学考试，及考试院举办的考试，更非用文言不可，试问读了六年白话的小学生，读了六年一半白话一半文言的中学生，怎样能应会得过去。”[221]现在你不教他文言，他还求你教他文言。“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既是认定了语体为提高国民文化的轻便工具，我们应当再请政府来彻底的革一下命，否则虽是十年百年也还没有结果。”[222]强调白话文作为国语在社会中真正居正统地位，还需要政府的行政力量。

    胡适也强调，若要使白话运动成功，必须根本改变社会上轻视白话的态度；推广白话文单靠几部《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是不够的，所以若要造国语，必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了国语。“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剧本……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国语，就是将来的标准国语。这就是说：我们下手的方法，只有用全力用白话创造文学。白话文学的真美被社会公认之时，标准化的国语自然成立了。”[223]胡适强调要编好国语教科书，大力推进白话文教育，提高社会对于白话文的认可态度。

    4.作为一个现代人必须使用白话文

    金絮如强调，白话文仍然是顺应时代要求符合社会需要的文体，“职业界主张文言，这是囿于旧习的缘故。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母亲主张替孙女缠小脚，而便牺牲自己的女儿，也不能因多数老百姓主张应有‘真命天子’出世，而便欢迎溥仪回銮，或请袁世凯复活。因为旧社会欢迎私墅、主张文言的缘故，而便自认为新教育失败，这正似因为有人希望皇帝登极而便自认为共和失败一样”。[224]

    此外，曹冀远在《卫白话》一文中，提出了更有力的辩论。他说：“文字即为求得知识之工具，故应为社会的，而非学校之秘笈。今试问以文字求知，以备致用，白话易乎？文言易乎？专攻古文三年，或粗能通句读，然社会上人，岂能尽如学生之有如许时间以送于书本之中，而听泥古保粹之士从容悠闲之诱导乎？是则以一年之功，即可畅然读报写信作文者，语体文尚矣。今姑置社会之广利于不论，而仅求学校学生毕业后之能用于世，亦未见语体文之扼于用也。吾人不知所谓社会之所需用之字作何解？若不以抱卷守经，舞文弄墨，上之典签秘府，下之傭书朱门之用为已足，则科学之知识，机械之技术，政治经济之原理，非剖析详明不易领解，而此等最高思想知识书籍之译著，已由晏几道式佶屈言词，转为平易之文言，至晚近所出诸书，则文言已如祥麟威凤，非不能也，解析表象之道有所穷耳。且即事穷理因时研几之作，如国内外大势之分析，经济情况之指示，为世说必据之常识者，几无不藉语体文以传播。”[225]文字本为求知识的工具，哪种工具求知识有利，则用哪种。事实证明，现代用之讲述、论述科技知识的著作，几乎都是用白话文写作的，就是明证。

    曹冀远指出：“做一个现代人，必须要能运用现代的文字。现代的文字当然是白话，至多是通易平达的文言，而去现代太远的文言，是不在内的。”而学习文言文，只有一条路，便是死读古文。“在这条路上，不知冤死了许多在文章上有雄心的青年。我敢大胆地说，从今以后，中学国文教材里，可以没有一篇古文，反面的证明，便是现今充满古文的国文教本很难使一个中学毕业生写成一篇通易平达的文章。这就不够使我们仔细反省吗？”[226]为此，他主张今后的国文教材应多多吸收报纸上的文字，如果训练到中学毕业，一定能写出“言之有物”的通易平达的文字。语体文在小学里的地位，当然毫无异议。不过最重要的问题，是使社会尊重语体文，广为推行，一切报章公文也都要用语体文，尤其是中学大学在入学考试时也要能提倡使用语体文，否则一部分人提倡语体文，有一部分人在那里提倡文言，以致青年无所适从了。至于语体文学的本身，应当早日自谋健全，自求标准化。

    吴研因批评了汪典存所主张的“小学高级必须参用文言文，初中则应毕读孟子”的观点，认为“虽似调和新旧，并非极端，但也恐影响所及，波澜以兴，所以不得不加以辩正”。强调教育部都下令本不许考文言文，所以不习文言，对于升学并无妨碍。而且，社会应用语体文也日见其广，报纸体的文言记载，本和语体文接近，即使学生不习文言文，毕业后也可以阅读，因为，白话文的社会环境已经形成，所以在社会应用方面，并不存在问题。

