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哲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Socrates，约前470—前399），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他是一位个性鲜明、从古至今被人毁誉不一的著名历史人物。他的父亲是石匠和雕刻匠，母亲是接生婆。

    青少年时代，苏格拉底曾跟父亲学过手艺，熟读《荷马史诗》及其他著名诗人的作品，靠自学成了一名很有学问的人。他以传授知识为生，30多岁时做了一名不取报酬也不设馆的社会道德教师。许多有钱人家和穷人家的子弟常常聚集在他周围，跟他学习，向他请教。苏格拉底却常说：“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

    他的一生大部分是在室外度过的。他喜欢在市场、运动场、街头等公众场合与各方面的人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战争、政治、友谊、艺术、伦理道德等等。他曾三次参战，当过重装步兵，不止一次在战斗中救助受了伤的士兵。40岁左右，他成了雅典远近闻名的人物。

    苏格拉底一生过着艰苦的生活。无论酷暑严寒，他都穿着一件普通的单衣，经常不穿鞋，对吃饭也不讲究。但他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只是专心致志地做学问。

    苏格拉底的学说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认为，天上和地上各种事物的生存、发展和毁灭都是神安排的，神是世界的主宰。他反对研究自然界，认为那是亵渎神灵的。他提倡人们认识做人的道理，过有道德的生活。他的哲学主要研究探讨的是伦理道德问题。

    苏格拉底经常和人辩论。辩论中他通过问答形式使对方纠正、放弃原来的错误观念并帮助对方产生新思想。他从个别现象抽象出普遍的东西，采取讥讽、助产术、归纳、定义四个步骤。“讥讽”即通过不断追问，使对方自相矛盾，承认对此问题无知；“助产术”即帮助对方抛弃谬见，找到正确、普遍的东西，帮助真理问世；“归纳”即从个别事物中找出共性，通过对个别的分析比较来寻找一般规律；“定义”即把单一的概念归到一般中去。

    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三十僭主的统治取代了民主政体”。三十僭主的头目克利提阿斯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据说，有一次克利提阿斯把苏格拉底叫去，命令他带领四个人去逮捕一个富人，要霸占富人的财产。苏格拉底拒不从命，拂袖而去。他不但敢于抵制克利提阿斯的非法命令，而且公开谴责其暴行。克利提阿斯恼怒地把他叫去，不准他再接近青年，警告他说：“你小心点，不要叫我们不得不再减少羊群中的一只羊。”苏格拉底对他根本就不予理睬，依旧我行我素。

    后来，三十僭王的统治被推翻了，民主派重掌政权。有人控告苏格拉底与克利提阿斯关系密切，反对民主政治，用邪说毒害青年，苏格拉底因此被捕入狱。按照雅典的法律，在法庭对被告叛决以前，被告有权提出一种不同于原告所要求的刑罚，以便法庭二者选其一。苏格拉底借此机会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自称无罪，认为自己的言行不仅无罪可言，而且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结果，他被叛了死刑。在监狱关押期间，他的朋友们拼命劝他逃走，并买通了狱卒，制订了越狱计划，但他宁可死，也不肯违背自己的信仰。就这样，这位70岁的老人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苏格拉底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有一大批狂热的崇拜者和一大批激烈的反对者。他一生没留下任何著作，但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哲学史家往往把他作为古希腊哲学发展史的分水岭，将他之前的哲学称为前苏格拉底哲学。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对后世的西方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苏格拉底的影响是广泛的，他的言论在当时的雅典思想领域内有着广泛的教化作用。众多狂热的追随者聆听他的言论并加以整理，发扬光大，从而产生出各种各样的思想学派和哲学原则。他的许多朋友都虔诚地记载下他的言论，并且如实地描述他那种方式的谈话，这些谈话或者是他们亲身经历的，或者是他们听来的，有时候他们甚至捏造出一些谈话，因而有许多人变成了著作家。此外，这种谈话的记述中还包含着思辩的研究，并且有着实践的目的，尽他们的义务，即坚定地、忠实地、安静地和满意地保持他们的身份和立场。

    色诺芬则是这些人中间最有名、最杰出的一个。如果要问究竟是他还是柏拉图给我们留下的苏格拉底智慧更多，那我们可以说，在个性和魅力方面、在谈话的方式方面，我们的确可以从柏拉图那里得到一个忠实的苏格拉底的形象，但是在他的言论内容和思想方面，我们则主要是在色诺芬那里得知的。

    苏格拉底教学生也从不给他们现成的答案，而是用反问和反驳的方法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的思想。请看一个他和学生问答的有趣的例子。

    学生：苏格拉底，请问什么是善行？

    苏格拉底：盗窃、欺骗、把人当奴隶贩卖，这几种行为是善行还是恶行？

    学生：是恶行。

    苏格拉底：欺骗敌人是恶行吗？把俘虏来的敌人卖作奴隶是恶行吗？

    学生：这是善行。不过，我说的是朋友而不是敌人。

    苏格拉底：照你说，盗窃对朋友是恶行。但是，如果朋友要自杀，你盗窃了他准备用来自杀的工具，这是恶行吗？

    学生：是善行。

    苏格拉底：你说对朋友行骗是恶行，可是在战争中，军队的统帅为了鼓舞士气，对士兵说“援军就要到了”，但实际上并无援军，这种欺骗是恶行吗？

    学生：这是善行。

    这种教学方法有其可取之处，它可以启发人的思想，使人主动地去分析、思考问题，他用辩证的方法证明真理是具体的，具有相对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自己的反面转化。这一认识论在欧洲思想史上具有巨大的意义。

    在苏格拉底死后，他的追随者热情不减，以至于形成了一个苏格拉底派。那些严格遵守苏格拉底的教训的学生和哲人们，从他的学说中产生了各色各样的哲学。除了色诺芬以外，还有许多别的苏格拉底派写过苏格拉底和学生的对话，这些对话有一部分是以与苏格拉底的真实谈话为根据，有一部分是他们依照他与学生对话的方式制造出来的。艾斯其纳、斐多、安底斯泰纳和许多别的人都有记述过，此外还有一个由鞋匠西门所记述的，苏格拉底常常在作坊里和他交谈，以后他小心翼翼地把苏格拉底同他说的话写了下来。他的章节的题目和另外一些留下对话的人的一样，都可以在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述中找到。

    苏格拉底死后，他的一群学友都离开雅典，奔往麦加拉，柏拉图也往那里去了。欧几里德原来住在那里，他很好地接待了他们。当苏格拉底的罪名被取消而原告受到惩罚之后，苏格拉底派有一部分人回去了，一切又恢复宁静了。

    柏拉图潜心研究老师的思想精髓，后来成为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被称为西方哲学之父。

    一直到18世纪，尼采仍然认为，苏格拉底影响了世世代代，直至今日。

    哲学之父柏拉图

    柏拉图（Plato，约前427—前347），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大哲学家。

    柏拉图出生在雅典城里的一个奴隶主贵族家庭里，家庭非常富有，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父亲给他请了三位启蒙老师，一位教文学，一位教美术和音乐，一位教体育。

    柏拉图的文学老师经常给他讲故事，有时让他模仿着讲，渐渐地，柏拉图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柏拉图除了写作外，在美术老师的培养下，对美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当时在雅典最有学问的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非常崇拜他，决心拜他为师。

    一天，柏拉图来到苏格拉底的家里，恭恭敬敬地说：“苏格拉底先生，我想拜您为老师，请您收下我这个学生吧！”

    苏格拉底说：“据我所知，你已经很有学问了，为什么还要拜我为师呢？”

    柏拉图说：“因为您有一句话，我牢记在心，那就是‘认识自己’，我觉得我对自己的认识还不够。”

    苏格拉底：“那么，我还要告诉你一句话，‘我所知道的是，我始终一无所知’，这是我对自己的评价。”

    “大家都认为你最聪明，可是您还这样谦虚，您真是伟大的人，这正是我学习的地方，请您收下我吧。”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苏格拉底终于收下了柏拉图这个学生。

    从公元前407年开始，柏拉图在苏格拉底身边学习了8年，成了他最好的学生。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以“传播异端”和“腐蚀青年”罪被判处死刑，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慷慨陈词，锋芒毕露。或自辩无罪，或反驳原告，或抨击当局，或直抒人生哲学。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把老师的辩词编写成文。

    苏格拉底受审并被判死刑，柏拉图对现存的政体完全失望，于是开始游遍意大利、西西里岛、埃及、昔兰尼等地以寻求知识。在40岁时他结束旅行返回雅典，并在雅典城外西北郊的圣城阿卡德米创立了自己的学校——阿卡德米学院。学院成为西方文明最早的有完整组织的高等学府之一，后世的高等学术机构也因此而得名，这也是中世纪时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大学的前身。阿卡德米坐落于一处曾为希腊传奇英雄阿卡德摩斯住所的土地上，因而以此命名。学院存在了900多年，直到公元529年被查士丁尼大帝关闭。

    柏拉图一边从事教学，一边著书立说，力图按照自己的政治哲学，培养从政的人才。

    柏拉图的理念是善，他认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理念的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而人类感官所接触到的这个现实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的影子，它由现象所组成，而每种现象是因时、空等因素而表现出暂时变动等特征。由此出发，柏拉图提出了一种理念论和回忆说的认识论，并将它作为其教学理论的哲学基础。

    柏拉图认为人的一切知识都是由天赋而来，它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于人的灵魂之中。因此认识不是对世界物质的感受，而是对理念世界的回忆。教学目的是为了恢复人的固有知识。教学过程即是“回忆”理念的过程。在教学中，柏拉图重视对普遍、一般的认识，特别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他特别强调早期教育和环境对儿童的作用，认为在幼年时期儿童所接触到的事物对其有着永久的影响，教学过程要通过具体事物的感性启发，引起学生的回忆，经过反省和思维，再现出灵魂中固有的理念知识。后来，他吸收和发展了智者的“三艺”及斯巴达的军事体育课程，也总结了雅典的教学实践经验，在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四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其后便成了古希腊课程体系的主干和导源，支配了欧洲的中等与高等教育达1500年之久。

