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札记六题

    赵文辉

    海枯石烂之后

    一次，一个农民作者来找我交流。自始至终，他一直在沙发旁和我交谈，我们当地农民都习惯“有衣不穿披着，有座不坐蹲着”，当时我也没在意。后来几次，他仍然这样，我还没在意。有一回，我俩正谈着，市报副刊编辑进来找我，我赶紧示意这位文友坐到沙发上，他却不动，过后我问他为啥？他回答：“我还没有资格坐着谈文学。”一句话，我的灵魂被震撼了！

    想当初，自己不也如此虔诚吗？十七岁迷恋上小小说，一直到二十岁才在地方报纸上发了第一篇。后来四年里，只发了五篇，还没有走出地方报纸。那么长的时间，支撑我的，就两封短信。一封是百花园杂志社的“征文”退稿笺，一封是《青年作家》编辑部竺可老师的亲笔退稿信。我用红布包着，放在抽屉里，一个人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不知看了多少遍……对于一个文学初学者来说，编辑的一封短信、一个电话，甚至没有退稿笺的退稿信封，都是莫大的激励呀！十几年来，我把编辑老师的退稿信、采用通知、约稿信都一封不落地保存下来，还买了会计用的硬皮账本，账面去掉，用封皮把这些书信装订得整整齐齐，已经三大本了。

    好多个夜晚，为了找灵感，枯坐到深夜，有时急了就学作家刘恒用头碰墙，激发灵感。我甚至还用烟头烙过自己的手臂……对小小说，一如生死相许的恋人，除了海枯石烂，除了地老天荒，还是海枯石烂，还是地老天荒。

    但是文坛也不是一方净土，编辑与编辑之间的“换亲”现象，强势文化的存在，都给我们这些普通作者带来了不利，影响发稿，影响情绪。该怎么办？只有依靠稿子的质量，去赢得那些正直无私的编辑老师的支持。

    为了聆听自己进步的快乐，只有拿出“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功夫，不惜“吟安一个字，捻断数须”，在小小说的构思、立意、语言和素材收集方面付出更多的汗水和心血。

    海枯石烂之后，要做的真是太多了……

    准备

    确切地说，我是1993年盯上小小说的。中专毕业的我腹中并无多少墨水，又不知道读书，只是凭借热情一味地趴在桌子上吭吭哧哧地写。硬写是不容易的，光一个开头就写七八遍，稿纸撕了一张又一张。结果可想而知，到1996年为止，一年只是发表个四五篇，门可罗雀。再这样下去，自己就把自己写倒了。好多编辑老师嘱我多读书，耳朵终于听进去了。我开始大范围阅读中外名著。听说鲁迅文学院的新生一入学，就会得到一份“必读”与“参考”书目，自然都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经典著作，我通过朋友求到一份，照此索取书目开始“补钙”。同时也精心研读中外小小说名作，有一段时间我一天精读一篇，反复揣摩它的的语言、构思、立意和情节，从中领悟小小说创作的技法和要领。《小小说选刊》更成了我的必读课本，一期都不放过，里面不仅有每个阶段的扛鼎之作，从中更能了解到同行们在写什么和读者的阅读期待。了解的过程，也是潜移默化的学习过程。我开始写观察日记，听到有意思的事，就赶紧记下来，有时看电视还握一支笔。片片断断，如秋风吹落的枫叶，看着没啥用了，入土发酵却能让第二年的枫树催生新芽更加茁壮。作家张宇说过：“一个青年作家到优秀作家的基本过程就是读两本书，一本有字的，一本无字的。”社会与人生即是一本大书，那么深奥、酣畅。

    曾经听过一个酿酒的故事，说须选端午那天收割的稻米，与冰雪初融时的高山流水调和了，注入千年紫砂陶器，才能酿出绝顶的美酒。小小说创作，不也是这样吗？于是我常常问自己：你准备好了吗？

    从故事出发

    我写小说，是从故事开始的。脑子里先有一个贯穿全文的线索，形成一个基本框架。这样做，有点像彩绘上的舞龙制作，总要由篾工用竹片先扎一个首尾相连的龙身，然后才给它穿上色彩斑斓的外衣，安上龙头，才能像个真龙一样上下翻飞。那龙身扎得非常结实，要不，是经不起折腾的。

    有了故事，我却并不急于动笔。小说是写人的，我不能忘了这个宗旨。单凭一波三折和欧·亨利式的结尾，是拴不住读者的。我又开始酝酿，在这个故事里将要出现的人物，应该是怎样的形象和性格。故事是提高阅读兴趣的催化剂，真正留给读者的却是典型的人物形象。人物出来了，有些情节又得重新安排。人物出不来，我就让这个故事一直闷在肚子里。

    人物和故事有了，我还不急于动笔。我在寻找叙述的角度，从何处下手，如何把自己从故事里成功地撤出来，准备工作很多。开头一句话，往往就决定了整篇小说的叙述风格和气味。小说的味道，尽管很模糊，但很重要。这与叙述有关。

