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北京阜城门内大街路北的广济寺，是闻名全国的佛教寺庙，它是在金代“西刘村寺”遗址上，于明代天顺年间由尚衣监修廖屏出资赞助修建的，工期仅两年。落成后奏知英宗，得赐匾额“弘慈广济”四字。
清初，恒明老人立此寺为律寺。律寺即律宗寺庙。律宗是佛教诸多宗派之一，全称“南山律宗”。顺治五年（1648）延请玉光禅师传戒，历时十三年，广济寺遂成律宗道场。
1931年11月，寺毁于火。时大火熊熊，浓烟滚滚，寺周围之居民纷纷自发扑救，于僧房中发现绣花鞋若干只，丑闻不胫而走，一时传为笑谈。未几，住持广募众缘重修，四年后竣工。其建筑较前更为壮观。
广济寺山门临街，一排三座，以短墙环护衔接。顶敷琉璃彩瓦，黄绿二色相间，别致美观。入山门，依次为天王殿、大雄殿、圆通殿、舍利阁、多宝殿、戒台等。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一些佛像和法物，有与众不同之特色。天王殿前的一对石狮，双眉微蹙作怒相，更显威武。石狮是旧时皇宫、王府、官衙、寺观门前的镇邪之物，都是一雄一雌分列左右。雄狮足踏绣球，雌狮戏耍小狮，很有些人情味。而广济寺的石狮却都是雄性，似乎也是“看破红尘，遁入空门”的。
天王殿内供奉的明铸铜质弥勒菩萨像，缨络环身，法相庄严，令人肃然起敬。这形象与常见的乐呵呵的“大肚弥勒”形象迥然不同。
弥勒原出生婆罗门家庭，后为佛门弟子，先佛而入天，从兜率天降到人间，在龙华树下成佛，广传佛法。
至于诸多寺庙塑弥勒为笑脸，是与另一则佛教传说有关。据《宋高僧传》卷二十一《佛祖历代通载》云，五代后梁时有个和尚叫契此，号长汀子，明州奉化人，常背一个布袋四处化缘，时歌时唱，似疯似癫，能预知人之吉凶。死前在岳林寺说唱：“弥勒真弥勒，化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说完即闭目圆寂。于是人们便以为契此是弥勒菩萨显化的，从此寺庙塑弥勒菩萨时，就塑成契此一团笑脸，袒胸露腹，肥肥胖胖的形象，全然没有半点古印度人的样子了。
广济寺圆通殿内的观世音坐像，头戴天冠，冠内有一小尊阿弥陀佛像，左手结“大悲施无畏印”，庄严而无女性相。这是一种最标准的形象，称为“正观音”。
广济寺特有的壁画和牙舍利，尤其值得忆及。广济寺大雄殿所供奉的“三世佛”像后面，有一幅价值连城的巨型壁画——《胜果妙音图》，画高五米，宽十米，纸质。这是清代名画家傅雯奉乾隆皇帝之命而作的指画。此画成于乾隆九年（1744）。画面中心是释迦牟尼佛，左右为文殊、普贤二位菩萨。众弟子围列四周，数十个人物各具特色，其神态有的庄严，有的威武，有的潇洒，有的慈善；其相貌或清或奇，或古或怪，画面既注意了人物形象的鲜明个性，又使众多人物彼此呼应，以求和谐统一，突出地表现了听佛说法的主题。傅雯指画极有名，画风古拙苍劲。《胜果妙音图》是他的代表作。
广济寺中轴线建筑的最后一层庭院，主殿是两层楼阁。一般寺庙称其为“藏经楼”或“藏经阁”。广济寺的藏经阁因为曾珍藏过释迦牟尼的牙舍利，所以称“舍利阁”。
“舍利”是梵文的音译，主要指释迦牟尼佛或高僧圆寂后火化结成的珠状物，其骨头——牙齿也为舍利之一。释迦牟尼佛入天荼毗后，留下两颗牙齿在人间，一颗在斯里兰卡，另一颗在一千五百多年前从乌缠国（今巴基斯坦）传入我国于阗（今新疆于田县）。公元5世纪中，南朝高僧法献游于阗，将这颗佛真身舍利带回南齐首都（今南京）。隋统一中国后，佛牙被送往长安。五代时佛牙传到燕蓟（今北京）。咸丰七年（1857）佛牙舍利被供奉在北京西山灵光寺招仙塔内。1900年庚子之乱，招仙塔被帝国主义军队炮毁，而佛牙舍利犹存。
1955年，中国佛教协会将佛牙迎往广济寺舍利阁中供奉。因这颗佛牙舍利是全世界佛教徒心目中的圣物，曾先后由中国政府和中国佛教界护送到缅甸和斯里兰卡接受东南亚佛教信众的瞻仰朝拜。1964年中国佛教协会在西山灵光寺建成佛牙塔，佛牙安置在七宝金塔的舍莲花上。1964年6月25日举行佛牙塔开光法会，柬埔寨、斯里兰卡、印度、日本、老挝、蒙古、尼泊尔、巴基斯坦、朝鲜等国佛教界人士出席了隆重的开光法会。
京华古刹法源寺
法源寺是北京的名寺，到北京旅游的人不可不游。
一个风和日丽的春日，笔者偕同学数人来到城南宣武门外教子胡同的法源寺。在此之前，早就耳闻法源寺乃北京最古老的佛寺，寺内文物古迹甚多，如四大天王青铜雕刻坐像，青铜雕刻狮子，皆属明代旧物。“华严三圣”（毗卢遮那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泥塑贴金罩添像，品相庄严，雕刻精美，乃明代塑像中之上乘者，为京华寺庙中所罕见。净业堂前的巨石钵，双层石座，雕镂极工，几可与北海团城的渎山大玉海媲美。悯忠台壁上所嵌唐代苏灵芝行草《张石矜宝塔颂》，笔势飞舞。此外，明清石碑、石刻、经幢、御题匾额四处皆存，藏经阁四周所藏明、清两代所刻藏经亦弥足珍贵。法源寺为历史名刹，宋钦宗（赵桓）被金兵俘虏北来，曾囚居于此寺内“坐井观天”。至元二十六年（1289），宋遗臣谢枋得（号叠山）抗元失败，遁隐建宁（在今福建）唐石山中，后被元军俘至大都，拒不降元，亦在此寺内绝食而死。清时，法源寺以花木著名。寺内花木种类繁多，每逢春暖花开，寺僧必备素筵，款待名流赏花。
走至教子胡同南端，东侧便是法源寺了。跨入朱红色大门，便是宽敞别致的第一层院落。院内清幽静雅，古树葱郁，草木馨香，令人心旷神怡。坐北朝南为雕梁画栋的天王殿，殿内东西两侧四大天王塑雕分立，威武神俊。
穿过天王殿，便是第二层院落。凸字形高台上，坐落着宏伟的大雄宝殿。大雄宝殿为法源寺的主要建筑，东西阔五间，南北进深三间，檐下布五重昂斗拱、歇山顶，青灰色简瓦，脊、吻兽、檐枋、檐栋均施以精美的描金彩绘。殿内供三世佛：中间供释迦牟尼佛，左供过去世的迦叶佛，右边供未来世的弥勒佛。东西二壁为二十圣僧像。
法源寺的第三层院落中央置观音阁，为唐中和年间（881～884）幽州节度使李可举所建（亦称悯忠寺阁）。阁东西外侧两壁嵌有唐、辽、金、清历代碑刻，其中有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张不矜撰写苏灵芝书《无垢净光宝塔颂》，唐昭宗景福元年（892）的《唐悯忠寺重藏舍利记》，金大定十八年（1178）的《北部令史题名记》等。这些石刻有的是研究唐朝的重要资料，有的则清楚地反映了佛教的性质及统治者推崇佛教的目的。嘉庆十一年（1806）诗人余集、王昶等分题法源八咏也嵌于东西二壁。阁内供奉着木雕十一面三十二臂观音像，塑造精美，生动秀丽。
大通觉堂中供奉着玄奘法师顶骨舍利，这颗顶骨为宋端拱元年（988）金陵长干寺演纯大师可政在终南山紫阁寺得到的，辽开泰六年（1017）建于长干寺塔藏之。清咸丰四年（1854），其寺塔俱毁。1943年重修时，据出土石函铭刻记载，知是玄奘法师顶骨舍利，于是在北海公园内建塔藏之。大约五十年代后将佛宝移供于法源寺。
藏经阁位于寺院的最后一进院落，上下两层，均为东西面阔五间，南北进深三间；外观呈朱红色，青灰色的殿顶；檐枋等施以花卉人物故事为题材的精美彩绘。阁东西两侧有朱红小楼，庑廊将小楼与主楼连接成一体，使建筑物显得格外紧凑别致。
据史籍载：唐贞观十九年（645），太宗曾拟在幽州镇城东南隅或城东门之东（今宣武门外）建寺以悼念、悯抚阵亡将士，至高宗李治又下诏修建，但都未果。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寺始建成，并赐名“悯忠寺”。唐中和二年（882），寺遭火灾，塔阁均已无存。至景福年间，节度使李匡威重加修建，并盖起三层巨阁以供观音。五代时，一度改为尼寺。到辽保宁三年（971），幽州大地震，全寺倾圮后，随即奉诏修复。金大定十三年（1173），曾以此寺作为女真人进士考场。明正统二年（1436），寺僧再次修葺，易名“崇福寺”；清雍正十二年（1734）改名为“法源寺”。
京西古刹戒台寺
著名古刹戒台寺，坐落在京西三十五公里处的马鞍山麓。其本名叫高寿禅寺，因寺内有一全国最大的戒台，故习惯地被称为戒台寺或戒坛寺。
相传，该寺创建于唐代武德年间，由一位名叫智周的和尚在此隐居行戒。辽代道宗年间，闻名中外的高僧法均和尚，在此广募钱粮，大修土木，基本上建成了现今戒台寺的格局。他开坛“演戒”，成为轰动一时的佛教盛事。据说在此寺受戒后，可灭除以前身上的罪过，死后能去极乐世界。又相传，听了法均和尚“演戒”，聋子可听到声音，哑巴可开口讲话，驼背者能伸屈自如。因此，不仅国内许多人前来“受戒”，不少异国父老也争相来此求佛进香。当时，附近的地方官员和老百姓，俱在路边设立驿站，施舍饭食，接济那些远道而来的善男信女。坛主法均被尊为“普贤大师”，道宗皇帝授予他“崇禄大夫守司空”官职。
在金、元、明、清等朝代，戒台寺几经兴衰。明代宣德年间，由知幻大师主掌重修。竣工后，英宗皇帝赐额“万寿禅寺”，封知幻和尚为万寿戒坛坛主。从此，戒台寺历届主持，大都由朝廷亲自选定，并委以僧录寺官职，大大提高了戒台寺及其主持在政界和宗教界的地位。
晚清时，曾任议政王兼军机大臣的恭亲王奕訢，在戒台寺居住长达十年之久。他本是咸丰皇帝的异母兄弟，咸丰死后，他协助慈禧发动辛酉政变，杀掉了端华、肃顺等大臣，夺得朝政大权。慈禧垂帘听政，封奕訢为议政王，领导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揽内外大权。但当慈禧羽毛渐丰，地位稳定之后，即借故革掉了他全部职务。奕訢深知慈禧的奸险，为避免其进一步的迫害和排遣心中之不快，即来到戒台寺隐居，读书吟诗、坐禅悟道。还出资修复了罗汉堂、千佛阁、牡丹院等，对保护和建设戒台寺起了很好的作用。
戒台寺总体上是坐西朝东，南侧为中轴线，由山门殿、天王殿、钟鼓楼、大雄宝殿、伽兰殿、祖师殿等组成。本来还有一座中心建筑——千佛阁，其内有五个大佛龛，每龛又有二十八个小龛，每小龛有三座漆雕佛像，总计在一千个以上，但在“文革”动乱中被毁。
北侧为北轴线，由明王殿、戒殿、大悲殿和罗汉堂组成。戒殿也称选佛殿，是戒台寺初期的主要殿堂，大寺的核心——戒台即设在这里。它是一个“品”字形的高台，共分三层，最上面有一尊高三点三米的释迦牟尼塑像。举行授戒仪式时，要在夜半三星高挂时开始，香烟缭绕，数百名僧众肃立在戒台四周，双目微闭，双手合十，随着钟声和鼓点，高声诵经。戒台上面，有十位老僧，即为“三师七证”。落发烧痂的受戎者跪在面前，身披袈裟，恭听坛主传讲戒律，仪式要拖到天亮才完。
从明代起，每年农历四月初八至十五日，“天下游僧华会，商贾辐辏”“冠盖相望，绮丽夺目”。其实，在这游僧华会之际，真诚进香者并不多，大部分是趁春光明媚来游名胜古迹的。
戒台寺的古松是最令人称道的，曾有诗云：“潭柘以泉胜，戒台以松名，一树具一态，巧与造物争。”其中尤以活动松、卧龙松、自在松、九龙松、抱塔松等千姿百态，各负盛名。
活动松位于寺内千佛阁遗址南侧，树冠宛如天成巨伞，松枝叉牙，盘根错节，随手轻曳一枝，无一枝不哗哗作响。树下有一石碑，上有清乾隆皇帝为此松所作绝句二首。卧龙松在寺中路，陡壁高墙之上，躯干粗壮凌空横卧，酷似巨龙酣睡正浓，龙头龙尾惟妙惟肖。自在松犹如一潇洒道祖，面对台阶向人们挥手致意。九龙松为白皮松类，一树九干，直冲云霄，恰如九条银色蛟龙呼啸而起，蹿入云霄，此松形态在北京城郊堪称一绝。
寺西五里，是“一峰耸奇秀，数里诱人行”的极乐峰，峰下有不少石灰岩山洞，钟乳、石笋很多，下有清泉，到戒台寺旅游，顺道前往，饮凉沁心脾的清泉水，领略“石乳挂四垂，仿佛百怪立”的洞天奇景，更当别有一番情趣。
白塔寺及其庙会
白塔寺原名妙应寺，始建于元朝，是由尼泊尔杰出的建筑师阿尼格主持建造的。开始定名为大圣寿万安寺，因寺中心建有北京最大的白塔，故习惯地称为白塔寺。它既是当时皇室佛事活动的中心，也是向全国传播佛教的圣地。其地址和寺界均由元世祖忽必烈亲自选定，是北京最早的藏式佛塔和元朝建都的历史标志。元末曾遭雷击起火，殿堂烧毁，到明朝天顺年间才重新修复，改名为妙应寺。
白塔坐落在一个高出地平面两米的塔院中心，由塔基、塔身、塔顶三部分组成，全高五十一米。其中塔基九米，重叠起三层须弥座，用二十四个莲花围成一圆形莲座，上面托起塔身主体，其直径达十八米。顶部是一个节节拔高的锥形十三相轮，再往上是盘形华盖，厚木作底，铜瓦作盖，呈放射状，中央竖起一座铜鎏金塔顶，也呈塔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塔体上的七道箍，非铜非铁，灼灼耀目，牢固地嵌在塔身上，使塔体牢固异常，经久不塌。
清朝乾隆时，对白塔重加修缮。据当时御制重修妙应寺碑文记载：乾隆曾手书《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梵文尊胜咒》和《全套大藏真经》用以镇塔。但这些东西究竟藏在何处，长期不得而知。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白塔顶部震损，经拆开塔顶修补时始发现，在一个用铜套罩住的长方形楠木箱里，除有乾隆手书经文外，四角还各有一个银鎏金宝瓶，内装有八宝、念珠和铜钱。箱内壁上有一个小洞，洞内放着一尊高五厘米的赤金长寿佛，身上嵌有四十四颗宝石，手捧一颗舍利子。在一个圆形漆盒里，有一顶五佛冠和一件补花织锦袈裟，上面镶有一千多颗珍珠和红、蓝宝石，推测曾是乾隆穿过之“僧宝”。在另一个较小的箱子里，有一个加锁的铜鎏金小圆盒，里面珍藏着三十三颗舍利子。
