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尚：大器晚成的百家宗师

    姜尚（前1128—前1015），字子牙，又称姜太公。他辅佐了西周三代君主，一生业绩非凡，几千年来一直备受人们的推崇和爱戴。姜尚是齐国的缔造者、齐文化的创始人，是周文王倾商、武王克殷的首席谋主、最高军事统帅，以及西周的开国元勋，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也是最负盛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历代典籍都公认他的历史地位，儒、道、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并尊他为“百家宗师”。

    姜尚姓姜，氏为“吕”。在上古母系社会时期，孩子随母姓，考“姓”字为“女”加“生”可知，“姓”为母系社会的产物。后来，男性社会地位提高，出现了跟着父亲姓的。父亲的姓叫“氏”。再后来，人们即有“姓”，也有“氏”。春秋战国之后，“姓”与“氏”才逐渐合二为一，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姓氏”。

    姜尚生活的时代虽然已是父系社会，但他还是随其母姓姜。据说，姜尚的祖先常辅佐大禹江水，立下大功，受封于吕（在今河南阳西），所以以吕为氏，后人于是也叫他吕尚。

    姜尚刻苦研习天文地理、军事谋略，研究治国安邦之道，是一位很有才能、很有抱负的人。但在商纣王的残暴统治下，他怀才不遇。为生计，他曾经在朝歌城里宰牛卖肉，在孟津街头开店卖酒。光阴似箭，一晃姜尚就成了七十多岁的老人，而抱负仍然不能实现。后来他听说西方周文王思贤若渴，便来到陕西岐山脚下、渭水河边，等待机遇。

    关于姜尚遇文王的经过，《史记》上有两种说法：一说姜尚假装在蟠溪钓鱼，期待着文王来临。这一天，文王出来打猎，路过蟠溪，见到正在垂钓的姜尚，两人搭上话，越谈越投机。姜尚滔滔不绝地谈论着自己安邦治国的见解。文王无比钦佩，高兴地说；“您正是我祖上太公掸父所盼望的圣人呀！”从此姜尚又得了个“太公望”的别号。文王与姜尚同车而归，封姜尚为太师。另一说文王暗中集聚力量，企图反商，被崇侯虎发觉，报告给商纣王。纣王大怒，把文王抓起来关进梦里（今河南汤阴县北）。文王手下的大臣散宜生和闳夭知道姜尚很有本事，请他来，三人商议出一条妙计：搜寻美女、骏马、珍宝献给纣王，表示周对商的“忠诚”。贪婪的纣王果然中计，释放了文王。文王回国后拜姜尚为师。

    姜尚给文王出主意，首先“修德以倾商政”。商纣王贪酒好猎不得人心，周文王便禁酒止猎，争取人心；商纣王肆意压榨百姓，人民困苦不堪，周文王则实行“裕民”政策，即有节制地征收租税，使人民有些积蓄，产生努力生产的兴趣。

    商纣王招诱奴隶，引起其他小国的怨恨，周文王就制定一条“有亡（奴隶逃亡）荒（大）阅（搜索）”的法律，意思是：奴隶逃亡就大搜索，“谁的奴隶归谁，不许藏匿逃亡奴隶”。这样，大大提高了周在诸侯国中的地位。甚至虞、芮两国之君为争田地打官司，都愿跑到周来解决，因为他们都承认周文王是“仁人”。

    天下诸侯听说此事，都认为周文王是“受命之君”，有40多国归顺了周。接着，姜尚替文王筹划向周围发展势力。周依次“伐犬戎”、“伐密须”、“败耆国”、“伐邗”、“伐崇侯虎”，这些都见于《史记·周本纪》。周原甲骨中还有“伐蜀”、“征巢”的记载，可见周不但向西，而且向南开拓疆土，势力直达江汉流域。

    文王死后，武王继位，尊姜尚为“师尚父”，即“师之，尚之，父之”的意思。姜尚辅佐武王伐纣。出师前，卜龟兆，不吉利，又赶上风雨暴至，诸侯们都很恐惧，只有姜尚认识到机不可失，坚决劝武主起兵，果然弄得商纣王措手不及，周灭掉了商。武王占领殷都后，把纣王储存在鹿台的钱和储藏在钜桥的粮散发给穷苦的百姓，并且为商朝的忠臣比干的墓添加封土，还释放了被纣王囚禁的箕子。这些主张深得民心，它们大多出自姜尚。

    周取代了商，武王为有效地统治幅员辽阔的疆土，采取“封建亲戚，以屏藩周”的政策。姜尚被封为齐侯，都营丘（今山东临淄县）。姜尚赴齐国，走得很缓慢。这天，他住在一家客店里。店里的人对姜尚说：“我听说时机是难得而易失的，您睡得这么安稳，大概不是赴齐国的人吧！”姜尚听罢，连夜起床登程。黎明时分，他来到营丘，正赶上莱国夷人进攻营丘，姜尚及时击退莱人。这件事说明，姜尚虽然是开国元勋，但他没有居功自傲，能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姜尚治理齐国，能够根据当地的情况，采取简单适宜的政策，充分利用傍海的自然条件开发鱼盐资源，发展工商业，使人民安居乐业，使周朝在东方的统治得到了巩固。

    商鞅：勇为变法殉道的改革家

    商鞅（约前390—前338），本姓公孙，因后来在秦为政有功被封于商，世称商鞅，又叫公孙鞅或卫鞅。公元前361年，商鞅离开魏国到了秦国。公元前359年实施“变法”，创立中国历史上较有成就的第一次政策“改革”。后来由于得罪权贵被车裂而死。

    商鞅的先祖可以上溯到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康叔被周武王分封到朝歌之地，建立了卫国。卫国在春秋时期还有一定的实力，后因大国争霸，越来越衰弱，到战国时已沦为魏国的附庸了。公孙鞅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日渐衰败的王族中，他不是嫡长子，只能以公子的身份生活在魏人与卫人的夹缝里。国运的衰微与家道的沦落使他在少年时代便胸怀大志而发愤读书。

    公元前361年，在魏国久未见擢的公孙鞅，离开了自己生活多年的桑梓之邦，带着自己经常研读的《法经》，赴秦国去了。此时的秦国，献公刚刚去世，新即位的孝公年轻气盛，他目睹一些重臣权贵终日声色犬马无所事事，自己的父亲尝试着进行了一些变革，虽有效果但没能彻底改变贫穷积弱的状况，而魏、赵、楚等国又一个个虎视眈眈。自己的先祖不也曾立过撼世的霸业吗？今日的秦国为什么不能恢复到穆公时期那种称霸西戎、一匡诸侯的气势呢？这位新即位的国君，感到再也不能坐视这种局面继续下去了。人才，乃强国之要。因此，孝公下了一道求贤令，广招天下的贤士英才。公孙鞅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来到秦国的。

    公孙鞅来到秦国后，通过孝公宠臣景监的关系求见孝公。孝公接见了他，想听听他的治国之策。

    通过几次的会见、交谈，孝公决定起用公孙鞅，把振兴秦国富国强兵的重任委托于他。公孙鞅在分析了秦国的形势后，准备推行法家的治国之术来整饬秦国的朝纲，严明法纪，改变当前贫穷积弱的局面。要做到这些，首先必须改变秦国旧有的法令制度、陈规陋习。他把这种想法向孝公陈述，正与孝公不谋而合。

