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好时辰里

    借助于神的宣谕

    有幸写下了这一些

    我很是心满意足

    你的老去如此寂然

    一

    我把我的心疼，寄给一个在中国乡间等着终老的村妪。

    二

    她叫赵秋云。生日在农历八月十八，在乡下人看来很吉利的一个日子。年龄？八十七或者八十八，谁也搞不清。她自己也搞不清，反正就那么老了。

    她是我的外祖母，小小的个子，温柔的性情，眉清目秀的面貌。基于她的糊涂身世，我总是一厢情愿把她设想成江南水乡来的女子。

    外祖母老了，她是个找不到娘家的老人。娘家血脉上没有一个亲人。一辈子没尝过女人“回娘家”的滋味。

    三

    骨骼和皮肤之间没有哪怕一丁点肉；血管不再平直地顺着经络运行，而是无序地扭曲着，严重的地方，鼓得像蚯蚓；表皮白白的，脆脆的，透明得像张玻璃纸，勉为其难地覆着“蚯蚓”和瘦骨。“纸”上麻麻点点的，是曾经的色斑寿斑。手是不敢伸上去的，似乎一触到这“纸”，就会碎成粉末。壮起胆子捏了捏她的四肢，四肢像葡萄根一样枯硬。牙齿几近落光，由于咀嚼受伤，牙龈发炎，下巴变得肥厚光亮，与铜菊般的枯脸异常不协调。头发大约是在二十年前就白了的，只是没了当年那银子般的清凉光芒，现在它们像一把稀拉的枯草，散落在她头颅的后半部——她的前颅倒是有些光亮的，只是头发早已不知不觉间弃它而去。还有从前那温良的眼神，现在也看不到了，现在她的眼珠像木鱼，盯着一个地方不得转动——由于上眼窝的塌陷干枯，和眼角的向内收缩，其实她的眼睛比黄豆大不了多少。

    这双眼睛收拢了一世风雨沧桑。现在它累了，不想再看了，造物主展给它的人生画轴已经收尾了。之所以睁着似乎只为找一个终点。它知道，那个终点近了。若是它还能偶尔动一动，那是因为它的主人突然心里有点烦了：那个点到底在哪里呢？

    四

    不是亲眼所见，我断是不敢相信，一具血肉丰满的肉体会被岁月烟火整成这副样子。一副躯壳。一具木乃伊。

    我蹲跪在外祖母面前，外祖母坐在一张发红的竹靠椅上，屁股下是颜色暧昧的青布棉毡，旧得已经分不清年月。阳历八月的暑热，正肆无忌惮地侵袭着外祖母的村庄。舅舅家那条同样不出屋的老狗，软怠地趴在屋门口，正热得扯长了脖子，舌头一伸一缩哈哈喘着粗气。屋前不远处池塘边的野树上，知了有一声没一声地叫唤得像要断气。午觉的村民，空调或者电风扇呼呼地响着；不午觉的，则坐在屋巷的通风口上纳凉。暑热涂炭生灵，拿外祖母却是没有办法的。我小心牵起她的衣角数了数，三件，单衣，偏襟盘扣的。我摸摸她的手，凉的，居然是。

    我心里一酸，微微一叹，放下，放下温度全无的一双老手、爪子。这双手给过我们多少温暖啊。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全是这双手抱大的。

    这双接纳又送出过蓬勃生机的手，怎么就可以毫无生机了？怎么可以呢？

    五

    我犯了一个大错。我忘了眼前这具形容枯槁，状如朽木的肉体还有清醒的神智——我这一放一叹竟是伤着了她。以她心思的细密，她一定敏感地捕捉到了这叹息声里的悲悯——近些年来她最担心的正是这来自亲人的悲悯。她并不晓得也不承认自己的老，但别人的一个眼神，就足以提醒她的老，她不要这个！

    我悲伤地看见外祖母黄豆大的眼窝窝里，闪过了点点泪花。

    生命力随自然运行，并不畏惧枯萎，如果躯体和灵魂同步老去的话。若是不能呢？若是枯萎的躯体盛不下丰满的灵魂，那种无处安放的受挤压的痛，与谁言说？怎么言说？

    难怪大画家吴冠中在一次访谈节目中，痛彻心扉地谈及“人老心不老”的生命大痛。想想，眼见枯骨衰败零落，骸骨无存，雄心犹在，那是多么的悲壮痛楚。这样的悲楚于生命本身，原是无解药的。刻骨铭心啊，总是有太多的生之痛，我们于天地间找不到解药。

    在大自然的铁律面前，我们不得不低头承认人的渺小。再伟大的灵魂，终了也斗不过那座肉造的居所。没人找得到永远的居所。冰冷的石头造的屋子，居然比温润的血肉造的屋子在大地上待得更久。

    我扭过头去，看外祖母左边的狗，看她右边长长的杉木条子。就是不看她。就是装作没看到她那浊重的泪花。狗已经透够了凉，已经睡着了。杉木条子很粗糙，上面有很多的小木刺，我想象自己的手捏着它会被扎伤。但这是无所谓的，反正它扎伤不了外祖母的手，那双手已经几无知觉了，使劲捏它也不晓得痛了。

    杉木条子比人高，比外祖母高。说不清哪一天开始，它成了她须臾不离的随身之物——外祖母总是拄着它，在屋里一步步打着转转，消磨这人生余下的可有可无的时光。

    我记得在很多年里，外祖母总是把姨娘从井冈山买下来的拐棍扔在一边，而情愿净手打着颤颤，迈着粽子般的小脚走过她自己的日子。那拐棍曾经让她有些不快，我又不老，买这个干吗？她怏怏地说。后来她不得不要有所倚仗了，拐棍却找不到了。

    也罢，实话说，在乡下，老人用拐棍也是众人眼里的奢侈，不合适的。老人们用的是竹棍子。笔直笔直的，一根小竹子，在手里操久了，竟也光滑可人，看得顺眼舒服。

    但外祖母居然连小竹棍也没有，居然用粗糙的杉木条子，想是她烧火做饭时，自己从柴火堆里留心拣出来的。

    我的手里并没有杉木条子，杉木条子在外祖母手上。但我总是免不了被它扎着，我，疼得不得了。

    六

    外祖母轰然老去。我不得不有所警醒。

    仔细观察自己的肌体，真的很好。饱满，光泽，有弹性，没有一点多余，青色的血管布在雪白的皮肤下，清晰又透明，热血在那里汩汩地流，体温不高不低，摸上去自然美好。头发浓密，不是想象中的黑但绝对闪着光泽。眼神不够亮但蓄着些知性的力量。

    我就住在这具肌体里面。我的外祖母也有一部分住在这具肌体里面。但因了其他部分的掺融，外祖母不可能是我，我也不再是外祖母。

    我轻轻一叹，叹过后不得不面对事实，事实就是，那具制造过我生命之源的肌体，也曾经如此这般饱满过，光亮过，有弹性过，那头发甚至比我的还黑亮过，那眼神曾经比我美丽过。就是那具肌体，在我未曾留意的时光里轰然老去。等我终于留意到时，一切，已经不再。只有那黄豆眼里的泪花，千斤万斤重地提醒说，看看吧，记住吧，我的现在就是你的将来。

    是的，由不得我愿是不愿，我的将来就是那个样子，确切地说，我灵魂的居所，将来就是那个样子——外祖母现在的样子。

    那么，在当下，此刻，我的居所真的完好无损吗？当然不是。我再仔细观察，肌肤的确不错，但裸露的部分已经有了色斑，额头不经意间看到皱纹，岁月在上面留下画痕；头上长发早已不再，多年来总是短发示人，原因是嫌它长得太慢；眼神不再单纯，除了知性和自信，还有经过一些世事后的沧桑。口腔里有一颗牙，一年前出现了一个洞。

    漏风漏雨了吧，这居所已经开始？

    那么灵魂呢？她还年轻着吧。是的，她年轻，认识她的人说她比她的居所年轻有五岁，她也认可这种说法。但这又怎么样？我写小说，写到修车，就羞羞答答问家人，小汽车有几个轮子？写到月亮，就漫不经心问同事，月亮是从东边升起还是从西边升起？

    笨透了不是？我已经，灵光不再。

    哦，一个人的老去原来不是轰然一声的，它是慢慢的，寂无声息的，连贯的，不由自主的，点点滴滴的，须得暂时停下往前的步子，才能看得到。

    心思再细密些的，甚至于听得到。

    天，我们从岁月那头揣过来的青春肌体，我们东奔西忙喂吃喂喝伺候着的亮丽居所，却总是自顾自地一步步弃我们而去，能甘心吗，我们？

    七

    外祖母是不甘心的。这从她最初对待拐杖的态度可见一斑。她不愿看到更不愿听到自己的老去。

    那次她八十岁生日，祖孙四代围了两桌。她心情爽透了，吹生日蜡烛时她朗朗地，半是期待半是叮嘱地说，我还年轻着呐，九十岁时我要更大的蛋糕，一百岁时，我还要自己吹生日蜡烛。

    如果你由此认定我外祖母是个多言的村妪，错了！她从来都是一个寡言女子。但在自己的寿命问题上，她必须发言，那是一种生命的态度，含糊不得。

    她很清楚这一点。

    我也很清楚这一点。记得那回在外祖母的乐观期许下，我很不人道地想的是：九十岁时，您老还能在吗？请原谅我这豁达的悲观。

    后来的日子，外祖母在这种生命态度指导下，尴尬地活在了等待终老的门槛内外。

    一方面，她加紧了对身后事的操办。“老屋”（乡下对寿棺的俗称）是五十几岁就置备好了的，但“灯芯草”（乡下老人过世后用来垫棺用）现在不好置了，姨娘好不容易置了几次，她总是嫌少，怕到那边去“困不舒服”。那寿衣寿被也是有讲究的，只能单数不能双数。和村里的老太太坐一块，这些都是聊天的重要内容。哪个置办好了，全了，那是真让人羡慕得紧。终于有一天，外祖母对这些都满意了，每回母亲和姨娘回去，她就装作不经意地小声说，在我床边第二个箱子里头哈。问什么在箱子里？她含糊地答，那些东西嘛。

    另一方面，外祖母本能地抗拒着终老的到来。她总是抱怨自己腿脚不便，很奇怪为什么现在力气没早几年够用了，手脚总是打软。说完她就说自己是生什么病了，希望儿女们能送自己去治病。她说这些的时候，可是轻言细语的。一辈子，她极少大声说话。这点，她没变。变的是唠叨了。日子久了，儿女们不胜其烦，皱着眉说，你哪有咋个病嗦，是老得这个样子，老了的人都是这个样子嘛。外祖母听不得老，一听就炸开了嗓门，突兀地叫，老老老，什么老，我比隔壁秋生他娘还年轻几岁的，咋个人家就比我好呢？咋个人家就吃得睡得行得歇得呢？叫完又戛然而止，回到沉默。

    儿女们回报她的是更大的沉默。

    外祖母眼里头只有比她岁数大却不显老的，她看不到那些比她小，却早已死去骨头在土里都打了鼓的。

    我的亲人们都在背后这样说。

    我却心疼得紧，我晓得这是一个风烛残年的生命对人世的必然留恋，我晓得外祖母其实是怕死。谁不怕死呢？

    我安慰不了她，安慰不了一颗孤独的将要终老的灵魂。我甚至，听着她突兀的喊叫而疼得安慰不了自己。最要命的是，我知道，从此我更不能期望来自外祖母的慰藉。

    八

    但是，在我的生命旅途上，外祖母给予我的慰藉，却是岁月不能湮灭的。

    我小时候大概是调皮得过分的，以致我的父亲总是难以容忍——他免不了有恐吓着要把我拎到水塘里淹死的行为。被父亲拎在手上的恐惧真是很难启齿的感受——我想世界末日不过如此吧。而这样的惊惧总是由我的外祖母，一个小脚女人来抚平。她总是在我落水前及时赶到，难得地耍一次岳母娘的威风——她尖叫着冲过来抢下我，然后对着女婿喊，你要浸死她不如先浸死我好了。

    我当时是那样小，小到根本不晓得外祖母意味着什么，我甚至于糊涂到搞不清她和母亲的关系。但这又有什么要紧呢，反正我犯事后，总是于世间有了一个呵护吧？平日里外祖母并不住我家的，所以我眼里的“外婆”是个陌生人，我总是糊里糊涂地琢磨，怎么生命里凭空就有了个“外婆”？总之对于她在情感上我是怯怯的，我连她递过来的米果子都不敢吃。她一定要塞过来我就哇哇大哭。这又有什么要紧呢？反正我被拎着往水塘里去的时候，唯一盼望听到的，就是这个还陌生的她的大呼小叫。也只有她能这样失态地呼叫而来。

    太奇怪了，为什么全村只有这个女人敢来救我呢？

    我太小，不解世事，不能掂出血亲生命关联的力量。其实这种力量太过强大，以至于我们要在人世间花太长的时间，走太长的路才称量得出来。

    我恋爱了，遭遇到强大阻力。我愁眉苦脸，以泪洗面，想找个地方哭泣，想来想去只有外祖母家。我背起包去了。

    我无助地望着外祖母，不说话，只流泪。外祖母慈爱地望着我，抚着我的手，也不说话，好半天一声轻喊“好崽”，温温暖暖地，就把我心中积郁的冰霜全化了。她没文化，不会讲太多的话，只会喊“好崽”。两个字，那热力却胜过太阳。

    那段日子，外祖母的亲唤成了我恋爱胜利的动力源泉。

    我就这么跌跌撞撞地在外祖母的呵护下成人了。终于，我的生命强大起来，不再有需要外祖母慰藉的时候。由于文化的差异，成人后的我不自觉地把寻求慰藉转向了其他生命。我总是借着别的生命来依恋这个世界。父母，男人，孩子，朋友。没有外祖母。

    我在精神上把外祖母开除了。一个生命强大起来，另一个生命衰零下去。这就是代谢。外祖母在我的世界里渐行渐远，只留下一个寂然的背影让我偶尔回望……

    现在，当我反过来想给外祖母慰藉却无法给予时（死神的力量是那样蛮横无敌，以至于生命相互间束手无策只能茫然相对），却悲哀地发现，其实我后来得到过的任何慰藉，都不曾有外祖母给予过的那样温暖强大，刻骨铭心。这个世界，有些体验原是无法重复的。

    看着在屋门前木然枯坐，打发一天又一天残余光景的外祖母，宿命般的，一种薄凉渐渐弥漫周身：从前那像冰雪中的火炉般的慰藉，今生今世，我是无法再拥有了。而且，我的生命注定也会有一段慰藉不再，寂然走过的日子。

    我们谁也逃不过那段日子。

    好在，我有幸得到过。

    九

    终于有一天，秋天，一个太阳缱绻的日子，外祖母承认自己曾经是怕死的了。

    没人注意到，外祖母是何时起不再唠叨了，她总是沉沉默默地，容身在一种谁也猜不透的安静里。这是一种独立遗世的状态，屈服于躯体衰败的外祖母无可奈何地退出了俗常的生活。猪草剁不动了，衣服洗不动了，扫帚拿不稳了，屋门也出不去了。她的时光因为空无内容而显得漫长空虚，她颠颠倒倒总是搞不清早饭和晚饭的时间。她存在着，但她的存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周围其他生命的空间里已经没有她的位置，谁也不再有需要她的时候，就连她的女儿，也麻木地说，她是过得一天是一天了。每一个后代来到跟前，她照样喃喃地喊得出名字，她从不会像有些老人一样会搞错他们。但喊完名字后她期许中的天伦之乐没有出现，他们望着她，怜悯地喊一声“外婆”就离开了，他们都有自己的世界。只把一个老人抛在时光的角落里，任由死神在她耳边呢喃不断。

    外祖母就在这安静中获得了大智慧。她的躯壳是安静的，但她的心神却总是在忙于考虑死神的提问，不曾安静。

    她找到了答案。

    有一天，外祖母把我母亲喊到身边，喃喃地说，早几年里我的确对那个事是有怕的，但而今我不怕了，而今我想通了，这就好比是来做了一回客，迟早是要回去的，这样动不得了，还不如早回去好了。省得给你们添麻烦。

    面对躯体的困扰，外祖母不想再折腾了，她平和下来，无奈地道出这样的话。我听来如释重负，我不怕外祖母的放弃，我最怕的是外祖母的不甘心，心甘不了就是苦的，我不忍她末了揣着苦涩离世。

    谁都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谁都担心这一天真的会到来。去年冬天奇冷，我的亲人担心她熬不过去，她挺过来了。今年夏天奇热，我的亲人又担心她熬不过去，她又挺过来了。但秋天来到的时候，外祖母突然说她想通了。

    外祖母的心平气和让我想要流泪。无力守住亲人生命的哀伤在心头萦绕不散。为什么，我们深爱着的人，同时也就是离去的人？想回老家拥住外祖母大哭一场，却又生怕吓着老人。做梦最怕梦见她，因为有说法，梦都是反着来做的。

    外祖母已经连起床都很困难了。每天早上要在床上挣几个回合才能攒劲起来，身上没了血肉，没有热量，怕冷，穿了很多衣服，偏襟盘扣根本扣不上，手上没力气，够不过去。舅舅承担了给她睡前醒后脱衣穿衣的义务。村里人都说，这个老人最后就是老死去的，她太老了。

    母亲跑去说，你起不得床早上就多睡一会。外祖母不答应，嘟嘟囔囔还嘴说，不行，我一定要每天下力坚持起来，不然的话，也许就瘫在铺上起不得了。那多麻烦，害你们呢。

    澡还是要洗的，这个活儿由我母亲承担。把她抱到澡盆子里，然后回避，因为当娘的怕羞，死活不让女儿看到油尽灯枯的躯体。不，是躯壳。

    也许，这是一个老女人能够守住的最后一点尊严了。

    外祖母为这点尊严付出了代价。她滑了一跤，额上跌出一个大包，腰部也挫伤了。

    这样，她可怜巴巴地躺在床上几十天都动弹不得，她喃喃细语问旁人：咋个搞的，还真是不经摔了。

    十

    罗丹有具泥塑《丑之美》，取材于诗人维庸的《美丽的老宫女》，把衰老表现得哀艳、惨痛而残酷。罗丹说，“在自然中公认为丑的事物在艺术中可以成为至美”，这一点，当我用写作者的眼睛看世界时，我认同。把视野收小来，当我用外孙女的眼睛看外祖母时，我无法认同。

    活生生地面对一个亲人的老丑零落，有什么美感可言呢？毫不客气地说，我最怕看到外祖母傻木木地坐在屋门口的样子了，那副样子总容易让我生出声讨人生意义的莫名哀伤，看多了，就连哀伤也没了，空惆怅……

    我必须分身出来，以一个写作者的姿态追问外祖母的人生意义。苦于外祖母的不善言谈，我的追问也是寂然无声的。我总是坐在她对面，一言不发。她总是坐在我对面，也一言不发。一个风华正当的女子，与一个寂然衰零的女子，就那么坐着，没有一句对话。像一株花树上次第排列的两朵花儿，一朵开着，一朵谢了。这开着的看到那落红的凄艳，悲切地想，有什么意义呢？她把谢幕的时间拉得太长了，长到人生舞台上的春欢秋悲，竟已在时间的卷帘后模糊一片……