    5.现时代不仅要提倡白话文更要提倡新体文

    还有学者指出，提倡白话文的时期已过去了，现在我们需在进一步提倡的是新体文。笔名为“了一”的学者即主张此说。他对当时的文言文、白话文都不十分满意：“我希望从前提倡白话文的人们也付之一笑，因为今日的文言白话之争乃是最无聊的事情。”因为“主张文言的人写下来的文章，并不是中国古代所有的文言，假使给桐城派的人看见了，绝不肯承认他们为文章正宗的。主张白话的人写下来的文章，更不是中国现代平民口里的白话，假使给一个仅仅识字的学徒看见了，也是莫名其妙的。严格说起来，所谓文言白话之争只是旧体文与新体文之争。”[227]

    在他看来，无论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文都已失去了原来的优点，已不纯是文言白话了。“旧体文并非主张文言的人们心目中的文言文。他们以为他们在保守着中国固有的文体，其实中国古文的文法不知被他们破坏了多少！现在中国报纸上的新闻记载，普通仍沿用着文言；然而他们的文言文何尝合乎中国原有的文法？……我觉得现在的文言作者，一百个当中有九十九个值得给韩愈或姚鼐打手心。”“上好的文言文，在我们曾经中过文言毒的人读起来，实在津津有味（当然，这样味道，只等于玩古董），然而现在大多数的文言文只能令人作呕。从前严几道一班人反对白话文，我觉得他们至少可以代表古文派，有与新派对抗的资格。现在只剩有一班四不像的文言作家硬要维持文言，他们已经不复知道文言的体裁与文法，仅仅欲保存古文里的几个助字与介词，所以我以为新派不应再与他们争论。”

    他同时指出了当时白话的缺点，认为“现行的新体文也并非白话文。纯粹的白话文，应该言文一致，最好是能与平民的言语相符。然而现行的白话文，除了富于地方色彩的报纸里的小说（例如《北平群强报》、《实事白话报》）之外，几乎可以说没有用纯粹的白话写的。本来，文言一致是很难的，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的。用口去表现语言观念（Image verbale），与用手去表现语言观念，方法既不同，其所表现出来的形式自然也该不同。西洋的文言文何尝一致；除了没有学问的平民写信还用纯粹的白话甚至于不合文法的白话之外，其余报纸、杂志、书籍里的文字何尝与白话完全相符？所以‘文言文’与‘白话文’两个名词都有毛病。文学革命初期，拿白话文做旗帜，我并不反对……但是，现在我们却用不着白话文这名词了，我们应该提倡新体文，排斥旧体文”。

    为此，他提出了新体文的概念，即“新体文与旧体文的分别，并不在乎‘呢吗的了’与‘哉也耳焉’之间，现在我姑且给他们定下一个标准，合乎这样标准纵使没有‘呢吗的了’，我们也该认为新体；反过来说，不合乎这样标准的，纵使是纯粹的白话，我们也该认为旧体”。

    第一，“新体文该是合逻辑的。例如适之先生所引汪懋祖先生的话，拿草定‘如之何’三个字与草写‘怎么样’三个字所需的时间相比较，而断定了文言文之省便，这种类推的谬误，是稍懂论理学的人所不肯犯的。随便地举出文言里的三个字与白话里的三个字比较，而断定文言比白话省便，这好像随便找一个南方大汉与一个北方的矮子比较，而断定北方人比南方人长得矮小，谁也知道是毫无道理的，这是推理上的不合逻辑；此外还有修辞上的不合逻辑。”

    第二，“新体文又该是有条理的”。写文章条理不清楚，这其实是中国人的通病。尤其是中了文言毒的人，为旧的形式所拘束，写出来的文字往往没有条理。

    第三，新体文应有始终一致的主张。洋人著书一定有一个根本主张，你若要驳他，须从根本驳起。中国人的文章往往用不着别人批驳，只把前后矛盾的地方一对比，就知道他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

    第四，新体文排斥滥调。这与“呢吗的了”更无关系，纵使你用了“呢吗的了”，如果不避免滥调，仍旧排斥。

    了一的结论是：“提倡白话文的时期是过去了，现在我们该进一步而提倡新体文。白话文学的先锋胡适之，他的可钦佩处并不在乎大胆地采用了‘呢吗的了’，而在乎说话合逻辑，有条理，不用滥调，而有始终一致的主张。我承认中国的新体文一天比一天进步，然而我希望大家更从中小学提倡起，使全国的青年都趋向于新体。若仅仅以‘呢吗的了’去替代了‘哉耶耳焉’，我以为是没有很大的益处的。”

