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末，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夜，佛罗伦萨诞生了一位伟大的诗人，这就是被恩格斯誉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也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的阿利盖利·但丁（ALighjeri Dante，1265—1321）。
但丁生于佛罗伦萨一个城市贵族之家，其父因家道中落，长期经商。当时该城有代表封建贵族利益、支持罗马教皇的基白林党和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贵尔夫党，但丁的父亲自然拥戴贵尔夫党，而但丁本人后来则成为该党的领袖之一。
但丁早年曾师从著名学者布鲁内托·拉蒂尼，系统学习拉丁文、修辞学、诗学和古典文学，对罗马诗人维吉尔推崇备至。在绘画、音乐领域，但丁也造诣不凡。此外，他还精心研究神学和哲学，古代教父圣·奥古斯丁的思想对他影响尤深。
但丁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情，在其文学创作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那是在他的少年时代，他随父亲参加友人聚会，遇上一位名叫贝阿特丽齐的少女。少女的端庄、贞淑与优雅的气质令但丁对她一见钟情，再不能忘。遗憾的是贝阿特丽齐后来遵从父命嫁与他人，婚后数年竟因病夭亡。哀伤不已的但丁将自己几年来陆续写给贝阿特丽齐的31首抒情诗以散文相连缀，取名《新生》（1292—1293）结集出版。诗中抒发了但丁对贝阿特丽齐深挚的感情、纯真的爱恋和绵绵无尽的思念，风格清新自然，细腻委婉。这部诗集是当时意大利文坛上“温柔的新体”诗派的重要作品之一，也是西欧文学史上第一部剖露心迹，公开隐秘情感的自传性诗作。
早在青年时期，但丁就以激昂的政治热情加入了贵尔夫党，投身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并参加了粉碎基白林党的战斗。贵尔夫党在佛罗伦萨掌权后，但丁被选为该城行政官。
该党后又分裂为黑白两党，但丁属于白党，反对罗马教皇对佛罗伦萨的干涉。教皇伙同法国军队支持黑党，于1302年击败白党，掌握了政权，开始清洗白党成员。但丁被没收全部家产，判处终身流放，自此再未回到故乡。
1321年，但丁前去威尼斯办理外交事物，不幸染上疟疾，从此一病不起。
1321年9月14日夜间，在拉文纳，在妻儿朋友的环绕中，但丁永远闭上了他疲惫的眼睛。而不久前，他才刚刚写完不朽诗篇《神曲》。
时代是催生艺术的催化剂。一般来说，什么样的时代产生什么样的作品。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作品，平庸的时代产生平庸的作品，革命的时代产生革命的作品，消闲的时代产生消闲的作品。
具体地说，时代因素又包含多方面的内容，既包括世界性的大趋势，也包括一个国家、民族甚至某个地区的小环境，这种趋势和环境更是包含了人类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内容。一般来说，一个处于极端变动的时代（或者变革发展繁荣昌盛，或者社会动荡极端萧条）最容易产生划时代的作品。历史地看，一个极度黑暗压抑的时代和一个非常开明自由的时代一样会产生许多传世之作。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不仅社会本身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文学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人的思想观念和情感世界也经受着巨大的考验，人性的巨变直接影响和刺激着艺术家的创作。
作为新旧交替时期的诗人，但丁不可能不接受中世纪文化的洗礼，但《神曲》中表现出的深刻批判精神和新思想的萌芽，则使他成为文艺复兴新时期即将到来的预言者。但丁对古希腊、罗马的先贤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荷马、维吉尔等人由衷地赞佩，他充分肯定这些异教时期灿烂文化的代表者，肯定知识和理性精神，客观地批判了中世纪的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但丁继承了先知文学和启示文学的传统，将澎湃的激情与匪夷所思的幻想相结合，将对现实的评判与对“天国”诚挚的信仰相结合，展示出惊人的想象力，把以梦幻、寓意、象征为特点的中世纪文学艺术推向了高峰。
但丁的历史地位是任何人都难以取代的。就如恩格斯的评价那样：“封建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新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伟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伟大人物就是意大利的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一代诗哲歌德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athe，1749—1832）是德国民族文学的最杰出的代表，他的创作把德国文学提高到全欧的先进水平，并对欧洲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成为传世的不朽之作。
歌德一生跨两个世纪，正当欧洲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封建制度的日趋崩溃，革命力量的不断高涨，促使歌德不断接受先进思潮的影响，从而加深了自己对于社会的认识，创作出了当代最优秀的文艺作品。
1749年8月28日，歌德出生于德国商业城市法兰克福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他的父亲毕业于莱比锡大学法律系，获得博士学位。母亲是一名市长的女儿，乐观，说话和蔼，特别善于讲故事，是一位贤妻良母。歌德很早就接受了来自家族的启蒙教育。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位少年天分很高，对知识吸收得非常快，而且很小就喜欢幻想，常常陶醉于一些小说的情节之中。然而，资产阶级的道德通病和死水一般的生活，常常使少年歌德疑虑重重，他心里自发地产生了一种危机，他在迷惑中开始尝试独立批判地去探索周围的世界。
当少年歌德将父亲收藏的两千多卷文学著作悉数阅览之后，他诗人的灵感渐渐多了起来。他曾刻画过一位天才青年的故事，这个人不顾一切危险去为自己和他人带来幸福。歌德明白：没有一个历史上的英雄、没有一个同时代的现实人物可以成为自己的榜样，因而他要用神话寄托理想，使人物富有人道主义精神。
当然，少年歌德仍算不上是文学神童，他最早的诗篇并无惊人之处。而他也深信：天才创作源于对现实的深刻理解，植根于刻苦勤奋，而决不能仰赖于所谓的灵感。
1765年，16岁的歌德告别了家乡，遵照父亲的旨意来到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莱比锡繁荣的科学与艺术使歌德大开眼界，他对文学与现实的理解更加深刻。为了抒发自己欢欣和痛苦的情怀，他写了大量抒情诗。就这样，歌德的文学生涯就此开始了。
19岁那年，歌德不幸染上重病，离开了大学，回到了故乡法兰克福。由于歌德未完成学业，父亲很不高兴。
1770年春天，恢复了健康的歌德再次离开父母，前往斯特拉斯堡大学继续学习。他喜欢社交，在那里，他结识了许多朋友。这些人中对歌德影响最大的是比他年长5岁的赫尔德。当时赫尔德已经因他的文学作品而知名，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坚持用历史眼光观察世界的人，他的毫不妥协为歌德指明了怎样去全面认识时代的根本方向。这使正在觉醒的歌德大开眼界，并对他的文学生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歌德还积极地感受生活，并接触到了法国启蒙运动先驱伏尔泰、卢梭等人的著作。这一切都为他后来投身于“狂飚突进”的运动作好了思想准备。
1771年8月，歌德获得博士学位，同年10月，他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会上，热情歌颂了莎士比亚。歌德逐渐成长为一名反封建新文化运动的“鼓手”，他的笔触总是直刺腐朽、阴暗的封建统治，后来他便投身于欧洲文学史上叱咤风云的“狂飚突进”运动。这场运动宣传民族觉醒，呼吁德国民族统一，提倡民族文学，重视民歌的发掘。
歌德还以戏剧的形式创作了一部具有德意志民族内容的作品，让一个勇敢人的形象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这就是《葛兹》。
1774年，歌德写了第一部闻名世界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书里记述了一个判逆者突破时代一切束缚的必然的生活感情经历。这本书使进步的年轻知识分子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1786年，在一段不愉快的政治文人的经历后，歌德决心改名换姓，只身前往意大利。在这里，他遍览名胜，接触百姓，既亲身感受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又接触到了古典文学艺术。歌德认为，艺术应当挖掘人的内心世界，从那里去寻找美、善和真正的理想。
歌德用毕业精力写完的《浮士德》反映了文艺复兴后直到19世纪初德国和欧洲的历史，描写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发展过程。他笔下的浮士德一心向往光明，追求真理。浮士德代表新兴、进步的力量，他正在一步步走向胜利。这是一部含意极其深刻且影响至今的德国诗剧。
《浮士德》这部巨著，前后曾用了60年之久。《浮士德》的第一部完成于1808年法军入侵的时候，第二部完成于1831年8月31日，那时他已83岁高龄。这部不朽的诗剧以德国民间传说为题材，以文艺复兴以来的德国和欧洲社会为背景，写一个新兴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竭力探索人生意义和社会理想的生活道路。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得十分完好的诗剧。
歌德晚年的创作极其丰富，重要的作品如自传性小说《诗与真》、《意大利游记》，长篇小说《亲和力》和《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抒情诗集《西方和东方的合集》。这些作品表现了歌德重视实践、肯定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思想，说明他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比他早年有所增长。《浮士德》第二部的完成，尤其突出地表现了歌德晚年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新发展。
长篇小说《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虽然不如《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那样引人注目，然而它以探求理想的社会制度为中心，认为人们只有在为集体福利而积极劳动中才能获得人生的意义。歌德晚年的许多抒情诗中闪烁着唯物主义、乐观主义思想的光芒，在当时消极浪漫主义文学风行一时的德国文坛上独放异彩。
1832年3月22日，伟大的文学家、一代诗哲歌德与世长辞。他的艺术之光永远和他的名字一起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伟大的戏剧天才莎士比亚
威廉·莎士比亚（W.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诗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许多作品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亨利四世》、《第十二夜》、《裘力斯·恺撒》、《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等，到现在仍深刻地影响着世人。
1564年4月23日，莎士比亚出生在英国中部埃文河上的斯特拉特福镇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
幼年的莎士比亚在家乡的文法学校受过基础教育。7岁时，进入当地圣十字文法学校，学习拉丁语、文学和修辞学，并有机会接触戏剧和许多剧团。他从小就对戏剧有着浓厚的兴趣，当外地剧团、马戏班到镇上巡回演出时，莎士比亚每场都是热情的观众。有时，他甚至徒步跋涉十几公里到外乡观看演出。
在莎士比亚十五六岁时，由于家道中落，他只得辍学在家。18岁时，他便结了婚，几年后便有了三个孩子，本不富裕的生活更加举步维艰。但莎士比亚“对童年时代家庭幸福生活的向往”时时促使他重振家业，建功立名。
1587年，莎士比亚怀着对未来幸福生活的向往，抛妻别子、背井离乡，只身到伦敦谋生，摆在他面前的却是一条荆棘丛生、环境险恶的谋生之道。当时的伦敦，已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才荟萃的大都市，政府苦于初兴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难以吸纳这些闲散人员，屡屡颁布一系列惩治流浪汉的“血腥立法”，尽管收效甚微，却使流浪汉的生活处境更加艰难。这一切，对人地生疏、从外乡农村初涉伦敦谋求职业的莎士比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然而，莎士比亚硬是靠着他的坚强、勤奋刻苦、聪明和才智，在这荆棘丛生的险恶生活道路上，开辟了一条自己的成功之道。
初到伦敦的莎士比亚，一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常常是饥寒交迫，百无聊赖，只好到剧院门口当马夫，靠伺候那些骑马前来看戏的富人挣得一点收入，路人的闲言碎语和冷嘲热讽常常深深刺痛着莎士比亚的心。由于莎士比亚做事勤快，人缘也好，加上他自己对戏剧的浓厚兴趣，他寻得机会结识了很多的剧院人士。他慢慢由勤杂工变成了临时替身演员，在个别演员缺席或因故迟到时，客串一些小角色。到最后，由于他对戏剧的了解逐渐深入，他甚至开始担任导演，并尝试改编与创作新剧本。慢慢地，他成了剧团离不了的大红人。
1588年前后，莎士比亚创作了他最早的历史剧《亨利六世》，该剧热情歌颂了英勇殉国的英军将领。
1592年，伦敦鼠疫流行，莎士比亚在此期间读了很多书，以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他还同各阶层的人士交往，丰富社会活动经验，勤奋写作，对戏剧的各种体裁都进行了尝试。
《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莎士比亚早期的一部悲剧作品，该剧被称为是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的爱情悲剧。莎士比亚是位多产的戏剧创作艺术家，他的许多作品如《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亨利四世》、《第十二夜》、《裘力斯·恺撒》、《哈姆雷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白》、《雅典的泰门》、《暴风雨》等剧作，成功塑造了像哈姆雷特、夏洛克、奥赛罗、麦克白、罗密欧、朱丽叶等一批栩栩如生的艺术典型。
莎士比亚的戏剧多取材于历史记载、小说、民间传说和老戏等已有的材料，反映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现实，宣扬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和人性论观点。由于一方面广泛借鉴古代戏剧、英国中世纪戏剧以及欧洲新兴的文化艺术，一方面深刻观察人生，了解社会，掌握时代的脉搏，使莎士比亚得以描绘广阔的、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图景，并使之以悲喜交融、富于诗意和想象、寓统一于矛盾变化之中，以及富有人生哲理和批判精神等特点著称。
莎士比亚的作品从生活真实出发，深刻地反映了时代风貌和社会本质。他认为，戏剧“仿佛要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马克思、恩格斯将莎士比亚推崇为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家，提出戏剧创作应该更加“莎士比亚化”。这是针对戏剧创作中存在的“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的缺点而提出的创作原则。所谓“莎士比亚化”，就是要求作家像莎士比亚那样，善于从生活真实出发，展示广阔的社会背景，给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提供富有时代特点的典型环境；作品的情节应该生动、丰富，人物应该有鲜明个性，同时具有典型意义；作品中现实主义的刻画和浪漫主义的氛围要巧妙结合；语言要丰富，富有表现力；作家的倾向要在情节和人物的描述中隐蔽而自然地流露出来。