    贵族甘龙对孝公说：“臣不以为如此。圣人不改变人民的风俗习惯便能实行教化，智士不改变原有的法规便可达到大治。按旧有的习俗去教化，不用劳神费思便可成功；按原有的法规去治理，官吏们得心应手，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公孙鞅严词反驳道：“甘龙大人所言，未免太流于世俗了。只有寻常之辈才会拘于旧有的习俗，只有亦步亦趋的人才会像书呆子般恪守教条。这两种人去做官守法还可以，却不是可以与之讨论成法之外的道理的人。三代的礼法不同，却依次称王；五霸的令规各异，也先后成霸。贤能之士会适时变更礼法，不足成器之徒才墨守成规拘于旧礼！”

    公孙鞅压倒了甘龙的气势，但另一个贵族杜挚却发难了，他在孝公面前说：“没有百倍的好处，不改变旧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改造旧器具。师法古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礼没有什么偏差。”公孙鞅听了这些，对孝公道：“治理天下不能死守一法，欲利国家不能只学古制。因此，商汤周武没有拘于旧礼王道大兴，夏桀殷纣没有更改礼法身败国亡。由此可见，反对古制的人不应该非议，遵循古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赞美！”

    公孙鞅的旁征博引，驳得那些旧贵族哑口无言，也深深打动了孝公的心。孝公变法的决心越来越坚定，终于在公元前359年，任命公孙鞅制定变法律令，向全国颁布了第一道新法——《垦草令》，并由此拉开了一场大规模变法的序幕。

    《垦草令》颁布了，但仍然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即如何取得全国百姓对新法的信任。

    一天，秦国雍都城市场的南门口，聚集了一大群人。在人群中竖着一根三丈多长（合今日二丈余）的木头，一位军士大声宣布着：“如果哪一位能将这根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将赏给他10金（金是计量单位，每金相当于24两）。”话音落了，四周围观的人面面相觑，无人相信。这样唾手可成的事，竟然会重赏10金，会不会有诈？官府以前总是不把答应百姓的事当回事儿。等了良久，没有人出来扛那根“昂贵”的木头。军士马上又宣布：“如果有人把它扛到北门，赏他50金。”这下更让围观的人惊诧不已了。人们窃窃私语，仍在猜疑，这时，一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从人群中走出，二话没说，一口气把那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等候发落。军士立刻取来50金赏给了他。在众人羡慕与惊异的目光中，小伙子喜不自禁地离去了。这事一传十、十传百，不几日秦国的百姓都相信官府言必信，行必果了。

    这一幕原来是公孙鞅设计的。他深深地知晓欲要变法必先取信于民，做到上情下达、令行禁止。看到这个目的已经达到，公孙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

    这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变法措施，有效地刺激了秦国生产力的发展，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力量。新法实行了近20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国内安定，一派祥和。秦国的力量迅速增强，在诸侯中地位也日渐增高。前343年，周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前来贺喜。孝公恢复穆公霸业的梦想已不再是遥遥无期的神话了。

    为了奖赏公孙鞅，孝公即封给公孙鞅15个邑的地方，作为对他的奖赏。这15个邑包括商（今陕西商县东南）、于（今河南内乡县东）等地，公孙鞅从此被人称为“商君”，后来人们也就呼其为商鞅了。

    几年以后，秦孝公身染重病突然逝去，太子驷继位，是为秦惠王。惠王从小受教于公子虔、公孙贾等人，他的执政，无疑在商鞅的头上笼上了一层不祥的乌云。果然，惠王即位不久，公子虔等人便控告商鞅谋反，怂恿惠王说：“如今国内妇孺知道的都是商君之法，却不知道是大王之法。商君做了人主，大王却为人臣。大王难道忘了当年商鞅对您的处罚吗？”惠王本来就与商鞅有隙，经公子虔等人一挑拨，怒从心头起，发了一道诏书，宣布商鞅谋反，派士卒四处追捕，悬赏捉拿。

    商鞅闻风逃到边关。一天，他打算在一家客店住下，身上却没带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主人不知道他就是商君，对他说：“按商君之法，客人没有证件我们是要受连坐的，请您另投他处！”商鞅听了，仰天长叹，逃到魏国边境，要求在那里留下，魏王听说是曾经以诈而胜公子印的公孙鞅，便不愿接纳。无奈之下，商鞅只好另谋出路。魏人得知后，认为他是秦国缉捕的罪犯，如果不把他送回国，会招来麻烦，便派人把他送回去。他一踏上秦地，就感到山穷水尽、走投无路。返秦后，乃逃回自己的封地，聚集封邑内的部属邑兵，北出击郑（今陕西华县），摆出了拼死一搏的姿态。惠王发兵来攻，商鞅寡不敌众，兵败逃至彤地（今华县西南），被秦军捕获。

    公元前338年的一天，在彤地，一群秦军士兵将一片地方围了起来，权作刑场。秦惠王下令：车裂商鞅。但见一声令下，五辆马车拉着犯人的头与四肢朝五个不同的方向拉去。刹那间，犯人的躯体被撕裂成五块。为秦国变法图强立下了大功的商鞅，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

    商鞅虽然死了，但他创立的新法并没有被废除，它早已在秦国扎下了根。他的变法，改变了秦国的社会风俗，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刺激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力量，秦国的力量迅速壮大起来，奠定了日后逐鹿中原一统六国的基础。商鞅的变法思想及变法措施被后人整理成以他的名号命名的《商君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诸葛亮：鞠躬尽瘁的百世贤相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号卧龙，三国时期蜀汉的丞相，他足智多谋，用兵如神。他的故事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诸葛亮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丞相之一。

    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自小失去双亲，由当时任豫章太守的叔叔诸葛玄将他和弟弟带到任上代为抚养。不久，诸葛玄因受排挤而离任，带着全家投奔了他的好友——荆州的刘表。诸葛亮17岁那年，诸葛玄去世，从此，诸葛亮就在隆中开始了“躬耕陇亩”的生活。

    青年时代的诸葛亮十分刻苦好学，研读了很多历史书籍，而且非常自信，常常以春秋战国时代的名臣管仲和乐毅自比。当时的许多俗人并不理解这位奇才，纷纷嘲笑他自不量力。但是有一些有识之士却从这个谈吐优雅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不同凡响之处。有一个叫庞德公的人，善于品评人物，与诸葛亮见了几次面，就对诸葛亮佩服得五体投地，兴奋地称之为“卧龙”。当地的一些青年名士，如崔州平、徐庶等人，也都和诸葛亮一见如故，成了好朋友。