    我用尽气力，要做的就是，如何把一个新鲜的有意思的故事讲得生动有趣。同时，我也在尽力掩饰自己小说的故事性，就像厨子熬高汤一样，放了那么多佐料，最后都捞出来扔了，端上饭桌的只是一碗清汤。

    从故事出发，留恋传统，并非是排斥现代。相反，我很喜欢阅读一些手法独特故事淡化的先锋之作，从头到尾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吸引了自己。就像嚼槟榔一样，尽管不能充饥，唇齿之间却留下别样的味道。我也尝试写过几个先锋小说，却没成功，只好回到传统。我们老家的泥水匠砌墙，有的不用吊线垒得上下笔直：，那是个本事。学不了，就规规矩矩用砖头扯一根白线作标尺，这样才不至于把墙垒凹了或鼓了。

    自己因为笨拙，才不敢与故事为敌。

    小小说的硬度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开始，我热爱小小说已十几个年头了。这种心相印，长相依，恐怕比我和我爱人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现在，不用翻阅任何资料，对各个时期的小小说佳作我都能如数家珍，一如对自己心爱的女人，熟悉她的每一个笑靥，熟悉她的背影和身姿，熟悉她的娇喘和吐气如兰。

    我有一个发现，当你打开记忆，在如数家珍的这些佳作中，能准确地说出某篇作品中的某一处打动你的东西时，你就找到了这篇小小说的硬度。比如一提起许行，就会想到他的《立正》里面那个老是一激灵打立正的国民党老兵；比如刘国芳的作品读过很多，就记住了一个细节，一个男孩儿在电话亭给自己的恋人打电话嘱咐她注意冷暖，絮絮叨叨了半天，电话亭的这个女孩儿一下子听出来了，男孩儿的电话就是打给自己听的；读王奎山的小小说只记住了一句话，“黄泥抹进裤裆，是屎也是屎，不是屎也是屎”，作品的名字忘了，但这句话却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贾大山的一篇写机关干部下乡割麦子的作品里有一处描写，农民站在地头一二三数人头，算算中午得几桌，一个细节点亮了整篇作品；江离的《奴才》里面那个当了财主的奴才又跪下来给昔日的主子当上马石，这一处描写影响了不少人，相裕亭描写盐东里有一个穿鞋的镜头，其实就是从这演化来的；

    赵新一个写“拾金不昧”的故事，男人拉着女人去看戏，拾了人家的东西等着还给人家，是个有月亮的夜晚，我读了赵新很多小说，就记住了那晚的一地月光……还有不少小说，连名字都忘了，也没记住什么细节和句子，但那篇小说的味却永远留在了记忆里，挥之不去。总之，还有很多让我忘不掉的东西，忘不掉的作家。我非常珍惜这些忘不掉的东西，我非常佩服和敬重提供这些忘不掉的东西的作家。我知道，正是这些忘不掉的东西成就了一篇篇优秀的小小说。这些东西，就是小小说赖以生存的硬度。

    一篇缺少硬度的小小说，无论语言如何华丽，叙述如何圆熟，埋伏如何老练，读过之后没有让人激动而忘不了的东西，就不是一篇好的小小说。很多时候，提起一个作家马上会说到他的某某作品，因为这篇作品获过奖或上过刊物的好位置大家记住了它的名字，再往深处想竟一片空白。也就是说，这篇获过奖或上过刊物好位置的作品没有让读者忘不掉的东西，这样的作品值得怀疑，作品的主人也是值得怀疑的。

    小小说的硬度，是从小小说的细部开始审美追求的一种意向。我觉得它是一种既有形又无形时常飘忽不定的东西，有时是一个好细节，有时仅仅是一个贴切而充满了遐想的句子，有时是一种气味，有时是一种心灵共鸣的撞击，有时是一种姿势（小小说也有自己的身姿）……就像一个可心的女性一样，不定哪一点打动了你，水汪汪的眼睛、好看的嘴唇、一头秀发、微翘的臀部，或者轻盈的步态？

    我非常热爱这些来自小小说身体内部的亮点，是它们让小小说变得丰腴、多情、湿润，是它们让小小说充满了性感和质感。

    下午的苏门山

    从报社辞职后我就把自己关在了家里，开始跟驴目的小说叫劲。上午起得晚，上上网看看闲书，下午去苏门山写作，过着一种极其封闭的生活。手机关了电话切了还搬了新家，亲戚朋友都在猜测我的想法。有一个脾气急躁的亲戚摩托车让交警扣了，找我帮忙，打手机关机打电话没人接，一扯急他把自己的手机摔了稀巴烂。也许身边的人不理解，其实我自己也不理解自己。一个真正掉入文字里的写作者，可能就习惯封闭自己。

