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湖“五七干校”回眸与反思

    过去其实并没有真的过去，过去就活在今天。

    ——[美]威廉·福克纳

    许多时候，历史真的就是一种缘分。

    谁也不曾想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三角湖，却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浪潮中突然跃出地表，引起世人的关注与凝眸。

    这是一个位于湖北咸宁市北部的三角形湖泊，系斧头湖的一个湖汊，而斧头湖则属古云梦泽的一部分。想那远古之时，云梦泽与洞庭湖相接，一片汪洋恣肆、烟波浩淼、茫茫无涯的水面，带给人们的，该是怎样的壮阔与遐思？大禹治水，河流改道，水患甚烈的云梦泽消失了，后人只能在那发黄的古籍中搜寻、凭吊它的丰姿与身影了。原属湖北省辖区的古云梦泽虽然不见了，但它的悲壮离去却给后世留下了影响至今的无数遗迹与“残骸”——那就是星罗棋布、数不胜数的大小湖泊，湖北也因此而得了个“千湖之省”的美誉。

    古云梦泽偏远闭塞，雾瘴弥漫，在统治者眼中，自然是一片适宜于流放者的土地。当年楚国伟大诗人屈原受诬遭黜，出楚都，入云梦，过武汉，进湖南，自沉汩罗，虽无确切史料记载，但当他与长江相通的斧头湖擦肩而过时，想必也曾光顾并有所留连。直至北宋时期，距斧头湖东北约两百公里的黄州，还接纳过遭排挤受贬逐的一代文豪苏东坡。

    于真正的知识分子而言，流放是炼狱，逆境是动力，苦难是财富。屈原正是在流放的苦旅中，感受古云梦泽的遗绪，那大江大河的波诡浪谲、云蒸霞蔚与瑰丽迷幻，感知普通民众的艰辛，对天地万物大胆质疑，胸间鼓荡翻卷着一股丰盈的想象、浪漫的诗意与“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热烈情怀，才如凤凰涅盘般写下了《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一首首想象奇特、感情奔放、文采华美、风格绚丽的优美诗篇。苏东坡因有流放黄州的自我“突围”，化痛苦为酵母，仰观俯视，探天地之本源，究人生之大义，才完成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广为传诵的千古绝唱。

    自南宋始，随着经济、文化重心的逐渐南移，原古云梦泽的地盘，已是繁荣昌盛的九省通衢之地。专制统治者认可的流放之地，要么一再南移，要么选择西北、东北等遥远的边塞所在。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于苏东坡贬谪黄州九百多年之后，历史再次“青睐”这块“风水宝地”，选中了三角湖作为一处新的规模宏大的特殊流放地。

    千百年来，三角湖幽幽地、静静地躺在僻静的鲜为人知的角落，哪怕翻烂史书，也寻不到它的名字，见不到它的惊艳。唯有一次，三角湖差点卷入喧嚣的三国纷争，相传赤壁大战时，关羽曾在这里屯兵驻扎、引军据守，所以当地人又叫它关阳湖。当然，一场改变历史的大规模血战不可能在一个难以周旋的湖汊展开，因此载入史册的就只能是离它仅只几十公里的长江赤壁。

    寂寞惯了的关阳湖似乎并未感到冷落，可是，在那“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风暴席卷中华大地的特殊岁月，“与世无争”的它怎么也逃脱不了“接受改造”的宿命。湖汊宜于垦荒造田，将关阳湖拦腰截断，与斧头湖“隔离”开来，抽干湖水，裸露而出的黑色湖泥，就是片片肥沃的良田了。1968年冬，4万多民工浩浩荡荡地开进关阳湖，风声猎猎，红旗招展，不到半年时间筑起了一道长达28.3公里的围堤，堤内垦区面积4.83万亩。

    尽管如此，关阳湖仍只在有限的区域范围内绑缚在时代的车轮上滑行。然而，车轮一旦转动就无法停止，帷幕一旦拉开就难以闭合，1969年，关阳湖在因缘际会的历史背景下，终于完成了实质性的突变与飞跃，成为举世闻名的特殊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五七干校”校址，选定在围湖造田工程刚刚结束的关阳湖垦区！

    于是，数以千计的文化人如潮水般从北京涌来，涌向咸宁关阳湖。

    这是一场罕见的文人大迁徙，一种带有改造与惩罚意味的下放，更是全国轰轰轰烈烈的“五七干校”运动的组成部分。据有关资料统计，共有6000多名知识分子及其家属先后下放到咸宁“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思想改造。当时有首流行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唱道：“公社是个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花儿朝阳开，花儿磨盘大。不怕风吹和雨打，我们永远不离开它……”为表示人心向党向太阳，意志坚定跟党走，关阳湖“与时俱进”，更名为向阳湖，昔日的“三角湖”、“关阳湖”就此“退居二线”。于是，进入世人与历史视野的，便是向阳湖“五七干校”。与此同时，向阳湖周边的一些地方也相应地更名为向阳中学、向阳塔、向阳路、向阳桥……

    这一大规模的知识分子下放浪潮既与古代官员的遭贬流放有着某些相同之处，同时又打上了特有的时代烙印。在此，我们有必要对“五七干校”作一简要回顾与概述。

    1966年5月7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给副主席林彪写了一封信，此信便是影响中国“文革”发展进程的“五七指示”。毛泽东在信中写道：“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着又强调工人、农民在以工、农为主的同时，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学生在以学为主的同时要学工、学农、学军；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看得出来，“五七指示”有两个重要的基本点：一、共产党依靠人民解放军取得全国胜利，尽管执掌政权十多年，毛泽东仍一以贯之地施行“战时模式”，以军队统慑一切，此后的“五七干校”便交由各军区统一管理；二、其落脚点在于“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面对西方资本主义、苏联修正主义，毛泽东心之所念，就是担心中国的社会主义改变颜色，因此，“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反修防修”盛行一时，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时，毛泽东的威望已达至峰巅，并逐渐神化，一封普普通通的信函被抬到了无与伦比、无以复加的地步，说成是“光辉的‘五七指示’”，被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新高峰”、“建设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宏伟纲领”。1968年5月7日，即“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组织141名省直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并命名为“五七干校”。可见“五七干校”其实就是农场，不过换了一个适于当时形势与需要的语汇而已。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介绍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黑龙江庆安县柳河“五七干校”的新经验，在“编者按”中特别强调：“毛主席最近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于是，“五七干校”作为“文革”中的一种“新生事物”受到热烈“追捧”，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各行各业创办“五七干校”蔚然成风。这也是继延安整风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再次遭受大规模的阉割与“洗脑”。

    当时全国约有1000万名各级干部，而进入“五七干校”接受改造的即达500多万人。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全国中央一级机关开办的干校有106所，各省开办的共计1497所。咸宁向阳湖能在如此众多的“五七干校”中“脱颖而出”，知名度最高，不仅在于它是全国当时规模最大的“五七干校”，更在于下放这里的，是一支由中国文化部系统（包括机关、出版、文物、电影口）以及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组成的文化大军，他们中既有文化界的高级领导，如原文化部副部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原文化部副部长、湖北省委书记赵辛初，原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等，也有作家、诗人、画家、导演、书法家、音乐家、摄影家、翻译家、出版家，还有编辑家、文物专家、语言学家……其中不乏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大家与名家，如作家沈从文、冯雪峰、冰心、萧乾、严文井、韦君宜、楼适夷，诗人张光年、臧克家、郭小川、李季、绿原、牛汉，剧作家孟超、陈白尘，翻译家金人、孙用、许磊然、文洁若，文艺评论家侯金镜、冯牧、阎纲，画家刘继卣、邵宇、李平凡、秦岭云、卢光照、许麟庐、林锴、曹辛之、范曾，书法家李长路、刘炳森、谢冰岩、佟韦，出版家陈翰伯、王子野、金灿然、史枚、陈原、王益、王仿子、范用，文博专家吴仲超、唐兰、单士元、王冶秋、龙潜、徐邦达、史树青、王世襄、罗哲文，学者宋云彬、赵守俨、陈迩冬、王利器、顾学颉、傅振伦、周绍良、周汝昌、舒芜、程代熙，电影工作者司徒慧敏、吴雪、马彦祥、唐瑜、洪臧，等等。

    迫于当时情形，京城文化干部下放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势在必然，而选择咸宁关阳湖，则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而偶然之中也包含着必然因素，如果没有远离京城的偏僻寂静，没有前期的民工围垦，没有足以接纳数千人的空间地盘，无论怎么偶然，也不会凭空“整出”一个闻名遐迩的向阳湖“五七干校”来。