    柏拉图认为，每门学科均有其独特的功能，凡有所学皆会促成性格的发展。在17岁之前，广泛而全面的学科内容是为了培养公民的一般素养，而对于未来的哲学家来讲，前面所述的各门学科都是学习辩证法必不可少的知识准备。文法和修辞是研究哲学的基础；算术是为了锻炼人的分析与思考能力；学习几何、天文，对于航海、行军作战、观测气候、探索宇宙十分重要；学习音乐则是为了培养军人的勇敢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同时，他还很重视选择和净化各种教材，如语言、故事、神话、史诗等，使其符合道德要求，以促进儿童心智之发展。

    就教学方法而言，柏拉图师承苏格拉底的问答法，把回忆已有知识的过程视为一种教学和启发的过程。他反对用强制性手段灌输知识，提倡通过问答形式，提出问题，揭露矛盾，然后进行分析、归纳、综合、判断，最后得出结论。

    柏拉图的教学思想几乎涉及到教学领域中的所有重要方法，这些都给了后世教育家们以巨大的影响和启迪。

    但是，柏拉图夸大了理性发展在教学中的意义。他主张的通过回忆和沉思冥想以致知的教学过程，反映了他对掌握知识理解中的唯心主义倾向。特别是他把理性绝对化、孤立化，使感觉和理性之间对立起来的思想，以致成了中世纪经院派教条主义教学方法的理论基础。他有一句名言：不知道自己的无知，乃是双倍的无知。

    后来，柏拉图建立的学园由他的弟子们代代相传，一直持续了9个世纪，为古代的西方培养了大批学者。

    柏拉图认为，任何一种哲学要能具有普遍性，必须包括一个关于自然和宇宙的学说在内。柏拉图试图掌握有关个人和大自然永恒不变的真理，因此发展一种适合并从属于他的政治见解和神学见解的自然哲学。

    柏拉图认为，自然界中有形的东西是流动的，但是构成这些有形物质的“形式”或“理念”却是永恒不变的。柏拉图指出，当我们说到“马”时，我们没有指任何一匹马，而是称任何一种马。而“马”的含义本身独立于各种马（“有形的”），它不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因此是永恒的。但是某一匹特定的、有形的、存在于感官世界的马，却是“流动”的，会死亡，会腐烂。这可以作为柏拉图的“理念论”的一个初步的解说。

    柏拉图认为，我们对那些变换的、流动的事物不可能有真正的认识，我们对它们只有意见或看法，我们唯一能够真正了解的，只有那些我们能够运用我们的理智来了解的“形式”或者“理念”。因此柏拉图认为，知识是固定的和肯定的，不可能有错误的知识，但是意见是有可能错误的。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一个著名的洞穴比喻来解释理念论：有一群囚犯在一个洞穴中，他们手脚都被捆绑，也无法转身，只能背对着洞口。他们面前有一堵白墙，他们身后燃烧着一堆火。在那面白墙上他们看到了自己及身后到火堆之间事物的影子，由于他们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这群囚犯会以为影子就是真实的东西。最后，有一个人挣脱了枷锁，并且摸索出了洞口。他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事物。他返回洞穴并试图向其他人解释那些影子其实只是虚幻的事物，并向他们指明光明的道路。但是对于那些囚犯来说，那个人似乎比他逃出去之前更加愚蠢，并向他宣称，除了墙上的影子之外，世界上没有其他东西了。

    柏拉图还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完整的学前教育思想并建立了完整的教育体系的人。柏拉图中年开始从事教育研究活动，他从理念先于物质而存在的哲学思想出发，在其教育体系中强调理性的锻炼。他要求3—6岁的儿童都要受到保姆的监护，会集在村庄的神庙里，进行游戏、听故事和童话。柏拉图认为这些都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7岁以后，儿童就要开始学习军人所需的各种知识和技能，包括读、写、算、骑马、投枪、射箭等。从20—30岁，那些对抽象思维表现特殊兴趣的学生就要继续深造，学习算术、几何、天文学与和声学等学科，以锻炼他的思考能力，使他开始探索宇宙的奥妙。柏拉图指出了每门学科对于发展抽象思维的意义。他主张未来的统治者在30岁以后要进一步学习辩证法，以洞察理念世界，经过5年，他就可以成为统治国家的哲学王了。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柏拉图的爱情观让人不可思议。而有一位美国学者却对今人所理解的这种柏拉图的爱情观，提出了新的见解。美国东西部社会学会主席、《美国家庭体制》一书的作者伊拉·瑞斯经研究后认为，柏拉图推崇的精神恋爱，实际上指的是同性之间的一种爱，也就是“同性恋”。古希腊人认为，同性恋的过程更多地是灵交、神交，而非形交。而在女性很少受教育的古希腊社会，男人很难从女人中找到精神对手。这就是柏拉图偏重男性之间的爱情的原因。柏拉图坚信“真正”的爱情是一种持之以恒的情感，而唯有时间才是爱情的试金石，唯有超凡脱俗的爱，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而美国的社会学者对“柏拉图式的爱情”是只有神交的“纯爱情”，还是虽有形交却偏重神交的高雅爱情，也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柏拉图认为爱情能够让人得到升华。他说，对活得高尚的男人来说，指导他行为的不是血缘，不是荣誉，不是财富，而是爱情。世上再也没有一种情感像爱情那样深植人心。一个处在热恋中的人假如做出了不光彩的行为，被他的父亲、朋友或别的什么人看见，都不会像被自己的恋人看见那样，使他顿时苍白失色，失去一切的一切，无力面对自己爱的人和爱自己的人。

    博学大师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生于富拉基亚的斯塔基尔希腊移民区，这座城市是希腊的一个殖民地，与正在兴起的马其顿相邻。他的父亲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宫廷侍医。从他的家庭情况看，他属于奴隶主阶级中的中产阶层。他于公元前367年迁居到雅典，曾经学过医学，还在雅典柏拉图学院学习过很多年，成为了柏拉图学院的积极参加者。

    从18—38岁在雅典跟柏拉图学习哲学的20年，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是个很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学习和生活对他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亚里士多德又受教于柏拉图，这三代师徒都是哲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在雅典的柏拉图学园中，亚里士多德表现得很出色，柏拉图称他是“学园之灵”。但亚里士多德可不是个只崇拜权威、在学术上唯唯诺诺而没有自己的想法的人。他同大谈玄理的老师不同，他努力地收集各种图书资料，勤奋钻研，甚至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图书室。有记载说，柏拉图曾讽刺他是一个书呆子。在学院期间，亚里士多德就在思想上跟老师有了分歧。他曾经隐喻地说过，智慧不会随柏拉图一起死亡。当柏拉图到了晚年，他们师生间的分歧更大了，经常发生争吵。

    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亚里士多德在雅典继续待了两年。此后，他开始游历各地。公元前343年，他受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聘请，担任太子亚历山大的老师。当时，亚历山大13岁，亚里士多德42岁。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打败了雅典、底比斯等国组成的反马其顿的联军，从此称霸希腊。次年，腓力二世召开全希腊会议，会议约定希腊各邦停止战争，建立永久同盟，由马其顿担任盟主。在会议上，腓力宣布，他将统帅希腊各邦联军，远征波斯。至此，马其顿实际上掌握了全希腊的军政大权，希腊各邦已经名存实亡，成为马其顿的附庸。

    腓力二世于公元前336年被刺身亡。他的儿子、年仅20岁的亚历山大即位为王。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率领马其顿军和希腊各邦的联军出征波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打跨了号称百万的波斯大军，接着摧毁了古老的波斯帝国。一个空前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其领土西起希腊，东到印度河，南到埃及，北抵中亚——建立起来了。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故。这个凭着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大帝国，经过混战，分裂成几个独立的王国。

    就在这个时局动荡的年代里，亚里士多德重返雅典，在那里一住就是20年，即从亚历山大出发远征的前一年到亚历山大去世的那一年。在这段时间里，虽然马其顿在军事和政治上控制了雅典，但那里的反马其顿的潜力还是很大的。亚里士多德来到雅典，可能肩负有说服雅典人服从马其顿的政治使命。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受到了很多的优待，除了在政治上的显赫地位以外，他还得到了亚历山大和各级马其顿官僚大量的金钱、物资和土地资助。他所创办的吕克昂学园，占有阿波罗吕克昂神庙附近广大的运动场和园林地区。在学园里，有当时第一流的图书馆和动植物园等。他在这里创立了自己的学派，这个学派的老师和学生习惯在花园中边散步边讨论问题，因而得名为“逍遥派”。据说，亚历山大为他的老师提供的研究费用为800金塔兰（每塔兰重合黄金60磅）。亚历山大还为他的老师提供了大量的人力，他命令他的部下为亚里士多德收集动植物标本和其他资料。

    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浩瀚的著作实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譬如，他曾对158种政治制度作了概述和分析，这项工作需要大量搜集整理工作，如果没有一批助手的协助，是不可能完成的。当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传到雅典时，那里立刻掀起了反马其顿的狂潮，雅典人攻击亚里士多德，并判他为不敬神罪，当年苏格拉底就是因不敬神罪而被判处死刑的。但亚里士多德最终逃出了雅典，第二年，他就去世了，终年63岁。

    在哲学上，亚里士多德可以称得上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不仅是形式逻辑的创始人，而且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基本形式，成为第一个专门而又系统地研究思维和其规律的人。

    亚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图的唯心主义的理念论，主要指出了“一般”不能离开“个别”而存在，事物的本质即“形式”在事物之内。他提出四因说，认为具体的事物是由于四种原因而构成，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他主张认识的对象是外在的事物，强调感觉在认识中的重要性，思维依赖于感觉。这里紧密地接近了唯物主义。但他又认为，理性的知识是“高贵的”知识，纯思辩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是人生最高的理想，理性的发展是教育的最终目的。

    亚里士多德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作出了很大贡献，对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医学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

    在天文学方面，亚里士多德创立了运行的天体是物质实体的学说。他认为最外层的恒星球层是由处于宇宙边缘的原动天或者不动的推动者推动的。原动天或不动的推动者统率着一切天体和整个宇宙。亚里士多德设想，天体和地球由各种不同的材料组成。一切处于月层下面的东西都是由四种元素土、水、气、火组成，天体则由第五种——更纯洁的元素“精英”组成。

