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接触到艾滋病这个问题之初，在北京采访期间，我也听到一些专家有另外的说法。他们认为，中国人对艾滋病的恐惧是盲目跟风外国，根本不懂艾滋病是怎么回事，外国人拿钱来改变领导们的观点，中国人便人云亦云了。艾滋病在非洲造成了GDP下降、人均寿命缩短、劳动力短缺等严重后果，甚至危及民族的生存，而在中国根本不可能，直到现在，艾滋病造成的死亡率在中国的死亡人数中仍然只占很小一部分，远远少于癌症等疾病。中国人的性行为也和非洲人有很大不同，没有那么频繁的性行为。为什么要把艾滋病危言耸听地说得这么严重呢？实际上是为了部门和少数人的利益。
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更符合实际呢？
我在采访和考察中接触到的基层工作人员，特别那些奋战在防艾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们多数认为，目前我们确实处于遏制艾滋病蔓延的关键时期，如果真抓实干就大有希望，如果敷衍塞责后果就不堪设想。从考察中的实际感受说来，我认为，现实存在的问题与其说我们在“危言耸听”，不如说我们流行的仍然是“报喜不报忧”、搞“愚民政策”的“政绩腐败”。
中国最早发现艾滋病高发区的桂希恩教授，1999年6月在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抽出11个血样，发现10个感染了艾滋病毒，他震惊之余向当地政府和卫生部门郑重报告，并且表示在暑假期间可以带一个医疗队来，送卫生下乡，但出乎意料之外，卫生局长竟不同意，并且毫不客气地让德高望重的教授吃了闭门羹：“你们不可以来，如果你们来我要干预！”
回到武汉后，桂希恩在焦急中等待了两个月，河南方面没有传来任何消息。受到“医生”职业良心和责任感的折磨，桂希恩利用休息日第二次去到文楼村，和学生们一起，两天抽了140多个血样，发现超过一半是阳性。这天上午他们看到村子里死了一个人，抽完血样后，有人告诉他旁边的村子又死了一个，桂希恩想把出殡的情况照一张相留作资料，以后可以供教学之用，谁知死者的一个亲戚——乡长——来干涉了，训斥白发苍苍的桂希恩道：“你还是个教授，你懂不懂法律？你到这个地方来，为什么不经过政府允许？”最后还殴打了他的学生……
小小一个局长和乡长竟可以对教授和学生们如此作威作福，他倚仗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样秘密而艰难的状态下，桂希恩完成了对艾滋村疫情的初步调查。1999年10月中旬，他把自己的发现报告了当地政府，10月底又向中央主管领导寄交了调查报告。幸运的是，北京方面很快有了回音，桂希恩被请到中国疾控中心详细汇报情况，不久后，上级部门派遣工作组进驻疫情高发区。到这个时候，当地政府对桂希恩的态度才和缓了一些。（在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播出了对桂希恩的采访后，温家宝总理在武汉视察工作期间，特意前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看望了桂希恩教授，并认为他做得对。）
继桂希恩之后，高耀洁也去到了那些艾滋病高发的村庄，她曾在一天之内看到一个村里有9户艾滋病人出殡……渐渐地，上蔡、文楼、尉氏等艾滋病疫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被外界知道了，而高耀洁在一些人的眼睛里也变成了一个特别不受欢迎的人。面对严重的疫情，有的官员还毫不脸红地宣称：“河南至今还未发现一例艾滋病患者！”一位摄影记者偷偷跑到尉氏县拍照，有人竟找到高耀洁家，怀疑她与摄影记者“勾结”，并勒令她把胶卷要出来。有人指责高耀洁，河南的脸就被她给丢了，“安徽、湖北也有艾滋村，但那里人聪明，不闹，没有高耀洁！”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
当然不仅河南如此，有的地方其做法似乎比河南更甚。本世纪初，陕西商洛地区非法采血造成的艾滋病流行，经记者赵世龙调查后，发表文章于《羊城晚报》和《南方周末》，引起时任总理的朱鎔基的重视，批示严查。陕西省有关领导也批示要彻底调查，但让人感到寒心的是，他们不是彻底调查非法采血的不法分子，不是对艾滋病的流行采取遏制措施，而是要调查事情是如何泄密的。当时的3位省长和1位书记分别指示要以“泄密罪”查处记者，根据是《防疫法》，但事实上这个法中根本没有列入艾滋病条目。记者被西安市公安局秘密传讯，后经报社的据理力争和省内外记者们的声援和奔走，终因无法定罪才不了了之。
