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浪漫诗人始祖

    屈原（约前339—前278），名平，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位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离骚》、《九歌》、《天问》等诗篇，开创了楚辞新体，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积极浪漫主义的艺术传统。

    屈原出身于楚国贵族，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屈原从小就非常聪明，读书很多又十分勤奋，以至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能过目不忘，口才也很好。更重要的是，他十分关心天下大事，有理想，有远见。

    屈原年轻时，家道已萧条冷落，和楚王的亲属关系也已经比较疏远。但他毕竟跟楚王同姓，加上才华横溢，又有良好的口才，因而有条件在楚王左右侍奉。后来，屈原由文学侍臣擢升为左徒，从而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

    屈原熟悉历史，明察现状，深知拥有着悠久而灿烂的文化、广袤而富饶的土地的楚国有统一天下的条件，并早已立下了帮助楚怀王实现统一的宏愿。为了实现理想，他向楚怀王提出，外交上楚国必须联齐抗秦，采取“合纵”政策，即首先与齐国结军事联盟，然后再与赵、魏、燕、韩四国联合起来，共同抗击强秦。楚怀王觉得屈原的分析很有道理，便采纳了这一建议，结果使楚国的地位迅速提高。楚怀王很高兴，对屈原更为信任和器重，便对屈原委以重任，让他在内政方面进行改革。

    屈原年轻得志，平步青云。他踌躇满志，自信有楚怀王的支持，定能继承祖业，确立法制，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使楚国蒸蒸日上，富强起来。他一心为内政改革而日夜操劳，但他没想到一场灾难即将降临到他头上。他不知道，他的才干、他治国理民的卓越成绩，虽受楚怀王的信任，却也引起了怀王周围的腐败贵戚和宠臣的嫉妒；同时他制定贯彻的宪令，虽有利于强国富民，却限制了那些腐败贵族的特权，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和仇恨。楚国有权有势的王族、贵戚、幸臣中嫉妒、仇恨屈原的人形成了反对屈原的包围圈，他们勾朋结党，暗中密谋，处处找茬陷害屈原。有一次，怀王命屈原秘密草拟法令，稿子尚未写完，一个上官大夫想夺过来看，遭到屈原拒绝。这位怀恨在心的上官大夫跑到怀王面前搬弄是非，诬告屈原不守机密，说外面所有的人都知道此事正在议论纷纷呢！还说屈原自夸功劳，说离了他屈原，法令是没人能提出来的。楚怀王听信谗言，从此开始厌恶、疏远屈原。

    公元前304年，秦以割让600里土地为诱饵，诱惑楚国与齐国断绝关系。当秦后来指着地图赖账，说当初讲的是6里而不是600里时，楚怀王得知上当，一怒之下发兵攻秦，由于齐国不愿支援楚国，楚国连吃败仗，楚王这才后悔放弃屈原的“合纵”政策，便重新起用屈原，并恢复与齐国的外交关系。秦国灭楚之心一直不死，虽不敢公然发动侵略战争，暗中却经常用贿赂手段拉拢楚怀王的宠姬郑袖和宠臣子兰，楚怀王终于在他们的怂恿下，娶秦国美女，建立姻亲关系。此时，屈原极力反对，却遭怀王的免职。秦国进一步邀请楚怀王去秦国会盟，屈原看透了秦国的欺诈阴谋，对楚怀王极力劝阻，怀王不但不听，反而把屈原流放到汉北。

    惨遭流放的屈原，满怀忧国忧民的愁绪，来到汉北边境处。屈原一面与当地乡村百姓们一起耕田种地，一面研究当地的民间歌谣，他常常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心中的波涛巨浪终于凝成了千古绝唱《离骚》。《离骚》全诗373句，近2500字，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抒情长诗。在《离骚》中，屈原哀叹人民的多灾多难，哀叹自己的生不逢时，反复倾诉他对楚国命运的关怀，表达了要求革新政治与腐朽贵族集团势力斗争到底的强烈意志。诗中运用美人香草的比喻、大量的神话传说和丰富的想像，形成绚烂的文采和宏伟的结构，表现出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这对后世文学有深远的影响。

    果然不出屈原所料，秦楚会盟只是秦国设下的圈套。楚怀王一到秦国，秦王便断了他的后路，并把他软禁起来，逼他割让国土，楚怀王再也无法返回楚国，终于因忧愤致病去世。怀王的儿子楚襄王继位后，屈原也从流放中被召回。由于楚怀王入秦是子兰怂恿去的，屈原也为此议论了子兰的这个错误，这也引起了子兰对屈原的仇恨。子兰唆使上官大夫等人在楚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楚襄王听信了群臣的谗言。于是，屈原再次遭遇流放。

    面对楚国的内忧外患，惨遭流放的屈原内心非常焦虑。江南一带许多地方是无边无际的草原林莽，人迹稀少，屈原一路走着艰难而曲折的道路，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三年过去了，楚襄王没有丝毫结束屈原流放生活的意思，屈原异常心烦意乱，他常去瞻仰先王宗庙和公卿词堂，观察庙堂的墙壁上画着天地山川、神灵怪物和古代贤圣人物的像。他感慨万分，浮想联翩，有一连串的疑问涌上心头，挥之不去。于是，他一面自问，一面把它写在墙上，构思出了气势磅礴、构思奇特的长诗——《天问》。这首长诗从宇宙的发生、天体的构造、地理的变化，一直问到神话传说和历史事件的本末由来，一下子提出了170多个问题，表达了他愤世嫉俗、悲怆满腔的思想感情和对许多传统观念的怀疑。

    长年颠沛流离的流放生活，加上战争的动荡局势，已经把屈原折磨得容颜憔悴、形体消瘦。他披头散发地来到汩罗江边，在荒凉的苇草间漫无目的地边走边吟唱着悲歌。一位渔夫认出他来，吃惊地问道：“你不是三闾大夫吗？为什么落到这步田地？”屈原悲叹道：“世人皆浊，唯我独清；世人皆醉，唯我独醒。正因如此，我被放逐了！你说好笑不好笑？”屈原说完放声狂笑，可是那笑却比哭还令人心酸。渔夫似乎了解他的心境，想安慰开导他，便说：“既然世上的人都那么混浊，你何不也把水里的污泥搅动搅动，让它清浊不分呢？既然大家都喝醉了，你何妨饮些薄酒，让自己半醒半醉？为什么要表现得那么高超，而使自己招致流放呢？”但是善良固执的屈原，怎会同意这种做法，他认为这不是保护自己，而是同流合污呀！他说：“你可知道，刚洗好头发的人，在戴帽子之前，是不是要先掸去帽上的尘埃？刚洗好澡的人，是不是要换一套没有污垢的干净衣服呢？可见人都不愿把干净的身体弄脏。我宁可跳入江流，葬身鱼腹，也不愿把我清白的人格让世俗污染。”

    屈原此时已明白：楚国朝政腐败，难以抗秦保国，也不可能再召自己重返朝政为国效力了。于是，他作了一篇曲折感人的《怀沙》之后，于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抱石沉入汩罗江自杀。

    屈原虽然含冤沉江了，但他不倦求索真理的执著精神、不折不挠同黑暗势力抗争的无畏勇气，以及眷恋故国、生死与共的伟大志节，从此辉映了江天，照耀了千古，永留在苦难中奋然前行的志士仁人心上。

    据说当时屈原投江后，楚人十分震惊，纷纷驾舟打捞，并将米饭团投入江中，喂饱鱼鳖，免得噬食屈原。屈原未被打捞上来，楚人一直放心不下，他们不愿相信屈原死了，便说他入水神游。因此每年到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人们便驾舟逐浪，怀念屈原，久而久之，这一天便演变为全民族纪念屈原的“端午节”。