白塔寺历来是北京著名的庙会地之一。旧时循例逢五、六为庙会期，即每月六天。届时，除烧香拜佛外，主要是起集市作用。寺门前，多是些卖冰糖葫芦、心里美萝卜和大挂山里红的，也有吹着口哨卖小花篮的。寺内头院，东侧是山货和日杂用品，西侧是年糕、切糕、江米粉等小吃。里院两边为百货、服装、花鸟等，中间更多的则是民间戏曲场地，评书、大鼓、相声、杂技都有。傅士亭的乐亭大鼓、“小蜜蜂”的滑稽大鼓都很有名气。那些唱小戏的，用布围一下，就在里面演起来，入口处收钱的边收边喊：“五分钱看两出戏，《三娘教子》《空城计》。”老百姓花几分钱娱乐一下，也是一种享受。
在后院的空地上，几乎都是卦摊、测字、相面，应有尽有。其中有一位“谈相牛乐天”卦金最高：粗谈一元，详解两元。有人认为“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宁愿多出钱也听他“神吹”一通，末了还不住地点头说：灵。在其他一些跨院空场上，还有变戏法和练气功的、耍猴玩鸟的、摔跤拉洋片的。有些行当现在已经绝迹了。
白云观中会神仙
泱泱中国自太古至现代，整个文化领域中皆有极富浪漫色彩的神话传说，从而曾使一代代人为之深感扑朔迷离，尤其对传说中那些能超脱生死、来去无踪的各路神仙，更是多元崇拜、虔诚祭祀，以企望诸神佑助。正因如此，旧京正月望日以后，白云观“会神仙”之举才得以延续数百年而不衰。
白云观位于北京西便门外二里许，乃中国著名道观之一。始建于唐代开元年间，迄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历史。金明昌三年（1192）重建，改名太极宫。其西十余里，为唐太宗袁忠墓，而西南五六里，为兰太后运粮河。元太祖时，因长春真人邱处机奉诏居大都太极宫，遂改从真人号，更名长春宫。邱处机享年八十而蜕骨。其弟子尹清和，始以师入龛，葬于宫内；继而又于宫东扩建道院，取名白云观。
邱处机，字通密，生于金皇统戊辰（1148）正月十九日，系山东登州栖霞人，自号长春子。十九岁辞亲居昆仑，年二十谒重阳真人请为弟子，道号全真。重阳蜕骨后，他又潜修于四川龙门山，形成龙门派。1219年10月，奉诏率弟子十八人赴雪山（佛经称喜马拉雅山为雪山）阿富汗境内军营中参见在西征的成吉思汗，以“不嗜杀人及敬天爱民，清心寡欲”之言论与太祖相契，遂赐号神仙，封为大宗师，并赐“神仙符命”金印，掌管天下道教。这位文化修养颇高的道人，在晋谒成吉思汗的万里行程中，在其弟子李志常协助下，曾将沿途见闻撰成《长春真人西游记》三卷，颇有史料价值。
明代，白云观遂为城外巨刹，其建筑之宏伟，冠绝都门而甲天下。李自成揭竿，入京都后欲将白云观捣毁，幸被观内于道人竭力保留，虽沧桑频经，而卒未稍受影响。邱处机当年亲笔所书之“万古长春”四字匾额，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行书“老子道德经”巨石，明塑邱处机白皙皴皱无须眉之神像，明代正统年间所刻五千三百五十卷道教珍贵文献《道藏》，以及大量碑刻等，迄今犹存。
清朝入中原后，于康熙、乾隆、光绪年间，均曾拨帑藏纹银大事修缮白云观，突出地体现了清代道观的建筑形制。其中轴线上之建筑，由南而北依次是：金碧彩绘的牌楼，精美生动的石狮，造型朴重的山门，斗拱飞檐的灵官殿、玉皇殿、老律堂、邱祖殿、四御殿（二层建筑，其上为三清阁，藏书之所在）以及殿后幽静的戒石和云集山房。其东院之配殿有华祖殿、火祖殿、真武殿、南极殿，以及塔院；西院分别是八仙殿、吕祖殿、娘娘殿、五祖殿、后土殿，以及后院扎竹为篱叠石为山的花园。
明、清两朝及民国期间，白云观每年正月初一起，开庙十九天，而以正月十九日尤盛，谓之“燕九节”，亦谓之“会神仙”。
据《天咫偶闻》与《帝京景物略》等典籍记载，“燕九”又谓之“阉九”或“阉邱”、“宴邱”，盖因邱处机乃自宫者也。民国三十年（1941），京华老报人成扶平、王柱宇两位先生曾几度至白云观，采访百岁以上老道人，问及长春真人邱处机自宫之事，得知其生日（正月十九日）亦即就阉之日；并悉其以自宫手段而达到色身清静，潜心修道，以成真人之目的。
遍览正史与野史，中国僧、道中之自宫者实属罕见，而历朝庙宇梵宫中之佛、道门弟子毕生着实元精未泄者，屈指可数也。由此看来，邱处机无愧为智者，亦无愧为真人也、仙人也。其自宫之举，尤为群阉所趋附。明朝的魏忠贤，清代的李连英，均为白云观中天字第一号的大施主。
所谓“会神仙”者，相传正月十八日入夜以后，神仙必下降于白云观，或幻为缙绅，或化为乞丐，或变成老妪，或变作童稚，有缘遇之者，遂得以福寿康宁，祛病延年。故朱门冠、宫闱阉宦、北里群妓、布衣良民以及市井狡狯之徒，届时猬集蚁聚，进香上供，冀与神仙一晤。晚清学者俞樾，在其《春在堂全书·茶香室三钞》中曾记当年之盛况曰：“此日僧道辐辏，凡圣溷集，勋臣内戚，凡好黄白（指道家所谓炼丹化成金银之法术）之术者，咸游之，访丹诀焉。”
凡涉足白云观会神仙者，大都于正月十八日午后陆续前往。日间的活动极为丰富多彩，或在主殿及配殿礼神佞佛，或在窝风桥打金钱眼以求利市，或至观西养老院一睹百岁道人及老猪、老羊、老鸡、老鸭、老鹅之姿态，或于货声迭起的席棚中择食几种传统风味小吃以饱口福，而腰缠万贯之达官显贵及民间富翁亦可散钱布施而动辄耗数万，以显示其“为善最乐”之佛心。至于观中出售的红色小漆佛，则是一切贫富香客于会神仙之前颇喜争购之物，盖借留游观之纪念耳。
夜幕降临后，欲会神仙者皆宿于观中而彻夜不眠，三五成群趺坐于观中各个角落，未见神仙而自家先成夜游神矣。而观中之道士，每喜作狂态奇行，假冒神仙以钓众愚。故《京都竹枝词》曾讥诮曰：“绕过年宵未数天，白云观里会神仙。沿途多少真人降，个个真人只要钱。”
会神仙之夜，亦有烈火干柴不淑男女，于观中肆意风月，将一座梵王宫当作了楚阳台，诚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其乐虽不亚于会神仙，但亵渎神灵之罪，真人与诸神可知之乎？又安能若无其事乎？
北京尼庵通教寺
昔日，北京城里的庙宇梵宫比比皆是：而所居僧、道、尼、番之比例，以尼最寡。
梵语称女僧为比丘尼，简称尼，俗称尼姑，北京土语亦称其为“幼僧”，即慈爱之僧。中国尼姑最早出现于公元4世纪前的北魏。北魏散文家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胡统寺》曾有“入道为尼，遂居此寺”的记载。
自18世纪以来，由于政治腐朽，社会窳败、外侮以及兵燹等因，北京豪门闺秀与小家碧玉看破红尘削发为尼者指不胜曲，以致涌现出大慈庵、五圣庵等诸多小型的姑子庙。
位于北京东直门内针线胡同的通教寺，乃明代一阉官所建，清中叶时改为姑子庙，并更名为通教禅林，为北京现存的最大尼姑庵。
该寺原有面积仅一亩有余，与旧京诸多宏伟庙宇相比，微不足道，故诸多典籍中均未见记载。因年久失修，至20世纪30年代时，已呈颓垣断壁，满目荒凉。民国三十一年（1942），闽南比丘尼开慧与其弟子胜雨云游至京，挂锡于北新桥广慈寺，近在咫尺，遂与通教禅林住持印和结为善缘，并由此而接管了行将关闭的通教禅林，凭其虔诚之心与舌敝唇焦的游说，感动了诸多军政界要人及商界名士慷慨解囊共襄善举，搬迁居民近百户，将破庙面积扩至四亩开外，殿宇数十间，为旧有佛像重塑金身，更名为通教寺，复兴之后，八方尼众纷至沓来，香火极盛。老尼开慧自觉年事已高，遂令弟子胜雨为住持。
修行极深而又精明干练的胜雨，为传布律宗广育僧才之弘旨计，在南京国府与北平市军政界人士支持下，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创建八敬学苑，延聘尼僧巨擘慈舟、慧证两位法师每日开堂演法，主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北印度人马鸣菩萨所著的《大乘起信论》，以及诸般戒律，听讲者近百人，开佛教一代之新风。
民国期间，通教寺尼众中不乏堪与名花相比的珠丽，为使其彻底皈依佛门，避免思凡，故而庙中戒律极为严格。当夏初之际，为杜绝尼众涉足软红香土而萌动春情，遂按丛林成规，于夏历四月十五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实行历时九十天的“结夏”（亦称“结制”），令其静居寺院，不出山门行动，终日于禅房诵读经卷，梵香燃烛，顶礼膜拜，礼忏前愆后过，以求正果。
十年浩劫中，盛极一时的通教寺与北京其他寺庙一样，大多关闭山门，断绝香火，门可罗雀。寺中尼众，弃经卷而习针黹，自食其力，以度时光。
自从1981年宗教政策得以逐步落实后，原被迫嫁人之尼姑又纷纷削发离婚，陆续返回寺中，重参佛事。所有颓檐裂瓦、尘黯无光之殿宇一律按原样精心修葺，整饬如初。
康熙为礼拜寺题匾
北京回民居住最集中的宣武区牛街地区，近年被政府作为危改小区进行了大规模改建，现已基本完工。一座座新式楼房拔地而起，和位于小区中心的牛街礼拜寺相互辉映，形成了宣武区一道亮丽的风景。
牛街礼拜寺始建于宋朝太宗年间，距今已有千年历史。最初占地很少，后经明、清等几个朝代的扩建，才形成了现在的规模。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修葺时，康熙亲自书写的“勅赐礼拜寺”匾额，一直悬挂在门楼上方。
传说康熙年间，皇帝收到一本奏折，说是伊斯兰教徒每天在礼拜寺聚会，蓄意谋反，奏请皇上下旨予以查封。康熙阅后大怒，立即派人前去查办。但查办人员调查后回来说：“伊斯兰教民只是在那里举行传统的礼拜活动，并无造反之意。”康熙听后也就不再过问了。谁知没过几天，又有同样的奏折呈上，康熙觉得纳闷，决定亲自微服私访。他穿上回民衣服，装扮成教民的样子，随同众人一起来到礼拜寺，跪在那里听讲，发现阿訇教长讲的，不但没有谋反的意思，而且倒有一番忠君报国之理。再看看自己前后左右的教民，一个个都是虔诚温驯、老实忠厚之人，整个大殿纯洁宁静，毫无邪秽污垢。他心里有了底，便悄悄地回到宫里。
第二天，康熙召集所有大臣，把看到的事实讲给大家听，并当场揭穿了那个写奏折的大臣，指出了他图谋不轨，想挑起事端，激起教民不满，祸乱京城的险恶用心。然后，他又发布诏谕，重修牛街礼拜寺，还亲自为其题写了匾额，使广大伊斯兰教民深受感动。
扩建后的寺院，占地约六千平方米，属于典型的古代宫殿式和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式相结合的建筑格局。中心以礼拜殿为主体，殿堂楼亭，布局紧凑，形成一个完整的建筑群，可同时接纳一千多人参加礼拜。寺院大门向西，左右各有一座门楼，正中间则是一座平面六边形的亭式楼阁，名为望月楼，康熙所题匾额即悬挂在此楼的上方。
牛街礼拜寺不仅是各民族团结友好的象征，而且是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在寺院东跨院内，有两座“筛海”坟，埋的是两位来中国传教并在该寺逝世的长老。一位是1280年逝世的艾哈迈德，伽色尼人。另一位是1283年逝世的依玛顿定，布哈拉人。这两座古墓至今保存完好，是国内少有的文物。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曾几次拨款重修牛街礼拜寺，使其更加宏伟壮丽，在国际上更享有盛名。
此次危房改造，居民按规定要异地安置，但为了照顾伊斯兰教民礼拜方便，决定允许他们全部回迁。牛街礼拜寺的辉煌将不会因房屋改建而受到影响。
京都朝外东岳庙
北京朝阳门外的东岳庙，五十年来一直封闭，而今修葺一新，不但对外开放，而且春节期间还举办了文化庙会。
东岳庙供祀着东岳大帝众神体系，是道教正一派在华北地区最大的庙宇。其创始人乃元代的玄教大宗师张留孙和他的弟子吴全节。
张留孙少时出家做道士，在江西龙虎山修行。后随天师张宗演进京朝见元世祖忽必烈。因其形象“七分神仙，三分宰辅”，且精于祷祀斋醮，故深得元帝宠信，并封为玄教大宗师，管理全国道教事务。七十一岁时，他自费在此购地，欲建东岳庙。元帝闻信，想予资助，但被其婉谢说：“我愿意自费建造庙宇。如果动用国库的钱财，劳费民力，就难以实现我报效皇上的一片赤诚之心了。”遗憾的是未越二年，他便去世，遗愿由弟子吴全节实现。
吴全节十三岁在龙虎山学道，后师从张留孙。师殁，继任玄教大宗师，秉承师志，不惜劳费，继建东岳庙。第一年先建成大门和主殿，次年又建成东、西庑殿。个人财力毕竟有限，之后历经元、明、清三代官府修葺扩建，始定格局。
人们对东岳大帝的信仰起源于古代先民对泰山的自然崇拜，尤其是巡守制度和封禅制度出现以后，泰山崇拜更被王者赋予正统地位。两汉以降，泰山神职能已渗透到社会生活各领域，能主宰人间生老病死、祸福寿夭、命途修短、多子乏嗣、富贵穷通、福禄厚薄、贵贱高下、旱涝丰歉等，并被道教神团吸纳。至唐、宋，武则天尊其为“天齐君”；唐玄宗封其为“天齐王”；宋真宗加封其为“仁圣”，不久即加帝号。元代又加“大生”二字，至此，泰山神全称“东岳天齐大生仁圣帝”，世称“东庙大帝”。
元代的《搜神广记》首次为泰山神整理出家谱世系。据该书托名东方朔所作的《神异经》宣称：盘古的后裔少海氏之妻因梦中吞下两个太阳而怀孕，生下二子，长者为金蝉氏，次者为金虹氏，“即东庙帝君”也。人们还依照封建官府的模式，为东岳大帝添造了副贰佐辅以及职能机关——七十六司。故七十六司也成为东岳庙主殿周围环绕而建的一大特点。
北京东岳庙供祀的就是泰山神东岳大帝众神体系。神像众多是这里的一大特色。据1927年统计，庙内尚有塑像一千三百一十六尊。
