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张老师本名张梦九，是我祖父的同窗好友，就因为这点关系。他待我特别的亲切。生我那年，祖父已死了六年。老张老师教书法和国语，国语只承担一部分任务，他教我们学普通话。正式课文由小张老师讲。现在还记得老张老师教普通话时专注的神态和洪亮的音调，有一段普通话他宣读的异常有韵味：“盆儿呀，罐儿呀，我的老婆伴儿呀。”每当他抖动着胡子念到这一段，学生们就哄堂大笑。我是班上最顽皮的学生之一，老张老师有一只手有六个指头，家乡人叫他“六指”，在大姆指的一侧，多出一个小型的指头。他在黑板写字时，“六指”总是颤颤摇摇的，十分活泼。有一次，老张老师在教室里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忍不住用手摸了摸他的“六指”。老张老师回过头来，我已装作没事人似的端坐着。但老张老师看看身后几个学生，断定是我干的恶作剧。他对着我说：“史焕文的孙子，站起来！你又在胡日鬼。”我乖乖地站起来，低头默认了。老张老师让我说说为什么对他的“六指”发生兴趣，我说：“我以为它没有知觉。”“没有知觉就该作弄它？”我说：“我常常摸我奶奶的脖子后面的两个瘊子，奶奶说没知觉。”引得同学们又笑了一阵。老张老师让我坐下。他回到讲台上，对大家说：“记住，嘲笑人的生理缺陷最没出息。”父亲后来听说我干的恶作剧，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领着我到老张老师当面赔罪。老张老师让我临颜体字，说：“你祖父喜欢颜真卿的宇。他说写颜体字，能使人的性子稳重点。”老张老师一眼看出了我缺乏这种气质。
现在我来说说小张老师。小张老师总是板着冷冰冰的面孔，他的面孔仿佛是琉璃的，挂不住任何表情。也刻不出皱纹。人瘦小，但很精干，走路不出一点声音。他立在人的背后，好半天，你都觉察不到。穿着一身家做的布衣裳，总是干干净净的。他讲语文课，要求每个学生绝对会背，每天早自习期间，全班学生轮流到他的住处背课文，每天有十来个学生。小张老师头朝外躺在被窝里，谁都不知道他是醒着，还是真睡着。他仰面朝天，两只耳朵支楞着，让人感到他即使沉入梦多，耳朵也是醒着的。过早谢顶的发光的头颅冲着学生。像一个没有五官的脸，油亮油亮的，比他那有五官的面孔还要可怖。枕头旁边有一盒印泥，还有一枚用粗石笔刻的“图章”，背完之后，由学生自己在课文题目上面盖上章，谁也看不清上面刻的什么，因此谁也无法仿制。有一次。一个学生只背了课文的头尾，正准备离开，小张老师咳嗽一声，说：“站到一边去！”有时候，他轻轻地打着呼噜，学生以为他睡得很沉，背完后，拿起“图章”多盖了几十章，小张老师突然从被窝中伸出手来，把学生的手抓住，说：“站到一边去！”每天早晨总有两三个“站到一边的”学生，看着小张老师慢腾腾地起床、穿衣服、洗脸、漱口，然后
小张老师坐在椅子上抽水烟，一袋、两袋、三袋，一句话不说，之后，他拿起戒尺，让这几个学生伸出手，一个个把手平放在桌面上，他挥起戒尺往下抽打。不过两三下，学生不但手心红肿起来，手背关节处也被打出了血。打完以后，小张老师一句话不说，一挥手让学生离开。我被他这样惩罚过一回，手至少痛一个礼拜。记得我伸出右手，小张老师说：“换成左手。”他知道。挨过打的手几天不能握笔写字。他似乎还有几分人性。每天晚上两节自习中间，老师轮流带领学生在院子里唱《月明之夜》、《麻雀与小孩》等流行歌曲。一高小的枝址是文庙，老师站在丈成殿前的祭礼仪台上跟大家一块唱，一百多个学生清脆细嫩的歌声特别动听，夜深人静，全城（城周只有三里十八步）都能昕见。