    十一

    不知出于怎样的机缘，外祖母其实系统地跟我提说过自己的悲欢。那可能是她对后人绝无仅有的一次长谈。也许冥冥中她是知道我迟早有一天会为她写些什么吧？

    我依稀记得当年倚在竹床边聊天的情景。那是一个夏天的午后，乡下的房子窗户又高又小，房间里阴凉薄暗，太阳兀自在屋外走动。酷热吞没了一切声息。我因为恋爱不顺又一次去撒娇于她。没有任何预兆地，素来少言少语的她拉开了话闸。我不明白她出于什么动机要说那么多话，但显然那番长谈打动了我。当时我设想过为她写一些字。只是没想到这些字来得这么晚，它们在路上慢慢腾腾走了十五年，但总算是来了。

    我找到了。1988年8月8日，晴，周一。我有一篇六百来字的日记是为外祖母写的。从她三岁做童养媳记起，笼统地记了她的一生。

    在外祖母不可靠的记忆中，她三岁左右被人从上海一带卖到江西腹地一大户人家当丫鬟。后来她出嫁了，碰到了一个恶婆婆。接下来闹分家，除了一对水桶什么也没有得到。那对水桶，桶箍是松的，有多少水漏多少水，家里徒有四壁，她整天对着这对水桶哭得泪水涟涟。她一生连产带流怀过十五个孩子，但千辛万苦救活下来的只有三个。她老公忠厚老实，却在中年头上撒手西去。她的三个孩子都是高中毕业，在乡下十分难得，读书的钱是她起早贪黑流血流汗种菜卖油果换来的。她万不得已再嫁了，结了十多年的老伴又先她而去，素来胆小怕事的她顶住种种乡俗压力，力主厚葬，只因为“他这十多年为我们家出了多少力哟！”……

    再后来，她就寂寥地坐在屋门前，看太阳出了又落了，看风雨来了又走了。

    有意义吗？这吃苦受累的一生？

    我不敢回答。生命的意义不是三言两语能够涵括的。我只是知道，我，就是外祖母的意义之一。除此，我不能再去追问那些亘古至今经不得问的问题。

    只是，外祖母在时光的边边角角中那落寞的坐姿，似乎坐穿了个体生命的人生底蕴，所谓的意义和价值，就在这个漏洞里点点滴滴，跑冒滴漏着……

    我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说服自己用积极的心态来兜补这个洞，我要意义和价值，我要让它们能够托起我，像外祖母曾经那般和现在这般，顽强地活下去……

    十二

    有一天我也会老。你也会。我们都会。

    这些字，不是写给外祖母看的。只写给不小心碰到的你看。

    别想太多，我们只管活着。

    我们那些远去的先人

    一

    我父亲和母亲的家族世代平民，夫家也如是。

    在祖辈们身上，后人听不到丁点传奇。荣华富贵是肯定不曾有的，战争和饥饿，似乎在家族中也少有阴影。他们生命的荣荣枯枯，自然平常得像风，阳光，和雨水。这样，祖辈们的生活从来不曾引发过我的好奇和探究。在有些时候，我甚至抱憾自己血统的太过平常布衣：没有大富大贵的渊厚，没有起起落落的兴衰，没有刚烈英勇的传奇，甚至，连一段让人兴奋的风流艳史也不曾听闻。没有历史，就是我们家族的全部历史。没有故事，就是我们家族的所有故事。

    我对自己的先人，未曾了解就开始遗忘。年年岁岁的扫墓，在我，不过是一种没有内容的仪式。说起来有些悲凉，自我出嫁以后，谁是我的先人？冬至清明我该为谁扫墓？成为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的产生不在我：按传统，夫家的先人成为我的先人，但是在情感上，我对他们不肯予以认同。甚至，夫家的风俗是不允许女性出现在墓地的——入嫁多年，那些陌生的先人，一次也不曾接受过我的拜祭。而在我的娘家，每年农历七月十五，那些厚鼓鼓的烧给先人的冥钱包上，再也没有，我的名字。

    一个不能归抵先人去处的人，她是否还有“故乡”可言？

    我认定，当我带着女性的体征临世，就注定了，终生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一路走来，我或浓或淡的乡愁，像舒舒卷卷的云朵，在生命的天空飘飘荡荡。

    它们无处安生，无处为寄。

    这漫山遍野，弥漫一生的幽幽伤痛！说不得，道不得。像心房里跳来跳去的蚤，冷不防就在心尖尖咬上一口。

    由此，多少年来，对于远去的先人们，我缺少应有的敬爱，也没有缅怀。我甚至，刻骨铭心地记得一个电影或小说角色，也记不得曾经活过的他们。

    曾经好几次，我对人提起过年幼时家养的一条忠诚的狗，我提起它时情深意切，像追忆一个久违的亲人。我还记得一只毛色杂乱的老猫。在老屋阴暗的灶台上，它咪咪呜呜，跳来跳去。它跳来跳去，打翻了一只宝贵的热水瓶，害我挨了母亲冤枉，一顿好打。还有那只气宇轩昂的大公鸡，雄赳赳的，像个国王，满村的小母鸡都是它的爱妃。它那一身金亮的盔甲。

    你看，我对老屋里的生灵，是这样的爱意绵长。可惜，对我的祖父祖母，我沉默如金，一言不着。无言可着。

    我，我祖父，我祖母，我爱着的那些生灵们，我们共同生活过。离散发生在我不经世事的幼年。稀薄而模糊的记忆，是遗忘的理由么？可我分明记得邻居家那对优雅从容的老头老太，还有他们家那些仪表堂堂的儿女们——他们曾经是有钱人，老头当过国民党的大官。他们在乡村特别令人注目。花谢了，香已随风飘散，但骨骸还在。还有另外一个寡妇，她那隐忍的高贵。她家房间那异乎寻常的整洁和淡淡的香味。她黑色瓷瑁筒里，那束洁白肥软的芦苇花。她如风如柳的身摆上，那日日如新的清洁布衫。

    我遥遥地记得这么些乡间异人，他们提示着另一种活法的存在：打破环境的阴暗，涂亮人生的灰暗，诗意而高贵地栖居。这个入世的最初印象，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

    那么，莫非，是祖父祖母无可显摆，潦潦草草的草根命运，让我不愿记忆？让我惜言如金？一念既起，我悄然心惊。

    我怎么可以这样？

    二

    让浮华闪开，溯沿命定的血脉，静下来，让我静下来。让祖父祖母回到我的身边。让我穿越茫茫人世，去找寻他们活过的痕迹。他们是我的来处，我是开过他们老树根下的，一朵蒲公英。两棵老树，一朵小花，彼此无缘相守。一朵命定随风开往他乡的蒲公英，比不得一棵传宗接代的小树——花儿低低地生，进入不了树的视野。

    祖父祖母曾经有过一两张照片。照片上，祖母的形象模糊，头发上窄下宽齐肩，总是零乱不齐，如我的记忆。祖父圆头，厚嘴唇，一个老实样子。后来家事辗转，祖母的照片不见了。孙子孙女们都无福一睹她的尊容了。我例外，兄弟姐妹中的老大，淡淡地记得她的容貌。

    我很小时，我的文盲祖母总是对我唱儿歌：虫虫虫虫飞，飞到花园里，花园里有双新鞋子，把给我妹妹穿下子。同样的歌谣，在我的小村子里传唱着。祖母一定不止唱过这一首，小村里唱响的歌谣也一定更多，然而，我只记得它——“来，跟婆婆来唱虫虫飞”。我的祖母，总是这样说。她挂着鼻涕，黑瘦的老手，捉着同样不干净的一双小手，食指对食指，张张合合：“来——虫虫飞。”冬夜又黑又长，昏黄的煤油灯旁，一盆旺旺的炭火，火里煨着红薯，或者芋头。贫寒的暖香。村庄静寂，偶尔有人闯入，狗儿忠诚地吠。也有猫头鹰，在后山的老树上，不讨人喜地啼。这时，祖母就停了捉我的手，发一会呆，叹一口气：“又有人要过世了呀。”一家四口，我，我妹妹，我祖父，我祖母。祖母叹气时祖父在哪，我一点也想不起来。妹妹呢，她是睡了吧？

    第二天，有消息果然就从村溪头传来：有个老人过世了。

    我的祖母，没有气质，长得像田岸上的野菜，却又少了野菜的横泼生气。一双不曾裹好的脚（或者根本就是天足），行路高高低低。关于她本人，我有着淡漠的不喜和不亲。她离世很早，所有关于祖母的美好记忆，就是她留给我的“虫虫飞”。这是不可思议的一段歌谣，穿越茫茫时空，它一直与我相依相伴，在偶尔想起时让我神不守舍。

    是的，飞，花园，新鞋子，这几个关键词，贯穿了我的一生——多少回梦中，我总是双脚并立，张臂起飞……是怎样的一个妹妹，才能穿上那双新鞋子呢？那会是怎样的一双新鞋子呢？

    童谣风逝，现在我要说的是另一桩有关祖母的记忆。

    祖母躺在床上，一双涂满紫药水的手。刚从省城归乡的父亲挨个把我们抱起。我，我妹妹，我弟弟。紫色的老手握着小手，一双，又一双。老的不舍，小的害怕。第三双，祖母转过脸，艰难地用眼神瞟向枕下。枕下有两块钱，新票子。她早准备好了，给刚出世的长孙子。她要走了，留下两块钱。两块钱，是对传承香火者的奖励！或者她也是想给孙女们的，但她穷，拿不出更多，她有心无力。或者她根本就是不想给。孙子是树，孙女是蒲公英。我记得，那昏暗的房间里，那绿色的两块钱，变成了一把刀，生生地砍在了我幼小的身心上。我不记得，当时我是否泪水双盈？哦，我脆弱的尊严。

    人世的大幕轰然开启，一些潜规则浮出水面。男女有别。祖母走了，她伤到了我，留给我一生一世的痛。一个女子永久的“故乡”，在那个昏暗的时空从此失落。

    很多年后，父亲批评我的记忆有误。父亲言之凿凿：是三份钱，明明你们都有的。我抚着深深的刀疤，沉默。我不批评祖母。没有人能说她有错。她长在这块土地上，不能脱俗。我宁愿，是记忆出了错。那样我会长成另外一个人。

    我祖父在村外的青草坡上哭泣。

    春阳潋滟有声，蚯蚓在青草下窜走不息。黄艳的迎春在祖父身边开放。谁家的菜园，桃花红李花白。南风送来浅浅花香。一个女儿的父亲，在春天的气息里哭泣。

    是姑姑的嫁日。没有唢呐，没有喜宴，出门前她跪在了母亲面前。我的祖母，决然地扭过了脸去，不置一词，没有交代，不肯祝福。祖母从头至尾不喜这门亲事，她不原谅。祖父嗔怨祖母的无情，他老实，寡言，不知所措。他倚在门前，望着爱女远去的背影，泪涌成河，他跑到村东的青草坡上放声哭泣。那个姑姑的好日子，村里人在口口相传：可怜的成立公，他在蒙岗岭上哭泣呢。

    我有情有义的祖父。我老实无能的祖父。我心慈面善的祖父。

    祖父先于祖母两年离世。穷尽搜索，我几乎没有祖父的记忆，我所知道的，仅有的这点祖父的故事，来自于我母亲的多次提起。母亲话里话外是对祖父的同情，还有敬重。“一个男客，硬是被老婆逼得冇得办法。”

    如果说，祖母离世带给我的是伤害，祖父的离世带给我的却是恐惧。

    据母亲的回忆录，祖父的死因更像是乡间久远的迷信传说。祖父盖屋，为了省钱，远去几十里外的石灰窑担石灰。这天下午，祖父累了，他在一棵老树下歇肩。他撒了一泡尿。回来就病了，就此亡故。

    ——祖父尿到了树精，他的“不敬”受到了惩罚。

    祖父停棺堂前，覆棺的，是一张偌大花布，灰绿底子，椭圆的苦楝子图案。这是我今生唯一关于祖父的记忆。与其说是有关祖父，不如说是因为花布：它要是能做成新衣裳给我穿该多好！

    出殡了，村里到处都在找我。我躲了起来。有人告诉我，那时长孙还没出世，作为长孙女，我得提着花公鸡随祖父的棺椁前行，在墓穴里还得沿棺脊按一路鸡头。我吓坏了——我太小，弄不懂死的含义，我心疼的是我的大公鸡。

    祖父祖母先是葬在我家的后山上，父亲回乡后又把他们迁往了另一处。那里有更多家族的先人。那里过去是一片旷野，几十年以后的今天还是。出嫁前的每个大年三十，我都要领着弟妹们去看望他们，给他们送去好吃的。鸡，扣肉，米酒，米饭，专给祖父的墨鱼和一杯好茶。

    那一般都是正午，天地间有鞭炮金石作响。早春的野地里，肥肥的荠菜开出了碎碎的白花。我们五个孩子，走在那条探望先人的路上，嘻嘻哈哈，把那沉沉的祭品轮换着提，走着走着就大了。

    而唯一对祖父母有零星记忆的大姐我，对弟妹们同样，惜言如金。

    三

    我未曾谋面的外祖父，他离世于我出生前两年，我到现在不知他的名字。外祖母家的厅堂里，他的遗像太过年轻，似有若无的笑，忠良而且英俊，以至于我很难把他当作长辈来想象。于我看来，他和那些贴在屋里的其他东西，比如各式年画，明星照，区别不是太大。这个来世上待了四十多年的男人，在我而言，竟是从不曾活过似的。倒是他的遗孀，我的外祖母，在我的生命历程里，给我带来了世间最刻骨铭心的亲情体验。

    外祖父的村庄叫“庙背”，庙却不知何处。庙背很小，十几户同姓人家，三五栋老屋。一座庙的背能有多大呢？

    我的亲人，外祖母，母亲，姨娘，舅舅，对外祖父一直是寡言的。就如同我对祖父祖母的不言。这可能也跟外祖父短暂的一生，没有可圈可点的故事有关吧？

    不是所有的生命都会写下故事。难道所有故去的人，都要凭借故事才能活下来么？有些故人，是活在后人心里；另有些，则活在后人的嘴里。

    庙背小，却并不是这块土地上的世外桃源。天灾人祸自然也是躲不过去的。比如战争。日本兵败退那年，顺便在村里就抓了一些男丁当挑夫，我外祖父也是其中一个。外祖父不想客死异乡的战火里。他装肚子疼，躲在一丘野塘的水草里，直到月黑风高才奔逃到家。刚进家门，惊惶的外祖母，忙碌着她娇小的身躯，把她湿漉漉的男人，藏在了楼上的稻草堆里。他们的嫂子却不让，要把叔子往外赶，说怕受牵累。几个追兵赶来。危急关头，一个戏剧情节出现了：外祖父的嫂子，一个蠢笨而胆小怕事的乡村女人，她居然把嘴向楼上呶呶，失态地对追兵喊：不是我屋里男人！不是我屋里男人！

    外祖母后来告诉母亲说，我当时心里毒怨得很，想嫂子啊，我平常做人又不曾和你过不去，干吗这样把我男人往死里推？

    外祖母说，当时她杀了嫂子的心都有。

    后来？后来一切化险为夷，惊恐交织的外祖父，在稻草堆里死睡了一整天。醒来后日子复归平静，他们恩恩爱爱生儿育女甘苦与共。厚道的夫妇俩原谅了那个自私而吓破胆的嫂子，大家和睦相处到各自谢世而去。

    这是我母亲家族里，上演在近代的一出电影。穿越六十多年的时空，几个当事人真真切切的血肉悲欢，已经随着他们的陆续离世，淡化成烟云散去，只留下一帧帧发黄的画面，牵引我回到他们各自的内心：借助这出电影，在我的世界里，外祖父第一次活转了过来，在2007年。

    2007年10月，在母亲的回忆录里，这出尘封的老电影，吸引了我的注意。劈面生死间，主人公们各自的挣扎豁然石出。哦，几个乡村小人物，相互人性间的拷量和较量，打破了我对先人们生命质地的忽略，满足了我对家族传奇的设想，尽管这远算不上传奇。直面凡人在绝境里的遭遇和冲突，会让我和生与死，灵与肉，崇高与渺小赤裸相见。

    和外祖父一样，“电影”里的那个“嫂子”，照伦理我也该喊“外婆”，我从来未曾见，连一张旧相片也不得见。她是个怎样的女人，平常日子里为人大概七姑八婆不会太忠厚吧？一只鸡蛋一把米都是她与人争执的对象吧？隔着时间的帘子，照见先人们的爱恨情仇，让我对她又陌生又熟悉，淡淡的埋怨过后，席卷而来的，是薄薄的同情：对于乡间一个卑微的女人，我无法从道义上去指责她的自私和不义。她居住过的老屋，小时候我是欢笑嬉闹着出入无数回的。

    而我善良的外祖父母，居然没有让此事成为家族间争斗的导火索。他们的隐忍，宽厚，大度和宽容，早已随着他们的血脉，传给了母亲，姨娘，舅舅，传给了我及我娘系血脉里所有的兄弟姐妹们。

    人们的苦难从来不会白白经历。

    四

    我嫁入夫家时，是一个透明的秋日。那个好日子，在一个以古窑和文天祥闻名于世的村庄里，我和丈夫坐在高高的古窑包上。他指着不远处几丘家坟，他说，我的先人都埋在这里，风水好着呐，以后你也要埋进这里的。

    我问是吗？那一刻我对着坟包看了看，阳光正明媚地照亮了坟头，神秘又深邃地拉长了岁月，是一段我一点也不相识的岁月！我再环顾村落，也很陌生。树很绿，不是我的；水很清，也不是我的；时间走得从容，却还不是我的；人很多，我一个也不认识。有古塔。塔离我们不远。我却离塔很远。塔在岁月的那一头，我在岁月的这一头。岁月？那是用一程程风雨，一阵阵阳光，种种酸甜苦辣，段段悲欢离合，砌成的一个生命过道。一个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过道。在过道的某一个点上，我要停下来？要和更早一些在这里停下的人事相逢？这个点就是我的终点？这个绿草坡？

    这怎么可能呢？多可怕的事。

    有朋友的母亲是北方人，她一身的关节受不了南方的湿冷和湿热，活着时总是叫嚷死后一定要魂归北方，“否则骨头都会发霉”。结果，结果她还是安身在南方的墓园里，和她世居南方的丈夫相依相伴。男人的故乡是实的，女人的故乡是虚的。

    我丈夫的祖父死于一次感冒。我不曾见过他。他死前一周健康得很，却莫名地到村里村外到处看了看，交代了一些事情。他是看好了路才走的？据说他高大威严是个很有男人气的人，先后有过两房妻。我介入这个家族时，见到的，只是他的后妻。她大气而智慧，敢说又敢恨，在村里威望很高，完全不是这个家族的脾性。