    司马迁：中国正史之祖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

    司马迁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30年之久。司马谈博学，精通天文、易学和黄老之学。司马迁10岁起诵读古文，并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后随父去长安，同当时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19岁为补博士子弟。20岁随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

    司马迁的足迹遍及祖国大地，他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达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壮游使司马迁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奠定了他以后著书立说的厚实基础。回到长安后，武帝对这个广闻博识、学问丰富的年轻人十分重视，命他为郎中，让他带着皇帝的命令出使巴蜀，到达今天昆明一带大西南地区。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封泰山，司马谈以职任太史公而不能从行，忧愤而死。临终前他对司马迁说：“我死以后，你必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遗愿。今大汉兴盛，海内一统，上有明主贤君，下有忠臣义士。我身为太史，而未能记载，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业！”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使他有机会读遍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以太史令身分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20余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造成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秦历以十月为一岁之始），一月的日数为29.53天，一岁一年的日数是365.25天，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也是中国历法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改革。此后，他秉父遗志着手准备编写《太史公记》（《史记》）。

    天汉二年（前99），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怒。然而司马迁却为李陵鸣不平。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的话，决定将他治罪，于是命令把司马迁判为死罪，以腐刑（宫刑）代替。不幸的遭遇，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曾一度想自杀，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愤有为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司马迁受腐刑出狱后，汉武帝任他做中书令，替皇帝管理文书。他对皇宫的观察更深刻了，这使他能在《史记》中尖锐而深刻地揭露封建统治者的黑暗和丑恶。他无论严冬酷暑，终日阅读和整理史料，细心地研究每个历史事件，每个地点、年代都认真考察，从不马虎；每一段话，每一个字都再三考虑，反复推敲、修改。征和二年（前91年），司马迁终于完成了《史记》这部巨著。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等五个部分，130篇，约52.6万多字。全书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7）上下3000年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著作，它的主体部分是本纪、世家和列传，其中列传是全书的精华。

    《史记》既是历史的“实录”，同时也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它的艺术性首先表现在运用真实的历史材料成功地塑造出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在人物塑造上，司马迁竭力做到将历史、人物和主题统一起来，这样既写活了历史，人物也栩栩如生，他还非常善于把人物置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的言行来完成人物性格的刻画。

    《史记》的叙事简明生动，尤其是富有戏剧性场景的描写，更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司马迁极少用排比铺张的骈文，而形成了自己朴素简练、通俗流畅，既疏缓从容、庄谐有致，又富于变化的语言风格。《史记》的语言历来被奉为“古文”的最高成就。

    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史学和文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既开创了中国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中国的传记文学。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李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仙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人，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素有“诗仙”之称。贺知章誉其为“天上谪仙人”，后人又称其为“李谪仙”。

    李白先祖于隋末战乱逃至碎叶（今吉尔吉斯共和国托克马克附近），李白即出生于此。李白少年时代的学习范围很广泛，除儒家经典、古代文史名著外，还浏览诸子百家之书，并“好剑术”。他相信道教，有超脱尘俗的思想，同时又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他青少年时期在蜀地所写诗歌，留存很少，但已显示出突出的才华。李白约在二十五六岁时出蜀东游，在此后10年内，漫游了长江、黄河中下游的许多地方，开元十八年（730）左右，他曾一度抵长安，争取政治出路，但失意而归。

    李白一直在寻找着凭借自己卓越的才华直接进入朝廷的机会，经道士吴筠与玉真公主的推荐，唐玄宗下诏征李白入京。在京城，李白与贺知章惺惺相惜，李白的清雅脱俗让贺知章叹道：“此天上谪仙人也！”李白很快便誉满京城。

    唐玄宗在金殿召见了李白，并步行而出迎接李白，让李白坐在七宝床上，亲手为李白调羹。翰林学士的官职既无官品又无实权，仅仅是随时侍命听候皇帝召唤去草拟诏告或写诗论文，用现今的话来说就是个御用文人，只能做一些诏告或歌功颂德的官样文字而已。展翅的大鹏关进了鸟笼，整天在院中画地为牢，这跟李白放荡不羁的性格是不相符的，他耐着性子忍受着。这段政治生涯中，虽然为朝廷草写诏书文告，还不时地解答唐玄宗的国政询问，更多的却是陪帝王嫔妃宴饮欢娱。他看不起司马相如是个俳优之臣，而自己也做了俳优之臣。个性上的压抑，让他借酒浇愁，在酒后尽情地宣泄自己的情感，任性而行。他大声歌吟：“三杯通大道，一醉解千愁。但得酒中趣，不作富贵求。”

    李白豪放不羁的个性决定了他不可能在朝中待太久。他的才华让人敬佩的同时，也让人妒忌，李白偏偏不会韬光养晦，他已经狂放到让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了，他流连于酒肆，高呼“天子呼来不上船”。一次唐玄宗诏宣李白撰述召令，癫狂大醉的李白让玄宗宠爱的高力士为自己脱靴，让贵妃调羹、杨国忠磨墨。权臣小人们在玄宗和贵妃面前大进谗言，唐玄宗也渐渐疏远了李白。不被重用的李白更加狂放起来。政治的失意源于他狂逸的性格，同时又推进了他放荡不羁的性格，他对朝政与现实有了更切身的感受，“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从长安带走了“酒仙”的雅号和“谪仙人”的美称，也带走了更加狂逸的性格。

    天宝三年（744），李白在洛阳与杜甫认识，结成好友，次年分手后未再会面。

    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李白正在宣城（今属安徽）、庐山一带隐居。次年腊月他怀着消灭叛乱、恢复国家统一的志愿应邀入永王李幕府。永王触怒肃宗被杀后，李白也因此获罪，被系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不久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途中遇赦得归，时已59岁。晚年，李白流落在江南一带。61岁时，李白听到太尉李光弼率大军出镇临淮，讨伐安史叛军，还北上准备从军杀敌，半路因病折回。次年在他的从叔当涂（今属安徽）县令李阳冰的寓所病逝。

    李白留给后世人900多首诗篇。这些熠熠生辉的诗作，表现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是盛唐社会现实和精神生活面貌的艺术写照。李白一生怀有远大的抱负，他的政治理想和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胸中淤积了难以言状的痛苦和愤懑。他以淋漓挥洒、心花怒放的诗笔，无拘无束地舒展开想象的翅膀，写出了精神上的种种历险和追求，让苦闷、郁悒的心灵在诗中得到了真正的解放。

    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最鲜明的艺术特色。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调动了一切浪漫主义手法，使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李白的诗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李白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采、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韵致的原因所在。

    李白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

    杜甫：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圣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人，世称杜工部、杜拾遗，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李杜”。

    杜甫出生在一个“奉儒守官”的地主家庭，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著名诗人，父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他7岁开始吟诗，“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诵”为他的创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20岁起，杜甫开始了游历各地，先后游历吴、越（今江浙一带）和齐、赵（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10年壮游期间，杜甫饱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不仅充实了他的生活，也开阔了他的视野和心胸，使他的早期诗歌也带有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唐玄宗天宝五年（746），35岁的杜甫来到长安，第二年他参加了由唐玄宗下诏的应试，由于奸臣李林甫从中作梗，全体应试者无一人录取。他从此进取无门，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这也使他看到了下层人民的痛苦和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

