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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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族的小说,包括清代满族作家的小说作品和20世纪迄今满族作家的小说作品的总和,是中华文化史上引人关注的文化遗产。

    以往,虽然也有一些研究者对曹雪芹之《红楼梦》、文康之《儿女英雄传》、老舍之系列小说等多种文学资料作过专门研究,但将各个时代满族作家及其小说作品作为一宗民族特有的文化遗产和文化现象来加以观照,却不曾有过。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始将满族文学家的艺术活动,作为相对统一的范畴加以探讨。然而,这些工作仍多是止步于对满族文学创作实力的赞叹。至于如何将满族在小说创作上体现出来的一应成就,与满族历史上的民族文化流变相联系来加以考量,与满族曾经普遍接受中原文化而又注意葆有着自己的审美特征相结合来加以探究,其深度的努力则是缺乏的。满族作家在各个历史时期如何选择自己的创作道路、如何在继承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上形成有别于汉族文化传统的审美追求与艺术体验,继而向中华民族的总体文化宝库输送自己独到的、有价值的奉献,就容易被忽略与遮蔽。

    有鉴于此,本书撰写者才着手于“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的研究。为了这一工作,在研究方法上,启用了文艺学、美学、比较文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民族心理学等多重视角,力图将此著作做成既有承继前人持守又有多学科学术创新的能够经得起各方检验的项目。其写作的基本思路是,从我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的现实出发,以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重新发掘和梳理民族文学史上的一系列史料,争取站在21世纪的学术前沿,深入思考各民族之间的文学关系和文化关系,拿出对历史负责对现实负责的学术成果。

    本书试图拥有一定的首创性质。它的意义与价值,或许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认识满族文学的本来面目及其历史作用。

    满族这个民族虽然出现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晚期,却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颇有作为的民族,这不仅体现在政治、军事和社会发展等方面,也在文化和文学方面,有着非同凡响的诸多建树。满族本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是以渔猎为主要经济方式、以原始萨满文化为基本信仰层面的一个发展滞后的民族;随着17世纪前半叶进入中原腹地建立清王朝,中原文化由外到内对该民族做了一番洗礼。然而,满族在形式上接受了汉族文化之时,却在文化的某些内核方面顽强地保留了原本独特的东西,这其中包括在文学上面(特别是小说创作方面)有胆有识地保留了本民族原有的审美趣尚和价值标准。这些趣尚和标准,对于中华文化来说,并非是消极的无意义的,例如它强调文学是用以表达人们性情的,注重保持文学与大众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鼓励文学启用人民群众每日每时所使用的口语白话,推崇通俗晓畅、雅俗共赏的艺术品位……均为中华文化的推进与繁荣,为中国文学由古典和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根本性演进,做了一定的先期准备。这些趣尚和标准是满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积淀,因而发掘其渐被历史烟尘所湮没的文化因子,及考察这种文化因子如何融入中华民族整体文化之中,也颇有意义。

    二,认识满族文学的内在发展规律。

    无论是就清代而言,还是就整个中国古典文学来说,满族文学都是与汉族文学走得最近的一种民族文学,以至于有些论者容易轻易断言满族文学缺少个性,只是汉族文学乏善可陈的附丽物。本书提出的重要论断之一在于,满族文学(特别是满族小说)并非是汉族文学的简单翻版,一方面它确实受到了汉族文学的深刻影响,连表达形式都是汉族样式的,另一方面,它又没有为汉族文学彻底“同化”,依然保持住了自己一些健全的特殊的因素,车转身来,积极地作用于中华文化,营养着中华文化。传统的中原汉族文化体现在书面文学上面,不仅强调着“诗以言志,文以载道”,而且以文言文书写,并伴以大量堆砌佶屈聱牙的经典来引为高雅,使满族这样的文坛的“后来闯入者”相形见绌,无地自容。尽管明代以来白话创作渐趋兴盛,但是作为文学正统的诗歌散文,依然占据主流和正统位置。为了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满族作家们抑短扬长,在用自然流畅的大白话写人的性情、写身边的民俗生活、平凡故事方面别开生面,开辟了新的文学天地。从曹雪芹到文康再到老舍,满族小说家们有着自己的“别样追求”,也完成了自己的“别样奉献”。