    偶然与必然相结合，历史老人就这样“锁定”了咸宁，选择了向阳湖。于是，一段闪电般掠过的特殊日子，就此载入史册，成为人们不断咀嚼、不断回味、不断反思的永恒话题。

    一声令下，属于文化部系统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荣宝斋、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电影公司、新华书店总店等单位以及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大部分文化干部的命运便无可逆转地与咸宁向阳湖“绑”在了一起。当然，不可能在同一时间“一锅端”地全部遣送，京城所有文化部门不可能完全停止运转，咸宁接收、“消化”也需要一个过程。留下的“根红苗正”，下放的是有“辫子”可抓、“尾巴”可割的改造对象。根据“轻重缓急”，他们分期分批地离开京城。1969年4月12日，先遣队抵达向阳湖；9月26日，第一批“人马”离京遣往咸宁；12月19日下放第二批；1970年5月18日，又有第三批来到向阳湖。有孤身一人前往，有夫妻同行，还有拖家带口全家迁移的。离京之时，他们不知道何日才能返回，心头充满了一种挥之不去的离绪别愁与凄凉怅惘，许多人做好了今生今世终老咸宁的准备，下了“把骨灰撒在向阳湖”的决心。著名剧作家陈白尘在《牛棚日记》中就写道：“如今一去，恐怕真个永不再来了。”

    第一批学员刚到咸宁，真可谓“百废待兴”。没有房屋，只有借住在向阳湖周边地区的老乡家中。不待喘息调整，就开始白手起家地修建宿舍，因陋就简地填筑道路、加固围堤、开荒造田。昨天还在手握笔杆舞文弄墨，今天就得改弦更辙，开始脱胎换骨的体力劳动改造：拿镢头，握锄头，举榔头，挥铁锹，舞镰刀，打赤脚，挑重担，风里雨里，摸爬滚打，肩头磨破皮，双手长老茧，头上落尘土，浑身是稀泥……几乎一夜之间，就得以一种全新的面貌与生活方式生存于世。这对农村出来的少数文化干部而言自然算不了什么，而对大多数从小吟哦诗书，“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城市子弟来说，不啻于一种折磨与受罪。特别是那些生长于北方的文人，走不惯南方的泥泞路面，一不留神就会摔个仰面朝天；更受不了南方的酷暑炎热与阴冷潮湿，腰疼，关节疼，胸口发闷，简直难受得要命；此外，还要对付草中的毒蛇，水中的蚂蟥，夜晚的蚊虫……

    体力劳动容易使人麻木，在全身疲惫与腰酸背疼中，思维的活动降到最低点，一有空闲只想休息放松，呼噜呼噜睡大觉。而最要命的是，伴随沉重的体力劳动，还有人为的革心洗面的思想整风，将松弛的神经激活，从思想到灵魂进行深刻的反省。劳动间歇，要开斗争会，批斗那些所谓有历史污点的“走资派”、“右派”与“反革命分子”。雨天或晚上则安排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各种理论学习活动，不间断地开展以“批判资产阶级”为主要内容的各项政治运动。著名诗人郭小川说他白天“经常泡在膝盖深的沼泽水中，到晚上还不断开会”。除繁重的体力劳动外，干校主要的任务就是搞学习、搞讲用、搞运动、搞大批判、搞思想改造、忆苦思甜、访贫问苦、表决心等。特别是将一些在原单位进行的运动带到干校，其中最令向阳湖文化人寒心与痛心的就是清查“五一六”分子，年老的动不动被打成“走资派”和“叛徒”，年轻些的则被说成是反革命的“五一六”罪犯，“有的连队榜上有名的‘五一六’分子竟然达到百分之三十”。所谓的“五一六”分子，指在政治斗争与群众运动中，受“怀疑一切”的狂热鼓噪，欲解决“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的一批造反派。不久，“五一六”被严重扩大化，成为一个反党组织与反革命案件在全国范围内层层揪斗，被这一莫须有的组织与案子冤枉的人数超过1000万。关于“五一六”的情形，韦君宜在《思痛录》中说“实际是造反派的这一派打造反派的另一派，互相揪咬，越咬越多，到最后把年轻的造反派差不多全打成了‘五一六’。证据罪行，什么也没有”。后来虽然都予摘帽平反，但在当事人心头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与隐痛。

    “五七指示”是毛泽东针对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而写给林彪的信函，应运而生的“五七干校”自然而然打上了浓厚的军队色彩。向阳湖“五七干校”先由北京部队分管，后委托给武汉军区代管，编制也以部队的行政建制为准。下放的6000多人中，其实包含了随行家属，真正的干校学员4000余人，设有26个连队，比如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局、出版局为一连，中国作家协会为五连，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十四连等等，连以上为大队，连下设排与班。干校学员“定格”在军事网络的某一点上，一举一动受到严格控制，不许单独外出，有事得自下而上向班长、排长请假，向连部请示，待批准后方可与他人同行。既为军事化体制管理，就要随时备战，除白天参加体力劳动，晚上开会背毛主席语录开展各种政治运动外，早晨还得像军人一样出操、跑步，有时半夜突然听到哨声，得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整装待发，像正规部队那样进行一种特殊的训练——“拉练”。据萧乾回忆，在咸宁期间，他最怕月亮，尤其怕月圆，因为月圆时分军宣队会突然吹响口哨“拉练”，而他往往是最后一个跑来列队的，一边向队友看齐，一边还在系鞋带。于是，月亮一圆，他就只好和衣而眠，“梦中还竖起耳朵听着随时可能吹起的哨子”。

    关于当时的劳动及“洗脑”情形，干校部分学员在后来的访谈与追忆性文章中有所提及，但多属概述性文字，唯有著名诗人，《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张光年的《向阳日记》以及陈白尘的《牛棚日记》所叙最为具体翔实。

    1970年1月21日晨六时起床天未大亮，入厕后扫院子。我连一批人参加修堤，七时吃早饭。饭后到沙场挖沙。午饭后未及休息，下午提早于一时上工，继续挖沙，紧张而又扎扎实实地干了一天。晚七时补“天天读”，班里革命同志安排开讲用会。我要求检查批斗自己对待毛主席的态度问题。班长同意安排时间。八时‘天天听’。痔疮肿胀，坐浴半小时。十时半开始睡眠。

    1970年2月4日我没有直接上大堤干活，而是同陈白尘、张天翼等等一起整修取土挖出的一段高坎，从早七时干到晚七时，中午也有那里吃饭，晚上摸黑回家。幸好我带了电筒，起了一点作用。晚饭后已近八时，在食堂购点心一斤。班上补“天天读”。自学，读报，热敷。连日痔疮坐盆热敷，略有缩小。

    1970年2月25日张政委作深挖“五一六”第九次动员报告，宣布张××坦白交代了参加“五一六”组织，让他回到群众中参加斗争。张××在会上做了诚恳的交代和控诉。我（听时）激动得哭了。

    以上摘自张光年的《向阳日记》，记叙了当年较有代表性的“五七干校”的三天劳动、生活、学习等改造情况。

    我们再从陈白尘的《牛棚日记》中摘出三天有关记载：

    1970年2月23日阴，不能出工，改两餐。七时至九时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谈“五一六”敌情。十至十三时半继续谈，插不上嘴。王朝银点我的名：“你也要写小字报，不要躺在床上抽烟！”既然是非写不可，就只好炒冷饭，把过去已汇报过的事情再摘几条……

    1970年2月26日中午被派去修猪圈，泥深及踝，行动困难。下午军宣队张喜作第九次深挖“五一六”的动员报告，接着张会武交代他参加“五一六”的经过，泣不成声，极为震动……

    1970年3月12日晨起雨雪霏霏，但仍然出工。坚持到下午三时，衣衫鞋袜尽湿，才收工返去。未整队，各自奔跑，我落了单。路上油滑难行，过浮桥时几乎落水；上大堤更是一步三滑，跌倒二次。在堤上举目四顾，只有去农中的路上有人，追去，却是十四连的人；急由抽水站再回大堤，幸遇王真，乃同行。我已迷不识路了，王又误引至电影口五大队，绕道而返。此时雷鸣风吼，冰雪交加，身如飞蓬，足如蹭油，失足者再。五时才回到连部。里外四条裤子以及棉袄、背心、罩衫等等都已湿透，短统雨靴灌水已满，大为狼狈！换衣洗脚后，生火烤湿衣至十时半。还有许多同志怕连换的衣裳都没有了，不知如何度此寒夜？