    随着诸葛亮结交的名士越来越多，“卧龙”的雅号也渐渐流传开来。有一个叫黄承彦的老名士，平时脾气古怪，很少把别人放在眼里，但对诸葛亮却十分赏识。他有一个正当妙龄的女儿，天资聪颖，极有文才，就是人长得难看。尽管如此，黄承彦仍将这个女儿视若掌上明珠，不肯轻易许人。自从认识诸葛亮后，他就一心想让诸葛亮做自己的女婿，但他却不知诸葛亮看不看得上自己这个丑女儿。于是有一天他试探诸葛亮道：“听说相公正打算娶妻。老夫有一爱女，长得不算好看，但是聪明能干，明白事理，论才倒正与相公匹配。”这时候的诸葛亮不但才名远扬，而且他身高八尺，相貌堂堂，黄承彦让女儿嫁给诸葛亮，虽说出于爱女心切，却实在有点不自量力。谁知诸葛亮对于婚姻大事的见解也不同于流俗，听完黄承彦对女儿的介绍后，他觉得这样的才女确实难得，于是一口应允了这门送上门来的亲事。就这样，皮肤黝黑、头发稀疏的黄氏之女成了诸葛亮的妻子。以后的事实证明，诸葛亮的这一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其貌不扬的黄夫人在生活中给了诸葛亮不少助益，成了诸葛亮不可缺少的贤内助。据说后来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也是从夫人那儿受到的启发。

    刘备屯兵新野时，徐庶为幕僚，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刘备三访其庐，诸葛亮才与其相见，并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即占据荆、益二州，联合孙权对抗曹操，统一天下的建议。诸葛亮深得刘备的赞赏，自此成了刘备的主要辅佐之臣，后助刘备败曹操于赤壁，平定益州，使蜀与魏﹑吴成鼎足之势。

    诸葛亮在川期间，主要依靠从荆州带来的旧属，同时注意笼络原来刘璋部下和益州豪强大族。诸葛亮对出身贫寒而有才干的士人，也大力拔擢，被称赞为能尽时人之器用。他法令严明，赏罚必信。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建立蜀汉，诸葛亮受任丞相、录尚书事。章武三年（223），刘备病笃，临终托孤于诸葛亮。刘禅继位后，诸葛亮以丞相辅政，又领益州牧，封武乡侯。

    诸葛亮执政后，首先要办的第一件大事是恢复与东吴的外交关系。刘备死后，东吴一方面继续向魏称臣，一方面尚未拿定主意怎样对蜀，仍陈大军于蜀的边境。诸葛亮派尚书邓芝出使东吴，说服孙权与蜀联合，与魏断绝关系。

    当时，南中诸郡在刘备东伐之时，受东吴策动而叛乱，严重威胁蜀汉后庭。诸葛亮与东吴恢复邦交，切断了南中的外援。经过两年调养，诸葛亮上书后主，决心平定南中叛乱。建兴三年（225）春，诸葛亮率大军兵分三路征伐南中。在此次战争中，诸葛亮对叛军首领孟获采用攻心战术，七擒七纵，使其心悦诚服。平叛战斗结束后，诸葛亮将南中四郡分为六郡，叛乱中心建宁郡被分得最细，起用大量土著大姓为官吏，达到不留军队、不运粮草，又能治理该地的目的；征调南中“青羌”万余家入蜀，以其青壮组成骑兵五部，号称“飞军”，设立庲降都督，掌管南中军政。是年腊月，诸葛亮率军回到成都。

    建兴五年（227），诸葛亮上《出师表》于后主，率军至汉中，准备北伐。他先在汉中练兵约一年，然后北攻。魏南安（治甘肃陇西）、天水、安定（治甘肃济川）三郡当即降蜀。魏明帝亲赴长安督战，以曹真督关右诸军，采用以防守为主的战略。诸葛亮先扬言要由斜谷道攻取郿县，并使赵云、邓芝率一军据箕谷（今陕西褒城西北）为疑军，诸葛亮率主力西攻祁山。参军马谡领一军为先锋，驻街亭。马谡指挥不当，大败于魏军，丟失街亭。蜀军失去前进的据点，只好退回汉中。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上书自贬三级，以右将军身分行丞相之职。

    建兴六年（228）冬，魏军三路攻吴，关中空虛。诸葛亮再次率军北伐。蜀军此次出大散关，围攻陈仓二十余日不下，粮尽而退。建兴七年（229），诸葛亮第三次率军北伐，蜀军西向，取魏武都、阴平二郡而回，诸葛亮复任丞相。

    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第五次北伐，以大军出斜谷，据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南40里）。此次出兵，诸葛亮事先与东吴约好同时攻魏，但东吴迟迟不发兵，迄至五月，孙权才派陆逊、诸葛瑾率兵屯江夏、沔口（今湖北汉口），进攻襄阳，孙权自己则率大军围合肥新城。对此，魏明帝的策略是先挫败东吴。他亲率水军东征，让西守的司马懿坚守不战，让蜀军粮尽自退。当孙权得知魏主的意图后，认为己方成了主战场，吃了亏，即令全线撤军。诸葛亮鉴于以往的教训，分兵屯田，打算久驻。

    不久之后，积劳成疾的诸葛亮一病不起。后主刘禅派尚书仆射李福前去探望，并询问国家大事。诸葛亮在病榻上对李福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死以后，蒋琬可以接替。”李福接着问：“蒋琬之后，谁可接替？”诸葛亮说：“费祎。”再问，诸葛亮不作回答。李福走后才几天，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军中，终年54岁。

    魏征：堪为人镜的千古谏臣

    魏征（580—643），字玄成，唐初政治家，在“玄武门之变”之前，被太子建成任命为冼马之职。太宗即位后，因为其杰出的才干，被太宗拜为谏议大夫。他以敢于直谏出名，被世人誉为“前代伊臣一人而已”。魏征前后陈谏之事多达二百余件，曾有“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流传后世的政治谏言。

    魏征出身于书香世家，年轻的时候家庭生活十分清贫，但魏征胸怀大志，总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他刻苦读书，勤奋学习，在学问和政治才干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时正值隋炀帝荒淫无道，天下英雄豪杰纷纷起兵反隋之时，魏征先是参加了起义军，但又觉得看不清楚天下大势，心中茫然，不知所从，便出家当了道士，以避一时之乱。后来，另一支起义军的首领李密非常赏识他，就立即派人把他请来，让他掌管军中的文书。

    在李密的军中，魏征的地位很低，他没有任何发言权。当时，李密的瓦岗军声势浩大，占领了隋朝最主要的粮仓——河南的洛口仓、回洛仓和黎阳仓，开仓救济饥民，使起义军发展到了全盛阶段。然而，隋朝大将王世充据守洛阳，与起义军展开了生死搏斗。魏征清醒地看到了起义军中的许多不足，曾经主动进谏说：“起义军虽有重大胜利，但伤亡也很大，军中费用紧张，储备有限，且赏罚不均，不宜同隋军硬拼硬打。目下之计，在于深沟高垒，以待敌军粮尽，等敌军撤兵，再行追击，可获大胜。”李密决定速战，大军列营而不设垒，被王世充火攻加袭击，惨遭失败。经此一役，瓦岗军彻底覆灭，李密被迫率残部投降了李渊，李密开始尚受重用，后来渐被冷落。李密心有不甘，又到洛阳一带招抚旧部，重新起兵，反对李渊。不久，李密兵败被杀。