在采访和考察期间，我不只一次遇到过这种尴尬的局面：参加会议旁听，不允许；去现场，不同意；介绍情况，没有时间；了解某个问题，无可奉告……有的地方甚至连宣传部出面协调也不行。拒绝者对我说：“艾滋病是保密的，不能报道，不接受采访！”甚至还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在我的采访刚被拒绝后，却听说当地正在“认真准备”迎接外国的新闻媒体，于是我惶惑地问道：“国家的《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对有关部门、组织、个人开展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教育工作提供技术支持’，这到底作何解释？为什么你们可以接受那么多外国人的考察（当然我知道，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向外国人要钱），却要对自己的同胞保密？”
人类与艾滋病斗争的实践已经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艾滋病流行绝不仅仅是一个医学和生物学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十足的社会问题（甚至还包括文化问题），不仅艾滋病造成了社会问题，而且社会问题也造成了艾滋病，因此，要控制这种疾病的流行，单靠卫生部门显然是无能为力的。除了泰国采取全民动员、总理挂帅的办法，取得了显著效果外，非洲一些国家也有成功的例子。肯尼亚2000年成立了国家艾滋病控制委员会，直接归总统办公室领导，制订并实施了两个五年计划，把影响巨大的宗教力量也引入了防治工作。乌干达于1992年就成立了艾滋病委员会，主任由极具号召力的宗教领袖担任，各部门为成员，定期制订并落实五年计划，每年评价一次。两国都有强有力的协调机构，还充分发挥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开展了多种形式、独具特色的自愿咨询检测，积极地开展了抗病毒治疗，大力推广ABC防治策略，及时进行了母婴阻断，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效果。
自1985年开始，我国发现了艾滋病人和感染者，到80年代末出现了第一个流行期，到90年代中期进入了快速增长期。但是，最初我们却和许多习以为常的做法一样，把艾滋病意识形态化，和政治联系起来，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和自己的“政绩”挂起勾来，认为这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东西，必须用“堵”的办法“拒之于国门之外”。“红色文化”导致了“鸵鸟政策”，许多地方党政领导的决策都是：“内紧外松”，“高度保密”，将艾滋病的疫情视为“国家机密”严格进行封锁，不但不积极地进行追踪调查并切断传染链，而且认为只要一承认有艾滋病蔓延就等于承认了有吸毒和卖淫嫖娼等现象，会影响“光辉形象”，影响招商引资，影响旅游，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当然更怕影响自己的“政绩”和头上的乌纱帽。一些地方卫生部门搞了点防治艾滋病的宣传标语，却受到了当地领导的批评，并被严令擦掉或撕毁，当然更谈不上全社会广泛参与、大张旗鼓进行学习和宣传了。
1999年云南瑞丽已经在吸毒人群中发现了大批艾滋病毒感染者，但由于使劲地“捂盖子”，没有向广大群众警示，因此全国人民并不了解这种严峻的形势。当时四川凉山州一位副州长曾向媒体介绍，吸毒人员中感染率已达10％以上（实际查出已占80％），《参考消息》登出了这条消息后，本应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并采取措施，但高官们反而对他极端不满，通过各种渠道向他施压，以致错失良机，没有及时采取措施。