    在生物学方面，亚里士多德考察过小鸡和其他动物在胚胎成长期中形成的发展，动物初生的成熟程度是他的动物分类法的一个重要标准。亚里士多德曾指出鲸鱼是胎生的。他还认为，各种生物形成一个连续的序次，从植物到人，逐渐完善起来。

    在物理学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各物体只有在一个不断作用着的推动者直接接触下，才能保持运动，否则物体就会停止。这种推动者或在物体内部，如生物；或在物体外面，如物体受到外力推动或拉引那样。均匀的物体只能靠外来的推动而运动，因此，任何运动都是通过接触而产生的。如石头抛在空中运动，是因为为了防止石头后面的真空，空气流到石头后面，以维持石头的运动。因此真空也是不能存在的，因为空间必须装满物质，这样才能通过直接接触传递物理作用。因此亚里士多德反对原子论的“世界是由真空和原子组成”的观点。他认为，空间必须是一个物质的连续体。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上主张由中等奴隶主来统治国家。在美学方面，曾为悲剧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并且指出艺术作品在“摹仿”个别事物时，目的在于使事物的一般特征得以表现出来。在教育上，他认为，理性的发展是教育的最终目的，主张国家应对奴隶的子弟进行公共教育，使他们的身体、德行和智慧得以“和谐地发展”。

    亚里士多德显示了希腊科学的一个转折点。在他以前，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力求提出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来解释自然现象。他是最后一个提出完整世界体系的人。在他以后，许多科学家放弃提出完整体系的企图，转入研究具体问题。

    亚里士多德集中古知识于一身，在他死后几百年中，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对知识有过系统考察和全面掌握。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恩格斯称他是“最博学的人”。

    亚里士多德还认为，生命和世界都在运动，没有运动就没有时间、空间和物质。这些都具有一定的辩证法观点。但是，亚里士多德碰到一些解释不了的现象，还是要把老师的一些唯心论的观点搬出来帮忙，常常弄得自相矛盾，在唯物论和唯心论这两种观点中摇来摆去。

    亚里士多德的另一句名言也是令人称道的，那就是：“柏拉图是可敬的，但真理更加可敬。”

    哲学奠基人康德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天文学家、星云说的创立者之一，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不可知论者，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定者。

    1724年4月22日清晨，康德诞生在东普鲁士的首府哥尼斯堡的一个虔诚的新教徒家庭，因而康德幼年的精神世界受新教影响很深。直到上小学，学校的人文主义教育才改变了他的宗教态度。

    1740年，康德进入科尼斯堡大学。人们现在无法考证他当时选择了什么专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经常听哲学课。1748年，24岁的康德大学毕业，因为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两年，他衣食无托，前途渺茫。由于大学没有他的位置，他决定到科尼斯堡附近的小城镇去做家庭教师。

    康德曾说再也没有哪个家庭教师比他还差，但是实际上他这是谦虚，因为他教过的学生对他的口碑都不错。在做家庭教师期间，他发表了第一本著作《关于生命力的真实估计之思考》，5年的家庭教师生涯后，康德重返科尼斯堡，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家乡。返回家乡后，康德再次进入大学学习。1755年，康德以论文《自然通史和天体论》获得硕士学位，三个月后获得大学私人助教资格，开始教授哲学。在私人助教这个教职上，康德一干就是15年，学生的听课费就成了他的生活来源。因为康德的课很受欢迎，愿意听他的课的学生也多，因此他在生活上也做到了衣食无忧。

    在任助教期间，康德开始经常发表著作。他的论题包罗万象，从自然科学、美学、神学甚至到巫术应有尽有，但贯穿其中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哲学研究应该如何进行：是从理性的观点出发，从普遍真理中推导出有关事物的真理，还是从经验出发，通过观察得出普遍的结论？

    康德的著述和讲课使他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哲学家，他的影响使他开始走出科尼斯堡，很多学生慕名而来成为他的弟子，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与哥德和席勒一起成为魏玛古典派顶梁柱的赫尔德。尽管如此，康德很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教授职位，期间他拒绝了科尼斯堡提供给他的诗学艺术教授聘书。他还拒绝了来自埃尔朗根大学和耶拿大学的教授聘书，他只愿意在科尼斯堡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因为他不愿意离开家乡，而且身体状况也不允许他迁居他乡。康德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胸腔狭窄，心脏和肺的活动余地很小，天生就有疑病症倾向，小时候甚至十分厌世。”

    1770年，46岁的康德终于获得了科尼斯堡大学逻辑学与形而上学教授一职，他的就任报告题目是《感性与知性世界的形式与根据》。当上教授以后，康德沉寂于潜心研究他的批判哲学，十年没有发表一篇文章。1781年，他发表了《纯粹理性批判》，仅凭这一部著作，康德就奠定了他在哲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康德深居浅出，终身未娶，一辈子过着单调刻板的学者生活，直到1804年去世为止，从未踏出过出生地半步。因此诗人海涅说，康德是没有什么生平可说的。

    康德生活中的每一项活动，如起床、喝咖啡、写作、讲学、进餐、散步，时间几乎从未有过变化，就像机器那么准确。每天下午3点半，工作了一天的康德便会踱出家门，开始他那著名的散步，邻居们纷纷以此来校对时间，而教堂的钟声也同时响起。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当他读到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卢梭的名著《爱弥尔》时，深为所动，为了能一口气看完它，不得不放弃每天例行的散步。这使得他的邻居们竟一时搞不清是否该以教堂的钟声来对自己的表。

    和许多伟大的德国学者一样，康德家境也很贫寒，以至在金钱观念方面给后人留下笑料。据说这位大学者经常声称，他最大的优点是不欠任何人的一文钱。他曾说：“当任何人敲我的门时，我可以永远怀着平静愉快的心情说：‘请进。’因为我肯定，门外站着的不是我的债主。”

    康德思想的发展，以1770年他提出的教授就职论文为界，分为“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在“前批判时期”，他埋头于自然科学研究，提出了“关于潮汐延缓地球自转的假说”和“关于天体起源的星云假说”。这两大假说从物质自身的运动和发展来解释自然现象，摒弃了神学创世说和自然界永恒不变的观点。

    在“批判时期”，康德发表了《纯粹理性批判》这部哲学名著。恰如康德枯燥乏味的生活一样，这本洋洋数十万言的大作非常晦涩难懂。一位读者对康德抱怨说：“读你的书十个指头都不够用，因为你写的句子太长了，我用一个手指按住一个从句，十个指头用完了，一句话还没有读完！”但是，艰深的语句掩不住思想的光辉，康德哲学真的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成了哲学领域内“哥白尼式的革命”。此后他又陆续发表了《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这两部著作。三部著作的相继问世，成为康德批判哲学体系诞生的真正标志。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研究了人类感知的形式，即空间和时间。存在于时间和空间里的物质被人类的理解力加工为经验，而康德把人类理解力的形式称为“（绝对）范畴”，这些人类理性的形式中包括人们对灵魂、世界和上帝的设想，康德把它们理解为某种制约原则，人们的经验世界就是通过这些原则得以构造。

    如果说《纯粹理性批判》研究的是人类如何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那么康德1788年发表的《实践理性批判》则要回答的问题是伦理学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做？简单地说，康德告诉我们：我们要尽我们的义务。但什么叫“尽义务”？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康德提出了著名的“（绝对）范畴律令”：“要这样做，永远使你的意志的准则能够同时成为普遍制订法律的原则。”康德认为，人在道德上是自主的，人的行为虽然受客观因果的限制，但是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人有道德上的自由能力，能超越因果，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判断力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可以抱有什么希望？康德给出的答案是：如果要真正能做到有道德，我就必须假设有上帝的存在，假设生命结束后并不是一切都结束了。《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关心的问题还有人类精神活动的目的、意义和作用方式，包括人的美学鉴赏能力和幻想能力。

    1795年出版的《论永久和平》应该是康德为人类贡献的最后一部有深远影响的著作，书中提出了世界公民、世界联邦、不干涉内政的主权国家原则等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构想。

    康德的哲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人把他的哲学比做蓄水池，前人的思想汇集于此，后人的思想则从中流出来；也有人将他的哲学比做一座桥，想入哲学之门就得通过康德之桥。

    这个被誉为人类哲学界的哥白尼，一辈子只崇尚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的孤寡老头，这个终生没离开过家乡小镇，却奇迹般地创造出古典哲学大厦的哲学泰斗，同时从不暴露自己科学院院士头衔的高尚的人，其仙逝时，哥尼斯堡全市居民陷入巨大的悲恸中。人们连续16天自发前往瞻仰这位不足1.6米的巨人、伟大哲学家的遗容。直到现在，加里宁格勒的年轻人结婚时，也不忘带上一束花放到康德的墓前。

    2004年是康德逝世200周年，也是德国文化界的“康德年”。在德国乃至整个世界，人们都在用各种方式纪念这位思想界的巨人。“康德年”之际，德国多家出版社又不失时机地推出了最新“通俗版”的《康德传》。

    书中的康德被描绘成一个衣着讲究入时的绅士，而非原先人们印象中“清心寡欲”的古板角色。据称，哥尼斯堡的年轻女士们目光一直追逐着穿着雅致的康德硕士。他虽然个子不高，但眼睛炯炯有神，谈话风趣幽默。可他对女性总是保持着一定距离，不管哪个女孩多么狂热地追求他，他都不会越雷池半步。事实上是康德心里已经有意中人了，那就是凯塞林克伯爵夫人。这位中年丧偶的伯爵夫人端庄美丽，气质优雅。康德每天都到伯爵夫人家为她儿子上课，为的是看一眼“心上人”。而在伯爵夫人的私人沙龙，人们也看到在她座位旁一直为康德保留着一个空位子。但由于世俗的禁锢，一个伯爵夫人是不能嫁给平民的。1763年，凯塞林克伯爵夫人只好嫁给了一个贵族，康德不无悲伤地辞去了家庭教师工作。