    魏征认为李唐政权较有前途，就向李渊请求前去招抚李密的旧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他在征得了李渊的同意之后，以国君之礼葬了李密，并为李密撰写了《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把他比做垓下失败的项羽，意即虽然失败，也还是一位大英雄。魏征如此评价李密，竟不怕李渊的追究，对李密，他也不以屡次拒纳正确建议为忤，而是实事求是地描述他的一生。他的这种态度和精神，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赞扬，并没有人指责他背叛李密，投降李渊。

    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征既有才华又有才能，就把他找来，给了他一个管理图书经籍的小官，叫做冼马。在这一阶段，魏征虽有文名，实际上并未发生多大的作用，只是给李建成提过一个建议，让他带兵去攻打不堪一击的刘黑闼，既可建立军功，又可暗结豪杰，太子听信了他的建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李渊平定天下之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弟弟齐王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李世民也知道魏征既是李建成的心腹，又非等闲人物，就立刻诏见了他。李世民责问他说：“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呢？”魏征没有巧言机辩，而是据理回答，他说：“各为其主，如果太子早听信了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我忠于李建成，又有什么错呢？管仲不是还射中齐恒公的带钩吗？”

    李世民听他说得既坦率又有理，尤其他举出了管仲射小白的历史故事，自己不能显得没有气度，就赦免了他，并封他为主簿。

    李世民即位为皇帝不久，就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这是个很奇特的官，它既无足轻重，又重要无比；它既无尺寸之柄，但又权力很大，不过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听还是不听。唐太宗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表现了唐太宗对他的才能的认可，以及对他的信任和尊重。后来魏征升任为尚书丞，就更能方便随侍皇帝左右，时时处处提醒规劝皇帝了。

    在治理国家的整体方略上，魏征主张宜快不宜慢，宜急不宜缓。唐太宗即位之初，天下初定，百废待兴。一天，他问魏征：“贤明的君主治理好国家也该需百多年的功夫吧？”魏征不同意他的想法，他认为：“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就像声音立刻有回音一样，一年之内就可见到效果，三年见效就太晚了，怎么要等百年才能治好呢？”尚书仆射封德彝认为：“自古以来，人心江河日下，日趋奸诈，秦用严刑，汉用霸道，都没把人心教化成功，魏征想用这些满是书生气的话来治理国家，那必然败亡。”魏征则针锋相对地说：“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像饿极了的人要吃东西一样，来得更快。如果人心是如流水一般向下堕落，今天的人也都成了鬼怪，还谈什么治理国家呢？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事在人为，而不是人民是否可以教化。”唐太宗听从了魏征的意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只过了三两年，唐朝就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

    魏征还主张取信于民，不要朝令夕改，这样会得罪于民，让人无所适从。唐太宗原定政策是18岁的男子才能参加征兵服役。有一次，为了多征兵戍边境，唐太宗要求16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应征，魏征不同意。按照当时的规定，皇帝的命令要等与会的大臣全部签字以后才能生效，魏征认为这个法令与唐朝以前的法令相冲突，而且过于苛刻，屡次拒签。唐太宗很生气，当面责怪他阻挠皇帝的命令，魏征回答说：“涸泽而渔，焚林而猎，是杀鸡取卵的做法。兵不在多而在精，何必为了充数，把不够年龄的人也弄来当兵呢？况且这也是失信于民。”

    唐太宗问自己是否有失信于民的事，魏征列举了一大堆的例子，证明他办了不少出尔反尔、失信天下的事，把唐太宗弄得张口结舌。最后，唐太宗不得不同意了魏征的意见。唐太宗知道自己很容易受情绪的左右，他就提醒周围的大臣注意纠正他偏激的决定，并把批评朝政制度化。他建立了前朝所没有的新制度，即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种制度不仅能够保证谏官、史官及时了解朝政的内幕使得有所劝谏，还起到了一定的监察作用，使宰相及其他官员不敢谎报政绩。制度还规定，在会议之上，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如有不对之处，谏官可当面指出，予以辩论。再者，史官也了解皇帝大臣的许多情况，根据第一手材料写出起居注，对他们也是一种监督。可以说李世民确实是一个真正的明君。

    在使用人才上，魏征主张在不同的时期要对德才有所取舍。他对唐太宗说：“在天下未定之时，用人的标准是重视才能，不可过多地考虑他的品德操行；天下平定以后，则非德才兼备不可用。”在魏征的影响下，唐太宗“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有一次，他还主动地对魏征说：“选择任用官吏，是不能轻率马虎的。用一个君子，那么君子就会纷纷而来；用一个小人，那么小人也就会钻营投奔而来。”

    当然，唐太宗是人不是神，对魏征的劝谏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愉快地接受，有时是既恨又怕，甚至还想干脆杀掉他！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好的鹞鹰，自己非常喜欢，就把他驾在手臂上玩，远远地看到魏征来了，十分紧张，赶紧把鹞鹰捂在怀里，怕魏征看到或是听到。其实呢，魏征早就看到了，他为了不让唐太宗贪恋声色犬马，就故意没完没了地禀奏公事，估摸着鹞鹰差不多憋死了，他才离开。等魏征走了，唐太宗赶忙从怀中取出鹞鹰，拿起一看，鹞鹰早已被闷死了，这使唐太宗十分窝火又有话说不出来。

    魏征年老病重，太宗遣医送药，使者相望于道路，来往不绝，并和太子一起去他家探望，把衡山公主许配给他的儿子魏叔玉。魏征去世后，太宗命朝中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悼文刻于石上。太宗对他思念不已，他跟左右的大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逐亡一镜矣！”这恐怕是历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高的殊荣了！

    范仲淹：忧国忧民的北宋好宰相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又名朱说，祖籍陕西彬州（今陕西省咸阳市彬县），生于苏州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

    范仲淹的父亲范墉博学多才，曾任北宋武宁军节度掌书记，在范仲淹两岁时就去世了。范仲淹的母亲谢氏贫苦无依，带着年幼的范仲淹远嫁给山东淄州长山县的朱文瀚，范仲淹因此改名朱说。范仲淹长大以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便辞别母亲，独自前往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书院，拜在名儒戚同文门下。戚同文言传身教，常常告诫学生“人当以行义为贵”，对后来范仲淹节俭奉公、居职清廉的政风有很大影响。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赴京赶考，金榜题名，进士及第。不久，范仲淹出任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司理参军，专管狱讼。范仲淹到任后，不畏权势，根据事实，清理了一些陈年积案，深得当地百姓的爱戴。

    天禧五年（1021），范仲淹被调往泰州海陵西溪镇（今江苏省东台县附近），做盐仓监官，负责监督淮盐贮运转销。范仲淹发现当地多年失修的海堤已经坍圮不堪，农田民宅屡受海涛威胁。他上书给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重修一道坚固的捍海堤堰。张纶奏准朝廷，调范仲淹做兴化（今江苏省兴化市）县令，全面负责治堰。天圣二年（1024）秋，范仲淹率领通、楚、泰、海（今连云港西南）四川民工4万余人，正式开始动工。但工程开始不久便遇上暴风雪，接着又是一场大海潮，吞噬了100多民工的性命。此时反对之声骤起，不少人认为“堤不可复”。但也有些官员力主范仲淹之议，于是决定继续开支修堤。而恰在此时，范仲淹的老母去世，他不得不离职居家守丧。但范仲淹人在家中，心系海堤，他不断写信给张伦，申明筑堤利害。终于，在天圣六年（1028）春，一道长达150余里的海堤竣工，横亘于黄海滩头。往年受灾流亡的数千民户又扶老携幼返回家园。人们都感激范仲淹，都把这道海堤称做“范公堤”。