    这样的一个祖母，却有无尽孤独。

    先是丈夫走了，后来是一手掌大的六个孙儿孙女陆续成人，全在城里安了家。再后来，唯一的儿子儿媳也被子女们接进了城。

    祖母迈着一双小脚，提溜着比自己高的扫帚，成天在屋前屋后打转转。屋前的柿树结果了，屋后的老樟发新芽了，屋里的老狗又生崽了。祖母越来越沉默了。偶尔我们回家，她喃喃道，“我想回娘家去歇几天。”

    娘家其实没什么人了。后生晚辈和她不亲。把老人送过去，第二天她被送回来了。这次经历，成了她人前人后炫耀的资本：我老弟的孙子，给我下了一炉碗肉丝面，还有两个砣砣蛋。她沉醉于自己的满意中，忽略了听者不屑的笑容。

    像祥林嫂。

    回到家，帮她到楼上放柴火。她急急地扶着楼梯跟了上来，如火如风，把人吓一跳。她奔到一块亮处，护出双手，“这些，都是吉州窑的东西，是我的嫁妆，我爹娘花钱置来的。你们小心些，不要打破了。”后人大喜，以为有文物。看看，都是些家常的瓷陶。高高低低的坛罐，有的还豁边缺角。遂打趣她：“这些不值钱的破烂，扔了省事。”她急得猴叫：“哎呀，你们这些没良心的，这是我娘家的嫁妆呀，只有这些了，只有这些了。”再打趣她：“等你不在了，还不是扔了它们。”她急得老泪盈眶，“看哪个敢？”袖手就把坛罐上的尘灰抹了干净。

    这个细节，在夫家的老屋里像排戏，上演过多次。

    一个罐子，装得下一个老女人的沉沉“乡愁”么？我疼。

    丈夫的祖母走在一个将尽未尽的夏天。一个九十高寿亡者的葬礼，没有哭泣和悲伤。

    此后经年，一个老妪“我要回娘家”的呢喃和她对“嫁妆”的护佑，不断地牵惹起我对她的思念和追缅，她成了我很多文章里的原型。可惜，她在世时，我不曾相告对她的懂。无法言诉——我跨不过近六十年的生命距离，我和她用的是两套语言体系。

    那些搁在老屋楼上的坛坛罐罐，从此下落不明。祖母娘家的后人，我亦从来不识。

    五

    岁月如河，生命就是如此来来往往。“先人”曾经是后人，后人将来也会成为“先人”。所谓“先人”，就是身不由己地先我们走入了另一条河的人。他们不再回来。如果遗忘成为必然，那么，这偶尔的隔河打量，这不准确的记忆和回望，是否能聚焦成一束亮光，穿透世事的迷雾，抵达我们的血脉，暖暖我们在尘世间渐冷的身心？

    人们啊，莫可忘了来处。

    哲学课

    预习

    父亲和母亲的老去很突然，发生在十三年前的夏天。

    那个夏天小弟出车祸了，从县医院转到市医院时已经奄奄一息，他双瞳放大，小便失禁，人事不省。

    检查治疗还没开始，迎接我们的先是一纸病危通知书。父亲那年57。父亲强作镇定，他拿笔的手没有颤抖，但我看见他短而又短的花白胡子，在轻轻地颤动。

    咯噔。我的心疼了一下。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洞见父亲的软弱。这个细节直到今天记起来，我依然感到突然和讶异。一个父亲对于女儿的意义，只有女儿自己知道。父亲对我的严厉无人不知，而我对父亲的敬畏和崇拜却无人知晓。我一直以为父亲这个男人，是一座山，一锭钢，一块岩石。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为。是英雄，也是导师；是国王，也是暴君。父亲于我，是世界的缔造者也是统治者，是生活的创建者也是破坏者。父亲开心时，满世界好水流好花开，原野上雏菊朵朵在风中摇曳，大地上溪流潺潺鱼儿嬉戏。父亲发怒时，世界天昏地暗，摇摇欲坠，随便一声轻叹就能把它粉碎。

    你看，就是这样一个男人，却被一张轻薄的纸片，消解了与生俱来的力气。面对起意要夺走爱子的死神，父亲来不及悲伤，他只是感到万分无助，他眼神木然，全身僵硬，每走一步路腿不是打软，而是不能打弯。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世上还有能把父亲打垮的东西，它叫生离死别。

    母亲不一样，她只是哭，泪水流不止，虚弱娇怯哀怨，一句话也没有。母亲一素不经事，却偏当着了这惊天动地。

    夜深了，我带父母回家，他们成了两具木头人。我一路牵了他们的手，左手爸爸，右手妈妈。我牵着他们，心意缄默，像在送别他们的昨天，也迎来自己的明天。我们仨，一路无言无语，任由万家灯火，远近高低地在夜色中明明灭灭。

    万籁俱寂。北面小房间遥遥传来马路上的声响，动静忽大忽小地在人的心尖尖上辗过。

    母亲侧躺于床，泪水已枯。她干涩的眼睛怎么也闭不拢。我陪坐一边，第一回感觉到妈妈对我之需。她一动不动盯我问，崽呀，我们可怎么办呀？一遍又一遍。我爱怜地摩挲着，她的脸，她的手，一遍又一遍。别怕，有我呢，我们会找最好的医生。

    我，一个29岁的女儿，不期然地成为他们的依靠。没有任何迹象地，一夜之间，我家的舞台上，父母由主角退为配角，连谢幕仪式都来不及举行。而我虽已出嫁多年，心神却始终承继着闺阁之习——唯唯诺诺于父母。这天开始，我却突然发现，我的精神彻底独立了，小弟的意外却成为一个姐姐真正的成人之仪。

    从那天开始，无论我做错什么，当着面，父母再也没有半句对我的责备和批评。“长大”发生得如此突兀，我像一个悠游于山水间的过客，毫无防备地就被黑心导游带入一片没有过渡的异乡风景，以至于多年以后想起来都有些分不清虚实。如果可以，我是否可以永远当个逃课的小学生，永远嬉戏于校园外的百草园不要毕业？

    小弟脑部手术后二十多天神志不清，病友们建议要去大山里找“半仙”。“半仙”说，是他酒后撒野尿尿到了土地公公，结果惹来此段祸事。又是撒野尿！多年以前，我们的爷爷出门买石灰，也是树下一泡尿，回家后莫名得病，不治而亡。村里人说他是尿到了树神。难道，同样的梦魇要在爷孙两代人身上纠缠么？

    这些，我都不对父母说，不能给他们加上最后一根稻草。“半仙”给了一小撮茶叶，用粗糙的红纸包了，我捧出茶叶像捧着救星，且就相信一回科学之外有圣手吧。茶叶只够泡三次，一天一次，不泡时放病人枕下压着。父亲不置可否，强大的人原本不信这些。记得他说起平生三次亲自“遇鬼”的故事都是爱信不信。他阳气俱足。不反对，是为着尊重我长途跋涉的一片虚妄又厚重的心意。

    三天后，小弟清醒了安静了。又二十天后，小弟出院了。出院当天，我们一家喜气洋洋地前往市内一家公园照相。小弟的平衡感没有恢复，他高一脚低一脚走在我们身边。多年后我再看，照片上父母真的很年轻，谁能相信他们已经由此步入了老途？

    死神输了。我们宁愿相信，是强大的求生欲让身高体壮的小弟赢了。四十天的时间里，小弟的病房里走了两个人，一个是男孩，三岁；一个是女孩，十八岁。他们都是摔死的，一个死于滑滑梯，另一个死于建筑工地。人间有多少家庭，就会有多少出和死神赛跑的比赛。不同的，只有赛时和赛程的不一。人们也许能赢，也许会输。赢是相对的短暂的，但输也不是绝对的彻底的——是家族间血脉的生生不息，保证了人们的赢。小弟后来结了婚，生了子，家族的血脉，经由他在传递。

    从我记事起，这是生老病死的大戏在我家的首演，或者说是预演。我的爷爷，早早地就领着奶奶，和一大群族人，安睡在一片偌大的旷野上。我一直认为那是一个不错的地方，清静，自然，隐逸，没有打扰，陪伴他们的，只有明月清风，阳光雨露。当扫墓日久，它的意义已经固化成为一种生命的仪式。在墓地和家里往返的我们，有叙旧，有言情，有打闹，有嬉戏，也有墓前短暂的把持和庄重，唯独没有情感上的痛苦和伤悲。远了的死亡，意义只在于增强家庭的凝聚力，而非其他。有一回，我五岁的侄子居然对奶奶说，将来有一天，你和爷爷也会睡在这里吧，到时我也会来给你下跪打鞭炮的。说完赶紧伸出小手，摸了摸奶奶的衣服，安抚着又补一句，我是说假如哦。

    年纪小，也是懂了忌讳的。

    想我那素来娇羞怯弱的母亲，听来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H和M，是我心魂契合，无话不谈的知己。H二十年前突然没了弟弟，M一年前突然没了父亲。好几次，我试着要和他们谈谈亲情失散后的心境，终于是无功而返。倒不是他们不配合，而是这个话题一提起，他们的伶牙俐齿就会变得支支吾吾语焉不详，像是一口奔突得正欢的泉水突然被堵了泉眼，无奈间只能有一下没一下地，冒些大小不一的泡。我记得，二十年里H只说过一句，是很难过，最初几年里有时半夜醒来会想，呀，怎么我就没了弟弟呀。而M，在相见欢的打趣之后，听到提问突然话势低落，答，我也不知怎么过来的。嗯，这个话题太沉重了，我五点还要开会呢，下次再聊好么。

    生老病死，悲欢离合，这不会是一个讨喜的话题，它在最懂的人们之间也不能展开。有关生死的所有细腻的情感起伏和悲喜担当，注定了人们只能独自品尝，所有的生命，注定了只能孤寂地生和死。我甚至搞不清楚，人们在这个话题上的失语，是因为无力，还是因为无心？这有什么不同么？不堪顾望，不敢面对，回避就成了理所当然。

    但是，我是多么想要和人在这个话题上有所深入啊。

    如果说，十三年前弟弟的意外打垮的只是父母，那么年龄越长，生老病死越来越赤裸裸地和你面对面，它就像一个严厉的老师，在黑板前板着脸等着学生们的举手发言。而我看到的，却是一片沉寂，大家都在交白卷。同龄人已经开始传出离世的消息了，追悼会也开始轮到自己去参加了。同办公室的Y，三年时间我亲眼看到他从胃不适，到绝症，到手术，到离世。他年轻的太太来整理办公桌，留下了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几条肥皂，几支笔。余下的，是一些碎纸片，“哗”地一下，从七楼的垃圾通道倾声而下。Y在世间活过的痕迹，从此不再有。我和Y，很好的同事关系，却从来对他的疾病不着一言。他没生病前我们有说有笑，他得大病了，我再见到他，就不知说什么话才好，安慰也不是，说笑也不宜，全是尴尬。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孤单走向末路。以至于他走的前一夜，我突然梦到他从病床上跳下来，轻松微笑说，看，我全好了。

    在最后的时光里，他到底有着怎样的怯弱，畏惧，抑或是坦然，勇敢？

    同样的，不能施展的情感外援之惑，还发生在外祖母的暮年。可以说，我们是眼睁睁看着至亲之人的老去，直至死亡。外祖母咽气后，等着入殓时的躯体，比一条老死的狗大不了多少。外祖母要谢世时倒是说了，她含着泪说不舍得这一屋子的人。每回她这样说，后代中的一群博士生，硕士生，大学生，作家，老师，竟无人应答。

    谁又舍得她呢？光阴无情，离别总是要发生。我们都是时间的奴隶，所有生命的离世，无论寿短寿长都是嫌太早太早。

    我对M掏心，从前我的迷惘围绕着生，现在我的茫然却来自于死——如果亲人或自己的生命面临威胁，那美食，华服，花花绿绿的钞票，要死要活的爱恨情仇，所有的俗世生活的意义何在？它们正一点点在塌陷。

    M语塞。“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是M的人生哲学。但M在父亲病危的关头，毅然选择了辞职。和我不同，M是一个行动胜于思索的人。无奈的是，无论是行动，还是思索，我们仍然需要臣服于生命的铁律，生老病死，谁也逃不了的课。多数时候我们是个旁听生。

    但仅仅旁听，那伤筋动骨的疼与痛，就已经足够打消我们在人世的狂妄与自大，让我们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与卑微。

    M一声叹息：在这件事情上，所有的人都是没有做好准备。

    上课

    公交车上很挤，一个带着双拐的老汉，友善地示意我到他身边坐下，那有一个刚空出来的位子。我争不过别人，一路依然站着。老汉对我满是同情，他是看出了我的虚弱不堪。到站了，他颤巍巍站起来，我不假思索地伸过手，搀扶他下了车。整个过程不着一言。在异乡的人群里，我得到的仁爱竟施自于一个比我更需要帮助的老汉。

    一个小时前，医生对我贺喜。确诊结果让我有些意外，何喜之有？我正犹疑着要不要接受他的心意，他进一步说白来，你真该高兴啊，要知道，来做这种检查的人有相当比例的绝症。

    绝症？！

    这两字吓了我一跳，甚至有些怨怼。我这么年轻，从来没往这里想过，即便每回住院病房里都有病友查出不治，我还是没有动摇过对自己健康的信心。我对生命有太多的贪恋，一段契心的闲聊，一部好看的电影，一本好看的书，一程开心的旅行，一袭漂亮的衣服，一夜无梦的安眠，一回成功的股票操作，一阵荡气回肠的写作，一碟合口的小菜，一场好听的雨，一寸金色的阳光，甚至，一次痛心的生气，一段断肠的忧伤，一股莫名的愤怒……这所有的体验，没有生命的依托，它们将附丽何往？冬日出好晴，我会突然放下工作到处约人出去晒太阳；久旱逢甘雨，我会欢喜轻流，写上一段短信供人分享。我活得正如此山清水秀兴致勃勃，怎么可能提到“绝症”？想都不要想。

    但是，谁不是活得兴致勃勃呢？38床那个健壮的山里女子，不过三十出头，儿女成双，老公俊朗能干，家里开着厂子吃穿不愁，等结果的几天里，她依然洒脱，她天天到城市广场上跟人跳舞。她眉眼大方，精力充沛，举手投足都咕嘟着生命的热气，像一朵盛极时的花。但是，她真的没有逃过去，结果出来的那天下午，她花容顿失，把病友们的心都哭凉了。唉，所谓开到荼蘼花事了。

    以她为镜，我就好比是一个劫后余生者，难道不应该虔诚合十，对苍天伏首长拜么？

    病情没有大碍，但稍有复杂，需要把工作和生活作个适度停顿，拿出很长一段时间来调理身体。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当我面对它时发现事前准备远远不够，长时间架设在风花雪月之上的生活一下变了样，精神极度矫情的我，头一回知道身体上的矫情同样难以伺候。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身体变成了高高在上的君王，我就像奴婢一样，要想着法子哄它开心高兴，否则它对我施以的惩罚不敢设想。前景不明的“预后”让人如履薄冰。

    一天又一天，我对它朝思暮想，日常生活开始围着它转。按时吃药，定期体检，活动多了怕累，不活动又不行。早睡早起替代了晚睡晚起，吃东西开始有了禁忌。全部精神生活几乎停止，因为心里心外牵挂的只有“君王”。阅读的习惯还有保留，床头书变成了《养生大道》《中医入门》《教你怎样不生病》《求医不如求己》。我成了一只倦飞的鸟，被关在疾病的囚笼里，埋首于自检自省的阴影中：做过不敬天地的事么？有过亏人亏己的言行么？时间不长，一种平生没有体验过的情感产生了：它是自卑加屈辱。

    是的，疾病让我尊严灭失，自卑顿生，它挫败了我素日的自信和从容，让我深知与健康者的不平等。记得一个笑话，一个哲学家不满自己的身体，他屈辱得大叫，“它竟然每天晚上让我为它洗脚。”哲学家说这话时一定身体健康，为它洗脚算什么？分分秒秒成为它的奴婢才让人不可忍受。

    我开始自闭，主动切断与外界的联系，不回短信，不接电话，尽量少出门。H问我怎么样，我答八个字，行尸走肉，了无生趣。

    母亲很是担心，我对她问询的敷衍让她寝食不安。她开始想入非非，认为我是隐瞒了大问题。她的惶恐更是令我不耐烦：不会有生命危险，放心好了，不用来看我。

    急火攻心，母亲终于生病了。夏天的一次出远门彻底打败了她。六十三岁的母亲，平生头一回住进了医院。

    我惊慌失措，心疼牵挂间夹有抱怨，她怎么可以这样，她这样一病叫我如何承担得起？

    消息不断传来，第一次检查没大事。第二次检查，疑有事。第三次检查，大弟来电话了，妈妈的情况不妙，要转到市医院。背地里，大弟说，妈妈可能时日无多了。

    见到母亲，她消瘦苍白，眼神里尽藏恐惧，话音细若游丝。乍看一眼，我竟心生不喜：母亲应该表现得更坦然些，更坚强些才对，要像我，一个人敢壮着胆子在北京的各家医院奔波游走才对。因为，她是母亲啊！

    对不起，亲爱的母亲，我们爱莫能助，你要勇敢些才能跨过去这个坎。

    不知说些什么才能安慰她。大弟媳说，妈妈你别这样，你一这样把害怕写在脸上，我们都不知怎么劝你了。母亲失态地叫，那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

    仅仅是一段必要的休养生息，我就已经变得恹然厌世。但我却在要求另外一个女人，要像刘胡兰一样视死如归。

    我们在市医院一无所获，它竟然连个诊断书都不肯出具。大弟坚持认为危险迫在眉睫。一团慌乱。母亲去了广州。在广州，母亲紧张得血压超高让检查半途而废。

    我们心乱如蚁，阵脚全无。小妹在现场祷告上帝，我在家里求告观音。我们私下议论妈妈太娇气，不懂得端拿为母之仪。

    其实我们真正想说的不是这些。

    我们想说，一旦有事，失去妈妈我们可怎么办？

    我们想说，失去妈妈的心理准备我们还没做好。

    我们想说，妈妈不能一走了之留下我们在世上漂泊。

    我们还想说，其实我们比妈妈本人更害怕。

    我们更想说，绝对不可能有事的，妈妈一生谨小慎微，又没一星半点亏心事。

    上帝啊，原谅我们对母亲的不敬吧，我们该说的没说出来，不该说的全说了。

    母亲心思缜密，母亲嗅出了潜在的危险。母亲胆子小，母亲不知怎样去面对这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突如其来的事故。我们呢，难道我们不是么？细究其来，我不喜母亲的失神慌乱，难道不是因为讨厌自己的失神慌乱么？我抱怨母亲没有应有的仪态风范，难道不是因为自己正抱怨自己素日风仪难再么？