中路正院所供奉的主要神祇自瞻岱门起。瞻岱门分前后两进。外进两稍间内，供奉的是道教护法神龙、虎（俗称哼、哈将）二将，冠兜鍪，环甲胄，持枪执钺，气势威猛。传说中他们都有制敌绝招：龙将的窍中能出二气，鼻子一哼，便射出两道白光，将敌人的魂魄吸走；虎将则只需张嘴一哈，便喷出一团黄气，令对手魂销魄散。
瞻岱门内进两稍间是岳府十太保环列司阍。他们依次为：正佑侯、孚佑侯、灵佑侯、显佑侯、顺佑侯、安佑侯、广佑侯、协佑侯、昭佑侯、威佑侯。其中以正佑侯温琼最为著名。相传他是岳府猛将，受玉帝敕旨，出入天宫，巡察五岳，人称“温太保”或“温元帅”。
主殿岱岳殿内供奉着东岳大帝及其文武大臣。其后工字形之对称殿称育德殿，是东岳大帝及淑明后的寝宫。
东岳庙融元、明、清三代建筑为一体，除神像众多外，另外就是以楹联匾额和石碑多而著称。
多数殿宇前都挂有白底黑字的行草篆隶楹联。它们不仅反映了人们对东岳大帝的崇仰，也表现出道教文化对民族精神、民族心理影响的印痕。既是对各殿、司神祇职能的诠释，也是人们对理想生活的憧憬。是“善恶有报”观念所折射出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即家庭伦理道德、政治伦理道德、社会伦理道德的体现。它们或言简意赅，发人深省；或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或意蕴深长，寓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文化内涵相当丰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瞻岱门悬挂楹联是“阳世奸雄，违天害理皆由己；阴司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东旁门楹联是“阳是阴非，在尔心还想欺饰；假善真恶，到此地难讨便宜”。西旁门楹联是“倚势欺人，人或容神明不恕；瞒天昧己，己未觉造物先知”。反映出早已深深根植在中国传统理念中的“善恶有报”观念。这些警世醒人的文字，振聋发聩，掷地有声，令人怦然心动。善报司楹联是“隐隐善根，枝叶荣华树奕；悠悠福报，取携谷禄宏多”。恶报司楹联是“对簿无差，举念及时猛省；亏心莫贷，到头何处欺瞒”。鲜明的对比，体现出人们对善的追求和对恶的憎恶。
东岳庙碑石数量首冠北京城、郊群庙。因立碑年代不一，其排列次序又不规整，故老北京流传着“东岳庙的石碑数也数不清”的说法。据记载，庙内石碑多达一百四十通。到20世纪20年代末，尚有石碑一百三十八通，其中元碑一通，明碑三十二通，清碑九十九通，民国碑六通。
在众多碑石中，最为著名的是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撰文、书丹并篆额的《张留孙道行碑》，俗称“道教碑”。该碑刻于元天历二年（1329），碑高四米，碑文为两面刻，各二十八行，行六十字，共二千七百八十六字。记述了东岳庙创始人，玄教大宗师张留孙的生平事迹。通篇文字完整清晰，为赵孟頫晚期代表之作，价值极高。
碑石中，还有一些历代重修东岳庙的碑刻，主要有明正统十二年（1447）英宗朱祁镇的《御制东岳庙碑》、明万历四年（1576）张居正撰《敕修东岳庙碑》、万历二十年（1592）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赵志皋撰《敕修东岳庙碑》。
清圣祖御制《东岳庙碑文》碑和清高宗御制《重修东岳庙碑记》碑，皆螭首龟趺，碑体高约三点二米，满汉文对照，分别记述了康熙四十三年（1704）、乾隆二十六年（1761），皇家出帑银重修东岳庙的经过。
洞门牌楼前立有两座形状大小完全相同的石碑，东边一座为乾隆二十八年（1763）清高宗御制诗刻草书，表达了对东岳大帝的敬仰之情。由于年久风化，碑文已不甚清晰。西边的是一块无字碑，传说当年乾隆皇帝写完东边的一块碑后，还没来得及写西边的那一块，就去世了。后人不敢再写，只好将一座无字碑立在那里。
除上所述，大部分石碑为民间善会碑刻。碑文也往往由官员和社会名流撰写。如建立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的《东岳庙六项进供白纸圣会碑》由民族英雄史可法撰文；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羊行老会碑》由清代著名诗人沈德潜撰文，等等。
卧佛寺和樱桃沟
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天，表姐由重庆来，住在我家。她要我好好陪她重温一下阔别十年的故都春色。城里几处公园，城外的颐和园、西山八大处都逛完了，只有香山还没有去。我问她：要不要爬“鬼见愁”。她摇了摇头。最后决定去香山旁的卧佛寺，时间是清明前后。
卧佛寺坐落在香山东北的寿山脚下。那天十点多钟，我们来到寺门前。一眼看去，密林翠绿，风景优美。卧佛寺历史悠久，远在唐初就在这里修建起“兜率寺”。到了元代改称“寿安山寺”。以后又改为“大昭孝寺”。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又改称“十方普觉寺”。因为寺里有卧佛造像，所以俗名“卧佛寺”。
我们进到“卧佛殿”，迎面便是这尊长约五六米的大卧佛，侧身作睡卧状。身上盖着很大的一床黄缎子棉被，只有头部和一只右手露在外面，因为它用这只手弯托着头部。殿内没有其他游客，管事的和尚直到我们快要离开时才从后殿出来。他把盖着卧佛的被子向下拉了一拉，露出上半身。因佛身涂着金碧颜色，看不出用什么材料做成。和尚已经很老了，大约有七十来岁。他说：这是一尊铜佛，是元代至治元年（1321）“冶铜五十万斤”铸造的。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他说他在这里住持已有四十年，现已无经济来源。他的“家”就在寺后山村，靠种几亩地和游人的布施度日。我们给了他一张五千元的关金。他双手合十表示感谢，并主动指给我们卧佛后面和两侧环立的泥塑“十二圆觉”像，说这是引用“长阿含经”记叙的故事，表现释迦牟尼临终前向弟子们嘱托后事的情景。佛前两侧各放一只大玻璃柜。其中陈列着僧鞋，每只长三尺左右，用黄缎做成。柜上贴着“信士弟子某某布施”的字样。
我们刚要走出卧佛寺大门，一位乡下妇女进来告诉我们，“樱桃沟”的花树都已开放，要我们去看看。我们深谢这位大嫂，不然我们真不知道此间还有这个“世外桃源”。按照她指给我们的道路，向西北沿着一条清溪走约一里多地，便是“樱桃沟”。原有一座明代修建的庙宇，还剩下几间残破的殿堂。庙前是一个大果园，有一条石径回环曲折，盘旋而上，修筑得十分精巧。站在小路尽头，整个果园就历历在目了。樱桃花和杏花，正在盛开，居高临下，如置身花丛，别有风趣。尤其我们刚从卧佛寺出来，那里是庄严肃穆的梵王宫，而这里是繁花盛开的武陵源，相比之下，气象迥异。感触之余，就在这里吃了带来的午餐。更惬意的是食品中还有表姐从四川带来的麻辣牛肉，边吃边欣赏这周围的美景，既饱了眼福，也饱了口福，直盘桓到下午两点才动身返回。
天宁寺古塔
出广安门往北一转，就会望见一个古老的塔影，衬托在蓝天中。那就是比北京城年纪还大得多的天宁寺古塔。清初周筼《析津日记》记云：
寺在元魏为“光禄”；隋为“弘业”，在金为“大万安”，宣德中修之曰“天宁”。
如果从北朝的元魏算起，那还在公元四五世纪，比永乐修北京城，要早一千年，塔是隋朝仁寿元年（601）修的，即从隋代弘业寺修塔算起，也比北京城要早八百年左右，真可以说是北京古建筑中的老前辈了。
天宁寺最著名的就是这座隋代弘业寺的古塔，庙中过去有隋碑、唐碑。《长安客话》云：“天宁寺塔，每级缀数十百铃，风动声急，如万马奔骤可听。”记后并引诗：“塔势棱增欲倚云，微微仙梵半空闻……见说讲堂分倒影，坐看松荫织斜文。”诗并不是好诗，但记录了天宁寺的风物。即古塔、塔铃、塔影、松荫。清初王渔洋《雨后至天宁寺》诗云：
凌晨出西郭，抬提过新雨，日出不逢人，满院风铃语。
渔洋山人是讲“神韵”的，后面两句诗写来十分入神，使人好像听到这座古塔的铃声了。关于塔铃的事，《长安客话》记载不够清楚，明人徐善《冷然志》记云：
天宁寺塔，飞檐叠拱，又十二层，每椽之首，置一铃，八觚交角之处，又缀一大铃，通计大小铃三千六百有余，风作时，铃齐鸣，若编钟，编磬之相应也。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这座古塔在建筑艺术上是多么精细了。天宁寺的经历也是无限沧桑，唐代的“天王”，金代的“大万安”，早在元末已“兵燹荡尽”。至近代，这座古寺，也因靠近广安、西便二门，常为军队驻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僧格林沁，胜保的军队就退守西南隅，驻扎在这里。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咸丰八年（1858）八月二十四日记云：“闻恭邸、瑞相居彰仪门外长兴店、僧邸、胜光禄屯天宁寺……”
故事太多，不多引了，这座经历了一千三百七十多个寒暑、饱阅沧桑的古塔，居然还健在，真可说是劫后余生。
永乐钟王有五绝
农历除夕之夜，一阵阵钟声在北京的上空回荡。轻击，圆润、深沉、古雅；重击，纯厚、洪亮、庄严。人们知道，这钟声是由位于北京西北郊大钟寺内的“钟王”——永乐大钟发出的声响。
这口被誉为“钟王”的大钟，与世界同类大钟相比，具有“五绝”。
第一绝是形大量重、历史悠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永乐大钟通高六点七五米，最大直径约三点六七米，重约九万三千斤。其铸造历史至今已有五百多年。它产生的背景，是与明初的两个历史事件——“靖难之役”和明成祖迁都北京——相联系的，因而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同时，永乐大钟是佛钟（钟身内外铸满佛经铭文），又是朝钟。它把神权（佛教）和皇权（政权）糅合在一起，反映了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思想。
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宫殿群是北京的故宫；世界上最大的祭祀坛是北京的天坛；世界上铭文最多的大钟，就是与故宫、天坛同时问世的永乐大钟。永乐大钟的钟身内外整齐地铸有二十三万多字的佛经铭文，这就是它的第二绝。
永乐大钟具有第一流的声学特性，这是它的第三绝。我国古代声学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远在战国时期，就产生了曾侯乙编钟。而作为一口钟的永乐大钟，其振动频率的丰富，远远超过了曾侯乙编钟的每一口特定的钟。日本著名的声学专家北村音一教授在聆听了永乐大钟的钟声后说：“这是我所听到的世界上最好的钟声。”它不是一个音，而是由最佳泛音系列的各个分音组合而成，因而在较好的条件下，钟声可传至四五十公里远。
人们登上大钟寺的钟楼，还会发现永乐大钟的另一个秘密：这么一口大钟之所以能悬挂在主梁上，只是依靠一根长一米、高十四厘米、宽六点五厘米的铜穿钉。这根钉承受了四十多吨重的剪切力。为了防止由于穿钉表面不平造成局部应力加大，穿钉内部还铸进了一根相当于低中碳钢的芯子。这就是大钟几百年来安然无恙的奥妙所在。具有先进的力学结构，这就是大钟的第四绝。
永乐大钟于十五世纪初问世后，在这以后的三个世纪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钟。到了1727年，俄国沙皇为了超过北京的大钟，不惜花费巨大的财力、物力，用了五年的时间！铸了一口一百九十三吨的大钟。但是，由于铸造工艺方面的问题，那口大钟浇铸冷却后出现了大裂缝，成了世界上从未敲响过的大钟。而我国的永乐大钟，采用的是我国传统铸造工艺的泥范法铸造，能工巧匠们运用这种工艺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使永乐大钟的钟体一铸而成，经五百多年而完好无损。这和它科学的合金比率是分不开的，其成分是：铜百分之八十点五四，锡百分之十六点四，铅百分之一点一二，还有少数其他元素。
云居寺的石经、古塔
云居寺又名西峪寺，位于北京西南郊七十五公里之房山境内。始建于唐初，规模宏伟，寺门东向，中路为六进殿宇，以台梯式建筑逐级升高。五层正院之旁又有配殿，南北侧路为僧房和历代帝王行宫。寺的南北有二塔对峙，异常壮观，确是中国北方佛教圣地，但因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遭日军炮火破坏，寺院被毁。
云居寺之所以闻名于世，主要在于它保存了大量的石经和古塔群。尤其石经，不但是中国古代佛教经籍的铭刻，也是世界佛经最古最多的铭刻，全部石经共一万四千二百七十八石，佛经九百多部，三千四百五十二卷，自隋大业开始至明末结束，历经千载，其工程之浩大，刊刻之宏伟，堪称“世界之最”。