    范仲淹十分关心国家大事，为政期间他向朝廷上了一份长达万言的建议书。他建议朝廷能选择贤明之人做州郡长官，举荐有成绩的人担任县令，排除社会上游闲懒惰势力，淘汰冗员，消除过度奢侈，严格选举制度，培养将帅以加强边防。他还提出一条十八字方针：“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这里包含了他整顿吏治、加强国力的改革思想。他的建议深得当时朝中执政者的重视。

    天圣六年，时任朝廷副宰相的晏殊举荐范仲淹为秘书阁校理。范仲淹入朝以后，勇于直谏。当时仁宗皇帝年已20岁，但朝中军政大事，却凭刘太后一手处置。满朝文武屈于太后的虎威，不敢有异议。范仲淹闻知后，立即上书批评这种现象，要求太后还政于仁宗。范仲淹因此触怒太后，被贬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一带）通判。三年后刘太后死去，范仲淹被召回京师，任右司谏。此时，山东半岛与淮河、长江流域一带干旱和蝗灾蔓延不绝，灾情越来越重。范仲淹上书要求采取措施拯救，仁宗派范仲淹前往江淮安抚灾民。范仲淹一到灾区，便不顾旅途辛劳，立即开仓赈粮，治病救人，很快取得成效。救灾任务完成后，他又呈上《救弊十事》疏，针砭时弊，范仲淹的建议部分被朝廷采纳，收到了很好效果。明道二年（1033）他因参劾宰相吕夷简获罪，出知睦州（今浙江建德）。

    几年后，范仲淹转任苏州知事。在苏州期间他又积极治理苏州水患，兴办学校。景祐二年（1095），范仲淹以苏州治水有功，被召回京，拜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并获天章阁侍制的荣衔。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调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康定元年（1040），西夏王李元昊率兵入侵，范仲淹被任命为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接着又改为陕西都转运史。不久，他又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负责防御西夏军务。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被调回京师任命为副宰相。宋仁宗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政局。范仲淹与韩琦等人总结了自己从政多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宋仁宗赞同，并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北宋政治局面焕然一新。

    范仲淹的改革也遭到了朝廷中大批守旧派官僚们的反对，他们对新法阳奉阴违，互相勾结，对范仲淹等人恶意诽谤。庆历五年（1045）初，曾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和富弼被撤去军政要职，实行仅一年有余的各项新政，也先后纷纷取缔。范仲淹被调做那州（今陕西彬县一带）知州。这年范仲淹已近58岁，边塞的严寒威胁着他的健康。皇佑元年（1049），范仲淹被调往杭州做知州，他出资购买良田千亩，让其弟找贤人经营，收入分文不取，成立公积金，对范氏远祖的后代子孙义赠口粮，对婚丧嫁娶也均有资助（有俸禄的官员除外）。这种善举感动天下，全国范姓人民视范仲淹为圣贤而敬之。皇佑三年（1051），范仲淹又移任青州，这里的冬寒加重了他的疾病。第二年又调往颍州，他坚持扶疾上任。但只赶到徐州，范仲淹便在当年五月二十日溘然长逝，享年64岁，葬于河南洛阳伊川。范仲淹死讯传开，朝野上下一致哀痛，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北宋皇帝闻讯后难过万分，追加范公为兵部尚书，并亲书褒贤之碑，谥号“文正”。

    范仲淹的文学素养很高，写有著名的《岳阳楼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千古名句。他也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词作，如《渔家傲》、《苏幕遮》等，苍凉豪放、感情强烈，为历代传诵。范仲淹一生勤奋、清廉、正直、无私，他的为国为民的思想影响了千千万万人，熔铸成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包拯：铁面无私的执法青天

    包拯（999—1062），即包公，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他的父亲曾任朝散大夫，死后追赠刑部侍郎。良好的家庭教育逐渐把小小的包拯培养成为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他少年时便以孝而闻名。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只有28岁的包拯考中了进士。可是父母身患重症，几经医治均不见效。包拯不忍远去为官，执意要留在家中照顾自己的父母。他的孝心受到了父老乡亲们的交口称颂。几年后，直到双亲相继去世，守孝完毕，包拯才在亲友们的苦苦劝说下为官，期间长达10年之久。包拯对父母的孝敬，直到今天也被大家引为表率。

    包拯先任天长（今属安徽）知县，后又升为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两任满后，他刚正清廉的英名已经传遍天下，因此调到了京城，任殿中丞，后来又历任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副使、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并最终做了开封知府。这是个很重要的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市长，在整个国家中的地位是很显要的。

    包拯任职期间，时刻留心民间百姓的疾苦，而不是每分每秒都只顾看着上司的脸色、猜度上司的心思，这是包拯和许多官吏（包括贪官污吏）的最大区别。在包拯担任三司户部副使期间，他常常不辞辛劳，深入下层体察民情，救民于水火之中。江南地区有一年遭遇旱灾，百姓们饥饿得难以生活。包拯了解到情况后，立即下令开仓放粮救济，以解燃眉之急。开仓放粮是件大事，如果按照当时的惯例，必须事先奏请皇帝，等批准以后方能打开粮仓救济百姓。但是当时情况紧急，就算派人将文书连夜马不停蹄地送到京城，再等待批示下来，估计至少也要几个月的时间，到时候百姓不知又要被饿死多少。所以，包拯一边派人急奏朝廷，一边果断地作出决定开仓放粮，终于使很多百姓免于灾难。

    还有一次，宋仁宗因实行食盐官营专卖制度，出现了很多的弊端。由于工作非常辛苦，食盐极为沉重，致使很多的差役、士兵、牲畜都不堪重负。人们纷纷寻找机会逃亡他乡，牲畜也常常累得倒地而亡。食盐供应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也影响了人民生活。但当皇上派人来了解情况时，地方的官吏们为了讨好上级，虚报政绩，以利升迁，不仅隐瞒了灾情，置人民生命于不顾，还纷纷称赞其为好事。包拯知道后，连忙给皇帝写下了奏章，请求废止官营专卖制度，让商贩们自由经营，国家可以收税增加收入，这样就可以双方获利，百姓也方便。并且要求立即追纠不法官员谎报、瞒报的行为，并予严惩。皇帝被他的这种大公无私的行为感动了，采纳了他的建议。新的食盐通商法施行后，国家的收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很多，人民也拍手叫好，不再为吃盐而犯愁了。后来的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沈括也对此制度赞叹道：“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

    包拯的声名流传极远，已到了塞外。根据《甲申杂记》的记载，西羌的于龙呵在归顺宋朝后，对宋神宗说：“我平生最仰慕包公，他是朝廷的忠臣，我现在既然已经归顺汉族朝廷，就请求陛下赐我姓包吧。”神宗很高兴，于是赐他姓名“包顺”，“顺”即归顺的意思。