    之所以大段摘引，为的是使读者对向阳湖“五七干校”，对当年知识分子遭受的身与心的折磨产生一定的感性认识。当事人的原始记录，比其他任何人的描述都更贴切、生动而到位。

    劳动、整风、学习、批斗、反省、检讨，此外，他们还要默默地承受另一种人为的负担与重荷——形式主义的瞎指挥。

    一次，韦君宜受命与舒芜挖坑修建临时厕所，一番艰辛劳作，累得大汗淋漓，总算挖好了一个大坑，两人还颇有情调地将坑的边缘修得光光溜溜。正在欣赏自己的“杰作”，上级突然传达新的命令，厕所要改建，得挖在另外的地方。他们不敢有半点分辩，对那个白挖的大坑一翻“凭吊”之后，唯有老老实实地执行新的任务去也。

    再比如，眼看就要下雨了，却下令猛割小麦，结果无法运送，只有烂在田头；筛沙遇雨，仍不收工，而沙子被雨淋湿，就会凝结成团，既难以筛动，也达不到规定的要求；还在深夜经常性地突击劳动，打谷不止，凌晨方归，稍事休息，又得下田大干，人的精力与能量毕竟有限，其实效率极低，真是应了农村的一句歇后语：顶起碓臼唱戏——人吃了亏，戏又不好看……

    这一切，被当地的咸宁老乡看在眼里，就有了“身穿破棉袄，手戴大金表，走路拄拐棍，三步两跌倒”，“小雨小干，大雨大干，出太阳不干（开会）”，“文化部不文化，干起活来挺泼辣”等民谣。

    “文革”时期，全国上下只有一个脑袋在思考，一个声音在回响，此外全属异端。而知识分子凡事总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对一些事物有着自己的看法，不像其他阶层那样一味盲从。但凡独特的认识，多有偏离“正轨”之嫌，就有了“知识越多越反动”之说。想当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即一般管理员）之时，对陈独秀、胡适等著名教授敬畏有加，而这些教授对一个普普通通的管理员不可能格外重视，恐怕连正眼也不曾瞧过。可以想见的是，早年的这段生活阅历会在毛泽东心头打下怎样的烙印，敬慕伴随自卑，隐隐中还会涌出一股难以觉察的嫉恨。“文革”时期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整体性的疾风骤雨般的改造，不能说与这种特殊的心理情结没有半点联系。接近底层，了解普通大众的疾苦，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必要的，但“一刀切”地将那么多文化人硬性下放农村，实行半军事管制，实在是太过粗暴简单。正如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所言：“正是使人间变成天堂的渴望使得人间变成了地狱。”萧乾认为，“五七干校”的目的，就是“要一个不剩地把知识分子从上层建筑中赶出去，以确保那一帮人的江山永不变色。”劳动的含义，在此被规范、定义在一个相当狭隘的框架之内，脑力劳动被踢除出列，唯有体力劳动才算正宗，才叫劳动。脑力劳动是人类进化的必然产物，是比体力劳动更为复杂的劳动，是人类进步的一种标志，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一些标榜马克思主义继承人，以正宗马克思主义自居者，在无情而粗暴地践踏着马克思关于劳动的概念与原理。

    下放向阳湖“五七干校”的文化干部，无论老弱病残，所有人都得参加体力劳动，盖房、开荒、挑担、施肥、插秧、割谷、扬场、种麦、挖煤、烧窑、种菜、养猪、养羊、放鸭……但凡当地农民的活路，他们都得尝试着老老实实地去做，不得有半点偷懒之嫌。所不同的是，年纪大、身体弱、病患者干轻省一些的事儿；年轻的、体质好的干重活，不亚于当地农民中的正式劳力。体力劳动的技术含量低，知识分子脑袋灵光，很多事情自然是一学就会，一点就通，时间一长，也就适应了，习惯了。种的稻谷、麦子、蔬菜，养的猪、羊、鸭不仅自给，改善了他们的物质生活，还有盈余，可上缴国家。

    向阳湖“五七干校”成立于1969年9月，正式终结于1974年12月16日，名义上存在了五年多时间。而自1971年底，就有故宫专业人员等开始陆续调回北京，“九一三事件”后，与林彪密不可分的“五七干校”也就名存实亡了，1973年底，大部分文化干部已从向阳湖离开。因此，向阳湖“五七干校”实际存在了四年多时间。

    四年多时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关键的是，下放向阳湖“五七干校”的高级知识分子人数之多，名人密度之高，不仅在中国文化史，即使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后恐怕也难有如此荒谬的大规模流放事件了。因此，用“空前绝后”一词形容向阳湖“五七干校”，半点也不为过。“文化”一词，搁在今天早已被说烂用烂，无论什么物事，总要打上“文化”的招牌，仿佛只要沾上文化的边儿，就能点石成金，价值倍增。这是文化的荣耀，也是文化的悲哀。在中国，一旦什么物事成为趋之若骛的时髦，必定被人利用，变味走形，令人不敢接近与正视。而作为一块被真正的中国文化人的血汗与苦泪浸泡过的土地，改造与影响自然是双向互动的，向阳湖在塑造着他们身与心的同时，他们又给向阳湖留下了一些什么呢？受其影响，今天的向阳湖会是一种怎样的情状呢？这，不能不说是我写作这篇文章的缘起。

    2007年11月，中国第八届艺术节在湖北举行，借出差之机，我去了一趟向阳湖。本该早就去了的，却要等到我离开湖北后才抽暇前往。想想也好，拉开一定的距离，也许会变得更加冷静、客观一些。

    从武汉到咸宁市委、市政府所在地温泉，不过两小时车程；从温泉到咸安区，再从咸安到原文化部“五七干校”机关旧址，建有一条宽敞平坦，长约18公里的公路，小车一刻多钟即可到达。专程陪同前往的咸宁市向阳湖文化研究会会长、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兼党组书记李城外告诉我，公路是新修的，当年，数千名“五七干校”学员不可能同居一地，而是散居在方圆十多里的范围之内。向阳湖地处偏僻，物质、文化生活都相当落后，学员们购物、理发、拍发电报、探亲返家，不得不经常往返于驻地与咸安之间，没有车辆，只有靠两条腿丈量，有时背着大包小裹，一走就是大半天时间。尽管如此，能够如此往返，这于当时的干校学员而言，也算得上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因为毕竟暂时摆脱了强加于身的劳动改造与整风批斗。

    咸宁“五七干校”正式解散，向阳湖移交当地政府，不久成立了咸宁县国营向阳湖农场。几千人先后离去，向阳湖“人去楼空”，农场难以为继，开垦出来的田地不再种植庄稼，很快被生命力极其旺盛的野草所覆盖，成了一片适合放牧的草场。于是，向阳湖奶牛良种场应运而生。昔日湖汊变滩涂，垦荒为良田，今日田地生杂草，草地变牧场，短短的时间内，向阳湖可谓大起大落，饱经沧桑。

    “五七干校”机关旧址位于“四五二”高地，因其海拔高度45.2米，故名。湖区是一览无余的平原，这儿算得上一处制高点，可远眺向阳湖，1981年更名为观湖墩。座落其上的“五七干校”机关旧址现已列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门外立有一块2米多高的长方体“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纪念碑。走近两扇红漆斑驳黯淡的窗式铁门，“五七”、“干校”四字分别焊结在左右门扇的直立钢筋上，字号之大之凸之显赫，令人触目惊心，过去的一幕犹在眼前。可进入铁门，里面却是一片寂静，唯有几幢当年的红砖红瓦平房，在默默地诉说着当年的历史与喧嚣。30多年的岁月悄然流逝，当年不少学员已然作古，即使年轻人，也进入了老迈之年。院内空空荡荡，除我们一行外，见不到一个人影。我在平房的廊檐下走着，总想发现一点什么，抓住一点什么。每扇门前，我都要停留片刻，以搜寻当年遗留的点滴印痕，在空寂寥落的当下与轰轰烈烈的“五七干校”之间，串起一条贯通的纽带。突然，我的眼前一亮，但见一扇房门旁的一块白色牌子上醒目地写着：“原中国文联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冯雪峰旧居。”哦，冯雪峰，就是那个与鲁迅有着深厚情谊，爬雪山过草地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冯雪峰！门上挂一把小小的铜锁，而窗户却是开着的，透过钢筋窗棂，我极力地搜寻着，终是什么也没有发现，但又确乎感到了冯雪峰留下的身影乃至体温。一路看下来，还有著名诗人郭小川，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刘炳森，著名文物鉴赏家、《锦灰堆》作者王世襄，著名出版家、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子野等人的旧居。然后呢，是向阳湖奶牛良种场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看来当年的房屋终归派上了新的用场。还有一间是破产企业管理人办公室，破产企业？所指何也？不过这一念头只在脑海一闪就消失了，我没有深究，也没有必要作此深究。