莎士比亚的戏剧大都取材于旧有剧本、小说、编年史或民间传说，但在改写中注入了自己的思想，给旧题材赋予新颖、丰富、深刻的内容。在艺术表现上，他继承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英国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戏剧的三大传统并加以发展，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创造性革新。他的戏剧不受三一律束缚，突破悲剧、喜剧界限，努力反映生活的本来面目，深入探索人物内心奥秘，从而能够塑造出众多性格复杂多样、形象真实生动的人物典型，描绘了广阔的、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图景，并以其博大、深刻、富于诗意和哲理著称。
莎士比亚的戏剧是为当时英国的舞台和观众写作的大众化的戏剧。因而，它的悲喜交融、雅俗共赏以及时空自由、极力调动观众想象来弥补舞台的简陋等特点，曾在18世纪遭到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古典主义者的指责，并在演出时被任意删改。莎剧的真正价值，直到19世纪初，在柯尔律治和哈兹里特等批评家的阐发下，才开始为人们所认识，然而当时的莎剧演出仍常被纳入五幕结构剧的模式。19世纪末，W.波埃尔和H.格兰威尔·巴克强烈反对当时莎剧演出的壮观传统，提倡按伊丽莎白时代剧场不用布景的方式演出，以恢复其固有特点。
17世纪始，莎士比亚戏剧传入德、法、意、俄以及北欧诸国，然后渐及美国乃至世界各地，对各国戏剧发展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并已成为世界文化发展、交流的重要纽带和灵感源泉。中国从20世纪初开始介绍和翻译莎剧，到1978年出版了在朱生豪译本基础上经全面校订、补译的11卷《莎士比亚全集》。1902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学生最早用英语演出《威尼斯商人》。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先后有65个职业和业余演出团体，以英、汉、藏、蒙、粤5种语言，用文明戏、现代话剧、戏曲、广播剧、芭蕾舞剧、木偶剧等形式演出莎剧，包括了莎剧大部分重要作品。莎剧已成为中国中学、大学，尤其是戏剧院校的教材。莎剧的重要角色为中国演员的培养和提高开辟了广阔天地。
莎士比亚给世人留下了37部戏剧，其中包括一些他与别人合写的一般剧作。此外，他还写有154首14行诗和3—4首长诗等。
在艺术上，莎士比亚的戏剧结构严谨，情节丰富绚丽，人物塑造个性化和多重性结合紧密，人物性格鲜明、丰满。他善于把文学语言和民间语言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显得特别生动和精炼。他首先打破了悲剧与喜剧的界线，“使崇高与卑贱、恐怖和滑稽、豪迈和诙谐离奇古怪的融合在一起”。他善于深刻体察和描述人性，并通过他笔下的一些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向我们提出了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最深刻、最根本的问题。所有这一切都是莎士比亚文学戏剧生命力不断延续的永恒魅力所在。
4月23日，对于世界文学领域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日子，因为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和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都在1616年的这一天去世。此外，4月23日也是另一些著名作家出生或去世的日子，如莫里斯·德律恩、拉克斯内斯、佛拉吉米尔·纳博科夫、约瑟·普拉和曼努埃尔·梅希亚·巴列霍等。
很自然地，1995年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选择这一天，向全世界的书籍和作者表示敬意；鼓励每个人，尤其是年轻人，去发现阅读的快乐，并再度对那些为促进人类的社会和文化进步作出无以替代的贡献的人表示尊敬。
绝代文豪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法国19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法国现实主义文学成就最高者之一。他创作的《人间喜剧》共91部小说，写了2400多个人物，充分展示了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社会生活，是人类文学史上罕见的文学丰碑，被称为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1799年5月2日，在法国卢瓦尔河畔的小城图尔市意大利军队大街，诞生了一位至今仍被法兰西民族引以为自豪的伟大人物，他的名字叫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e De Balzac，1799—1850）。
巴尔扎克刚入旺多姆学校读初级班的时候，是一名脸色红润、腮帮鼓鼓、神情忧郁而又不失文静的小男孩。由于在他刚出生不久就被送人抚养，因此一直缺乏家庭的温暖和母亲的照顾，使他在多年以后仍对这段生活保留有痛苦的回忆。进学校时他还怀着一种苦涩的不信任感。
幼小的巴尔扎克在这群小学生中毫无声望。他很少参加游戏，也没有零花钱买东西，其他孩子的父母都来参加学校的颁奖仪式，只有他的父母从不参加。也许，正因为如此，沉默而无奈的小巴尔扎克更多地选择了思考、观察与阅读。他如饥似渴地读书，不加选择地涉猎各种学科的各种作品，包括宗教、历史、哲学、物理等等。
1816年，巴尔扎克被送进一所中学，不久，又转了一次学。不论到哪里，他的父母和教师都没有对他抱什么太大希望，更不要说发现他是什么天才了。这也难怪，在一次只有35名学生参加的拉丁文考试中，他竟名列第32位。
巴尔扎克中学毕业后，进入大学攻读法律。正当巴尔扎克的父母在为这个平庸的孩子走上正道而庆幸时，巴尔扎克竟突然宣布，他讨厌这一切，他要当作家！他的父母顿时目瞪口呆。
的确，巴尔扎克在大学期间依然痴迷于文学，并且有了自己做实习律师的一段经历，他便决定创作一部反映上流社会腐败与黑暗的诗剧《克伦威尔》。由于生活积累所限，他的第一部处女作未经发表便宣告失败了。
由于生活总处于穷困的包围之中，巴尔扎克的苦恼和烦闷可想而知。而在苦恼和烦闷的时候，巴尔扎克常以幻想来充实自己，以求摆脱那种苦恼和烦闷。
巴尔扎克幻想得最多的，便是自己有钱了，而且还有很多很多的钱。一次，在幻想中，巴尔扎克见自己的面前站着一个爱读小说的大富翁，大富翁慷慨地对他说：“你要多少钱，请打开我的钱柜尽量拿吧！你就用这些钱去还清你的债务，摆脱一切束缚吧！我相信你的文采，我要拯救一个伟大的人物！”
于是，巴尔扎克便把幻想当做事实，立刻从坐着的凳子上跳起来，兴奋得又是唱又是笑的，他还进一步把自己幻想成了全世界的第一号大人物……
当然，等到从幻想中清醒过来后，他就会自嘲地摇摇头，然后立刻跑进自己的工作室，埋头写作起来了。巴尔扎克有个创作时间表：从半夜到第二天中午工作，也就是说在椅子上坐12个小时，专心修改稿件和写作。然后，从中午到下午4点阅读各种报刊杂志，5点用餐，5点半才上床睡觉，到半夜又起床继续工作。法国一位传记作家在介绍巴尔扎克时说：“每三天巴尔扎克的墨水瓶就得重新装满一次，并且得用掉十个笔头。”
巴尔扎克自然也有不少的朋友，朋友之间，免不了要聚在一起东拉西扯说起闲话。一次，有几个朋友到巴尔扎克的住处，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闲谈起来。可就在巴尔扎克说话时——而且有时候他还显得兴致很高——却又突然中止了话头，紧接着便恶狠狠地咒骂起来：“你这个荒唐鬼！你这个二流子！你这个该死的家伙！你竟敢在这儿胡说八道！”
这叫朋友们很是莫名其妙：他这是在骂谁啊？他又为什么要骂人呢？他是不是犯了精神病了？
就在朋友们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巴尔扎克给了他们答案：“对不起各位了，我该去抄我的小说了，我早该去抄我的小说了，你们接着聊吧。”
说完，巴尔扎克便一头钻进自己的工作室。哦，原来他是在骂自己呢。
巴尔扎克开始探索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1829年3月，《朱安党人》的问世标志着一个伟大的文学家的诞生，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这是他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写作的第一部成功作品，作品无论从结构、表现技巧还是军事细节方面都显示出伟大小说家的才华，为巴尔扎克向现实主义道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作为文坛新秀，他接连创作了17个中短篇小说，显示出惊人的创作速度与才华。以后的岁月，佳作迭出，特别是《高利贷者》、《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塞拉菲达》等作品，成功刻画出了葛朗台、皮罗多、于洛等人物形象。巴尔扎克以其对现实观察之仔细，对社会本质揭露之深刻，塑造人物形象之生动，艺术手法之高超，使他无可争议地列入世界文学史一流作家之林。
通过《人间喜剧》，巴尔扎克“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
巴尔扎克是个天才，他创作的速度和数量在世界文坛上几乎找不到能与之媲美的人。他创造了几千个人物形象，可列入不朽性质的就达数百人。对于巴尔扎克来说，世界的黑夜就是他的白天，常人的白天就是他的黑夜，他这种颠倒的作息时间，吓跑了他仅有的几个伙伴。他是个疯狂的暴君，在夜里，他像拿破仑那样野心勃勃地创造、征服和统治着他的第二世界。早年的巴尔扎克怀着对荣誉与金钱的渴望，写了许多让他一生都脸红的作品：《论长子长女的权利》、《结婚生理学》、《系领结之术》……我们几乎搞不清还有什么东西他没写过。
巴尔扎克的声名远播也为他赢得了倾慕者，俄国贵妇韩斯迦夫人和巴尔扎克陷入了一场“最炽热、最持久”的“永久相爱”中，巴尔扎克因这场“神圣纯洁”的爱情产生了难以遏止的创作灵感。
巴尔扎克风尘仆仆地将俄国的德·韩斯迦夫人娶回家的时候，他的生命他终结了，带着许多未圆的梦想，永远没有人再惊扰他了。经商的失败、情场的失意、高额的债务……一切都不再惊扰他了。作家雨果在他的葬礼上说：“众人的目光现在不是仰望统治者的面孔，而是仰望思想家的面孔。”雨果的悼词是所有人献给这位大文豪的心声。
“新小说”鼻祖卡夫卡
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他常采用寓言体，背后的寓意人言人殊，其作品很有深意地抒发了他愤世嫉俗的决心和勇气，别开生面的手法，令20世纪各个写作流派纷纷追认其为先驱。长篇小说有《美国》、《审判》、《城堡》，短篇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判决》、《饥饿艺术家》等。生前共出版7本小说的单行本和集子，死后，好友马克斯·勃罗德违背他的遗言，替他整理遗稿，出版三部长篇小说（均未定稿），以及书信、日记，并替他立传。
1883年7月3日，卡夫卡生于捷克首都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是家中长子，有三个妹妹和两个弟弟，不过两个弟弟相继夭折。卡夫卡自幼爱好文学、戏剧，18岁进入布拉格大学，初习化学、文学，后习法律，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保险公司任职。三次订婚，又三次退婚，因而终生未娶。
1904年，卡夫卡开始发表小说，早期的作品颇受表现主义的影响。1910—1924年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表现主义运动方兴未艾，强调“内向转”，即关注内心主观世界，卡夫卡深受弗洛伊德和尼采的影响，把哲学溶入文学，他从“文学外走向文学内”。1912年的一个晚上，卡夫卡通宵写出短篇《教父》，从此建立自己独特的风格。
卡夫卡不把创作看做纯美学的事，而当做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命燃烧的过程。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内心有个庞大的世界，不通过文学途径把它引发出来，我就要撕裂了！”
他的小说揭示了一种荒诞的充满非理性色彩的景象，个人式的、忧郁的、孤独的情绪，运用的是象征式的手法。后世的许多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如“荒诞派戏剧”、法国的“新小说”等都把卡夫卡奉为自己的鼻祖。
卡夫卡还是一位用德语写作的作家，他与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孤独地奋斗，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价值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作品最终引起了世界的震动，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卡夫卡”热，经久不衰。受卡夫卡影响的作家有萨特、加缪、昆德拉等。
卡夫卡一生都生活在强暴的父亲的阴影之下，生活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形成了孤独忧郁的性格。他害怕生活，害怕与人交往，甚至害怕结婚成家，曾先后三次解除婚约。德国文艺批评家龚特尔·安德尔这样评价卡夫卡：“作为犹太人，他在创作《变形记》中，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它描述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孤独感与陌生感，即人与人之间竞争激化、感情淡化、关系恶化，也就是说这种关系既荒谬又难以沟通。”书中，推销员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甲虫，尽管它还有人的情感与心理，但虫的外形使他逐渐化为异类，变形后被世界遗弃使他的心境极度悲凉。三次努力试图与亲人以及外界交流失败后，等待他的只有死亡。由此看出人类人性的不完善。
他的另一部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描述了经理把绝食表演者关在铁笼内进行表演，时间长达40天。表演结束时，绝食者已经骨瘦如柴，不能支持。后来他被一个马戏团聘去，把关他的笼子放在离兽场很近的通道口，为的是游客去看野兽时能顺便看到他。可是人们忘了更换记日牌，绝食者无限期地绝食下去，终于饿死。这里的饥饿艺术家实际上已经异化为动物了。
卡夫卡的长篇小说《美国》和《洞穴》等揭示的是人类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和困惑感；而《审判》、《在流放地》和《中国长城建造时》则揭示了现代国家机器的残酷和其中的腐朽。长篇小说《城堡》可以说是《审判》的延续，不仅主人公的遭遇继续下去，主要精髓也是一脉相承。
卡夫卡还留下了大量的书信作品，这些书信作品掺杂了卡夫卡个人大量思想性的东西，文学、艺术价值丝毫不亚于其正规的文学作品。保留较多的有《致菲利斯·鲍威尔》（菲利斯·鲍威尔系卡夫卡定、退婚多次的情人）、《致马克思·勃罗德》和超级长信《致父亲》。其中的《致父亲》虽然是一封信，但其在文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方面均极有价值。
卡夫卡不是要制造出这个世界里的东西，而是要造出从未有过的东西；他不是要讲巧妙的故事，而是要讲不可能出现的奇迹。他的作品里有一条界限，那就是凡是已有的，全不是他感兴趣的；他的兴趣仅仅只在那种混沌的、孕育着“有”的“无”当中，处在有与无之间的迷雾后面的城堡和可以将他们的新世界邪恶地增殖的镜子，就是这种创造物——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存在。这是一种斩断了记忆的创造，艺术家要获取的，是仅仅属于他自己的纯粹的时间，这种时间同外界无关，只能从生命本体的最深处以自力更生的方式生发出来，其过程也许很神秘，其形式却是可以把握的。
1921年，卡夫卡肺结核复发，咳血。1922年6月，他辞职养病期间除继续创作外，游历欧洲，后在基尔灵疗养院。1924年去世。
俄国文学之父普希金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Aleksandr Sergeyevich Pushkin，1799—1837），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被称为俄罗斯文学之父，也是现代标准俄语的创始人。正是由于他的创作对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及世界文学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高尔基称之为“一切开端的开端”。