    该说说父亲这回的表现了。七十岁的父亲这回比十三年前坚强。他坚持要亲自陪送，态度强硬，斩钉截铁，“无论如何，我是要去的，谁也别拦我，你妈胆小，她需要我。”我小心说服，“你没有你想象的坚强知道么，那一年弟弟出事，你的胡子都吓得在抖。”这是我第一次说出这个秘密。说出它后我有些不好意思，好像是把偶像说成了稻草人。

    十天后，母亲回了家。折腾了二十几天，母亲不再自己和自己打架，多少安静了下来。人总是这样，初迎风浪难免有天崩地裂式的惊惶，最后还是会被逼安之若素。人知道战不过天斗不过地，人也打不赢自己。农历七月二十八，母亲过完了六十三岁生日。七月二十九，母亲正躺在床上默神打遗书腹稿，广州来电话了……

    结果？结果是一家人喜极而泣。母亲的事，从头到尾就是一场虚惊！死神，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戏耍了我们全家一把。要命，这样的玩笑闹大了！

    母亲轻松愉快，柔语相劝：好崽，听话啊，你要好好养身体哈，你可还年轻呐。

    话短，意沉。是共同经历了风雨后的相惜相怜。更像是一个重获自由者对狱中难友的祝福和叮咛：好好改造，你也会有出牢的那一天。

    平安是福。所有人的生活恢复正常。我悄悄捂紧属于自己的生命底牌，还是不外道内心的苦闷，担忧，讲详细的病情病痛。如果我们曾经对别人类似的困境伸不出手，那么也别奢望可以得到感同身受的情感外援。

    课后

    苦夏已尽。风平波定。秋天在来。

    故事远没有结束。有一天，我无所事事走在路上，突然想起母亲的事，竟悲从心起，肝肠寸断，恸伤不止……我在悲号中泪醒，抹得两手尽湿。早上5：45，我听到了公鸡打鸣。6：30，一只老鸭在强一声弱一声地叫，四周是啾啾的鸟鸣。微寒轻流。天亮了。

    阳台小花园里，很久没开花的米兰又散出甜香了，文竹枯了又活了，吊兰萎了又盛了，桃树叶子落尽了，十年前的一株盆景，现在长得像山上的野树，有人高了。夜来香有些委屈，只一朵两朵地开，三角梅叶子新出不少，而紫罗兰，被挤到了最外沿，小心地往虚空里悬着身子，让我要在楼下费劲仰视才能看见它。

    我收拾好自己，去买回一套看了两遍的秋裙。邓皓品牌，很高的价，费资一月薪水。穿上它，我不再是“奴婢”，而是一个“王妃”。

    破费奢侈，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心情，我开始试着打破受制于“身体”的人生窘境。

    有友名妍，二十好年华被当头一棒，划归绝症患者。此后三年一路波折，先是哀哭，怨上天不公；后是心一横，死了拉倒。再后是发现误诊误治，悲喜交集，三年地狱般的光阴！妍现在三十好几了，治癌让她丢失了苗条楚楚，肥胖的她见人总是笑意盈盈，她所有的文字都如春天的柳色，秋天的湖光，一片花好月圆。那曾经的翻江倒海，天塌地陷一字不着。

    她用力着墨的，倒是有好几条与青春和美丽相关的旗袍。旗袍于她，从此只能是，挂在衣橱当文物，一袭相思难提起。她选择了手磨咖啡作替代品，在安宁的夜，静静地烧上一壶，任由沧海桑田在咖啡的浓香里化作烟雾。

    我比妍幸运。四个月内我有过短暂的消瘦，如今身材依然如昨。任何一条旧日之裙，都不必就此承担怀旧任务。

    四个月过去，我从丢魂落魄，从纯粹的对身体的痛苦臣服，变得比从前更加相信灵魂的高贵和力量。无论如何，灵魂必须凌驾于身体之上，而不能是相反。如果我们无力安置身体，至少我们可以用心安妥灵魂。

    铃声响起，从“生老病死”的课堂上暂时退下，我安静下来，给自己布置课外作业。我把四个月的表现细细地过滤，细细地过滤，到末了只余下对自己的同情和鄙薄。逃课和厌学都不是办法，是该直面生死的时候了，死神在夏天的玩笑不止是玩笑，我更愿把它看作是友善的醒诫。相比失魂落魄，会有一种更好的姿态可供选择吧？我甚至想得更远：如果在某个将来，自己也是以这样的失态送走自己，那才真是枉了一世修为。

    在我安居的城外西郊，有一个新建的“回归园”。我至少是在第六回经过它时，才恍然意识到，这到底是个什么所在。如果没有意外，那该也是自己的归宿吧。

    有远亲客死异乡。不知出于怎样的考虑，临终前，一生浪漫的他竟然立嘱不得将骨灰送回故土。他交代妻儿，要为他选一处人烟不达的深山，要有参天大树，要有潺潺溪水，不修坟，不立碑，只在树底下打一个洞置入骨灰盒即成，至于祭扫什么的，就免了吧。妻子说无力办到。他妥协，那你就一直把我带着，你去哪，我去哪。他为难的不止有亲人，还有自己。妻子当然不会带着他，她在自己故乡的墓园选了一块地，安放了他。有夫妇，妻自北方来，受不了南方的潮湿，抱怨了几十年，她发誓死后一定要魂归故里，否则怕骨头在南方的湿壤里会起霉。可惜，最后她还是随男人安息在了南方的土地上。嫁鸡随鸡。

    这样的违愿而终，相比预知归宿，哪样的结局才更有人性的温暖？

    李银河有博文提到：

    记得我的导师许倬云对我讲过一件事：他有一次去瑞士做学术交流，一位瑞士教授带他去到一个朴素的墓园，指着一个简朴的墓穴对他说：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了我一生会怎样度过，这里就是我的归宿，不会有任何新鲜事，也不会有任何变动。说时脸上带着一种安详又落寞的表情。

    1983年，我在浙江义乌实习。那还只是一个破败穷困的小县城，街树上不可思议地，挂满捆扎成束的毛豆秆，或者水稻秆。唯一气派的，是随处可见的，为活人准备的墓穴，路边小树林里，菜地里，屋群空地里，当时看得目瞪口呆：一个人刚在世间活出点兴致来，怎么就可以准备这样一个洞穴？

    预知归宿会不会让人活得更踏实些呢？或者更加了无兴头？

    我找不到答案。因为我想要的归宿只在梦里。这世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让我把它讲出来。不是没有知音，是这个话题的本质使人失语。每当我想说出点什么的时候，就能感觉到有巨大的屏障竖起在两颗心之间。我缄口，伸出十指，拂下苍茫的落寞……

    我需要一个导师。恰逢其时地，我看到了网上风行的《兰迪教授的最后一课》。

    兰迪·波许，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他年轻英俊，热情优雅，有超强的幽默感和亲和力，一个终生为梦想而活的人。可惜他的人生旅程是以加速度方式进行。2006年夏天，他查出患了胰腺癌。2007年夏天，他被告知只有3~6个月生命。

    2007年9月18日，兰迪发表了“最后一课”的演讲，轰动世界。

    上来就放了几张自己病情的影像，接下来几个俯卧撑，证明自己虽然活日不多，但身体依然很好。一直在笑，不讲妻子，不讲孩子，说自己再坚强也无法谈及这两个话题。也不讲宗教，不讲死亡，他只讲“梦想”，讲梦想对一生的引领作用。

    一直很轻松，全场笑声迭爆，掌声不绝。兰迪笑容迷人，这个即将远行的人，视死如归。

    2008年7月25日，兰迪在家中去世，年仅47岁。上帝寂寞了，需要个好玩的伴，把他早早地召去了。

    我们都要听上帝的。

    兰迪教给世人的，不止是“梦想”，更是远行的艺术。他的表现赋予了生命最完整的尊严，体现了灵魂的高贵之美。他俘虏了亿万人的心。也俘虏了我。

    毕业

    H，M，你们好！

    是秋天了，天很蓝，云很白，轻风很凉爽。

    “打打打，争争争，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讲话不许动。”还记得这首遥远的儿歌么？那些当“木头人”的日子多么无忧无虑，饿了就吃，困了就睡，渴了就喝水，高兴了就傻笑，生气了就乱哭。冷了加棉袄，热了穿单衣。

    我们为生而“生”，何曾想到会有一天与“病”，与“老”，与“死”的劈面照见？而我曾经的好奇和惶惑，导致了对你们心底城堡的冒犯。敬请谅解。

    我现在才明白，面对疾病和死亡，再亲密再强大的情感，也会遭遇无力的困境。对于大多数的世人而言，它是雷区也是禁区。生命彼此间的疏离感是与生俱来的，即便相知如我们，也无力由此胜出。这个事件也教会我，要适应终极意义上的孤独，面对人世的风浪，除了有并肩作战的勇敢，还要有孤胆冲锋的勇气。

    疾病是一场哲学课，听课的讲课的都是自己，会有怎样的收获全在悟性高低。但是，只要可能，我还是祝愿普天下人，能够逃了这门课。

    至于我们仨，再来玩一次游戏好么？

    打打打，敲三下，回到过去，回到本初，回到当“木头人”的日子——

    哈哈，不许讲话不许动。

    此致敬礼

    爱你们的A 2008年秋

    精神私奔者的北京

    这是神灵驾临的时辰。我接到了一个口谕。

    星辰在天庭隐身，鸟儿开始唱歌。这个旷远而寂寞的早晨，宁静，安详。无爱无恨。无喜，也无悲。世界如禅。家中的米兰花，黄莹莹的，细碎而饱满、结实。

    我喜欢这个时辰。这是一个世界的开端。

    就是这样的时辰，一座城，跋山涉水，乘着夜色走来。他温柔地，轻手轻脚地把我喊醒。

    “哦——北京。”结结实实的静谧中，我两目微睁，轻启双唇，认出了他的面目，读懂了他的眸光，满含爱意地，柔声喊出了他的大名。

    国家图书馆

    2011年6月19日上午，在国家图书馆，我席地而坐，读了两个小时书，时光明亮而自由。这种事情，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国家图书馆，始终是我精神高地上的一个谜。我用巨大的私心爱着这个谜。十几年来，学习，出差，旅程歇脚，参加文学活动，甚至求医，一回又一回，我从从容容地行走于北京。像是故意的，国家图书馆这个谜，我始终不曾去解开。心中有谜就好，有谜的生活才有芬芳意趣。

    而终于要去揭开谜底了。一切的隐忍都是有限度的。

    公交车上，我激荡在一个梦境里：在国家图书馆，我看到了年华不再的自己，一次次地立于书架前，沧桑的十指，缓慢地抚书而过……我沉迷于梦意中，不为人察知地，为这种大胆出位高贵逼人的老年生活而怦然心动。

    果若如此，那就是一个老妇人的天堂啊。博尔赫斯说过，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瓦伦蒂娜·巴尔比安尼，米兰贵妇，墓盖上用大理石作了浮雕，浮雕中的她和生前一样美丽。她坐在墓盖上，读着一本书，做伴的，是一只殷勤的哈巴狗。不知道那是一本什么书，竟可以让一个妇人，从生看到死，从此不怕日晒雨淋，山河变迁。我若有一天谢世而去，把家中所有的书捐给图书馆吧，我要让我的书本们，带着我的气息，带着我的心绪，带着我生命中的喜乐哀愁，融入更多爱书者的心灵中。我要借助于这些书本，活得更久远更幽微。

    运通105，车资一块。交大南门，北下关，西直门，西直门外大街，动物园，白石桥，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33号。到了，这里就是国家图书馆。

    放轻脚步，放轻呼吸。心走得比云更快。游走于一架又一架书籍中间，我像一个亢奋的探宝者，我历经劫难，来到了藏宝的深海。我眼花缭乱，神色中居然生出久违的羞涩和腼腆，哪一颗珠宝都无从下手。

    有一种令人心神安谧的香氛氤氲而来……

    是书香，一缕一缕的书香四围而来。不可思议，我真的闻到了书的体息。莫非这里也有防蠹虫的“芸香草”？在这个时代，哪里还有“芸香草”呢？我微闭双目，专注于深呼吸，这样的书香，要细细慢慢地吸闻。生怕一睁眼，它就会绝我远去。

    作家公刘在论及书香时，说书香的内蕴在于一些无从估量无从把握的东西——中华民族历代精英永不泯灭的血、汗、泪，还有超前的智慧，终极的关怀，东方式的至忧至戚和大彻大悟……“它标志着一种无与伦比的对精神高贵的追求。”

    不是“芸香草”，是一种呼应，是血脉深处一些基因被激活了。

    一层一层楼地走，脚步软得像一只猫。四面有廊，廊合处就是阅读中心。顶处是玻璃，我抬起头，看到有闲云走过。阳光透进来，有些微热，读人却浑然不觉。一张桌子上，摊着一堆GRE教材，主人却不知跑往了哪里。另一张桌子上，一个小伙子，在读着一本《熵：一种新的世界观》。

    熵？记起来了。熵，物理学上指热能除以温度所得的商。反熵，负熵，热力学第二定律。《热力学》很难，全班一大半人补考，我是其中之一。

    社会意义上的“熵”，指的则是世界和社会在进化过程中的混乱程度。恐怖主义肆虐，疾病疫病流行，社会革命，经济危机爆发，人性物化，等等，都是社会“熵”增加的表征。宇宙本身，会在物质的增殖中走向“热寂”。热寂，就是逐步走向恶化的死亡状态。

    这些知识，来自于二十年前。那时读来惊悚，眼前的劈面照见，还是惊悚。比之20年前，人性物化的程度已然不忍卒睹。我自己，一个春天竟然买下了四双凉鞋，七八件花花衬衣。“熵”的理论和意义，被我忘得一干二净。我的坠落，没有比别人更慢。朴素，于现代的人，是一个高贵而奢侈的字眼。

    突然间，我看见那个乡村学堂的五岁丫头，她也跟了过来，姑姑用过的旧红书包已洗得发白。她淡黄的眼神写满好奇，写满面对一个新世界时的惊喜，她要借助于云梯，去人类心灵的最高处看风景。她的风景里，不会有熵，不会有热寂。有的是明月清风，山清水秀，鸟鸣翠柳。还有最初的，简单朴素。

    我无力抗拒她的牵手。

    倚着书架，我们席地坐了下来。裙子是军绿色的，地毯是灰黑色的。书打了开来，《亲爱的张枣》。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张枣：《镜中》）

    诗人已远行，他不朽的诗行，我抄录在了日记中。刹那间，梅花如雨。

    我盘腿席地读书的样子，留下了一张照片。生活从此少了一个谜。总是这样，总是在一步一步中，去解开存在之谜。而存在的真相如此残酷——当我们探究到最后一步，我们就死去。

    从来没有人可以抵达最终的存在。但人们却前仆后继，从来不曾停下抵达的步子。书籍，承载着人类不倦的探索。

    最后，我忐忑不安地，借助查书系统，查到了《水月亮》。没人看见我脸红了。没人知道，七年来，我没有勇气再去打开这本处女作。没人听见我在小心告诉自己，要写好一点，再好一点，要有更好的书，放进这座圣殿。这里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这里是精神私奔者的最高乐园。

    除了在此，你还有更好的地方制作灵性中最芳香持久的谜面吗？

    北京大学

    在读书唯上品的中国，它更像是一个图腾。

    北大学子卖肉当屠夫是新闻，北大学子放弃留学出家礼佛是新闻，北大教授夫妇辞职躲进深山自耕自足也是新闻。北大的一举一动，聚焦着国人的目光。

    我是一个卑微的私奔者。我的行为，只是自己人生中的发黄旧闻。

    多年前的7月，一个炎热的下午，我私奔到了北京大学。

    在家乡，很多师生说，我该是全县考上北大的第一人。要命的是，我对此说深信不疑。从认字开始，我就像一只不知饱足的蜜蜂，万分贪婪地，把针刺深深扎往一切有字的读物和字片，恨的是彼时可读的东西太少。一本新华字典，就足以让我像蝴蝶恋花，心神飞舞。我对北大的痴迷和向往，源自于对汉语的真爱。但是，命运弄人。

    多少年来，对于北大，我是一个痴情缠绵的暗恋者，内伤重重无药可医。北京大学，对我的情意全然不知。我揣着薄怨和隐痛的这场私奔，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决绝的宣告和诀别。无语相诉无言能诉的爱恋，诀别的方式依然是，沉默无语，不着一言。

    我像个哑巴徜徉于燕园。缄默是一种力量，推动着爱意和恨意在心底哗哗奔流。面对一个伟大的爱人，我娇怯虚弱的身心，抵挡不住积攒多年的磅礴爱意，瞬间粉碎崩溃。打扮很精心：棉麻衣裙，素花立领盘扣短袖，白色裙子很长，及脚踝处各有盘扣。凉鞋舒适轻巧，平跟麻编雅韵十足。然而，我把自己弄丢了。肉身在空空洞洞的衣裙里晃荡，我却不知跑去了哪里。

    我先去了一栋旧的学生宿舍。光线薄暗，楼梯很宽。台阶上青色的水泥在弱光下沁出微亮。多么好看的水泥色，一看就是非商业时代的出产。一个模样平常的女孩出来了，手提一个旧的开水瓶。一个照面，我且惊且羞。惊的是我看见她就是前生的自己。羞的是以银行小职员的身份，怎么可以贸然闯入一个深幽厚重的时空？那一刹，我心底生出无尽的卑微和哀痛。未及女孩打问，我已先把自己匍匐到了尘埃，一低再低……

    不是所有的爱，都有通行证。一个私奔者，纵有再多理由，也是底气不足没有自信的。这种感受一经生出，从此缠绕于生命中挥之不去。这个细节，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过。但是那时浩荡的卑微感和羞怯感，我对世人不着一语，深深隐匿了多年。

    是的，一个人总要走上足够长的路，经历足够多的事，才有勇气和力气不耻陈情示痛。其实，北大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制高地，一个暗恋者的匍匐和卑微，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是应该直陈示人无须遮掩的。

    继续走，看那些浓绿的爬山虎，一面一面地，爬满了垛垛红墙。朗润园中，看季老的荷花，一朵又一朵地，寂寞开放。骄阳热烈。卑微在继续，匍匐也在继续。在燕园宽大深厚的怀抱里，我无声无息的私奔，也在继续。

    未名湖。我走累了，依了湖畔坐下来。岸柳上知了声声，斜阳照在博雅塔上。一家人走了过来，三个人都长得喜气圆胖。我帮他们拍合影。儿子很小，才八九岁。爸爸说，儿子呃，记住这里，长大了你要考北京大学。妈妈问，要不要我帮你也来一张？我摇头谢过，不拍。我更愿意把心留在这里。人走了，我盯着他们的背影，心里空落落的，大脑一片空白。两个小时后，我离开。起身时有了弘一法师圆寂时的心境——悲欣交集！