    此外，康德也不是一位“讷于言”而闭门埋头著述的哲学家。

    他喜爱参加哲学圈子以外的沙龙，且谈锋甚健、机智幽默、富有魅力。在课堂上，他也颇受学生的欢迎。演讲时的侃侃而谈，自然与“三大批判”中的晦涩语言有着本质的区别。康德对“绝对律令”的遵守也并非不折不扣，据说他规定自己每天清早只能抽一斗烟，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烟斗却越来越大。

    无产阶级伟大导师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第一国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

    1818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于德国莱茵省特利尔城。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一位才能出众的律师，对马克思少年时代的思想成长起到良好的影响。母亲罕丽达·普勒斯堡是个贤慧的妇女，主要操持家务。

    马克思从小勤奋好学，善于独立思考。1830年，他进入特利尔中学，1835年9月毕业。中学时代，他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已有为人类谋幸福的崇高理想。中学毕业时他写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说，一个人只有立志为人类劳动，才能成为真正的伟人。

    1835年10月，马克思进波恩大学攻读法学，一年后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在大学，他除研究法学外，还研究历史、哲学和艺术理论。

    1841年，马克思以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区别》申请获得耶拿大学哲学博士。毕业后担任《莱茵报》主编，遇到了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颇为有名的“林木盗窃问题”。事情是这样的，在德国西部有大片的森林和草地，原来生活在这里的居民都可以在这些地方砍柴、放牧。可是后来，一些贵族地主把这大片的森林和草地都霸占了，不许居民们靠近一步，不少居民想到山林中去拾些柴草，却被认为是“盗窃”。广大居民不满，德国议会不得不认真审议这些事情。可是，他们只为贵族地主考虑，审议结果是：居民们的行为确为盗窃！如果再持续下去，要用法律手段来解决！

    这样一来，引起全国民众对议会的强烈不满，人们愤怒谴责议会的不公平处理。马克思也感到十分气愤，他便在《莱茵报》上写了一系列文章发表自己的看法，文中严厉抨击了普鲁士政府的做法，立场坚定地站在民众一边，维护了农民的利益。

    1843年5月，马克思来到莱茵省的一个小镇克罗茨纳赫。在这里，他与童年时代的女友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从此，燕妮成了马克思的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亲密伴侣和战友。

    1843年秋，马克思迁居巴黎，筹备出版《德法年鉴》杂志。在富有革命传统的法国，他积极参加法国工人的集会，了解法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状况，同法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和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建立了密切联系，还结识了流亡在法国的各国革命家。巴黎的斗争生活促进了他向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

    在巴黎期间，马克思进行了紧张的理论研究工作。他埋头钻研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特别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以及圣西门、博立叶、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和空想共产主义者的思想。

    1844年8月，恩格斯从英国来到巴黎，拜访了马克思，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见。从此他们开始了前无古人的伟大合作。

    1845年1月，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2月到了布鲁塞尔，他开始批判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个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接着，他又同恩格斯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是恩格斯肯定的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

    马克思在为无产阶级制定科学世界观的同时，还为创建无产阶级政党而积极作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建立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在工人中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他们还积极地参加同盟的改组工作。

    1847年6月召开的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担任了同盟的领导人，并受大会委托与恩格斯共同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正式发表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

    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风暴席卷欧洲大陆。同年6月，马克思创办了《新莱茵报》。它是当时民主运动中唯一代表无产阶级观点的报纸。马克思通过报纸宣传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纲领，指导德国人民同封建专制制度作斗争，揭露自由资产阶级的妥协和叛卖行为，还通过报纸同各国民主派建立广泛联系，声援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革命失败后，欧洲各国处于专制统治之下。统治者对工人运动严厉镇压，逮捕了许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员，马克思一家迁居到英国伦敦。这时他们几乎一无所有。

    1851年夏天，马克思开始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可是所得的稿酬仍不够一家人的开销。马克思曾经在给恩格斯的信上说：“我不能再出门，因为衣服都在当铺里；我不能再吃肉，因为没有人肯赊给我了。”

    1852年，马克思在完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部著作以后，连寄书稿的邮费都没有。他曾十分幽默地说：“小册子的作者因没有裤子和鞋子而被囚禁在家里，他的一家人过去和现在每分钟都受到极端贫困的威胁。”

    孩子们缺吃少穿，加上不适应英国潮湿的气候，马克思刚满1岁的儿子小亨利·吉多就患肺炎夭折。过了1年，小女儿弗兰契斯卡也死了。3年以后，马克思又失去了爱子穆希（原名埃德加尔）。1855年4月6日，马克思在信中把自己的悲伤心情告诉了恩格斯：“可怜的穆希已经不在人世了，今天五六点钟的时候，他在我的怀里长眠不醒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在这个可怕的时刻，你的友谊是怎样地减轻了我们的痛苦。”

    恩格斯对马克思一家的困难处境是十分关心的。为了从经济上帮助马克思，使他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撰写理论著作，恩格斯毅然决定重返曼彻斯特，在“欧门·恩格斯”公司当店员，从事他十分厌恶的经商工作。从这时候起，恩格斯就常常寄钱给马克思。恩格斯还常常帮助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修改英文稿件，有时帮助马克思把他用德文写的稿件译成英文。当马克思忙着写《资本论》的时候，恩格斯甚至替马克思为报纸写文章。《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因为署的是马克思的名字，所以直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发表出来的时候，人们才知道文章的真正作者是恩格斯。恩格斯还常常替马克思还债，给马克思的孩子们买礼物和食品，马克思对此深为感动。他曾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的良心经常像被梦魔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面，才让它们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忧患。”

    19世纪50年代是马克思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贫困的生活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他成年累月地在英国博物馆研读政治经济文献，埋头从事经济学研究。

    1862年3月，他和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了500多篇文章。他们在这些文章中评述当时的国际重大政治事件，抨击各国反动政府的内外政策，声援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他们还写了不少论述中国的文章，揭露英国对中国的殖民政策，谴责沙皇俄国对中国领土的侵占，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马克思一方面关心、指导工人运动，另一方面又加紧了他的巨著《资本论》的写作。恩格斯也常把有关资料寄给马克思，并且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1867年4月初，当恩格斯得悉《资本论》第一卷写成的消息以后，马上写信说：“好啊！我终于看到白纸黑字，知道第一卷已经脱稿了，就禁不住发出了这样的欢呼声。”马克思把《资本论》第一卷的手稿交给出版商以后，曾到曼彻斯特恩格斯家中做客。两个人对下一步工作交换了意见，并且商定要在书的附录中作一点补充。恩格斯自然而然地成了这部巨著的第二个校阅者。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了。它阐述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近代社会的经济法则，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强有力的武器。

    第一国际的成立和《资本论》的发表，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起了推动作用。

    由于反动政府的迫害，贫困的物质生活、繁重的理论工作和紧张的战斗，严重损害了马克思的健康，他晚年常被病痛折磨。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的一颗伟大的心停止了跳动。他安葬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和他的夫人燕妮葬在一起。

    马克思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他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指引全世界劳动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进行斗争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马克思的名字永垂史册，他的学说将永放光芒。

    马克思为了把最好的研究成果献给工人阶级，他总是以极其严谨的态度，反复推敲、修改自己的作品。他曾说：“我还有这样一个特点：要是隔一个月重看自己所写的一些东西，就会感到不满意，于是又得全部改写。”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付出了极其艰苦的劳动，曾多次修改手稿。拉法格曾回忆说：“马克思对待著作的责任心，并不下于他对待科学那样严格。他不仅从不引证一件他还未十分确定的事实，而且在他尚未彻底研究好一个问题时，他决不谈论这个问题。他决不出版一本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过的作品。他不能忍受把未完成的东西公之大众的做法。”

    严谨治学精神是人类的崇高品质和优良传统，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需要的。今天我们学习马克思的严谨治学精神，有助于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作中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也有助于我们在各项工作中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同时也有助于严谨治学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无产阶级领袖恩格斯

    费里德里希·冯·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1820—1895），德国社会主义理论家、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的亲密战友，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

    1820年11月28日，恩格斯出生于普鲁士王国莱茵省巴门市，先祖是犹太人。父亲老弗里得里希是工厂主，虔诚的基督徒。母亲心地善良，遵守礼教，喜爱文学和历史。

    恩格斯从小就喜欢思考。有一天，他问妈妈：“为什么有许多人吃不饱？”妈妈对他说：“等你长大了再去研究吧！”恩格斯拿着早餐到学校去了，以后他总要带些食品到学校去，回家就拼命地大吃。妈妈觉得奇怪，一天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原来他把食物都带给了贫困的同学。恩格斯如实告诉了妈妈，妈妈很感动，以后就多做一份让恩格斯带去。恩格斯的极富观察力与同情心这些品格都铸就了他日后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高尚情操。

    1837年，恩格斯被父亲命令从中学辍学，到营业所学习其厌恶的经商。1838年8月，恩格斯在父亲的安排下去不来梅当办事员。在这个自由和民主思潮澎湃的城市，恩格斯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并以弗·奥斯沃特为笔名写下许多激情诗篇。

    1841年9月，恩格斯到柏林服兵役，并在柏林大学听课，研究黑格尔哲学，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这时，恩格斯在政治上和世界观上虽然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但他在实际斗争中，逐步意识到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同德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再加上受L.A.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影响，开始向唯物主义者转变。

    1842年，恩格斯到英国曼彻斯特的棉纺厂当职员，接触到真正的产业无产阶级。他和工人交往，参加他们的集会和斗争，并同宪章运动领袖建立联系。为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恩格斯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1844年3月，他在《德法年鉴》上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两篇文章，以社会主义观点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指明一切弊端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的结果，论述社会主义革命和消灭私有制的不可避免性，初步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清楚地表明恩格斯已经完成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1842年深秋，恩格斯告别家人，来到英国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纺织厂当总经理。曼彻斯特是英国宪章运动中心，在那里他开始真正深入工人阶级的生活。并且在这段时间，认识了还是《莱茵报》主编的马克思。1843年冬天，恩格斯认识了爱尔兰工人姑娘玛丽·伯恩斯，不久后两人开始同居。1844年8月，恩格斯返回德国巴门老家，途中经过巴黎，和马克思见面。