    天宝十四年（755），杜甫得到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一职，负责看管兵甲仓库。同年，安史之乱爆发，此时杜甫正在奉先（陕西蒲城）探家。第二年，他把家属安顿在富县羌村（陕西境内），只身投奔在灵武（甘肃省）即位的肃宗。途中被叛军所俘，押到沦陷后的长安，这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叛军杀戮洗劫的暴行和百姓的苦难。直到至德二年（757），他才冒险逃到肃宗临时驻地凤翔（陕西省凤翔县），授官左拾遗。不久因上疏救房琯，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他屡遭贬斥，更深入地了解了百姓的疾苦。耳闻目睹的社会现实，为他创作《春望》、《哀江头》、《北征》和“三吏三别”等提供了素材，并使他的诗达到了现实主义高峰。

    乾元二年（759），杜甫抛官弃职，举家西行，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也称“浣花草堂”。年后，杜甫被严武荐为节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两年后，杜甫离开奉节县到江陵、衡阳一带辗转流离。唐代宗大历五年（770），杜甫病死在湘江的一只小船中。在最后漂泊西南的11年间，他虽过着“生涯似众人”的生活，但却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岁晏行》等多首诗。

    杜甫一生中所经历的时代，是唐朝最为动荡不安的时期，战乱不断，人民流离失所，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杜甫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傅，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对后来的“新乐府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一生写诗1400多首，诗艺精湛，被后世尊称为“诗圣”。

    柳宗元：为民代言的散文大家

    柳宗元（773一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又称柳河东，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柳宗元的父辈已经定居在长安（今陕西西安），有田宅和大量的藏书。他的父亲柳镇，官曾至侍御史，为官正直并且疾恶如仇。因此，少年时他曾随父亲走南闯北，去过安徽、湖北、江西、湖南等地。柳宗元不只是从父亲那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文学素养很高的母亲卢氏也给了他很好的教育。他4岁就能读古赋14篇，13岁时因为写《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而早有“奇名”。但他早年为文，主要是为考进士作准备，故“以辞为工”，以“务采色，夸声音”为能；又曾自称“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可见他是胸怀大志的。

    柳宗元中举之后，经过三次考试，于贞元十四年（798），26岁的他才被任命为集贤殿书院正字，三年后提为蓝田县尉，贞元十九年（803）又提为监察御史里行。这一职位隶属纠察机关御史台，“里行”是见习的意思。尽管这个官职品位不高，仅仅是“正八品下”，但按当时的吏制，才华横溢的柳宗元只要顺其自然，“随其流而扬其波”，混上当个郎官，再入主宰相什么的也不是不可能。可是此间他却以昂扬的热情、凌厉风发的气概，为施展自己“辅时及物”“利安元元”的抱负，投身到了王叔文的改革当中，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永贞革新”。这次改革，柳宗元绝对是一个骨干力量，他与其他几位改革领袖一起，大刀阔斧地改革朝政，打击拥兵自重、骄横不法的强藩，压制干政弄权、蠹国害民的宦官，举贤任能，减免赋税，清除朝廷积弊，解除民间疾苦。一时间，举国“人情大悦”，“百姓相聚欢呼大喜”。这样的改革，当然要遭到保守派的群起而攻之。由于改革派的轻躁好进、急于事功，以及内部的宗派习气，也由于保守派力量的强大，仅半年时间，“永贞革新”便归于失败，33岁的柳宗元在短暂的得志之后，迎来了后半生的流贬和失意。贬谪永、柳二州，虽然在政治上失意，却使柳宗元在文学上获得了巨大成就。南方人士多有向他求学问业者，扩大了他在文坛上的影响。

    永贞元年（805）冬，柳宗元到达永州贬所。在永州九年，有机会深入了解人民疾苦、游览本州山水名胜，写下不少诗文名篇。《永州八记》、《三戒》、《段太尉逸事状》、《贞符》、《非国语》、《天说》、《天对》、《捕蛇者说》等均为此时所作。元和十年（815）春，柳宗元奉召至京师，三月又外出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六月至任所，官虽稍升，而地更僻远。他在这里兴利除弊，修整州容，发展生产，兴办学校，释放奴婢，政绩卓著。

    柳宗元的文学主张与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有密切关系。柳宗元认为，世界上所有事物的实质都是自然物质——“元气”。在原始的浑饨状态中，唯有“元气”在自然运动发展，由此派生出了阴阳二气和天，阴、阳、天三者的结合点，是受“元气”所支配的观点。“元气”缓慢地吹动，形成炎热及寒冷的天气，冷热交错起到促进万物生长、变化和发展的作用。同时，柳宗元认为，国家起源于社会斗争。他论证了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否定了关于君主根据天意创立分封制的说法，动摇了分封制的理论基础。他坚持认为州县制度决不能被废除，因为正是这一制度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柳宗元以后不再有人怀疑郡县制的优越性，这便是柳宗元《封建论》的重要作用。

    柳宗元在散文方面成就很高，在诗歌上也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诗大多是贬官永州、柳州时所作。他的诗歌和散文反映了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内容。柳宗元诗歌中，山水诗的成就最高，后人把他与陶渊明相提并论，主要是以他的山水诗为参照。如《秋晓行南谷经荒村》，表现出超越宦海浮沉、仕途得失的豁达自适；《渔翁》一诗表现了渔人自由自在的生活；《江雪》一诗描写寒江独钓的超然，曲折地反映了作者超脱的人格风貌。这些山水诗情致委婉深沉，流露出被贬漂泊的忧愤，同时显示出诗人清逸高洁的性格。

    元和十四年（819），柳宗元病殁。当地人民哀悼他，在罗池地方建庙纪念。现在柳州市柳侯公园内，还有柳宗元衣冠墓。柳宗元尽管仕途坎坷，但无论是在位宠臣，还是在遭贬谪，他都能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浮沉不忘报国情，每到一处，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革弊兴利，忧国忧民。这种忠于职守，济世利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官德，是值得后人永远称道的。

    柳宗元所处的大唐时代，距今已有1000多年。十几个世纪，历史潮水冲远了多少落日、多少旗鼓、多少风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但是尽管这样，各个历史朝代都会以其独特的方式，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柳宗元作为封建社会的官员和文人，他为文不说空话，为官不说假话，为政务求实绩，至今仍不失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特别是重温他的为官之道，对今天每个有良知的官员将会是一种深深的启悟。

    柳宗元的散文成就，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散文继司马迁《史记》之后的一个新发展。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文有韩愈、柳宗元，犹如诗家之中有李白、杜甫，他们齐名并称，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熠熠闪光的名字。柳宗元与韩愈一起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在反对骈文、提倡古文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较为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指出：“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凡此种种，构成古文运动理论的精华。

    欧阳修：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江西吉安）人，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一生以文章冠天下。

    欧阳修幼年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艰辛地抚育他读书。仁宗天圣八年（1030），他考中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佑元年（1034），他应召试学士院，被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景佑三年（1036），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被召回京，任馆阁校勘，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韩琦、富弼三人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

    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奉诏入京。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他的主张对北宋文风的转变很有影响。

    嘉佑五年（1060），欧阳修担任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等职。英宗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他多次辞职，但是都未允准。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变法持反对意见，对青苗法曾表异议，且未执行。熙宁四年（1071），他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去朝廷职务，隐居于颍州。神宗熙宁五年（1072），欧阳修病逝于家中，谥文忠。

    欧阳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有较清醒的认识。他主张除积弊、行宽简、务农节用，与范促淹等共谋革新；晚年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思想渐趋保守，对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讥评，但比较实事求是，和司马光等人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对当时及后代都有很大的影响。宋初，在暂时承平的社会环境里，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充斥文坛，浮华纂组，并无社会意义，却曾风靡一时。欧阳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爱读韩愈文集，出仕后亲自校订韩文，刊行天下。他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特别重视道统的修养，提出要使“文”有光辉，“学者当师经”，师经才能用“道”来充实自己。但他又纠正了韩愈的某些偏颇，在对“道”的解释上，他把现实中的“事”看做是“道”的具体内容，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主张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认为“文”固然要服从于“道”，但并非“有德者必有言”。他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是欧阳修对创作的基本论点。他的主张得到了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的热烈赞同。

