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外号不错啊。我笑笑，有个外号不是坏事，说明大家还关注他。
不过他就是不爱说话，每天吃过晚饭就喜欢一个人去八号山散步。停了一下后指导员说，我找人陪他，他不肯，他是老同志了，我也不好说啥。
那就让他自己去散步好了，他挺喜欢独处的。我说，那样他可能觉得比较自在些。
就是，我也发现他喜欢一个人待着，有的人是心情不好了才想独处，不过我感觉他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倒还挺高兴。
挺高兴就行。我想了想说，你得多注意点他，他有时候像个孩子。
是是，丛副主任你放心，我肯定是很上心的。指导员知道高洋是我同学，所以说起话来很小心，对了，他年底能转业吧？
应该差不多。
最好能顺顺利利地走。指导员说，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他还是不适合在部队干。部队讲究集体观念、整齐划一，特别连队更是这样。说老实话，在连队他还是显得太独太另类了，要是转业回地方，没准对他更好些。
我听了这话虽然有点不舒服，可我清楚他说的是对的，所以我只能点点头。
高洋去搜索队三四个月后，有天清晨实弹射击时一发弹引信出了故障，不接收起爆指令，发动机动力耗尽后从高空坠落到八号山后面的沙丘上。导弹战斗部没起爆的情况比较少见，处理起来也比较危险，所以负责试验的基地首长坐车到了残骸落点附近后，先派了一个负责战斗部的工程师去看看情况。他爬上沙丘围着残骸检查了一下，回来说引信变形了，一时半会儿拆不下来，但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找人运回来拆解了就行。这事当然归搜索队，首长就让搜索队派人把残骸从沙丘上弄下来。可队长指导员问了一圈，一帮人都不吱声，最后只有高洋慢吞吞地举起了手。
我不知道高洋为什么要举手。在军校时，教员上课提问他从来没举过手，至少我从来没见过。要么就是他想挠挠发痒的头皮，结果被误认为是在举手，这也不是没可能。有一次我休假时跟安伦在一个挺大的生态农庄吃饭，大厅里有人在拍卖自己的画作，也就是花开富贵猛虎下山那类，一幅三五百块钱，但没人应拍。有一瞬我可能抬手摸了摸安伦的头，结果一个家伙就兴奋地冲过来把画往我手里塞，还祝贺我抢拍成功，害得我费了半天口舌才得以脱身。但这也只是我的猜测，也许高洋就是想自告奋勇去处理残骸，他和我们不一样，我没法揣测他那一刻在想什么，当然，他可能什么也没想。
高洋拉着一根细钢丝绳爬上了沙丘，他的任务是把钢丝绳固定在导弹残骸上，然后再用卡车把它拖下来。那时我并不在场，而是在办公室忙我手头的事，所有这些都是我在事后整理材料时从目击者那里听来的。搜索队队长给我说，那天天气晴好，他在望远镜里看见高洋把钢丝绳固定好后往回走，走了几步却又停了下来，然后又重新折回到残骸旁边，用力拽了拽钢丝绳。紧接着一声巨响，沙丘上腾起一团橘黄色的火光。
我再拿望远镜看，啥都没了。队长说，全炸没了。
我们都清楚，战斗部起爆后，会飞出数千枚高速金属碎片，可以把一架战斗机炸成蜂窝，所以费了很大劲，才把零零碎碎的高洋找回来了一部分。这事来来回回调查了将近一年，来了好几个级别不同的工作组，最终认为，高洋在返回检查钢丝绳固定情况时瞬间引发静电，从而激活了导弹引信，导致战斗部突然起爆。高洋牺牲虽然属于事故，但就跟雷锋同样也死于事故一样，他最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并追记个人一等功。我作为高洋烈士生前的军校同窗，专门被指派接受新闻记者团的采访，我给他们讲了不少高洋的事，比如他在军校担任中队长时是多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他是如何扎根大漠忘我工作而忽视了家庭导致离婚的，他是怎样不怕艰苦主动要求到搜索队工作的……我说了好多，而且我觉得我说的都是真的。
过了一段时间，有次在电话里余峰说，高洋这下成为咱们班第一个有结局的同学了。
可我总觉得高洋还在某处游荡，所以即使已经和安伦结婚了，我还是坚持把宿舍里那把铁椅子搬到了家里，为此还和安伦吵过一架。她认为这椅子并不代表什么美好的回忆，又不是她送我的信物，比如一个钱包一条皮带或者别的什么，而是一个并不讨人喜欢的人的遗物。我也不再跟她争辩，而是把椅子搬到了阳台上，空闲时我也会坐在上面看书，间或也晃一晃。当然了，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像高洋晃得那样平稳流畅。
标题书法 刘鸿
原载《当代》2016年第6期
原刊责编 石一枫
本刊责编 吴晓辉
作者简介：王凯，男，1975年生于陕北，1992年考入军校，历任排长、指导员、干事等职，现为空政文艺创作室创作员。若干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当代》《解放军文艺》等刊，曾获全军文艺优秀作品一等奖，第三届“《人民文学》新人奖”，首届“茅盾文学新人奖”，以及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提名。
创作谈：生命的微光
王凯
在写《铁椅子》之前的那些年里，我曾给不少朋友讲过小说里面的人和事，却从没想过要把这些事情写成小说。因为在我胡听乱看得来的文学观念中，小说总得有相当程度的想象和虚构，总得有对生活的处理和裁剪，总得给作品提炼出一点主题和意义。可是我记忆里的那些散碎的片断更像是一堆无逻辑的段子，更不用说能在其中抽象出什么形而上的东西了。
但我仍会不时地想起那些越来越远的往事，不知道为什么。事实上，这篇小说主人公“高洋”的原型、我那位军校同窗多年前便已故去了。即便他活着的时候，我们的交往也不算多，虽然我们曾在一间宿舍里住过许久，而且毕业后还曾在同一片沙漠中生活过不短的时间。20多年过去，我最常想起的场景并非是小说中写到的那些事情（要知道它们基本上都是真实的），而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进入军校第一天，我报到比较早，班长便把宿舍靠窗的一张下铺分给了我。我在储藏室收拾完东西回到宿舍时，他正在我的铺上整理被褥。我马上紧张起来，冲上前很生硬地告诉他这是我的铺。他愣在那里，搔着头皮看了我几秒钟，紧接着又冲着我笑起来。他一笑，两眼就眯成了缝，看上去有点卡通，但我当时很像一只领地被侵犯的小兽，只觉得那笑容既虚伪又狡猾，明显是在掩饰着某种企图或者阴谋，于是马上叫来了班长。事情其实被我想复杂了，起因只是班长把分配过的铺位搞混了而已。
这件小事我没写进小说，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把它放在哪里。我也没想清楚究竟为什么要写他的故事，也许是因为他和我们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像来自另一个物种。刚认识他时我17岁，他19岁，我们都对军队和命运一无所知，我认为自己总是正确的，于是他看上去便具有了某种奇异又扭曲的特质。现在我知道并非那么简单。每个生命都是独特的，生命的意义没那么容易被提炼，或者说，它们不可提炼。再渺小的人生也会闪耀出与众不同的光亮，只是我们很少去注视那些测不出波长的光亮。
无论如何，写完这篇小说令我略感心安。我想我应该感谢他，我的同学，愿你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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