    我最后在北大校园书店买了两本书，《外国文学史》上下册，大学中文系专用教材。我揣着书本一步三回头。一场痴恋于无声处寂然了断。

    我再次回到未名湖畔是在10年后。

    2010年秋天，我和一个姑娘坐在湖边，开心地评论着迎面走过来的对对小情侣。这一对很和谐，简直就是金童玉女；呀，那个女孩眼光差了点；看这个男孩，不要太帅哦……慢慢地，我安静下来，眼带泪光，讲起了10年前的未名湖，讲起了彼时的伤感和缠绵，还讲了，无休无止的疼痛。

    顶破时光的尘封，往事发芽了。我的声音在颤抖。我的心在颤抖。一切埋藏了的，正在点点复活。最痴最深的爱，必然伴生着最深最疼的痛。

    姑娘执了我的手，放在她心口上，微笑像湖水轻轻荡漾：妈妈，我懂你。正是因为这个，我才放弃了复旦呀。

    姑娘的话很软。比阳光和清风更软。

    鲁迅文学院

    这是一个事实：北京的士司机，很少有人知道鲁迅文学院在哪里。人还在江西，朋友范晓波就有交代，打车的话，你要说农民日报社，那里有个十字街口，到了右拐三五分钟就看到了。你别说鲁迅文学院，那样没人知道的。

    朝阳区八里庄南里27号。我却背得出这个地址。这里是城乡接合部。交通不便，路窄灰大，地铁线正在准备接通。人流也杂，三六九等都有，混生计的更多。街道上流着污水，店铺简陋低矮。其间居然有个早市，新鲜的水果蔬菜鱼肉蛋，又多又好又便宜。光是看上一眼，就有起兴当厨娘的劲头。这在北京城是不可想象的好事。一个卖黄瓜的小年轻，扯着唱腔在夸自己的黄瓜新鲜得不得了。一块钱一斤。仔细一看，他的货色还真与别家不同，鲜嫩得好像把田野中的夜露也带了来。忍不住就买上了三五根。早市上还有地摊，质次价廉，拖鞋凉鞋短裤袜子老汉衫手电筒皮带，等等，居然还卖手机监听卡。是暮春五月，将要退场的槐絮在空中飘浮，四周树上有斑鸠咕咕作叫。到了晚上，一排烧烤铺狼烟四起，桌椅零乱地摆在了路边，食客的形象并不入流，几杯啤酒下肚，脸泛油光，光了膀子的比比皆是。入得此地，疑是时空置换，以为是在江西家乡的某个偏远乡镇。

    可是，家乡哪有鲁迅文学院呢？

    一个80后美女告诉我，她所在的县城，连找个人说说文学都不可能。酷爱文学的她，每天只好寂寞地行走于那块生她养她的土地。我的境遇比她好不了多少。在写作的最初几年，我竟然会因为别人谈起自己发表的某个稿子而忐忑不安——不是怕品头论足，而是羞于被人知道自己在干着一件常人不干的事，我担心这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文学，于很多人，只能是一块隐秘的私家地。有一次，在某个不对的场合，我不幸被人介绍为“作家”。结果，座中一个小官员，一个女人，很是同情地投来目光，丢出一句话：写作的女人都是苦命的人。我大度一笑，无语作答，不愿作答。我在云梯上看到的风景，绝不想跟她吐一个字。这一些，恐怕是那些功成名就的作家们所不能想象的。在我看来，文坛，始终只是极少数人的舞台。而我们这些边缘处的文学爱好者，最本色的角色，是哑然充当看客。在很多时候，我们连喝彩或喝倒彩的机会都没有。

    八里庄是贫民的，是入世的，是喧嚣四起的，八里庄的日子是匍匐生长的。但八里庄有了鲁迅文学院，它就有幸沾上了好风水，在全中国极少部分人眼里，八里庄就有了一丝仙风道骨，它注定会被一些人记忆并膜拜。它不断地被人写进文字，它成了一些人重要的人生驿站。

    被我及同道们视为圣殿的鲁迅文学院，就像一个流落俗巷的绅士，以独特的风姿立于八里庄。而我更愿意把她视作一朵高贵的白莲，以朴素洁净，以端方庄重，成为全中国文学爱好者的信仰之地。

    这是一个小院，院门很别致，铁艺白漆，从周边纷乱嘈杂的背景中凸出雅意来。庭院既长且深，因着文学打底，风骨傲然，面目沉实而宁静。甬道的尽处有两楼相对，一栋二层的小红楼，一栋五层的灰色楼。空地里全是树。雪松，槐树，瘦竹，泡桐，柳，银杏正在结果，嘟噜噜一串一串的，没有人可以够得着。早晨或傍晚，我总要独伫树下，忍不住抬头望望这些青果子。有些遗憾，我没有时间等它们长熟，我是这里的过客。这里的主人不多，白描，成曾樾，施战军，杨小蕾，王冰，赵兴红，聂梦……还有那些叫不出名却面孔亲切的服务员，炊事员，保安员。我真羡慕他们。他们可以一年又一年，看到银杏果成熟的样子。他们既是文学的主人也是文学的仆人，他们的身上，无一例外地，不染尘俗，有着如树一般清新干净的气息。这些，他们自己是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自己动人的好。只有我们这些从尘世中打着滚儿来的过客，才在对比中有此一致发现。食堂有个胖师傅，据说研佛已深，往来的过客中，就有人在饭前饭后和他聊得投机。我亲耳听到有人宣称，他在胖师傅身上学到的，比在大师们的讲座上所学还多。

    还说树。就是这些树，招来了无数的鸟，这里的早晚，都是鸟类的天堂。有一个黄昏，我竟有心情坐在405宿舍，和一只长尾巴灰喜鹊对视达二十分钟。院中的生活，就有这样的奢侈。同时，这些高大蓊郁的树，也是一道精神篱笆，有效地隔开了万丈红尘。文学，就濡养在这块净土上。迎来送往的，是一批批虔诚的信徒。我注意到，一些人带着隔世般的迷离，带着梦幻般的神色，在这个小院中进进出出。据说，全地球上，这是唯一一块，以国家级形象出现的，可以给写作者提供高规格培训和礼遇的净土。仅此一说，出入者的心灵就受到了最温暖的抚摸。这里栽培出了很多共和国文学大厦的脊梁。但也需要看到，更多人的写作命运，是湮没在了海量的汉字书写中。然而，奔向此方的朝圣者，依然络绎不绝。兔年五月的一次联欢会上，文学的信徒们选出了两个主持人，最主要的理由在于，他们的名字中，一个有“冲”，一个带“闯”。人们笑称，要“冲出中国，闯向诺贝尔文学奖”。话是戏言，却也有几分符合中国文学界几代人的真实心理。

    院子里的生活就有这样的好，没有奔突，没有算计，没有蝇营狗苟。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音乐，绘画，读书，日常中不大拿来说事的话题，在这里堂而皇之地成为每天的生活内容。当红的作家，批评家，理论家，艺术家，权威杂志主编，师长们在这里设坛布道，各说各话。有人凭着艺术的良心解惑，有人凭着过人的天资传经，有人把最前沿的文学理论带来，有人于文学之外教授了做人的道理。也有人，一时激动任性，在观点互动碰撞中拔剑以向，一不小心，失了师长之尊。“没有关系，这里是我们鲁院嘛，这里又不是机关。”成曾樾先生见惯不怪，很是淡定地打着哈哈。听者们各取所需，往往在某个不经意的地方，就灵光一乍，火花四射。天天都有精神大餐，令人拔地而起，登高望月，乐不思蜀。

    好日子真是舍不得过。离别的泪水，在这个院子里，流了一茬又一茬。我也不例外，逃也逃不过去，哭了好几场。几乎可以预见，这个地方，我是回不去了。不能预见的是，从这里出发，我可以走到多远？命运充满玄机，每一次的抵达和告别都必有因果。离开的时候，记得一颗心空空荡荡，午后三点的太阳，有一点白。

    798艺术区

    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暮春的一个上午。

    我因为做报纸副刊版面，需要找一张老房子的插图。百度图片，找到了无数栋老屋。墙体生着青苔的老屋，房瓦粉脆发黑的老屋，门前开着红蔷薇的老屋，老黑狗把守着大门的老屋，被人废弃荒草满园蝴蝶纷飞的老屋……

    我花了很多时间看这些图片。慢慢细细地看。看得物我两忘，不知何处何夕。不是吗，偶尔，一个人要舍得在一些看似无谓的事情上花时间，这样会有好处的。几天以后，我痴痴婉婉，对人倾心谈起了这些老屋。我说的是，太奇妙了，这些老房子，竟然让我想到的是活着真好。

    人间真是迷人啊——！

    那是一声很轻很长的叹息。人间真是迷人啊。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白云苍狗，风流雨散，生命在老房子的门里门外生息轮回。而时光不会流逝，它一直兴致勃勃地，旁若无人地，顽皮任性地，活在老房子里头。暮春的那个上午，我和它玩起了游戏。一场捉迷藏，让我捉住了它的影子。我清楚无误地看见了它。它的深幽，它的从容，它的厚重，它的包容，它的绝情，它的破坏性，它的建设性……

    我迷醉的，其实是时间的味道和力量。借助老房子这一系列载体，我幸运地触摸到了时间的质感。工业化无处不在，生活中诗意荡然无存，我却试图穿越光阴，寻找和挽留另外一些东西。

    二十几天后，在798艺术区，我又看到了很多红砖青砖绵绵砌起的各式老房子，徜徉其中，我惊喜地发现，自己又在和时光捉迷藏了。把无涯的时光当作躲猫猫的对象，这真是一件好玩得不行的事情。隐约地，我也找到了一些想找的东西。

    这是一片电子工业老厂区，有六十岁了。厂区建筑颇有特点，大气简约，坚固实用，宽大和谐，是典型的德国包豪斯建筑风格。

    这里被废弃后，被一些思维超群的前卫艺术家们，改造成了艺术乐园。不过十年光景，迅速闻名地球，成为全世界卓然有名的最具文化标志的艺术中心之一。近一百年前，当德国包豪斯学院提出技术和艺术应该和谐统一，艺术家、企业家、技术人员应该紧密合作的设计教育理念时，它大概没有料到，在21世纪的遥远东方，就有一块地方，真正地实践了其建筑美学意识，把艺术建筑在了工业化之上，包容生长在工业化中间。

    于是，在工业废墟上，有一种诗意奇迹般地生长出来。

    那天去得早，园中游人不多，如果没有记错，有薄的雾岚在草树花木间弥散。有画者搬着小板凳，沿进口的甬道右侧，在树下支起了画架。画不画肖像，50块一张，不像不要钱。开张的生意，等下人多了，会贵起来哈。

    几乎是众口一词地拉着生意。

    是在一眼间，我就喜欢上了整个艺术区。厂房被原汁原味地作了简单设计，厂区具有工业特质的钢管纵横八方，那高大的烟囱也是在的，只是变得很安静了。美，和谐，舒服，新奇，我想不出太多的词来描述所见。应有尽有，出版，建筑设计，服装设计，室内家居设计，音乐演出，影视播放，艺术家工作室等。除了画廊，还有酒吧，餐馆，咖啡馆，服装店，书店，瑜伽中心，画展，珠宝展，时装表演……

    有一家小门店，卖衣服。店名好奇怪，二徒。只有一个顺眉顺眼的小伙子在。我收脚进去，里面却很宽大，是个制衣间。打问店名缘由。小伙子乐呵呵地：我和同学开的，我们都是学服装设计的，两个服装界的徒弟而已。你看我们走的就是知性路线，像您这样的气质，太适合不过了。

    知性？我喜欢这个词。于是就挑了一件T恤，藏青色，大圆领，前胸用灰白布条缝裁了一个不可具名的图案，的确有几分舒适优雅。人民币120，吊牌上写着“二徒”。真的不贵，诱惑人的，当然是其原创性。此T恤，我爱惜得很，总是捡着心情来穿。每每穿上就有祝福：或许终有一天，时光会把“二徒”变为一个传奇。

    接下去，我变成了一个坏小孩。确切说来，是我的内心一直睡着一个坏小孩，她想卓然世外，想不群于人，想对抗陈规，想小奸小坏，甚至于，想调皮捣蛋做件惊人的坏事。但是，多少年来，她被捆得很紧，她被丢在心房的旮旯沉沉而睡。她不敢醒来，她怕自己的叛逆给自己带来厄运，她怕被世界遗弃。

    告诉我，难道还有比中规中矩更好更安全的活法么？

    在798，她醒了。唤醒她的，是厂区内那些无处不在的塑像：泥雕，石膏像，铁铸像，铜像，木偶像……

    一个国人尽知的超级大人物，没了头颅，一个硕大伟岸的身躯在跟我对视，制作者是谁？他真是胆大狂妄！四个蛤蟆人，正叠罗汉，他们展颜作乐，笑容里有着愚蠢的单纯。奇怪的是见者无不呵呵齐乐，想来愚蠢有时也有偌大的市场。从高到矮四个铁人站在一排，张开双臂，迎着我们，他们表情同一，毫无表情，令人想起某个时代……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穿着红卫兵服装，在大义凛然地怒斥房价高得过分。

    就是这些家伙，让我在厂区乐个不停。坏小孩醒来了，如果可以，我也想去用艺术发个言，搞点破坏性的建设。我已经懂了时光的本质了，那就是，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推倒重来的。哪怕仅仅是一个创意，一个机灵的思维火花。

    798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以艺术的名义，这里极尽嘲讽，力展荒诞，创意奇崛，用看似怪诞的春秋笔法，在时空隧道里穿梭，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社会，有着深浅不一的嬉笑怒骂，让人笑过之余，隐隐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中沉淀下来。这种沉淀，一时间，三言两语是说不清的。难怪有人说，798较于日常所见，是一种震撼。

    说句真话，我其实写不好798。

    我写不好798，是因为798太有野性了，太有活力了，太有诗意了，太让人新奇了。太具有游戏精神了。

    “昔日有一个比当代更加快乐的时代。它大胆宣告，我们这个物种是游戏的人。”约翰·赫伊津哈，荷兰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化学家，在其经典作品《游戏的人》中，旗帜鲜明地作此宣告。

    可惜的是，昔日已远，游戏精神在人类生活中日渐丧失，一个俗气的工业世界在地球上建立。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把神圣和嬉戏剥夺殆尽，“游戏的人在凄风苦雨的冬季旋律中落幕，林中仙女和牧羊人再也不会翩翩起舞”。美国文化批评家史丹纳如是说。

    静夜读书及此，嘘叹不已，“林中仙女”和“牧羊人”，竟似是远古时的字眼，被遗忘太久。田园牧歌，亦不过是天堂中的画面，在现实中如何敢打妄想？而这一切，的确是地球人曾经的生活！

    一直以来，我活得很是正经严肃，时有倦怠。以至于，当我无所事事在798闲逛时，沉睡多年的坏小孩醒了过来，眼里心里看到的，全是“游戏”二字。

    是的，798，就是一个以游戏对抗严肃，以夸张消解紧张，以嬉戏抵达神圣的游戏乐园。它的存在，当给不完美的世界和混乱的生活，带来一种暂时的，有局限的完美。

    顺便说一句，坏小孩仅仅醒来五个小时。她最出格的举动，是模仿那四个蛤蟆人，在相机镜头前露出了愚昧无知的笑容。

    游戏结束了。坏小孩再次深眠。她的再次醒来是一个神的秘密。一个人，和时光的捉迷藏却在继续。

    国家大剧院

    难以相信，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西侧，国家大剧院附近，可以看到落日之美。

    五月黄昏，晚风吹来，裙裾飞扬，微凉沁人。环绕大剧院的水池波光粼粼，圆形的玻璃幕顶映射着西下的日光。我像一个灰姑娘，穿着水晶鞋，去往一个平生未曾抵达的高贵堂所。我的姿态是匍匐的，那一刻，我是一棵贴地而生的小草，昂首仰望的，是头顶那朵硕大的蓝莲花。

    我承认，在国家大剧院，我生出了几分自卑。在这里，我甚至连“谦卑”两个字都不敢用。谦卑？我还没有资格。一个人，可以对事物有所“谦”，那是需要底气的，至少说明她于此方面长有所物，否则“谦”从何来？

    我在一个乡村长大。14岁以前，走出家门不会超过20里路，那也只有三两回而已。我第一次到达的远方，是省城南昌。记忆中，我接触到的舞台表演艺术，是村中晒谷坪上，一场又一场的魔术和杂技。现在想来很奇怪，那时这种外地来的表演还真是又多又迷人，他们的到来，是村庄的一场狂欢。当然，也有学校的各种文艺会演。不知怎么回事，青年以后，我对剧演有着本能的对抗，而不像童年对待魔术那般着迷。

    这方面，我并不想指责自身挑剔的胃口。一直以来，戏曲，话剧，音乐会，歌剧，芭蕾舞剧，等等，是我精神史和成长史上的盲点。这种狭隘偏执的审美心理和审美选择，我并不以为是我一个人的错。我想说的是，如果我投生于维也纳，或者悉尼，我也许会长成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我是对自身的生存环境死了心。除了出入于电影和文学这种普世性的艺术，我不敢再奢谈并奢望其他。我如此明白自己命运的卑微，以至于对一切高雅的东西，都视作遥不可及。艺术如是，生活方式也如是。毕竟，人要安于自身在世界上的位置。不是么，我身边的绝大多数人，正是这样无为而活的，滋味也不见得就差了。

    但是，我真的心有不甘。

    况且，又不是没有例外。

    我从前的楼下，住着一个清瘦本分的退伍军人，老婆是电线厂工人。他就狂爱芭蕾，每回电视上的芭蕾舞表演，那是一秒钟也错过不得。对于他的好胃口，我曾经是又惊奇又叹服。一个老朋友，一以贯之的严肃紧张。一回，有人不小心告诉我，他们曾经结伴驱车几百公里，去听了一场罗大佑的音乐会，门票一张3千。我听到，嘴巴久久不曾合拢——我怎么就没看出，老朋友心中也会有这般如火激情呢？

    回到天安门的黄昏。

    这一天，我像做梦一样地，得到了一张国家大剧院的入场券。剧目，意大利罗马芭蕾舞团芭蕾舞剧《朱丽叶与罗密欧》。时间，2011年5月25日19点30分。地点，歌剧院3号楼座9排40座。票价，180元。

    从南门下车，绕过大剧院的半个圆弧，北门入场。进去后第一层，是长长的宽宽的通道，灯光美丽诱人，两侧竖着各种演出照，话剧，昆剧，音乐剧，芭蕾舞剧，艺术的芳香不由分说四合而来，心醉神迷。出入者衣冠堂堂，神色端雅，有激动也有期待。一个女伴，特意穿上了锦缎的红旗袍，说不可亏了这件好衣服。女士们皆净身沐浴而来，香氛迷人。这个时辰，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生命中开天辟地的一场大典之仪。它不是满月酒宴，不是婚庆嫁娶，不是升学贺典，不是乔迁喜仪。不是，它跟过日子无关，跟俗世无关，它甚至，跟这个物质世界无关。它把我们带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看得见摸不着的世界，这个世界明明就在你的眼前，但是，我们却以为，这是云端上的世界，我们都在云朵里飞翔起舞……