    二 30年代的白话与大众语论争

    （一）大众语运动的起因与概念讨论

    1.大众语运动的起因

    1934年前后在学术界发生了有关白话文与大众语的讨论。根据笔者掌握的现有资料，此次有关大众语的讨论，仅发表的文章就有100余篇，字数在50万字以上。参与的杂志众多，主要有《社会月报》、《清华周刊》、《国民文学》、《读书月刊》、《文学》、《新语林》、《文化月刊》、《出版消息》、《人间世》、《新生》、《人言周刊》、《时代公论》、《创作与批评》、《生活教育》、《存诚月刊》、《文化批判》、《文化建设》、《学习生活》、《万象》、《生活教育》等，其中《社会月刊》于1934年1卷第3、4、5期上还专门开辟了“大众语问题特辑”；《文学》1934年第3卷第3号上还专发了一组有关大众语的文章。灵犀在《告参加讨论大众语者》一文中就说：“自从大众语这问题提出之后，便引起文坛的深切注意；参加讨论的人，很是踊跃，发表的文章，约在五十万言以上，这是五四以后的又一文化大运动！”[228]

    文白大众语的论争主要在南京、上海一带，但北方京津学者也参与了讨论。金絮如所说的“文白大众语的斗争，在京（南京）沪一带，已然成了很能引人注意的论战，而在北国文化界中，却未见有热烈的探讨”[229]的评价并不很对。《社会月报》1934年第1卷第4期就发表了《北方学者对于大众语各问题的意见》，发言人有周作人、俞平伯、胡适、钱玄同、魏建功、林语堂、吴稚晖、孙伏园、黎锦熙、刘梦苇等人。这说明此次讨论遍及南北学术界，是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围绕着白话文与大众语相关问题的文化论争。埜容在《建设“大众语”文学的现阶段》一文中这样评价大众语运动：“自从陈子展、陈望道诸先生在申报‘自由谈’提出建设‘大众语’文学的口号以来，把两年前文学大众化的问题扩大起来了，立刻在文坛上获得了极大的同情与拥护。这不是偶然的事。倘要追究这原因，重要的是：一、由于大众目前生活的需要。大众一向是被摒弃于文化生活之外的，而代表语言、传达思想的工具的文字，也很少和大众发生机缘。文字这工具，也和生产工具一样，是握在所谓‘圣人们’的手里。文言不消说是属于特权者所有，就有经过一番革命洗礼的白话，也跟着它的提倡者投降到特权阶级的阵营里去了。但是大众随着他们自己思想意识的成长、发达，传布思想文字的需要也一天天迫切起来。大众有自己的思想也就要有能传达这思想的文字。所谓‘大众语’文学就是由于大众本身这一个需要发生的。二、大众语文学问题的发生，同时更是配合着目前反帝反封建反文言复活的形势，负有战争的任务的。这任务在‘五四’时代，在所谓文学革命运动的时代，虽曾由白话运动的提倡者们承担起来，但实际上是没有完成的。白话文现在也已部分在脱离了革命的大众。”[230]

    2.大众语的概念及其论争

    根据资料，当时参与讨论的代表性人物，都按照自己的标准提出了对“大众语”的界定，大致有如下说法：（1）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语言文字（陈子展）；（2）只提出说、听、看三样来做标准，我想是不够的，写也一定要顾到（陈望道）；（3）为尊重大众利益起见，一切文字都该话文合一（乐嗣炳）；（4）大众语不是什么人创造出来的，而是随着大众生活的进展而进展的东西（《申报》“读书问答”）；（5）应该解释作代表大众意识的语言（胡愈之）。概括起来讲，大众语就是为绝大多数老百姓（大众）所使用的能说、能听、能读、能写的语言文字，清楚明白、代表大众的意识是其最主要的特质。