    游览向阳湖“五七干校”机关旧址的最大收获与惊喜，就是见到了李城外等有识之士与相关单位共同努力建立起来的向阳湖文化展览厅。里面陈列着当年学员们用过的各式农具、留下的各种生活用品，那些今天业已消失的蓑衣、马灯、煤油灯、茶缸等物件，则显得尤为珍贵。一路看下来，当年学员创作的诗歌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诗的质量倒在其次，关键在于抒发了他们决心刻苦改造自己的火热胸怀，诗中所流露的真挚情感让人感慨万端、深思不已。其中一首署名“五大队十七连朱思及”的《扬场》颇具代表性，不妨抄录如下：

    机声震落垛上露，战士笑看太阳出。一片稻场黄入天，万堆谷山出平湖。

    透过一张张发黄的纸片，看得出这是一些未经“篡改”，算得上“原汤原汁”的“真迹”。“五七干校”停办，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向阳湖“五七干校”作为一处不堪回首的“文革”遗迹，谁也不愿正面触及，一些珍贵物件就此销声匿迹、湮没无闻。等到人们认识其价值，再来重拾旧缘，就显得十分困难了。2000年6月6日，在李城外的发起与组织下，向阳湖文化研究会应运而生，一群有志之士知难而上，从历史的河流中一点点地打捞、积累，当地政府终于建成了这一纪念馆式的实物展览。内容与形式虽有待充实完善，但他们的毅力与执着实实在在地感动了我。

    向阳湖文化研究会迄今已拥有会员一百多名，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搜集资料，搜寻遗物，采访干校学员及周边乡亲，不断研究，撰写文章，有力地丰富了向阳湖文化的内涵。会长李城外自不待言，副会长、工商银行咸宁分行副行长罗勇毫无保留地给我提供资料，副会长兼秘书长、《楚天声屏报·咸宁版》总编辑金戈，理事陈海燕、万红英等人也向我叙说了当年干校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与真相。

    没有他们的努力，我前来此地，面对的会是一些什么？只能是一片黯然无色的空白与虚无，一切的一切，将从何说起？

    第一批文化干部刚到咸宁“五七干校”，一下子难以适应当地环境，所带物品也有限，便到就近的向阳湖镇（原甘棠公社）购买。虽然下放农村了，但他们仍领取国家工资，根据不同级别，每人每月100元至500元不等，个别干部甚至更高。以当时物价而言，100元人民币，抵得上一名当地农民一年的所有收入了。因此，学员们极强的需求欲与购买力，一下子就将镇供销社的所有商品“抢购”一空。这对消费水平有限的当地人来说，算得上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与“新闻”了。商店赶紧进货，并对学员限量供应。于是，这些京城下来的不懂农活的“秀才”们，在老百姓眼里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款”。

    干校学员一年难得上几趟县城，去得最多的，就是向阳湖镇，购物在甘棠街供销社，看病上195医院。在一股强烈的怀旧情绪笼罩下，他们将甘棠街供销社亲昵地称为“小东安市场”、“干校的王府井”。第一批学员下放之初，干校白手起家，一切从头做起，学员分别住在附近农民家中。他们最初的劳动，便是建干打垒的房子，有一个寄身的落脚之处。随之而来的第二批、第三批学员，便不必寄宿老乡家中了。因此，向阳湖干校存在的几年时间里，除当初的短暂时间外，不仅干校学员与当地农民接触较少，就是学员与学员之间，因散居在窑嘴、祝家垴村等向阳湖方圆十多里的十几个村庄，即使是不同连队，相互间的交流也较少。

    副会长罗勇告诉我，1970年初，年届70的冰心下放向阳湖，劳动改造之余，为人题写对联。当地农民见状，视为稀罕纷纷跑来观看，皆赞不绝口地叹道：“没想到一个老太婆，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当然，他们更没想到的是，眼前站着的是一个比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不知高超多少倍的享誉世界文坛的大作家。

    这是时代的悲哀，更是民族的悲哀！

    当然，只要我们客观一些，进入视野的也不全是悲哀，也有某些积极的、正面的因素，苦痛之中不乏笑声。

    在中国，知识分子一直被视为社会的良心、正义、道德与楷模，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以介入社会与政治为己任，“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因此，如果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事文化艺术和社会科学工作的知识分子完全与农民、工人等普通民众脱节，对他们的生活疾苦漠然不知，必然陷入狭隘的圈子，难有大的作为。适当的接触体验与社会实践，无疑能够拓宽他们的视野与研究领域，在一种提升与超拔中，进入新的境界，“劳动的汗水有力地冲刷着一些干部身上的官、暮、骄、骄四气”。特别是对一些在京城挨整的人来说，来到向阳湖不啻为一种解脱。这里虽然也有运动，毕竟偏远，不像京城动真格的，而是雷声大，雨点小。臧克家来咸宁“五七干校”后，不仅挨整比过去少，还可与家人团聚，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改造，臧克家的饭量有所增加，失眠症没有了；过去只与少数的几个领导联系，来干校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增进了普通干部之间的了解，融洽了相互间的关系。据萧乾回忆，咸宁的农民朴实勤劳，对下放干部不仅不欺生不歧视，而是非常热情，在感受到普通百姓传统美德的同时，也对他们的疾苦有所了解，对中国的国情与现实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陈早春在接受李城外的采访时说：“我个人体会，住到农村才真正谈得上了解农民。知识分子不能老唱高调，身居高楼大厦，不问民间疾苦。”又说：“向阳湖使我懂得了国情民情与友情。”还有不少人说，有向阳湖这碗酒的垫底，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克服；经历了干校生活，其他艰难困苦都不在话下。

    许多年过去，不少下放文人回首向阳湖，忆及当年，抛却一些空洞的观念与概念，总能在一些微小的生活细节中感到一股少有的温暖慰藉与精神支撑。据李城外《向阳湖畔丛桂香》一文所记，著名学者王利器谈及昔日干校的人和事时，十分动情，“初到向阳湖，干校人没有房子住，老乡就一户户腾；干校人不会干农活，老乡便手把手教。就连有的老乡子女结婚，也会提前通知干校人，当‘上宾’请吃喜酒。”特别让人感动的是，当地农民对军管干部斗人、整人看不过去，在一种纯朴感情的支配下打抱不平，竟主动前来制止。

    著名画家秦岭云下放咸宁时年龄偏大，照顾他在湖边看水泵。进入眼帘的是荡漾的碧波与展翅的天鹅，闻到的是荷花的飘香与泥土的芬芳，听取的是蛙声蝉鸣与大自然的天籁……他陶醉于向阳湖的美景，忘却了心中的压抑与痛苦，将苦难化作力量与酵母，绘出了一幅幅表现向阳湖风光的优秀国画作品。他不仅在当时偷偷地画，返京后仍常画向阳湖不止，在对向阳湖美景与神韵的勾勒中，艺术水平与精神境界得到了质的飞跃。

    著名画家张广也认为向阳湖经历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在接受李城外的采访时说道：“这以后我的努力、奋斗，都得力于干校的磨练。一个画家在一段较长时间里专门研究一种动物的习性、形神，恐怕在全国为数不多。我今天之所以画牛取得一点成绩，是在向阳湖打下的坚实基础。”

    王世襄在一次买鱼时认识了当地渔民韩祖祥，两人聊得十分投机。此后，王世襄常随他下湖捕鱼，并赋诗为证：“专家湾下是渔家，半住茅庐半泛槎。多谢打鱼将我去，顿时欢喜放心花。”在长期的接触交往中，王世襄与韩祖祥一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返京后，王世襄撰文纪念，还将当年创作的《观渔十首并序》用毛笔誊抄，寄给韩家父子，预约重返向阳湖一叙旧情。

    虽处困境，遭受磨难，但是，干校学员只要提及向阳湖，无不怀有一股温情，抱着一种感恩的心态，说向阳湖庇护、抚慰过苦难，这里的空气比北京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那么和谐，特别是那些在“文革”中被揪出来的所谓“走资派”、“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反动文人”，更认为向阳湖是一个难得的避难所。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干校学员与当地农民之间的帮助、作用与影响也是双向的，互动的。比如著名导演、表演艺术家吴雪特邀指导当地文工团排演阳新现代采茶戏《石头岭》，经过几个月的精心指导与排练，《石头岭》大获成功，不仅在咸宁、阳新巡回演出，作为一个业余文艺团队，还参加了湖北省专业剧团的剧目会演。更重要的是，吴雪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执着追求，对演员的严格要求感染了当地的文艺工作者，那点石成金的艺术见解更是开阔了他们的眼界，提升了他们的艺术水准。此外，干校还安排画家为当地筹办咸宁农业展览，刘炳森为当地阶级教育展览撰写解说词，范曾等人帮助咸宁火车站画毛泽东像、写语录牌等等，诸如此类的事例不胜枚举。