近年来，特别是SARS的教训，让我们转变了观念，公共卫生问题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预防传染病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政府职能开始转变，但仍然是“头重脚轻”——中央力度大，下面却发展不平衡，有的地方重视一些，有的地方仍然很不重视；在伸手要钱时表现得很积极，但落实到具体工作，落实到基层乡、村，落实到感染者和病人的时候却很消极，往往只是搞点“花架子”或在口头上吼两声应付应付就算了。
有的省疫情本极严重，甚至一位县长曾流着泪向省委书记汇报，呼吁道：“书记，救救我们吧！”这个省表面上说已经实现了“从隐蔽到公开”的“转变”，要“打一场”禁毒防艾的“人民战争”，但实际上远远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报喜不报忧、遮遮掩掩、打肿脸充胖子已是痼疾。中央电视台曾报道了这个省某个地区毒品泛滥和吸毒人群中艾滋病感染的情况，呼吁必须切实采取措施加以遏制，但当地认为中央台严重影响了他们旅游业的发展，10多年过去了，对中央台仍然耿耿于怀，每一提及便怒形于色……“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现在连别的媒体（包括作家）也被拒之门外，艾滋病话题一直是这个地区的禁忌，不是“从隐蔽到公开”，而是变得更加隐蔽了！
由于观念没有真正转变，虽然省委书记着急，但下面各级领导愿意正视这一问题的却并不多，因此工作并没有真正落实，更谈不上什么“人民战争”。在宣传声势上，四川凉山、达州等地随处都可以看到有关艾滋病防治的巨型宣传画、广告牌，这里却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地很少看到。路途中，一位中学教师曾感慨地对我说：“政府的防艾工作没有落到实处，对青年学生的宣传就很不够，我一些十三四岁的学生周末就到旅馆开房间，根本不懂什么叫安全防护！”这个省的疫情被有关方面排列为全国第一，但一位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却向我介绍：“我们全省已经没有艾滋病！”至于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连搞宣传的人似乎也弄不清楚，一位地区宣传部的干部便曾告诉我：“蚊子要传播艾滋病哩……”
为了“政绩”和乌纱帽，什么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乃至建立和谐社会，都不过是形式和口号。
因此，一位疾控中心的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曾激动地对我说：“疾病控制在很多时候不是和疾病斗争而是和人斗争——包括和老百姓的愚昧、和领导错误的政绩观斗争。一些领导不实事求是，对上面总是报喜不报忧，这种做法可能祸国殃民，亡党亡国。根据现有资源，我们不难找到控制疫情的路子，但是一遇到‘领导授意’和‘行政干预’就毫无办法。我们目前的尴尬就在于此，艾滋病不能控制也与此有关。这种观念不改变，专家来得再多也无用！”
2004年4月，卫生部副部长、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陇德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曾指出：“疫情漏报瞒报情况严重。由于信息失真，给国家制订行为干预、患者医疗、经费投入、药物生产等相关政策造成很大困难；艾滋病对局部地区的社会经济的严重影响已逐步显现，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
至于多部门合作与现行体制、政策、法律上的碰撞、冲突和尴尬，更已经常发生了。
正如公安部禁毒局一位副局长指出的：“艾滋病问题之所以严重，不仅在于它会带来让我们难以承受的社会危害，而且在于它将对我们的法律制度和价值观念提出严峻的挑战。”艾滋病是一种社会病，也是一种行为病，在目前还没有有效的疫苗和根本的治疗药物之前，必须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干预，让人们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学会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专家们称之为“这是最好的疫苗”。但是，不管针具交换、使用安全套还是进行美沙酮维持治疗，都涉及我们的许多禁区，和我们的文化甚至法律发生冲突，一方面“坚决打击”吸毒、贩毒和卖淫嫖娼这些“社会丑恶现象”，另一方面又要推广清洁针具、美沙酮和安全套，于是在执行时难免产生尴尬和矛盾。