1799年6月6日，普希金诞生在莫斯科一个家道中落的贵族世家。他父亲当过近卫军军官，爱好文学，善于写诗，有一间私人藏书室，里面收藏着大量的名著。他的叔父是当时彼得堡的知名诗人，他也想把侄儿培养成伟大的诗人。
普希金的家里经常有许多文学名流来往，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8岁的普希金就开始用法文写诗，他能背诵许多法国和希腊的古典长诗，同时他又从保姆那里学到丰富的俄罗斯人民语言。他非常热爱民间文学和诗歌。
1811年，12岁的普希金跟着叔父来到彼得堡的皇村中学。校长是一位具有进步启蒙思想的学者，政治教师和其他一些教师对普希金世界观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这期间爆发了反法卫国战争，这场战争唤醒了俄罗斯民族，也对普希金童年时代的思想发展及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在爱国思想的激励下，诗兴大发，激情澎湃。他和同学一起创办手抄刊物，并写出了优秀的爱国诗篇《皇村回忆》。当他的诗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时，他那渊博的知识和非凡的作诗天才使得老师和同学都感到惊讶，他也越来越受到整个诗坛的瞩目。著名诗人卡拉姆在读过他的诗后叮嘱普希金：“你要像一头鹰似的翱翔呀，但不要在中途停止飞行。”普希金没有辜负他的希望，他展开雄鹰的翅膀，勇敢地向文学高峰飞去。
普希金毕业后到彼得堡外交部供职，在此期间，他深深地被“十二月党”人及其民主自由思想所感染，参与了与“十二月党”人秘密组织有联系的文学团体“绿灯社”，创作了许多反对农奴制、讴歌自由的诗歌，如《自由颂》（1817）、《致恰达耶夫》（1818）、《乡村》（1819）。1820年，普希金创作童话叙事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故事取材于俄罗斯民间传说，描写骑士鲁斯兰克服艰难险阻战胜敌人，终于找回了新娘柳德米拉。普希金在诗中运用了生动的民间语言，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同于古典主义诗歌，向贵族传统文学提出了挑战。
普希金的这些作品引起了沙皇政府的不安，1820年，他被外派到俄国南部任职，这其实是一次变相的流放。在此期间，他与“十二月党”人的交往更加频繁，参加了一些“十二月党”的秘密会议。他追求自由的思想更明确、更强烈了。普希金写下《短剑》（1821）、《囚徒》（1822）、《致大海》（1824）等名篇，还写了一组“南方诗篇”，包括《高加索的俘虏》（1822）、《强盗兄弟》（1822）、《巴赫切萨拉依的泪泉》（1824）、《茨冈》（1824）四篇浪漫主义叙事长诗，表达了对自由的强烈憧憬。从这一时期起，普希金完全展示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1824—1825年，普希金又被沙皇当局送回了普斯科夫省的他父母的领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在这里他度过了两年。幽禁期间，他创作了近百首诗歌。他搜集民歌、故事，钻研俄罗斯历史，思想更加成熟，创作上的现实主义倾向也愈发明显。1825年，他完成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的创作。
1826年，沙皇尼古拉一世登基，为了笼络人心，把普希金召回莫斯科，但仍处于沙皇警察的秘密监视之下。普希金没有改变对“十二月党”人的态度，他曾对新沙皇抱有幻想，希望尼古拉一世能赦免被流放在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但幻想很快破灭，于是他创作政治抒情诗《致西伯利亚的囚徒》，表达自己对“十二月党”理想的忠贞不渝。
1830年秋，普希金在他父亲的领地度过了三个月，这是他一生创作的丰收时期，在文学史上被称为“波尔金诺的秋天”。他完成了自1823年开始动笔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塑造了俄罗斯文学中第一个“多余人”的形象，这成为他最重要的作品。还写了《别尔金小说集》和四部诗体小说《吝啬的骑士》、《莫扎特与沙莱里》、《瘟疫流行的宴会》、《石客》，以及近30首抒情诗。《别尔金小说集》中的《驿站长》一篇是俄罗斯短篇小说的典范，开启了塑造“小人物”的传统，他的现实主义创作炉火纯青。
1831年普希金迁居彼得堡，仍然在外交部供职。他继续创作了许多作品，主要有叙事长诗《青铜骑士》（1833）、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1833）、短篇小说《黑桃皇后》（1834）等。他还写了两部有关农民问题的小说《杜布洛夫斯基》（1832—1833）、《上尉的女儿》（1836）。
人们也许不知道，俄国大诗人普希金还是一位美术家。只要翻阅普希金的手稿，就能发现稿纸上面画有许多草图和速写，令人眼花缭乱。这些图画的线条轻盈、急速、飞舞，完全符合诗人的气质和性格。
普希金的绘画有肖像、风景、奔马和花卉等，还有为自己作品所配的插图。普希金尤其擅长的是肖像画，他只需寥寥几笔就能勾画出人物典型的特征，往往比一些专业画家的肖像画还要真实。他的一系列肖像画中，有伟大的法国启蒙哲学家伏尔泰和狄德罗、英国诗人拜伦、俄国作家格里鲍耶陀夫、俄国诗人雷列耶夫等，形像传神，栩栩如生。
从普希金画的另一些素描中，可以看到许多精巧优雅的妇女侧面像。公爵夫人叶·克·佛隆卓娃是当时非常迷人的女性之一，她的侧面像常在普希金的笔下出现。普希金用淡淡的几笔就表现出美貌少妇安·彼·凯恩妩媚的形象。他画的年轻的卡坚卡·维里亚舍娃的肖像仿佛是一首肖像诗，描写出这位美丽少女的“碧蓝的眼睛”和“可爱的面庞”。
在普希金的一大批手稿、札记和书籍的空白处，留下了他的许多自画像。尽管许多画家都曾试图准确、生动地描绘出普希金的外部形象和神情，但现在看来，能够引起人们长久品味的还是他为自己作的自画像。
1836年，普希金创办了文学杂志《现代人》。该刊物后来由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编辑，一直办到19世纪60年代。不仅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而且成为俄罗斯进步人士的喉舌。
1828年，在莫斯科上流社会的一次舞会上，普希金与被称为俄罗斯第一美人、16岁的纳塔利娅相遇，她的美貌强烈震撼了普希金。同样，诗人的才华和气质也深深打动了纳塔利娅的心。1831年，他们在莫斯科结婚。在7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养育了四个子女。普希金曾在信中告诉他的朋友：“我生活非常幸福，我希望这一切不会改变。”然而，由于他的妻子纳塔利娅是莫斯科第一美人，沙皇对她垂涎三尺。1837年，沙皇政府收买了一位法国亡命之徒丹特士，策划了一场阴谋，让丹特土借一切机会追求普希金的妻子，随时向他的妻子倾诉衷情。此事引得整个社交界和普希金的政敌议论纷纷，大家都关注着事态的发展。这位亡命徒的卑劣手段奏效了，气愤之极的普希金答应和他通过角斗来了结此事。可是角斗时，普希金刚刚准备停当，狡猾的丹特士却提前开了枪。这狠毒的一枪打中了普希金的腹部，普希金倒在了血泊之中，俄罗斯大平原上一颗巨星坠落了，长期受迫害的诗坛盟主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普希金被杀时年仅37岁。普希金虽然死了，可他创造的业绩却无法抹杀，他的作品将和他的名字一样流传后世！他的早逝令俄国进步文人曾经这样感叹：“俄国诗歌的太阳沉落了。”
法国浪漫文豪雨果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是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代表作家，法国文学史上卓越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被人们称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他的文学巨著《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等，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贵财富。
1802年2月26日，雨果诞生在法国东部的贝藏松城。父亲是拿破仑手下的将军，总是东征西讨，母亲是个天主教徒，保皇主义者。父母常因政治观点不同而发生争吵，对雨果的思想有很大影响。童年的雨果受母亲的影响很大，同情保皇党，对革命充满了敌视情绪。他的童年大部分时间随母亲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度过，由于母亲接受的是自由教育，爱好文学，尤其是伏尔泰的作品，她的这一爱好对雨果的一生深有影响。
1809年，雨果和哥哥欧仁被母亲送到巴黎一家私塾，他们在那里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课余时间，兄弟俩就在花园里玩耍。在学习和游戏中，雨果的想象力不断得到丰富、发展。1811年，在父亲的安排下，雨果兄弟俩在马德里贵族学校学习了一年。第二年，雨果的父母由于感情不合而分居，雨果兄弟俩随母亲回到巴黎，这时他们不再上学了，由私塾的老师到家里给他们上课。这一时期，雨果兄弟读了许多有益的书籍。母亲酷爱读书，她对儿子的读书兴趣也十分放心，任他们自己选择读物。他们完全沉浸在读书之中，连续博览了老胡野约尔图书馆的全部藏书：莫里哀、卢梭、伏尔泰、狄得罗、瓦尔特、司各特的著作等，不管是戏剧、小说、诗歌，还是游记和惊险作品，无所不读。书读多了，雨果也越来越想自己动笔写点什么，他尝试着写了不少诗歌。
14岁时，雨果写了一部悲剧《伊尔塔敏纳》。他还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我要成为夏多勃里昂，要不就一事无成”的豪言壮语。少年的雨果敢于向当时红极一时的桂冠诗人、法国消极浪漫派的创立者提出挑战，显示出了雨果的勇气和魄力。他写下这个誓言不久，法兰西学士院出诗题进行征文比赛，他写了一首长篇《读书乐》，列举了历史上大量事例，雄辩地证明在最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学习如何使人变得高尚起来。结果，这个年仅15岁的诗人获了大奖，被誉为“卓绝的神童”，这个消息在各个报纸上都作了报道。
17岁那年，雨果同两个哥哥合办刊物《文学保守者》，开始创作小说，写了中篇小说《冰岛魔王》。在法兰西学院的诗歌竞赛会上，获得“百花诗赛”第一名。20岁时，他把少年时代的诗歌以《欲歌和杂诗》为名出版，他的这本诗集深受国王路易十八的称赞，决定褒奖这位年轻的保皇党诗人，赐给他1000法郎的年俸。同年，雨果出版了诗集《颂诗集》，之后他对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都感到失望，成为共和主义者。雨果还写过许多诗剧和剧本，几部具有鲜明特色并贯彻其主张的小说。
雨果一生都很感激母亲。在母亲的引导、培育下，雨果依靠自己的勤奋和天资聪慧走进了文学的大门。母亲对他要求十分严格，经常教给他做人的道理。一次，雨果看见一套时髦的服装，便向母亲吐露了心愿，母亲却教导雨果说：“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他的才学，而不在于他的衣着！”雨果一直把这句话铭刻在心里。1821年，雨果的母亲因肺炎逝世，第二年，他的一个哥哥又患了疯癫病，这时，穷困潦倒已同母亲分居的父亲回来照料患病的儿子。雨果在和父亲朝夕相处中对这位拿破仑时代的老将军有了更多的了解，面对老人，他开始改变自己的偏见，写了《献给我的父亲》一诗。
随着雨果在文学上的成功，残酷的封建统治使他日益醒悟，雨果的政治观点也开始有了改变。1827年，雨果发表剧本《克伦威尔》，这部剧本标志着雨果走上了同保王主义思想彻底决裂的道路，是雨果的世界观转向进步的明显标志。剧本的序言一发表，立即成为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宣言书。此后，从19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许多绚丽多彩的诗歌、戏剧、小说从雨果笔下像泉水般涌出来。1831年，雨果出版了浪漫主义的杰作、反封建反教会的长篇历史小说《巴黎圣母院》。小说以它紧张奇异的故事情节、色彩斑斓的景物描写、性格夸张的人物形象、华丽活泼的语言，震撼了法国文坛。作者的目的是要唤起读者美好人性的情感，激起人们去反对过去时代的，并且仍然笼罩着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小说刚一发表，立即就被翻译成欧洲各国文字，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但是，随着1831—1834年间几次工人起义的失败，雨果在政治上采取了同现实妥协的态度。这个时期，雨果在政治上的徘徊，影响到他所写的作品，从此，他在文学创作上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1851年，拿破仑三世发动军事政变，实行军事独裁，雨果坚定地站在共和派一边，参加反政变的斗争。拿破仑三世对他恨之入骨，下令悬赏通缉。雨果每天更换住处以逃避暗探的追捕，最后化装逃出巴黎，开始了19年的流亡生活。流亡期间，他拒绝了一次又一次的收买，也拒绝了拿破仑三世的“大赦”。在艰难的岁月中，他写了政论《小拿破仑》，诗集《惩罚集》、《历代传说集》，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它们如同一把把匕首，揭露着专制统治的虚伪与罪恶。在诗歌《最后的话》中，雨果表达了自己的斗争决心：“如果只剩下一千个人，我定是其中之一；万一只剩下一百人，我还是不会放下武器；如果只剩下十个人，我就是那第十名；如果只剩下一个人，我就是那最后的一人！”
《悲惨世界》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尖锐矛盾和贫富悬殊，描写了下层人民的痛苦命运，提出了当时社会的三个迫切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猛烈抨击了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全面反映了19世纪前半期法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所以，小说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欢迎。到了20世纪，它又多次被改编成电影，同样吸引了无数的观众。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国战败，接着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第二帝国，但政权落在资产阶级政客中。由保皇党人组成的所谓国防政府，立即宣布向普鲁士投降，并与普鲁士签订了《停战和巴黎投降协定》。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雨果结束了长达19年之久的流亡生活，赶回巴黎，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为了捍卫祖国的尊严和主权，雨果自告奋勇，以68岁的高龄报名参加了国民自卫军。他捐出稿费，铸造了两门大炮，一门命名为“维克多·雨果”送往前线，打击侵略者，给法国军队带来极大的鼓舞。
巴黎公社起义时，雨果并不理解这次革命。但当公社失败后，反动政府疯狂镇压公社社员时，雨果又愤怒谴责反动派的兽行，他呼吁赦免全部公社社员，并在报纸上宣布将自己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住宅提供给流亡的社员作避难所。为此，他的家遭到反动暴徒的袭击，他自己险些丧命，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
雨果在其生命的最后10年，仍然不懈创作，他先后完成了4部诗集，2部政论和1部戏剧。贯穿雨果一生活动和创作的主导思想是人道主义——反对暴力、以爱制恶。
雨果最为法国人津津乐道的浪漫事迹是：他于30岁时邂逅26岁的女演员朱丽叶·德鲁埃，并坠入爱河，以后不管他们在一起或分开，雨果每天都要给她写一封情书，直到她75岁去世，将近50年来从未间断，写了将近两万封信。
1885年5月22日，83岁的雨果与世长辞，消息震动了法国和欧洲。他的灵枢在巴黎凯旋门下停了一昼夜，群众还是围住不肯散去。法国人民为雨果举行了国葬，以表示对这位伟大诗人、作家和民主战士的尊敬。上百万人高唱《马赛曲》，不顾大主教的抗议，把雨果的遗体送到法国伟大的墓地——先贤祠安葬。首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于1901年，但雨果死于1885年，所以尽管他无缘诺贝尔，但不可否认他的文学成就很高。