    然而，干校学员劳动在自成体系的向阳湖新垦区，居住在相对独立的新建连队宿舍，也就是说，6000多名知识分子及其家属与当地普通农民（时称“公社社员”）各各分离，无论劳动生产，还是生活学习，基本处于“隔离”状态，别说难以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即使一般交往，也少之又少。即如王世襄与渔民韩祖祥一家的接触，也是王世襄利用星期天及其他休息时间离开干校外出，在长期的买鱼、观渔、聊天过程中，才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而这种交往在学员与农民之间并不多见。

    因此，尽管知识分子数量庞大，时间也不是太短，比如牛汉在向阳湖就呆了五年零四个月，而他们对当地农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等方面的影响简直微乎其微。

    由此，我不禁想起了当年与“五七干校”类似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群城市中学生下到偏远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农民按解放前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多少，划为地主、富家、中农、下中农、贫农等五种成份，贫农、下中农合称为贫下中农，属农村中的贫困阶层）的改造。知识青年虽然是一群中学生，掌握的知识有限，但他们分居各村、各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且充满理想，富于激情，为数众多，对农村的文化改造要远远超过下放的干校学员……

    看完咸宁“五七干校”机关旧址，一行人前往向阳湖。小车在一条土路上颠簸而行，原来这条相对宽敞的土路，就是干校学员留下的“真迹”——当年的“五七大道”。有一首向阳湖干校歌曲，其中一句唱的就是“五七道上迈大步”。“五七干校”对基础建设十分重视，“安居”才能“乐业”，首先是建房，然后是修路建桥、加固围堤。围堤依然耸立，昔日的五七桥、红旗桥犹存，特别是红旗桥，可算得上中国建桥史上一座最为别致的桥梁了——数十个双层大号水泥管子一个接一个地拼在一起，贯通淦河两岸，上铺岩石水泥供人行走，洪水时节，暴涨的雨水可从一个个口径粗大的涵管快速通过。我在一张旧照片上见到了当年这座名叫红旗桥，实为涵洞桥的“盛况”，为确保安全，桥的左右两边，用树木、棍棒架设了简易栏杆，约有20多位干校学员头戴斗笠，脚挽裤管，排成一字形长队，正从桥面通过，打头的举着一面红旗（可见红旗桥名不虚传），一群人似乎都显得神圣而庄严。

    据不少文化人回忆，当年他们也觉得不可能重返北京，确实动了在此扎根落户的念头，要将自己“彻底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将向阳湖建成一座世外桃源。对此，当地百姓又给他们编了一段多少带点解构意味的顺口溜：“五七宝，五七宝，穿的破，吃的好，手上戴着大手表；五七宝，五七宝，种的多，收的少，想回北京回不了。”“宝”，即宝贝，当地农民称呼自己的小孩时，喜欢在名字后附缀一个“宝”字以示爱怜之意；“种的多，收得少”，干校学员虽用力甚多，但对农事稼穑并不懂行，说的也是实情；而“想回北京回不了”，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干校的热潮涌过，6000多名文化干部全部离开向阳湖。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是如潮水般涌来，又如潮水般退去，可他们当中，因在农村有了婚配，组成了新的家庭，毕竟有人一辈子扎根农村了。而向阳湖干校学员，除了那些不幸亡故者，活着的则走得一个不剩。那热气腾腾的农业生产，轰轰烈烈的你批我斗，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浪潮，仿佛一夜之间消失殆尽！

    终于来到了向阳湖边，车停十字路口，我走上右边的湖堤，信步向前，但见堤坝两边的斜坡满是枯黄的野草，湖中残荷败草斜斜地浮现在冬日浅浅的水面。突然，一股打旋的风儿卷着尘埃、枯叶刮过，我稍稍侧身躲避，而内心深处感到的却是寂静，一种喧嚣过后的静得不能再静的寂静！

    “水过地皮湿”，这时，我的心头突然涌出这么一句民谚。是的，“五七干校”潮水似地涌过之后，给向阳湖，给咸宁到底留下了一些什么？

    路口的一边，临湖搭着一间简陋的鸭棚，一群鸭子嘎嘎嘎欢快地叫着，将一塘池水搅得一片浑浊。陈白尘当年就是一名专业鸭倌，与鸭群为伍，苦中作乐，感受一段别致而苍凉的人生。他在《忆鸭群》中写道：“三年半干校生活中，是谁和我相处最久而又感情最深？如果朋友们不见怪，我要回答：是鸭子。”当然，此鸭非彼鸭，如今这座鸭棚，这群鸭子，与当年的“五七干校”，与陈白尘，已无半点因缘。分散在方圆十多里的干校住房多已拆除，堤外良田成为牧场，堤内垦区退耕还湖，剩下的，唯有加固过的湖堤，红旗桥，五七桥，五七大道，干校机关旧址及其他房舍，还有五七窑厂留下的高高耸立的烟囱，这当年的壮观之物，孤寂地立在晚风的夕阳之中，默默地见证着世间的浮华流转，在我眼中，显出一种格外的悲寂与苍桑。“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虽然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淘洗，崔颢《登黄鹤楼》一诗的意境同样适宜于我的向阳湖之行。干校停办，学员归去，一切又回到了它所固有的原始与本真。如今的向阳湖区，与鄂东南地区乃至荆楚大地的任何一片湖区，实在看不出它们之间有着多大的区别与独特之处。

    对此，我不得不遗憾地写道，就短期效应而言，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文化层面，咸宁“五七干校”对当地的影响实在微弱。

    然而，如果我们以长时段的历史观视之，“五七干校”作为一种特殊而丰富的文化资源，对向阳湖乃至咸宁的未来发展，当起到不容忽视的潜在而巨大的作用、影响与改观。

    只是这种长时段的影响，最后还得由当地人来牵头施行，来做足“文章”。

    就学员与当地的互动关系而言，向阳湖对文化干部所起的作用，占有的份量，要远远超过他们对当地所产生的影响。

    数千名下放文化干部中，绝大多数认为咸宁“五七干校”在人生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与影响。严文井就曾经说过，我的人生有两个重要时期，一个在延安，另一个是在向阳湖。

    我曾对咸宁干校学员、原厦门市图书馆副馆长、研究员江林宣作过一次采访。1970年5月，身为北京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他，作为第二批学员下放到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接受劳动锻炼。当时的他，28岁，未婚，在所有干校学员中要算年轻的了，没有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不必担心挨整批斗；从小生长在南方农村（福建永定县），对鄂南的生活环境，对插秧、割谷、挑担、扬场、种麦等农活十分熟稔；四年多干校光阴于他来说，其实过得相当轻松而快活。他以一种矛盾的心态看待向阳湖“五七干校”，一方面厌倦反感当年的批斗，动不动就是学习、整人，除了劳动外无所事事，没有图书室，没有书可读，白白浪费了几年大好时光；另一方面，又十分怀念那段日子，正是在那里，对社会产生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他对向阳湖的美好风光，对那儿的皮蛋、咸蛋、桂花糖、莲藕、鳜鱼、武昌鱼等特产更是赞不绝口。他说，一定要找个机会旧地重游。

    数千名下放文人虽同属知识分子范畴，相互间其实存在着诸多差异：来自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成长环境与生活阅历，文化层次参差不一，年龄可分为老中青三等，身体素质有别，特别是思想认识、世界观等方面存在着相当的差异。因此，他们对干校的态度，置身其中的表现，锻炼改造的结果等等，其实各各有别。当我查找过去的资料，阅读当事人的回忆性文章，采访相关人员时，让我感到万分惊诧的是，除冯雪峰、牛汉等个别人心怀不满暗中对抗之外，大都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原罪”意识与道德自卑感，认为自己的过去是肮脏的，思想是错误的，无不对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怀有崇拜感激之情，决心以昂扬的激情和斗志，投身体力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成为一位社会主义新人。

    郭小川得知自己即将下放咸宁“五七干校”，赋诗一首《赠友人》：“我们能够/能够改造自己/成为毛主席的真正战士/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韦君宜对此也深有同感：“我们是按着毛主席的指示，怀着锻炼、学习的心情去的，小川同志的诗代表我们这群人诉说了当时的心情。”

    而张光年的《向阳日记》对此记载得最为详细，颇具代表性，不妨摘抄几则如下：

    1970年元旦晚上随班里革命同志到老贫农军属谭家听谭大娘讲家史，处处是今昔对比，句句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厚阶级感情，听了很受教育。

    1970年6月22日下午在饭厅参加全连大批判会……尖锐批判了《黄河大合唱》歌词，还有《在绿星旗下》、《保卫大武汉》歌词，并涉及我的其他罪行，我服服帖帖地诚恳接受对我的批判，认为是对自己的教育和挽救。