    媳妇上班的时候，骑自行车把我捎到百泉村口，我拿着一张报社没给我收回去的老记者证目不斜视地走过验票口。过百泉湖，踏上苏门山的台阶。那个几年前骗过我五块钱的老头天天在山口摆摊，“能算出你姓啥，能算出你多大，能算出你干啥”，依然天天有人给他送钱。听说已经涨到六块了，不包括中间给你算出彩了让你加钱。真不贵，所以上了当也没人跟他过不去。过孔庙、龙厅，就到了啸台——晋人孙登的栖身处。这位苏门先生就是我们辉县人，曹操的后人渐渐被司马一家取代，山下和外界杀声四起，苏门先生却隐居于此，“夏则编草为裳，冬则披发自覆”，或是站在山巅之上长啸，或是捧《周易》凝神而读，或是抚弦琴自得其乐。当年的竹林七贤够潇洒的吧，可见了苏门先生，不自觉就矮了半截。

    每天经过啸台我都会肃然起敬，心中默默念想，与这位苏门先生作一次肯谈，并且有执手礼。下啸台，到太平亭，就到了我的书房。一块矮石头作凳子，一块高石头作书桌，还用养花种草吗？你看，紫色的是牵牛花，黄色的是太行菊，红色的桑椹，还有半红半青的野酸枣，这就是苏门先生当年的一日三餐吗？书房不用我费心，一切都是现成的。我只管铺开纸笔，尽情涂抹就是了。累了就躺在石凳上口衔青草，仰望蓝天，与飞来的鸟雀对话。问他们一些尘世间的问题，当官的保姆大字不识就能当办公室主任吗，有钱就能当村长吗，努力为什么没有回报，日日付出却还这么凄苦，浇水怎么总不见花开？它们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也没了说话的兴趣，不如美美睡一觉。

    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书房很脏，于是就很脸红，还读书人呢。赶紧折了一根树枝，拽了一把又一把野草缠绕起来，做成一把笤帚，把这里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我也可能打一套蹩脚的太极：拳，姿势实在欠优美，从不示人的。打着打着，一有来人经过我就收了拳，作扩胸状。还有一天，写得入了迷，天色暗淡下来，猛一惊，山上只有我一人了，四周静得可怕。我匆匆收了笔往回走，到啸台的时候，脚下猛然镇定下来，我不走了。我要和苏门先生再待一会儿，他要懒得理我，我就会对人吹嘘，这整座苏门山是我一个人的了。我一下子富有得想哭了。一直到天漆黑漆黑，我才下山。

    也有写不出来的时候，比如那天，那个写了二十页的长篇《日工》却怎么也没法往下走，只好把它废了。肯定得从头开始。心情就特别糟糕，想得也就特别多。被蚊虫叮咬的时候我就纳闷，当年的苏门先生没有风油精和万金油，他是怎么过的？听说竹林七贤每天不用上班，不用干活，只管喝酒就行了。竹林七贤是财政开支吗？打酒钱能公费报销吗？我今年辞了工作封闭自己，全靠小说换几个小钱，八十岁的父亲要生活看病，上高中的儿子要花钱，我能坚持多长时间呢？唉，既然做不了苏门先生，那就做一介愚夫吧。下山的时候脚步歪斜，踉踉跄跄，仿佛被人胖揍了一顿似的。我又想起了阮籍那个家伙，为了躲避司马家提亲，“一个人驾着木车游荡，木车上载着酒，没有方向地向前行驶。泥路高低不平，木车颠簸着，酒坛摇晃着，他的双手则抖抖索索地握着缰绳。突然马停了，他定睛一看，路走到了尽头。真的没路了？他哑着嗓子自问，眼泪已夺眶而出。

    终于，声声抽泣变成了号啕大哭，哭够了，持缰驱车向后转，另外找路。

    另外那条路走着走着也到尽头了，他又大哭。走一路哭一路，荒草野地间谁也没有听见，他只哭给自己听。”

    可是此时此地的我想哭也不成，一路上总有熟人，还要装出一张笑脸。如此一想，更是委屈，泪就有点控制不住，急忙钻进一条胡同面向墙壁。秋风中，我看见了我抽搐的背影，仿佛一小片树叶。我以为我从此倒下了。可是第二天午后我又坐上了媳妇的自行车，兜里还没忘揣上那张已经作废了的记者证。

    起名

    读过郭昕老师一篇随笔，题目好像叫《给孩子起个好名》，印象深得很。意思是对待小小说作品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在创作时注意起一个恰当、悦目又具个性的名字，从而珍爱倍加。我当时感触很深，就一直这样做了下来，并有了延伸，后来不单单是每一篇作品。1998年出版第一本专集，我嘱咐自己一定不要草率，力争让书名和内容柔顺体贴，突出韵味。斟酌再三，取名为《布衣心情》，“写平常人，说平常事”，一语道出主题且不生突。这个书名得到了读者朋友的认可，第一届河南省文学奖评选时，评委也很赞赏。2001年出版第二本，想了好几个书名，最后圈定《苦水玫瑰》。因为全书四部分，前两部分叙述“不尽的关爱”，喻为“玫瑰的花香”；后两部分叙述“人间的丑态”，喻为“带刺的玫瑰”。今年又出第七本，是自己的小小说自选集，想到小小说是一份精制的事业，写作小小说就是要把一份份袖珍的美呈现给读者，于是就定了一个书名——《掌上花开》。

    有时候，读到一句或一段人心入肺的话，会让人产生很多感动且执著一生。我感谢这些启迪性的文字，和它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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