童话大师安徒生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1805—1875），他最著名的童话故事有《小锡兵》、《冰雪女王》、《拇指姑娘》、《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和《红鞋》等。安徒生生前曾得到皇家的致敬，并被高度赞扬为“给全欧洲的一代孩子带来了欢乐。”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为150多种语言，成千上万册童话书在全球陆续发行出版。他的童话故事还激发了大量电影、舞台剧、芭蕾舞剧及电影动画的制作。
1819年，敏感的安徒生已经14岁，他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离开家乡，去闯闯外面的大世界。
这个时候，安徒生还不是那个声名远播的大人物，他只是一个在当时偏远、闭塞小城中艰难过活的孩子；一个有着复杂、混乱的家族血缘的自卑的孩子；一个有着疯疯癫癫的祖父的孩子；一个诚惶诚恐、生怕自己也会有一天发疯的孩子。他同那些出身好的孩子一样渴望关注、渴望富有、渴望成名，因此，他选择了离开。
他决定去哥本哈根碰碰运气，说不定能在那里找份演戏的工作，一方面可以养活自己，另一方面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
他完全没有料到这条路是多么艰辛。
他到了哥本哈根后，就为自己设定好了一个目标：那就是进入皇家剧院。
因为在哥本哈根安徒生一个人也不认识，只能挨家挨户地去敲门。受到无数拒绝后，他来到了丹麦皇家唱诗班学校校长朱瑟贝·斯伯尼的家门口。安徒生的遭遇，让本身也是穷苦出身的斯伯尼深表同情。斯伯尼很快筹了一笔钱，为安徒生租了一间便宜的房子，安排他在皇家剧院里做学徒。
就这样，安徒生开始了自己全新的生活。白天，他在皇家剧院里游荡，在他身边出没的都是丹麦黄金时期最著名的演员。晚上，他则回到自己肮脏、简陋的小屋子里。那段时间，安徒生依然常常忍饥挨饿，用自己少得可怜的钱买些书看。
在接下去的三年时间里，安徒生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演艺生涯”迈进。然而，不幸的时刻终于还是来到了。17岁那年，开始变声的安徒生再也没有了“夜莺般”的嗓音，他笨拙的体形也不适合跳芭蕾。安徒生被告知：他在舞台上不会有任何前途。
既然无缘表演生涯，安徒生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其他才华上：他决心成为一位剧作家。安徒生的第二部剧本引起了皇家剧院财政主官乔纳森·柯林的注意，后者为他安排了一个由丹麦国王资助的奖学金。
安徒生被送到哥本哈根城外一所语法学校去上学。这所学校对安徒生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噩梦，同学都比安徒生小六七岁，而在基础教育上安徒生却远远落后于他们。安徒生的校长是一个喜欢讽刺、羞辱和恐吓学生的人，对喜爱幻想的安徒生尤其看不惯。校长禁止安徒生进行任何创造性的活动，他要让安徒生明白，卑微的出身注定他的地位永远都是低下的。
1826年，21岁的安徒生写下了名为《垂死的孩子》的诗。尽管这首诗后来成为19世纪最著名的诗歌之一，但安徒生的校长当时却把这首诗称为“垃圾”，并开始对安徒生进行更加狠毒的虐待。最后，一位老师对安徒生所受的虐待实在看不下去，径直告诉了乔纳森·柯林，柯林将安徒生接出了学校，改为在私人家庭教师的指导下学习。尽管柯林一家一直慷慨地帮助安徒生，但他们却提醒安徒生，他永远都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后来在安徒生心中，即使自己已经闻名全世界，他依然是那个“鞋匠的儿子”，那个“来自欧登塞、接受皇家剧院施舍的男孩”，和那个“把鼻子贴在有钱人家玻璃窗外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
两年后，安徒生出版了第一部作品——长篇幻想游记《阿尔格岛漫游记》。该书出版后，获得了业界的肯定。一向以严厉著称的评论家海堡认为安徒生具有“毋庸置疑的才华”。同年，安徒生又创作了轻喜剧《在尼古拉耶夫塔上的爱情》。该剧写成后，同样获得了肯定——皇家剧院接受了该剧并进行了公演。当观众的喝彩声阵阵响起，静坐在剧场一角的安徒生忍不住泪流满面——曾几何时，正是在同一家剧院中，他曾受到无情的嘲笑和尖酸的讽刺，而今天，他成功了，他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如果说，游记《阿尔格岛漫游记》的出版、剧本《在尼古拉耶夫塔上的爱情》的公演还只是一位文学青年的才华初试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创作，则全面显示了安徒生作为一位优秀作家的素质。
接下来的几年内，安徒生出版了诗集《幻想与速写》（1831）、《一年的十二个月》（1832），游记《旅行剪影》（1831），剧本《亚格涅特的水神》（1834），评论集《丹麦诗人杂评》（1832）和长篇小说《即兴诗人》（1834）等一批作品。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安徒生30岁那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即兴诗人》。这部作品出版后，先是在国外获得了很高的评价，继而在国内也获得了人们的认可。安徒生在其自传中不无自豪地说：“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已获得了应有的承认……从德国传来了对我的作品的优点的第一次明确承认，或者更确切地说，也许是过高的评价……后来从瑞典也传播出对我的赞赏……在最近两年当中，这部作品在英国受到同样热情的欢迎……在国外到处都响亮地称颂这部作品的优点……后来，有一些英译本在北美出版了……接着在圣彼得堡出版了转译自瑞典文的俄译本，也译成波希米亚文本。这本书在荷兰也受到热烈的称颂……出版了莱布伦夫人的法译本，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更有英国评论者指出：“这本书在小说界的地位等于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德国作家沙米索则将其“排在《巴黎圣母院》、《壁虎》等作品之上”。无疑，这是对安徒生小说艺术的充分肯定。小说创作为安徒生赢得了国际声誉。1843年出版的德文版《安徒生文集》，所收作品为小说、诗歌和剧本，并未将他的童话包括在内，这从一个方面也显示了安徒生小说创作的水准和影响。
一个穷鞋匠的儿子，一跃成为了受人尊敬的作家，这在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里自然引起了某些上层人物的不满和妒忌。权贵们千方百计诋毁、打击安徒生，认为他根本不配当作家。为了避开这些噪音，同时也为了开拓自己的视野，安徒生选择了到国外去旅行。从此，旅行成了他一生的喜好，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安徒生对旅行的热爱，在他的同时代文人中是十分少见的。据说他一生出国旅行达29次之多，足迹遍及欧洲各国。他还曾南下土耳其，穿博斯普鲁斯海峡入黑海。在他去世的前两年，他还到丹麦南部作过旅行。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旅行感受：“旅行之于我正是使人身心舒畅的沐浴，浴后我似乎会变得年轻些，强壮些。”
旅行是愉快的。旅行的愉快，反过来又触发了安徒生的写作灵感。且不说上面提到的那些直接以旅行为素材的游记作品，就是童话作品有不少也与旅行密不可分。在1862年的一篇创作谈中，安徒生曾披露说：《小意达的花》是在拜访诗人蒂勒、与他的小女儿伊达谈植物园里的花的时候产生的灵感；《铜猪》、《牧人讲的结拜故事》和《荷马墓上的一朵玫瑰花》写于1840—1841年去希腊和君士坦丁堡旅行之后；《雪女王》的第一章写于德国德累斯顿附近的马克森；《小土克》是在前往奥尔登堡的旅途中写就；《影子》构思于去意大利那不勒斯旅行的途中；《卖火柴的小女孩》写于格罗斯滕堡，其时正前往南方的外国途中；《幸福的家庭》写于英国伦敦旅行途中；《差别》写于普雷斯特城附近的克里斯廷隆——“那里一道沟里长着一棵盛开的苹果树，这本身就是一幅春天的景象。那棵树一直在我的心中开得那么芬芳，我无法忘记它，就把它栽到一个童话里了。”显而易见，旅行对于安徒生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安徒生一直备受各种恐惧症的困扰。因为怕火，每到一处他都会随身携带一条绳子，以便可以迅速逃出旅馆。而且，他还一直认为自己会陷入昏迷，并且在活着的时候就被埋葬。这个念头在他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以至于他要求自己的朋友发誓，一定在确定他完全死亡之后才把他放进棺材里。当他在国外旅行时，每天晚上睡觉他都会在身边放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没死，我只不过是看上去好像死了。”
33岁那年，贫困的阴霾才彻底从安徒生的生活消失。那一年，丹麦国王授予了他终生津贴。
安徒生的爱情之路也相当坎坷，他总是很轻易地就陷入爱河，而他所倾心的女子却总是倾心于他人。他曾爱上自己朋友的妹妹，但后来她却嫁给了别人。之后，安徒生又毫无希望地迷恋上了瑞典歌剧天后詹尼·琳德，据说安徒生的《夜莺鸟》就是为她创作的，因为琳德曾被誉为“瑞典的夜莺鸟”。丹麦文学教授安妮说：“他1.88米的高个子和他突出的大鼻子，也许注定了他在爱情上不会是一个幸运者。”
但是，安徒生最终超越了这些。从鞋匠和洗衣妇的儿子，到享誉世界的童话作家，安徒生的一生，把不可能变作了可能。父亲的鞋子在丹麦的奥登塞没有卖出去多少双，安徒生的童话故事却在全世界的印刷数量超过莎士比亚的作品，仅次于《圣经》。
安徒生，这个来自丹麦王国最底层的人，在深渊中品尝到了黑暗芬芳，他像一切孤独无助的勇士一样，刹那间明白了“向死而生”的巨大秘密。赫拉克利特的残篇断篇中有这样的句子：“不死者有死，有死者不死；后者死则前者生，前者死则后者生。”
安徒生像一个一心朝圣的圣徒，把自己逼到了一条通往“各各地”的道路上。在这条道路上行走的有头戴荆冠的耶稣，有手执长矛与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有卡夫卡笔下那自绝饮食、孤高幽闭的“饥饿艺术家”……
安徒生的童话写作中贯穿着这种“从不可能到可能”的线索，在现实中他也终生坚持着用幻想的方式来解决现实事物的习惯。他关注发现着事物的新奇之处，发现着现实生活的传奇色彩和童话品质。他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我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童话。”安徒生，“从不可能到可能”，他用艰苦的劳动打破了幻想和现实之间的界限，他让我们反思我们是否充分享用了上帝赐与我们的自由与可能。
安徒生30岁那年，也就是1835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童话集。此后，安徒生的一生便紧紧地与童话联系在了一起。但是，在此之前，安徒生已是一位创作了大量诗歌、小说、游记和剧本的知名作家了。那时候，他的小说在德国有着非常大的发行量。而且，在此之后，安徒生也并没有停止小说、游记和剧本等的创作。
安徒生多才多艺，文学创作之余、旅行途中，他经常以作画为乐。他创作过素描、漫画、布贴、纸贴、纸雕等作品，尤其钟爱剪纸艺术。
安徒生剪纸从不打草稿，拿起纸就信手剪了起来。一般来说，他先把纸对折，剪的都是左右对称的图形；他有时也有意地把纸错开叠，让他的作品有一种非对称感；有时他在中心部位留一小块位置，以便对作品作第二次加工；有时他连续叠纸两次，让剪纸围绕着一个圆形展开。
据记载，安徒生一生共创作了一千多幅剪纸作品。这样的数量，对于一位作家来说很有些不可思议。
安徒生喜欢一边给孩子们讲故事，一边剪纸，等到故事结束了，他的剪纸也剪好了。安徒生在他的自传里写道：“我的故事是从来不要人久等的。中国大花瓶上画的青龙、窗外飞过的麻雀、用旧的细软羊皮手套等等，都成了我的故事的主人公。有时候，我操起一把剪子，说时迟到时快，就把一张纸剪成了一个坐在布垫子上的老巫婆，她那鼻子尖上还坐着一个小人儿哩；或者剪成一个单腿独立而舞的姿势优美的芭蕾舞明星；或者剪成一只停在窝里的长腿鹳鸟。我小时候学会的这门手艺，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不用说，对每一张剪纸，我都能讲出一个故事来。”
1834年，安徒生在维也纳一位朋友索南莱特讷家做客，他在当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我教小女孩们叠纸，为她们剪了一个被绞死的人，最后我激动万分，乘车回家了。”1864年战争期间，安徒生为帮助丹麦在德国的战俘，特意创作了一幅大号的剪纸作品送到集市。他在剪纸上的赋诗中这样写道：“这一叶剪纸有点贵/它的价钱是半块银币/但这是一整段剪出的童话/你好心的人付得起。”
安徒生还喜欢把旅行途中的所见所闻通过图画传递给朋友。1841年5月29日，安徒生在土耳其旅行途中给朋友写了一封信，在字迹潦草的文字下面，安徒生随手画了两个舞者。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有名的钢笔画《两个狂舞的托钵僧》。
与安徒生文学创作一样，安徒生的画作亦是有感而发。在一幅名为《丘比特》的素描作品中，安徒生没有让丘比特弯弓搭箭，而是让他玩起了杂耍——玩弄一颗颗已被爱情之箭射中的心。在一幅名为《头和像蝴蝶的生灵》的素描作品中，安徒生旁注道：“如果仔细观察花朵，就会发现每朵花里都有一个颤动的精灵，而看他们的翅膀和衣裳的样子，就知道他们所居住的花。”在一幅名为《由衷而发》的剪纸作品中，安徒生将小丑、天鹅、小精灵和芭蕾舞员这些自己最喜爱的童话主角巧妙地组合到了一起，让人看后叫绝。
安徒生为人称道的画作不少，比如布贴画《文艺复兴剧服》，拼贴画《戴面具的女孩》，纸雕《摇骑》，装饰画《圣诞树饰物》，剪纸《东方城堡》、《偷心者》、《棕榈树下的天使》、《太阳脑袋》等。
初看上去，安徒生其他方面的才华和实践同他的童话没有多大的关系，但仔细想想，又并非如此。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童话，安徒生不会成为划时代的大师；但是如果没有诗歌、小说、游记、剧本，如果没有旅行，如果没有剪纸，安徒生的童话绝不会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童话。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徒生所以成为安徒生，是与他的童话，与他的诗歌、小说、游记、剧本，与他的旅行，与他的剪纸连在一起、密不可分的。仅有童话的安徒生是不完整的安徒生。
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Leo Tolstoy，1828—1910），是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以及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
1828年9月9日，托尔斯泰出生于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1847年，托尔斯泰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几年军旅生活不仅使他看到上流社会的腐化，而且为以后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中能够逼真地描绘战争场面打下基础。
1855年11月，托尔斯泰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其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少年》。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色。从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自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篇小说《琉森》之中，后又创作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家庭幸福》。
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其中篇小说《哥萨克》之中。
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了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
19世纪70年代末，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80年代创作了剧本《黑暗的势力》、《教育的果实》，中篇小说《魔鬼》、《伊凡·伊里奇之死》、《克莱采奏鸣曲》、《哈泽·穆拉特》，短篇小说《舞会之后》，特别是1889—189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善良与美，正是托尔斯泰一生所提倡的。但他坚决认为，美并不等于善：“假如认为美就是善，那是多么离奇的幻想啊！”只有真正的善良才是重要的。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塑造了一个真实的灵魂，她是那么美，洁白无暇，气质非凡。这个灵魂只会活在托尔斯泰的心中，因为这是他心目中的完美，是他灵魂中的至洁至纯。她就是他自己的一部分，她就是美本身。