    1971年4月12日今天是作协第一批下放咸宁的两周年纪念日，连部安排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动员全连人员翻沼泽地边的八亩生荒地，并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进湖后先在场院开会，请大队李详同志讲三五九旅当年在南泥湾开荒情况。讲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翻地时候，工地上热火朝天，干劲十足。语录声、口号声、歌唱声此起彼伏。上午休息时还开了赛诗会。

    1971年11月15日我在发言中谈到自己对党犯罪，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可是党和革命群众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挽救我。文化大革命使我猛醒，五七道路使我认清今后怎么办。这次让我参加整党学习（原来没有想到），是对我的继续审查、教育和挽救。最后表明了决心。我极力抑制自己的激动情绪，谈时仍然热泪盈眶，不断夺眶而出！是感激又是惭愧！

    在阅读《向阳日记》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张光年很少使用感叹号，而在以上1971年11月15日的日记中却一连用了两个。对毛泽东，他更是怀着一股特殊的崇拜之情，他“想到韶山去”瞻仰毛主席故居，利用“早上‘天天读’时间学习《实践论》”。在一次思想汇报中，他说“运动初期，抗拒很大，不止一次地想到叛党自杀。主席著作挽救了自己，但思想上一直有委屈情绪”。其他人也有“领袖崇拜情结”，如冰心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郭小川将周恩来视若神明等。

    张光年写于1972年9月14日的一则日记，还透露了诗人臧克家的有关情况：“下午臧克家来报喜讯，说（他的）历史问题是维持了1956年结论；还准备让他回京养病。他说很受感动，哭了一场，写了十几封信通知亲友。”

    论及臧克家，他的真诚改造与感恩心态更具典型意义。在京城惨遭厄难的他于1969年11月30日来到向阳湖“五七干校”后，所干活路较轻，批斗也少，与京城的苛刻严厉两相比照，向阳湖在他眼里便带有了几分田园牧歌般的情调。他是较早获得“解放”的著名人士，在宣布大会上，臧克家即兴赋诗《我站在革命的行列》并大声朗诵：“一声解放，像春雷从头顶滚过，震得我心花怒放，震得我泪珠双落……在‘五七’道路上向阳湖畔的三年生活，我们把秧苗插满了阳春三月，我们也像一株株秧苗，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里生机勃勃……我决心在‘五七’大道上永远走下去，为社会主义宏伟而光辉的事业聊尽绵薄……”1972年离开向阳湖时，他“一声告别去，五内顿仓皇。依恋情深切，如同辞故乡。一步一滴泪，头低不能仰。啜泣不成声，欲语不成腔”。人回到了北京，“而心，还在咸宁”，以至“做梦也梦到在微雨中插秧”。经过两年时间的积累与酝酿，臧克家激情喷发，在短短的四个多月时间里，挥笔写下了五十多首“干校诗”，后结集成《忆向阳》出版。诗集中洋溢着他积极改造，努力向上以及对向阳湖的由衷赞美。他在组诗的序言中写道：“干校三年，千锤百炼。思想变了。精神旺了。身体壮了。”再看其中的诗句，他在《老黄牛》中对体力劳动充满着一股兴奋与激情：“块块荒田水和泥，深耕细作走东西。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假日》中弥漫着一股忙中偷闲的浪漫情调：“案头还信债，池畔洗衣裳。”《大风雪，收工暮归》将艰难困苦化为一缕温情：“归来天地尽混茫，带雪冲风入草房。近火潮衣蒸白雾，沾身热汗化冰凉。声声火爆交心响，阵阵喧呼快意扬。一日辛劳成大乐，战友围炉话棉粮。”再看《晚收工》中的诗情画意：“秧田草岸竹屏风，叠翠遥笼晚照红。相约明朝齐早起，人同落日共收工。”

    诗集《忆向阳》不仅淡化苦难，没有追问与反思，没有自己的个性与思想，反而将干校美化得如世外桃源，难怪诗集出版之后，就连思想偏左的老朋友姚雪垠也情不自禁地起而攻之了，他在一封致臧克家的公开信中写道：“你的诗，请恕我直爽地说，是按照林彪、‘四人帮’所定的宣传调子，歪曲了毛主席的号召，并且用歌颂愉快劳动和学习的词句去粉饰和掩盖当年那种五七干校的罪恶实质。”“其中有些诗写作和发表在祖国历史最关键的日子里，曾经令广大读者深表遗憾和愤怒，也使爱你的老朋友感到痛心。”

    臧克家只是一名典型代表，其他干校学员莫不如此。诗人郭小川对咸宁“五七干校”的赞颂之情也是情不自持溢于言表，如较有代表性的《长江边上“五七”路》：“金色阳光照亮了向阳湖畔的山丘，火红大旗飘展在方圆百里的湖心绿洲，一派清风吹动了稻穗和荷花织成的锦绣，满腔热血鼓荡着我们革命情怀的飞舟……我们冒着四十二度炎热的气候，挥汗如雨，精心修理这颗小小寰球；我们饱饮自己酿造的香甜米酒，豪情洋溢，大笔书写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春秋。风里来，雨里去，正是战士的享受；让时代的风风雨雨，痛快地洗刷我们头脑中的污垢。水里翻，泥里滚，能够炼成最硬的骨头；水里泥里，自有无产者继往开来的豪迈风流。”

    不是说不能歌颂向阳湖，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有老乡的关照、温情与保护，有夫妻间的相濡以沫，还有干校学员与那些通人性的动物如狗、鸭子、耕牛之间建立的特殊感情，特别是一条名叫黑子的狗，它的忠诚与灵性，更是为干校学员平添了不少欢乐与情趣……这些，都值得人们怀念，值得这些作家、画家、摄影家们用各种不同的艺术方式予以描绘。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只是干校生活的一个侧面，其实质与主流却是以农村的各种体力劳动，洗脑般的学习改造，子虚乌有的“栽赃”，毫不留情的“牛棚”批斗，对统治集权的虔敬服膺，彻头彻尾的依附与盲从等构成的时代性荒谬。学员们当年经受的痛苦、委屈与折磨可谓罄竹难书，更有不少鲜活的生命长眠于向阳湖畔。据有关资料记载，仅下放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个单位就有8人不幸辞世，如翻译家金人（肖霍洛夫《静静的顿河》译者）、评论家侯金镜含冤致死，公勤人员老艾扛锅炉时累死，古典编辑部秘书刘敏如锄地中暑倒地而亡，编辑谢思洁患癌症不准回京医治而逝……

    臧克家作为一名经过“五四”民主、科学、自由精神洗礼的老诗人，竟一叶障目，不敢正视当时的现实与丑恶，将荒谬视为正常，将自由付诸阙如，将本该拥有的权利视为恩赐，实在令人不可思议。然而，只要我们将笔墨稍稍伸向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就会发现，臧克家沿袭着的，不过是古代文人几千年一以贯之的传统罢了。

    古代文人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强烈的忠君意识，如我们曾经提及的屈原、苏东坡便是如此。屈原在流放途中虽标榜自己的清高，并“哀民生之多艰”，但一心所系，仍是楚王，他希望楚王能去奸臣远小人，贤能明达，回心转意将他召回楚宫效命；苏东坡虽一贬再贬，但他心中所恨之人，只是一伙蒙蔽君主的佞臣，一旦获赦，便喜不自禁，颂扬君王圣德。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闪耀，最为辉煌的时期，他们将自己的才能几乎发挥到了极致。然而作为一个群体，知识分子并未形成独立的阶层，只有依附于某一家族，某个统治集团的时候，生命才闪射出灿烂的光芒。等到秦灭六国，他们再也不能在多个君王、主子间徘徊选择，死心塌地效忠的目标只有一个——皇帝。及至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古代文人连大脑的思维，也被约束在一种上升到教义的儒家学说里面兜圈子。双重的愚忠就这样无谓地消耗着古代所有知识分子的生命与才华，将民族的创造与激情消磨殆尽。这一传统的河流千百年来绵绵不息地流淌着，流到20世纪70年代，作为一种既特殊又普遍的现象，在向阳湖“五七干校”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凸显得令人心悸。

    中国文人历来缺少独立的人格与尊严，缺少宗教信仰，缺少寻根究底的反思，只是统治者手中的工具、玩物与点缀。曾经一段时间，我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行过一番较为系统的梳理、研究之后，我不得不将这一群体喻之“无骨之藤”。是的，藤蔓怎么也长不成参天大树，只有依附、攀缘，不断地扭曲自己，才能很好地成活，不断地升高，在一种虚幻的高度与陶醉中慢慢老去、枯萎。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无骨，无个性，无尊严，关键在于经济不独立。“不为五斗米折腰”者毕竟凤毛麟角，几乎所有读书人都得找一个“靠山”，首先糊口活命，然后才谈得上发展。而在“求生存”的过程中，文化人已不知不觉地奴化了，所谓“天下英雄尽入彀中”，毫无保留地为君王所用。建国后，知识分子被纳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之中，其依附、依赖程度更其严重。离开体制，不仅一事无成，即使肉体也得灰飞烟灭。干校学员哪怕下放农村期间，也全都拿着一份国家发给的丰厚薪金。这薪金，既是活命的根本，也是腐蚀与软化剂。