搞美沙酮维持治疗，要求吸毒人员每天都要到治疗点服用美沙酮，但公安部门在搞“打防结合”，对吸毒人员保持高压，而且还有“指标”，于是有的被抓走，有的不敢来，无法坚持。某市卫生局防艾科科长发现服美沙酮的吸毒人员被公安抓走后便赶去解释并希望放人，对方却大声质问她：“难道我们抓错了？吸毒是公害，懂不懂？会抓错了？”说着便毫不客气地把她和司机赶走。对针具交换也是如此，幻想管住了针具就管住了吸毒，哪知道却为“共用针具”造就了社会环境，促进了艾滋病的传播。
卖淫嫖娼和同性恋更是官员们绝对不能涉及的话题，早有规定，随身携带安全套便是卖淫嫖娼的证据。面对几百万“小姐”队伍，公安部门已经感到力不从心，最多只能在“扫黄”战役开始的时候突击一两次进行集中清理。市场经济带来了妇女们把身体作为商品，这不是简单的“丑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况且“小姐”们流动性极强，“鸡变凤凰到处飞”，甲市打击可以跑到乙市，“战役”一结束便死灰复燃而且愈演愈烈……有上亿夫妻分居的民工以及一大批热衷于“买春”的人，面对巨大的买方市场，靠“突击”和“战役”怎能解决？除了严打和扫黄有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不承认“红灯区”，但实际上高、中、低档“现实的红灯区”比比皆是，想取缔办不到，有效的行政管理又没有，其结果便是放任自流与自由泛滥，有人称之为“掩耳盗铃”，还有人想起了著名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衣》……
据说中英合作项目刚开始时，云南某地曾不承认有卖淫嫖娼现象，后来外国人领来两个“小姐”，当地的官员才无言以对了。
《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艾滋病防治工作“建立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机制”，但目前我国各部门协作的氛围并没有形成，往往是卫生部门单打独斗。除了机制上的缺陷以及其他部门对艾滋病这一“社会病”存在着认识上的偏颇外，卫生部门本身在认识上也并不全面和深刻，有时还有一种“优越感”，常常以“保密”和“敏感”为借口，把别的部门拒之门外。
面对艾滋病防治措施和文化观念乃至法律发生冲突的情况，我国有关方面进行了许多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中英合作项目被称为“破冰之旅”即是例子。在国外，非政府组织和民间人士都是抗艾的主力军。譬如性交易，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承认性交易是合法的，但它又是艾滋病的重要传播途径之一，怎么进行安全套推广呢？便由非政府组织出面。对美沙酮替代也是如此。但目前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力量还十分微弱，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它们实际上多是政府办的，资金多依赖国际资助和个人捐赠，作用有限，而且由于没有相关法规，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也很难整合。
在西南一个艾滋病疫情比较严重的省里，我去采访省疾控中心一位主管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女科长。她很忙，我去时她正在处理一个重要的数据，于是我便和科里一位小伙子交谈起来，他坦率地告诉我：“我们这里造成艾滋病流行的根源是贫困，不能用搞运动、搞突击的方法解决，要扎扎实实地工作。目前防治的困难很多，全省的感染者估计比我们检测出的人数多出一倍。十几年来虽然一直在努力，但感染者并没有减少，反而一直在上升。”
我接触过很多疾控中心搞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女科长，她们多来自基层卫生部门，热情、泼辣、能干，但这位女科长却秀丽、文雅而冷峻，30多岁的她，披着卷曲的长发，黑白条纹连衣裙，黑色薄外套，不施脂粉，是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她的谈话震动了我，下面就是我的采访笔记：