我们每个读到安娜·卡列尼娜的人都会在她的身上看到自身的善，看到内心深处的真诚愿望，没有任何的虚伪和矫饰的内心世界。
托尔斯泰高度重视人、尊重人、同情人，对人及其内在的力量，对人类崇高的精神品质始终给予高度信赖。他的创作总是显示出对人类生存的无比真诚，即使在悲观中也永远富有崇高与乐观，因而始终富有人性的魅力。他的作品的最深处，跳动着一颗正直无私、纯真善良的伟人之心。
美与丑，在西方文学中一直有着明确的定义。
法国大作家雨果就曾经说，人世间最宝贵的是什么？是善良。
雨果在他的《笑面人》里有一句：“长得丑算得了什么？做坏事才叫丑。格温普兰只做好事，所以他最漂亮。”
心怀善良的人，总在播撒阳光和雨露，医治人们心灵的创伤；同善良的人接触，智慧得到启迪，灵魂变得高尚，襟怀更加宽广。正是因为屠格涅夫的慧眼识珠和成人之美的善良心地，也正是在屠格涅夫善良的阳光和雨露的沐浴下，才成就了列夫·托尔斯泰，才有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旷世名著。而托尔斯泰又把这种良好的风格传承了下去。
托尔斯泰晚年过着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家中出走，11月20日病逝于一个小站，享年82岁，一代文学巨匠走完了其人生旅程。
幽默文学大师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Mank Twain，1835—1910）是美国的幽默大师、小说家、作家，也是著名演说家，19世纪后期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一生写出了大量闻名于世的作品，他以幽默、讽刺的手法，写尽了美国一个时代的民间风情和世俗百态。
1835年11月1日，马克·吐温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佛罗里达镇。他的父亲是一位为人正直，但一生很不得意的地方法官；母亲不仅乐观豁达，而且待人特别宽厚慈善。
马克·吐温12岁那年，父亲一病不起，撒手西归，一家人顿时陷入困境，这给了马克·吐温一个冠冕堂皇辍学回家的理由，但他不久就为自己的行为感到了后悔。退学后的马克·吐温到一家印刷厂当了学徒工，可印刷厂老板是一位吝啬鬼，经常克扣学徒的伙食，给马克·吐温穿的衣服是老板自己的旧衣服，穿上它，就像生活在大帐篷里一般，而且得把裤子提到耳朵边才行，此外一分钱报酬也没有。
14岁的马克·吐温有一天在密苏里州的街上闲逛时，无意中看到地上有一页纸，是从别人的书本里散落下来的。那页纸上记录着约翰的一些事迹，这些事写得竟是如此有趣，以至于一向讨厌上学的马克·吐温竟然读得如痴如醉。但接下的事却让马克·吐温感到不安，因为他一点也不知道约翰是何许人，到哪里去找到余下的悬念呢？这简直让马克·吐温无法接受，他不禁有点愤愤不平，感到很不服气。哼！我就不信找不到这个“可恶的”约翰。于是，他搜寻读遍约翰所著的书籍，对约翰的生平产生了不可遏制的兴趣。
著名的传记作家阿鲁巴多·卞曾在马克·吐温的传记中这样写道：“偶然得到的约翰传记中的一页纸，引起了马克·吐温对其生平的浓厚兴趣，对这种兴趣的热衷就是他一生智慧的标志，而且这种兴趣至死不改。从捡起那片废纸的那一刻起，他就走向了开创自己卓越智慧的路途。”
虽然白天的工作对年少的马克·吐温来说太过繁重了，可是在晚上他还是没有放弃看书学习的时间。别的工人都去喝酒玩乐了，他独自一人待在房里看书，看不懂的地方，就去揣摩或查字典。有一次，马克·吐温看书时实在太疲乏了，便不知不觉趴在桌上睡着了。天亮的时候，其他的人都准备去上班了，有人喊他：“克莱门斯，快起来。”还在梦乡中的马克·吐温还以为伙伴们刚从外面回来，便说：“你们先睡吧，我得再看一会书才能睡。”大家都止不住大笑起来，“真是一个书呆子，天都亮了，你还看什么书，该工作了！”
后来，马克·吐温出外谋生，做排字工人，来往于密西西比河一带的各个城市。在河上，他经常听到轮船上水手们测量水深时大声说“马克·吐温”，意思是说水的深度是可以安全通航。此间，他开始写文章投稿，便选择了这个笔名。马克·吐温的经历惊险动荡，接触到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对他们的性格和生活状态作了细致的观察和了解，加上他的文笔幽默风趣而且充满辛辣的讽刺，迎合了当时美国读者的趣味，渐渐引起文坛的注意。
1872年，马克·吐温出版了第二部旅行文学著作《艰苦岁月》，作为《傻子旅行》的续集。《艰苦岁月》的内容是马克·吐温到内华达的旅程及在美国西部的后期生活的半自传式描述。这书以“傻子”对欧洲和中东的很多国家的批评来讽刺美国及西方的社会。之后的《镀金时代》并不是旅行文学作品，而是他第一次写的小说。这本书亦很著名，因为这是马克·吐温唯一一本与人合作写成的书——这本书是由马克·吐温和邻居查尔斯·达德利·沃纳合作写成的。
马克·吐温之后的两本著作均是关于他在密西西比河上的经历。《密西西比河的旧日时光》一系列的小品在1875年出版于《大西洋月刊》，最具特色的是马克·吐温对浪漫主义的醒悟。马克·吐温在《旧日时光》之后更著了《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之后马克·吐温写了《汤姆·索亚历险记》，这本书描写了他在汉尼拔的童年。马克·吐温模仿自己小时候的性格，塑造出汤姆·索亚的性格来。这书亦引入一角色哈克贝利·费恩为配角。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出版以后，令马克·吐温成为更著名的美国作家。《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汤姆·索亚历险记》的续集，严肃的气氛比后者更为浓厚。这书成为了美国大部分学校的必修书，因为哈克放弃服从规矩，而很多这样年龄的人正是这样想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发行后，马克·吐温于1876年夏手写了约400页的《顽童流浪记》。
一次偶然的机会，马克·吐温与雄辩家琼西·M.得彪应邀参加同一晚宴。席上演讲开始了，琼西·M.得彪滔滔不绝，情感丰富地讲了20分钟，赢得了一片热烈的掌声，然后轮到马克·吐温演讲。马克·吐温站起来，面有难色地说：“诸位，实在抱歉，会前琼西·M.得彪先生约我互换演讲稿，所以诸位刚才听到的是我的演讲，衷心感谢诸位认真的倾听及热情的捧场。然而，不知何故，我找不到琼西·M.得彪先生的讲稿，因此我无法替他讲了。请诸位原谅我坐下。”
法国名人波盖取笑美国人历史太短，说：“美国人没事的时候，往往喜欢怀念祖宗，可是一想到祖父一代，就不能不打住了。”
马克·吐温回敬说：“法国人没事的时候，总是想弄清他们的父亲是谁，可是很难弄清楚。”
当马克·吐温还是一个不大知名的作家时，有人把他介绍给格兰特将军。两人握过手后，马克·吐温想不出一句可讲的话，而格兰特也保持平日的那种缄默态度。最后还是马克·吐温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句：“将军，我感到很尴尬，你呢？”
马克·吐温外出乘车。当列车员检查车票时，他翻遍了每个衣袋，也没有找到自己的车票。刚好这个列车员认识他，于是就安慰马克·吐温说：“没关系，如果您实在找不到车票，那也不碍事。”“咳！怎么不碍事，我必须找到那张该死的车票，不然的话，我怎么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呢？”
马克·吐温常常向人说起他小时候的一段伤心往事。据说，马克·吐温出生时是双胞胎，他和他的双胞胎兄弟两人长得一模一样，连他们的母亲也分辨不出来。有一天，保姆为他们洗澡时，其中一个不小心跌入浴缸淹死了，没有人知道淹死的究竟是双胞胎中的哪一个。
“最叫人伤心的就在这里。”马克·吐温说，“每个人都以为我是那个活下来的人，其实我不是。活下来的是我弟弟。那个淹死的人是我。”
马克·吐温有一次到某地旅店投宿，别人事前告知他此地蚊子特别厉害。
他在服务台登记房间时，一只蚊子正好飞来。马克·吐温对服务员说：“早听说贵地蚊子十分聪明，果如其然，它竟会预先来看我登记的房间号码，以便晚上对号光临，饱餐一顿。”
服务员听后不禁大笑。结果那一夜马克·吐温睡得很好，因为服务员也记住了房间号码，提前进房做好灭蚊防蚊的工作。
曾有一位专门喜欢在细节上吹毛求疵的批评家指责马克·吐温说谎，马克·吐温回答说：“假如你自己不会说谎，没有说谎的本领，对谎话是怎样说的一点知识都没有，你是怎样判断我是说谎呢？只有在这方面经验丰富的人，才有权这样明目张胆地武断指责。”
马克·吐温有一次因为看不惯国会议员在国会通过某个法案，因此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个广告，上面写着：“国会议员有一半是混蛋。”报纸一卖出，许多抗议电话随之而来，这些国会议员可不认为自己是混蛋，纷纷要求马克·吐温更正。马克·吐温于是又刊登了一个更正：“我错了，国会议员，有一半不是混蛋。”
马克·吐温堪称美国文学之父，在文学的舞台上可谓才华横溢，可他在投资商业方面却连连失败，一生都不得意。他曾投资购买的蒸汽机，竟然不能发电；他投资的钟表厂，仅在拿到一次红利后，便宣告破产；他投资过蒸汽式滑车，投资过改良印刷业的最新印刷机事业，结果都损失惨重。一次，他从书本上了解到亚马逊河上游的丛林收购可可果可以致富的消息，于是这个连可可果为何物都不知道的人，竟然不辞辛劳远渡重洋，兴冲冲到当地收购可可果，可他却无法与当地居民沟通，更不幸的是，他此时染上了差点致命的热病。也许是命不该绝，他竟然如有神助般地捡到50美元，靠着这些钱，他垂头丧气地回去了。后来，他又在新式电话机方面投资，结果更是出乎他的预料，他的产业因此损失殆尽，只剩下了厨房的烟囱。
他的朋友美孚公司经理罗杰斯氏准备助他一臂之力，替他还债，但被马克·吐温直爽地拒绝了。更有许多向来钦佩他的人，自动联合起来为他募捐，支票从全国各地像雪片似的寄来，但都被马克·吐温一一原封退回，因为他不愿依靠别人的力量，决定一定要由自己来还债。他一向最轻视演讲的，可是为了还债，他开始到世界各地旅行，白天作公共讲演，晚上就住在旅馆里，忍受着一切的烦闷和思乡的忧愁。他计划在六年内还清一切债务，最后他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还清了一切债务。
虽然马克·吐温在商业投资方面表现得十分弱智，但爱神却对他特别青睐。他获得了自己一见钟情的美女奥丽薇亚的爱情，虽然他那身为纽约州埃尔迈拉大实业家的岳父兰登认为他是个生活不安定的作家，根本不想把女儿许配给他，最终他仍没经得住马克·吐温死皮赖脸、厚着脸皮但还算真诚的请求。据说当时马克·吐温一连登门拜访多次，有一次走出他们家，要搭乘他们家的马车离去时，马受了惊吓，突然腾跃起来，马克·吐温从车上摔了下来，腰部重重挨了一下。就这样，他在他们府上住了两个礼拜直到痊愈，这次机会是有意安排或是偶然，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趁此期间，马克·吐温取得了他们家人的好感，改变了兰登先生的初衷。
马克·吐温与妻子奥丽薇亚的感情一直很好，曾给妻子写了好多情意绵绵的情书。据说，马克·吐温所写的每一份原稿，都请妻子过目整理。为此，他常把写好的原稿放在妻子的枕头下，以便奥丽薇亚能在就寝前看到，而对奥丽薇亚的任何修改意见，他都奉若圣旨。
前半生以幽默作家活跃于世而渐次转变为悲观主义者的马克·吐温，后来曾经告诉家人：“我是在1835年哈雷慧星出现那年生的，它明年（1910年）将再度出现，我想同它一道走。要是我不能同它走，那将是我一生最大的憾事。”没想到竟一语中的，他果真在那年病逝，结束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
文坛硬汉海明威
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美国小说家，一向以文坛硬汉著称，是美国的精神丰碑，1926年发表成名作《太阳照样升起》，作品表现战后青年人的幻灭感，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他也是1954年度（第五十四届）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新闻体”小说的创始人，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1899年，海明威出生于美国芝加哥市郊橡胶园小镇。他母亲让他练习拉大提琴，他父亲教他钓鱼和射击。童年似乎没有创伤。中学时他是一个热情的、好竞争的标准美国男孩：学习成绩好，体育运动全面发展，参加辩论团，学校乐队里拉大提琴，编辑学校报纸《吊架》，还给文学杂志《书板》投稿，写短篇小说、写诗。有时他还中途搭别人的车，出去旅行。有一次他在禁猎区打鹭鸟，事后还躲藏起来，免受法律制裁。某些批评家认为，海明威离家出游说明他童年过的是正常的生活；但在另外一些批评家看来，则象征他早年反叛橡树园的生活方式，反映他家庭生活中关系紧张。
母亲格雷丝·霍尔·海明威是公理教会信徒，宗教观念强，但也是一位有艺术修养的女人，她把家庭环境布置得如同教堂组织的文化沙龙。父亲克拉伦斯·艾德家兹·海明威是一个杰出的医生，热心的、训练有素的运动员，又是一个专业的研究自然界的人，正是他引发儿子对于户外活动的爱好。夏天，他们居住在密执安北部近彼托斯基湖畔的房子里，海明威医生有时候带他儿子一起出诊，横过华隆湖到奥杰布华族印第安人居住地去，他们经常一起钓鱼和打猎。他们关系密切，虽然父亲严于律己，对儿子的教育甚至比海明威太太更严格，更具有清教精神。
1917年4月，也就是海明威毕业前两个月，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卡洛斯·倍克尔写道：“他面临的几条路是上大学、打仗和工作，”海明威选择工作。他左眼有毛病，不适宜去打仗。1917年10月，他开始进堪萨斯市的《星报》当见习记者，这家报纸是美国当时最好的报纸之一。6个月之中，他采访医院和警察局，也从《星报》优秀的编者G.G.威灵顿那里学到了出色的业务知识。海明威在《星报》头一次知道，文体像生活一样必须经过训练。《星报》有名的风格要求单上印道：“用短句。”“头一段要短。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正面说，不要反面说。”海明威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学会把写新闻的规则化成文学的原则。
刚过完21岁生日，海明威的母亲就提出最后通牒：要么找一个固定的工作，要么搬出去。海明威搬了出去，到芝加哥当了一年《合作福利》的编辑，这是一份宣传合作投资的机关报。那年冬天，他认识了他在文学界头一位重要的朋友舍伍德·安徒森，并且通过安徒森认识了“芝加哥派”的其他成员。同时他认识并爱上了哈德莱·理查孙，她是一位漂亮的红发女郎，比他大8岁。1921年9月，海明威与哈德莱结婚，在家里的乡间别墅度蜜月，接着去多伦多，当了几个月的特写记者。
1923年，他的几篇作品被刊物采用。哈丽特·蒙罗在《诗歌》上发表他的一首短诗；玛格瑞特·安德生和琴·希普在《小评论》（1923年4月）上发表了他6个短篇（共18个短篇，原拟于次年1月发表，总题为《在我们的时代里》；1923年夏天，罗伯特·麦卡门发表海明威第一部作品《三篇故事和十首诗》（三篇故事是《在密执安》、《我的老头子》和《不合时宜》）。
1926年10月，斯克利布纳公司出版了《太阳照样升起》，不到30岁的海明威成了有好评的文学家。作为一位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销路不错，也博得了好评。海明威晚年在《流动宴会》这部书中回忆1921至1926年间的生活情景时，追忆当时的梦想、刻苦的训练和灾难。梦想是牧歌式的——对哈德莱纯洁的爱、巴黎和伏拉尔勃等美好的去处、友人的情谊；刻苦的训练——把自己写为一个挨饿的人，渴望成功心切，无情地律己，同时也为了形成自己的文学风格。
1937年初，海明威去到西班牙，官方名义是《北极美》报业联盟记者，他却不是不偏不倚的旁观者。他借债为忠于共和政府的部队买救护车，在美国第二届全国作家会议上发言攻击法西斯主义，协助拍摄亲共和政府的影片《西班牙大地》（1938），发表了他唯一的一出长戏《第五纵队》，描写这场冲突。1939年，他在哈瓦那郊区“了望农场”购买了一份地产，就在地产山顶的房子里创作关于法西斯主义、民主和个人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
海明威的写作态度极其严肃，十分重视作品的修改。他每天开始写作时，先把前一天写的读一遍，写到哪里就改到哪里。全书写完后又从头到尾改一遍，草稿请人家打字誊清后又改一遍，最后清样出来再改一遍。他认为这样三次大修改是写好一本书的必要条件。他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初稿写了6个月，修改又花了5个月，清样出来后还在改。《丧钟为谁而鸣》的创作花了17个月，脱稿后天天都在修改，清样出来后，他连续修改了96个小时没有离开房间。他主张“去掉废话”，把一切华而不实的词句删去，最终取得了成功。
20世纪50年代早期，海明威说过：“对于作家来说，有战争的经验是难能可贵的。但这种经验太多了，却有危害。”摧残海明威身体的那次炸裂也渗透他脑子里去了，而且影响更长、更深远。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失眠，黑夜里整夜睡不着觉。5年之后，海明威和他妻子住在巴黎，他不开灯仍然睡不着。在他的作品中，失眠的人处处出现。《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杰克·柏尼斯，《永别了，武器》中的弗瑞德里克·亨利、涅克·阿丹姆斯，《赌徒、修女和无线电》中的弗莱才先生，《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哈利和《清洁、明亮的地方》中的老年侍者，都患失眠症，害怕黑夜。