    经历艰苦的劳动改造，经过一番清醒的反思，在痛苦的涅盘中，干校知识分子理应创作出一批黄钟大吕般的伟大作品。毕竟，下放向阳湖的数千名知识分子中，成熟的作家、艺术家一大批，而享有卓著声誉、头顶闪烁光环的也不在少数呵！而实际情形如何？丧气得令人不忍提及的是，我们只能用“失语”二字予以概括——严重的集体失语！

    咸宁干校存在的五年多时间，数千名知识分子，唯有两篇关于干校的文章发表于当地的日报；干校结束后，仅有一些篇幅短小、零星散落、不成体系的回忆性文字。不错，张光年的《向阳日记》，陈白尘《牛棚日记》中约三分之一的篇幅较为系统地涉及、描写了向阳湖“五七干校”生活，但它们是日记，一份当年的真实纪录，是为历史留下的见证，里面的语言、词汇、思维，全是原汤原汗的“文革”味，以供后人了解一段荒谬的岁月，并非高屋建瓴的反思性力作。不唯向阳湖一地，全国其他各地的“五七干校”也是如此。“文革”结束，人们纷纷反思、描写这段愚昧而惨烈的日子，相继涌现出了轰动一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大墙文学、知青文学等一大批优秀作品，而本该更为亮丽的干校文学不仅没有焕发光彩，就连“准生证”也没有，我们没有见到出色的描写干校生活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仅有韦君宜的《洗礼》），很少读到以干校为内容的蕴藉深厚的优秀散文（仅杨绛的《干校六记》和陈白尘的《云梦断忆》产生过一定影响），更谈不上内涵丰富、传之久远的干校诗歌（臧克家的《忆向阳》过于单薄浅显，早被人们遗忘）……大片茫然而刺眼的空白，恐怕不能仅仅用“遗憾”二字慨然作结，“干校现象”留给后人的思索空间，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公元1300年，在西方，一位35岁的诗人遭受权贵的迫害，遭到了佛罗伦萨当政者的流放。这位诗人，便是人们熟知的意大利伟大诗人但丁。但丁遭流放后，游遍了意大利，在贴近社会底层的过程中，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生存的意义与生命的本质，思考祖国乃至整个人类的前途与命运。后来，佛罗伦萨当局意识到将这位伟大的诗人拒之国门之外并非明智之举，于是宣布，只要但丁公开认错，宣誓忏悔，就可回归故乡。有着独特思想与追求的诗人但丁认为自己无错可纠，无悔可忏，断然予以拒绝。晚年的他定居于古城拉韦纳，并将一生的经历、见闻与思考凝结成一部精心之作——长达一万四千行的诗歌《神曲》。他以一种大爱无私的精神，希望《神曲》“使生活在这一世界的人们摆脱悲惨的遭遇，把他们引到幸福的境地”。1321年，但丁客死他乡，安葬在拉韦纳市中心圣弗兰切斯科教堂广场。佛罗伦萨市政当局希望将但丁遗体迁回故乡，这一请求遭到拒绝，便委托拉韦纳人在但丁墓前设立一盏长明灯，灯油则由佛罗伦萨永久提供。

    但丁墓前的长明灯，是一名追求人类真理的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与试金石！

    西方知识分子，与君主、当局、神权，有着不妥协、不合作、不依附的光荣传统，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永恒的真理，责任与担当，道德与正义……是他们为之追求与奋斗的目标。具体到不同国家，表现形式与特征自然有着一定的区别，如法国知识分子的遗产，主要体现为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持有一种深刻的怀疑、反对、批判的态度；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资源，在批判权威体制的同时，偏重于对公共事务的关怀，特别是对民众疾苦的介入与拯救，如20世纪初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提倡的“到民间去”的民粹主义运动。

    俄罗斯上世纪的某些情形与中国相似，也经历了一段长期的集权、愚昧而疯狂的黑暗岁月。可在饱经苦难的岁月之中，就有知识分子开始诘问、反思了。在此，我想对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稍加叙述。当作者被投入“古拉格群岛”，即劳改营（全称为劳动改造管理总局）之后，不是像咸宁“五七干校”的知识分子那样以原罪的心态不断反省自己，“改过自新”，而是很快就认识到了苏维埃体制的荒谬，开始利用一切机会，记下自己的见闻与反思。他当然知道一旦暴露，所面临的后果将是灭顶之灾，有两次就差点被管制人员所发觉。他构思创作的是一部大书——一部全方位展示苏联监狱历史与事实的作品。在长达9年的初稿写作过程中，他担心被觉察，不得不将构思、信件、材料等分散到各处隐藏，身上带着一张备忘的清单辗转各地。作者在该书《后记》中写道：“这一整本书，包括它的每一部，一次也没有同时放在同一张书桌上过！”除个人亲历所见及从劳改营带出的手札外，他还利用了227人的口述、回忆与书信，终于完成了长达157.9万字（汉译本字数）的史诗性巨著《古拉格群岛》。

    30多年过去，直至今日，我们没有一部“五七干校”史，哪怕轮廓式的简史也没有，只有类似《在“五七干校”的日子》之类的汇编；同时，也没有一部人们认可的“文化大革命”史。

    创作干校史、“文革”史，唯有那些亲历者，怀着一种劫后余生的切肤之感与锥心之痛，最有可能写出力度与深度。而我们见到的，哪怕描写个人亲身经历的，也少之又少。作为一个缺少忏悔意识的民族，我们不指望那些干校、“文革”的整人者们痛心疾首地写下当年的一切，可对那些足以称得上大家的作家、诗人、哲学家、编辑家、美术家、出版家，我们的确抱有一种殷切的企盼与渴望呵！而至今所能见到的，多少算得上反思性的作品，我以为只有三本，韦君宜的《思痛录》、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与巴金的《随想录》。

    《随想录》被某些人称为“‘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讲真话的大书”，“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恕我直言，这种赞誉实在有点不着边际，《随想录》中的叙述与忏悔过于浅白，既缺少深度，也缺少艺术感染力，令人难以卒读。它的价值，主要在于提出了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的建议。如果仅仅停留在最起码的“讲真话”层面，离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要求是远远不够的，“真话”与“真理”之间，其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

    我以为《牛棚杂忆》的反思力度要超过《随想录》，季羡林以生动洗练的散文笔调，状写一段“文革”时期的个人经历，解剖自己的灵魂，相当真实而坦诚。却仍局限于个人，局限于某一时段，给人意犹未尽之感。

    在所有描述“文革”的著述中，我最看重韦君宜的《思痛录》。说实话，以前我对她的印象并不怎么好，主要缘于上世纪80年代初看了她给文学青年泼冷水的一篇文章。在一篇短篇小说就可引起轰动的特殊年代，人们爱好文学，作为一种精神追求与人生支撑又有什么不好？泼冷水让一群激情满怀的文学青年失望、伤心乃至绝望，实乃有失厚道。可当我读了《思痛录》之后，对韦君宜的印象完全变了，这是一部真正的反思性作品，叙述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黑暗岁月，不伪饰，不避讳，不隐恶，无情地剖析自己，揭露自己，某些方面甚至已经触及到了制度的缺陷。比如她在书中写道：“全错了！认敌为友，眼睛全瞎。毛病出就出在对‘组织上’的深信不疑。”“而我，实在是从这时开始，由被整者变成了整人者，我也继承了那个专以整人为正确、为‘党的利益’的恶劣做法。”“我已经失去了自己思辨的能力，只能信党的。”“盲从者怎不感到伤痛和忏悔呢？光忏悔还不够，应当认真深思造成悲剧的根源。”“天下最拙笨的民主也胜过最高明的独裁，它使我抱着最高的希望。”此外，《思痛录》还以一定的篇幅描写了作者下放向阳湖“五七干校”的生活、劳动情景。