    心中时刻记着人民的人，人民也会时刻记着他的名字，并且这种记忆是永久的，载入史册的，这就是流芳百世。包拯去世后，宋仁宗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前去吊唁，还派专使护送灵柩回到合肥，安葬在合肥城东50里的大兴集，这对大臣们来说是难得的殊荣。现在的包公祠有一副对联：“理冤狱，关节不通，自是阎罗气象，赈灾黎，慈善无量，依然菩萨心肠。”这副对联，极其准确地总结了包公无私爱民的品格。

    中国的历史和民间，一直流传着“包青天”的名字，人们亲切地称包拯为包公。包拯以他的执法公正无私、不畏权贵、敢于替民做主而深得人们的爱戴。如今，包公已经成了清廉正直官吏的代名词，外地的游客到了合肥，都要去看看包公祠，怀念这位名垂千古的人民“公仆”。合肥市南门外的包孝肃公祠，即后人为纪念他的英明而建的，祠旁还专门凿了一眼井，百姓称之为“廉泉”。清朝人李国蘅说：“孝肃祠旁之井为廉泉，不廉者饮此头痛。”后人称赞包公“正气大名留宇宙，道直千秋同岳峙”。

    刘基：足智多谋的明初名相

    刘基（1311—1375），字伯温，温州文成县南田人（旧属青田县）。元末明初军事家、政治家及诗人。刘基才智卓绝、料事如神，深富文韬武略，在历次的主要战役中出奇谋、划妙策，协助朱元璋平定各股叛乱势力，并于军政、财务等各方面为新王朝建立了完备的制度，开创了明初的第一个盛世。

    刘基生于元末，自幼聪敏，长大后博览群书，因而才干、学识大大长进。他胸怀救时济世之志，于23岁考中进士，投身仕途。当时的元政权，君主昏庸，官吏腐败，民不聊生。刘基目睹这种危机四伏的时局，并不气馁，仍以国事为重，清廉刚直，效命朝廷，忠于职守，总想为国家民族干一番事业，可是在元代民族歧视严重的官场上，他并不得志。刘基26岁出任江西高安县丞，长期充任江西行省椽史、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浙东元帅府都事、行省枢密院经历之类，从七品、七品小官，后来一度当上从五品的行省郎中，但旋即仍以七品的资格改授处州路总管府判，浩然之气受到抑制。加上此时农民起义已风起云涌，他面对现实，逐渐认识到元朝灭亡、改朝换代已成必然之势，于是在48岁那年弃官在家乡武阳隐居。

    至正二十年（1360），朱元璋军下金华，定括苍，仰慕刘基的名声，盛情邀请他出山。这时刘基已50岁，应邀前往金陵（南京），进献“十八策”，论天下安危，朱元璋大喜，专设礼贤馆款待。从此，刘基成了朱元璋的主要谋士，宏才大略得到施展。

    被朱元璋聘至应天（南京）充任谋臣后，刘基针对当时形势陈时务“十八策”，提供了好几个关键性的军事策略，如先灭陈友谅，与张士诚、方国珍暂时妥协，避免两线作战、各个击破的建策，为朱元璋采纳。朱元璋先后攻灭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势力，多按刘基的计策行事。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自立为吴王，刘基为太史令。至正二十七年（1367），刘基升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又为朱元璋谋划制定北伐灭元方略并得以实现。其间刘基共参与军机八年，筹划全局，有定策之功。洪武三年（1370），刘基封诚意伯。

    按运筹帷幄的功绩，刘基理当入公，但最初封公的六人为李善长、徐达、常茂、李文忠、冯胜和邓愈。这些人除常遇春之子常茂是追封外，其他都是最早追随朱元璋出生入死，征战疆场的“哥们”。尽管朱元璋对刘基“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但那是有所请教，是一种姿态而已。可能是出于一种自卑和自大混和的心理，身为文盲老粗的朱元璋对文化人有一种内心的反感，尽管刘基以及陶安、秦从龙、朱升、范常等文人对朱元璋平定天下起的重要作用丝毫不亚于厮杀战场的武将。

    不过，刘基虽才华盖世、胸有韬略，但他心地至诚，性格正直刚烈，嫉恶如仇，天下太平之后，也根本不适合混迹于官场，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洪武三年，朱元璋欲任命他为丞相，刘基的回答是：“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唯明主悉心求之。”

    即帝位后的朱元璋心态开始发生变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所有帝王的一贯思维，只不过在朱元璋那儿更变本加厉，更刻薄寡情。本来第一个要收拾的是独揽大权的丞相李善长，因为李嫉恨刘基，朱元璋就选择刘基充当杀手。“太祖以事责丞相李善长，基言：‘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太祖曰：‘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顿首曰：‘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

    第二年刘基就请退告老还乡了。刘基虽归老于乡，但朱元璋疑忌之心很强，人不在身边反觉难以掌控，更欲除之而后快。刘基也知道朱元璋对他不会就此放心的，所以他的儿子留京为官，算是人质。而且朱元璋每年岁暮都将退休的刘基之子琏、宋濂之子允载、叶琛之子永道、胡深之子伯机等召去京师，接见于便殿，嘘寒问暖，“亲加训诲，燕语如家人”。故此，退隐后的刘基异常低调，“唯饮酒弈棋，口不言功”。

    《明史》记载有这样一件事，青田县令因久仰刘基大名，想瞻仰一下尊容，“邑令求见不得，微服为野人谒基。基方濯足，令从子引入茆舍，炊黍饭令。令告曰：‘某青田知县也。’基惊起称民，谢去，终不复见。”即便如此，刘基最终还是未逃脱朱元璋的算计。

    朝廷方面，李善长为朱元璋所忌，已经自动退休，胡惟庸与李善长同乡，因李的举荐而成为丞相。其实，早在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曾就李善长外另一丞相人选问题征询过刘基的意见，刘不看好胡，评价道：“譬之驾，惧其偾辕也。”胡惟庸因此对刘基怀恨在心。后来终于在朱元璋暗助下得到了一次报复的机会。

    当时瓯、闽间有一条狭长的地域叫淡洋，该地区是盐贩、盗贼聚集的地方，方国珍便是从这起兵反叛的。刘基委托儿子刘琏上奏，建议在该地区设立巡检司以控制管辖该地，使那里的刁民无机可乘、不能互相勾结或胁迫戍边士兵一道出逃反叛。胡惟庸使刑部尚书吴云弹劾刘基，反指淡洋踞山临海，有君王之气，刘基想要谋取作为自己的墓地，当地百姓不答应，便想要在那里设置巡检司为难当地民众，才导致该地区形势迅速恶化。

    朱元璋不置可否，只是命令下传此文让刘基知晓。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也是一种胁迫，如果没有合适的反应，谋反的罪名就会临头。刘基于是只好赴京亲自上朝拜见朱元璋，但朱元璋又全然不过问此事，刘基既不能辨白，又不敢离京。不久便发病了。此时胡惟庸携带补药前来探望。刘基吃了胡惟庸拿来的药后，顿时感到有如拳头大小的石头般的硬物堵塞在胸口。刘基又利用空闲时间奏明了朱元璋，朱元璋依旧不过问。又过了三个月，病情更加恶化。朱元璋派人前去问候刘基，得知他已不能起床了，便让他乘坐传送公文的船返回青田家乡。不久后，一代奇才便这样去世了。