“全省对艾滋病进行了监测吗？疫情控制得怎样？”
“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帮助我们建立了监测系统，进行哨点监测，省政府给了专项费用200万元。疫情在吸毒者中发展得很快，共用针具引起的感染，最高的达70％，现在全省平均是20％。性乱人群中主要是通过性病患者传播艾滋病毒，感染率已达2％左右，60％的县区暗娼中发现了感染者。母婴传播也已经出现，孕产妇中的感染率有4个地州超过了1％。按国际标准，我们已经进入了广泛流行的阶段。现在全省16个地州的128个县市发现了感染者，人数不断增加，过去每年新发现200多例，但2005年一年就发现了1万多例……有的州孤老、孤儿都不是个别现象。”
“为什么疫情发展得这样快呢？”
“这是一种行为病，有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原因。随着经济的发展，吸毒人员每年都在增加，这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吸毒原因有家庭和同伴的影响，也因为我们这里靠近毒品来源地‘金三角’。暗娼增加的原因也很多，有的出于好玩儿，有的出于贫穷，低档的站桩鸡多半是为了谋生，是最穷的。嫖客组成的人员很广泛，甚至有十五六岁的未成年人就去找站桩鸡的情况……”
“你认为到什么时候疫情可以被基本控制呢？”
她皱起眉头，苦笑道：“防艾工作越干越头疼，不知道100年后能不能控制住。”
“为什么这样悲观？”我愕然了。
“我大学毕业后就到防疫站搞艾滋病，十几年了。过去艾滋病没人管，领导怕影响形象，根本不准说哪里发现了疫情，当然更谈不上采取什么措施。2003年‘非典’以后有了变化，中国政府向国际承诺对艾滋病人和感染者要采取‘四免一关怀’政策，但是，我们省已经错过了遏制艾滋病传播最有利的时机，以致如今疫情愈演愈烈，已经很难控制。我希望别的地方不要和我们省一样。”
“你感到压力很大吧？”
“是的。过去我们科里只有五六个人，搞哨点监测，每年开一次总结会，12月1号艾滋病日搞搞宣传，很轻松。现在工作很多了，特别从2004年以后，国家对防治艾滋病加大了力度，投资也增加了，2004年国家给了8000多万元，2005年给了9000多万元，省里还每年给3千万，监测的哨点从40多个增加到80个，工作非常紧张，每天都超负荷运转。我们不但掌握了艾滋病的流行趋势，而且设立了两百多个自愿咨询检测点，对128个县都开展了行为干预和同伴教育。去年仅我们自己的一个检测点便对3000多人进行了检测，今年仅上半年就已经检测了1600多人，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每天从上班忙到下班，午饭都要找人代买……除了自己进行检测，还要培训基层的工作人员，可以说1年干了5年的工作。”
“你认为在艾滋病防治中，取得了哪些经验呢？”
“在安全套推广方面，我们搞了暗娼的分布图，根据分布图培训‘小姐’、沟通业主、进行同伴教育。通过我们的工作，安全套的使用率提高了。在美沙酮推广方面，有两个市州搞得比较好，控制了吸毒人群中的感染率。但是，吸毒在国外认为是大脑病变，而我们定性为犯罪，因此一些吸毒人员怕被公安发现，宁肯不要清洁针具，也不服美沙酮，与公安部门的协调还存在一定的难度。总之，我们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感染率，但效果并不理想。”
“据说中央要求打一场禁毒防艾的人民战争……”
“2004年我们就开始打‘人民战争’，但现在仍然是刚刚起步，还在打基础。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社会歧视没有解决。由于社会歧视，造成感染者不愿暴露。老实说，如果我是感染者，我也不敢讲，讲了，孩子、父母、邻居、工作咋办？说是要关爱他们，但关爱只集中在少数人身上，搞的‘花架子’，大多数感染者仍然受到歧视，因此来检测时大量报假名。有个孕妇感染了，医务人员先后4次上门动员她采取措施，进行‘母婴阻断’，以免艾滋病传播给孩子，但她怕被别人知道，叫医务人员们‘滚’！国家对感染者每隔半年要随访一次，但许多假名假地址，即使找到了也不受欢迎。疾病发作后到医院治疗，吸毒人群基本全欠药费，搞得医院也很困难。”
“听说基层有的工作人员在汇报工作时曾哭了起来？”