    以“文化大革命”之惨烈，以“五七干校”之折磨，以中国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传统，是应该涌现出大作家与大作品的。我们上面提及的这些带有回忆录形式的文艺作品，哪怕最为优秀的也罢，也只是停留在愤怒、控诉、嘲讽、谴责的层面，缺少的正是人民与时代所需要的毫不留情的尖锐批判与深刻反思，离大视野、大境界、大手笔、大作品的标准与要求相差甚远。不说与西方知识分子比较，即与古代文人屈原、苏东坡相比，也有“一代不如一代”之叹。屈原遭逐后辗转漂泊，居无定所，行吟流浪，而苏东坡于1080年因“乌台诗案”贬谪，与向阳湖“五七干校”学员类似，有一固定的去所——黄州，并在那里生活了四年零两个月。到达黄州不久，苏东坡手头积蓄所存无几，不得不四处奔走求得一块荒地，亲率全家老少开荒造田，种植稻谷、小麦、蔬菜，栽上桑树、枣树、栗树、橘树、竹子、松树、茶树……他像一名普通农夫那样，过起了地地道道的农家日子。与此同时，苏东坡开始反思自己的个性，思考生命的真谛，去除骄矜浮躁之气，性情变得温暖、亲切、幽默、宽容，在空澈澄明的心境中，进入到一种成熟的哲学与宗教境界，创作出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三咏赤壁的绝唱之作。从此，黄州赤壁名扬天下，尽管嘉鱼、蒲圻、武昌等地的赤壁作为古战场于史而言更加真实可信，而黄州赤壁就因为有东坡的介入，其知名度远远超乎其上。因此，黄州赤壁又有“文赤壁”、“东坡赤壁”之称。

    难道下放向阳湖“五七干校”的6000多名文化干部及其家属，还赶不上900多年前的一名封建文人？

    最令人扼腕的是，许多学员都怀念向阳湖，极想旧地重游，可对当地却少有实质性的回报。他们回京后出任手握大权、实权的高官者不是没有，但因为大都是文化人，不可能像某些显贵那样大笔一挥拨款多少多少万，可相互之间，竟连一个“同乡会”、“同学会”、“联谊会”、“战友会”之类的哪怕松散性的民间组织都没有，这就让人不可理喻了。是无人出面牵头，还是像一盘散沙那样难以凝聚成型？

    古代文人有着典型的双重人格，既有奴化愚忠、逆来顺受以及“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洁身自好，也有振臂一呼的激情、责任与担当。而下放向阳湖“五七干校”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却是依附驯服、逆来顺受、随遇而安、独善其身有余，血性、道义与承担严重不足。我们在这里见到的似乎全是文化人的“被动”——行为被动，思想被动：被动地下放咸宁，被动地接受劳动改造，被动地局限在自我封闭的循环体系内，没有自觉主动地与当地百姓融为一体；被动地接受“洗脑”，当思想被阉割之后，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打上了原罪的“胎记”，主体意识匮乏到了严重缺席的地步。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形，我以为除了知识分子的自身因素外，实与每况愈下的文化生存环境密切相关。

    岁月是有情的。不论干校时期的知识分子表现如何，也不论后人如何看待、评价特殊的干校现象，向阳湖“五七干校”都将留下浓墨重彩的书写。在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五七干校”史、文化大革命史、中国知识分子史乃至世界文明史，怎么也绕不开向阳湖“五七干校”，它在史册上必将留下永恒的一页。

    然而，岁月又是无情的。干校成为历史的遗迹，其实也不过30多年时间，当下的人们不是无从知晓，就是有意无意地将其遗忘，以致我不得不花费一定的篇幅理清其来龙去脉，甚至大量摘引亲历者的叙说。

    这是一段我们稍微忽略，其细节、史料、事实就会沉没消失的特殊历史。

    所幸，向阳湖当地的文化人以一种果敢的气魄，义不容辞地站了出来，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这批本土文化人中，最为凸显的就是李城外。

    是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慧眼识珠地发现了向阳湖“五七干校”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国家不幸诗家幸，文化不幸咸宁幸。”在一种历史感、责任感、使命感的驱使下，他开始了十多年锲而不舍的奔走与呼号。除了抢救那些红砖平房及简陋工棚、牛棚、厨房等当年干校遗址外，资料的搜集尤其重要，搜求干校学员曾经使用过的各种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物质性资料，更注重抢救、挖掘、搜集大量的珍贵史料。当年下放的文化干部，不少已进入耄耋之年，每位老者的离世，都将带走一笔无法再生的文化资源。经过一番积累准备，李城外开始了属于他个人的独特的“抢救之旅”——进京遍访文化名流，请他们写回忆录、题词，并提供日记、书信、照片等资料。在1995年至1998年的三年多时间里，他采访了二百多位文化名人，搜集回忆向阳湖的文章近百万字，老照片二百多幅，书简一千多封。他采访的这些文化名人，至今已有冰心、楼适夷、臧克家、张光年、萧乾、严文井、韦君宜、刘炳森等几十位老人辞世，可见当初抢救的及时与重要。他根据百万余字的采访笔记、观察日记及录音资料，写下了一百多篇人物专访，在全国报刊发表，不少被转载。然后，他又创作、整理、编辑、出版了《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上、下集）、《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上、下集）以及《咸宁文史资料·向阳湖文化专辑》等书籍。其中《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与《向阳情结》，则成为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反映“五七”干校生活经历的散文集和回忆录。

    此外，他利用各种机会与诸多形式，不遗余力地推介向阳湖。他逢人便说向阳湖，非向阳湖文章不写，并发起成立向阳湖文化研究会，创办《向阳湖文化报》，建立向阳湖文化网站，发行“中国向阳湖文化名人风采”系列纪念封……正是他的积极倡导，影响、带动了一大批当地文化人，孤单的身影汇成一个庞大的群体；正是他的不懈努力，引起了当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提出了建立中国向阳湖文化村的设想，并提到了议事日程；正是他的大力宣传与推动，向阳湖已为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与了解，咸宁市的这一文化品牌正如涟漪般一圈圈地向外扩散，名播海内外。李城外的名字，也与向阳湖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被誉为“向阳湖文化研究第一人”，甚至有人给他取了个外号，就叫“李向阳”。

    当我翻阅《向阳湖文化人采风》、《向阳情结》以及《向阳湖文化报》，漫步向阳湖“五七干校”机关旧址，面对纪念馆中的一件件旧物时，不禁想到，如果没有李城外的“打捞”，关于当年向阳湖“五七干校”的一切，某些方面将是一片空白。他及其同仁罗勇、金戈，还有田木（著有《向阳湖畔的脚印》）等人所做的这一切，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一个初步实践与有机组成部分。如今，李城外还在进行着一项更其艰巨的工作——前往江西进贤中共中央办公厅干校、河南息县中国科学院（学部）干校和潢川团中央干校等地采访，搜集相关资料，积累准备，以创作一部全景式反映向阳湖“五七干校”历史的长篇纪实报告文学。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一大批干校学员及其家属的默默努力与贡献，如著名文学评论家阎纲创作了单篇反思性力作《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智慧的》；著名戏剧家田汉之子，《古拉格群岛》一书译者田大畏（列于两名翻译者之首并兼校对）便是当年的咸宁干校学员，我们真的应该感谢他们将这部振聋发聩的巨著及时介绍给了中国的广大读者，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前苏联苏维埃集权独裁时期的专制、黑暗、愚昧与残暴；当年被称作“向阳花”的干校子女重返旧地，探望老乡，在缅怀与反思中共谋咸宁发展大计，为宣传向阳湖文化尽心尽力；特别令人感佩的是陈白尘之女陈虹在寻找父亲当年足迹的过程中，以现实观照历史，站在今天的角度反思“文革”，写下了既饱蘸深情，又富尖锐剖析、认识独到与思想力度的《中国作家与“五七干校”》、《我在寻找……》等文章；还有许许多多干校学员不为名，不图利，无私地献出自己收藏的当年有关物件，以作为珍贵的历史见证……

    关于“五七干校”的实质，阎纲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应该面对事实，把‘五七干校’如实地看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整治国家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军管所。文化部下放咸宁‘五七干校’是横扫文化人、文化人斯文扫地之后对中国文化的处罚与禁锢，从而使‘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新文学邃然倒退到大一统的官方文化和造神文学。”另一批评家、学者洁泯也认为“向阳湖的主流是它的悲剧性”，“整个干校是一场灾难”。

    当人们从一段无法想象的噩梦中睁开朦胧的双眼，意识的清醒、愚昧的祛除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只有在不断反思、逐渐深化的过程中，才能提高认识，构建民主，才能与普世文明接轨，才有可能穿越历史的迷雾，走出历史的怪圈。

    人类不过是一种高级动物，个人与群体不可能永远正确，一个民族不可能全是喜剧，历史的河流不可能永远通畅，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在走向未来的征途中，应从堵塞、荒谬与愚昧中吸取教训，使得相同的错误不再重犯，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

    当我离开向阳湖“五七干校”纪念馆时，李城外希望我在留言簿上写点什么，我的心中，当即涌出了一句话：“愚昧时代的祭奠，空前绝后的警示。”

    是的，昨天并未远去，当下的现实，便是历史的延伸。向阳湖“五七干校”既是一个个案，也是一个象征，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时代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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