    周作人、钱玄同等人不太同意“大众语”的提法，他们认为：“近来很流行‘民众’这个字，容易生出许多误解。譬如说‘民众的言语’，大家便以为这是限于小百姓嘴里所说的话，他们辞汇以外的字都是不对的，都不适用。其实这民众一个字乃是全称，并不单指哪一部分，你我当然也在内——所谓平民国民等等名词，含义也当如此。以前绅士们关了门做文章，把引车卖浆之徒推出去，这是我们所反对的，觉得不足为法。现在这班‘之徒’擂鼓似地打门，打了几年，把这扇牢门总算打开了，那么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大家只要开着门去做文章好了”，“古文不宜于说理，不必说了。狭义的民众的言语，我觉得也决不够用，决不能适切地表现人的情思。我们所要的是一种国语，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及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组织适宜，具有理论之精密与艺术之美。这种理想的语言倘若成就，我想凡受过义务教育的人民都不难了解，可以当作普通的国语使用。”[231]因为“民众”有下层的意思，有下层就有上层，这易于造成社会断裂，所以，他们反对“大众语”的提法，强调还应叫国语，即国民皆用的语言。

    姜琦反对大众语这个概念，他在《我对于所谓“大众语”的几个意见》中认为，“‘大众语’这个名词，骤听着，似乎比从来所谓‘白话’、‘官话’、‘普通话’好得许多。因为所谓‘白话’是与所谓‘文言’相对立着的，所以一听到‘白话’两个字，就会联想着那边还有所谓‘文言’之存在。今日的文言复兴运动，就是因为如一般人所说，五四运动时代不彻底，在‘文言’的对面，提出‘白话’这个名称，遗下了当时提倡文学革命的内在矛盾，到了今日使这种内在矛盾突然暴露了。所谓‘官话’，是与所谓‘民话’相对立着的。固然，所谓‘话’也可以解释作普通话，但是这种普通话，只限于官吏阶级所使用的，至于一般平民呢，他们另有一种话去使用，这种话，现在我没有适当的名称，姑且把它称做‘民话’吧。由此，可见所谓‘官活’是含有阶级的意味。所谓‘普通话’是与所谓‘方言’相对立着的”。[232]

    所以他反对提出大众语这一口号，指出：“我们反因提出‘大众’或‘民众’这个口号之故，容易使那些‘非大众的’或‘非民众的’东西同时存在，它依然在那里作梗的。五四运动时代的人们，一方面要倡导‘文学革命’，然他方面又只提倡‘白话’，尤其把‘白话’解作‘明白如话’，而不知把与‘白话’相对立而有矛盾性的东西所谓‘文言’根本推翻，结果呢，所以今日又有‘文艺复兴运动’之发生。”在他看来，语言本来就是大众的，用不着说“大众”或“非大众”。因为在所谓的“‘大众’的对面，一定有所谓‘非大众’的东西潜伏着，将来它必有暴露之一日，所谓‘非大众语复兴运动’”。他的结论是：“在本质上，无所谓‘大众的’与‘非大众的’之区别……所谓‘大众语’，在含义上讲，它实包含有世界上的一切人类之语言在内，并且要使世界上的一切人类都能互相谈话而没有阻隔的意思。”[233]中国的“大众语”就是中国人都能互相谈话而没有阻隔的语文。

    （二）大众语相关问题的论争

    1.大众语有没有阶级性

    黎锦熙在《大众语果有阶级性吗》一文中强调指出：“‘大众语’是‘占幅员人数多者’‘无产阶级’的语言，乃是三十年前王照先生的旧说。”为此他要为“大众语”下了一个明显、正确、完全的定义，就是“一国全民族大多数的人同时彼此能听得懂说得出的语言，就叫‘大众语’。这决不是含有阶级性的。”[234]否认大众语有阶级性。

    金絮如也否认大众语有阶级性：“用文言，既可以翻译马克司的书籍，用大众语，也正可以译文言的四书。因此大众语，如果被认为一种普及教育、传播文化的适宜的工具，我们绝无反对之理，反之，如以大众语，即认定为另一‘者群’，或认为是‘劳力者群’之专用的东西，我们实在不能赞同，而且要打倒这种分化整个民族的谬误见解。”“如果说大众语有阶级性，更从而提倡阶级观念，那我们认定是歪曲的。”[235]提倡大众语与提倡阶级意识，是两个不同的事，不同的问题，如果用阶级斗争思维来提出大众语问题，易造成族群分裂，所以必须否定这种谬见。