最早发起刊刻石经的人叫静琬，他是北齐时天台宗二祖南岳慧思大师的弟子。唐高宗永徽年间吏部尚书唐临所著之《冥报记》载：幽州沙门释智琬（静琬）精练有学识，隋大业中发愿造石经，以备法灭。既而于幽州北山，凿岩为室，即磨四壁，而以写经，又取方石别更磨写，藏诸室内……苑所造，已满七室。以贞观十三年（639）卒，弟子犹继其功。笔者尝问及当地老和尚，静琬法师何以在当时刻经？云主要是继承其师遗愿，并非仅为传播佛经，而是以备一旦再遭“法难”，可充经本之用。接着他又谈了所谓“法难”，就是历史上北魏太武帝年间及北周武帝年间曾下令废佛、诛沙门、毁经像等，对佛教打击极大，在佛教史上称为“法难”。
在老和尚指引下，笔者游览了静琬造刻的石经和存放石经的地方，该山称石经山，又名小西天，山上有九个石洞，分上下两层，上层雷音洞宽广如殿，四壁镶嵌经版，殿中有四柱，周围雕刻佛像一千有余，极为精致，壁上石经多是隋唐时代所刻。其他八个石洞所藏经版，多以石门封锢。辽金以后，山上九洞已满，再刻石经藏于寺内南塔基下地穴中，故不得一观。另见石经山上有唐塔两座，其中金仙公主塔较完整，为一方形密檐石塔。此外，寺内外尚存有唐塔七座及隋唐碑刻等历史文物。
千年古刹红螺寺
距京郊怀柔县城五公里处，有一古刹红螺寺。
红螺寺始建于东晋永和四年（348），扩建于盛唐，明朝正统年间易名“护国资福禅寺”，俗称红螺寺。古寺的历史已达一千六百余年。
相传，玉皇大帝的两位公主，因感天宫生活冷寂，便结伴下凡。她们来到一座大山前，这里山水相依，古木参天，万绿中掩映着一座古色古香的寺院。从其幽雅肃穆中不时地传出笃、笃、笃的木鱼声和朗朗的诵经声。
这不是天堂却胜过天堂的神圣境界，深深地打动了这两位仙子，便想在此长久地生活下去。于是，她们幻化身形，化作了一对斗大的红螺，生活在寺前的湖水中。白天，她们化作人身，与寺中僧人一道礼佛诵经；夜晚，便化作红螺，放出万道红光，将寺院和山麓掩映在一片红霞普照之中。她们运用神力，暗中保护着寺庙和当地的百姓。从此这里风调雨顺，林茂粮丰，百姓们无不感激红螺仙子的恩德。
元朝时，玉皇大帝把她们召还天宫。人们为了缅怀两位红螺仙子，同时祈盼有朝一日仙子能重返这里，便把寺庙北的山称为红螺山，寺庙南的湖称为红螺湖，进而寺庙也被称为红螺寺了。
红螺寺坐北朝南，依山而建，布局严谨，气势雄伟，占地百亩，分中院、东跨院、西跨院、东下坎、西塔院五处院落。历史上的古寺，拥有三百多顷耕地。据《怀柔县志》记载：红螺寺“自唐历金元，皆为巨刹”。
红螺寺为“十方常住持”，在中国北方属最大的佛教丛林，是佛教徒求经参学的地方。其住持、方丈，多由皇家命派。金代佛觉禅师初居真定之洪济寺，大定年间世宗遣使请至红螺寺主教；元朝至正年间，皇上命荣禄大夫领大司空佩一品银章的云山禅师，来红螺寺，“以领其宗教”。
清朝嘉庆年间，际醒大师住持红螺寺。他弘扬净土法门，创立净土道场，听讲僧众遍布大江南北。朝鲜、日本等国的高僧也不远万里来听他讲经说法。一时间，法席鼎盛。际醒大师后期讲演的遗稿，由其门人松泉禅师整理，并刻于万块木板上，后由香港出版，书名《梦东禅师遗集》。梦东是其号。书中云：“迄今百有余年，海内净土门庭首推红螺焉。”
“怀柔八景”之一“红螺呈秀”即在此。另有三绝景：一为六百年前元代云山禅师手植竹林，清康熙亲赏，称之为“御竹林”。二为雌雄银杏，又称夫妻树。在大雄宝殿前，高达三十米，树龄一千一百多年。传说，世上每更换一次朝代，雄株便新生一枝干。三为紫藤寒松。两碗口粗的藤萝蔓如龙盘玉柱，绕松而生。俗云：藤绕松，松必死，而它们八百年来却能和睦相处，相得益彰。
智化寺内有“京吹”
北京东城有个智化寺，红墙黑瓦的院落里，时常传出锣鼓笙乐，小孩儿常跑去看热闹。在寺院的空场，十几个小和尚端坐在极窄的板凳上，跟着老和尚学吹笙、管、笛，学击锣、鼓、铙，他们一练就是四五个小时。住在智化寺附近的市民管这叫“京吹”，而把其他寺庙的音乐叫“邪吹”，这是为什么？后来才知道些其中的原委。
智化寺是明代太监王振营建的家庙，明英宗赐名“报恩智化寺”。据史书记载，王振营任司礼太监，势倾朝野，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所以他的家庙——智化寺成为当时京城中最著名的禅宗寺院之一。
智化寺规模宏大，坐北朝南，前后六进，分中、西、东三路，以中路建筑最为堂皇，全盛时期占地面积约两万平方米，各种房屋二百余间。
中部的建筑又分为三部分，南部以智化门智化殿为主，形成两个院子；中部的如来殿是全寺的最高建筑，后部以大悲堂和万法堂为主，组成两个院落，其中尤以前、中院的建筑最为精美。
智化寺不仅以“穷极土木”称著于京，还因王振将宫廷古乐移入此寺，而远近闻名。
智化寺的音乐以管乐为主，据考，其乐器如十七簧笙、九孔管；词曲牌如“梅花”“献仙音”；宫调如皆止调（6E调）、月调（C调）皆承唐宋之风。从残存的康熙三十三年（1694）第十五代艺僧永乾手抄的《音乐腔谱》看，它是唐宋燕乐的余绪，由于历代艺僧奉其为神圣，严格坚持口授秘传，不敢也不允许有丝毫更改，使其历经数百年仍保持原有风貌，并留有北宋鼓吹教坊的遗制，成为清代京城寺院管乐的主要源泉。故清末民初的音乐界把智化寺的音乐称为“京音乐”。
顾炎武和报国寺
北京广安门内大街路北，有座不小的古庙，名字似为“大报国慈仁寺”，可是人们都简称它为报国寺。
慈仁寺是明宪宗时在辽、金报国寺的旧址上修建的，相传这里曾有幢金石窑、元代古松和明神宗时的窑变观音像，据古籍记载，这里还有过盛极一时的庙会，会期是每月的朔、望和农历二十五日。《顺天府志》亦有“慈仁寺庙市，初最盛”的记载，由于光阴的流逝，时代的更迭，古松已毁于炮火，窑变观音像也被人盗卖，但人们所怀念的不仅是这些古迹，这里还有明末的爱国志士——顾炎武的祠堂。
顾炎武，江苏昆山人，居亭林镇，因号亭林先生，满州贵族入侵中原后，他便在家乡参加了抗清爱国活动。失败后，他漫游南北，到过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到处结交爱国志士，他曾被举为“博学”而不就，摆脱了清廷的种种胁迫和利诱，因而他的爱国行动和民族气节，很为后人所崇敬。
顾炎武是一位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他学识渊博，“国家典籍，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糟，兵农之学无不淹贯精通”。在漫游的旅途中，他用两头骡子驮着书，把实地考察和书本资料参看比较。他那渊博的学识，就是这样不断加深和积累的，他的许多著作，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
顾炎武对曾作明都的北京有深厚的感情，他的足迹踏遍北京的畿辅。他对从北京直到山海关一带许多历史地理问题作了考证。为了《京东考古录》，他还六次拜谒明帝陵，实地踏勘昌平一带的山川地形，写了《昌平山水记》。
顾炎武在广安门内报国寺居住时，已是晚年了，他在这里居住的时候并不长，当山东莱州的“黄培诗词悖逆案”发，他就被牵连到济南下狱了。
“顾先生祠”是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何绍基和张穆等在顾炎武曾卜居过的地方修建的，其后，1922年重修，这里原是报国寺西隅的一座小院，重建后规模较大，计有“易飨堂”三楹，中奉顾炎武神位及刻像。中门外尚有“炊羹庐”及“四柿亭”，并补植双松，以存故迹。
碧云寺和孙中山衣冠冢
北京香山东麓，山腰之间有一座闻名中外的古寺——碧云寺。
史载，碧云寺建于元代，距今六百多年。最初，由元朝开国元勋耶律楚材的后裔耶律阿勒弥“舍宅所建”，名曰碧云庵。到了明朝，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年间，御马太监于经相中了这块宝地。他扩建碧云庵，并改庵为寺。《天府广记》称扩建“所费以万万计”。于经死后百年，时值明熹宗朱由校天启三年（1623），宦官魏忠贤在于经所建基础上再度扩建。先后经过两次扩建，富有明代建筑色彩的碧云寺遂形成。
风景秀丽的碧云寺，吸引了清代的帝王和后妃。乾隆十三年（1748），清王朝又对碧云寺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其扩建主体就是仿宋代杭州净慈寺罗汉堂建造的闻名于世的五百罗汉堂。堂中五百尊罗汉，加上过道中七尊神像和左梁上蹲着的济公活佛，总计五百零八尊。这五百零八尊罗汉都是坐像，每尊约高一米半，皆为木雕，外饰金箔，都是面对面排列，尊尊形象各异，个个栩栩如生。罗汉堂北跨院，是清朝帝、妃憩息之所，跨院内含行宫院、含青斋和水泉院。由此再北为金刚宝座塔，该塔与罗汉堂同期建造，是仿照印度菩提伽耶城的释迦牟尼成佛纪念塔而造的。塔高近四米，塔座三层，第一、第二层是由虎皮石砌就，第三层是用精美的汉白玉石砌成，四周还雕着许多西藏喇嘛教的传统佛像。高台上有五座十三层以汉白玉石砌成的密檐塔，另有两座圆形舍利塔。高台顶都按井子形在中心与四周各放一个小塔。按喇嘛教的说法，井子中央是须弥山，系释迦牟尼所在地；而四周分布着的则是水、陆、山与代表它们的佛。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后，即停灵于碧云寺的金刚宝座塔中。遵照孙中山愿“归葬紫金山”遗嘱，故1929年5月26日，孙的灵柩由北平南移，6月1日安葬在南京的紫金山中山陵。此后，孙中山先生的衣帽便葬于碧云寺的金刚宝座塔内，世人称这为孙中山先生衣冠冢。冢前有隶书石碑，冢外铜门，辉煌夺目。每逢孙中山先生忌日，人们怀念先生毕生从事革命的勋业，谒墓致祭的人常川流不息。由此，碧云寺也就成了闻名中外的名刹，变成世人十分景仰的地方。
千年银杏茏葱意
近接春明友人来书，说潭柘寺已经重修开放，前去参观，看到千年古银杏，生长仍然极为葱茂，不但老干乔枝，密叶极为浓郁。即使十几围的老根旁，仍然会发出手指粗的嫩条来，一样长满碧绿的叶子，真是龙荪百代，生意无穷，有些近于奇迹了。
北京旧时古树不少，如天坛皇穹宇外面的辽柏，也是上千年的古树，中山公园事务所前的四株古柏，树围超过二丈，按年轮推算，也是近千年的古树。不过，这些古树虽然也生长得好，虽有参天之势，却无滋生嫩枝的能力。而潭柘寺这株千年古银杏，根部却能发出嫩条来，难道还不算作奇迹吗？
按银杏，只是别名，正名是公孙树，北京俗名则叫白果树，因其果实白色，故名白果。
银杏是史前期的植物，在冰河期以前就有了，经过冰河期，地球上不少东西都绝种了，而它仍能流传下来，这是十分不容易的，也可见它的生命力之倔强与旺盛。
潭柘寺这株古银杏，已数见于前人记载。清代康熙年间重修嘉福寺，改名岫云寺时，三圣殿前这株银杏树就已经历了六七百年的风霜雨雪，高枝参天，密叶入云。但是这还不足奇，奇的是当时树的左右两侧，从根部各生长出一株小树，像是老年人左右手各拖着一个孙儿一样，极为有趣。这棵树是辽金时代的遗物。另外在此树之西又种了一株，二者对称地挺立在三圣殿前，潭柘寺地处山凹间，周围环列九座峰头，金章宗诗所谓“碧莲花里梵王宫”，形容是很形象的。这个山凹中土质、水脉似乎特别好，树木丛生，长势极旺，所以四望全是翠色，较之远处的黄土秃山迥乎不同，所以叫“碧莲花”，这株千年古银杏长在这里，可以说是得天独厚了。
昔人吟此树诗云：“瑞扆九峰朝帝树，鸣阶一水肖龙泓。”为什么说“帝树”呢？因为乾隆认为这老树旁长出葱茂的小树，是爱新觉罗族的祥瑞，故封此树为“帝王树”。可是清代早已亡了，乾隆坟裕陵也被孙殿英毁过，而此树仍生意万千，异常葱茂，所谓“帝王”祥瑞，又安在哉！
老北京的关帝庙
北京的庙多，其中关帝庙的数量又高居诸庙之首。关帝名关羽，字云长，是三国时蜀国的大将，老百姓称其为关老爷，他的庙被称为老爷庙。据《清乾隆京城全图索引》中记载，关帝庙有一百座，实际上可能还要多。
北京内城的九个门，除安定门外，门里都建有关帝庙。正阳门为国门，其关帝庙规格最高，明、清两朝皇帝都定期在此举行祭祀活动。地安门的关帝庙规模最为宏大，殿门覆盖琉璃瓦，殿内富丽堂皇，塑像非常华贵，其黄铜香炉、花瓶灶台等，也无不绚丽生辉。在宣武门外上斜街，一条街上就有三座关帝庙，而距此不远的西河沿、东河沿，也各有一座关帝庙……总之，北京的大街小巷，几乎到了无处不有的程度。
在《三国演义》这部书中，关羽手持青龙偃月刀，身骑枣红赤兔马，其忠贞、义气、勇猛的形象，使人们有口皆碑，是老百姓心目中最崇拜的英雄。
不过，和其他地方相比，北京的关帝庙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白马关帝庙。众所周知，关公骑的马是红色赤兔马，为什么这里却是白马呢？原来这是由明成祖朱棣所定的。当时北京称作燕京，由燕王朱棣镇守。他北征时，路途艰险而遥远，据说在茫茫的翰海沙漠中行军时，朱棣总是朦朦胧胧地看到一位天神在大军前面开路，身着青衣绿袍，手持青龙偃月刀，俨然是关帝的形象，唯所骑之马是一匹白马。与此同时，在燕京家中，也出现一件怪事，一匹白马每天早上出圈后，不动不叫，但却大汗淋漓，喘息不止，仿佛长途征战归来，直到晚间，才肯饮水吃料。朱棣据此推断，一定是关帝骑了这匹白马在护卫自己。所以在他后来修建北京城和关帝庙时，一直把关公和白马同时祭祀。
关帝庙的祭祀活动，除朝廷和官府外，老百姓也都非常踊跃。一是烧香礼拜，表示敬仰；二是求其保佑平安、健康和长寿。关于关帝显灵的传说，在京城随处可听见。