    后来，知贡举（主管考试进士）时，欧阳修鼓励考生写作质朴晓畅的古文，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概在摒黜之列。与此同时，他又提拔、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一代新进作家。这样，他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影响也最大。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散文理论上，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各体兼备。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却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泷冈阡表》等，都是历代传诵的佳作。

    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以散文为最高。他的散文，不论是讽世刺政、悼亡忆旧，还是登临游览之作，无不充分体现出他那种从容宽厚、真率自然的艺术个性，于深入浅出的行文中叙事说理，精练流畅、娓娓动听；抒情写景，引人入胜，寓奇于平，给当时的文坛吹送了一股清闲的空气。他的许多政论作品，宣扬一种“明道”、“致用”的主张，紧密联系当时政治斗争，指摘时弊，思想尖锐，语言明快，表现了一种匡时救世的抱负。

    他的悼亡忆旧的散文，悼念亡友，追怀往事，情深意挚，极为动人；他的游记散文，徐徐写来，委婉曲折，言辞优美，风格清新。他还写了不少抒情、叙事散文，也大都情景交融，摇曳多姿。苏轼评其文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但欧阳修虽素慕韩文的深厚雄博、汪洋恣肆，但并不是亦步亦趋简单地沿袭前人的文风。

    欧阳修还开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其《归田录》、《笔说》、《试笔》等都很有名。

    在诗歌创作上，欧阳修也卓有成就。他的诗风格通俗流畅，情景相生，意味隽永。在内容上，他的诗有一部分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的痛苦，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例如，在《答杨子静祈雨长句》中，描写了“军国赋敛急星火”，“然而民室常虚空”的社会现实；在《食糟民》中，揭露了官吏“日饮官酒诚可乐”，而百姓“釜无糜粥度冬春”的不合理现象。另外一些诗多是抒发诗人的生活感受，如《画眉鸟》“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抒发了诗人对大自然和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之情。

    在诗论上，欧阳修时有新见，后人将他的诗论集录成书，称为《六一诗话》。郭绍虞说：“诗话之称，固始于欧阳修，即诗话之体，亦可谓创自欧阳氏矣。”欧阳修的诗论，改变了以前的论诗作品或重在品评，或重在格例，或重在作法，而是兼收并蓄，细加抽绎。

    他在评论诗的时候，虽然不废雕琢，但主张归于自然。他特别称许梅尧臣“意新语工”之说，为宋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欧阳修在宋初的词坛上也占一席重要的位置。他的词格调较高，技巧娴熟，不乏艺术珍品，内容大都与“花间”相近，写的多是男女爱恋、离情别绪一类的题材。例如为人们所称道的《踏莎行》，末尾两句“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从思妇眼中写征人，情意深远，含蓄蕴藉，给人以新颖别致的感觉。又如《朝中措》开头两句：“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由于作者对事物体察入微，看似随意写出，却是无限传神，没有炉火纯青的功夫，是不能达到这种艺术境界的。欧阳修还打破了赋体严格的格律形式，写了一些文赋，他著名的《秋声赋》是与苏轼的《赤壁赋》媲美并行的赋中精品，文学价值很高，是千载传诵的作品。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除文学外，经学有独到见解，金石学有开辟之功，史学成就尤伟。他的独生子欧阳发等曾作了一个统计，欧阳修所著将近20种，仅《四库全书》收录或存目就有13种。以现行《欧阳文忠公文集》和收入《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文忠集》150卷，附录5卷为较全。

    欧阳修一生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苏轼这样评价他：“天下翕然师尊之。”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有过很大的影响。

    其中，苏轼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一代文风。北宋以及南宋后很多文人学者都很称赞他的散文的平易风格。他的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苏轼：豪放派词人的宗师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眉州（今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

    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读书的精神和文学素养对苏轼影响很大，他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为他日后的文学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嘉祐元年（1056），21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其只得第二。嘉祐六年（1061），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苏轼入朝为官之时，正是王安石开始变法之时。苏轼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上书反对，他的见解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期间苏轼又因作诗“讪谤朝政”，被人构陷入狱。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

    宋神宗驾崩后，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此后他几经起落，再贬至惠州、琼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从此随缘自适，过着读书作画的晚年生活。元符三年（1101）徽宗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享年66岁。

    苏轼的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

    苏诗现存约4000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苏轼的词现存3450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和南宋的辛弃疾行成词坛的“苏辛”豪放词派。

    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作家，他以丰富的文学实践，把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推向前，使诗、文、词各方面的创作出现了高峰。其文学成就曾引起当代和后世学人的普遍重视。南宋的陆游、辛弃疾，金代的元好问，明代的袁宏道，清代的陈维崧、查慎行等都是明显受到他影响的作家。

    苏轼还给后世人留下不少书札、杂记、杂说、小赋。这些精致典雅、小巧玲珑之作，大都夹叙夹议，挥笔轻盈自如，抒发了他坦诚的胸怀，也表达了他对人生、对文艺的见解和喜爱之情，成就大大超过他的政治论文。形象地阐明对文艺问题见解的散文，实际上是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相交融的文论佳篇，论述精辟，才气横溢，如《传神记》和《书吴道子画后》便是最能令人心折称道的例子。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一见解，虽是就绘画而言，但其精神对其他艺术门类也可以相通。

    陆游：南宋杰出的爱国诗人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

    陆游幼年的时候，正是北宋灭亡的年代。金兵在江南抢杀掳掠，陆游从小就饱尝了国难当头、任人宰割的痛苦。同时他也看到、听到了许多江南军民勇敢抗击金兵的可歌可泣的事迹。他幼小的心灵里，渐渐滋长了对祖国、对民族的深厚感情。

    少年时代的陆游，由于学习勤奋，能写一手出色的文章。29岁那年，他参加两浙地区的考试，名列榜首。当时恰巧奸相秦桧的孙子秦埙也参加了这次考试。秦桧在考试前就曾暗示考官，一定要让秦埙得第一名。恰巧主考官为人非常正直，他早就对秦桧平日里专横跋扈、仗势欺人的做法非常不满。所以，在录取时主考官根本就没搭理秦桧事先说过的话，毅然将陆游列了第一位。这件事使秦桧十分恼火。第二年，陆游到京城临安参加考试。这一次的主考官发现了陆游的文才，又想让他名列前茅。秦桧得知这件事，更是生气，蛮横无理地命令主考官取消了陆游考试的资格，并扬言还要追究两浙地区考试官的责任。打那以后，秦桧对陆游怀恨在心，不让他参加朝廷工作，直到秦桧死去，他才到临安担任枢密院的编修官。

    陆游热情支持北伐，可是担任统帅的张浚缺少指挥的才能。张浚手下的两名主将又相互猜忌，发生摩擦。宋军出兵没有多久，就在符离（今安徽宿县北）打了一个败仗，宋军全线溃退。北伐失败，一贯主张求和的大臣在宋孝宗面前对张浚大肆攻击，还说张浚用兵原是陆游怂恿出来的。后来，张浚被排挤出朝廷，陆游也罢官回山阴老家去了。宋孝宗在金兵的威胁下，抗金决心也就动摇起来。第二年又跟金朝订立了屈辱的和约，打那以后，再也不敢提北伐的事。