    两人在一起生活了10天，倾心交谈，对一切重大问题的看法完全一致。这次会见为他们终生的战斗友谊和伟大合作奠定了基础。他们在政治风浪中团结战斗，在科学研究中相互切磋，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彼此激励，共同奋战了40个春秋。他们各自都为自己有志同道合的战友而自豪。恩格斯说：“马克思是和我相交40年的最好的、最亲密的朋友，他给我的教益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马克思说：“我们之间存在的友谊是何等的珍贵！”恩格斯为了使马克思有可能从事革命活动和理论研究，心甘情愿作出牺牲，从事自己最不愿干的“该死的生意”，用挣来的钱负担马克思一家的生活。

    1846年8月，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1847年6月，恩格斯起草了《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后来进一步完善成《共产主义原理》。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此为基础，恩格斯与马克思合作拟定《共产党宣言》。1848年4月，和马克思一起创办了《新莱茵报》。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住在伦敦，恩格斯住在曼彻斯特，他们两人虽然不能“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欢笑”，但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他们几乎天天都要通信，只要一方回信稍慢一点，另一方就会感到不安。有一次，恩格斯隔了几天没有写信，马克思就写信风趣地问他：“亲爱的恩格斯！你在哭泣还是在欢笑？你睡着了还是醒着？”既是问候，又是关切。他们这种友谊是前无古人的。

    1869年7月，恩格斯终于从商人生涯中摆脱。1870年10月，移居伦敦，与马克思再度相聚。1878年，《反杜林论》这部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问世。恩格斯除了是一个文学斗士、哲学家、军事家，还是一个强大的战士，几次大革命的成果保卫战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在柏林做志愿兵的一年，培养了他无畏的勇气和军事才干。以致革命失败多年后，曾与他并肩作战的人们对他表现出来的“非凡的镇静和漠视一切危险的气魄”记忆犹新。恩格斯除了从事繁重的理论工作以外，也十分重视和关心国际共产主义的革命实践活动，他和马克思一起领导了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

    1883年3月马克思逝世，恩格斯担负了整理和出版马克思文献遗稿工作。1885年和1894年先后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完成了马克思未竟之业。1884年，恩格斯发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论述原始社会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揭示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阶级对抗和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的起源和实质，指明私有制、阶级、国家消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批判资产阶级学者、拉萨尔主义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国家问题的谬论。

    1886年，恩格斯发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系统地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L.A.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及唯心史观，精辟地论述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和马克思相比，恩格斯更倾向于务实地为工人阶级实现权益。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12年之久，并于1889年成立第二国际。恩格斯并不追求暴力革命，而是主张在民主国家里组织无产阶级合法政党社会民主党，在宪法的框架下为工人争取具体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恩格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国会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意义：“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进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

    1895年8月5日，恩格斯因患癌症逝世。10日，在威斯敏斯特桥的滑铁卢车站大厅举行追悼会。根据他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撒在波涛滚滚的大海里。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Ladimir IIich Lenin，1870—1924），本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Iich Ulyanov），列宁是他参加革命后的化名。列宁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布尔什维克党创立者、苏联建立者和第一位领导人。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列宁主义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称他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和领袖”。

    列宁小时候是个学习成绩优秀的孩子，在学校里，每门功课都学得很好。老师讲课，他用心听；老师留的作业，他认真做。他还读许多课外书，常常把书里的故事讲给别的小朋友听。他爱书里那些勤劳勇敢的人，拿他们做自己的榜样。

    列宁十分爱护书。他从来不把书弄脏，也不把书到处乱扔。除了天资聪明外，他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不懂就问的好习惯。

    有一次，他和几个小朋友挖到了一个屎克螂的窝，里面有很多圆圆的粪球。有个同学问：“屎克螂为什么要把粪球滚到窝里去呢？”大家都答不上来，这把列宁也给问住了，他答应第二天把答案告诉大家。回家后，先是向哥哥请教，又找来好多书籍查找。

    第二天，列宁带来了答案：原来是屎克螂把卵产在屎球上，幼虫孵出来后，即把屎球当食物。同学们都非常佩服。

    长大以后，列宁工作非常认真，他有一个惊人才能，就是能够同时集中注意力于两三件事，每一分钟的时间他都很珍惜。

    一次，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列宁正在主持重要会议，到会的有俄国各省、市的代表。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又快又好地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生产。

    代表之一彼得罗夫·索罗金在发言时，不时斜着眼看一看列宁，看列宁是否在注意听他演讲。突然，他看到列宁从一叠公文中抽出几份文件，放在自己前面埋头阅读起来。于是索罗金停下来不讲了——列宁不听他发言使他觉得很难过。

    他停了下来，可列宁突然说：“说下去，同志，说下去。你说：‘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很多困难。我省还存在着许多各种各样的缺点。’那么，你省有哪些缺点？你们遇到了哪些困难？”

    索罗金吃了一惊，列宁竟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他的话。他继续发言，讲了缺点，说了困难。一面发言，一面又不时看看列宁。列宁在听。过了一分钟、两分钟，索罗金看见列宁伸手拿了一张白纸，放在前面，开始在纸上迅速地写什么东西。

    “现在嘛，”索罗金明白了，“列宁当然不在听我的发言了。他是那么聚精会神地写东西。”于是他又停了下来。列宁离开了纸，转身对索罗金说：“说下去，说下去。你说：‘最使我们不安的问题是整顿交通工作。邻省的同志刁难我们。’那么他们在哪方面刁难你们？是哪些省？”

    这一次索罗金完全惊呆了，一时讲不出话来，他吃惊地看着主席台，看着列宁。

    “说下去。”列宁说。

    索罗金继续发言，可他情不自禁地又看了看列宁，看见秘书走到列宁身边，向他低声说了些什么，列宁回答了。秘书又提出了什么问题，列宁又作了回答。

    索罗金看得清清楚楚：列宁总不能同时既回答秘书的问题，又听他发言。他又来了一次停顿。

    “说下去，说下去，”列宁向他挥着手，“说下去，你说：‘我们对人民委员会有一个请求。’那么，是什么请求？”

    索罗金“啊”了一声，整个会议厅都几乎听得见。完全正确，他刚才在讲台上讲的正是这几句话。

    索罗金结束了自己的发言。他对列宁的惊人才能赞叹不已。

    休息时他在会议厅里走来走去：“真了不起！真了不起！”他对这个讲，又对那个讲。

    不过大家不知为什么都以责备的眼光看着索罗金，因为他在发言时竟三次打断了列宁的工作。

    同志们对索罗金说，他妨碍了列宁的工作。索罗金很难受，他想立刻跑去向列宁道歉。才走了一步，抬起眼来，看见列宁正向会议厅走过来。“好样的，讲得好。”列宁对他说，“我看，你是个倔强的人。”

    索罗金不好意思，脸都红了。他觉得，列宁待人非常地温和体贴。

    1893年之前，列宁在伏尔加河畔的港口城市萨马拉担任律师，同时积极参加革命宣传，并加入了当地的马克思主义团体。随后移居圣彼得堡，创立了“圣彼得堡工人解放协会”。1895年12月7日，列宁被当局判罚14个月监禁，关押在圣彼得堡监狱中。1897年2月，刚刚出狱的列宁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叶尼塞省米努辛斯克区的舒申斯克村——一个远离公路几百英里的偏僻村庄。在这里，他结识了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俄国的著名学者普列汉诺夫和一些知名人物。1898年6月，列宁与社会主义活动家娜德斯达·克鲁普斯卡娅结婚。在流放期间，他撰写了30篇以上的理论著作，其中《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于1899年4月完成并出版发行，本书首次以“弗拉基米尔·列宁”作为他的笔名。

    1900年流放期满，列宁曾被允许回到圣彼得堡，随后赴瑞士日内瓦大学留学，然后又到斯图加特、慕尼黑、莱比锡、布拉格、维也纳、曼彻斯特和伦敦，从事反政府的职业政治活动。在德国慕尼黑他与马尔托夫合作创办了第一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报纸《火星报》，先后在莱比锡、伦敦出版。期间他使用过很多别名，最终以“列宁”作为正式名。

    不久，列宁撰写了日后在俄国革命中极具影响力的《怎么办》一书。该书明确表示反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批评党内的“经济派”路线，认为落后群体应接受先进群体的领导，要求把党建设成一个以“职业革命家”为先锋核心、有着严密组织纪律的机构。1903年，列宁出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中列宁的观点遭到马尔托夫、托洛茨基等人的反对，其思想被批评为“雅各宾主义”。由于原则性问题的矛盾，党内逐渐分裂为以他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

    为维护布尔什维克政权打击反对阵营势力，1917年12月20日，列宁决议组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安全机关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任命捷尔任斯基为契卡主席。1918年2月，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人民委员会告会俄国劳动人民书》，列宁在《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法令中，亲笔加入“资产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男女，均应编入挖壕营，受赤卫队监视，反抗者枪毙。所有敌方奸细、投机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德国间谍，一律就地枪决”等内容，赋予契卡机关拥有不经审判便可执行枪决的权力。1918年9月，列宁公开声称要制造一场针对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红色恐怖”。

    1918年1月14日，列宁在彼得格勒完成一次演讲后，和瑞士共产党人弗里茨·普拉廷共同乘坐一辆汽车，在经过一座桥上时，突然遭遇12名不明身份的枪手猛烈射击。普拉廷急忙将列宁的头部按在座位下，而他自己掩护列宁的手却被打得鲜血直流。事后，契卡人员未能抓获枪击者，也未能确定杀手的身份。据后来移居国外的行刺者透露，组织这一行动的是沙科夫斯基公爵，他为这次行动赞助了50万卢布。