    三,认识中华各民族在历史上的文学关系。

    不同民族在文学与文化上的近距离交往,古已有之,清代的满汉文学暨文化交往,是其中突出的一例。满洲昔日身为文化后进民族,以武力冲击进入中原,置身于汉族先进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自身文化传统是否会就此“断裂”的危机,是严重的;古今中外文化后进的民族在以武力征服文化先进民族之后,其在文化上被所征服民族之先进文化所吞没的案例屡见不鲜。在满汉文化交往的历史上,可以看到满族曾经大幅度地接受汉文化,基本上放弃了自身的民族语言,运用汉族文学样式来写作。但是,文化史的演进道路又是错综复杂的,清代的满洲民族优秀作家们,于无奈之下,却终于走出了与汉族文学“和而不同”的艺术路径,为后世的文化研究者提供了对民族文化交流互动课题深入思考的空间。由此可以想象的是,在民族文化上的近距离交往过程,弱势民族并非总是毫无作为可以施展,只要充分焕发起自身的个性期许与聪明才智,调动起自身文化深层的生命活力,扬长避短,仍然能够使自己的文化获得新的自信和自立,从而与更为先进的民族文化去做彼此有益的双向互动。

    设若把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大致做一下归拢,则可包括:

    一,对满族小说创作领域代表性作家、批评家的基本扫描与个案研究。其中重点关注的作家包括清乾隆年间的曹雪芹、弘晓、敦敏、敦诚、永忠、和邦额、庆兰;清代后期的文康、西林太清、裕瑞、石玉昆;清末民初的松友梅、冷佛、穆儒丐;20世纪的老舍、王度庐、赵大年、叶广芩等,对他们在小说发展史上的创造性劳作,均给予细致的分辨和诠释。

    二,破析满族小说的产生及其与民间文化的关系。满族全民对于叙事文学的异常偏爱(萨满文化中瑰丽多姿的叙事传统以及民间长篇“说部”宏大叙事的艺术习尚),与清代满洲全民族对“稗史”类作品的亲近(明末清初满族对汉族历史小说的翻译热潮、清代满人创作小说的迅猛崛起、“子弟书”对中原长篇叙事韵文缺失的填补与丰富),是对汉族文学一向以诗文为“正宗”而斥小说写作为“不登大雅”的积极反拨。在中华文学史上,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各领一代风骚,满族则对清代小说的勃兴起到了重要作用。清代的审美习尚与满族的审美习尚密切相关。

    三,对满族小说风格的研究及其文化底蕴和渊源的挖掘。满族小说作家在文学的雅俗关系上面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俗”,即在通俗平易的描述中见出大“雅”的情趣与追求,通过大俗来接近大雅。同时,满族小说家秉承本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在小说创作中展现出举重若轻、闲适优雅、幽默调侃、泪中见笑等气质习性,为中华文化的整合构成输送了诸多重要的新鲜元素。

    四,充分注意满族作家们写小说,重在表现民族精神传统,体现出诸多与汉族作家不同的价值取向。例如《红楼梦》体现出的进步的女性观,与汉族文学一向将女性认作“祸水”截然相反,是和满族萨满教传统中多推崇圣洁女神形象相关,也和满族民间长期保持尊重女性的习俗有关。