朝阳门外东岳庙，乃华北第一道观。其门前有一座临街牌坊，前临日坛，远眺通惠河，庄严而雄伟。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俄、日两支侵略军由通惠河绕过日坛，向朝阳门袭来。在一片暮色苍茫之中，他们眼前这座牌坊，突然变得高大无比，其形状颇似关帝，青巾绿袍，五绺长须、卧蚕眉、丹凤眼、重枣红脸、满面怒容地横在大街中间。俄国人见此情景，立时吓出一身冷汗，都悄悄地从旁边溜走了。日本鬼子仗着他们的武士道精神，不顾天怒人怨，继续向前进发。但从住进庙里之后，即开始不断有人拉稀，而且接着就口吐白沫，伸腿而亡。当时曾传出一首童谣说：小日本儿，喝凉水儿，一吐白沫就伸腿儿。可见关老爷不仅威力无比，而且还是一个爱国者。
龙潭湖畔袁督师庙
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
闻鼙鼓思辽东将帅，一夫当关，稳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
这是南海康有为给袁督师庙写的一副对联。对于袁崇焕的一生功业概括地给以推崇，而又毫不为过，殊为难得。至于对仗之工整，遣词之得当，犹其余事。
袁督师庙在左安门内，天坛以东，龙潭湖北岸。清代，如颐和园、北海、天坛等地，都属皇家园囿，平民百姓自然不得入内。当时在内城一带，龙潭湖与陶然亭等地就成了庶民的游憩场所。龙潭湖面积不大，不过几十亩，可是，湖畔郁郁葱葱地长满了青槐、白杨、垂柳，岸边翠树成行，水面舟船荡漾，风光确是不错。就在这湖的北岸，袁督师庙在焉。庙门上的题额“袁督师庙”四个大字，也是康有为写的。门内，大殿三间，庄严肃穆，规模称不上宏伟，但因袁崇焕抵御外患的动人事迹，以及他最后竟为国捐躯，所以人们至此莫不肃然起敬。
袁崇焕字元素，广东东莞人。明天启元年（1621）满族崛起于山海关外，明军屡被打得大败，朝廷上下，一筹莫展。时任兵部主事的袁崇焕，亲赴山海关内外巡视之后，分析军事形势，认为可以击退敌人。明廷遂提升他为兵部佥事，并赐银二十万两，以为犒赏军功之资。崇焕受命之后，奔赴前线，一面安抚流亡，一面与将士共商破敌之策。他力主派五千人马进驻宁远、牵制敌人，另派主力去收复锦州。果然，按他的方案，击退敌军收复了失地。
崇焕的胜利，招致了朝中权奸们魏忠贤、温体仁辈的嫉恨。他们派退缩忍让、软弱无能的高第去当崇焕的上司，因而二人意见不合。正值此时，满州军大举进犯，崇焕率众奋力死战。在决战中，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被炮击伤后致死，又获大捷。捷报传来，明熹宗大喜，崇焕被升迁为右佥都御史。但因权奸们的排挤和压力，他竟不得不辞官退隐。
崇祯皇帝登位后，起用崇焕，并重任他督师冀道。后来，满清军队避开崇焕主力，进犯北京城郊的高碑店，崇焕闻警，率队星夜从关外赶回京畿。不料对方避而不与崇焕接战，派人在京城内外传言，崇焕与满州军队密谋迫使明廷与之订城下之盟。温体仁又在崇祯面前一再进谗，横加诬陷，崇祯遂捕崇焕，凌迟处死。这位“身系中夏存亡”的英雄，竟然冤屈莫辩，饮恨九泉。
人人的心中都是有一把尺的。袁督师庙的建立和存在，就是一个明证。
西城五塔、东城无塔
久居京华的老人们，常有“西城五塔、东城无塔”的说法，说西城有五座塔，东城则没有塔。
所谓西城的五座塔，指的是：阜城门内白塔寺的白塔，西长安街双塔寺的两座毗连的塔，西四砖塔胡同的砖塔和北海公园“琼岛春阴”的小白塔。
这五座塔各有春秋，白塔寺的白塔还有一个妇孺皆知的“锔大家伙”的故事。据说，有那么一年，白塔裂了个大缝。眼看就要崩裂，塔下面附近的住户恐怕遭到砸毁砸伤，有的思迁，有的欲迁不得，进退两难，非常着急。一天，有一户小铺子（据说是茶馆式小饭馆），晚上来了一位老年顾客，吃喝间见店主愁眉不展，询问究竟，店主说明塔要倾圮之事，老人临走付茶饭钱，店主不要，说，反正也长不了啦，算啦！老人说不要紧，我想法给修。店主当然不信，一笑置之。据说当夜，狂风大作，附近居民耳闻塔上叮当之声不绝，次日发现白塔裂缝已经用大锔子锔好，群以为奇，这个店主才说出昨晚老顾客的事，一时传为奇谈。
西长安街的双塔是在一座庙内，据说站在塔的一侧向西看，双塔一线时能合成一塔。西四砖塔传说已在千年以上，但一座砖塔，始终屹立不动，确属罕见，据说砖制的塔在全国也很少见。北海公园的小白塔，听说1976年唐山地震时，塔顶上的铁帽曾经震落，后来已经修复完整。
但是，为什么西城有五座塔，而东城确确实实连一座塔也没有呢？
据说清朝对于北京的一切工程土木建筑，虽然归属工部所管，但必须经钦天监的测量，认为合乎五行生克之理，才准动工兴建，由于塔形似鞭（鞭是古代武器的一种，非马鞭），鞭又是金属铸成，而西方属金，所以多建些塔以克制之。
另一说法，说是清朝为了防止西方谋反，因而在西城保留此五塔以止变乱，这当然都是无稽之谈，几座塔能有偌大神通吗？
据说西城的塔除双塔寺两塔因扩展西长安街拆除外，大部仍然屹立，私心甚慰，可能是自幼居住京华，和五塔有了感情之故，自己东城西城都住过，当然喜爱西城的塔，但对无塔的东城，却也并不因之感到缺乏什么呢。
寒山寺钟声的传说
寒山寺是江南苏州著名的古刹之一，初名为妙利普明塔院，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相传唐代贞观年间，高僧寒山、拾得由天台山来此住持，塔院遂改名为“寒山寺”。
当时寺中有一口大钟，以钟声悠扬宏亮闻名。唐代诗人张继一次途经寒山寺，夜泊枫桥，半夜闻钟声，触发诗情，写下千古名句：“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此诗问世后，诗韵钟声，脍炙人口，寒山寺更是遐迩知名。现在，每年除夕之夜，常有日本朋友专程赶来寒山寺，聆听古刹之声。这钟声流传着一段奇异的传说——
有一年天气反常，霪雨连月，发了大水，到处一片汪洋。一天早晨，寒山寺门前的古运河石头驳岸旁边，漂来了一口巨大的青铜古钟。钟口朝天浮在水上，顺着波浪起伏，撞在驳岸石头上，发出沉郁雄浑的声响。响声惊动了寒山寺的大小和尚，一齐跑出来观看，和尚们见大钟载浮载沉，钟口里竟无一滴水珠，都啧啧称奇。当时，因为寺里正好缺少一口大钟，高僧寒山便吩咐众和尚合力打捞。
那时寒山寺里共有三十七个和尚，大家齐心协力，横抱直拉，可是把九十九条粗麻绳都拉断了，始终不能将大钟拉到岸上来。高僧拾得还不放弃，说是用稻草来搓绳子，也一定要把大钟拉上岸来。
拾得将竹竿往驳岸上一点，纵身跳到大钟里。待大钟摇晃稍停，便举竿对准驳岸一撑，大钟便缓缓驶向河心。谁知钟到了河心，竟飞快地逐波而去，朝着正东漂流，众和尚大惊失色，拾得也慌了手脚。
拾得乘着大钟漂流，到了一个叫萨提的地方。萨提地方的人听说高僧拾得来自中土，莫不诧异，便用九头牛把大钟拉上岸滩，热情接待。拾得把大钟和竹竿送给萨提人。他们把大钟挂在村子正中，又将竹竿插在地上，不久便长成一片竹林。出身农家的拾得自此也住了下来，在此农耕度日。
自从拾得离开寒山寺后，高僧寒山思念成疾，连做梦也不断喊着拾得的名字。这时，众和尚中有人出了个主意：敲钟寻人！他们希望拾得听见钟声后，可以循声而回。于是，寒山请钟匠照着神钟铸了一口模样相同的大钟，挂在寒山寺的钟楼上。
这样，寒山寺的钟声一敲便响彻四面八方，且漂洋过海，传到了萨提地方。拾得听到了钟声，知道这是寒山寺的心声，于是他在萨提也敲响了大钟，钟声从萨提传到了寒山寺。虽然两地相距千万里，但钟声彼此呼应，就像故友重逢，诉说心事。据说萨提位于日本，拾得一直住在那里。
令人惋惜的是，张继听过的那个大钟早已失传，至明代嘉靖年间，一个叫本寂的僧人重新铸了一口巨钟悬挂于钟楼。后来，传说这口钟于明代末年流入日本，故而康有为有诗云：“钟声已渡海云东，冷尽寒山古寺枫。”光绪三十年（1904），江苏巡抚于重修寒山寺时，又新铸一口大钟，悬挂在六角钟楼上。
天台国清寺及其他
浙江的天台山，不仅以奇岩异石、罕水怪瀑、奇花珍树著称于世，更有一座被称为中国寺院之绝的国清寺。国清寺的山门口有一副门联：
古刹著域中，创隋代，盛三唐，宗风远播；名山传海外，依五峰，临双涧，胜迹长新。
这副三十字对联深切地道出了国清寺的起源、历史以及秀丽的山光水色。
入山门，重檐下是红底金字的“国清讲寺”匾额。矮墙、修竹之间是一条石砌甬道。过了“弥勒殿”，便是“雨花殿”，殿内供奉着“四大金刚”。一般寺庙都称“四金刚殿”或“四大天王殿”，唯独天台国清寺称“雨花殿”。相传国清寺的创始者智者大师在寺内讲述《妙法莲华经》时，感动了天上神灵，天降花雨，故以“雨花”为名。四大金刚手中的“四宝”，既是佛门法器，又是有趣的寓谜之物。南方增长天王，名毗琉璃，手执宝剑；东方持国天王，名毗提河，手握琵琶；北方多闻天王，名毗沙门，手持宝幢（伞）；西方广目天王，名毗琉博叉，手持水蛇。剑有锋，寓意为“风”；琵琶能拨出音调，寓意为“调”；伞能遮雨，寓意为“雨”；水蛇可顺着抚摸，寓意为“顺”。合起来为“风调雨顺”——一个古老有趣的寓物谜。
过“雨花殿”，即可望见宏伟庄严的大雄宝殿。大殿前，有丹墀、花坛、铜鼎、古樟、古柏。大殿正中莲花宝座上的释迦牟尼像用青铜铸成，外贴真金，重达十三吨。分坐大殿两旁佛座上的是元朝时用楠木雕成的十八罗汉，形象逼真，神态生动，各具个性和动态，有的抱膝而坐，有的闭目坐禅，有的怒目而视，有的满面春风，其年代之久，变化之多，雕匠技艺之高，实为江南佛寺所罕见。
大雄宝殿右侧，古柏绿荫下有一块高约二米、黑底红字的独笔“齎”字刻碑，是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手笔。但到了清朝，由于风霜雨雪侵蚀，此碑上的一笔到底的“齎”字，只剩下半边。当时天台有一位造诣很深的书法家叫作曹抡选，他把这一刻碑抬入寺院厢房之中，闭门苦练王氏笔法，整整练了三年，终于以千钧腕力将“齎”字残缺的半壁补上。从此，王羲之独具神韵的“齎”字刻碑，又出现在国清寺的大雄宝殿之旁，而“齎”字两边浑然一体，竟一点也看不出是两次写成。
从国清寺前盘山北上，还有一处奇景，叫“石梁飞瀑”。石梁是指山腰间一块横空架在溪上的巨石，长二丈有余，最狭处不过五六寸，最宽处约一尺五六寸，上狭下宽，背似龟，身似龙，故又有“龟背龙身”之称。石梁的前下方为一泓碧潭，色如翡翠。溪水从石梁下奔突而出，成为几十丈的瀑布，直泻碧潭。石梁上满布青苔，令人望而却步。明代徐霞客曾两次来此探胜，他在游记中写道：“余从梁上行，下瞰深潭，毛骨俱悚。梁尽，即为大石所隔。”离石梁不远，有一寺，名“中方广寺”。寺中亦有一联，其对自然之美、哲理之玄、刻画之入微，亦令参加游览者叫绝。联语云：
风声，水声，虫声，鸟声，梵呗声，总合三百六十击钟鼓声，无声不寂；
月色，山色，草色，树色，云霞色，更兼四万八千丈峰峦色，有色皆空。
天宁寺造殿风波
江苏常州的天宁寺有“东南第一丛林”盛名，现被国家定为全国重点寺院。其大雄宝殿供奉的三尊佛像，每尊高达九米，高大巍峨，海内外罕见，大雄宝殿的建筑艺术亦不同凡响，并曾有过一场造殿风波。
天宁寺大雄宝殿为重檐歇山顶式建筑，由柱、梁、枋、桁、檩、椽、瓦等构件组成，面阔二十六点四米，进深二十八米，高二十五点八米。一眼望去，那雄奇的殿脊、高挑的飞檐、巨大的红漆木柱、架构有序的铆榫斗拱，呈现出非凡的气势。
殿顶龙吻脊的两端各有蟠龙一条。龙身高四米半，龙须伸出丈许，势如飞向长空。中间的砖雕团龙和“佛光普照”四字用金箔贴饰，在阳光的照射下耀眼夺目。
大殿的梁枋与出檐，由三层雕花斗拱承托。它们纵横交错，层层叠叠，渐次向外挑出，形成上大下小的托座。雕花斗拱既使梁、柱、枋的结合更加紧凑，又增加了建筑物的稳固，还兼有装饰作用。大殿的支撑物是八根直径为八十厘米的铁力木柱，如同八只巨掌擎天。进殿内抬头仰视，天花板布置成五十七块棋盘式方格，画着“云彩天狗护日”的彩绘。天花板正中，由大梁支撑着灯芯木、凹进去一个巨大的穹窿名叫“藻井”。藻井内绘有八层共一百零四只昂首展翅的彩凤，使大殿的天顶显得五彩缤纷，雍容华贵。
晚清光绪年间，天宁寺住持冶开禅师在废墟上重建大雄宝殿。在竖柱时，有人提出，殿宇太高，宜将殿柱锯短为七丈二尺。为此，地方绅士特来察看并询问工匠。工匠回答，此殿进深八丈五尺，高度应达八丈余，再加上丈余的屋脊，才能匀称。绅士们遂谈定：殿柱已竖，无法再锯短；而且大殿将要供奉“皇帝万岁”的龙牌，不宜过矮，只能命工匠“做脊不得过高，只加八尺为度”。
岂知本城的一些秀才、贡生、举人听到消息后，集体上书官府，以寺殿过高，大大超过文庙大成殿，有碍本城风水、科举及防御为由，要求大殿停工。
于是工程被搁置下来，经过双方多次唇枪舌剑，最后官府作出判决：一、根据清朝法律条文，并无不准佛殿高于文庙大成殿的规定；且天宁寺为恭祝圣寿的道场，与寻常寺庙不同。二、殿高有碍本城风水、科举之说亦不能成立。常州自古称“龙城”，天宁寺在城东南，为龙之首，龙首理应高昂。从前，天宁寺内“巽宫楼”高十余丈，号“文笔峰”。该楼毁之前，常州人考中状元，当上宰相的大有人在；楼毁之后，仅出了一甲进士二三名。原大雄宝殿遭毁之后，常州科举更一蹶不振。所以寺殿造高，有益于常州人。三、殿高有碍城池防御之说也无根据。天宁寺与城墙遥隔一河。查本城史志文献，自唐代以来从未因殿高而肇祸。所以，大殿可按照殿脊高八尺的原议建造。
这场官司足足打了三年，终于以主张寺殿高于大成殿的冶开禅师一派取胜。
宁波古刹阿育王寺
散来舍利自西方，宝刹名留阿育王。四面好山围佛地，一声清罄出禅堂。
清·李震
近闻宁波古刹阿育王寺修饰一新，四方游客激增，这使我想起了当年游阿育王寺的一些见闻。