    刘基通经史，晓天文，精兵法，他以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开创明朝并尽力保持国家的安定而驰名天下，后人将其誉为诸葛武侯。朱元璋也多次称刘基为“吾之子房也”。刘基在文学上也有较高的成就，与宋濂、高启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

    林则徐：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

    林则徐（1785—1850），福建省侯官（今福建闽侯）人，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瓶泉居士。清朝后期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因禁毁鸦片而被誉为中华民族抵御外辱过程中伟大的民族英雄，史学界称他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出生在一个下层封建知识分子的家庭，少时聪颖，4岁开始读书，7岁开始练习写文章，13岁获得乡试第一，14岁中秀才，20岁中举人。这种不同寻常的进步，既有先天的条件，又有后天的磨炼。林则徐幼年、少年时代，接受了母亲的影响，从母亲那里接受了节俭、勤劳、仁义、待人温厚克己的品德，使他一生受用不尽。

    嘉庆十六年（1811），林则徐会试中选，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开始进入了官场。嘉庆二十五年（1820），林则徐外任浙江杭嘉湖道，他积极甄拔人才，建议兴修海塘水利，颇有作为。道光二年（1822），林则徐到浙江受任江南淮海道，未履任前曾署浙江盐运使，整顿盐政，取得成效。林则徐受到道光皇帝的宠信，很快跨入官场上青云直上时期。道光三年（1823），林则徐提任江苏按察使。在任上，他整顿吏治，清理积案，平反冤狱，并把鸦片毒害视为社会弊端加以严禁。

    此后林则徐先后任陕西按察使、江宁布政使、湖北布政使、河南布政使、江苏巡抚等职。这一期间，他兴修水利，察看灾情，救灾办赈，对农业、漕务、水利、救灾、吏治各方面都做出过成绩，“一时贤名满天下”。另外，林则徐还对清王朝的财经政策、贸易政策提出异议，反对一概禁用洋钱，并第一次向道光帝提出了一套自铸银币、建立本国银本位制度的主张。这是中国近代币制改革的先声，也是适应政治经济形势变化，保护本国工商业者，保护民族经济独立发展，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先进思想。

    道光十七年（1837），林则徐升湖广总督。面对湖北境内每到夏季大河常泛滥成灾，林则徐采取有力措施，提出“修防兼重”，使“江汉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一处漫口”，对保障江汉沿岸州县的生命财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林则徐整饬吏治，严惩贪赃枉法，在总督任内，保持“一切秉公办理”的作风，是当时官场中最廉明能干、正直无私并最受群众爱戴的好官。

    鸦片问题逐渐成为政治性争论问题之一。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曾向朝廷上奏，请求严禁鸦片。未等皇上批示，他就开始在全省厉行禁烟，收缴烟土、烟膏与烟具，并配制“断瘾药丸”供人戒烟，成效卓著。随后他又一道奏折，力陈烟禁特别是杜绝鸦片来源的重要性和禁烟方略，举棋不定的道光帝认识到严禁鸦片的迫切性、必要性和可能性，接受严禁主张，决定禁烟，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粤查办禁烟。

    进入广州之前，林则徐先弄清广州受鸦片毒害情况，查找各家烟馆，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于道光十九年（1839）抵广州，会同邓廷桢等传讯十三行洋商，责令转交谕帖，命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并具结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他还严正声明：“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但外商拒绝交出，经过坚决的斗争，林则徐挫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鸦片贩子，收缴全部鸦片近2万箱，约237万余斤，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

    “虎门销烟”是我国近代史上反帝斗争中的光辉一页，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第一个伟大胜利。这一壮举，严厉地打击了外国鸦片贩子，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长了中国人民的斗志。

    “虎门销烟”后，英国殖民者不肯放弃罪恶的鸦片贸易，而且蓄谋要用武力侵略中国。林则徐在广东一边禁烟，一边积极备战，修建炮台，拉拦江木排铁链，招募渔民编成水勇，屡败英军的挑衅，取得九龙之役、川鼻官涌之役等反击战的胜利。道光帝盲目骄傲，下旨停止英国贸易，于1840年1月授林则徐任两广总督。鸦片战争爆发后，定海失陷，琦善到广州，与林则徐反其道而行之。在英侵略者威胁利诱下，琦善擅自签定割让香港，赔偿烟价600万元的《穿鼻草约》，但他却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林则徐。林则徐抗英有功，却遭投降派诬陷，被道光帝革职，“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道光二十五年（1845）开始，朝廷重新起用林则徐，调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在任滇都时，他提出整顿云南矿政，鼓励私人开采，提倡商办等主张，这反映出他的思想中包含着萌芽中的资本主义思想。道光二十九年（1849）林则徐因病辞归，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道光三十年（1850）清政府为进剿太平军，再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理广西军务。在赴任途中，林则徐暴卒于潮州普宁县行馆，终年66岁。

    林则徐从政40年，历官13省，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虽然作为封建官吏，他存在“忠君”思想，镇压过少数民族起义，但在中华民族面临沦入半殖民地的紧要关头，他挺身而出，“置祸福荣辱于度外”，坚决实行禁烟，抵抗外国武装侵略，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林则徐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民族工商业，这是他一生活动和思想的主流。林则徐不愧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民族英雄。

    曾国藩：晚清中兴第一名臣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居武，号涤生，谥文正。湖南湘乡人，晚清中兴重臣，湘军创立者和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帅。

    曾国藩出生在湖南长沙湘乡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天坪村）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祖父自幼教育他们“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人以懦弱无刚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曾国藩从小发愤图强，6岁入塾读书，8岁随父学“五经”，14岁应童子试，22岁考取秀才，28岁中进士。初授翰林院检讨，道光二十六年（1846）充文渊阁直学士，次年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因母丧在家。这时太平天国的起义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武装不堪一击。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革命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曾国藩在同乡儒生罗泽南的帮助下，先建立起一支数千人的队伍，然后逐渐扩大。曾国藩十分了解清朝八旗兵、绿营兵的腐败，因此，他在组建队伍时，首先注意从平民当中招募士兵，决不引进官僚子弟；其次他十分注意宗族关系，把军队组建成一个血缘家庭性质的组织，以增强战斗力。这批军队就是湘军。

    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率湘军出战，在岳州与太平军接触，可结果却是一战即溃。曾国藩出省时共有湘军1万人，水、陆军各5000人，连其他人等共1.5万多人。岳州一战后，水师被彻底击垮，几乎全军覆没。曾国藩此前从未尝过失败的滋味，经受不住这种打击，便投水自杀，幸亏被手下士兵所救。曾国藩羞愤交加，下大力气整顿湘军。过了三个月，再战岳州，终于攻陷。随后，经过激烈的争夺，曾国藩又攻下了武汉。总算雪了岳州失败之耻，曾国藩情绪高涨起来，说道：“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道光五年（1855），曾国藩进逼九江。这时，太平天国起义军开始认真对付曾国藩了，派石达开为统帅，大举向西增援。石达开是一位智勇双全的著名统帅，他设计把曾国藩的水师诱入鄱阳湖，再堵住湖口，打败了敌军，焚烧了战船。