    事后，我才知道，我们中的大多数，都在这个晚上成了云端上的一只飞鸟。我们在俊男美女的舞姿里迷失了方向。有三两个人，居然提前退场了。我们为自己的单薄阅历和审美缺失付出了代价：我们不懂芭蕾，真的不懂。如果不是对朱丽叶与罗密欧的故事有所耳闻，我们的鉴赏能力和审美水平，与一个婴儿并无二异。

    但是，这并不妨碍一只鸟儿的飞翔。在国家大剧院，我平生头一回，体验到了“登堂入室”的滋味。三楼，并不是一个值得一提的高度。但是大剧院，却的确给了我一个日常之外所能企及的高度。这个唯一的高度，吉安给不了，南昌给不了，非北京给不行。

    演出结束，掌声绵绵，鲜花芬芳，演员们一次又一次，庄重恭敬地行谢幕礼。他们优雅的举止，将我深深打动，我的心中，有莲花徐徐绽开……泪水是不知不觉涌上来的：我想说，此前我不知道，有人可以把鞠躬做得如此漂亮迷人。此前，从来没有一个场合，我会被人尊捧得如此高贵。

    如梦如幻。我真是不舍得，忘记这种皇后般的感觉。

    我知道什么呢？

    爱一座城的理由实在太多。小时候我向往的，是他的磅礴声名，是他的遥不可及，是他的深不可测。少女时代我是他的狂热信仰者，青年时代我是他的漠然过客，现在，我是他遥远的敬慕者。

    生命和生命是没有差别的，但是，心灵和心灵会有高下，城和城，也会存在不同。城和城的差别，不是高楼，不是车流，不是空气，而是人心的来处和去处，是生存之外，另一部分流光的去向。北京，挑破熙攘的繁华，穿越喧哗的声浪，在滚滚红尘的止息处，总有一些洁净的高枝，可以让一部分渴望高贵、向往飞翔的灵魂，有所依傍和栖息。

    世界因之而风生水起，美妙袭人。

    除此，我其实对浩渺的北京一无所知。

    我所能知道的，是他赐给我的世界，比我知道的，还要辽阔高远，还要深幽神秘，还要绚美丰饶，还要神圣高贵。

    但是，到此为止吧。在一个好时辰里，借助于神的宣谕，有幸写下了这些，我很是心满意足。

    备忘书

    春天的一个早晨，我醒来，看到自己变成了一个新生儿。我毛发柔软，赤身裸体，肌肤粉红，以绝对的质朴和高贵在梦中熟睡，哦，我爱死自己吸吮手指的小模样。天地人大和。

    八点，我再次进到了那栋楼。

    办公室是我想象中的样子，光明，典雅，干净。我敲下这三个词，就如同敲开一扇通往秘境的门。

    阳光在窗外澌澌流。一盆鲜花摆在茶几上，常绿，叶子厚实质感如橡胶，摸起来有些失真，是我不太喜的品种。两个盘，一盘花花的糖果，一盘颜色很正的橘。墙上有挂件，四方的框，框着一幅隽美的字，是一首唐诗。书家是我的一个朋友，看到它，有刹那我以为是他本人贴在墙上。我记起来，有一两秒我甚至友好地对他笑了笑。我喜欢这种独特的邂逅，我邂逅一个人，这个被邂逅者却一无所知。这让我打量他的目光变得无所顾忌，我开始走神，目光随着他的笔墨游移不定。我必须承认，这个人的字比这个人本人，更加具有诱惑力。但是我不能在字上久留，我不是来看字的。一个女孩对我微笑，她发齐肩，有三五分卷。脸清丽，身量是南方女孩特有的娇美，她整个的人，好看新鲜得如同一朵新开的葵。

    我坐下。一种莫名的自在席卷过来，虚空中有我熟悉的气息，我像一只离家已久的犬，一路追嗅着那隐秘的味儿，忠诚地踏上了归家的路。

    现在，我到家了，一种深深的，不能言说的满足把我结结实实地包裹。我身心舒泰，如同一只水母在大海深处慵懒地舒张着触手。我记起的事情有，六月的广玉兰在徐徐的雨中被打落，它们叭叭的落地声；我记起的事情还有，宽宽的木制房廊，高跟鞋踩在木板上那沉沉的声音。我又记起来，七月的知了在森林里合唱的声音——如果你有足够的经验，会知道知了在森林里的表现和在一棵树上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我再记起来的是，三月的鸟儿在窗台啾啾的声音。现在，我变成了一个新生儿，在一张光明织就的新棉网中熟睡。

    你看，我待在别人的楼里，就像待在久违的梦里。你看，我的梦是这样的怡然惬意，不费分文。你看，原来世上任何一处，都有可能变作你的睡床，承托起你丢失的梦。

    2009年的整个春天，我就这样和一栋楼关联着，或者说我是那样奇怪地依恋着一栋楼。楼不高，七八层，有裙楼，裙楼有三层。一座楼穿上裙子是优雅的，它就那么优雅地伫立在人民广场的西北侧，位处黄金点，却丝毫没有喧哗和狰狞，而是安静简约别致。在现今的城市，一栋楼可以用“别致”相称，大抵就是值得一说的了。

    那天一起看云的人，有站长Z，同事W，Z，S，我，应该还有人的，八个吧，记不起来名了。云类，云量，云高，云码。我们的作为现在看起来是如此的不烟火，但正是此样作为供给了我们衣食，保证着我们的烟火生活。观测场由一块洼地堆起，高出环境五六米，低处全是菜地。我很喜欢去观测场的感觉，轻盈，自在，自洽，是爱情的味道。从观测站出去，走过一条六七十米长、四五米宽的甬道，再登上十几级高高的台阶，就进入一个近一亩见方的场地，四周用白色木栅栏围了，场地中央是绿莹莹的草，很清洁的味道，就如彼时的生活。百叶箱，风向标，地温场，日照计，蒸发皿，雨量计……四周空旷，南边是一望无际的飞机场，如果天气好，可以看到有人从高空跳伞。这里视野太好，往东南方向看，有一栋高楼正在拔地而起。这栋楼四周并无大的建筑，所以尤其在视线里显得突兀，能见度好时甚至会以为可以数得清它的楼层。

    那天看完云一时不舍得散了，就又开始数楼层，大家愿意数它是因为寂寞，你不知道与天空为伴的人总是要寂寞些的。但打发寂寞的方法多着啦，为什么总是要去数人家的楼层？没有人能够解释得清，可能是因为传闻它是全市第一楼吧。再寂寞的云朵，也有际会风云的意愿。第一楼的名号下，会有怎样的浮华和堂皇，我们不能想象，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在场者的经验。1991年的经验是什么呢？电视洗衣机都有了，空调冰箱羊毛衫算是奢侈品。我以为，我们的数楼行为里有对繁华的艳羡心理。由于距离实在是远，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数清楚过。

    我一般不加入这种游戏，我认为那栋楼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它多一层少一层都是可以的。但是天上的云多报一成少报一成就不可以，我的心地是纯洁正大的，理想是高尚美丽的，“给青春插上科学的翅膀/让理想披上知识的彩霞/为了气象科学的明天/我愿献出火焰般的年华”。多少年后，我写在日记本扉页上的诗行被女儿一番嘲笑，这样的语式，这样的抒情方式，这样的思维，于女儿，就如出土文物。她问我理由我无语，继而与她一同笑，笑声里我走过了一个时代。对，是走过，仅仅是走过。我的曾经的时代，它立在时间的地基上，牢牢的，它是我青春的城堡，它不会被我摧毁，更不会被我的后来人摧毁。

    奇怪的是，那天我也加入了数楼层的队伍，并且看着那栋耸立在大片菜地中间的楼如获神启——我意外地看到了自己出入于那栋楼的身影！这遥遥的望见让我颇受惊吓，“呀，难道自己会成为楼里的一员？”我听到内心一声喊叫，很轻，很尖锐。

    我摇摇头，再摇摇头，像摇落一个白日梦，我不再遥望那栋楼，而是很快神色镇定回到看云者中间，我注定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什么也没说，因为自己根本不信——我对眼前的工作有初恋般的爱情，怎么可能会有背叛之举？绝对不可能！

    你看，我三年理论，十年经验（其间又三年进修），大致读懂了天空的秘语，但是我读不懂神的暗喻，神把未来展示给了我，我竟不知，或者我是宁可不信，假装不知，神不讲情面，让我割下初恋，我如何舍得？

    我又如何能不舍得！那个和同事们在一起的上午，神就告诉过我，属于我的红灯照时代已近尾声（我后来才意识到，那是很多人红灯照时代的结束），它要给我一个新的时代（我后来才意识到，那是很多人的新时代）。神决定了的事情，才不管人乐不乐意。对于旧时光再有怎样的欢喜留恋，我又如何抵挡得了神的安排？

    距此事又两年，我知道了那栋楼的准确楼层数，我一直没有机会告诉那些远远数楼的旧同事，楼高是，十三层。在高楼里上上下下的日子，我偶尔会记起那个获得神启的上午，我看到那曾经遥遥望见的我和现在奔波的我，身影相叠，形容相加，从此心中有了敬畏，不敢对命运说三道四。

    十六年，我从来不曾提起这个秘密。Z站长老了，W失去了健康，S活得顺风顺水，Z年纪不轻了，但韵味越来越好。我爱着这些老同事，他们是我青春的镜子。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在生命中曾经有过某一天，他们充当过我命运转折的见证人。他们也不太会相信，我是真的没有打算过要离开。天上的云，来来往往无生无灭。我却走得比云更远。从前云朵是我的饭资，现在文字是我的粮票。我问神要不要说出这一切，神不语。

    亲爱的，你如果能静下心来打量自己的命运，一定发现神对你已经有了好几次慷慨的眷顾，某次眷顾你会立时意会，另一次眷顾则要费时间读懂。神从来都在我们生命的左右，牵着我们慢慢走。神说它爱我们。

    直到今天，我依然不明白的是，神为什么要把我牵进那样一栋楼？或者，我其实已经明白了一切？

    林中的小木屋，乡间的白墙黑瓦房，公园一角的咖啡馆，水岸边的吊脚楼，校园里的图书馆……一个日本建筑师，在寂静的山林里修了一栋读书用的屋子，满屋除了书香就是宁静。我喜欢这些有着独特气息的建筑，它们总是以别致的表情诉说着自身存在的理由，从而引发世人深深的眷恋。借助网络，一个朋友恋上了一个德国工程师，她发来一张图，是德国人自己造的屋，斜顶，白体，带花池的窗，屋子伫立于一片绿草坪中，是欧洲人家常见的，一派宜居的好模样。朋友的恋情早已旧了，德国人的屋子我舍不得删掉，起名“彼特造的屋”，偷偷地保存着。

    那栋大楼呢？几天前我又经过了它，我坐在车里，于夜幕下一个意味深长的打量。不置一词的十六年之后，爱恨已然俱了，我该怎样去描述一栋大楼的表情，以及它所独有的生命气息？在如今的城市，它早已不再拥有王者之风，然而贵族之气不减，它瘦削俊朗，如玉树临风，像刀剑般凌虚而上。它的四周，依然是城市的平民区，破败，陈旧，沧桑，一群布衣在一个公子哥面前俯首称臣。这个奇怪的意象是别扭而拧巴的。记起风水传闻：大楼开业的最初几年，流产保胎的女职工不少；院子里没有职工的孩子考上像样的大学；租用裙楼的餐饮店，怎么开都是以亏本收场。这些，当然无损一栋楼的屹立不倒，最终，它镇住了一切。显而易见的，是一家以伟人姓氏命名的饭店已经旺开了5年以上。

    13楼开大会，6楼开小会，7楼办公（后来换了部门，到4楼），1楼偶尔去存钱取钱。开大会的时候，我喜欢坐在北边窗旁，朝西北方向遥望——我看见的有民居，菜地，飞鸟，天空散步的云朵，几口开满莲花的野塘。还有几回看见飞机掠过天际。蝴蝶和蜻蜓一定是有的，但楼太高了无法望见。你知道我真正想看的又是什么呢？对，就是那个观测场。但是，我从来没看到过，神把它藏起来了。我知道它在那里，它在大地上，但是我不能站在大楼里望见它，我只能，在午夜的梦里把它思念。哦，我已经，16年没有看到过它了，我离它那样近，却从来不敢回到从前的旧时光打量它哪怕一眼。已经出走，何必回头？悠然，闲散，从容，清贫，朴素，像云朵一样自在，像风儿一样自由，像冬闲的老农一样袖手晒太阳，慢慢地过日子，哪怕其中夹了几分无聊。这些旧了的生活品质，在物质时代明显不合时宜，我也没必要，像前朝遗老一样守护着它们，一生叹息。当我赶着时髦以变应变，要体验什么是“跳槽”滋味时，我对自己的弱智毫无意识，相反还有几分自得：和老同事们不一样，我到底是个不被时代抛弃的人。多么令人脸红的自负呵！二字头上的岁月有着令人可以宽宥的青涩。

    其他楼层，则是可去可不去了，不过总还是去过不少回的，因为我在这栋楼待的时间不短，超过10年。一个人在一座楼里待上10年，而不曾把全楼走遍是不对的：总会有事要找头头脑脑吧，总会有事要与其他部门沟通吧，总会偶尔违规想去串串门吧。甚至，我和她工间躲到11楼的杂物间说悄悄话，说到最后两人都哭成了大花脸——杂物间的灰尘真多呵，比我们心上的积尘还多。2005年，等我下决心离开大楼时，她又哭了，她真诚的泪水是我离开时的唯一慰藉。她还在大楼里，那么多年，她在8楼没有挪窝，说起工作，她除了抱怨就是喊累——这正是我所不能忍受的生活。不要骗我说，工作就是娱乐。卡夫卡笔下的变形黑虫不会是我的人生目标，如果可以，我希望长出一双飞翔的翅膀。

    同时喊累的，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准确地说，她是这栋楼的下属，远在县城。她给我的电话不多，一年三两个。电话一般会在深夜打来，电话里说着说着她就会哭起来。她哭诉的内容多少年来始终如一，就是太累很累累得吃不消了。起初我总是极力劝她放下，放下，再放下。我是不知道，对于一个听从惯性支配已久的人，“放下”比“坚持”更有难度。她放不下，下次来电话依然是哭诉，她就像一头驴，只有在避人处才有辛酸不已的喘息。那么，我就只有无言地陪伴她的喘息，因为她需要。时间一长，她的信任成为我深深的内疚：是我的好意害了她么？

    她是我受命贴身三天采访过的一个典型，我曾经深深地被她的“忠诚”感动，发誓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她，让她的付出能够得到应有的回报。这有什么不对么？我成功了，不，应该说她成功了。她上报纸，上电视，进北京，被提拔，所有的风光都是短暂的，灿烂过后她被声名拖入深深的泥沼——从此她就像与这个行业签下了卖身契，除了做得更好，还是做得更好，代价是她赔上了疲惫不堪几近崩溃的身心。12年，她的生命里再也没有“个人生活”四个字，大楼里的首脑换了一任又一任，每一任对她都有足够的重视，那是一种职业上的重视，唯独没有哪一任对她的生活有过切实的关心。卡夫卡笔下，格里高尔变成了甲壳虫，换来的是家里人的漠不关心。

    让我想想，我在大楼里都干了些什么呢？

    一个同事高烧三天不肯请假，最后晕倒在岗位上，我在总结里歌颂她；另一个同事父亲重病他不肯请假，我在撰稿的电视片里赞美他。还有一个同事，家里出事了，年关上她眼巴巴地盼着大楼里有人上门慰问一声，结果没有。她跟我诉说深深的失落，我不以为然地对她一番讥讽，笑她天真还有此样幻想，都什么年代了，头脑们的一句话就有那么重要？这里是什么地方，号称国际化现代化的挣钱大企业啊，谁会顾得上家长里短的婆妈事。我甚至很无情地对她说，你是在一架机器里生存，这里不会有花红柳绿，月明风清，别做梦了。

    事隔多年，想起曾经的作为，我什么感觉都没有，只有深深的悔疚。在庞大的现代机器和被工作异化了的生活方式里，我不意成为一个多事的“帮凶”。那个背人哭诉的模范，是我心底永远的秘不示人的痛。在不哭诉的白天，她可有闲趣打量过头顶的天空？也许，她也是想过翅膀、飞翔之类字眼的，但她最终成了一只蚕蛹。翅膀折断，成为蚕蛹，这是很多进入现代化摩天大楼者的必然命运，不仅仅是她和我们。有资料说，75%的人，已经被工作异化。我们的周围，全是格里高尔。

    五月的一个清早，电梯门口，门卫老刘告诉我说，×××走了。他的湖南话很难懂，我以为他是在说笑话，骂他是做梦。等他跺脚发誓过后，五个雷在头顶炸响：四十出头的×××，我的同乡兼邻桌同事，真的是在一夜之间走了！

    那段时间真的很累，×××昨天下午就感觉不适，但他所负责的新系统实在离不开，他不便请假。他脸色苍白，捂着胸口跟我们说打算次日再去医院，后来，他脸色回转，一切皆好，我们看不见后果，对命运一片盲视。结果，竟成永隔！

    大楼上下都在说他的好：他老实，本分，他总是无条件答应同事的代班请求，他总是默默做了很多头脑们看不到的琐事，他出差总是像个绅士把女同事照顾得周到舒服，他老婆下岗女儿生病家境贫寒却不忘给更贫寒的哥嫂以经济上的支持……

    没有人相信，堂堂一家大企业的员工的后事，是大家捐款办成的。他家的沙发，一坐一个洞，一坐一个洞。

    有人建议我写写他，让这样的好人能够活在文字里。我轻轻摇头。我不说理由。他是我的同乡，没人比我更在意他的存在，我不住院子里，住在院子里的他替我打掩护做了不少事，给了我多少方便。我对他充满感激。但是我不写他。我深深怀念，拒绝歌颂。我已经知道，一架机器运转所需要的，和一个人生命所需要的，是两条平行的铁轨，永远不要对它们的交汇抱有幻想。嘹亮的合唱台上，任何别出心裁的发挥听起来都只是怪异的噪音。

    还是我的那栋楼。这栋13层的大楼，至少容有200号人，而它所护佑的总人数，该在500以上。毫无疑问，它给我们遮风挡雨，它给我们面包粮食，是我们的“安身所在”，我们视这栋能够安顿“肉身”的大楼为自己的人生依归。多数人的“红灯照”时代已经结束，理想和梦想云淡风轻了，物质世界的构建变得无比崇高。一个中国家庭移民美国，它只关注买房，买车，它从不参加谈论人生的社交活动，也从不阅读那些在国内难得一见的书籍。外国人看得很是奇怪，他们认为人应该有对俗世生活的“超越意识”，一个人怎么能仅仅满足于“贴地而活”？外国人不懂中国，中国人的人生理想，就是在俗世生活中“安身立命”。我也是大楼的“移民”，我进入大楼后也不见得做得更好，在大楼里，谈论小说是可耻的，谈论人生是奇怪的。一切的务虚，对于大楼都是一种不敬。那么，我们能谈论什么呢？数字，除了数字还是数字：余额，净增额，市场占有率，损益，当然，还有工资和奖金。这些，就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全部内容。最初的5年内，出于对大楼的“忠诚”和对现状的“自满”，我不曾读过哪怕一篇短小说。这种过度的“务实生活”是一个隐患——又7年后，我蜕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务虚主义者。