出甬城向东行驶约十六公里，便到了阿育王寺的山门口。寺门口原有一株“晋松”，古诗云：“更有老松传晋代，夜深万丈放灵光。”故此松又名“放光松”。这株松树高仅丈余，但“虬枝偃地，傍荫数亩”，异常可爱。清朝道光年间，松树的主根被寺里的和尚掘断，所谓“人老先老脚，树死先枯根”，“晋松”遂枯死了。后来寺僧把它迁移到山门内，四周围以花岗岩围石栏，中间竖有一碑，刻“放光松”三字，刚劲挺拔，锋生青光，当出于书法名家之手。
阿育王寺内佛殿建筑宏伟，大殿均用黄色琉璃瓦铺盖，两厢禅房，幢幡宝盖，金碧辉煌，仪态万方，殿堂周围满是苍翠的参天古松和古柏。寺前，有白云山、金沙地、玉几峰。清末著名“白梅诗僧”敬安（字寄禅，别号八指头陀，俗姓黄，湖南湘潭人）有《游阿育王寺》诗云：
为寻殊胜境，来到白云边。平地金沙涌，当空玉几悬。青松夹古道，碧殿入寒烟。舍利今犹在，追思独惨然。
当然，阿育王寺驰名中外的最宝贵的遗物，应是“释迦文佛真身舍利”（一颗释迦牟尼的顶骨），它放在一个高一尺四寸、方广七寸的小巧玲珑的宝塔里面，游客可以从塔孔中窥视“舍利子”。这是一颗暗红色的小珠，从不同的角度去窥此珠，因光线强弱变化，小珠有时呈红色，有时呈黄色，有时还呈别的颜色，令人感觉神奇。因此，某些信徒，也就以此定吉凶、卜休咎，当作“神灵”之物了。
关于这颗“舍利子”的来历，还另有一段传闻。据说，公元前273年，古印度孔雀王朝中期的阿育王，从父祖手中继承了这个强盛的帝国，一心要使它变得既富裕强大，又和平安宁，就大兴佛事，大建佛塔，并于塔中贮释迦真身舍利。这种塔，人们就称之为“阿育王塔”。至于舍利塔，《魏书·释老志》亦有记载云：“佛既谢世，香木焚尸，灵骨分碎，大小如粒，击之不坏，焚亦不焦，或有光明神验，胡言谓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宝瓶，竭香花，置敬慕，建宫宇，谓为塔。”
宁波的阿育王寺，就因寺中有个贮有佛骨舍利的阿育王塔而得名。这里的阿育王塔，是晋朝太康年间高僧惠达，经过千辛万苦访求得来的。所以，阿育王寺也奉惠达为始祖。
过去，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阿育王寺都要进行百果会，各地佛教徒前往普陀山进香时，必要先到阿育王寺参加百果会，瞻礼舍利塔。
蒲州明珠普救寺
在山西省永济县蒲州古镇上，有一座始建于唐代的古寺，名曰“普救寺”。脍炙人口的《西厢记》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普救寺坐落在永济具城西北十二公里的土岗上。南面紧邻蒲州城，东连西厢村。寺址高耸，松柏满垣。西临黄河湾，水势汹涌澎湃；东近中条山，犹如屏障峙立，视线广阔而开朗。
这座寺院创建于唐代武则天时期，原名西永清院。唐诗人元微之所著传奇小说《会真记》（又名《莺莺传》）中有明确记载。据说此寺是武则天的香火院，当年十分壮观。有金碧辉煌的“三檐经阁，七层宝塔，百尺钟楼”，有“长松矮柏，名葩奇卉，千竿翠竹，潺潺流水”。紧靠西厢房的墙外，还有座花园。那花园是唐朝崔相国建造的佛居别墅，为女儿莺莺所住。“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生和莺莺月下相会的地方就在这里。
传说五代时河东节度使作乱，后汉刘知远派郭威讨伐，围蒲州一年有余，当地百姓叫苦连天。郭威召寺中僧人讨问良策，僧曰：“将军若友善心，城即克矣！”郭威当即折箭为誓，翌日城破，满城百姓得救，从此西永清院便更名为普救寺。
普救寺内西路有座著名的古塔，名曰舍利塔。因为当初红娘月下牵线，张生巧会崔莺莺的动人故事发生在塔下，这座舍利塔也就成了张、崔二人爱情的见证。于是，后人称此塔为“莺莺塔”。
莺莺塔，为十三级密檐式砖塔，高约五十米。虽然几经重建，塔身叠涩出檐，收刹很小，犹存唐制。它古朴端庄，清秀挺拔。塔的底层南面设门，塔内正面有佛龛。从二层到九层塔壁间有转角通道，内设台阶，游人可以盘旋而上，登临眺望。塔顶原来装有塔刹，高约二米，传说是风磨铜制，形状似葫芦，秀丽玲珑，可惜后来被人盗走。塔底一二层塔壁间嵌有碑刻多块，不但保存了历代名家书法，也是考证普救寺兴废的珍贵史料。
当地有首民谣：“普救寺的莺莺塔，离天只有丈七八。站在塔顶举目看，能见玉帝金銮殿。”天气晴朗之日，人们登上莺莺塔远望四野，颇有孤高耸天之感。
蒲州镇普救寺内的莺莺塔，不但传说动人，而且建筑精巧，数百年来一直以其独特的声学效应蜚声于世。被誉为中国四大回音建筑之一。
“游人石击地，蛙鸣贯长谷”，为普救寺的一大奇观。回音，给莺莺塔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并由此产生了不少有趣的传说。相传当年建塔时，工匠在塔上安放了两只金蛤蟆，游人以石击地，便可以听到两声蛙鸣。后来，一只金蛤蟆被人盗走，因此，现在击地只能听到一声蛙鸣了。
莺莺塔的声学效应，据说奇在它具有现代扩音器、收音器、窃听器以及模仿蛙鸣特殊声学原理的功能。这种以建筑艺术来体现多种声学效应的古建筑物，在古今中外还是独一无二的。
奇怪的是，在不同的位置，听到的声音也不相同。在距塔十米、十五米或二十米的地方拍手时，便可听到蛙鸣声，声音分别从塔底、塔腰和塔顶传来。在塔南端用砖石猛击时，人们便可听到洪亮粗犷的蛙鸣声，那叫声犹如雷鸣一般。若是夜阑人静时，在塔的西面拍手，便可以听到三声蛙鸣；若连续拍手，便可听到群蛙争相鸣叫的声音。若是在夜间，如距塔五里远的蒲州镇演戏时，人们站在塔的附近，可以清晰地听到敲锣打鼓声和演唱声从塔里传出，好像塔里也在演戏一般。
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平常人们在距塔六百米以外的地方窃窃私语时，站在塔附近的人也能从塔里清楚地听到。另外，在塔的里面也有奇特的声学效应。如有人站在塔的九层处讲话，站在下面的人听到的话语声不是从上面传来，而是从塔底传来；若有人在塔的五层上讲话，声音便可以从塔底、塔顶两处向塔的中间反馈回去，形成一种立体声极强的效果。
山西大学的丁士竟、张荫榕等学者、专家，经多年测试研究，已揭开这个特殊的声学效应之谜，主要原因一是地形地貌特殊，塔四周坦荡开阔，无障碍物。二是建筑工艺高超奇绝，每一层塔檐长度均不同，且皆为内凹形状；塔的下面又有个呈收缩状的口子，可把塔中发出的声音来回反射，形成了共振源。三是建筑材料奇特，塔的外表全部用釉料漆涂，这种光滑的表面，对声波具有良好的反射和谐振作用。
燕南东光铁佛寺
世界最高的露天青铜佛像——释迦牟尼佛像，矗立在香港大屿山的水鱼峰上。看到这座神韵生动、气势非凡的“天坛大佛”，不由想起燕南东光的铁佛寺。
“沧州狮子景州塔，东光县的铁菩萨。”这是北方民间常说的“燕南三景”。
铁佛寺建在河北省东光县境内，东、西、北三面乃朱红院墙，山门朝南，门额上书有“铁佛寺”三个苍劲大字。入门后，先见砖木结构的天王殿。殿里弥勒佛坐正中，慈眉善目，笑口大开。佛后是护法韦陀。东西是四大天王：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和北方多闻天王。东方持国天王手执琵琶，神情专注。南方增长天王手持利刃，足踏小鬼，煞是威严。他倘能“哇呀呀”一声大叫，那可真要活了。
如果把天王殿比作通幽曲径上的一处壮景，那么它背后的铁佛寺主体建筑“大雄宝殿”才是真正的幽处。
“大雄宝殿”高十四米许，殿角长伸高纵，呈凌空欲飞状。殿顶是黄澄澄的琉璃瓦，殿下是洁白的大理石台阶。“天王殿”“大雄宝殿”匾额的题字，古朴雄浑。进入正殿，但见三尊佛像面南而坐。中间最大的铁佛释迦牟尼，即为“东光县的铁菩萨”。它神态安详，双目微闭，面露笑容，左手扶膝，右手高抬，拇指与中指相捏，掌心向外。铁佛高达八米，重四十八吨。这是中国最大的铸铁坐佛。左右陪佛分别为燃灯佛和如来佛，二佛均为泥质彩塑，身躯稍逊铁佛，皆双手扶膝。铁佛前侍立两位菩萨，一称迦叶，一称阿难。三佛背后是观音、文殊、普贤、地藏四尊女菩萨塑像，造型优美，观之可亲，极富古代神话色彩。十八罗汉分立两旁，形态各异。殿东西两壁上的巨幅壁画，其内容是介绍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采用沥粉法绘制，别具魅力。整个大殿庄重肃穆。
据《东光县志》记载，东光铁佛寺由吴桥镇张铁匠者铸成于北宋初年。关于铁佛，还有许多有趣的传说。如铁佛是由河北香河一带顺运河漂浮而来。那铁佛在香河一带遍洒佛恩，使那里物阜民丰。一日，铁佛见东南方灾气蒙蒙，决计南迁，去拯救那一方人脱离苦海，香河人长跪哭求不放，夜晚索性用铁链锁住铁佛一臂。天亮，佛座上仅留一臂，铁佛早顺运河南下了。铁佛在水中漂流，水浪拍击，有“咚、咚”之声，说是告诉人们，它要移居东光了。
陋巷故址有颜庙
颜庙又称复圣庙，位于曲阜古城陋巷街北端的陋巷，据说那里是颜回的故居遗址。曲阜设专庙奉祀颜回，始于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刘邦东巡过鲁祭祀孔子之后。经历代重修扩建，至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面积已达八十五亩的建筑规模，设殿、堂、亭、坊等一百五十九间，分中、东、西三路，南北五进院落，四周红墙围裹，院内柏槐挺拔，辉煌壮丽，气势磅礴。
陋巷街上有一座四楹三间的高大石坊，与颜庙南北相对。坊额篆刻“陋巷”两个大字。《论语·雍也》篇中有如下语：“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身居陋巷破庐，家贫如洗，却能勤奋好学，刻苦求读，因而成为孔子最得意的门生。据说，当年颜回上学，总是第一个先到校。有一次，孔子问他，为何吃饭那么快，来校那么早？颜回笑而答曰：“回至家中勿需等，一碗香粥一张饼。”孔子不信，后经了解，发现颜回每次回家，仅有一碗放在锅里的野菜汤充饥。由于汤水冷却后表层有一张薄皮，颜回美其名曰“麦饼”，其艰苦可想而知。
颜庙门前，记得有三座石构牌坊。中间一座，坊额篆刻“复圣庙”，东边一座镌刻“卓冠贤科”，西边一座，镌刻“优人圣域”。由复圣庙石坊向北，就是颜庙的第一道南大门。门阔三间，进深二楹，绿色琉璃瓦盖顶，八棱石柱擎檐，朱漆门扇，梁坊彩绘，十分古雅壮观。
进入深广幽静的大院，看到有一伞形屋顶的六角古亭，亭下立着一块明代嘉靖十三年（1534）的巨碑，上刻“陋巷井”。有趣的是伞形亭顶有个圆形天窗，正好对准井口。不管阳光来自何方，总能透过窗口反射到井底水面上，使得古亭生辉，满井透亮。有人说，这是因为古亭建筑奇巧所致；也有人说，这是因为颜回当年饮用此井之水，成了儒家圣贤，上天有意光照示人的。笔者以为，颜回当年在无以给养的困苦环境里，能够“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发愤图强，刻苦攻读，终于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不管如何解释，都起因于对颜回的崇敬和怀念之故。
由青砖铺地的甬道北行，翠柏绿槐之中，自东而西，并排耸立着三座别具一格的庙门。东、西门飞檐之下，分别悬挂着“克己门”“复礼门”三字竖匾，中门正额，匾上书“归仁门”三个金字。它记载了孔子和颜回一次流传千古的谈话，《论语·颜渊》篇说：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这段话，可视为儒家创始人对“仁学”的经典定义。
我瞻拜颜庙时，巧遇颜回七十六代嫡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颜世镛先生。我们穿过甫道两侧气魄宏大的明代碑亭，浏览了五门庞大的祭器库之后，由仰圣门来到矗立在高台之上的四角方形凉亭。凉亭内有一幢形制古朴的石碑，上面篆刻“乐亭”两个斗大巨字。方亭由八棱石柱支撑，透雕石栏花板围绕，十字结脊，绿色琉璃瓦盖顶，重檐八角，建筑精美。颜先生介绍说，乐亭是宋代熙宁年间建造的，宋代大诗人苏东坡曾为此作《乐亭记》，抒发了其对颜回的敬仰之情。
乐亭之北，是颜庙的主体建筑德圣殿。大殿高耸在宽阔平坦的台基之上，重檐八角，九脊四坡，五脊六兽，穿廊回廓。殿高十七米有余，宽约三十七米，纵深也有二十几米。大殿四周，有二十六根两人合抱的巨大石柱围绕。前檐下的四根石柱，正对殿门，每根上面深雕着两条上下飞舞的神龙，龙之大小神态，精美程度，与曲阜孔庙大成殿前的蟠龙柱如出同一工匠之手。其余的石柱，则浅雕龙凤、牡丹、孔雀、山水等。进入殿门，迎面就是复圣颜回的高大塑像和牌位。圣像位于富丽堂皇的龛楼之内。龛楼前放满了各种祭器的供桌和香炉。中堂之上高悬一块蓝底金字巨匾，上面有乾隆御笔“粹然体圣”四字，赞誉颜回思想纯洁，品德高尚，从躯体到灵魂，都达到圣人标准，是圣人之精粹。据说，有一回，颜回在路上捡到一个小包，里面有一锭金子，金子的正面刻有一行小字，内容是：“天赐颜回一锭金。”颜回看过之后，也在金子上写了一行字，字为：“外财不富命穷人。”写毕，拂袖而去。
复圣殿后，是供奉颜回夫人宋国戴氏的寝殿。殿室五间，宽约二十六米，纵深十四米，高有十米，木柱擎檐，楠木为梁坊架，斗拱彩绘，上覆绿瓦。从殿宇庄严雄伟的规模，可以看出戴氏在颜氏家族中的地位。颜回三十一岁早亡，戴氏年轻守寡，千辛万苦，把儿子颜歆抚养成人，也算是个不平凡的女性。