    1918年8月30日，列宁在首都莫斯科郊外米赫尔松工厂对工人演讲后刚要踏上汽车，一位女性上前与其交谈，正在列宁回答她时，一支握勃朗宁手枪的手在三步远的近距离伸了出来，接着响起了三声枪响。第一发子弹击中列宁左肩，第二发击中他的左胸并穿颈而过，第三发却打中了正在与他谈话的女性。列宁当即倒地不省人事。恢复意识后他拒绝前往医院治疗，因为他认为可能会有下一次暗杀等待着他，遂被迅速带往克里姆林宫。第二发子弹的位置很危险，医生无法将其取出。子弹没有刺穿左肺，但由于血液流入肺脏，情况仍很紧急。而列宁依然继续工作，身体状况逐渐恢复。但此次暗杀事件给列宁的健康带来严重的影响，很多人相信他晚年的中风与此有关。这次暗杀同时也引发了部分民众对列宁的个人崇拜。

    目前多数历史学者认为，盲人女杀手范妮·卡普兰是开枪射击列宁的凶手，她是社会革命党成员。事件发生不久后她就被契卡逮捕，卡普兰承认自己刺杀了列宁，并表示幕后无人指使，完全是个人所为，因为列宁是“革命的叛徒”。卡普兰于同年9月3日被枪决，尸体被焚毁。1938年2月，苏联当局曾一度宣称布哈林是幕后主谋，后来又在1988年2月为布哈林平反。由于暗杀过程的资料记载存在诸多疑点，部分学者认为真凶并非卡普兰而是另有其人，其中列宁的副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有重大嫌疑。

    由于紧张的革命与战争，在暗杀之前列宁的健康已经受到严重损害。子弹留在他的颈部，靠脊柱很近，约1cm，当时的医疗条件无法安全取走子弹。直到1922年4月24日，由一位德国医生为列宁实施手术取出了子弹。1922年5月，列宁第一次中风，右侧部分瘫痪，开始减少政务。同年12月第二次中风后，他停止政治活动。1923年3月，他第三次中风，直到去世一直卧床不起，也不能说话。

    1924年1月21日，莫斯科时间18时50分，列宁在戈尔基村去世，终年53岁。有90余万人出席追悼大会时瞻仰了列宁的遗体并默哀。

    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流派相比，最大的特征就是其“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如何取得政权”和“无产阶级政权如何治理国家”两个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分歧。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致力于合法斗争，在取得政权之后可以保留民主制度。而列宁为代表的另一派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寻求合法斗争的努力必然使其修正主义化。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只能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而在取得政权之后，不应当保留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应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之后，即使一国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仍然有必要采取专政的方式保卫无产阶级政权。

    慈善工作者特蕾莎修女

    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原名艾格妮丝·刚察·博加丘（Agnes Gonxha Bojaxhiu，1910—1997），是世界著名的天主教慈善工作者，主要替印度加尔各答的穷人服务。因其一生奉献给解除贫困，而于197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并被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2003年10月列入了天主教宣福名单。现在，特蕾莎修女的名称也变为真福特蕾莎修女（Blessed Teresa）。

    2009年10月4日，诺贝尔基金会评选“1979年和平奖得主特蕾莎修女”为诺贝尔奖百余年历史上最受尊崇的三位获奖者之一。

    12岁时，特蕾莎加入了一个天主教的儿童教会；15岁时，在印度接受传教士的训练工作；18岁时，先是在一位耶稣会修道士的辅助下，加入爱尔兰修道会。这使她有机会跨越欧洲，从马其顿来到都柏林，接受为期一年的训练。结业后，特蕾莎被派到印度加尔各答圣玛利亚修道院的学校教书。她在那里讲授地理和历史课长达17年之久，最后成为学校校长。

    她以前不叫特蕾莎，而是叫艾格妮丝。按照教规，成为终身侍奉天主的修女需要经过两次发誓。1931年，在她21岁的时候，她第一次发誓时，就为自己取了这个教名“特蕾莎”，以此纪念被称为传教圣女的法国加尔默罗会修女圣·特蕾莎。

    在圣玛利亚修道院所在地加尔各答，一堵高墙隔绝开了两个世界。里面的世界充满蜡烛、鸽子、赞美诗、安宁与祥和，外面的世界则是遍布贫穷、饥饿、疾病和痛苦，那些瘦骨嶙峋、皮肤黝黑、衣不蔽体、臭气薰人的乞丐、孤儿、老弱、病人和穷汉缩在角落，那些行将就木的病人身体发臭，身上布满蛆虫。

    当这位在女子学校和修院高墙内过着优雅的欧式生活的欧洲女子第一次走到那个凄惨破败、可怕肮脏的世界中，看到那些乞丐、孤儿、老弱、病人和穷汉，她的伟大命运就开始转折了。

    她在决定做这件事之前，一直过着好日子，那是一种悠闲、优雅的欧式生活。在欧洲，以教士和修女为职业的人们从来不愁生计问题，她们有一个庞大而稳固的组织，这个组织有着良好而丰厚的福利制度，在教会这双温暖而安全的羽翼下，她们可以自由成长，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知道特蕾莎修女是什么时候第一次从那道高墙里走出来的。我们只知道，有一天，她到巴丹医院开会，在路过车站广场的时候，看到了一位老妇人倒在路上，像是死了一般。特蕾莎停住了脚步，蹲下来仔细观察：破布裹着的脚爬满了蚂蚁，头上好像被老鼠咬了一个洞，残留着血迹，伤口周围满是苍蝇和蛆虫。她赶紧替老妇人测量呼吸及脉搏，似乎还有一口气，她赶走苍蝇，驱走蚂蚁，擦去血迹和蛆虫。特蕾莎心想，如果任她躺在那里，必死无疑。于是她暂时放弃了去巴丹的行程，请人帮忙把老妇人送到附近的医院。医院开始时对这个没有家属的老妇人不予理会，但医师在特蕾莎的再三恳求下，便替老妇人医理，然后对特蕾莎说：“必须暂时住院，等脱离危险期后，再找个地方静养。”

    特蕾莎把病人托给医院后，立即到市公所保健课，希望能提供一个让贫困病人休养的场所。市公所保健课的课长是位热心的人，他仔细听完特蕾莎的请求后，便带她来到加尔各答一座有名的卡里寺院，答应将寺庙后面信徒朝拜后的一处地方免费提供给她使用。

    他们一开始受到印度教区婆罗门的强烈反对，理由是特蕾莎修女不是印度人。然而特蕾莎修女不畏反对，依然在街头抢救许多临危的病患到收容所来替他们清洗，给他们休息的地方，其中也包括印度教的僧侣，此举感动了许多的印度人，于是反对声浪就渐渐地平息了。

    自从找到这个落脚点后，不到一天的时间，修女们就将30多个最贫困痛苦的人安顿了下来。其中有个老人，在搬来的那天傍晚就断了气，临死前，他拉着特蕾莎的手，用孟加拉语低声地说：“我一生活得像条狗，而我现在死得像个人，谢谢了。”

    这一天过后，她若有所悟，这就是自己真正应该干的事。

    于是，在1952年8月，这所名副其实的贫病、垂死者收容院正式成立，当时在入口处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著“尼尔玛·刮德”，按孟加拉语的意思，就是“纯洁之心”。

    特蕾莎的故事很快就传了开来，有越来越多的人被她的精神感动，有爱心的女孩子们也加入这个为贫苦人献身的事业，掌权者和有钱人因为她的行为而触动良知，给予她资金和物质的支持，也有很多人慕名前来寻求她的帮助。

    特蕾莎把她的事业迅速扩大。她和其他修女一起办起了“儿童之家”，收养从路上捡来的先天残疾的弃婴，把他们抚养成人，告诉他们：“你是这个社会重要的一分子。”她建立了“麻风病康复中心”，收治照顾那些被亲人唾弃的麻风病人，让他们感到自己“并没有被天主抛弃”。最著名的是，她在贫民区创办的临终关怀院，使流落街头的垂死者得以在呵护中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她说：“这些人像畜生一样活了一辈子，总该让他们最后像个人样。”那些被背进关怀院的可怜人，有的躯体已经被鼠蚁咬得残缺不全，刚入院洗澡时往往用瓦片才能刮去身上的污垢，最后他们握着修女的手，嘴角带着微笑“踏上天国之路”。一个原本对特蕾莎修女的善行心存疑虑的印度教法师，当看到特蕾莎一丝不苟地为一个快死的男人清理布满蛆虫的伤口，惭愧地说：“我在寺庙供奉圣母女神30年，今天才看见圣母的肉身！”

    从那时候开始，罗马教廷准许特蕾莎创设仁爱修女会。从修女会创立迄今，不断有人申请加入。

    1986年，仁爱修女会回应教宗保罗六世的邀请，在罗马设立（分支）办事处，随即在世界五大洲各处兴建贫苦之家。仁爱修女会的扩展迅速，远胜过教会历史上所有的修会。

    现今，许多修会正濒临衰弱不振的颓势，唯有特蕾莎创办的修会不断兴旺、扩展。1995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全世界已有137个国家创办了仁爱修女会的组织，有550间慈善机构和场所，数以百万计的人从中得到了帮助。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1982年，当得知黎巴嫩贝鲁特一所前线医院有60余名巴勒斯坦弱智儿童处在生死关头时，特蕾莎便冒着生命危险赶到那里，劝说以色列军队和巴勒斯坦游击队暂时停火，让她进入医院，把那些儿童一一抱上车，转移到安全地带。当时有一名随行的西方记者在后来的报道中写道：“她那因为孩子们得救了而显出的自豪神情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我曾经和许多国家的总统、女王有所来往，但却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对一个人如此敬畏。”

    这位瘦小但倔强的修女就是这样惊动整个世界的。

    她所帮助的人从来不上教堂，因为衣衫破烂；不会哭泣，因为没有眼泪可流；甚至不会请求，因为一向没有人会理睬他们。但在这位可爱的修女眼中，他们的生命同样值得享有尊严，那是同一个上帝，他们的伤痕就是基督的伤痕。

    她实践了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对最小兄弟（姊妹）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

    回过头来看，她只是一个活在20世纪现代商业社会的普通修女，但她的行为却像圣人耶稣一样。是什么原因让一个衣食无虞的小学校长变成一个圣徒的呢？

    那是缘于1946年9月10日特蕾莎在一列夜班火车上的经历。那晚，她得到了耶稣基督的启示。她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我听到一个声音，要求我放弃一切，跟随基督进入贫民窟，以便我能在最穷的穷人当中服侍他。我知道这是他的意思，我要照办。”