    差不多过了10年，负责川陕一带军事的将领王炎听到陆游的名声，把他请到汉中去做他的幕僚。汉中接近抗金的前线，陆游认为到那里去也许有机会参加抗金战斗，为收复失地出一份力量，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命。到了那里，他曾经骑马到大散关边，观察金人占领的地区。在王炎衙门里，他常常亲眼看见金军占领区的老百姓，冒着危险给宋军送来军事情报。这些情景使他对抗金前途充满了希望。经过详细考察之后，他向王炎提出一个计划，他认为恢复中原一定要先收复长安，要王炎在汉中积蓄军粮、训练队伍，作好一切准备，随时可以进攻。但是，当时临安的南宋朝廷并没有北伐的打算，川陕一带的将领大多骄横腐败，王炎对他们也没有办法，更谈不上按照陆游的意见出兵。陆游满怀希望又落空了。

    不久，王炎被调走，陆游也被调到成都，在安抚使范成大部下当参议官。范成大是他的老朋友，虽说是上下级关系，却并不讲究一般的官场礼节。陆游的抗金志愿得不到实现，心里气闷，就常常喝酒写诗来抒发自己的爱国感情。但是，一般官场上的人看不惯他，说他不讲礼法，思想颓放。陆游听了，索性给自己起了个别号，叫“放翁”。后来人们就称他陆放翁。这样一过又是二三十年，南宋王朝又换了两个皇帝——宋光宗赵惇和宋宁宗赵扩，南宋王朝始终没有决心收复失地。陆游长期过着闲居的生活，他把满腔爱国热情寄托在他的诗歌创作上。开禧二年（1206），韩侂胄担任宰相，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北伐。这使陆游十分兴奋。但是韩侂胄的北伐并没有充分准备，加上朝廷内部矛盾重重，使最后一次北伐又失败了。宋宁宗和一批投降派大臣杀害了韩侂胄，把他的头颅献给金朝，订立了屈辱的和约。

    陆游一生遭受了巨大的波折，不但仕途坎坷，而且爱情生活也很不幸。他20岁时和表妹唐婉结为伴侣，两人从小青梅竹马，婚后相敬如宾。然而，唐婉的才华横溢与陆游的亲密感情，引起了陆母的不满，加之唐婉又不孕，以至最后发展到强迫陆游和唐婉离婚。陆游和唐婉的感情很深，不愿分离，他一次又一次地向母亲恳求，都遭到了母亲的责骂。在封建礼教的压制下，虽种种哀告，终归走到了“执手相看泪眼”的地步，一对感情深厚的夫妻硬被拆散。陆游再娶王氏，唐婉也改嫁他人，后来唐婉在郁闷愁怨中去世。这件事使陆游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他一生中写了不少诗追怀唐婉和这一段不幸的婚姻。

    陆游一生力主北伐，虽然屡受主和派排挤打击，但是他的爱国之情至死不渝。他渴望收复失地、统一祖国的强烈愿望不能实现，便用诗歌来表达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民族的忧虑。他与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并称“南宋四大诗人”，一生辛勤创作，一共留下了9000多首诗，在我国历代诗人中，他的创作是最丰富的。嘉定三年（1210），这位86岁的爱国诗人病重，临终的时候，他还念念不忘恢复中原。他把儿孙们叫到床边，念了他最后一首感人肺腑的《示儿》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首诗堪称是最能表现陆游创作精神的代表作。

    罗贯中：章回演义小说第一人

    罗贯中（1330—约1400），名本，字贯中，山东东平罗庄村人，祖籍山西太原府。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戏曲家，是中国章回小说的鼻祖。

    罗贯中元末明初生于山西太原祁。元代中期，由于灭宋战争的创伤逐渐平息，社会的经济、文化重心也开始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南宋的故都杭州不仅成为人口云集、商业发达的繁华城市，也成为戏剧演出和“说话”艺术发展的重要中心。因此，不少北方的知识分子、“书会材人”，如关汉卿、郑光祖等人，都先后搬迁到了杭州一带。身为小说兼杂剧作家的罗贯中，也受到这一社会潮流的影响，成为南迁作家中的一个。大约在至正五年到六年（1345—1355）间，罗贯中来到了杭州。许多说话艺人在这里说书，一些杂剧作家，也在这里活动。罗贯中与志同道合者为友。加上他对民间文学又极其喜爱，到了这里，自然不愿离开远去。

    大约在至正二十年到二十三年（1360—1363）间，罗贯中来到了起事称霸的张士诚那里做客。不久，罗贯中离开了张士诚，又回到了杭州。《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写作，当在此以后。这时，罗贯中已是50多岁的人了，对历史、对人生都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完全具备了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条件。到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罗贯中已写了12卷，之后卷数的写作，是洪武四年（1371）以后的事了。

    在罗贯中写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期间，施耐庵从苏州迁移到兴化，并在洪武三年逝世。为了纪念他的师友施耐庵，罗贯中在完成《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决定加工、增补施氏的《水浒传》。《水浒传》成书于洪武四年至十年（1377）之间。在加工、增补《水浒传》的同时，罗贯中继续创作历史演义系列作品。罗贯中在创作完了这些作品以后，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他为了出版这些作品，于洪武十三年（1380）左右从杭州来到了福建，因为当时福建的建阳是出版业的中心之一。但是，罗贯中的这一目的未能实现。罗贯中活了70岁，在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故里卢陵逝世。

    元末明初，我国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尤其是章回体小说步入日臻完善的阶段。中国的第一部流传最广、影响最深、成就最高、气魄最大的章回体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即《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是通过生活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杰出小说大家罗贯中的椽笔诞生并风行于世的。他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同时，为世界文学的宝库也增添了灿烂的光彩。

    《三国演义》这部古典文学名著，描述了从东汉中平元年（18）的黄巾起义，到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280）统一中国的将近一个世纪中魏、蜀、吴三国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历史。他依据陈寿《三国志》提供的历史线索和历史人物，博采裴松之对《三国志》补缺、备异、惩妄、论辩所保存的大量宝贵史料，吸取了西晋至元1000多年来民间传说的丰富营养，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参加元末农民起义军的生活经历，发挥个人的卓绝艺术才能，纵横捭阖，巧妙驾驭，形象生动地描述了近100年中浩瀚繁富的历史事件，完成了这部75万字的古典名著。

    在这部名著中，贯中寄托了自己个人的爱憎情感，客观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之间政治的、军事的、公开的、隐蔽的、合法的和非法的矛盾斗争，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封建统治阶级争名夺利、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明火暗刀的策略伎俩和阴谋诡计。有意或无意地揭示了农民无法生活、铤而走险、纷纷起义的真实历史背景和原因。

    《三国演义》充分显示了罗贯中在人物的刻画方面有着惊人的技巧。全书四百多个人物形象中，不管是曹操、刘备、孙权这些群雄之首，还是诸葛亮、关羽、张飞、赵子龙、黄忠、鲁肃、周瑜、黄盖、郭嘉、许攸、张辽、陆逊，以及王允、董卓、吕布这些巨谋勇将、忠奸之臣，都具有鲜明的生动的个人特性。尤其是对张飞、诸葛亮和曹操等人的形象塑造，真可谓出神人化，呼之欲出。

    罗贯中对战争的描绘是极其成功的，这一点充分证实他确实参加过元末农民起义的战争活动。所以能够把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场，瞬息变化的战斗形势，描述得那样千变万化、各具特色，显示出战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然而，正是由于罗贯中有参加战争的经历，再加上他超人的艺术技巧，以及创作时的苦心孤诣、惨淡经营，才在他的笔下出现了描述战争战役，重点突出，错落有致，疏密相间，虚实照应；铺排战争场面，大肆挥洒，波澜起伏，风驰电掣，气势磅礴；渲染战场气氛，随意勾勒，生动逼真，有声有色。