颜庙的东路建筑群，主要有退省堂、三代祠、神厨等建筑。退省堂右侧有“进见门”一座，门名取自《论语》中孔子赞扬颜回的一句话：“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西路建筑群主要有供奉颜回之父颜路的杞国公大殿和供奉颜回之母姜氏的寝殿等古建筑。上述古建筑中最为人称道的是杞国公殿。它是典型的元代建筑风格。歇山式大屋顶之下的拱条，每根按约六十度的夹角倾斜，整齐划一，结构别致。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曾在殿前实地考察，对此殿赞誉甚高，称之为元代卓越的宫殿式木结构建筑。
“药都”安国药王庙
河北省安国县，古称祁州，自宋朝初年就是著名的中药材集散地，故又有“药都”之称。据说至今仍坚持每年春秋两季举行全国性的中药材交流会。
说到“药都”，自然离不开“药王庙”。药王庙坐落在县南关，坐东向西，占地面积三千二百平方米。庙前建有旗杆、石狮、牌楼、马殿、钟鼓楼、碑房、配殿（厢房）、墓亭、大殿、后殿。殿前的两根铁旗杆，高达二十七米，上有飞龙舞凤，风格独特。马殿内塑有红、白战马各一匹，栩栩如生。
大殿（正殿）内塑有一尊邳彤坐像，即俗称的“药王”。药王邳彤乃安国县人，字伟君，是东汉光武皇帝二十八位主将中一个很有名气的人。他能文善武，精通药理，经常给人看病，看一个好一个，被称为“药到病除”的“神医”。有一年他为一个大官治好了“对口”疮，人家给他挂了一块门匾“药王邳彤”，一时名扬四方。不过，有件事却使他烦恼。姑妈额头上长了一个小鸡皮，他怎么也治不好，姑妈只好扫兴而归。不料半个月后，姑妈的病却被一个山乡野医治好了。邳彤这才感到自己的医术并不高明，称不上真正的药王，于是，回家摘掉了那块“药王邳彤”大匾。此后，邳彤经常扮成串乡医生，走村串户，采方治病，终于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药王。他死后葬于安国南关。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徽宗追封他为灵贶公，始建药王庙，以示祭祀。
药王庙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重修，明弘治、万历和清乾隆、道光年间均曾重修，并有增建。清乾隆二十年（1755）重修药王庙时，才在左右配殿内塑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张子和、张介宾、徐文伯、孙林、皇甫士安、刘河间十大医像。药王庙从始建至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了。
药王庙的兴建，大大促进了安国药业的发展。自宋迄今，“药都”的影响越来越大。据《安国县志》载，清道光年间，云集安国的药商中，就有关东帮、京通卫帮、古北口帮、西北口帮、陕西帮、广帮、宁波帮、禹州帮、亳州帮、山西帮、彰武帮和怀帮十三个较大的帮会。常往安国的各地药商曾多达一千五百多户。中国医药界多年来有“天下药材不经安国没有药味”的传言。
岳飞故里精武庙
庙在汤阴县城内，外廓呈长方形，布局严谨，雄伟整齐。正门“精忠坊”上悬挂明正德七年（1512）书“宋岳忠武王庙”横匾。建筑形式为“三间六柱五楼柱不出头”，斗拱型制属九踩四昂翘式。精忠坊扇面壁间分别嵌有“忠”“孝”石刻大字，肃穆庄严。
进入正殿，门楣上端悬挂一排巨匾，自右而左为：“百战神威”“故乡俎豆”“乃武乃文”“忠灵未泯”“乾坤正气”。中门楹联为：“人生自古谁无死，第一功名不爱钱。”殿内岳飞彩塑坐像端居正中，高丈余，英武魁伟，上方悬“还我河山”贴金巨匾。正殿庭院内有古柏数株，挺拔苍翠。庭院四周，被明清两代文人墨客、名流显贵拜谒岳庙时留下的一通通石碑包围。有的刻着岳飞名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不患天下不太平”；有的刻着：“汤阴祠下吊忠魂，古柏萧萧感慨存。云影尚疑降虏阵，鸟声如诉贼臣冤……”每一块碑，每一首诗，都是后人对名垂千古、含冤九泉英魂的凭吊和追慰。令人最难忘的是明董其昌撰并书写的《汤阴县重修宋忠武鄂王精忠祠记》，概括岳飞功名有八：一曰忠，二曰虚，三曰整，四曰廉，五曰公，六曰定，七曰选能，八曰不贪功。可谓概括准确而全面。
另有“御碑亭”，但亭内无御碑，御碑在山门外东侧的一座不显眼的牌坊下。相传，乾隆十五年（1750）九月，自嵩山拜谒归途到岳庙祭祀。是日，秋高气爽，阳光和煦。可是当皇帝迈上石阶时，骤然风起，两扇敞开的庙门立刻关上。弘历皇帝作七律一首，门复开。其诗的后四句是：
道济长城谁自坏？临安一木幸犹支。故乡俎豆夫何恨？恨是金牌太促期。
此诗刻成碑后，置于御碑亭内，直到清王朝灭亡，人们觉得它把秦桧奸党的跪像与岳大帅隔开，难合心意，于1915年将御碑移至殿外。
杨家祠堂忠武祠
山西忻州地区的代县枣林镇鹿蹄涧村，有个杨家祠堂，这是宋朝杨家将后代聚居的地方。
始建于元代至元十六年（1279）的杨家祠堂，是为缅怀杨业父子的丰功伟绩而修建的，因杨老令公战死于陈家谷（今山西朔州南狼儿村）后追赠为大尉、谧“忠武”，故后称祠为“杨忠武祠”，也叫“杨令公祠”“杨将军祠”，俗称杨家祠堂。据闻，这是元时北方“勅建”的一座正宗杨氏武将祖祠，距今有七百余年的历史。
杨忠武祠坐北朝南，建筑布局严谨而集中，肃穆而幽静。没有过多的粉饰，显得庄重而质朴。祠前，两株合抱的古槐粗壮挺拔，郁郁葱葱。石阶两旁，静卧着石狮一对，竖立着旗杆一双。祠前三间前檐，悬挂的“奕世将略”“一堂忠义”“三晋良将”金字横匾，是对杨家将功勋的高度评价。
杨忠武祠分前后两院。前院有相传宋太宗钦赐大郎杨延平的金銮架一副。后院内，正殿五楹，殿顶为悬山式，廊中悬“勅建”竖匾。殿内正中龛塑杨令公与佘太君神像，他们八个儿子彩塑像分列两旁；东西南三面是杨族历代名将塑像，共二十二尊。东西厢房三间，墙上绘有杨家将故事的壁画；房内分别陈列着“天波杨府模型”和“杨家将历史文物”。除“六郎剑”“穆桂英甲胄”外，还有一重八十一斤的“五郎铁棍”。
大殿前竖有“鹿蹄石”一块：形态奇特，上有鹿与鹿蹄图案，并刻有山形、水目、人物、鸟兽，石色青翠。关于“鹿蹄石”的由来，当时为龙宪卫上将军的杨友收代州时，一日与单武节将军杨山出猎遇见一只梅花巨鹿，杨友张弓搭箭射中鹿蹄，鹿带箭而逃。杨友紧追不舍，过一条溪涧追至联庄，梅花鹿忽然钻入地下。杨友命人挖掘，挖地深三尺发现异石一方，奇怪的是石上竟然刻有梅花鹿，鹿蹄上带着箭，周围还有蹄印。传说故事究竟是否真有此事，先不去研究，但鹿蹄石确实为联庄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后人将这块异石置于祠院，鹿蹄涧村由此而得名。清人有诗赞曰：“仙鹿留蹄去未回，巍峨祠宇建山隈。令公自是能全节，炎宋何曾能爱才。遗甲至今留战血，荒碑何代长霉苔。楹联题额纷无数，名宦诗人几溯回。”
祠内还存有“题世将杨族祠堂碑记”“杨族世系碑”“表忠阁碑”“弘农宗祖碑”等。楹联“丰功传烈著边疆勇冠千军称无敌，浩气英风留古塞声威万代佩专城”；“天锡龙光勤鼎铭钟统阅四朝承雨露，祠开鹿涧丹楹刻桷远从九塞护山川”等，都抒发了对杨家将的崇敬感情。
元天历年间，杨家十七代孙又奉旨大建祠堂。杨忠武祠成为代县著名胜迹，历代多有游人至此，因而鹿涧的名声逐渐远扬。
湘潭刘烈士祠
刘烈土道一，字炳后，号锄非，湖南衡山人。光绪甲辰，随其兄揆一入华兴会，联系会党首领马福益于长沙举义。事败，避走东瀛，与秋瑾等志士友善，并入同盟会。光绪丙午（1906），受同盟会本部派遣，回湘策动武装起义，择萍乡、醴陵、浏阳为首义地，部署稍定而谋泄被逮。酷吏施以严刑，道一厉声曰：“士可杀，不可辱，死即死耳！”1906年12月31日，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时年仅二十二岁，为同盟会中最早捐躯者。消息传至东京，同盟会会员无不震惊。揆一作哭弟八章，其语痛绝；孙中山及黄兴皆悲愤填膺，赋诗致哀。孙中山先生诗云：
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馀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孙中山先生绝少写诗，这首七律为仅见，足见对道一的厚谊。
辛亥革命，大功告成。民国元年（1912）三月，黄兴、宋教仁、张继等二十人，联名呈请褒扬道一，孙中山先生亲自发布“优恤刘烈士道一令”，批准附祀忠烈祠。翌年三月，湘潭县议事会首次会议，决议将原县守备衙门改建为刘烈士祠。
民国时期，刘揆一先生寓守烈士祠。祠在湘潭城正街，气势恢宏。大门呈八字形，门首“刘烈士祠”朱漆金字直匾熠熠耀目。房屋共四进，各有正房七间，加上厢房，计有四十余间。每进中厅均高悬横匾，记得第二进为“衡岳正气”，第三进为“成仁取义”。烈士纪念堂在最后一进，布置肃穆而庄严。正中悬烈士遗像，两侧有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先生之挽诗，黄兴诗为黄兴所亲书，孙中山诗为民国六年（1917）章士钊先生所书，均为七律。堂中还陈列有刘揆一、章炳麟、谭延闿、梁启超、于右任、陈嘉言、黄自珍等人及亲友的悼念诗文。这些珍贵资料，民初汇编为《衡山正气集》出版。祠的前庭后院都很宽大而宁静，遍植松柏。每至清明，祭奠者络绎不绝。
刘烈士祠已修缮一新，近日开放，《衡山正气集》又将再版面世。这些消息甚令人欣慰。“谁与斯人慷慨同？”烈士为国捐躯的崇高精神，必将启迪后人。
武侯祠的对联和塑像
武侯祠坐落在成都南郊，我游览时，最感兴趣的是其中的对联和文臣、武将廊的塑像。
对联中最好的，至今还记得几副，清人赵藩撰书的一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很明显，上联当指的是诸葛亮平定南中，用“攻心”使孟获臣服，以此称赞诸葛亮是真正懂得用兵打仗而又不好战的军事家。下联是用“审势”来称赞诸葛亮能审时度势制定宽严得宜的方针政策，以此提醒后来的当权者要从中吸取教益。这副对联提出“攻心”和“审势”两件大事来颂扬诸葛亮，确与一般浮泛的议论和颂扬比较起来，富有启迪性而为人们所称道。
刘备殿的对联有：“勤王事大好儿孙，三世忠贞，史笔犹褒陈庶子；出师表惊人文字，千秋涕泪，墨痕同溅岳将军。”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流传到宋代，岳武穆亲笔书写两表全文时，曾有感于衷，热泪横溢，挥笔一气呵成。当时岳飞被十二道金牌召回宋廷，在那功败垂成，壮志未酬之际，书写此双表，确正如“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令人有相同遭遇的感慨。
武侯祠共有塑像四十七座，除六座为无名侍者外，其他四十一座都是有名有姓的蜀汉历史人物。在诸葛亮殿，有诸葛亮和他的儿子诸葛瞻、孙子诸葛尚的塑像；刘备殿有刘备和他的孙子刘谌塑像；右偏殿有关羽和他的儿子关兴、关平、部将周仓、粮官赵累的塑像。东廊文臣廊，以为刘备占领益州出谋划策、立下大功的军师庞统为首，还有蒋琬、费祎、吕凯、马良、邓芝和陈震等；西廊武将廊，以勇敢善战、屡建奇功、被刘备称为“一身都是胆”的赵云为首，还有马超、姜维、王平、黄忠以及向宠、马忠和张嶷等。每一尊塑像前面，都立有小石碑，镌其事略。这些塑像都是清初重建庙宇时，由民间艺人塑造的，其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反映了民间艺人的高超艺术造诣。
武侯祠始建何代，难以查考。杜甫所写《蜀相》诗中说“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古柏行》诗中说“忆昨路绕锦亭东，先主武侯同閟宫”。当知在唐代以前即有武侯祠建成，那时，周围的古柏已经郁郁森森了。
太原名胜数晋祠
晋祠，位于太原市西南二十五公里，吕梁山悬瓮峰麓，晋水源头。原名唐叔虞祠。据《史记·晋世家》载：唐叔虞姓姬，字子于，名虞，周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叔虞作为晋国首位晋侯，被誉为晋王，故祠又称晋王祠。
20世纪40年代，我尝游于此，其风光着实不凡。园林背倚群山，面临晋水，流泉穿绕，亭桥点缀，楼塔耸峙，莲池绮丽。步入大门，唐槐葱郁的宽敞院落中间，有一集楼、台、殿、阁为一体的雄伟建筑，名水镜台。它坐东朝西，台后上部的重檐歇山顶，乍看上去像楼，可是下部宽阔，细看又像殿。台前上部的檐卷棚顶，看上去似阁，下部却是台，且四面有明朗宽舒的走廊。“水镜”，取《前汉书·韩安国传》中“清水如镜不可以形逃”之句，意为奸忠是非尽人皆知。台中高悬匾额，为乾隆年间书法家晋人王二酉所书。此台可唱戏，地下埋藏着八口大缸，唱起戏来在很远的地方也能听清，可见古人之聪慧。
水镜台向西行，有水清澈见底，顺水寻源，便来到被称为晋祠三绝之一的难老泉。它是晋水的主泉，泉水从地平线下的石岩中涌出，清泉四溢，水温常年保持在十七摄氏度，雨天不增，天旱不减，晶莹清澈，令游人流连忘返。大诗人李白给晋水留下了“晋祠流水如碧玉”“百尺清潭写翠娥”的名句。白居易、范仲淹、于谦等名人也都写诗赞颂晋水，并流传后世。查古人命名“难老泉”，乃取《诗经》中“永锡难老”之句。泉上有一“八角亭”，名“难老泉亭”。亭中傅山所写的“难老”主匾，与“对越”“水镜台”，被誉为“晋祠三名匾”。
难老泉北侧是晋祠现存最古木构建筑，创建于北宋天圣年间的圣母殿，它是宋建殿宇中的代表作。此座殿宇，殿檐曲线弧度很大，飞翘的殿角与飞梁下折的两翼互相映衬，显示出飞梁的巧妙和大殿的开阔。
