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1905一1972）
一九五七年：众议员让-巴蒂斯特·萨莱是个机械方面的能工巧匠，一七九四年法国大革命时他被判处死刑。在波尔多的大广场上，他正准备接受行刑，断头机出现了故障：铡刀卡在刀槽里落不下来了。刽子手忙得一头大汗也没发现原因何在。脑袋套在承颈圈孔里的萨莱对刽子手进行了指点，铡刀的故障被顺利排除了。两分钟后，萨莱的脑袋落进了断头机一端的篮子里。
一九六一年：芝诺这个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喜欢狂喝滥饮，有一次醉酒后，他妻子阿里阿德涅将他放入一个以巨石封口的陵墓里，命令卫士守住出口，既不许任何人靠近，也不准以皇帝发怒为借口打开陵墓。芝诺酒醒后大喊大叫，威胁哀求，但卫士们照章办事不理睬他。一星期后，陵墓被打开了，人们发现已经饿死的芝诺把自己两条胳膊上的肉都啃没了。阿里阿德涅立即宣布她的情夫阿纳斯塔修斯为继任皇帝。此前新皇帝是老皇帝的卫士。
一九六六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是《乌托邦》一书的作者，担任过下院议长、大法官等要职。一五三五年，因反对英王离婚重娶，被定为叛逆罪。按法律规定，犯判逆罪将接受肢解，但国王临时决定对他施以痛苦少些的斩刑。他在狱中已被折磨得虚弱不堪。七月六日，他往断头台上爬时，对老熟人司狱长说：“请帮我上去。至于下来，我自己已安排好了。”
一九六八年：我学习改造不好，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认识不够，革命小将和你们的行为都是对的。但我体弱多病，也给国家浪费小米，请你把我送走吧。革命敬礼，希进步。
筱白玉霜（1922一1967）
一九六九年：……自我死亡之日起，我的俘虏和奴隶恩里克（马六甲城人，现年二十六岁），即脱离奴隶或从属地位，可以随他的意愿行动。其次，我愿意从我的遗产中拿出一万马拉维第帮助他。我所以给他这一笔钱，是因为他已经成了基督徒并将为我的灵魂而祈祷上帝。
麦哲伦（1480一1521）
一九七○年：保尔·拉法格不希望自己活到七十岁以后。“我要在无情的衰老一点一点地剥夺我生活的乐趣和快乐、剥夺我的体力和智力、麻木我的能量、摧毁我的意志、使我成为自己和别人的负担之前，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遗书中，他这样写道。“我将极其安乐地死去，因为我坚信我为之奋斗了四十五年的事业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取得胜利。共产主义万岁！国际社会主义万岁！”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拉法格和妻子以皮下注射氢氧酸的方式死在他家厨房里。他妻子劳拉是马克思的二女儿。
一九七一年：罗伯斯庇尔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他死后，有无数人替他代拟了无数的临终遗言，其中一条是：“路人不要为我的死而悲伤——如果我活着，你可能就会死去。”
一九七二年：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避难隐居埃维厄岛时，日日琢磨厄里帕海峡。这个海峡将埃维厄岛与希腊分割开来，以水流每日多次改变方向而闻名。亚里士多德百般思索也解不开这个自然之谜，跳海自尽时，他无奈地说，“厄里帕，你吞没我吧，我无法了解你。”
一九七六年：一、孙中山先生之遗教，如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是我的朋友们的方针。二、革命委员会的宣言和毛泽东先生、民盟的最近宣言，同志们应作为方针。三、要确信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反内战、反饥饿是我们的目标，并且是一定成功。四、蒋是封建头子，帝国主义走狗，非铲净不可。五、我没有什么东西，有几间房子，都交李德全夫人。六、我死后，最好焚成灰，扔到太平洋。如果国内民主和平，真的联合政府成立了，那还是深埋六尺种树，不然我的肥料白白的完了。七、至于我的几个孩子，虽然还有未毕业的，只要他们能自爱，有双手，就不会饿死。以上这是预备被人打死的遗嘱。写完还要加上一句，假如我死不了，民主的真联合政府成立，我决不担任政府任何职务。我只愿意住在外国，写我的生活，免得别人以为我是为做什么官打独裁的……
冯玉祥（1882一1948）
一九七八年：……我的墓地就是已经安葬了我女儿安娜的那块墓地，我妻子将来有一天也要安葬在那里……仪式将由我的儿子、女儿、女婿、儿媳，在我的办公室的协助下进行安排，务必使之极其简单。我不要国葬。不要总统、部长、两院各单位和行政、司法机构参加……
夏尔·戴高乐（1890一1970）
一九八一年：耀邦同志暨中共中央：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
沈雁冰（1896一1981）