    曾国藩看到自己苦心经营的水军又一次化为泡影，连自己的坐船都被烧掉了，羞愤交加，再次投水自杀，所幸这次又被部下拉住。

    石达开打败了曾国藩这支在当时看来生气勃勃的军队，太平军又打破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军事上威震全国，大有夺取全国之势。可就在此时，太平军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为争权夺利相互残杀，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等著名将领先后被杀，两万多精锐死于内乱，石达开又带十万精兵出走。太平天国军从军事上的全盛时期走向了军事上的下坡路。这对曾国藩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机会。

    曾国藩趁机再夺武汉，并在与陈秀成激战后夺取了安庆。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受命为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有了更大的指挥权，派三路军马进攻：李鸿章自己率淮军由上海进攻苏南，曾国藩率主力进攻天京，左宗棠进攻浙江。由于太平军士气低落，战斗力大大下降，所以连吃败仗。再加上英国“常胜军”的支持，无锡、常州、苏州等地连续失陷。同治三年（1864年），洪秀全在绝望中死去。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作战的12年历程中，并非一帆风顺，他数次战败，还有一次因害怕李秀成的大军袭来而数日悬刀在手，准备一旦失败，即行自杀。他虽然忠心耿耿，还是屡遭疑忌。在第一次攻陷武汉之后，捷报传到北京，咸丰帝大为高兴，赞扬了曾国藩几句，但咸丰身边的近臣说：“如此一个白面书生，竟能一呼百应，并不一定是国家之福。”咸丰听了，默然不语。

    曾国藩也知会遭人疑忌，便借回家守父丧之机，带着两个弟弟（也是湘军重要将领）回家，辞去一切军事职务。过了近一年，太平军进攻浙江，清廷恐慌，又请他出山，并委他兵部尚书头衔，使他拥有了军政实权。不久，慈禧太后专权，认为满人无能，就重用汉人，这为曾国藩掌握大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

    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被授予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政的权力，巡抚提督以下均须听命，不久又赐以太子太保头衔，兼协办大学士。自此以后，曾国藩在清廷中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曾国藩激流勇退的方式进一步获得了清廷的信任，取得了大权，在进攻太平军胜利以后，他仍然小心翼翼。由于曾国藩的湘军抢劫吞没了很多太平军的财物，使得“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天京（南京的旧称）人财两空，朝野官员议论纷纷，左宗棠等人还上书弹劾。曾国藩既不想退出财物，也不能退出财物，在进京之后，忙做了四件事：怕权大压主而退出了一部分权力；怕湘军太多引起疑忌而裁减了4万湘军；怕清廷怀疑南京的防务而建造旗兵营房，请旗兵驻防南京，并发全饷；盖贡院，提拔江南士人。

    这四策一出，朝廷上下果然交口称誉，再加上他有大功，清廷也不好再追究什么。此四件事反而显示出了他的恭谨态度，更加取得了清廷的信任，清廷又赏以太子太保头衔，赏双眼花翎，赐为一等侯爵，子孙相袭，代代不绝。至此，曾国藩荣宠一时，光宗耀祖。

    自太平军起事那天，湘军在当时就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攻破天京以后，曾氏兄弟的威望更是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曾国藩不但头衔一大堆，且实际上指挥着30多万人的湘军，还节制着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和左宗棠麾下的楚军；除直接统治两江的辖地，即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之外，同时浙江、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也都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湘军水师游弋于长江，掌握着整个长江水面。满清王朝的半壁江山掌握在他的手中。在攻陷天京前后，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是自己今后命运的关键。他令攻克金陵的“首功之臣”、统有5万嫡系部队、被清廷斥为“骤胜而骄”的老九曾国荃挂冠归里。又裁湘军12营，同时将赴援江西的江忠源、席宝田两部一万余人和鲍超、周宽世两部两万余人均拨给沈葆桢辖制。这样，曾国荃部下仅剩几千人了。这三条措施，正中清朝廷的下怀，因而立即一一批准。

    曾国藩之所以成为所谓的“圣相”，“圣”就“圣”在他是封建道学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曾国藩极为推崇程朱理学，并且深入研究，提出新的理论，认为做学问就是为了恢复人性，就是恢复天地间的“理”和“气”，使人这一正气的凝结物载以封建道德的灵魂。

    李鸿章：畿疆门户，洋务领袖

    李鸿章（1823—1901），本名章桐，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安徽合肥人。中国清朝末期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淮军创始人和统帅。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道光年间的进士。李鸿章少年聪慧，6岁时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道光二十五年（1845—1846）投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道光二十七年（1847），李鸿章考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

    咸丰年间，太平军起事，李鸿章和父亲李文安回乡办团练，组织淮军。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屡立战功，赏加按察使衔。因功高遭人忌妒，于咸丰九年（1859）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充当幕僚。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李鸿章受曾国藩之命，回乡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率领首批淮军约9000人抵沪，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次年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40年生涯。

    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加强淮军装备，扩充实力，不到半年，淮军就迅速扩军至50个营，约2万人，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此后，李鸿章率领淮军连攻克常熟、太仓、昆山无锡等地，协助湘军攻克天京。太平天国灭亡后，李鸿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进剿捻军。捻军覆灭后，清廷开复李鸿章迭次降革处分，并赏加太子太保衔，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在湖广总督任上，因成功调解天津教案，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同治十一年（1872），加授武英殿大学士。自此，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秉政达25年，参与了清政府有关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成为清廷倚作畿疆门户、恃若长城的股肱重臣。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李鸿章不仅建立了一支用西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是清朝洋务运动的领袖之一。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在松江、上海创办洋炮局。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创建了江南制造局（今上海江南造船厂）。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出任直隶总督后，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同治十一年（1872）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其后，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的发展。

    在领导督办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李鸿章也着手建设海军。当时，列强对清朝的威胁主要来自海上。从19世纪70年代起，李鸿章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中法战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覆败，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光绪十一年（1885）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李鸿章利用这个机会，建成北洋水师。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000余人，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爆发甲午战争，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北洋舰队损失惨重。最终，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北洋水师覆灭。光绪二十一年（1895），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于会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因此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三月十三，《马关条约》签字。《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掀起维新变法的高潮。

    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鸿章代表清廷在莫斯科与俄皇尼古拉二世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此后，李鸿章率随员先后访问德、荷、法、比、英、美、加诸国，由于系亲身游历，他对西方社会制度产生由衷的赞叹，并在演讲中一再大声疾呼：“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回国后，面临方兴未艾的戊戌变法运动，他慨然以“维新之同志”自许。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慈禧一再下令捕杀康、梁余党，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却说：“我决不做刀斧手。”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为收拾八国联军之役的残局，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万两。签约后两个月，被李鸿章倚为强援的俄国再度发难，提出“道胜银行协定”，试图攫取更大权益，并威逼李鸿章签字。李鸿章气恼交加，呕血不起，临终时“双目犹炯炯不瞑”，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完了他78岁的人生历程。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在清朝走向穷途末路的过程中，李鸿章凭借他独特的外交手腕，代表清政府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为挽救清朝危局，促进国家变革图强付出了重要的努力。李鸿章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眼中，他被视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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