    五,重视满族小说的悲剧情怀与文化积淀。满族小说作家在创作中,擅长以悲天悯人的人生况味来描写本民族的历史命运以及个人胸中的块垒。曹雪芹的《红楼梦》即以“悬崖撒手”的决绝谱写了“盛世之哀音”,打破了大团圆式的“否极泰来”书写模式;清末民初的满族小说家和后来的老舍,更是不断推出一幕幕震撼人心的社会悲剧,深入状写历史的沧桑更迭与个体的生存无奈,使中国小说有力地突破了中原叙事模式中的“大团圆”书写。

    六,探讨满族小说家在创作中,充分运用和信赖口语白话,为汉语的白话文写作展示了广阔前景。中国现代文学最初兴起的白话文运动,有效地借助了清代及近代满族小说家们的写作经验。

    七,对满族小说与北京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予以辨析。满族小说作家以北京为写作“热土”,作品大量呈现“京味儿”特色,为我国“京味儿”小说的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

    八,关切到满族作家的小说写作,往往与百姓喜闻乐见的其他门类艺术相结合,体现出小说与北方曲艺、戏曲等样式的有机合流。

    九,论述了满族小说与中国近代文化的现代转型。长期以来人们有个错觉,以为腐朽的晚清不可能出现新鲜的文化种子,而事实上当时的文学中关于现代性的因子已有呈现。清末民初满族报人小说家们在传播新思想、开拓言论空间上曾经明确发挥作用,亦以创作实践呼应了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的主张。

    十,诠释了满族小说的当代发展态势及其对于建构和谐社会的关系。通过对于当代满族小说地图的描绘,发掘其作为中华文学总体的一分子,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补苴罅漏、补充输血的功能。

    本书的撰写重点,放在了满族小说家们的基本艺术选择与中原汉族文学的关系方面,既体现出满族小说与汉族小说的“同”,也体现出满族小说与汉族小说的“异”;既要阐释汉族文化给予满族小说创作的重要影响,也要阐释满族小说创作与中原汉族文化的不同点,阐释满族小说创作回馈给中华文化的多重价值所在。当然,本书撰写当中的难点也在这里,由于满族作家多是一些接受汉族文化修养比较充分的文化人,汉族文化影响对他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不熟悉满族文化满族文学的来龙去脉及其根本,就很难有理有据地将满、汉文化的不同之处剥离开来,也很难从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角度把问题说得清楚。

    《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的主要观点和着力阐发之处在于,选取清代及20世纪这两个典型的历史背景下,选取满族与汉族,这样人口一众一寡、文化积淀差异甚大的两个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为案例,总结出一些以往不被人们所重视的经验教训:

    一,清代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过程,同时,也是文学由近代向现代过渡的一个培育萌发新种子的准备阶段。满族作为这一历史时期文化交流场域上的来自于“异文化”的一员,十分活跃地介入其中,向当时的小说创作与发展提供了民族文化的崭新元素,为中国古典文学的辉煌结束和新文学的健康问世,推出了自身特殊的奉献。

    二,民族文学的生成与发展是一个漫长而不断变化着的历史进程,任何民族的文学,都是与其他民族文化及文学交流的客观结果。在我国,民族有大有小,所有民族的文学,都要在相互交流和彼此砥砺之下才能繁荣起来,没有任何民族的文学可以不在接受其他民族文学营养的情况下自我壮大。就满族和汉族文学而言,先有汉族文学施积极影响于满族文学,而后满族文学则将自身某些优长回馈于汉族文学,在双方各自获益之下,中华文化的宝库便更加完善和充实。

    三,与文化先进的民族做充分的文化交流,对小民族来说并非只是一种丧失,更非灭顶之灾,后进的小民族只要焕发起自身的文化睿智和文化自信,同样可以把交流变成一个互动的过程,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弱势一方也可以将自己文化里面有价值的一面充分展示出来,向强势的一方输送自己的文化优长,以达到文化互赢之目的。

    四,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是由古往今来所属各族群共同创造的,通过对“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课题的研究,可以对这一历史性的结论获取更加新鲜和切近的体会,增强对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各个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认识,有益于我国社会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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