    罗贯中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有特殊贡献的作家。他所写的小说很多，都是以乱世为题材，中国历史上只有七个分裂的时代，罗贯中就写了其中三个，除《三国演义》外，相传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三逐平妖传》等著作，也曾参与了《水浒传》的编纂、创作。他亦能词曲，所作的杂剧，今所知者，有《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三种，后二种已佚。罗贯中经历了元末的社会大动乱，目睹现实的纷争，对人民苦难深重的生活处境比较了解，对他们的理想追求也有所认识。他从事小说创作的动机，一方面无过于泄愤一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改变当时话本艺术中存在的弊端，为民众、为说话艺人提供一个好的、方便的说话底本。他从社会的、文学的需要出发，对几种在民间影响较大的话本小说素材，进行了搜集、整理、充实等扎实的新创工作。罗贯中的作品，尤其是《三国演义》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从话本阶段向长篇章回体过渡的完成，揭开了我国小说发展历史崭新的一页。

    罗贯中是我国元末明初的一位杰出的古典小说家，是他把章回体小说这一文学式样推向成熟的阶段。后来的很多学者和作家曾给予他极高的评价，把他同司马迁、关汉卿相提并论。他的伟大的文学创作成就，成为中国文学、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贵财富。他所创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且被翻译成十多个国家的文字风行全世界，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在国外，他的《三国演义》被称之为“一部真正具有丰富人民性的杰作”，而《大英百科全书》则称他为“第一位知名的艺术大师”。

    施耐庵：英雄传奇小说的开创者

    施耐庵（1296—1370），元末明初的文学家。博古通今，才气横溢，举凡群经诸子、词章诗歌、天文、地理、医卜、星象等一切技术无不精通。35岁曾中进士，后弃官归里，闭门著述，与拜他为师的罗贯中一起研究《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的创作，搜集、整理关于梁山泊宋江等英雄人物的故事，最终写成“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

    苏州城阊门外，怀胥桥北施家巷有一户施姓人家，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施之常的后裔。这一支传到施耐庵的父亲已是十四世。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施家添了一个男丁。一位老秀才给婴儿起了个名字，叫彦端，意思是这孩子长大了，定是位行为端正的才子。这个襁褓中的彦端，就是后来写出千古名著《水浒》的施耐庵。

    施耐庵7岁时，家里贫穷，无法上学。但他天资聪明，刻苦好学，经常借书看，遇到不懂的就向当地比较有学问的人请教，有时还到学府去旁听。就这样，他读了《大学》、《论语》、《诗》、《礼》等许多书。13岁时，已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对答如流，下笔琳琅。

    施耐庵13岁那年，父亲把他送到私塾读书。私塾先生是个武举出身的老人，壮年时因打抱不平，误伤了一个蒙古人，才隐姓埋名，到此地教书。

    一天早上，施耐庵到后院内听见风声，却不见树叶飘动，他对着门缝朝院内望去，原来是先生在练功。先生手舞钢鞭，风声“呼呼”，人影难分。

    先生练完鞭后，又打起拳来，只见他挥掌向一块大石劈去，“咔嚓”一声，掌到石裂，施耐庵惊呆了。先生练完功后见到他，问他为什么呆在这儿，施耐庵见瞒不过去，只好直说：“学生看先生练功入了迷，站在这儿发呆。”并求先生教他武功。

    先生不肯教他，施耐庵并未灰心，从此他每天早起偷看先生练功，白天学习，晚上就模仿着练，这样坚持了三年，竟也练出了名堂。

    有一年清明节，先生放学生一天假，让他们到郊外春游。施耐庵和同学正在赶路，忽听到“救命”的喊声，原来是个恶少在强抢民女，好多来劝阻的人都被恶少打伤了。施耐庵见了，怒火中烧，他赶忙上前喝道：“光天化日强抢良家女子，天理难容，快放了她！”那恶少见是个书生，不放在眼里，举起一块石碑，朝施耐庵猛砸过来。可施耐庵并不慌乱，闪身跳出圈外，同时挥掌朝石碑劈去，只听“咣当”一声，石碑被劈成两半。那恶少大吃一惊，见势不好，吓得抱头鼠窜。施耐庵刚要追，被先生叫住。

    施耐庵连忙跑来，跪在先生面前说：“学生出来惹事了，望先生恕罪。”可先生并没有责备他，还称赞道：“我因几个败家的徒弟而冷了心，本不想再收徒，今见你如此见义勇为，我就收下你这个徒弟吧。”从此，施耐庵在老先生精心培养下，不仅能写一手好文章，还练成了一身好武艺。

    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春，年已36岁的施耐庵上京应试。天从人愿，秋闱一举告捷。不久，朝廷派施耐庵到钱塘担任县尹。但是，只当了两年县尹，由于不愿昧心事权贵，施耐庵便愤然辞官而去。

    施耐庵从钱塘弃官回来，在苏州城东南隅的施家桥开学授徒。四乡八邻，纷纷慕名前来投师。一天，一位商人领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前来拜谒施耐庵。这个商人姓罗，是山西太原人，经常往来于苏杭做生意，久闻施耐庵大名，这次专程把儿子罗贯中带来投师求学。施耐庵见贯中生得眉清目秀，谈吐温雅，心中十分喜爱。

    冬去春来，施耐庵痛感自己有志救民，无处展才。有一天，他路过书铺，看到不少手抄元人话本，其中有一本名叫《张叔夜擒贼》，是讲梁山泊宋江等108人故事的。他不惜高价买了回来。打算以此为线索，把其他有关梁山泊故事的话本内容加以糅和，写出一部《江湖豪客传》。

    施耐庵在施家桥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写作和修改《江湖豪客传》上，眼看全书即将写完，他又觉得书名不够含蓄，想换一个。罗贯中看出了老师的心思，就向他建议说：“老师，书名就叫《水浒传》吧！”施耐庵觉得这个意见很好，说：“水浒，就是水边，含有‘在野’的意思，还有典故，诗经上有‘古公禀公，朝来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是歌颂周代发祥史的。这书是写起义英雄的，叫它‘水浒’，非常合适！”

    施耐庵死后，罗贯中把施耐庵留下的书稿作了番整理后，即刻动身到全国的刻书中心——福建的建阳去，准备把《水浒传》刻印出来。可是，这里所有的书坊没有一家敢承印。

    过了150年，《水浒传》才由坊间刻印出版。可惜的是，这个最早的《水浒传》版本，几经改朝换代，人世沧桑，只剩下一个5回残本。明万历十年（1582），有个化名“天都外臣”的人，根据民间抄本，自己写了个序，重新刻印问世，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古本《水浒传》。

    施耐庵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小说家，他在小说《水浒传》中塑造了108位栩栩如生的英雄人物，他们的故事在民间久久流传，《水浒传》也成为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

    吴承恩：中国神魔小说的开山宗师

    吴承恩（1501—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人。中国明代杰出的小说家，是古代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