小张老师值班时，从来没有看见他站在大成殿前面一次，他总在学生队列的后面，悄无声息地走着，照例咳嗽几声，发挥他的镇慑作用。有时他根本不到场，叫老校役点一根香头，放在西厢房的窗台上，让人相信，他正站在这里抽水烟，学生们一看见点着的香头，真觉得香火头旁边有一个憧憧的人影，便规规矩矩，不敢造次。我高小毕业的那年，小张老师到太原兵工厂干事去了。兵工厂厂长张书田是他本家。他们都是神山村（诗人元好同晚年的别墅所在地，神山又名遗山）的人。
想不到1943年，我到陕南城固上西北大学时，又见到了九违的小张老师。阎锡山的兵工厂在城固设了一个分厂，专造轻机枪和步枪，小张老师担任这个厂的代办。我到城同的不几天，由一位小同乡（西北大学学生）带我去叩见这位令人难忘的老师。分别七八年，他的面貌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琉璃般的面孔闪内发光，穿着家制的旧白布衫，仿佛还是多年之前穿的那一件。我和他握手时，感到他瘦小的手仍然是非常的有力。使我痛苦的想起他曾经打我手板时的狠劲儿。
我在城同那三年，每逢春节，照例跟几十小同乡一块去看望他。他管辖的办公室里有一位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的小老乡，人非常厚道，请我们吃点心和水果，他就住在狭窄的办公室。兵工厂这个主要办公处所原是十旧式的戏台，隔成许多小房子，我们常常来这位当职员的小同多的房子里聊天。
1946年二月，西北大学掀起了学生运动，进入四月，面临失败的局面，国民党的青年军和特务把小小的城固城控制了起来，校方把我看作是幕后策划者之一。中共地下党组织通知我，夜里不要回自己的宿舍住，最好找十安全地方躲一躲。
这天黄昏，我去找那个西北工学院毕业的小同乡，委婉地说明我的处境，想在他的住房内借住一夜。我对他说，第二天我就要离开城固。他说当然可以，不过先得向张代办打个招呼。过了不一会，他回来，皱着眉头，对我说，张代办希望我另找地方，说，“这是军事要地，从来不留宿外人。”这个忠厚的同乡对我说：“他张代办的为人还不清楚吗？只懂我们太冒失。”他同我缺不缺路费，我说不需要。但他还是硬塞给我一点钱。当我走下戏台时，小张老师似乎特意走出他的办公室，立在门口，像是跟我打招呼，又像不是，眼神冷冷的。我打他面前走过时。没有看他。我知遭，他要亲眼看着我离开才放心。
第二天中午，城固全城戒严，我不幸被捕。国民党的一伙军警特务押着我从兵工厂的门口经过，我因拒捕，额头被枪托砸得血淋淋的。兵工厂门口哑静地立着一群人，有一个西大外交系一年级的女学生，看到我的脸血糊糊的，哇地哭起来，从
人群中冲出来朝我招手，几天前她在集会上朗诵过高尔基的《海燕颂》。我看见小张老师正站在大门口，他当然看到了我。听到女同学的哭声，我止不住地哭喊了一声：“再见！”我望见小张老师僧厌地皱着眉头。我不知道小张老师当时心里想些什么，是后悔没有留我住一宿呢。还是庆幸没有跟我讲个“暴徒”发生干系……，而我，真正地悔恨自己，昨天竟然那么糊涂！
几十月以后，听说小张老师升任这十厂的厂长。从此，我没有再见到过小张老师。但总觉得他仍悄无声息地立在我的身后，我是个决不回头看的人，只希望他咳嗽一声，真的走到我的面前来。他的琉璃面孔上，是不是仍然没有一点儿属于人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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