一九八三年：瓦尔登特隆氏病是罕见的白血病，人们感染它的几率只有二十五万分之一，可六年里，它竟连续击中了四位国家元首：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1974），阿尔及利亚总统胡阿里·布迈丁（1978），以色列总理戈尔达·梅尼（1978），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1980）。没人发现它与权力有什么关系。
一九八七年：十五世纪，哲人卡比尔决心在印度创立一种能包罗湿婆和穆罕默德的宗教。但他的死，却给他的弟子们出了难题：按哪种宗教礼仪举行葬礼呢？经过长时间争论，他的遗体被劈成两半，一半按印度习俗焚烧，另一半按伊斯兰教仪式埋葬。
一九八九年：在巴西，工程师兼飞艇驾驶员桑托斯-杜蒙特被称为“航空之父”，他研制过多种飞艇、航空器和飞机。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瓦加斯总统派军队驾飞机轰炸圣保罗的暴动者，桑托斯-杜蒙特非常痛苦。他认为他为之献身的技术犯了罪，他发明的东西参与了屠杀同胞，这他也有责任，遂于当晚自缢身亡。值得一提的是，二十二年后，第二次出任总统的瓦加斯在他的军队要求他辞职的呼声中，也以自杀结束了生命。
一九九○年：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认为我是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样对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不论，就拿我和他脱离同居的时候，还每月送给他一百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怨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我有什么法子呢？想之又想，唯有一死了罢。唔，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之可畏，人言之可畏罢了。
阮玲玉（1910一1935）
一九九二年：韦内齐亚诺是文艺复兴前期的意大利画家。一天晚上，他在一条昏暗的小巷里遭人偷袭。他就近爬到他的同行和朋友安德列亚·德尔·卡斯塔尼奥家寻求庇护，但伤势过重，很快死在了这个同行与朋友的怀里。多年后，奄奄一息的卡斯塔尼奥做死前忏悔时，他承认，因为妒嫉，偷袭韦内齐亚诺的人正是他，他希望韦内齐亚诺死后，他们共同掌握的某种绘画技法可以为他一人垄断。但资料显示，韦内齐亚诺死于一四六一年，卡斯塔尼奥则于一四五七年就先他而死了。显然，这则流传甚广的轶事纯属虚构。
一九九三年：由于过度挥霍，法国作家大仲马晚年生活十分拮据，一八七○年因脑溢血进入弥留之际时，他儿子小仲马在他衣袋里只找到一个铜板。小仲马为之感伤，在此之前，他曾多次表示要接济父亲，可均遭拒绝。大仲马瞧着那一个铜板，安慰儿子道：“那正是我初到巴黎时的全部所有呀。你想想，我过了半个世纪的奢华生活，却连一个铜板都没花掉，岂不太便宜了！”一九九七年：大仲马在小仲马怀里咽气之前，固执地要求儿子明确答复他，他死之后，他的作品是否有可能流传下去。“放心吧，你的许多作品都会流传下去。”
“真的？你能发誓吗？”
“我发誓爸爸。”
“那么，我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了。”
说完，大仲马闭上了眼睛。
二○○○年：四十五岁时，老约翰·斯特劳斯因猩红热去世，病是他的一个私生女传染给他的。当有人在他情妇埃米莉的公寓中发现他时，他赤身裸体地躺在地上，肮脏不堪，身旁的床已经散了架子。衣橱和抽屉里都空空如也，连他的长睡衣和应该铺在他身下的床单也没有了，埃米莉拿走了能带走的一切。几天以后，当他的灵柩缓缓通过维也纳街头时，有十万人，也就是维也纳人口的五分之一，自发地陪伴在这位奥地利乐队指挥和作曲家身后为他送行。他的朋友汉斯·魏格尔说：“斯特劳斯死得像条狗，安葬时却像个国王。”
二○○一年：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纳粹头目戈培尔目睹了希特勒与爱娃的双双自杀，随后，他欲与苏联进行停战谈判，又遭到苏军元帅朱可夫拒绝。他已走投无路。五月一日晚上，他和妻子共同毒死了他们的六个孩子，然后安排勤务兵对他和妻子的头部开枪，再安排副官最后用汽油焚烧他和妻子的尸体。就在勤务兵举起手枪的那一瞬间，他突兀地做了个停止的手势，再次叮嘱副官道：“你必须彻底烧掉我们的尸体！”二○○三年：科学家居里夫人分别于一九○三年和一九一一年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奖和化学奖，一九三四年辞世；政治家丘吉尔在一九五三年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一九六五年故去。前者死前曾嘀咕道：“哦，累极了！”后者死前曾抱怨说：“唉，烦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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