被誉为“晋祠三绝”的还有齐年柏，即周柏，共两株，一株为东岳祠的长龄柏，另一株在苗裔堂前，树身向南倾斜与地面成四十五度角。传为西周时所植，又传原为左右两株，同年所植，故名“齐年”。
合肥胜景包公祠
电视连续剧《包青天》在北京电视台每天黄金时间播出，受到观众的欢迎。这使笔者联想起瞻仰合肥胜景包公祠的一些情景。
包拯，字希仁，安徽合肥人。宋仁宗时任监察御史，后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官至枢密副史。他为官廉洁、执法严峻、不畏权贵，人称“包青天”。
据说，包公因有功于朝，在告老还乡之际，北宋皇帝仁宗，为嘉奖他为人刚正不阿和秉公严明的功绩，便将丰饶的巢湖赏赐给他。包公谢恩不受，因巢湖太大，只要了他生于斯、长于斯、嬉戏于斯的一条小河，后人称此河为包河。
包公祠的外一道围墙，高丈余，庄严肃穆，两扇大门写着八个大字“道德名家”“忠贤将相”。进门是一天井，两旁是厢房，左厢房陈列着包氏家系及其墓志铭。据史料记载，包拯于宋嘉佑七年（1062），逝于开封，次年葬于庐州合肥县东。当地曾在十二座墓群中出土六块墓志铭，总计七千字，较详细地记载了包氏家族的事迹。右厢房陈列着包拯的手书，字如其人，笔势挺拔，苍劲有力，胸怀存浩气，笔底生雄风，诚然不诬。
在正堂的木栅内，拥有三副金黄色的龙头、虎头、狗头的铡刀。这是皇帝钦赐给包拯的。龙头铡铡龙子龙孙，皇亲国戚；虎头铡铡特权谋私，贪官污吏；狗头铡铡违法乱纪的平民百姓。在包公的铡刀下是人人平等的，无王子庶民之别和至亲厚友之情。
在龙、虎、狗头铡前面两旁有一副对联：持一身正气，国贼权奸齐丧胆；感两袖清风，黎民寒士尽倾心。
正堂正中悬挂着“寒芒正色”的大匾，下面塑一座高大的包公巨像。他峨冠博带，双眉紧蹙，正襟危坐，仿佛正为国泰民安而沉思。
正堂右侧有一石碑，上刻“包拯书郡斋壁”其辞曰：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可见包公是追求清心寡欲的，他担忧的是国穷民困。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和品德啊！
正堂左侧有一石碑，上刻“包拯家训”，辞曰：
后世子孙仕宦有贪赃枉法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墓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工刻石，鉴于堂屋东避，以诏后世。
包公不但严己而且戒后，不为子孙谋。这是多么坦荡的胸怀，无私的正气啊！
祠堂东边，有一水井，名曰“廉泉”。相传贪官污吏若饮此泉水，立即头痛，这或许是对以权谋私者的一种警告。祠旁包河里，每逢盛夏，遍长红花藕。这种藕，节长无丝，鲜嫩甜脆，营养丰富。当地居民说，因为包拯大公无私，所以包河产的藕也无丝（私）。据农林行家考证，丝还是有的，不过比起一般的藕，丝少得多。这也是人们对包公的一种怀念之情。
在参观时，导游指着一副对联，娓娓动听地给游人讲了一则有趣的故事，上联“照耀千秋，念当年，铁面冰心建谠言，不希后福”；下联“闻风百世，至今日，妇人孺子颂清官，只有先生”。这副对联仅三十六个字，概括了包公的一生。相传，包公曾出任端州（今广东肇庆县）知州。当地出产一种名贵砚台，即闻名于世界的端砚。它和湖笔、徽墨、宣纸齐名，并称文房四宝。包公离任时，却连一块端砚也不肯带走，老百姓过意不去，偷偷地用布包了一块，放进船舱，作为纪念。可是船刚起锚，便狂风大作，包公顿感不妙。难道有什么对不起百姓的地方？接着在船舱内发现了这块端砚，他立即明白了，当即将端砚投入江中，马上风平浪静。不久，在包公投砚处浮出一块沙洲，后人称为墨砚沙。虽系传说，但后人有诗为证：“星岩朗耀光山海，砚渚清风播古今。”
悲凉壮观荆轲塔
公元前227年，在今河北省易县西南十五公里的中易水南岸，燕太子丹设酒为荆轲饯行，荆轲慷慨悲歌。传说当时荆轲歌罢，仰天呵气，直贯夕阳，化成一道白虹。今日易县的白虹村，即缘此得名。荆轲刺秦失败惨遭秦王杀害，后人为纪念这位古义士又建了一座荆轲塔。
荆轲塔位于易县城西南五华里的荆轲山村西山顶上，又称“圣塔院寺”。背靠“洪崖积雪”，右扶紫寨金城，左临“金台夕照”，南俯“易水寒流”，风景秀丽幽美。塔高二十六米半，须弥座八角十三层，白色砖木结构。每层八隅，挂有风铎，每当山风吹来，溪云初起，风铎随风摇曳，叮当作响，声传数里之外，为荆轲塔增添了神秘而悲凉的气氛。
荆轲塔建在由沙石堆集而成的荆轲衣冠冢上。相传燕子丹诀别荆轲，知其有去无还，便将荆轲的衣冠收集起来，在荆轲馆故址造了一个假冢埋葬。冢高三十四米，占地面积二千四百平方米。大辽乾统三年（1103），开始在荆轲衣冠冢上建起圣塔和寺院，之后历代王朝都有过重建修葺，塔旁树有明万历十四年（1586）御史熊文熙亲题“古义士荆轲里”石碑一道。在大字两侧刻有核桃大的小字，是熊文熙对荆轲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在荆轲塔的另一侧，还存有一块清代的残碑，碑额上刻有“重修圣塔寺记”的字样。碑文经多年风雨侵蚀已不易辨认，大意为：“古时荆轲塔旁有座寺院，叫作圣塔院寺”，寺院里建有亭台楼阁等，每当风和日丽，便有一些文人骚客在此聚会，饮酒赋诗，大有飞阁流丹下临无地之势。
颇值一提的是，在熊御史所题石碑旁有一块充满神奇色彩的蛤蟆石，用石块敲击，荆轲塔中便会传出“呱呱呱”的蛙鸣声。传说当年“饮饯易水上”之时，“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以至易水河中之蛙都为之动情，呱呱齐鸣，以示崇敬。荆轲刺秦失败后，身死异乡，后人建塔时，有一只金蛙从天而降，坠入塔基之中。但凡有人用硬物敲击碑体，塔内的金蛙便呱呱鸣叫，为荆轲招魂，以此引得游客纷纷用石击碑。后来金蛙给人托梦云：“此碑久击必损，可在碑旁立一石蛙供人敲打。”后来有人击打石蛙试敲，效果果然与敲击石碑相仿。
明清以后，又在燕太子丹城造起燕子塔，在樊馆故地造樊于期镇陵塔，在荆轲塔西南隅山头上建有左伯桃、羊角哀异性兄弟舍命全交的黑白二塔。此五座塔犹如五尊巨像屹立于易水河畔，俯视州城，被颂为“五塔镇燕山”。
千百年来，荆轲塔饱经风霜，风姿不减，造型典雅，巍然壮观。游人到此，西望狼山高耸，北看易水低回，铃声凄切，天地如盘，既有“休论愚勇笑前人，士为知己情自真”的感叹，又有“函关东渡足无忧，何用荆卿去雪仇”的千古遗恨，缅古怀今，别有一番心绪。
六和塔威镇钱塘江
有一年夏天，不记得是第几号台风，从太平洋一直刮进了杭州湾，“天堂”杭州遭到一次浩劫。据说市内人行道上的法国梧桐，被吹倒拔起的不少，“柳浪闻莺”和苏堤上的柳树，也折干摧枝，真是大煞风景。
而最使人担心的是六和塔。因为它“孤塔凌霄汉，天风面面来”，兀然矗立在钱塘江畔，台风来时，正首当其冲。不过，据说六和塔顶住了狂风安然无恙，阿弥陀佛！
六和塔何以令人关心？首先，它是杭州门户的一个标志，也可以说是杭州的象征。从宁波或绍兴乘车到杭州去，一到钱塘江，上了那座有名的大桥，就可以看见雄伟的六和塔，像一个老朋友站在江边相迎，人们这时都会知道：杭州到了。其次，它是太老了。从史料记载可知。它始建于北宋年间，是由吴越王钱弘俶为镇钱塘江潮而建。历代虽经修缮，但这样一座古塔，能经得起十二级狂风却安然无恙，实在是了不起。
六和塔耸立在钱塘江畔的月轮山上。背靠群山，前临钱塘江，如一位威武的勇士，守卫在杭州的门口，而且给杭州西湖风光增添了许多风采。
塔名何以称为“六和”或“六合”，有两个传说。一说，古时，钱塘江里的龙王，性格狂暴，喜怒无常，江水常泛滥成灾，生民苦之。一个名叫六和的后生，邀集乡亲邻里，运石填江，制伏了龙王，使百姓安居乐业。因而在六和率众填江处，建塔以纪其功，塔遂命名为“六和”。另一个传说，春秋战国时，纵横家苏秦游说燕、赵、韩、魏、齐、楚六国，合力以抗强秦。六国即在钱江之滨的月轮山上会盟。后人建塔以纪念其事，遂名“六合”。当然，这都不过是传说，姑妄听之而已。
看过《水浒传》的人都会记得梁山泊的好汉花和尚鲁智深最终的结局，是圆寂在六和塔下。那位在景阳冈打死猛虎的英雄武松，后来也老死在这里。当然，目前的六和塔几经修葺改建，已非宋代的原貌。明代嘉靖、万历年间都曾重修，而现在人们所见到的则是清朝光绪二十六年（1900）修缮的。砖木结构，多层密檐，共十三层，而塔内实为七级，当年笔者去游六和塔时，塔内有盘旋阶梯，可登塔顶。那时，钱塘江大桥建成不久，从塔上向下看，如一道长虹横卧江上，钱塘江波涛滚滚向东流去，蔚为壮观。
锦州多辽塔
辽宁锦州为关内外咽喉要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虽然战争频繁，但是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仍然很多。比如义县万佛堂石窟，为北魏时期造像，已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至今保存完好；又如辽代的奉国寺，明长城边墙和清柳条边（封禁界线）以及古代的边、台、堡、驿遗址等。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锦州古塔，“塔势如泉涌，孤高耸天宫”。“古塔昏鸦”则为锦州八景之一。
锦州古塔多为辽代所建，辽塔的特点是砖筑实心密檐式，八角十三层，塔座为仰莲式，塔身四周砌有浅龛，龛内雕有坐佛。
最具盛名的辽塔是广济寺辽塔。位于锦州市中心。每当夕阳西照，晚霞环抱群峦时，锦州城上空便有群鸦翔集，背驮金辉，绕塔回鸣。寂寂幽巷，喧喧乌鸦，一动一静辉映成趣，“古塔昏鸦”便是由此而来。明代东阁大学士孙承宗曾有诗捐给广济寺塔：
何年青玉华，尚作天一柱。寒鸦时复来，半搅天花雨。
该塔建于辽清宁三年（1057）。相传是当时锦州节度使专为收藏、供奉辽国太后赏赐的舍利修建的。舍利是梵语音译，指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及火葬时未烧化的残存物等。佛教中认为舍利是无上法宝，能降伏一切妖魔，如果得到它都要建塔供奉。这座塔身第一级保存尚好，雕刻也最精美。坐佛衣纹流畅，表情端庄，头饰华美；立佛戴花冠，披袈裟，佩缨络，比例匀称，动势各异。塔腰以上的坐佛、塔檐等均已风化脱落。原来每层塔檐间还嵌有铜镜，塔尖冠有鎏金铜顶，并有刹杆、相轮、宝瓶等物，现都已丢失。整个古塔，苍凉萧萧，古风极浓。
锦州辽塔中还有两个双塔，崇兴寺双塔和绥中双塔岭双塔。被称为“禅塔双标”的崇兴寺双塔位于北镇县城东北，两塔形状酷似，东西相望，间距四十余米。东塔稍高，是中国三千多座古塔中的一对姐妹塔，虽已建成九百余年，但保存完整，塔顶的莲座、宝瓶及鎏金刹杆、宝珠、相轮、八角檐上的风铃、壁面上嵌镶的铜镜以及基座所雕的各种造像、花纹等均已损坏。
绥中双塔岭双塔建于辽乾统年间，砖雕题铭有“辽天祚皇帝”与“宣赐舍利塔”等字样，塔的特点是塔座很低，第一级塔檐下作砖雕斗拱，以上八层为迭密涩式檐，其高度不及崇兴寺双塔。一般专家认为，这两座塔可作为辽代晚期砖塔建筑的标本。
西湖旧事话雷峰
友人从杭州旅游归来，畅谈见闻，并一再问我“雷峰夕照”一景是何时消失的，引起我对西湖旧事的怀想。
对于西湖十景中的“雷峰夕照”我也是闻名久矣，只是余生也晚，到我能游山玩水的年龄，雷峰塔早已倒塌，自然无缘去欣赏了。不过雷峰塔的大名，并不仅仅因西湖十景而获知。凡是看过《白蛇传》的都会知道，白娘子就是被法海和尚压在雷峰塔下，后来，她的令郎许仕林中了状元祭塔时，祭的就是雷峰塔。人们对白娘子寄予深深的同情，所以，凡是到西湖游览的人，总不免殷殷探询，雷峰塔的遗址究竟在哪里？
雷峰塔就在西湖南岸、南屏山余脉的夕照峰。据《临安志》载，从前曾有雷姓的人筑庵居于峰下，故名雷峰。雷峰塔则是五代时吴越王钱弘俶为庆贺其宠妃得子而建，因名黄妃塔，而其真名实应为“西关砖塔”。它是一座砖身木檐的楼阁式塔，与钱塘江畔的六和塔形式相同。后来外檐坏了，塔寺的和尚在塔外加了一层木衣。元朝末年的一场火，把木衣烧掉了，仅存塔心。
火劫后的雷峰塔，塔心呈赭红色，显得颓然苍老，有人把它比作陶陶然的醉翁！“雷峰颓塔紫烟中，潦倒斜曛似醉翁。”也有人把它比作正襟危坐入定的老僧：“湖上两浮屠，保俶如美人，雷峰如老衲。”每当夕阳西下，塔影横空，满湖金波，天空霞光粲然，景色十分怡人，“雷峰夕照”遂成西湖十景之一。关于这一景，记得元代尹廷高有诗云：
烟光山色淡溟濛，千尺浮图兀倚空。湖上画船归欲尽，孤峰犹带夕阳红。
这首诗可谓深得此景之意趣。
据有关材料的记载，在雷峰塔周围，有真珠园、甘园、胜景园等。当然，经过时间的风雨，这些园囿早已荒废了。而在翠芳园旧址上建起来的白云庵，在辛亥革命时期曾是革命党人秘密聚会之所。庵中的住持和尚得山，也曾为辛亥革命出过不少力。
愚昧是可悲的。西湖附近的乡民早就流传：谁能抬回雷峰塔的塔砖，谁家养蚕收茧就定获丰收。他们竞相到塔下拆取塔砖，日积月累，它不塌将何如！1924年9月25日下午，轰然一声，塔倒下。“雷峰夕照”遂成为人们记忆中的名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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