    伟大出自平凡。特蕾莎修女所做的事，其实每个人都能做。在街头收拾行将就木的穷人，从垃圾堆里抱起弃婴，跪在铺了绿色塑料布的地上清洗病人肮脏发臭的躯体，包扎照料麻疯病人、霍乱病人……一个具有一般护士常识的人就可以做的事，问题是有几个人愿意做，有几个人像她那样全心全意地做，有几个人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做？她的生命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一个伟人，只是看你有没有这个心志，把自己全然地奉献，无私忘我地为他人献上全心全意的爱。

    特蕾莎修女说过：“倘若你付出爱时有所保留和计较，你便不在爱里。”

    离开修道院后，特蕾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掉蓝色的修女袍，换上印度平民妇女常穿的白色粗布棉纱丽。为了时刻记住自己的职责，她特意在纱丽的肩上绣了一个十字架，又用三条蓝色的布条缝在廉价的纱丽边上。特蕾莎设计的这种纱丽，后来成为修女们最喜欢也最常穿的制服。特蕾莎就穿着这样一身独具一格的修女服，在加尔各答声名最臭的贫民区开始了她的慈善生涯。

    她为了帮助穷人，首先把自己变成穷人。从此以后，在当时被称为噩梦之城的加尔各答的大街小巷，只要有穷人的身影，人们就会看到穿着白色纱丽的特蕾莎出现在他们的身边。

    几十年后，她创建的组织有4亿多美元的资产，世界上最有钱的公司都乐意捐款给她；她的手下有7000多名正式成员，还有数不清的追随者和义务工作者分布在100多个国家；她认识众多的总统、国王、传媒巨头和企业巨子，并受到他们的仰慕和爱戴……

    可是，她住的地方，唯一的电器是一部电话；她穿的衣服一共只有三套，而且自己洗换；她只穿凉鞋没有袜子……

    几十年中，她获得了世界上很多国家和教会的80多项荣誉和奖励，她是世界上领取奖金最多的人之一。

    她的所有奖金，没有给自己留下一美分，而是全部捐赠给贫民。她说她要用这些资金养活穷人，为无家可归的人和麻疯病人建造更多的住所。

    1979年12月11日，特蕾莎荣获世界最著名的“诺贝尔和平奖”。她把19万美元的奖金连同卖掉奖章的钱，以及谢绝了这个委员会例行的发奖后举行的盛大宴会而得到的一笔款项（照她说，这一次宴会的费用，若在加尔各答足够1.5万人的饭费），全部用于为穷人中最穷的人服务上。

    1964年，罗马教皇赠给她一辆白色林肯牌轿车，她将车作为抽彩义卖奖品，用所得款项建了一座麻风病医院；1992年，美国哥伦布骑士团将喜乐与希望奖牌授予她，获奖后她立即打听在哪里可以出售奖牌，以便将出售所得和奖金一起交给修女会，用于救助穷人的事业。

    1997年9月5日，特蕾莎修女安逝于加尔各答会院中。人们看到修女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全部财产，就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受难像、一双凉鞋和三件滚着蓝边的白色棉花衣服——一件待洗，一件穿在身上，一件要补洗。

    已经很难用言语来描述她的品格的伟大。

    “彻底地施予，直至我们舍不得为止。”这是特蕾莎修女经常告诫人们的话。

    她常常强调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的一句话“我渴”，对特蕾莎修女而言，耶稣当时代表了古往今来全人类中所有受苦受难的人。所谓渴不仅是生理上的需要水喝，而且也代表人在受苦受难时最需要的是来自人类的爱，来自人类的关怀。

    特蕾莎修女成立了100多个替穷人服务的处所，每个处所都有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苦像，而在十字架旁边，都有“我渴”这两个字。她要提醒大家，任何一个人在痛苦中，我们就应在他的身上看到基督的影子，任何替这位不幸的人所做的，都是替基督所做的。

    特蕾莎说：“我们所过的贫苦生活与我们的事业同样重要。事实上，我们应该感激那些穷人，因为他们帮助我们，更加爱我们的神。”

    特蕾莎又说：“我们感到所做的不过是汪洋中的一滴水，但若欠缺了那一滴水，这汪洋总是少了一滴水。我不赞同做大事，在我看来，个人才是重要的。要爱一个人，我们就必须与他紧密接触。假如我们要凑足一定的人数才开始工作，我们就会在数目中迷失，无法全面照顾和尊重个人。我只相信个别的接触，每一个人在我而言就是基督，他是那时那刻世上唯一的一个人，因为基督只有一个人。”

    这些朴实无华的、只要是认识字的人都能够读懂的句子，深深地嵌入了人们的心中。它们比那些晦涩的哲学著作更接近人生的真相，它们比那些辉煌的领袖语录更接近人类的真理。

    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授奖公报说：“她的事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天赋价值。那些最孤独的人、处境最悲惨的人，得到了她真诚的关怀和照料。这种情操发自她对人的尊重，完全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

    这完全表明了特蕾莎对人的态度。尽管她在救助他们，但她并不只是出于强者的同情。

    特蕾莎认为人最大的贫穷不是物质上的缺乏，而是不被需要与没有人爱。在为英国电视台录制《为了神做件美事》节目时，她告诉英国记者说：“感觉自己没有人要，是人类所经历到最糟糕的一种疾病。”因为别的病有药可医，唯独“不被需要”，除了一双愿意服侍的手与一颗充满爱的心肠外，再没有一帖药可医治。加尔各答仁爱传教修女会墙上的海报也写着：“天底下最可怕的疾病不是麻疯，也不是肺结核，而是不被需要、被拒绝、被排除在外的感觉。”

    特蕾莎更发现，富裕的国家竟和贫穷的国家同样都充满了“不被人需要”的心灵疾病，只是存在的形式不同而已。

    因此，特蕾莎也来到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在大城市的贫民窟开办仁爱修女会及相关服务机构，因为美国这种地方存在更大的贫穷：“更大的贫穷存在于现代社会的冷酷、家庭关系的破裂中。”她告诉我们，在美国这样发达的现代国家照样存在着饥饿，这种饥饿不是一片“面包的饥饿，而是寂寞带来的大饥荒，而这种饥饿就在每个人自己的家里”。特蕾莎以她的言行向我们示范，什么叫做“甘心事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她说：“我在每个人的身上都看到上帝，当我为麻疯病人清洗伤口时，我觉得是在照料上帝，这种经验何其美妙！”

    她关怀生命垂危的穷人，不是为了救活他们（延续生命在那些人而言几乎是绝望），更不是为了要让那些人皈依自己的宗教，她的目的只是出于简简单单的爱，要让穷人也拥有爱与尊严。

    对生命的敬畏，使特蕾莎对穷人没有高高在上的施舍、怜悯与同情的心态，而是尊敬。这一点更是难能可贵。

    在特蕾莎修女生前，有不少人去探望她。人们原以为，特蕾莎修女的名气那么大，号召了全球几千名义工来印度工作，她应该是个非常擅长处理公关工作的人，在她忙碌的生活中，应该有人来帮她处理各种事务，包括来自全球各地的捐款、拜访、采访等等。但是人们去了以后才发现，没有，什么都没有，特蕾莎修女就只是她一个人，连赠予荣誉博士“这么重要的事”，都没有人来帮她处理。大部分等着见修女的人，只有在修女唯一有空的时候──早上6点望弥撒之后，排队和她见面几分钟。

    特蕾莎修女名气这么大，每天都有许多的拜访和会面，她当然很忙。可是，她忙的原因，是因为她要去亲自照顾穷人，而不是接受采访或拜访，甚至也不是去管理她一手建立的慈善机构。

    特蕾莎修女说过一个故事：一个澳洲籍的男士来到修道院，同时奉献了一笔款项，但是他说：“这只是一种表面性的奉献，从现在开始，我还要从事内在层面的奉献。”他定期地去探视那些病入膏肓的病人，为他们整理仪容，陪他们聊天，给他们鼓励。他不但奉献了金钱，更可贵的是他奉献了他的心力和时间。这才是最有价值的部分。

    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特蕾莎修女已全球知名，她仍然坚持服侍穷人的原因，这是她认为的荣幸。

    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特蕾莎修女其实可以用更有效率的方式，用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崇高声望，轻而易举地募得更庞大的来自全世界的人力与物力的资源，创办更多的慈善机构来帮助更多的需要帮助的人。但她从来不愿意这样做，因为那样的爱心只是一种施舍。她固然乐意收到人家的捐款，但更高兴看到许多人来做义工。

    只有亲身经验，才可能体会真正的爱心，然后变得更善良；只有为爱受伤的心灵，才能真正体会受伤之后的那种平安。

    人们见不到特蕾莎修女，但是在她房间里挂着一块木板，上面刻着的话却永留来访者心中：

    人们不讲道理、思想谬误、自我中心，不管怎样，还是爱他们；

    如果你做善事，人们说你自私自利、别有用心，不管怎样，还是要做善事；

    如果你成功以后，身边尽是假的朋友和真的敌人，不管怎样，还是要成功；

    你所做的善事明天就会被遗忘，不管怎样，还是要做善事；

    诚实与坦率使你容易受到欺骗和伤害，不管怎样，还是要诚实与坦率；

    你耗费数年所建设的可能毁于一旦，不管怎样，还是要建设；

    人们确实需要帮助，然而如果你帮助他们，却可能遭到攻击，不管怎样，还是要帮助；

    将你所拥有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可能永远都不够，不管怎样，还是要将最好的东西付出！

    成功学大师戴尔·卡耐基

    戴尔·卡耐基（Dale Carnegie，1888—1955），美国著名的成功学大师，西方现代人际关系教育的奠基人。其在1936年出版的著作《人性的弱点》，70年来始终被西方世界视为社交技巧的圣经之一。他在1912年创立卡耐基训练，以教导人们人际沟通及处理压力的技巧。