    2.大众语和方言存不存在矛盾

    大众语与方言是否存在矛盾，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黎锦熙在《大众语和方言是否矛盾？》一文中公开表示，那些强调大众语与方言有矛盾的人，是怀疑国语要不要统一以及用之反对国语统一的问题。“现在解释大众语的又一说，‘大众语’是各样各色的方言。主张这个定义的，颇感彷徨于国语要不要统一，有一派便索性拿来反对国语统一。”因此必须明确地给予回答，即大众语与方言不存在矛盾，它们之间的关系，只是“大众语”与“小众语”的关系。他论述道：“物质上，经济上，交通上，这三十年来在我们的进展，已和劳先生当年大不相同了。平沪通车三十六小时可达，广播无线电就在农村也可设播音机，‘湖丝阿姐’和羊肉铺的小伙计、佛照楼的老板和买如意油的乡下大妞儿，本来不无交涉，往后更加频繁，‘统一的大众语’已成为现阶段急切的需要。这是因社会生活变动所成之自然的趋势。‘方言大众语’，我们只可认为‘小众语’了。‘三人成众’，‘小众语’也是各地方生活集团的公用语，并且是各个人与生俱来的母语，断没有一种势力可以把它消灭的，我们最好听其自然。”[236]强调大众语与方言并不矛盾，而且有共生相生的关系。

    3.大众语是否应有自己的标准语

    关于大众语是否应有自己的标准语问题，黎锦熙在《大众语要不要标准语》一文中给予了解答，他说：“语言是自然的，决不是人造的，‘大众语’尽管在建设的程途中，但必须认定一种自然的语言作‘大众’的标准，作‘大众语’建设的基础，有这个自然的标准和基础，然后吸吸杂凑，文学化，欧化，都是自然的。”[237]在他那里，这种自然的语言就是白话以及各地流通的方言。

    4.大众语与白话文的关系

    （1）对白话文的批评——大众语是对白话文的补救

    张庚在《大众语论战中几个成问题的问题》一文中主张，白话文运动初期的革命性，可以作为遗产继承下来，但对于目下的白话的欧化、文言文却不能不反对。要完成白话文运动初期未完成的任务，却不能不随着白话的反动而变正动，所以就必须批判地接受白话中那接近大众语的一切。姚炳飏在《大众语与白话是不是对立的》一文中认为白话与大众语在形式上是统一的，在内容和意义上是对立的，因为一个是代表着少数知识阶级的，另一个是代表大众的意识的，总之，大众语要由纠正、修改白话文而成。

    陈子展先生在《文言，白话，大众语》一文中说道：“从前为了要补救文言的许多缺陷，不能不提倡白话，现在为了要纠正白话文学的许多缺陷，不能不提倡大众语。”[238]强调大众语是对白话文的纠正和补救，可见在他那里，大众语是要由白话改良而成的。

    关于现行白话文的缺点，尤墨君在《从中学生写作谈到大众语》一文中，通过列举中学生写的语体文信为典型，认为这是写在“沙滩上的白话”，是“写字台上的白话”，是“高跟皮鞋式的白话”。信中堆砌了许多时代名词，像“探讨”、“十八世纪”、“新宇宙”、“进展”、“中层阶级”、“绝对性”，弄得全文像天书一样难解难读，且亦失其效用。这种白话可以说是“囫囵吞枣式的白话”，也可以说是“食新不化的白话”。总之，现在的语体离大众太远了，不能深入社会，不能深入民间，所以尽管胡适提倡了白话多少年，而对于中国旧语文竟未能打倒，且大有使之复活之势。胡愈之在《关于大众语文》中说过：“中国旧语文的鬼怪，又重新出现了，这些鬼怪却装着四种不同的形式来露脸：第一种保持着原来的面目，就是近来所谓‘文言复兴’运动。第二种穿着‘白话文’的外衣，借尸还魂（例如礼拜六派的文章，张恨水的小说，都用‘白话文’的形式，表现没落社会层的意识）。第三种是混入白话文中间，如许多流行的作品，在形式和意识上，不免有时流露出没落的狐狸尾吧。第四种是戴上了‘风格’、‘性灵’、‘语录体’这些面具来出现。因此这派就主张速速的建设大众语。”[239]

    （2）为白话文辩护——现在的大众语就是白话文。为白话文辩护最力的是黎锦熙。他以为，现在的白话，就是大众语。

    任白戈主张在白话文与大众语对立的时候，对于白话文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自从大众语成为了问题被提出了以后，白话跟着也就成为问题了。有的说：‘白话是代表官僚买办的意识’的，大众语应该打到它。有的说，白话并不是与大众语对立的，‘建设大众语并不反对白话文’。有时，这问题是争执得很凶的，几乎大家都要以谩骂和诅咒来作结束了。然而，一直到现在，这问题还没有好好地被结束。换句话说：在建设大众语中，对于白话的态度还须得我们有一个确定。”[240]