海明威最终关心的是艺术，而不是创伤。而且，海明威通过对战争的观察，对于这种学说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永别了，武器》和一些短篇小说出色地描述了战争在社会、感情和道德方面的含义，然而，使他的战争经验“难能可贵”的不止是这番描述。战争在心灵上锻铸出他对人的命运的看法，这几乎影响他所有的作品。迫击炮的碎弹片成了残酷世界破坏力量的比喻，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成了寻求生存道路、受伤的人类的象征。他已经准备好，可以把那种生活感受转化为文学作品了。
1960年，海明威想写作的热情一度使他极为痛苦。他在生理上大为衰弱，高大的身躯萎缩下来了，面容憔悴，忍着痛苦。他住在梅约疗养院时，诊断结果不妙：高血压，可能还有糖尿病，而且铁质代谢紊乱，这是一种罕见的疾病，危及主要器官。心理上，他更糟糕，几乎说不清楚话，焦虑，抑郁症很严重——赛摩·贝茨基与莱斯里·菲德勒1960年11月拜访过他，想请他到蒙大拿大学去作演讲，事后写道他像个“没有主意的小学生”。1961年春天，海明威进行了25次电疗来减轻抑郁症。他在梅约疗养院住了一个月，刚刚回到克特欠不久，在1961年7月2日早晨，他把一支银子镶嵌的猎枪的枪口放在嘴角，两个扳机一齐扣动……
“文坛火枪手”大仲马
亚历山大·仲马（Alexandre Dumas，1802—1870），称大仲马，19世纪法国积极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被别林斯基称为“一名天才的小说家”，他也是马克思“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大仲马自学成才，一生写的各种著作达300卷之多，主要以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大仲马信守共和政见，反对君主专政。由于他是黑白混血人的身份，其一生都受种族主义的困扰。
1802年7月24日，被法国人称为“文坛火枪手”的大仲马在巴黎东北方向不足100公里的小镇维莱科特雷诞生。
大仲马的祖父戴维·佩莱苔利原本是圣多明哥岛上的一个充满激情而好色的贵族，家里有一大群黑人奴仆，其中一个名叫露易·仲马的女黑奴给他生了一个混血儿，这便是大仲马的父亲托马斯·亚历山大。
托马斯成人后想去参加拿破仑的军队，可爸爸却不允许他使用自己的姓氏报名参军，这个傲慢的老贵族认为一个混血儿士兵使用自己的贵族姓氏，是有辱门庭的。托马斯只好用母亲的姓氏参加了拿破仑军队。
由于他作战勇敢，在短短的七年时间里，就由一名士兵升为一名将军。拿破仑开始独裁统治之后，由于托马斯是个激烈的共和党人，被解除了军职。托马斯郁闷而死时，大仲马才3岁半。接着，祖父又破了产，大仲马的家境一下子陷入困顿之中。在拿破仑滑铁卢战败之后，大仲马已经13岁，他的母亲想重振家业，便让他作出抉择，是采用佩莱苔利这个古老而又尊严的贵族姓氏呢，还是保留黑奴的姓氏仲马呢？这两个姓氏的高低贵贱，以及哪一个对自己的命运影响大，少年仲马心里非常清楚，但他还是坚定地对母亲说：“我保留亚历山大·仲马的名字！”
大仲马20岁那年准备闯荡巴黎，但他身无分文，无法成行。偶然的一天晚上，他来到酒店里与人赌弹子，凭借在乡间游逛时练就的高超的弹子技术，他赢了满满一口袋钱，当夜便告别母亲，狂喜地奔向巴黎。
到巴黎之后，大仲马幸运地遇到了父亲的旧友福阿将军，经福阿将军举荐，他当上奥尔良公爵府上的公务员。生活稳定之后，大仲马把母亲也接到了巴黎。为了生活有更好的保障，大仲马在当差之余，经常替法兰西剧院誊写剧本，以增加收入。许多精妙的剧本让他深为着迷，常常忍不住放下誊写的剧本，动手写自己的剧本。
有一天他来到法兰西剧院，径直走进当时著名的悲剧演员塔玛的化妆室，张口就说：“先生，我想成为一个剧作家，你能用手碰碰我的额头，给我带来好运气吗？”塔玛微笑着把手放在他的额头上，说：“我以莎士比亚和席勒的名义特此为你这个诗人洗礼！”大仲马一点儿也没在意这位大演员善意的玩笑，他把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郑重其事地说：“我要在你和全世界人面前证实我能做到！”
然而，大仲马花了三年时间写出的大量剧本，没有一个被剧院接受并上演。直到1928年2月11日傍晚，法兰西剧院才给他送来一张便条：“亚历山大·仲马先生，你的剧作《亨利三世》将于今晚在本院演出。”大仲马手忙脚乱地穿好衣服时，才发现自己没有体面的硬领，他连忙用硬纸剪了个硬领，套在脖子上便飞奔剧院。
但是到了剧院他却无法靠近舞台，因为连座席间的通道上都站满了观众。直到演出幕落以后，剧院主持人请剧作家上台时，大仲马才得以出现在台前，顿时，暴风雨般的喝彩声响彻剧场。当时的报纸如此描述他：“他的头昂得那么高，蓬乱的头发仿佛要碰到星星似的。”这个带着硬纸领子的混血儿一举成名，一夜之间成了巴黎戏剧舞台上的新帝王。
紧接着，大仲马的另一个剧本《安东尼》演出后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大仲马在巴黎成了最走红的青年剧作家。尽管如此，巴黎的许多贵族和一些文坛名家们仍然蔑视他的出身，嘲讽他的黑奴姓氏，甚至像巴尔扎克这样的大家也不放过嘲笑他的机会。在一个文学沙龙里，巴尔扎克拒绝与大仲马碰杯，并且傲慢地对他说：“在我才华用尽的时候，我就去写剧本了。”大仲马断然地回答道：“那你现在就可以开始了！”巴尔扎克非常恼火，进一步侮辱大仲马：“在我写剧本之前，还是请你先给我谈谈你的祖先吧——这倒是个绝妙的题材！”大仲马也火冒三丈地回答他：“我父亲是个克里奥尔人，我祖父是个黑人，我曾祖父是个猴子。我的家就是在你家搬走的地方发源的。”
大仲马在创作时往往很投入。有一天，大仲马的一位好友前来拜访他，见他正独自坐在书桌前，双手抚摸着稿纸，低声抽泣着。朋友就坐在一旁的沙发上等，可等了好长一段时间，还不见他的情绪有所好转，就决定去劝劝自己的朋友。他拍了拍大仲马的肩膀，关心地问：“亲爱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令你如此伤心？”大仲马回头一看，见是好友来了，便把事情的原委诉说了一遍。
原来，大仲马正在创作《三个火枪手》，最后由于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其中的一个火枪手非死不可。可大仲马非常喜欢这个人物，想试图改变这个物的命运，然而却无法做到。他一想到自己喜欢的英雄人物将被自己的笔杀死，而自己对此又无能为力时，就不由得伤心至极，流下了眼泪。
他的朋友听了他的诉说后，笑着对大仲马说：“我的朋友，你可知道我已来了多久了……”
这时大仲马的一位仆人刚好从门口经过，听了这话也笑了，说道：“先生，您不过来了45分钟，而主人却已经哭了好几个小时啦！”
写作有时是要动点真感情的，因为只有先感动了自己，才能感动别人。
大仲马曾和一个女裁缝生下一个男孩，他就是《茶花女》的作者小仲马。1852年，小仲马的话剧《茶花女》初演受到热烈欢迎。他打电报给当时流亡在布鲁塞尔的大仲马说：“巨大、巨大的成功！就像我看到你的一部作品初上演所获得的成功一样……”对于儿子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大仲马自愧不如：他既有父亲的高兴，又有同行的妒忌。他风趣地回答说：“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我亲爱的孩子！”
大仲马小说多达百部，大都以真实的历史作背景，以主人公的奇遇为内容，情节曲折生动，处处出人意料，堪称历史惊险小说。异乎寻常的理想英雄，急剧发展的故事情节，紧张的打斗动作，清晰明朗的完整结构，生动有力的语言，灵活机智的对话等构成了大仲马小说的特色。最著名的是《三个火枪手》（旧译《三剑客》）和《基督山伯爵》。
尤其是《基督山伯爵》，这是一部为数不多为东西方人同时接受和喜爱的通俗小说。无产阶级文豪高尔基曾称赞它是一部“令人精神焕发的书”。但是，同一些伟大作家的作品相比，这部小说还没有能够更加广泛和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也无法进入19世纪文学第一流的杰作行列。因此，在法国文学史上，大仲马的地位还不能和巴尔扎克、雨果等文学大师相抗衡。
然而，《基督山伯爵》毕竟是全世界通俗小说的扛鼎之作，大仲马也因此被后人美誉为“通俗小说之王”。这本历史传奇的通俗小说给大仲马带来的巨额稿酬，也是巴尔扎克、雨果们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使原本就豪爽大方、挥霍成性的大仲马生活更加奢侈。有一次，一个朋友请他捐出50法郎埋葬一个刚去世的地主管家，大仲马哈哈大笑着拿出100法郎，说：“去埋葬两个地主管家吧！”当时，他早已以“基督山伯爵”自居，并已在圣日耳曼昂莱山脚下濒临塞纳河的地方买下一大块地皮，准备建筑他梦想的豪宅——基督山城堡。当建筑设计师告诉他城堡造价需要20万法郎时，这位“伯爵”大人豪放地说：“但愿比这更多一些！”基督山城堡于1847年7月25日竣工，建筑非常符合大仲马所要求的华丽风格，内部装饰也体现了他的作家身份。那些窗帘的银质挂钩上吊着他所喜欢的莎士比亚、歌德、雨果等大文豪的雕像；他自己的一尊半身雕像则安放在门厅的正中央，并且在雕像的底座上刻了一行字：我爱爱我的人。从此，大仲马经常在城堡里大宴宾客，饮酒作乐。可惜好景不长，几年工夫，大仲马就把自己的财产挥霍一空，不得不把城堡拍卖给他人。
大仲马68岁时停止写作，并非他厌倦了创作，而是因为他爱上了一个漂亮的美国女演员阿达·孟肯。风流了一辈子的大仲马，一下子认定了光彩照人的阿达·孟肯就是他此生的归宿，他要在有限的余生里认真地享受一下真正的爱情。不幸的是，阿达·孟肯在一次演戏时从飞驰的马上掉下来摔死了。埋葬了自己的心上人之后，喝得醉醺醺的大仲马在晴空下打着一把蓝色的雨伞，来到儿子小仲马家里，一坐下就大声说：“我的孩子，我是到你这儿来等死的。”
半月以后，大仲马去世。
2002年，经过一番讨论，大仲马的遗体迁移到巴黎的先贤祠。
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
居伊·德·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1850—1893）是19世纪后半期法国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生创作了6部长篇小说和300多篇中短篇小说。他的文学成就以短篇小说最为突出，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莫泊桑出身于一个没落贵族之家，他的祖辈都是贵族，但到他父亲这一代没落了，父亲做了交易所的经纪人。他的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爱好文学，经常对文学作品发表议论，见解独到。莫泊桑出生不久，他的父母由于经常闹矛盾而分居了，他和母亲住在海边的一栋别墅里。
幼年时的莫泊桑喜欢在苹果园里游玩，在草原观看打猎，喜欢和农民、渔夫、船夫、猎人在一起聊天、干活，这些经历使莫泊桑从小就熟悉了农村生活。从童年时代起，母亲就培养他写诗，到儿子成为著名作家时，她仍然是莫泊桑的文学顾问、批评者和助手，所以他的母亲是引领他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第一位老师。
另一位为莫泊桑走上文学道路打下基础的是他13岁在卢昂中学学习时的文学教师路易·布耶。路易·布耶是一位著名的巴那派诗人，他经常指导莫泊桑进行多种体裁的文学创作。
1870年，莫泊桑中学毕业后到巴黎入大学学习法律。这一年普法战争爆发，他应征入伍。在军队中，他亲眼目睹了危难中的祖国和在血泊中呻吟的兵士，心里十分难过，他要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下来，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1871年，战争结束后，莫泊桑退役回到巴黎。
1878年，莫泊桑在教育部工作之余开始从事写作。那时，大文学家福楼拜成为莫泊桑文学上的导师，他们两人结下了亲如父子的师徒关系。福楼拜决心把自己创作的经验传授给莫泊桑。莫泊桑非常尊重严师的教诲，每篇习作都要送给福楼拜审阅。福楼拜一丝不苟地为他修改习作，对莫泊桑的不少作品表示赞赏，但劝他不要急于发表。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里，莫泊桑的著述很多，但发表的却很少，这是他文学创作的准备阶段。
莫泊桑敏锐的观察也是令人称道的，自从他拜师福楼拜之后，每逢星期日就带着新习作，从巴黎长途奔波到鲁昂近郊的福楼拜的住处去，聆听福楼拜对他前一周交上的习作的点评。
福楼拜对他的要求非常严格，首先要求他敏锐透彻地观察事物。莫泊桑遵从师教，逐渐善于“发现别人没有发现过和没有写过的特点”。后来，当他在谈到作家应该细致、敏锐地观察事物时，说：“必须详细地观察你想要表达的一切东西，时间要长，而且要全神贯注，才能从其中发现迄今还没有人看到与说过的那些方面。为了描写烧得很旺的火或平地上的一棵树，我们就需要站在这堆火或这棵树的面前，一直到我们觉得它们不再跟别的火焰和别的树木一样为止。”
一次，福楼拜还建议莫泊桑作这样的锻炼：骑马出去跑一圈，一两个钟头之后回来，把自己所看到的一切记下来。莫泊桑按照这个办法锻炼自己的观察力有一年之久。
1880年，莫泊桑的成名作《羊脂球》发表了，它使莫泊桑一鸣惊人，读者称他是文坛上的一颗新星。从此，他一跃登上了法国文坛。莫泊桑的绝大部分作品是从这时到1890年的10年间创作的。
10年间，他创作了6部长篇小说：《一生》、《俊友》、《温泉》、《皮埃尔和若望》、《像死一般坚强》、《我们的心》。这些作品揭露了第三共和国的黑暗内幕：内阁要员从金融巨头的利益出发，欺骗议会和民众，发动掠夺非洲殖民地摩洛哥的帝国主义战争；抨击了统治集团的腐朽、贪婪、尔虞我诈的荒淫无耻。莫泊桑还创作了350部中短篇小说，在揭露上层统治者及其毒化下的社会风气的同时，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寄予了深切同情。
短篇的主题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是讽刺虚荣心和拜金主义，如《项链》、《我的叔叔于勒》；第二是描写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赞颂其正直、淳朴、宽厚的品格，如《归来》；第三是描写普法战争，反映法国人民爱国情绪，如《羊脂球》。
莫泊桑短篇小说布局结构的精巧、典型细节的选用、叙事抒情的手法，以及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文笔，都给后世作家提供了楷模。
莫泊桑光辉的文学艺术成就，为世界文学宝库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写作艺术技巧的成就，不仅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来的欧洲及中国作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屠格涅夫认为莫泊桑是19世纪末法国文坛上“最卓越的天才”。托尔斯泰认为他的小说具有“形式的美感”和“鲜明的爱憎”，他之所以是天才，是因为他“不是按照他所希望看到的样子，而是照事物本来的样子来看事物”，因而“就能揭发暴露事物，而且使得人们爱那值得爱的，恨那值得恨的事物”。左拉认为他的作品“无限地丰富多彩，无不精彩绝妙，令人叹为观止”。恩格斯认为“应该向莫泊桑脱帽致敬”。
因为莫泊桑的短篇驰名中外，他在长篇小说创作上的成就以至于因此被湮没。其实，他不但是个短篇小说的高手，在长篇小说创作上也颇有建树。他继承了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心理描写上又开拓出新路。《漂亮朋友》就是他的一部长篇代表性作品。莫泊桑不满足于短篇小说所取得的成就，在他声誉鹊起后，他经常涉足上流社会，开阔了眼界，便想到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去反映社会现实，长篇小说给他提供了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从第一部长篇《一生》到第二部长篇《漂亮朋友》，他的笔触已经从个人生活投向新闻界和政界，具有丰富的内容，堪称一部揭露深刻、讽刺犀利的社会小说。
他勤奋地创作了一生，由于过度劳累得了精神错乱症，后来被送进巴黎的一家精神病院。1893年7月6日，莫泊桑逝世，年仅43岁。
印度伟大抒情诗人泰戈尔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但他的才华并不仅止于此，他多才多艺，著作丰富，涉及诗歌、小说、戏剧、音乐、哲学、画坛等诸多领域。当然，其中尤以他的诗集最为著名，他一生写下了《飞鸟集》、《园丁集》、《新月集》等50多部诗集，为印度新诗体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1861年5月7日，泰戈尔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的一个名门，其祖父为德瓦勒凯那特亲王，一生显赫，他的父亲以其虔诚地遵循道德标准而被赞称为“大哲”。家庭虔诚的毗湿孥教传统深深影响着泰戈尔的一生，而当时的民族自治和民族自决的独立运动也在塑造着泰戈尔的命运和思想。