    1904年，一个家境不好的农民子弟考上了当地的一所师范大学。这是个资质平庸的师范生，16岁时候的卡耐基，无论头脑与智慧，以及他就读的学校，看不出半点能使他成为一代宗师的迹象来。

    那个时候的卡耐基其实很笨。在这所师范大学里，要想成为女生们崇拜的偶像，首先要有派头，其次棒球要玩得好。可是木讷而又寒酸的卡耐基一项都不具备，因为他不仅又瘦又小，而且不敢开口和人说话，以至于同学们都不大和他交往。

    那么，在这所师范学院里，唯一能供这种穷小子出人头地的途径就只有一条了：公众演讲。密苏里州瓦伦斯堡的州立师范学院很重视学生的辩论及公众演说能力，获胜者往往被视为学校的领袖人物。公众演说总是吸引着城里及学院的注意，而胜利者的名字也就广为人知。

    “我那时是很差劲的。”卡耐基回忆说：“但后来我发现至少自己可以站着，并说出比一般演说者更具活力及热忱的演说。”

    在母亲的鼓励下，卡耐基在主日学里作了几场演说。另外，他在中学时曾有些舞台经验——曾在《女巫的秘密》中饰演报童史努克斯。

    然而，瓦伦斯堡州立师范学院演说优胜者并不是在一夜之间诞生的。首先，与赛者必须先加入一个社区，只有借着赢得社区内的所有比赛，才能合法地参与社区间的竞赛。

    卡耐基满怀热忱地参加了12次比赛，结果是屡战屡败。之后，他告诉一名听众说：“在最后一次，我的希望粉碎……筋疲力尽……意志消沉。”他沮丧了，他看不到任何可以改变命运的迹象，他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并觉得自己是个笑柄。他对自己笨拙的外表及破烂的衣服感到非常自卑，因而无法专心于课业。他认为自己是社会的遗弃者及女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对象。全校600名学生中只有五六个住不起市镇宿舍，他是其中之一。每天他从农场里骑马上学，而农场至学院间3英里多的路程，把他与住在城里的学生群阻隔了；贫穷，也阻隔了他与其他人的交往。

    也许书读完后，他只能像他父母一样一辈子和庄稼、牲畜打交道了吧？还有什么比让他的余生成为一个被贫困笼罩的密苏里农人更糟呢？

    后来，他凭着一股狠劲儿把演讲练得炉火纯青，终于在瓦伦斯堡州立师范学院抬起了头。

    但是，大学念完后，他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捧起他的演讲金饭碗，而是经历了一系列的曲折。

    1908年4月，20岁的卡耐基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他的任务是推销国际函授学校丹佛分校的教学课程。应聘的第二天，卡耐基便满怀热情、全身心地投入了他的新工作。

    然而，卡耐基不久就意识到自己低估了推销的难度，因为散居在那布斯卡的居民并不是像他想象中那么热衷于等待邮购教学课程。卡耐基在外辛辛苦苦地奔波了一周，但尝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重复失败的滋味。不管他怎样热心，怎样运用口才，他的种种努力似乎都倾倒进了滚滚东流的密苏里河中，还是一无所获。

    偶尔的一次成功并没有带来什么改善，卡耐基觉得在这家公司混不出名堂了，因为少得可怜的收入与太多的失败相较，显得是太不成比例了。在国际函授学校的数周奔波中，除去食宿及旅费，他已一文不名。卡耐基摸摸口袋中仅剩的一顿饭钱，下定了决心：离开丹佛。

    卡耐基来到了俄玛哈，这里销售员还是供不应求，工作出色者更是大受欢迎。卡耐基成为这个大军中的一员。

    干了一段时间，他没兴趣了，他想到当演员也不错，于是他又跑到纽约，在位于西弗尔提斯的美国戏剧艺术学院待了一年。一年以后，他感到自己并不具备演戏的天才，又回到推销的行业里，为一家汽车公司当推销员。

    但是他并不喜欢推销员工作，在无尽的忧虑中度日如年，精神上遭受着极大的折磨。于是，他又开始考虑从事写作。他想找一份新的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写作，他要当一位全世界人民都爱戴的伟大作家……

    现在回过头来看，像许多资质平庸而又有点稀里糊涂的大学毕业生一样，他困惑、迷茫，对未来毫无方向。大学毕业后，他只是四处乱撞，混了4年，生活始终不如意。一直到他24岁的时候，他依然没有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为了糊口，卡耐基决心白天写书，晚间去夜校教书，以赚取生活费。

    然而，在勉强凑足钱应付生计的同时，如何能重新捕捉梦想呢？当结束每日的工作时，他已精疲力竭，几乎是蹒跚走回公寓，全身瘫在床上。绝望已开始产生伴随着头痛、失眠及沮丧等现象。

    对卡耐基而言，放弃工作是无望的，除非他有别的事可做。但是他能做什么呢？有哪种天赋与能力能使他赚取生计呢？绝望之中，卡耐基开始反思：到目前为止，他的人生中唯一的成功经历是在瓦伦斯堡州立师范学院的演讲。

    我们今天也许会重新估计他那4年毫无成就的工作经历。推销员工作练就了他与人谈话的口舌，使他懂得了人际交往的心理；表演生涯培养了他在众人面前艺术地表达自己的能力；写作迫使他大量研究传记、文学、心理学和哲学，而早先对演讲的刻苦练习则是使他对当众讲课轻驾熟路。他4年茫然的经历似乎都在为他日后拿起课本、走上讲堂作着准备。

    1912年的一个夜晚，卡耐基被纽约第125街的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灯光吸引，他走进了青年会的大门。这本来是个成人夜校，来者大都是一些商人，他们利用晚上来“充电”，学一些“实际”的商业知识。

    卡耐基果断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了他辉煌的成人教育生涯。

    卡耐基开始授课于青年会并非偶然。回溯至1912年，青年会、女青年会、青年健康组织都是重要的教育机构，以及和男童军、女童军、营火女孩、兄弟会等同样重要的组织如扶轮社、奇万斯（一个群众性服务组织，1915年创建于美国底特律）及狮子会都被视为成人教育的中心。

    成人教育于1912年蓬勃发展于美国。美国文化讲堂成立于1831年，这是第一个成人教育中心，其宗旨为襄助公共学校。在文化讲堂成立后的几年内，已有3000所市区文化讲堂成立。

    内战后产生了函授课程。宾夕法尼亚的斯克兰顿国际函授学校创立于1891年，卡耐基从事销售工作的第一天就是销售该校课程，该校后来成为全世界最大最有名的营利性函授学校。19世纪90年代早期，大学开始发展推广课程，此类课程便在短期内快速成长。

    1910年至1919年间，当卡耐基在纽约及宾夕法尼亚开设公众演说课程时，大学推广教育也在进展之中。1920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卡耐基课程及大学推广课程集中成长的年代，两者成长的原因相似——年轻男子迁入城里找寻工作，就业市场对高层次技能需求的增加。

    一方面，是一个广阔的成人教育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大学校园内，严肃、枯燥的理论使得人们难以忍受，一无所得。人们花了钱，可却得不到他们想要的“实际”知识。

    卡耐基回忆自己在大学里的成绩，同时加以估计，发现他所受演讲术的训练，比他在大学一年里其他所有课程所供给他的还多。于是他劝说纽约青年会学校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替社会各界人士开设一门演讲术的讲习班。

    卡耐基没有料到他将掀起的教学革命。与青年会一墙之隔的哥伦比亚大学内，那些有名望的教授们也在讲授生存、发展的各项技能，他们把古往今来所有的哲学家、文学家和科学家，所有人类知识的精华滔滔不绝地灌输给课堂下正襟危坐的学生们。卡耐基的课程既无繁冗的知识又无哲学的支持，然而在他推广的课程中没有人是被动地坐上一节课。至少每节课有一次机会，通常是两次，学员们必须离开座位面对全班说话。这绝对是破天荒的一种教育方式！

    在这种革命性地形式里，卡耐基制造了一种和善、支持性的学习环境。他在课堂上增添了共同尊重及信任，也促使课程变得更为有趣。如果他不能把4个小时的夜间课程教得趣味盎然，学生可能在终日疲惫的工作下更觉得无聊乏味。

    卡耐基起初只是设立一项演讲术的课程，可是去他那里的学生，都是社会工商界人士，其中有很多人已30年没有见过教室的样子了。大部份去他那里的人，学费都是分期付款的，他们希望很快地获得效果，能在第二天业务接洽上或是团体谈话上就运用这项效果，所以他们追求迅速、实用。

    因此，卡耐基就发展出一种特殊的训练方式……那是一种演讲术、推销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实用心理学的惊人组合。

    他所设立的讲习班，不受刻板的规则所拘束这一种课程，非常真实而令人感到极其有趣。卡耐基教的课程结束时，班里的学生自己组织起一个俱乐部，每隔一星期集会一次。

    卡耐基的青年会讲习班渐渐火起来了！别处的青年会和其他的城市也知道了这件事，于是卡耐基就成了一位光荣的游行讲师。他往返于纽约、费城、白地玛等地，后来又去了伦敦、巴黎。接着他写了一部书，叫做《演讲术及如何影响商界人士》。卡耐基的这部书，现在是所有青年会、美国银行公会和全国信用人协会的正式教本。

    几年后，每晚去卡耐基那里接受演讲术训练的人，要比其他演讲术课程的学生多很多。

    这事儿有点戏剧性，当卡耐基在不可能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或纽约大学的教师时，却能以一名独立自主的教师姿态成功的发迹于青年会，这可能是他获得的最佳运道。当然，这也扭转了戴尔·卡耐基课程的命运。在创建公众演说课程的75年当中，他的课程及教育机构已经从边缘逐渐走向主流。在1938年第23届全美演说教师国家性组织会议上，一名演说教授告诉他的同事们：“今天，美国最佳的公众演说及教学课程实属戴尔·卡耐基组织所创。理由是他们致力于教授公众演说。”

    哈佛大学的教授威利姆·贾姆士说，普通人只运用了他潜能的十分之一，而卡耐基帮助社会各界的男女，启发了他们该有的能力，在成人教育中，创造了一次极重要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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