    他强调白话文是大众语的友邦，是大众语的基础；白话文具有两面性，既有进步的一面，也有退步的一面。他说：“我们不能全面地抛弃或接受。假使我们要全部底抛弃，那我们实际就帮助了文言底复活；假使我们要全部底接受，那我们实际上取消了大众语底运动。所以我们只有批判地来处置这个问题：抛弃它那退化的一面，接受它那进步的一面。”[241]在任白戈看来，抗拒文言复活这一反对复古运动的主力是由白话文来承担的。因此，在抗拒文言文方面，它表现出了正义性和正确性。另一方面，白话文对于文言文的这种抗拒却是不够彻底的。白话虽然首先出来抗拒文言的复活，但是真的要与“这跟着整个复古潮流要求复活的文言彻底抗拒，却非早已失掉了积极战斗性的白话所能奏效了”。那么，它的工作就将由大众语来继承、来完成。

    5.大众语的普及

    谢六逸在《大众语和报纸》一文中探讨了大众语的普及问题。他主张“凡‘地方通信’应一律用大众语写作，并得尽量使用该地方的方言。中国的面积大，人口多，地方通信较之其他新闻记事重要。如能多登地方通信，那些起居注式的记事便可被驱逐或淘汰”。此外，普及大众语“又应从小型报纸入手，老大的报纸已经没有希望。‘小报’这一名辞屡被人轻蔑，其实小型的报纸不见得全是品格低下的，因为小型的报纸更能接近大众，它的功用在大型报纸之上，故应穿上大众语的新装。总括一句，报纸是最接近大众的东西，所以首先应该大众语化”。[242]强调尽量利用“地方通讯”和“小型报纸”来普及大众语。

    6.白话文大众语的前途

    俞平伯、胡适都提倡方言文学，认为其是白话文学发展的重要内容。可是孙伏园则不同意方言文学，他认为在方块字没有成为拼音文字以前，提倡方言文学是徒然的，要求文学的进步也是徒然的。[243]孙伏园主张废除汉字，改成拼音文字，他说：“现在我们的路只有一条，就是赶紧把我们的文字改成与欧洲的拉丁一样。所谓拉丁者，就是拉丁曾以拼音文字统行全欧，我们也必须以拼音文字统一全华。”

    林语堂提了七点意见：“一、中国不亡，必有二种文字通用，一为汉字，一为拼音字。二、汉字是废除不了的，但是必逐渐的变简单化。三、汉字之外，必须有一种普通可用的易习易写的拼音文字。反对一种普通可用的易习易写的拼音文字而以汉字美质为词者，是普及教育的大罪人。四、凡文字有‘美’与‘用’两方面。知道‘美’不知道‘用’的人不配谈文字问题，也不配谈普及教育开通民智的话。五、拼音文字不过是拼说话的声音。凡话，听时可以懂的拼下来，看时也必可以懂，不懂便是拼写上的乖谬所致……文字上拼为相同的字，其错不在字而在话。说话时不明之处少，文字的不明之处也必少；说话时有法子使此不明白的话变为明白，文字上也有法子可使不明白的变为明白。六、天下没有一种语言不可拼音的……七、拼音本很容易，只不要学究及发音大家来干涉，便样样好弄。”林语堂讲的中心思想，即汉字是废除不了的；汉字必须走简化的道路；今后中国一定有两种文字流行，即简化的汉字和拼音文字，它们体现了文字的美和用两个方面。

    魏建功显然不同意林语堂的观点，而是主张废除汉字，“我常望我们的刊物能做到满纸不见一个方块字”。刘梦苇认为魏建功所说的“满纸不见一个方块字”不可能，就是林语堂所说的也不可能，“我以为方块字有方块字的好处，正如虫行字有虫行字的好处一样”。

    钱玄同的观点没有改变，仍主张“今后的国语应该废除汉字而改用拼音文字”。他认为中国文字的进化，走的路也和欧西文字相同，最初是象形，稍进是象意，再进是象声，到了假借，便纯粹主声了。“写假借字的人对于一切固有的字，完全当他音标看待，所以凡同音的字写哪一个都行。”他认为当下拼音之法已备，“再进一步，便可用通行世界的罗马字母构成拼音的中国字了”。主张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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