泰戈尔的父亲交友甚广，家里经常宾客盈门，洋溢着文学、音乐和艺术的气氛。他的父亲坚持让孩子受到严格、正规的教育。从8岁到13岁，泰戈尔先后被送进四所学校学习，但是他厌恶当时学校刻板的填鸭式教育，在每所学校都只学了不足一年便辍学回家。父亲思想开明，并不勉为其难，他请了加尔各答有名的教师到家里给小泰戈尔授课。家庭教育的科目繁多，文学、哲学、数学、英语、科学常识、音乐，甚至是摔跤。这种全面严格的教育，使泰戈尔在童年时代广泛地接触了各种知识，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而且练就了一副坚强的体魄。
12岁的泰戈尔对孟加拉的美丽、富饶和灿烂的历史遗迹惊叹不已，却又对殖民统治下人民的贫困和阶级对立有着深刻的认识。泰戈尔从小酷爱文学，喜欢读梵文、孟加拉文和英文名著。泰戈尔少年时代即崭露诗才，他的爱国诗篇《给印度教徒庙会》发表时，年仅14岁。17岁以前，他已经熟读了大量的印度古典文学、哲学名著。
1878年秋，泰戈尔遵从父命去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法律。虽然他并不喜欢法律，但这却给了他一个系统地了解西方尤其是英国文学和艺术的机会，这对泰戈尔毕生的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
1880年，19岁的泰戈尔回到印度成为职业作家。1881—1885年，他出版了抒情诗集《暮歌》（1882）、《晨歌》（1883），还有戏剧和小说等作品。这些早期作品的特点是梦幻多于现实，富于浪漫主义色彩。他的作品已充分显示出他敏锐的观察力、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和人道主义思想的萌芽。
当时，印度人民反对殖民统治和封建剥削的民族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年轻的泰戈尔便积极地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中。他用手中的笔，讨伐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写出了一篇篇犀利的战斗檄文。
他在归国5年之内出版了抒情诗集《暮歌》、《晨歌》和《画与歌》，戏剧《大自然的报复》，长篇小说《王后市场》和《圣哲国王》等。这段时间，他的作品沉湎于个人感受，具有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1886年他的诗集《刚与柔》的发表，标志着他在创作道路上进入面向人生、面向现实生活的时期。1890年出版的诗集《心中的向往》是他第一部成熟的作品，在形式上它突破了印度诗歌的传统和英、法浪漫主义派作品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风格。1889年、1890年，他先后写了两个剧本，即《国王与王后》和《牺牲》，反对恢复婆罗门祭司的特权和落后习俗。
19世纪90年代是泰戈尔创作的旺盛时期。从1891年起，他在自己主编的《萨塔纳》杂志上发表《摩诃摩耶》等60多篇短篇小说，主要是反对封建压迫，揭露现实生活中不合理现象。还发表了抒情诗集《金帆船》、《缤纷集》、《收获集》、《梦幻集》、《刹那集》，哲理短诗《微思集》和《故事诗集》。收入《缤纷集》的叙事诗《两亩地》是泰戈尔民主主义思想的最高表现。从《刹那集》起，他开始用孟加拉口语写诗。泰戈尔的第二部英译诗集《园丁集》里的诗大多选自这一时期作品。
1901年，泰戈尔为改造社会创办了一所学校，从事儿童教育实验。1912年，这所学校成为亚洲文化交流的国际大学。由于英国在孟加拉推行分裂政策，1905年印度掀起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泰戈尔积极投身于运动并创作了许多爱国诗篇。如《洪水》等爱国歌曲，而《人民的意志》被定为今日印度的国歌。这一时期是他创作的最辉煌时期。他出版了8部孟加拉文诗集和8部英文诗集，其中《吉檀迦利》为他赢得世界性声誉。这一时期重要的诗集还有《园丁集》（1913）、《新月集》（1915）、《飞鸟集》（1916）等。1910年，泰戈尔又发表了史诗性长篇小说《戈拉》和象征剧《国王》等。
1912年，泰戈尔以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获诺贝尔文学奖。1913年发表为人们所熟知的《飞鸟集》和《园丁集》。
1913年后，泰戈尔发表了长诗《野花》、《诗人的故事》等。1916年，泰戈尔发表长篇小说《家庭和世界》，热情歌颂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精神。
1919年，印度掀起第二次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为寻求民族解放道路，泰戈尔走遍五大洲，发表了许多著名演讲。这时期他的突出成就是政治抒情诗，分别收在《非洲集》（1937）、《边沿集》（1938）、《生辰集》（1941）等作品中。
20世纪20年代，泰戈尔创办了国际大学，并曾多次到国外访问，之后他又出版了剧本《摩克多塔拉》、《红夹竹桃》、《时代的车轮》和《纸牌王国》，小说《纠纷》、《两姐妹》和大量的诗篇。20世纪40年代，在德、意、日法西斯猖獗时，泰戈尔曾写了一些重要的政治抒情诗，对遭受侵略的国家表示同情，如《礼佛》，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表示愤怒的抗议。
泰戈尔生逢急剧变革的时代，受到印度传统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但他的世界观最基本最核心的部分还是印度传统的泛神论思想，即“梵我合一”。在《缤纷集》中，他第一次提出“生命之神”概念。他对神的虔诚是和对生活、国家与人民的爱融合在一起的，但这使他的诗歌也蒙上了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另外，他提倡东方的精神文明，但又不抹煞西方的物质文明。这些都使他的思想中充满了矛盾，从而表现在创作上。
1941年8月7日，泰戈尔在加尔各答逝世。
泰戈尔在长达60年的创作生涯中，共写了50多部诗集，12部中篇和长篇小说，100余篇短篇小说，20多部剧本，此外还写了大量有关文学、哲学、政治方面的论著，创作了1000余幅画，谱写了很多歌曲。泰戈尔的作品反映了印度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制度双重压迫下要求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描写了他们的反抗和斗争，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他的诗歌继承了印度古典文学和中世纪孟加拉民间诗人抒情歌曲的优秀传统，吸取了民歌和民谣的丰富营养，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深为人民所喜爱。他丰硕的创作成果，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给世界文学的艺术宝库增加了宝贵的遗产。
泰戈尔一生的创作既有“菩萨慈眉”，也有“金刚怒目”。他的诗歌受印度古典文学、西方诗歌和孟加拉民间抒情诗歌的影响，多为不押韵、不雕琢的自由诗和散文诗；他的小说受西方小说的影响，又有创新，特别是把诗情画意融入其中，形成独特风格。
泰戈尔不仅是一位造诣很深的作家、诗人，还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作曲家和画家。他一生共创作了2000余首激动人心、优美动听的歌曲。其中，他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创作的不少热情洋溢的爱国歌曲，成了鼓舞印度人民同殖民主义统治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泰戈尔70高龄时学习作画，绘制的1500幅画，曾作为艺术珍品在世界许多有名的地方展出。
无产阶级文学代表高尔基
玛克西姆·高尔基（Makism Gorky，1868—1936），前苏联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导师。列宁说他是“无产阶级文学最杰出代表”。为了纪念他，他出生时所在的伏尔加河畔的下诺夫哥罗德城被命名为高尔基城。
1868年，高尔基出生于伏尔加河畔的下诺夫戈罗德，他出身贫苦，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11岁就不得不为了生计在社会上奔波，他当过装卸工、面包房工人，各种粗活累活他都做过，也正因此，贫民窟和码头就成了他的“社会”大学的课堂。他从小就与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亲身经历了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与压迫。这对他以后革命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虽然高尔基生活得很艰苦，但他一直坚持刻苦地自学文化知识，他和母亲住在一栋两层的简陋房子里，而那间狭窄的上层阁楼就是他学习的天堂。也就是在这里，高尔基写出了《海燕》、《鹰之歌》等一系列著名的作品，指引着苏联人民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高尔基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2点在工作室从事创作。工作时，他不希望任何人来打扰他。他在这间工作室里创作了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剧本《叶戈尔·布雷切夫和其他》、《多斯季加耶夫和其他》，以及一系列政论性文章。午饭后，高尔基稍事休息，在花园里干点体力劳动。下午5点他再次进入工作室，编辑稿件、写回信。他同时担任13个刊物的编辑，只要稿件上有他的签名，那么他一定从头到尾仔细阅读过。高尔基每天收到世界各国各行各业人士的来信，他一般都要亲自回信。他总共写了近2万封信，其中8500封保存在高尔基档案馆里。他给青年作者退稿或寄书时，往往也亲自动手包扎好，写好地址，再请别人送到邮局去。在工作室的橱柜里，陈列着高尔基当年用过的剪刀、绳子、胶水等。
高尔基的一生非常坎坷，他热爱文学，热爱创作，可是在当时的社会，对言论控制得非常严格，他的文章因为大都反映的是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贫苦生活，所以总是不能发表。可是高尔基仍然抓住一切机会向周围的人宣传他的思想，号召大家进行革命，推翻残酷的资产阶级统治，码头、街口、教堂到处都留下了他日夜奔走的足迹，回荡着他慷慨激昂的声音。
直到1892年，高尔基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小说反映了吉卜赛人的生活，情节生动曲折，人物性格鲜明。从此，高尔基才真正地登上了文坛。
高尔基的早期作品杂存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风格，这里可能有为了避免和统治阶级直接冲突的原因，同时，这也是他无产阶级世界观形成前必然经历的阶段。他创作的浪漫主义作品有《伊则吉尔老婆子》、《鹰之歌》等，赞美了热爱自由、向往光明与英雄业绩的坚强个性，表现了渴望战斗的激情；现实主义作品如《契尔卡什》、《沦落的人们》、《柯诺瓦洛夫》等，描写了人民的苦难生活及他们的崇高品德，表达了他们的激愤与抗争。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是努力探求新的生活道路，思考生活的意义并充满激烈内心冲突的人物。高尔基作品语言诙谐幽默，通俗易懂，深受人们的欢迎。
1901年，高尔基创作了著名的散文诗《海燕之歌》，塑造了象征大智大勇革命者搏风击浪的勇敢的海燕形象，预告革命风暴即将到来，鼓舞人们去迎接伟大的战斗。这是一篇无产阶级革命战斗的颂歌，也预示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开始，因此受到列宁的热情称赞。
1905年革命前夕，高尔基的创作又转向了戏剧，1901—1905年间，他先后写出了《小市民》、《底层》、《避暑客》、《太阳的孩子们》和《野蛮人》等剧本。特别是《小市民》和《底层》，展现了现实生活中工人的新形象与新的精神面貌，表现了他们为自己权利而斗争的决心与乐观情绪，它们的上演，在当时俄国的剧坛上引起了强烈的轰动。
1906年初，高尔基秘密离开俄国到美国，在那里宣传革命，为党募集经费。同年在美国写成剧本《敌人》和长篇小说《母亲》。前者通过一个工厂的工人群众同工厂主面对面的激烈冲突，成功地表现了工人阶级不怕牺牲的团结战斗精神；后者取材于1902年索尔莫沃工人五一游行事件，突出塑造了自觉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巴维尔及其在现实的教育下由逆来顺受转变为坚定的革命战士的母亲尼洛夫娜的形象。两部作品都渗透着对历史进步的坚定信念，体现了在现实的革命发展中表现现实的创作原则，是公认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在美国期间，高尔基还写了揭露和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政论《我的访问记》和特写《在美国》。
1906年秋，高尔基从美国到意大利，定居卡普里岛。这段时间里，他几乎只为俄国革命工作。他和列宁一起成立了一个培养革命家和宣传员的学校，接见了许多特地来拜访他的人。他收到许多来自俄罗斯各地的信，在这些信中，许多人将他们的希望和忧愁讲给他听，他也回复了许多信。
在这段时间里，他和列宁发生了第一次冲突。对高尔基来说宗教是非常重要的，列宁将此看做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这次冲突的直接原因是高尔基的一篇小文《忏悔》，在这篇文章中他试图将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1913年这个冲突再次爆发。
1913年，就罗曼诺夫王朝掌权300周年的特赦给予高尔基重返俄国的机会。
高尔基对1917年的十月革命的悲观看法是他与列宁发生第二次大冲突的原因。高尔基从原则上同意社会革命，但他认为俄罗斯民族还不成熟，大众还需要形成必要的知觉才能从他们的不幸中起义。后来他说他当时“害怕无产阶级专政会瓦解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的革命力量：布尔什维克的、获得政治培养的工人。这个瓦解会长时间地破坏社会革命本身……”
高尔基作品的主导倾向是积极向上的，富于革命的战斗精神。他进行了许多探索，提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观点，比如《奥古洛夫镇》（1909）、《夏天》（1909）、《意大利童话》（1911—1913）、《俄罗斯童话》（1912—1917），以及稍后完成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三部曲的前两部《童年》和《人间》（1913—1916）。
十月革命之后的10年间，高尔基的身体状况非常差，但是他仍然坚持写作，不过仅写了自传体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的大学》（1922—1923）、《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1924—1925）等几部作品，还有一部在病榻上直至去世仍未完成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从1921年到1924年，高尔基在柏林度过。他不信任列宁的继承人，因此在列宁死后也没有回到苏联。他打算重返意大利，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在经过一段犹豫后同意他去索伦托。他在那里一直待到1927年，在那里他写了《回忆列宁》，在这部文章中他将列宁称为他最爱戴的人。
1927年10月22日，苏联科学院决定就高尔基写作35周年授予他“无产阶级作家”的称号。此后不久，当他回到苏联后他得到了许多荣誉：他被授予列宁勋章，成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苏联全国庆祝他的60岁生日，许多单位以他命名。
他的许多适合于社会主义现实派的作品被宣扬，而其他的作品却默而不言。尤其是《母亲》（这是高尔基唯一一部主人公是一个无产阶级工人的作品）成为苏联文学的榜范。
在高尔基最后的时间里，他称过去对革命的悲观主义是错误的，他成为斯大林的模范作家。他周游苏联，对自己这几年来取得的进步表示吃惊，这些进步的阴暗面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大多数时间里，高尔基住在莫斯科附近的一座洋房中，并受到克格勃间谍的时时刻刻的监视。他依然试图对大众进行启蒙教育和提拔年轻的作家。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在医院里被谋杀。