“基层更困难！一个县两三个人，要搞咨询检测、疫情报告，还要进行随访、到娱乐场所搞行为干预……有个地方的艾滋病科在开会时，科长带头哭，后来全科都哭了……对这个工作我也感到无奈和辛苦，搞了十几年，疫情越来越严重，没有成就感，心里很烦躁，常常爱发火，去年曾交了辞职报告，但是没批准。爱人是搞科研设计的，他问我到底图什么，我只能努力调整自己，用‘救一个人算一个人’的想法安慰自己……我们确实错过了遏制艾滋病蔓延的最好时间，当时不是由于资金不足，而是由于观念上的问题，由于不愿意承认和让人知道我们这里也有艾滋病……”
当然，不仅仅这个省错过了防治最好的时机，在另一个省，我也听到一位卫生局领导说过类似的话，原因仍然是领导们认为这是“社会丑恶现象”，不愿承认，也不愿正视。这应该是中国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
采访扎记
卫生部、国家计委、科技部、财政部1998年制订的《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年）》指出，我国的总目标是：建立政府领导、多部门合作和全社会参与的艾滋病性病预防和控制体系，在全社会普及艾滋病、性病防治知识，控制艾滋病的流行与传播。到2002年，阻断艾滋病病毒经采供血途径的传播，遏制艾滋病病毒在吸毒人群中迅速蔓延的势头；力争把性病的年发病增长幅度控制在15％以内。到2010年，实现性病的年发病率稳中有降；把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控制在150万人以内。
目前规划的进展情况到底怎样呢？
在衡量艾滋病的防控成效时，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艾滋病的监测至今仍然不理想，许多地方还根本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感染者和病人。
美国自1981年发现首例艾滋病以后，便把它列入了法定报告传染病病种，规定所有州及领区都要对患者进行实名报告。1985年美国部分州和领地开始对感染者实行保密实名报告，2000年起所有州和领地都实行了保密实名报告，至2004年全国范围都通过地方法规实施了对感染者和病人的法定报告制度。目前美国疾控中心估计，全美约有感染者和病人104万到109万，其中24％到27％未被发现。根据这种情况，美国卫生部门又规定，自2006年夏天起，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将成为美国人的常规体检项目，新规定适用于13岁至64岁之间的美国人，卫生部门的目标是，使艾滋病病毒检测像胆固醇检查一样平常。
客观而实事求是地估计，按人口比例，艾滋病在我国目前仍然处于低度流行阶段，容易受到艾滋病毒伤害的主要是非法采血、吸毒人群、暗娼、男同性恋以及有多性伴的人，对这些人进行长期、持续、有效的监测是防止艾滋病流行的重要手段。自1995年启动哨点监测后，10年中我国已建立了哨点600多个，但目前这方面还有不少问题。由于社会歧视、错误的“政绩观”以及政府工作效率等问题，我们得到的数据往往是不全面甚至是不真实的。一些认为疫情并不严重的地方，说不定疫情还很严重。我们的病例报告制度还不够科学，常常发生重复和漏报两种情况，而且由于工作上的漏洞，一些被检测出感染了艾滋病毒的人也不知道自己的病情；由于社会歧视、家庭歧视等原因，相当多的人也不愿意进行检测。以十几亿人口计，监测哨点仍然太少，分布又不平衡，监测的多是卫生部门容易掌握的人群，以男同性恋为例，目前便缺乏监测。从事哨点监测的人多是医务部门出身，缺乏从行为学、社会学的角度分析问题的能力。国外医学界从大量病例中证明，艾滋病与性病、结核、乙肝都有密切联系，但我们却缺乏对相关疾病信息的掌握。
河北省衡水市在对艾滋病疫情进行调查摸底时，曾确立了三种调查途径，一是利用血站的采供血记录，查阅资料后再上门调查；二是在在押和服刑人员中进行普查；三是深入大中型医院，通过以往的供血记录搜寻供血者。但真正实施时却遇到了一大堆困难：血站的资料残缺不全，能追到具体人的并不多；服刑人员普查要反复协调多个部门；医院各科室根本不了解供血者情况，得取得幕后“血头”的支持，而“血头”们只认钱……经过努力这些困难一一克服后去到村里，但村民们却不愿意筛查，发现初筛阳性后想进行复查确认，对方竟放出话来，他们家人没病，谁再来抽血，就跟谁拼命！
由于重点人群尤其是高危人群的底数难以摸清，因此邵一鸣、吴尊友等专家认为，目前大量的传染源我们还不知道。