    我的进入大楼，对于Z站长等老同事们，始终是一个谜。其实谜底很简单：那是一个时代贲张，一个行业扩张的必然。“你、我、他”皆有可能，只不过“我”恰巧俱足机缘，被神挑中而已。回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那些像葵花一样打开的日子，下海，跳槽，练摊，人心浮躁，以为财富可以像韭菜一样地生长。我绝无仅有的一次“练摊”，是把不穿的旧衣驮到乡下婆家卖，72块钱，很值得一说的业绩，而这件事写成故事又换了20块钱稿费，92块钱呐，当时月工资的三分之一了。但我的行为不是为着“三分之一”，而是为着“体验时代精神”：那是一个让人血流加速，充满激情的时代，巨大的泡沫让很多人沉浮在生活的海面上。无论如何，一个二字头上混岁月的人，如果对时代没有适当的呼应是说不过去的。

    那么，就探出头去呼应一下吧。

    “经营钱的单位，哪里会没钱呢？”我到今天还记得进入大楼第一天，一个当权者所言，像铁一样坚硬的信心，多好的自我感觉！大批有过财务经验的人马从社会各方汇入大楼，彼时它被戏称为“破产企业下岗员工的收容所”。

    困境很快到来，1998年，经由我起手报告并且亲身参与，辖属旅游名城的一个网点撤销了。这是第一个，随后是不断的撤并，搬迁，临时工被陆续清退回家。“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成为一句流行语，它高高在上视劳动者为草芥的恩赐意味深深地伤害着大楼内外的每一个人，“当家做主”的感觉早已成为过往。我们视为“人生依归，安身立命”的所在，正在风雨中飘摇，它单薄的身躯再也给不了我们安全感和托付感，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2005年，我离开大楼，交接的资料里，有一大摞是跟机构撤并有关的，我都干了些什么呀？给人饭碗的好事没赶上，砸人饭碗的坏事却拿我当了差。

    风声越来越紧，异地同系统内，有人受不了失业打击跳楼自杀了；同城同业内，很多人被逼交了“自愿买断书”（后来集体上访事件时有发生），从此世人眼里这个行业光环不再；传外省有机构撤销时业务数据全部被毁，据称是有人以此报复发泄不满。病退，买断，内退，离岗，各种各样的方式在逼“老人”退出，为“新人”让路，此举称之“换血”，哦，多么血腥的新陈代谢。资本的逐利性渗透到了普通人的生存之道上。

    一对很好的姐妹花，被形势挟裹着分不清南北，商商量量一起交了“自愿买断书”。哪知回家，其中一个被更具眼力的先生一顿好骂，遂心生悔意次日找关系把“自愿书”撤了回来。当然也是告诉了另一人的，可惜另一个没关系，反悔也来不及了。这两人的命运从此不必再提，而情谊，也因之荡然无存。

    2000年8月，我受命参与起草一家县级机构的撤销方案。这种伤筋动骨的动作是头一回（也是最后一回，其后果之严重是管理者纠偏的重要原因），此前的收缩都是针对网点而言的，痛在皮毛。平地一声惊雷，知情者无不惊异——那可是一家经营业绩蒸蒸日上的机构啊。开的是绝密小会，在大楼的6楼，很少的几个人。方案要周全，要安全，要保全。方案出来了，离执行的日子还有几天时间，我每天都跟自己打斗：那是我的家乡，那家机构里有我的朋友，有我的同学，有我父母兄弟的熟人，我不吐一字对他们是否公平？我对大楼的忠诚是否就是对亲情友情乡情的背叛？

    我的行为果然受到指责。8月底，当我回到家乡执行撤销公务，一个同学说要来看我，其父母一阵雷霆，“快别提她这个人了，一点消息也不透露，哪里还有点人情味？”同学的母亲，在挤兑的队伍里扭伤了脚。我自己的父母，也是不满的，“这么多的亲戚朋友，都把钱存给你们，你居然也不先打声招呼，让我们出去怎么见人？”

    我无语。这种事没有先例，家乡人见识不够，他们对自己权益的杞人忧天我不能嘲笑。谁又知道，整整一个8月，由于精神压力，我的例假维持了绝无仅有的25天，任何一种医学检查都无法解释问题出自何处。而每天每天，我陷入的，绝不仅仅是对自己身体的恐惧和担忧。在家乡的那栋紫红外体的大楼里，深夜12点，我亲眼看到几十号男女在接到命令后那绝望的伤心哭泣，他们的泪水，足以把在场所有人的心都泡成糊沫。全场哭泣。宣读完命令，省级头号首脑眼圈发红，一句意味深长的“对不起，同志们，我来晚了”，更是让撤销事件变得充满神秘令人费解——一家充满活力蒸蒸日上的机构，它的诞生和死亡，只是取决于一个特定时刻，几个特定决策者的头脑发热，在这样的事件里，个人的命运什么都不是，哪怕当事人有过真诚的热情和忠心的付出。

    父亲烦死格里高尔了，已经变形的儿子成为他的负担，他一个苹果砸过去，慢慢地要了儿子的命。

    起草撤销方案不会是我的耻辱，而是决策者的耻辱——事隔8年，当年的收缩政策又被市场无情否认，扩张又一次成为战略目标。它们再次把机构设到了我的家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那栋风光的楼，买不回来了。

    消息既出，众多的当事者，回报的是沉默。深深的沉默。

    作为当事者之一，我深埋心中的耻辱被再次唤醒。我的耻辱在于，在当年的撤销现场，我被连夜要求向上级写报道，报道被撤销当事者们的“识大体，顾大局”，报道他们在撤销工作中“可歌可泣”的事迹——彼时全系统风声鹤唳，需要的正是能够抚平人们内心不安的典型。把人卖了，还要人帮着数卖身钱。我心里有话，却连一点异议也不曾表示，不敢表示。在别人的尊严和自己的饭碗二者间，我可耻地投身于后者。我像一个汉奸置同胞的感受于不顾，只为保全自己有肉可吃有青菜可吃的日子。我不会忘记，当我无奈地在键盘上执行“首脑意图”时，那扑扑而落的泪水，是为他们的今天流，也为自己的明天流。庆幸的是，当时的两篇稿子，上头终于是明智地没有发出来，这一点上，上头表现出了充分的人性和对弱者的尊重。而我，也侥幸保留了几分面子和尊严。于是，我自己，和那个授意者，成为它们的终极读者。但是，这样的行为依然是我职业生涯上的一道肉瘤，它的丑陋，它的委琐，它的冷酷，让我始终不敢回望，无法面对。我假装遗忘，假装耳聋眼瞎，假装自己从来都是像父亲所希望的那样，行事正大光明，没有一丝一毫地对不起良心。只有这样，我才能忘记自己灭失过尊严，才能忽略自己的“小”，以为自己活得一直像个人。

    2009年3月，是下午，春阳斜照，我坐在大房间的地板上发呆，手里是这两篇从没见过天日的稿子，展读它们，我像是一个来到战场遗址的幸存者，我站在群山之巅，绿浪鼓荡着我的心房。一只和平鸽自天而来，它洁白的身姿温暖了我，让我从曾经的丢盔弃甲中抬起了沉重的头颅，我轻柔地抚摸着它——哦，卑微的安然，懦弱的安然，伪善的安然，敏感的安然，痛苦的安然，宽宥吧，宽宥吧，只有宽宥自己才能宽宥整个时代。只有宽宥时代才能宽宥自己的命运。神在我们左右，神一直在牵着我们的手。神说，我爱你们。

    2000年8月以后，那一双双饱含热泪的眼睛，变身为一群羔羊，就那样被放逐到了遥不可及的天边……一个外表壮实的新婚小伙，受不了撤销的打击，三个月内突发重病含恨身亡。其余的人，由此步入另一条生活之道，有人走得比从前好，有人走得没有从前好，但是没有人的生活就此停步。“安身之所”从来都只在自己手中，何处天涯不养人。

    “下一次，那个被放逐的，就会是我自己。”彼时每一个在场的参与撤销者都这样说。兔死狐悲，我们有着深深的不安和忧伤。这是个体面对潮流时的无奈，一个动荡的时代，一个物质的时代，任何一个行业的成熟和转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原来一个时代不会比一个人更有智慧，一个行业，也不会比一个人更聪明，它们也是一步一步摸索着长大定型的。有人注定要为此牺牲。多少年后回味这一切，这好比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血腥拼杀，留下来的，是幸运者，但不一定是幸福者。

    我看着自己在大楼里的作为，就如同外国人看不懂中国移民家庭，我到底是为着什么进来的？我问神，神不语。如果我们心向往之，身献往之的物质世界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是否应该有一次别具意义的“超越”，才能让我们的灵魂如铁？而这样的“超越”，该由谁来引领完成？如果安“身”远远不够打消我们穿越人世的不安和惶惑，那何处天涯，又会是“心”的居所？

    又过了几年，一个偶然，我读到了科学发展观，是这样说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以人为本”，四个字，犹如春风拂面，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与政治理论没有疏离感，第一次对一个政治名词产生好感和亲近感，我的眼里有泪水要掉下来。亲爱的，请不要问我，这是为什么？

    大楼10年，我伤痕累累，身心俱疲。富裕的物质条件没能使我更幸福更轻盈。我焦虑，抑郁，忙碌，不开心，就以为整栋楼都不开心；我开始怀旧，开始想念从容悠闲甚至清贫无聊的旧生活，开始想念青山绿水，已然跟不上时代的拍子，就以为是时代的节拍已经错乱。事已至此，除了逃跑，我还能怎么做？

    暮春下午两点，我进入院子，看见门卫老刘端着一海碗饭正在怡然享受。他刚刚忙完，他把自己养的一百多盆花草逐个伺候了一遍。现在，他像一个国王面对着自己的疆土，他神色正大尊贵自足，他蹲在花池沿上，他拨一口饭，看一眼自己的花草；他拨一口饭，看一眼自己的花草。他穿着背心光着膀子，捂了一冬的身躯略嫌肥油却腾腾地冒着热气。那是我多年不曾见过的，老刘最尊贵的神态。这场景像幅画一样刻印在了我的心版上：我比老刘不如，他还有自己的花草以资成就，我的“花草”在哪里？劳动着是美丽的，我的美丽又从何而来？

    如果时代不放逐我，就让我来放逐时代吧。

    辞职报告交上去，大楼首脑很是不满：“她要去的地方，会比我给她的钱还多么？”

    转述者的话让我一笑而过。“不差钱”的生活的确是好生活，但肯定不是最好的生活。我要的生活，就是可以“一觉睡到自然醒”，这过分么？不过分，人活着，连最基本的睡眠都不能保证才叫过分。天哪，我已经有多少年睡眠不足了？当然，这是我说出来的，我没说出的，才是真正在意的。不说不说，一说就破。

    出于礼貌，我和首脑面对面了。首脑依然是高高在上的，没有挽留，这在我意料之内。说的却是“要走可以，我只能把你开除，因为你是骨干，不能放行。”这在我意料之外。

    我把笑脸收起，“不可以，你不能开除我，因为全楼尽知，我从来都是一个敬业的好员工。开除我，于情于理都行不通，于你于我都于心不忍。”我清了清嗓子，今天豁出去了，“还有，你何必做事这样绝情，城市这么小，抬头不见低头见，人生这么几十年，还请多加关照。”

    我打住，再多出一言，就是对自己的作践。我挺起身子，转身离开，高跟鞋踩在地毯上无声无息。我不坐电梯，我走楼道，六楼，五楼，四楼，三楼，二楼，一楼。我是跳着回到地面的。我不再是蚕蛹，我破茧而出了，我是一只美丽的蝴蝶，就要飞往一个别样的明天。我扎扎实实地睡了一个好觉，因为，我再也不为明天发愁了。但是，我忘不了最后的伤害，首脑说，要开除我。我的过错仅仅在于，我用自己的方式，表示了对浮华和喧嚣的蔑视。十年阅历，我对一栋大楼，不再恭敬，不，我是对一种现代的价值观不再恭敬，我对一个时代，在做出无声的抗议。再见了，利来利往的生活。

    我已经是一只蝴蝶了，我命令自己快点飞，飞得越远越好，我要把这十年遗忘。让格里高尔回到书里去吧，我是安然，安然无恙的安然。

    人民广场的西北侧，有一栋别致的楼，2009年的整个春天，我很奇怪地依恋着这栋楼。在一场激烈的广告竞标角逐中，我赢得了这家单位广告总投入的一半。优势在于我是“前从业者加媒体首席”。广告系列很长，迁延一个多月，几乎每天，我都出入于这栋大楼。这栋楼的首脑叹服，你真的是很敬业。

    有敬业的成分，但隐秘的原因我不能言说。这里是我通往生命秘境的一扇门，我乐于出入其中，是因为我依恋它。它像一个充满魅力的说客，说服我回到从前，说服我和从前握手言和，让我宽宥了生命中最难以宽宥的经历，让我在它那里有新生的感觉。我看到自己像一个新生儿，赤身裸体，肌肤粉红，以绝对的质朴和高贵在梦中熟睡，哦，我爱死自己吸吮手指的小模样。天地人大和。

    先是为着任务，然后是发现谈判中斗智斗勇的乐趣。最后，就发现这栋楼的光明、典雅、干净，是我一直以来不能忘怀的品质，是我毕生所要追求的品质。它们唤起了我的情感，让我回到了另一栋楼，耗了我10年生命的13层楼。而必须亲历亲为的广告内容，更是需要调动从前全部的职业积累和素养。一直以来，我把那段10年视为荒凉之境，但我怎么可以否认，就是这段荒芜的时间成全了我的今天。

    时间的力量让人崇拜。新时光就像一个艺术家，而旧时光就像一坨橡皮泥，一块石料，一截树根……提升新时光的艺术素养，就是重估旧时光的价值。一个人不能去抱怨时代，一个人，要有能力从任何一个时代中去找出它的好。人生有限，生命是经不得花销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和生命相依相恋，和生命中一切好的坏的经历相依相恋。

    今天，路过已然荒凉的旧时光，只见旷野无人，清风徐来。苍天下我独自放歌，歌声中只见新葵灿灿，铺天盖地，开满眼帘……

    神啊，我爱你。

    月照空山

    凌晨三四点，庵里的板打响了。我身居高山崖壁，于一个叫锦石岩的客寮里醒来，意外地看到了农历闰五月的月亮。它正在西斜，有足球那么大。它寂寥而安心地挂在西侧的山顶上。它冷清的光辉，洗浴着整个天庭，苍天给洗蓝了。莽莽群峰也给洗蓝了。除了月光，我再没看到一点人间的灯火。迷离间我把它当作了自己心中升起的月亮，怀着莫名的清冷之悦，我重新睡下。几分钟后我再起来，追看月亮，看到它已坠到那山顶的下方了……

    而尼师们早课诵经的声音开始响起……

    紧接的是我把山门里的月亮好好地晒上了几晚。那是一轮多么干净而侘寂的月亮啊，高蹈纯粹，静静地晒着悬崖平台上孤单的我。庵里的暮鼓早已响过。山虫在月亮下歌唱。尼师们在月亮下安睡。只有我年轻迷惘的心，在月亮下不能平静。也就是那几个晚上，我如获天启解开了一些纠缠已久的人生症结——时光的内部自有属于每个人的不同秘密，在光阴的罗网里行走的我，其实尽可以用一种更从容的姿态缓慢前行。由此观照，从前对未知生活的急切探索显得是多么徒劳而没必要。意识到这一点，我生活的河流就此开始拐弯。

    然后我总无力阻止自己冥想，想这轮月亮如果没有我的偶然目睹，它的升起落下是不是一场浪费？

    我是一个这样的女人：总是渴望贴着时光说话。而时光却从来没有贴近我的意思。时光是一种没有亲和力的东西，它的倔傲很难让人爱上它的存在。我和时光保持这种姿态的后果，是我在时光里成了一个梦游者，总是飘忽着无法找到踏实的人生质感。这逼迫我转变了态度——我开始学着写作，用一种特别的方式面对时光微语，很快这种方式就成了我的一根金稻草。

    我以为能把那金稻草一直抓下去的。但是不行，另一段时光里的外祖母打碎了这一切。这已经是我用正式的文字第二次提及她了，头一次提她是因为人间亲情的原因；这一次提她，则是因为不满时光的残酷——残酷到我很难相信，面对无情的时光，我一厢情愿软弱自欺的微语是否真的有点什么意义？金稻草从来都不存在，人怎么可能企望在时光里抓住什么呢？

    八十七岁的外祖母，因为衰老的原因，最近一年来摔跤多次，所幸每次都化险为夷。最近的一次发生在清明，这天她不走运，是真摔坏了。她的双腿失去了最后一丝气力，再也无法支撑身体的自如行动，她只能开始枯坐的日子。

    除去正常的睡觉，吃饭，她每天的全部生活就剩下了枯坐——从此她再也没出过自己的房门一步。十几平方米的屋子堆满杂物，加上一个呆若木鸡的她。外祖母出现了幻想和幻觉。有一天她居然抱怨说走了很多路，走得双腿酸痛；还有一天她一见人来如释重负，手一指，说，刀在这里，快点帮忙切点葱蒜，锅里的菜都糊了；更多的时候，她只是紧紧地把一小块旧的蓝花布抱在怀里，说谁这么忍心天天把个“毛毛”丢在这里不管——蓝花布是家织的，她年轻时曾用它来包裹孩子，但现在已经拿来当抹布了。

    这样的笑话每天都在产生，每天都会由去看望她的后人带出来。

    农历四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踏着月光去看外祖母。我去看她的时候，她蜷曲在一张旧藤椅上昏睡。她醒了，看着我，用游丝般的声息迷糊地说，你来啦？带我走吧。问去哪？她答回家呀。我也迷糊了，不知她的“家”指的是哪里？待想再问个仔细，她却又眯起老眼昏睡了。我默默地在她对面坐下。不知坐了多久，停电了。明亮的月光从西窗口打进来。打在神情昏昭的外祖母身上。也打在黯然神伤的我身上。一时间我也云里雾里忘了身处何方——直到我两岁的小侄子，在外面厅堂里没完没了地喊闹起来，说来电了来电了。

    她怀里照例紧抱着那小块蓝花布。她雪白的头发被分成两半扎成羊角辫，头上还卡了一个铁制的发箍。一种小女孩的发式滑稽地安在了垂老的她身上，很是可笑。可我却一点也笑不出来，而是被一种意外的发现击倒：想想吧，人们总是抱怨时光走得太快，又何以想象得出时光多得堆成山，一个衰竭的老人怎么也搬不完的样子？时光是座大山，外祖母已经无力搬走它们，她只能坐在深山里发呆。那山，已经被死神搬空了所有。不要她扫地。不要她喂猪。不要她烧火。也不要她，走一步路。只要她，发呆，枯坐，等死。并且，通过她的老态来恐吓更多的人。