高尔基的作品从20世纪初开始陆续被介绍到中国。他的许多小说、剧本和论著不仅被翻译成中文，而且还被编选成单卷、多卷的《高尔基文集》出版。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观点，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高尔基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也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早期他在各地宣传革命思想，后来他组织成立了苏联作家协会，并主持召开了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培养文学新人，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
高尔基的作品自1907年就开始介绍到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指导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他的优秀文学作品和论著早已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财富。
日本文学大师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Kawabata Yasunari，1899—1972），日本新感觉派作家，著名小说家，代表作有《伊豆的舞女》、《雪国》、《千只鹤》等，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已有多部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
川端康成，1899年6月14日生于大阪，1972年4月16日在工作室自杀身亡。
川端康成2岁丧父，3岁丧母，7岁祖母亡，15岁时祖父亡，孤儿的遭遇使他的童年抑郁悲凉，也对他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1920年9月，川端康成进入东京大学英文系，第二年转入国文系。在大学期间，他热心文学事业，积极参加编辑同人杂志《新思潮》（第六届），并在该刊发表短篇小说若干，其中《招魂节一景》获得意外好评，打开了他走上文坛的大门。
大学毕业后，川端康成踏入文坛，成为专业作家。同年10月，他与横光利一等人共同创办同人杂志《文艺时代》。1927年5月《文艺时代》停刊后，川端又先后参加了《近代生活》杂志、“十三人俱乐部”和《文学》杂志的活动。
1935年1月，川端康成担任文艺春秋社创设芥川奖、直木奖评选委员。第一次评选，他与落选的太宰治之间发生了龃龉。当年1月，《雪国》开始分期连载；3月，《浅草的姐妹》被改编拍成电影《少女时代的三姐妹》（东宝前身PCL电影制片厂出品），并让梅园龙子初次公演；7月，发表了《纯粹的声音》；9月，赴新泻县汤泽收集《雪国》续篇的素材；12月，近居镰仓，同月，赴上诹访，搜集写作《花之湖》的素材。
1936年1月，川端康成成为新创刊的《文艺恳话会》的同人，负责编辑了《日本古典文艺与现代文艺》特辑。当年2月，原作《谢谢》改编拍成电影《谢谢先生》并首映；12月，参加刚成立的镰仓笔会（久米正雄会长）。这一年，川端康成发表了《意大利之歌》、《花之湖》、《花的圆舞曲》、《芭茅花》、《火枕》、（《雪国》续章）、《夕阳下的少女》、《少女开眼》等。
1968年，川端康成凭《雪国》一书（因其“以敏锐的感受及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内心精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日本人，也是第二位荣膺此奖的亚洲人。
川端康成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其中尤以《伊豆的舞女》、《千只鹤》、《睡美人》、《雪国》、《古都》等最富盛誉。他的作品在虚幻、哀愁和颓废的基调上，以病态、诗意、孤独、衰老、死亡来反映空虚的心理、细腻的感情和忧郁的生活，追求一种颓废的至美，达到一种空灵虚无的艺术至境。
川端康成最初曾热衷于日本艺术品收藏，因为他立志要成为一名画家。从某些方面来说，川端康成从未放弃这一梦想，而是将它融进了文学创作之中。他的人物塑造讲求感官效果，甚至可以看出画家绘画的艺术痕迹。
《伊豆的舞女》中正值青春妙龄的主人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川端康成后期作品中的人物原型。川端康成是一个唯美主义作家、大自然的赞美者，他喜欢孤独，既渴望与人交往，又避之唯恐不及。那个贞洁的少年舞女，成为川端康成一生作品中洁白无瑕的象征和化身。
小说《禽兽》与《伊豆的舞女》一样质朴动人，虽然简短但却比后者更加回味无穷。《禽兽》中的主人公是个孤独的单身汉，他发现与动物在一起比与人共处更加融洽，但他对动物的占有欲有其残酷与病态的一面，主人公之所以能与动物生活在一起，与其说是由于它们活着时的娇美，倒不如说是因为这些动物在死亡前后的怪态。
小说《雪国》发生在日本多雪的西部越后汤泽，以一个名叫叶子的姑娘之死亡为故事结尾。叶子是川端康成笔下若干少女中的另一个，也是纯洁无瑕的象征。在川端康成的大多数小说里，《雪国》是第一部先在杂志上连载后来才单独出版的作品。
小说最后定稿之前曾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它们的主要区别是结尾的不同。换句话说，当时川端康成决定不了如何收尾。事实上，川端康成的大部分作品好像都是在接近结局或没有结局的情况下收尾的。其中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川端康成把生活看做是一个无法预见结局的过程。
瑞典文学院在授奖辞中特别赞扬《古都》，这是一部描绘日本古老首都的小说，它以哀伤的笔调记录了西方对日本日趋深刻的影响。
川端康成在实际创作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倾向。有的作品采用纯新感觉派的写法，极力强调主观感觉，热心追求新颖形式；另有一些作品却没有采用纯新感觉派的写法，主要使用朴素、简洁的白描手法。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他又被新心理主义和意识流小说所吸引，相继写出两篇纯属模仿式的小说——《针与玻璃与雾》和《水晶幻想》，但后者中途辍笔，并且其后再也没有写过这类作品。由此可见，川端不满足于单纯模仿，不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决心另辟新径。所谓新径，就是将日本古典文学传统和西方现代派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的道路。经过长期探索，他在这条路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1949年4月，川端康成担任恢复的“芥川奖”评选委员；7月，担任新设的“横光利一奖”（改造社）评选委员；8月，担任战后第一套文学全集《现代日本小说大系》（65卷，河出书房）的编辑委员；9月，以日本笔会会长的名义，给威尼斯国际笔会第21届大会发去贺词《致威尼斯国际笔会第21届大会》（发表于《人间》10月号上）；11月，应广岛市的邀请，与小松清、丰岛与志雄等代表日本笔会参观了原子弹轰炸受难地。这一年，他发表了《千只鹤》、《山音》等。
1961年，为搜集材料和执笔写作《古都》、《美丽与悲哀》，川端康成在京都市左京区下鸭泉川町25号租下房子。当年5月，去新泻、佐渡旅行；11月，获第21届文化勋章。这一年，他发表了《美丽与悲哀》（1月至1963年10月）和《古都》（10月至翌年1月）等。
《美丽与悲哀》表达了川端康成一贯的信仰——美的东西同时也令人悲伤。美，一方面象征着永恒；另一方面，当它体现于某个具体事物时，又只能是昙花一现，不会永葆丽质。
《山音》大概要算川端康成的代表作。主人公信吾是一个老朽的生意人，无时不为死亡的念头所困扰。随着老友故交一个个死去，也由于经历到年迈给他带来的脆弱和力不从心，他对周围世界又有了新的认识。虽然身体机能衰退，但他的思想却变得更加敏锐起来，也更清楚地意识到时间轮回的现实。在川端康成所有的作品中，《山音》的象征无疑最为错综复杂。
在这部小说里，自然界的动植物和非生命体，一一都成了象征物。只要想到书名中的“山”和千年长寿的忘忧树种，人们就会觉得前者是死亡的预兆，后者代表了生命的不朽。从文体方面来讲，《山音》也是他作品中最令人满意的一部。简洁的语言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寥寥数句的段落有时只有一句话，但却表达出主人公的内心和外部世界的感受。川端康成的这种艺术手法，常常使人联想起日本传统的俳句诗。
川端康成对于作品的文学语言要求极为严格，他每写完一节都要反复推敲琢磨，修改后往往删去大半。因此，他的文章虽然颇为接近口头语言，但读来丝毫没有罗唆之感。用语简明，描写准确，这又同他对于自己所描写的对象观察细致、熟谙于心，有着重要的关系。
由于在创作方面不断取得成果，川端康成在战后获得了多种荣誉头衔和奖金奖章。1968年10月，瑞典决定将当年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他，表彰他以卓越的感受和高超的技巧，表现了日本人内心的精髓。
1972年4月16日，川端康成在他的工室里用煤气自杀，没有人知道原因。
川端康成的作品同其笔下的人物（主要是年轻妇女）一样，具有很强的魅力，这又同他的唯美主义倾向和执著地追求所谓“日本的美”有着难以割裂的联系。本来，一个作家，既然生活在现实社会，即便是唯美主义的美的追求，也不可能是世外的梦呓。这就是说，有时他们也会在现实社会发现比较接近真正的美的东西，如川端笔下的“伊豆舞女”同高中学生之间的纯洁的感情。然而，很多时候，由于世界观和思想感情的变化，他们又会以丑为美。《雪国》摆脱那个万马齐喑的黑暗时代的现实，美化封建主义遗留下来的卖淫制度——雪国温泉旅馆“五等艺妓”同嫖客之间的厮混，这就不能令读者感到满意。即使日本帝国主义——由于《雪国》所表现的那种令人陶醉的男女关系会消磨所谓“国民的战斗意志”——对之也不表示欢迎。
但如果抛弃政治去审视川端康成的作品，那种深刻的日式物哀之美，以及他在东西方文学调试上所作的贡献是极其巨大的，在探索美的漫长道路上，川端康成是无愧的先驱与大师。
勇敢女孩海伦·凯勒
海伦·凯勒（Helen Keller，1880—1968），19世纪美国盲聋女作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她以自强不息的顽强毅力，在安妮·莎利文老师的帮助下，掌握了英、法、德等五国语言，完成了她的一系列著作，并致力于为残疾人造福，建立慈善机构，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美国十大英雄偶像，荣获“总统自由勋章”等奖项。
1880年6月27日，海伦·凯勒出生在美国亚拉巴马州。正当这个可爱的小生命睁圆了眼睛开始观察奇妙的世界、咿呀学语时，不幸被一场高烧夺去了宝贵的视觉和听觉。从此，幼小的海伦就在黑暗与寂寞中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童年。
家庭的爱怜和娇惯，养成了海伦暴躁任性的性格。她常常毁坏东西，稍不如意就躺在地上哭嚎。为了教育海伦，她的父母从波士顿的柏金斯盲童学校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安妮·莎利文。21岁的安妮非常同情小海伦，她决心通过教育打开海伦闭塞的心灵之窗，把她引向新的生活。
春天，风和日丽，百花吐艳，安妮带着海伦在草坪上玩耍，到树林里散步。无论走到哪里，安妮都用手指在海伦的一只手上写字。起初，海伦并不明白这是在学习文字，她只是出于好奇而模仿着安妮写字。海伦非常聪明，没有多久她就学会用这种办法表达简单的要求了。饿了她能写“蛋糕”，渴了她会拼“牛奶”。但这时的海伦还并不懂得用手指写字的真正意义。
一天，安妮拉着海伦在压水机旁喝水。当海伦的手触到清凉的水时，安妮就马上在她的一只手上写上“水”。水，水……海伦反复写着，突然她呆住了，接着脸上便浮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表情。她顿时明白了：水，就是自己的手正触到的清凉东西的名称。噢，原来……
海伦灵机一动，转过身指指安妮，安妮正激动地注视着发生在海伦身上的这一切变化，她赶紧俯身在海伦的手上写出“老师”，海伦默写了几遍，笑着点点头。然后她又指着自己，安妮明白她的意思，慢慢拼写“海伦·凯勒”。海伦激动地跳着，这是她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名字呀！这，是海伦一生的转折点。是水把海伦的生命从寂寞中唤醒，赐予她新生；是安妮把海伦的灵魂从愚昧中救出，赐予她智慧。
海伦8岁时进入柏金斯盲童学校。只用手指写字的交际方式已使海伦感到太受束缚了，她强烈地向往着一个美好的目标——学会讲话。在海伦的多次要求下，校长派来了专门的老师。
在课堂上，海伦把手轻轻放在老师脸上，体会老师的口形和发声时的气流，模仿老师发音。课下，安妮辅导她练习。这是何等艰苦的学习啊！每发准一个音，都要经过千百次的练习。
成功寓于不懈的努力之中。几年后的一天，海伦终于说出了第一句话，第一句别人听懂了的话：“天气很热。”尽管话还只是由断断续续的单音连成，但它毕竟是人类的语言呀！这就足以使海伦欣喜若狂了。后来海伦又进一步学会了把手放在别人嘴上“听”话。
理想的风帆在海伦胸中升起，她那颗年轻的心向往着一个更美好的目标——上大学。她在大作家马克·吐温的热情资助下，16岁时进了大学的预科班。这是海伦生平第一次与健全人一道听课，困难之多可以想见。但是，远大的理想在向她召唤，她下决心要同眼明耳灵的同学们竞赛。
第一学年终，海伦参加了大学初试，八门功课全部及格，其中英语和德文成绩优良，受到了奖励。海伦的好成绩不仅使老师和同学们惊叹，更使她增添了信心。
1899年，海伦通过最后一次考试，实现了她几年来为之奋斗的愿望。她被录取到拉德克利夫学院。拉德克利夫——哈佛大学附属女子学院，它的盛名有哪一位女孩子不仰慕？可又有多少姑娘最终能荣幸地成为那里的学生呢？
海伦证明了自己是个出色的学者——1904年，她以优异的成绩从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她有惊人的注意力和记忆力，同时她还具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毅力。上大学时她就写了《我的生命》。这使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而有能力为自己购买一套住房。
她周游全国，不断地举行讲座。她的事迹让许多人为她著书立说，而且还上演了关于她的生平的戏剧和电影。一时间，她声名显赫，应邀出国并受到外国大学和国王授予的荣誉。1932年，她成为英国皇家国立盲人学院的副校长。
海伦的奇迹早已被各国传为佳话。1936年，日本政府为创办盲、聋儿童学校，特邀海伦前去帮助。自此，海伦的生活又揭开了新的一页。她的身影出现在一个又一个国家的讲坛上，她的足迹遍布欧、亚、非、澳四大洲。
海伦掌握了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盲、聋却能掌握五门语言，海伦的成功被称为“教育史上最伟大的成就”。
她除了嗜书如命，还喜欢骑马、游泳、划船，酷爱戏剧表演艺术。她喜欢信马由缰地徜徉在森林中，也喜欢月夜泛舟，靠水草、睡莲散发出的芬芳来辨别方向。她还喜欢骑着双人自行车兜风，在飞驰中体会力量和速度，并像男孩子一样喜欢在国际象棋的较量中斗智斗勇……她还爱大自然，站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前虽看不到飞流直下三千尺的人间胜景，听不到那震耳欲聋的轰鸣，却可以从空气的震颤中领略到世界最宏大的瀑布的雄奇壮观。
在博物馆和艺术品商店里，海伦就像用手指去“观察”写在人们脸上的喜怒哀乐一样，可以用灵巧的十指去感受古希腊雕塑之美，从那些变幻的线条中“看到”月亮女神狄安娜的清新和维纳斯的秀美。1937年，海伦访问日本时受到特殊礼遇，被允许用手抚摸皇室的艺术珍藏和被视为日本国宝的中国鉴真和尚塑像。
海伦毕生勤奋写作，用自己盛开的智慧之花装点了美国的文学花坛。她的主要作品有自传《我生活的故事》、安妮·莎利文的传记《老师》及数篇讲演稿、信件。海伦为盲、聋人作出的杰出贡献先后赢得了许多国家政府的嘉奖。联合国也曾于1959年5月以海伦的名字发起“海伦·凯勒世界运动”，资助各国的盲、聋儿童。
海伦的著作有《我生活的故事》、《走出黑暗》、《乐观》、《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等。其中《我的生活故事》是她的处女作，作品一发表，立即在美国引起了轰动，被称为“世界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出版的版本超过百余种，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著名散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则是她的代表作，她以一个身残志坚的柔弱好的视角，告诫身体健全的人们应当珍惜生命、热爱生命。
1968年6月1日，海伦·凯勒与世长辞了。她一生不以缺陷自弃，不向困难折服，勤奋学习、顽强奋斗的精神和她为盲、聋人造福的业绩，永远为后人所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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