在采访和考察中，还发现，疫情底数难以摸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卫生部门的地方官员有顾虑，他们说，万一查出了很多数量的感染者怎么办？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国家没有那么大投入，地方又穷……有的地方也确实出现过查出来的感染者住在医院里不走的情况，搞得医院叫苦连天。
艾滋病政治是国际多年来研讨的热门话题，但目前我国对这方面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进行研究，对抗艾具体策略的研讨也没有公开化，没有允许不同意见展开平等的论争。信息的真实和公开本来是抗击艾滋病的重要前提，了解真实的情况后，可以让公众防患于未然，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失，但我国由于各种原因，至今仍对公众“封锁”和“保密”，在许多地方信息的公开化和真实性仍然是严重问题。
我国防治艾滋病方面的政策和决策基本上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不管《行动计划》、《上海办法》、《成都条例》都是如此。一旦某个决策受到了高层领导的重视，通过强大的政权力量，落实就比较快，相反就很困难。决策过程不但缺乏充分的数据和严密的科学论证，而且也缺乏社会公众尤其是利益相关人群的参与，以致常常只反映部分人群的利益和价值取向，而漠视了公共利益，漠视了保护弱势群体的原则，有的地方甚至认为吸毒人群、“小姐”、同性恋者都是社会渣滓，根本不应该对他们有什么“关怀”。至于各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不同时期之间政策法规的矛盾和碰撞，以及许多政策规定缺乏配套措施，缺乏操作性等现象，更是司空见惯了。
四川省委党校罗振宇教授等曾对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反歧视政策进行了研究，在他们的研究报告书中指出，我国的艾滋病疫情已处于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的“关键时期” ，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确实存在着“歧视”的问题，包括“心理性歧视”、“道德性歧视”和“政策性歧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法律法规中都反映了这种倾向。为了反对政策性歧视，他们曾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包括：公安部门应取消把把安全套作为卖淫证据的规定，应加强对不使用安全套的暗娼和嫖客的教育并增加相应的打击力度；政府有关部门或受政府委托的有关组织，在向禁毒部门报告之后，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向静脉吸毒者提供一次性清洁针具；采取定点销售的方式向吸毒者提供自毁式一次性注射器，并逐渐停止常规的注射器的生产与销售；对宾馆、饭店、旅社、招待所、公共浴池、游泳池、理发店、美容店、歌舞厅等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进行性病、艾滋病防治知识的教育，每年3次以上组织直接为顾客服务的人员到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性病、艾滋病防治专业机构进行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准予上岗，检查经费由经营单位和个人分别承担，检查出的病人和感染者不应受到歧视，应在他（她）们知情的情况下调整岗位或根据本人意愿离岗治疗等等。
我们虽然错过了艾滋病流行初期最易防治的大好时机，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目前中国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行政力量仍然是最强大的社会力量，这是中国特殊的“劣势”，也是中国特殊的“优势”，只要转变观念、自上而下认真努力，遏制艾滋病蔓延的趋势仍是指日可待的，抗击“非典”取得的胜利即是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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