    不，这样说太温和了。我也许该说时光变成了一轮缓慢转动的巨磨，衰竭的外祖母变成了一头推磨的老驴，她的前面挂着一串红萝卜，她生死挣扎着推了一厘一寸，那红萝卜却总是企不可及……不是我故作诗意，把死亡比作红萝卜。事实上对于现在的外祖母，死亡比活着的确是更具有诗意的一个选择。

    时光抛弃了她，却并不带走她。一个垂老的人，怎么能够有力气耗磨掉这空洞骇人的时光？

    一年前，外祖母交代说，里头穿白的，外头穿青的，不要搞错了哈。还有要记得多烧点纸钱给我，省得我到那边跟这边一样受穷。晓得纸钱在哪里么？在第二只樟木箱里头哩。半年前，外祖母交代说，里头穿白的，外头穿青的，不要搞错了哈。还有要记得多烧点纸钱给我，省得我到那边跟这边一样受穷。晓得纸钱在哪里么？在第二只樟木箱里头哩。三个月前，她又把原话复述了一遍。最近一个多月来，她每天每天都在复述了……

    因为久坐不动，她的双脚已经因为气血不足肿得发亮，家人都担心下一步是溃烂，再下一步，不敢想象。由于外祖母的食欲和味觉依然很好，故她的“逃生向死”恐怕不是短时间的问题。这意味着，每向终点走近一步，外祖母将要承受更多的折磨。

    四月的月光下，最让我费琢磨的是外祖母怀中的那一小块家织蓝花布。穿过岁月的风尘，它依然发散出粗糙而原始的温暖，这温暖换我也会迷醉而不加拒绝的。而我深信外祖母把它幻化为“毛毛”的原因，或许是因为其上还残留着时光那头她孩子们的渺渺生息，这必定是一个垂垂老矣的母亲才能嗅闻出来的。我固执地以为她需要这种生息的呵护去抵达未知的彼岸。除此，她还能在时光的铁幕里抓住点什么呢……

    现在，悲凉水一样地向我漫来。我难以解释自己不厌其烦地，描述一条生命终老形态的理由。我甚至自责于这样书写的残酷。但是我想说的内核到底是什么呢？这有可能是出于没有力量参透生死的恐慌。也有可能是出于对多年前在山门里晒月亮的怀疑——那次经历之后，我居然貌似达观地活在了人群里。我现在怀疑自己是怎么有力量做到这一点的？

    我离开锦石岩的那个下午，一群小尼姑正在山潭边洗草席，潭水里有一群蝌蚪在游动，她们就一齐念了：小蝌蚪，尾巴长，游来游去找妈妈，妈妈妈妈你在哪……

    她们的儿歌听得我心房颤抖，泪满双颊。那个下午以后，我高一脚低一脚孤独地走向了回家的路……想起来我曾经对“月照空山”的禅境是多么迷醉呀？但是我怎么可以无视人在时光里的渺小和虚弱，一味地活在自身的清欢里呢？

    那个夜晚，我看到我对外祖母的探视，就好比一缕射进她西窗的月光，清虚却又不失暖意的慰藉——我走时，摸了摸外祖母的白发小辫。外祖母清醒了。执意要我次日早上去吃饭。我谢过。她突然把头一低，老眼里转动着枯涩的泪花。她说，好崽，外婆有我的难处呀，不能留你吃饭过意不去呢，对不起外孙女呢。话音寂寥，里外是疼。却把亲情的火焰拔起老高，刹那间让我沐浴在人间的极爱里，体味着一种疼痛的温暖。

    撇开外祖母的疼，我看到我的疼也是无力而且虚弱的。寂凉却又是息息不灭的。我爱的人正在远离，而我正努力来把内心的月亮升起。就让月光照亮她也照亮我吧，因为，这很有可能是我们可以在时光里抓住的唯一。

    住在梦里

    “当你在城里盖一所房子之前，先在野外用你的想象盖一座凉亭。因为你在黄昏时有家可归，而你那更迷茫、更孤寂的漂泊的精魂，也要有个归宿。”

    ——纪伯伦

    遭遇纪伯伦有点晚，只是上面这句话，也只有到了现在才听得懂。现在是秋天了，从我成人算起，我已经搬家五次了，离最近的一次搬家也有七年了。有很长一阵子，我对搬家有些难以言表的兴奋——很显然，每一次搬家都意味着生活的一次转折，这让人世带了些柳暗花明的意思。

    我很是享受这点意思！

    我说过，我已经七年没搬家了，这意味着我的生活结束了长亭短亭般的绚丽变迁，而是渐日悠远安定起来。在一个叫庐境园的公寓小区，我明明在一栋高楼的西隅安顿了七个春秋，而且三五年内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再搬家的可能，可我常常以为，我住的是另外一些地方。

    这可能比较容易解释，为什么我能够顺利抵达黎巴嫩人纪伯伦的凉亭？

    离开父母以后，十八岁不到的我战战兢兢地闯入人世。单位在院子里的最偏僻处给了我一间真正的陋室：阴暗，狭小，泥巴地面高低不平，门前是口枯井，井边一棵嶙峋的梧桐树，树下长满了高及人腰的狗尾巴草，树上总有老鸦叫呱呱。我陋室的旁边是单位的猪圈，偌大，猪却不多的三两只，堆满了杂物。

    我在那里住了至少有三年。一个比我先去报到的男生占了一间大些且明亮些的房间，他就在我隔壁。他总是在有月光而且停电的晚上坐在房廊下吹口琴。我呢，这时我一般就忧伤地躺在床上，一边听口琴，一边看顾着没着没落的青春和命运，不知怎样才能把它们安住？在我的后窗外，比房子还高的芭蕉树在夜风里叶影幢幢的。在我的门前，一只乌鸦“哇”的一声就从梧桐树上飞走了。

    而男生的口琴还在迷离的夜色里吹送……

    很多很多年后，我回到那个地方。吹口琴的男生不在了。陋室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还过得去的家属楼，当年看着我长大的那些人也老了不少。我和他们面对面话契阔，死死守住的一点却是没告诉他们：我是怎样在千百回的梦里回到自己孤单的陋室——人世间第一个让我成长的迷茫和伤痛有了慰藉之所的“家”。

    也就是从此出发，我对“家”的寻求一路不曾停止。

    其实在现实里构建一个像样的家是件最容易不过的事情。事实上在陋室之后，我拥有的家的条件总是在不断改善。一次次的变更居所总是能够做到与时代同步，在这一点上我足够幸运。比身边很多人都幸运。

    要命的是我真的是一个“在野外用想象修凉亭的人”。

    比如说吧，我对“家”的归属感的认知就很有问题。

    出嫁前在父母家时，因为是女孩，父母的态度多多少少就有一些不把我真当家里人的感觉——随着我的长大，他们的做派更多的是让人有作客的感觉；出嫁了有了婆家，平时难得回去一趟，公婆那陌生的客气更是让我千里万里地有了距离——这不可能是自己的家。而那个一纸婚书拴定的三口小家呢，当然也温馨，当然也宁静，当然也有日子应有的橙色艳丽，可它是那样的不够渊厚，不够旺实，不够血脉交错，不够有清平世界的朗朗，甚至，它连日子的笨重凝结也没有。而这些，正是一个能拴住人精魂的家的特质呀。在这个问题上，三口小家无疑是新了些，轻了些，小了些，抵御世间风雨的力量薄了些。

    所以，无疑，家是越老越好。老家老家，那其实不是指某栋长出青苔的沧桑老屋，而是意指世上人人都得有的一个归宿——纪伯伦说它是安置精魂的一座凉亭，而我入乡随俗地，把它认作是“老家”所能给人提供的一个“场”，一种氛围，一块可以扎根的土壤，因为它的存在，人们在世上的漂泊感才能适度降低。人们在世间的闯荡才有足够的胆量。一个没有老家的人是不幸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于世间女子的“老家”从来都是难以界定，所以我很独到地，很难以自己的女子身份为荣。

    这就是我常常误以为自己住在别处的主要原因。

    我唯一的一个姑姑，住在一个叫江南的小村里。最早时她和很多户贫农分了一栋典型的江南大屋，照壁，正房，偏房，厢房，正厅，后厅，天井，过道……大屋内迂回曲折的，光线也常年是薄薄的暗，几十个孩子可以在屋内折腾捉迷藏，找起人来是很费劲的。而屋子内油盐柴米的喧闹最有人世的平实。我对这间大屋的喜欢是悄悄然，没言没语的。但我最喜欢的是下雨时走在通往后院过道时的感觉：那雨丝从过道一侧的屋檐上吊下来，长长长长的，落在长满青苔的水沟里清洌洌的，小小的我有惊有喜地看着这景致，心神悠远——岁月好悠长啊……

    我姑姑后来做了新屋。屋子是江西农村常见的格局：三直，中间一直是前厅后厅，左右两直各是前后两个房间。姑姑的新屋对我没了吸引力，我不喜它直统统的，没有一点错落和含蓄。两年前的某一天，我壮起胆子独个走进早已无人居住的老屋，站在那个带水沟的过道上，看到了童年时的自己，突然想哭。

    那才是回家的真感觉。

    我梦里的家是男耕女织的。它建在一个青草坡上，是一栋足够大的木屋，有宽宽的房廊可以用来听雨，房前有青青的竹篱笆圈住了许多高头白鹅（篱笆上挂满了蓝色的牵牛花）。屋后有疏竹百竿千竿。最重要的，是木屋里有男孩女孩一大堆，我愿意，当一个壮实的农妇为他们操持老去……

    任何人都知道，实现这个梦有多么的难！比登天还难。

    1988年出发的吉州窑

    一

    1988年，冬阳很好。我的世界里，一件大事发生了。更多的大事，还没有发生。

    这一天，是我的嫁日。

    是一个午后，阳光慵懒懒的，如一只肥猫，在永和镇的天庭散步。我并腿抱膝，坐在镇子南边最高的青草岭上。我端坐于新鲜如初的青草中。时令已冬，草还是那么青。青到令人心软。

    喜宴刚过，夫君把我带到了这里。

    这里视线甚好，眺望东北，镇子的轮廓收在眼底。极目西南，是蓝天白云，清亮的水塘，碧绿的菜地，收割后的辽阔田野。还有，一个一个的青草岭，岭上岭下安静的老牛和小牛。奇怪，这里的青草岭真多。离得最近的，是一座古塔。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它叫本觉寺塔，样子朴素，塔体有些斑驳，层沿上长出了荒草。还有飞鸟，小鸟多，大鸟少。顺便说一句，青草岭的低凹处，碎陶裂瓷蛮多的。

    并坐良久，他发话了。

    “这里是吉州窑。你底下坐的，就是一个窑包。这样的窑包，永和有24座。永和街上，原来有72条花街，现在不多了。但还有，我家门前那条就是。”

    我沉迷在荒芜的憧憬里，不接话。手指缠一根青草丝儿，绕来绕去。

    我对吉州窑一无所知，完全不懂得他所拥有的荣耀，也不感兴趣这种荣耀。况且，他的荣耀也止于此些——关于吉州窑，我没有从他嘴里听到更多。

    他不知道紧邻家门的“清都观”，跟苏东坡有关；他不知道永和有过舒翁和舒娇两个制瓷高手，他们是父女。舒娇的作品，在青原山的净居寺里留存久远；他没讲吉州窑有着跟文天祥相关的传说；甚至那一年，他连著名的“木叶天目盏”也不曾提起。

    除了给我一个“吉州窑”的名词，他几乎什么都没有给我。很多年后，我怪责他，为什么你对吉州窑知道得这么少？他一脸无辜，“小时候真的没有知道更多。否则，我婆婆藏在楼上的那些坛坛罐罐，说不定就不会失散得那样厉害，难保有一两件宝贝哟。”

    而吉州窑，关我何事？我自认心智青涩，混沌才开，轰然一下变身人妻，对于未知的日子，就像盲人摸象般的无法凑足一个完整的画面。如此，要我面对一个一个青草尽覆的土包儿，去想象窑火烈烈，车马络绎的盛况，怎么可能？

    1988年的初冬，我对“吉州窑”完全不在乎。吉州窑，一个地名而已，甚至连地名都不是，一个名词而已。

    他说完吉州窑，就说祖坟。

    彼时，他家的祖坟，就在我们坐着的青草岭前方几棵大树下。他手一指：

    “那是我家祖坟。我爷爷死了埋在这里，以后我婆婆死了也要埋在这里。你呢？你和我，将来都要埋在这里。”

    听一听，一个男人完成婚娶后，也不管妻子愿是不愿，就霸道地，骄傲地，生硬地把一个女人长长的一生，从她的母带上割断，塞扯进他的故乡。

    我听他说完祖坟，心思繁密忧伤。

    25年过去，我一直没有告诉过他，我一直计较他在我的大婚喜日里，说起将来要我埋在无比陌生的吉州窑。很计较。或许，正是因为这种隐秘的计较，无以言说的计较，导致我在很多年里，对吉州窑毫无兴致，不闻不问。甚至于，我故意不对吉州窑生出感情，故意克制着认识吉州窑的欲望，好像这种情感和生命的“被归属”，是吉州窑而不是一个男人强指给我的。

    我打量着古塔，塔很陌生，不是我的；我打量着那些所谓的“窑包”，它们很陌生，不是我的。那些在青草岭下来来往往的乡民，也很陌生，他们全不是我的。我抬头看天，甚至阳光和飞鸟都不是我的。

    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一个我全然不相知的所在，要成为我将来的葬身之所？！怎么可能。

    没有人知道，这一出，成为我心里无法释怀的痛，在很多年后，发酵成了许多关于女人的乡愁的文字，唤起了很多女性的呼应之痛。

    借助于文字，我就这样抵达了救赎之路，我原谅了男权的伤害，也释怀了对吉州窑的寡情。

    渐渐地，我打量吉州窑的心情和心态变了，先是平和友善，后是自豪崇仰。有什么关系呢，渺小如我，在遥远的将来，无论埋不埋在吉州窑的土地上，都丝毫无损吉州窑的荣光和伟大。我终将消失，而吉州窑的烈火，总有一天会被人重新燃起。传说中的吉州窑，必将在重燃的窑火中复活，从而走进更神奇的传说。

    二

    1988年，我平生第一回，坐在了绿草青青的窑岭上。往后的岁月，我一回又一回坐在了那个地方。这个岭，曾经是一个窑床。连同永和大地上的其他窑床一起，这一床又一床窑火，自晚唐点燃后，连绵相续，烈焰长生，经五代、北宋，鼎盛于南宋，至元末熄灭。

    吉州窑火，在永和的土地上长燃了600多年。沧海桑田，世事更迭，风云来去。吉州窑在冷寂中又等待了700年。

    700年后，在众多来往的过客中，有一个喜欢文字抱着文字取暖的我。遗憾的是，我每一回静坐窑包之上，都不曾去想象它的过往。更不曾为它写下过哪怕一个字。我坐在这里，只是单纯地喜欢青草青，白云白。相比于谜一样的过去，我更喜欢它现实的景致。

    是怎样的一双双手，挖开了这个窑床？是怎样的一双双手，塑下了一个个陶胚？是怎样的一双双手，给窑床加薪添火？最后，又是怎样的一双双手，把一个个有着浓郁地方风格和艺术特色的黑釉产品带往了世间的各个角落？

    而我世居永和的夫家，是否有过挖窑拉胚的先祖？他们有过怎样的情爱日子，小悲小喜，无从打问，无计打问。夫家的大人们，寡言如同窑包底下无言的碎瓷片。

    吉州窑一直是有传说的。它的传说，与苏东坡有关，与文天祥母亲有关，与文天祥抗元有关。是传说也喜爱傍身大人物吧？除此，能够在传说中游走的，就只有制瓷大师舒翁和舒娇父女了。众多窑工儿女，一代一代，注定要在历史的烟灰中成为无影的陪衬。

    实话说，我对吉州窑暖起兴致，就是跟上述传说有关。尤其是跟舒娇有关。

    穿越千年，一个女子要有着怎样的超群技能，才能被记入历史，名垂千古？而既然在那个时代，一个舒娇可以是制瓷匠人，会不会有更多的女子也在这种匠人之列，和七尺男儿一样，凭手艺谋生养家？彼时的她们，大概就如同今天永和镇的女人们一样，种田种菜，家里家外一把好手。如果是这样，夫家先祖中，那些没有名字，只有姓氏的女人们，有谁的手中，也制出过一只质朴的碗，一个华美的花瓶，一个舒适的凉瓷枕？

    在历经25年的冷漠之后，今天，怀着柔软的温情，假以文字，我试图触摸到吉州窑的血肉和温度。我不谈意义，它的意义，已经有太多的文字谈论。而它的温度，是专属于我一个人的。

    打开夫家后门，走上几米远，就是吉州窑遗址公园。这个公园的建立，使得吉州窑火的重新燃起成为众目的期盼。中国的窑火，助燃了华夏文明，也照亮了世界文明。可以肯定的是，这烈烈窑火中，就曾有一丛光焰，来自我们的吉州窑。

    复燃这丛窑焰，成为今人必然的使命和担当。

    今天，穿行于美丽的吉州窑遗址公园，打量着公园里的水榭花朵，湖水蓝天。我感恩的心情在这些景致里摇曳生姿。

    我一回又一回端坐凝神的本觉寺岭已经变样了，我注目的稻田水塘多数已不复存在。公园中心大湖里的荷花繁开之后落入寂静，等待着来年的重绽芳华。本觉寺塔还在，感谢建设者，未作任何多余的修饰，而是保留了它的沧桑本色。高天上，一庭辽阔的碎鳞白云，自东向西倾铺开来。一只大鸟，从西边的塔顶飞到了东边的湖莲中。

    有意思的是，夫家的祖坟，现在被圈在公园的边际内。先人们，现在安睡于一丛常绿的修竹中。我打一旁经过，屏了呼吸，什么也没有说。他们是有福的。

    公园那么大，那么美。我轻提罗裙，脚步悄移，静心倾听，希望可以听见历史深处，那窑火的作响声，那窑工的呼吸声。恍惚间，我甚至把自己认作了另一个女人，当然不会是瓷界女神舒娇，而会是另一个相伴舒娇的无名女子。我期许，有一天，前生所有的记忆复活，我能借助文字，让舒娇，这个有着娇美名字的女神，款款走向世人。

    无论是否愿意，自25年前，当我在本觉寺塔前，在一个绿草青青的窑岭上，被强行指定这块土地将成为我的最后归宿，说不清的命运关联，已经让我和吉州窑不可分割。

    今天，一个消息传向耳际，重燃吉州窑火指日可期。

    我更加安静了。揣着微喜，我端坐于本觉寺塔前的花丛里。我在想，在我的世界里，又一件大事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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