    吴承恩生于一个由学官沦落为商人的家族，家境清贫。其曾祖父当过余姚训导，祖父做过仁和教谕，父子皆为学官，凡“六经诸子百家，莫不浏览”。吴承恩受家庭影响，自幼喜读野言稗史、志怪小说，凡坊间说部，皆广为涉猎。大量的读书，拓展了他的文思，因此，吴承恩少年时即以文才捷敏扬名于淮安一代。然而，吴承恩的父亲终生并未显达，是个极好读书却不善经营的“卖彩缕文毂”的店铺小老板，“又好谈时政，意有所不平，辄抚几愤惋，意气郁郁”。由于常遭官府如狼似虎胥吏的敲诈，故对社会现实颇多不满，这无疑对其儿子吴承恩后来世界观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吴承恩虽有满腹经纶却无所施展，直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40多岁的吴承恩才补了个贡生。由于其清廉耿介，独傲自高，难以容于世俗，所以境遇拮据，贫困潦倒，因此常遭那些以衣冠取人的趋炎附势之辈的冷眼。直到60多岁时，才为生活所迫，不得已做了长兴县知县。吴承恩置身官场，更加深刻地看到了官场的腐败与社会的黑暗，因不肯随波逐流，耻为五斗米折腰，故未几即拂袖而去，专意著述。科场的失意、生活的困顿，使吴承恩加深了对封建科举制度、黑暗社会现实的认识，促使他运用志怪小说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愤懑。他自言：“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实记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

    《西游记》虽然是吴承恩晚年写成的，但他却为此作了毕生的准备。小时候，吴承恩经常跟从父亲遍游淮安近郊的古寺丛林，听来许多优美神奇的神话故事。他从小就有好听奇闻的习性，在读私塾时，经常瞒着父亲和老师，偷偷地阅读“野言稗史”。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爱好有增无减。30岁后，他搜求的奇闻已“贮满胸中”了，并且有了创作的打算。50岁左右，他写了《西游记》的前十几回，后来因故中断了多年，直到晚年辞官离任回到故里，他才得以最后完成《西游记》的创作。

    吴承恩杰出的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以唐代玄奘和尚赴西天取经的经历为蓝本，在《大唐西域记》、《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作品的基础上，经过整理、构思最终写定。吴承恩曾写过一本志怪小说《禹鼎志》。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他的志怪小说、神话小说，写的虽是神仙鬼怪，其实着意的还是在于“人间”，为的是寄托他的政治理想，鞭笞邪恶势力，使读者“悚然易虑”，并非无为而作，或搜奇猎异以资谈笑。他创作《西游记》目的也是如此。作品借助神话人物抒发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和改变现实的愿望，折射出他渴望建立“君贤神明”的王道之国的政治理想。小说借助唐僧师徒在取经路上经历的81难折射出人间现实社会的种种情况。小说想象大胆，构思新奇，在人物塑造上采用人、神、兽三位一体的塑造方法，创造出孙悟空、猪八戒等不朽的艺术形象。全书组织严密，繁而不乱，语言活泼生动且夹杂方言俗语，富于生活气息。主题上冲淡了故事原有的宗教色彩，大大丰富了作品的现实内容，具有民主倾向和时代特点。作品讽刺幽默，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取经故事的独特风格。

    在《西游记》第45回中，写到孙悟空布置自然之神布云、打雷、下雨时，特别命令雷公邓天君说：“老邓仔细替我看那贪赃枉法之官、忤逆不孝之子，多打死几个示众！”孙悟空最恨的是“贪赃枉法之官”，这与吴承恩在许多诗文中所表现的特别仇视贪官污吏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在《西游记》的神话世界里，处处有人间的影子：神圣的天宫表面气派不凡，至高无上的玉帝却贤愚莫辨，十分昏庸，天庭和人间的王朝相仿佛；地府森严，官官相护，贪赃枉法，无辜的人有冤难伸，和地上的衙门并无两样；妖魔鬼怪杀人吃人，贪财好色，仗着魔力法术称霸一方，无恶不作，简直是人间恶霸、官僚的化身。《西游记》还写到了一些人间国度，那里的统治者大多是“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的”，这同样是明朝廷君臣祸国殃民罪行的写照。吴承恩塑造的孙悟空，嫉恶如仇，神通广大，一切称凶逞狂的妖魔鬼怪在它的金箍棒下都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或一命呜呼，或束手就擒，这都反映了吴承恩扫荡社会丑恶现象和丑恶势力的强烈愿望，也是《西游记》民主性精华之所在。

    吴承恩的文学才能是多方面的。除《西游记》外，其作品尚有《射阳先生存稿》和《禹鼎志》等，可惜多已失散，吴承恩老贫无子，晚年流寓南京，靠卖诗文糊口，潦倒而终。

    《西游记》的出现，开辟了神魔长篇章回小说的新门类，书中将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和严肃的批判巧妙结合特点直接影响着讽刺小说的发展。《西游记》是古代长篇小说浪漫主义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它也是浪漫主义的杰作。《美国大百科全书》认为它是“一部具有丰富内容和光辉思想的神话小说”，《法国大百科全书》说：“全书故事的描写充满幽默和风趣，给读者以浓厚的兴味。”从19世纪开始，《西游记》被翻译为日、英、法、德、俄、等十来种文字流行于世。

    曹雪芹：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家

    曹雪芹（1715—1764），名霑，字梦阮，雪芹是其号，又号芹圃、芹溪，祖籍辽阳，先世原是汉族，后为满洲正白旗“包衣”。清代著名小说家，举世公认的最伟大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家之一，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的作者。

    曹雪芹的先世本是汉人，但在很久以前就加入满洲旗籍，成了爱新觉罗氏的皇家“包衣”（家奴），随清人入关后，逐渐晋升为皇家亲信的官吏。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的妻子是康熙皇帝的保姆。康熙登基后，曹玺任江宁织造（专做供应皇家的事物），直至病故。康熙又命其子曹寅（曹雪芹的祖父）任苏州织造，后又继任江宁织造。曹寅幼时做过康熙的伴读，既是康熙的臣仆，又是朋友，深得康熙的信任。康熙六次南巡，曾四次以曹家为行宫，曹家此时发展至鼎盛时期。曹氏不仅为“钟鸣鼎食之家”，同时还是“诗书管缨之族”。所以曹家的先世不仅与清王朝的政治经济都有较密切的关系，而且又有着文学方面很深的家学渊源。这些都给曹雪芹以深刻的影响和熏陶，使他具有了对生活多方面的认识和艺术才华，为他创作《红楼梦》提供了条件。

    清代乾隆四年（1739）八月十五，江苏句容县令叶仲秋适庆五十大寿，不料城北民宅着火，熊焰蔓延已殃及三家。尽管街坊百姓奋力抢救，但一时压不住火势，于是有人赶紧上衙门禀告县太爷。谁知这位平时聚敛贪狠、鱼肉人民的“父母官”却不予理睬，仍在酒宴上与豪绅富商举杯痛饮。家仆见来举报者诉苦央求，遂又向叶仲秋传报三次，叶仲秋大为光火，下令家仆赶走举报者，以免这“祸星”冲掉了他的喜气。恰在这时，生性耿直而好抱不平的曹雪芹游历此地，目睹毁焚之火情，又闻县令漠不关心之事，刹间怒上眉头，义愤填膺，欲直面谴责这不顾百姓生死的昏庸贪官。然而一想，自己素与县令无交往，怎能相见呢？略一沉思，他便有计了，即叫随从取出笔墨，写了副对联作为“贺礼”，连同“拜帖”一并送往衙门府第。叶仲秋接到家仆呈上的“拜帖”，拆开一看，打心眼里高兴，赶紧请之入上席。曹雪芹进门后，县太爷为了炫耀自己与当朝财赋要职“江宁织造”之公子的交谊，喜出望外地亲手把对联展开，让前来祝寿的客人们观赏。没想到，当大家看了“贺礼”后不觉面面相觑，叶仲秋莫名其妙，待定睛一瞧，才恍然大悟，只见联云：

    火魔驾风，横行霸道，四野难容老叶；

    焰妖遇酒，助桀为虐，万民皆怨仲秋。

    此联明白如话，意与境合，双关生趣，不仅没有祝颂之辞，且以上联嵌其姓，下联嵌其名的手法，将那位搜括民脂而不为民办事的县令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鞭挞。叶老爷顿时感到当众丢了丑，直气得脸像猪肝，浑身打冷颤，却又奈何不得“江宁织造”之公子，只好挥手示意大家前去救火。

    在雍正初年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中，曹雪芹之父也牵连进去，被革职下狱，抄没家产，家道从此败落。后来举家北返，在北京过着贫困的生活。从锦衣玉食的显贵到“举家食粥”的贫民，曹雪芹感受颇多，对社会上的黑暗和罪恶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创作了不朽的现实主义巨著《红楼梦》。曹雪芹生前基本定稿的《红楼梦》只有前80回，原名为《石头记》，以手抄本形式在民间流传。现在通行的《红楼梦》120回本中后40回通常认为是高鹗续补、加工而成。

    《红楼梦》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及贾宝玉与薛宝钗的婚姻悲剧为主线，通过一个贵族大家庭的兴衰变化，剖析了造成悲剧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同时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奢靡、丑恶，展示出封建社会必然走向崩溃的历史命运。

    《红楼梦》一开始，就把读者带进五光十色的荣国府。这是一个由一群主子和数百奴仆所组成的贵族大家庭。这些贵族家庭成员每天想的就是如何享乐。就在这个贵族家庭中，曹雪芹塑造出贾宝玉、林黛玉两位具有光彩的男女主人公，以及众多的少女形象。

    男主人公贾宝玉是贯穿全书始终的人物。根据考证，这一形象中，有作者的亲身体验。贾宝玉生长在贵族之家，家族对他寄予厚望，但是他不爱读书，憎恨封建传统思想，厌恶束缚他的家庭，充满叛逆精神。由于他生活在一群美丽、单纯的侍女中间，而对生活在下层的女性饱含同情。

    少女林黛玉是曹雪芹着意刻画的女性。这个寄居在荣国府中的弱女子，有着极强的自尊心，她才华横溢而又多愁善感。她与贾宝玉两小无猜，后来成为生死相恋的情人，但最终他们的爱情被封建势力所扼杀。

    曹雪芹可谓是塑造人物的高手，在《红楼梦》中，共出现450多个人物，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在表现现实生活方面，《红楼梦》有着百科全书式的博大精深，它的叙述、描写就像生活本身一样自然逼真、丰富深厚。《红楼梦》对当时贵族家庭的饮食起居等生活细节描绘精细，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在烹调、医药、琴棋书画、建筑、戏曲等多方面的才华。

    《红楼梦》问世以后，人们争相阅读它、谈论它，有些青年读者甚至为书中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感动得流泪。但是《红楼梦》也引起封建官僚和封建卫道者的猛烈攻击，把它列为禁书。但无论怎么禁止，《红楼梦》仍然在群众中流传，深受人们的喜爱，成为家喻户晓的一部文学名著。

    乾隆二十八年（1763），曹雪芹幼子夭亡，他陷于过度的忧伤和悲痛中，卧床不起。到了这一年的除夕，即1764年2月12日，一代文毫终于因贫病无医而逝世，享年40岁。

    曹雪芹所创作的《红楼梦》，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艺术精湛，在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了巨大的创造和发展，成为我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的一座高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红楼梦》给后代作家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后世人们对《红楼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红学”。

    鲁迅：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新文化革命的主将。

    鲁迅生于浙江绍兴一个趋于败落的封建地主家庭。幼年的鲁迅是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中度过的，他常在私塾里读《三字经》、《百家姓》。鲁迅大约12岁时进入三味书屋读书，熟读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他在课余还阅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传统白话小说。这一期间他积累了浓厚的国文功底，为他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鲁迅13岁那年，他祖父在一桩科场案中惹下大祸，被捕入狱，他们全家也因此受到了牵连，家境的衰落使他为避祸而逃到乡下。少年的鲁迅常来往于药铺与当铺之间，紧接着的灾难便是多病父亲的病故，从此全家人过上了一种凄凉、贫苦的生活。

    1898年，鲁迅18岁时考入了洋务派开办的江南水师学堂。在这里，他初次接受西学。1902年，鲁迅被选派留学日本。在东京期间，他接触到许多海外反清救国人士，受他们的影响，鲁迅决心将一生奉献给人民的解放事业。1904年9月，带着将中国从愚昧落后状态拯救出来的抱负，他来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但是一件偶然的事改变了他的初衷。在一次课间放映的时事幻灯片里，鲁迅看到日俄战争中许多中国人围观一个被日军捉来杀头示众的同胞。他痛感医学并非紧要事，于是弃医从文，希望用自己的作品唤醒国人麻木的觉醒。

    1909年，鲁迅因生活窘困回国谋职，在杭州绍兴教学。辛亥革命后，鲁迅先后在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任职。官场生活使鲁迅感到难以忍受的寂寞，辛亥革命的失败更使他感到悲愤。这时，《新青年》杂志向他约稿，于是《狂人日记》发表了。这是一篇向封建主义的礼教和仁义道德开战的檄文，他借狂人之口控诉了封建制度和礼教对人的摧残。“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剥开了“仁义道德”的真面目，这就是“易子而食”、“割股疗亲”、“食肉寝皮”等残酷的罪行。

    1926年7月到1927年9月，鲁迅相继到厦门和广州应聘教书。在此期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州、珠江两地也在喋血。在血腥的氛围中，为了新的战斗，鲁迅认真地回顾了自己的生活和战斗的历程，终于扬弃了多年来思想的武器——“进化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观点，在战斗实践中，自觉地站到无产阶级阵营中来。为了新的战斗，鲁迅决定前往上海。

    1930年3月2日，由鲁迅、郭沫若、茅盾、钱杏邨、蒋光慈、郁达夫、柔石等50多位作家发起，在上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鲁迅成为“左联”重要领导人之一。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发表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指出了中国文艺革命的方向，对进步作家提出了正确的要求。后来“左联”在思想斗争和培养文学新人方面做出了成绩，这与鲁迅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

    1931年9月18日，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之下，东北三省先后沦亡了，1932年又发动“一·二八”事变。鲁迅与茅盾、胡愈之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反对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1933年，鲁迅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社会活动，此外，他还以多种形式发表抨击时政的杂文。他的文章迂回于刀枪剑戟之中，极具讽刺性，让反动当局见了他的文章毛骨悚然。

    1934年到1935年，中国文化界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下，蒋介石及其反动文人推行复古尊孔运动，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也在“东三省”鼓吹建立“王道乐土”。鲁迅一方面日益关注社会形势的发展，一方面著文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表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抗议。他还翻译引进苏俄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让人们了解进步的革命思想，使国内的革命阵营更加强大。

    1933年后，鲁迅的健康状况逐渐坏了起来，他却因此投入更加紧张的工作。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那颗热烈战斗的心停止了跳动，放下他未完成的工作与世长辞了。鲁迅的遗体葬于虹桥万国公墓，上海上万名民众自发举行公祭、送葬。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主席亲自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鲁迅一生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作品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他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他说道：“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拥有做人的原则。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鲁迅的小说不仅是小说，也是诗，它以平凡的社会生活为题材，整体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小说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不少的散文和散文诗，它们是鲁迅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

    最能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才显示出了它的巨大力量，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鲁迅的杂文自由、大胆地表现了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路径，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

    鲁迅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培育新生力量。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现代新文化革命的主将，是我国思想和文学史上一面灿烂的旗帜、一座不朽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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