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一民[1] 邵怡度

    金城银行的创立及其与周先生的关联——金城银行解放前30年的曲折历程——周作民先生积极推动私营银行业社会主义改造。

    一、金城银行的创立及其与周先生的关联

    金城银行是旧中国的一家私营银行，也是当时民族资本金融业的一个典型，解放后在促进金融业公私合营上做出一定贡献。

    金城银行创立于1917年5月，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国民族工商业蓬勃兴起和北洋政府财政支出，都需要银行资金的支援。同时，军阀官僚为其所搜刮的民财谋求出路，为他们所经营的企业取得融资便利，以及交通系人物为摆脱官办银行，另辟基地，巩固其金融权位，并为利用银行资力以发展我国实业，也需要创办私营银行，以达到各自的目的要求。金城银行的创立，是由这些内外因素所促成的。

    金城银行原定股本200万元，实收50万元，其中军阀官僚股份占90%以上。周先生认股1万元；1919年实收200万元时，军阀官僚占82%，周2万元；1922年实收500万元时，军阀官僚占62%，周7万元，金城本行持有10万元；1927年实收700万元时，军阀官僚仍占50%，周10万元，金城银行持有89万余元。其他的金融业者和工商业者持有股份历次均有增加，而军阀官僚因股票出让和做抵押逐渐减少。可见金城银行股本的主要来源开始是军阀官僚的投资，而周本人的股额虽不大，但他自金城银行创立起一直担任总经理历时32年，并兼任董事长十多年，始终掌揽金城银行经营管理的大权。可以说，金城银行历年的一切业务、事务，都受到周先生思想言行的直接影响。周的一生与金城银行事业是不可分离的。

    周作民先生又名维新，1882年出生于江苏淮安，早年受知于同乡前辈罗振玉（甲骨文专家）、刘鹗（《老残游记》作者）两先生，1906年考取官费留学东瀛，肄业于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后改京都帝大），1908年回国，在南京政法学堂任翻译，辛亥革命后，担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科长，1912年南北和议，政府北迁，周亦随往北京，深得前后两任财政总长熊希龄和周自齐的赏识，提升为财政部库藏司司长，兼任部派驻交通银行国库稽核。由于职务联系，结识了交通银行任振采和胡笔江，交往莫逆，关系密切。1915年财政总长易人，周离部后，转任交通银行芜湖分行经理，旋又调任交通银行总行稽核课主任，成为交通银行系统重要人物之一。

    周先生在留日期间，目睹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日渐繁荣昌盛，激发起他的爱国情绪，其取名维新，或含此意。与此同时，他又看到三井、三菱等日本金融贸易集团经营管理的新模式和方法，启发很大，也增强了他的事业心。回国之后，他不留恋于政府任职，而热衷于创建他的事业。这就是他锐意立志于我国民族资本金融事业的思想根源，并力求探索一条通过金融资本来振兴我国实业的途径。

    二、金城银行解放前30年的曲折历程

    金城银行经历了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敌伪组织和人民政府等各个政治巨大变革阶段，又遇到银圆券、法币、中储券、金圆券和人民币等不同币制变化，并在解放前还不断受到反动政权的迫害和官僚资本的剥夺，以及几次恶性通货膨胀的严重影响，走过了曲折起伏的路程。但总的说来，金城银行在周作民的主持下，其业务经营保持着不断发展趋势，机构和业务扩充到全国，社会信誉日臻提高。金城银行在抗日战争前，总、分机构已达50余处，成为全国性的民族资本大银行。金城银行并与盐业、中南、大陆三行合组“联合营业事务所”，当时称为“北四行”，共同创办四行准备库，以中南银行名义发行钞券，并设立四行储蓄会。抗日战争爆发后，金城银行除在沦陷区撤迁部分行处外，在重庆另设总经理处，以统辖大后方营业，增设西南、东南、西北三个管辖行及所属分支机构23处。

    周作民开拓业务很重视直接扶持民族工业，其投资重点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工商，交通运输事业，采取独资或与同业联合投资等方式，辅之以放款透支，承购公司股票、公司债券以及其他各种担保业务。金城银行历年平均投资、放款均占其资产总额的三四成左右。主要对象有自营或合营的通成公司、太平保险公司、城孚信托公司等，直接投资的企业有北洋、垣源、新裕等纺织工业，六河沟、中兴、开滦、井陉等煤矿工业，河北大丰、青岛中兴等面粉工业，久大、永利、大成、启新、天厨、丹华等化工工业，以及渝鑫钢铁、中华造船、民生航业公司、天津航运等交通事业，其中大多数企业在当时抵制外国列强在我国的垄断，从而在夺回国家利权方面起到积极作用，有些企业在今日新中国经济建设中仍继续发挥着积极作用。此外，金城银行对旧铁道部及浙赣、陇海、平汉、平绥、京赣、粤汉各铁路局的投资、放款，对承购路债和向外商各种购料期票的外币担保业务，也经常保持在数百万元左右。

    另外，金城银行在扶植有关国计民生大型企事业的同时，也兼做有利城乡的小本经营。1934年金城与南开、清华、金陵、齐鲁各大学联合成立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实验所设立华北农业研究改进社，举办棉种改良和棉农贷款，投资总额共约100余万元。又同交通、上海、浙兴、农民等银行联合陕西省棉产改进所，在陕、豫、晋三省境内组织棉花产销合作社16所，发放农村贷款180余万元。同年又与北平市政府协办市民小本借贷处，融通小额、低息短期资金；金城银行还先后在南京、镇江、苏州、青岛各地单独推广小本贷款。这种小生意经营，虽然银行投资无多，却受到城乡小农工商业者的欢迎。全国解放后的过渡时期，金城银行为配合人民政府发展农业生产，曾联合同业举办耕牛农贷、肥料贷款以及小本贷款，辅助农贸事业，增加生产，促进城乡经济的发展。

    金城银行业务的重点对国计民生起着积极的作用，这是主流；但另一方面，由于解放前金城银行受法币和中储券两度贬值影响，在通货恶性膨胀、物价不断飞涨的不正常情况下，为了维护股东利益，保全资产价值，金城银行也与其他同业一样，不得不把一部分资金投入黄金、外汇和证券的买卖，用以维持本身的生存。

    金城银行30多年历史过程中，国内外局势动荡极大。解放前周先生为保全金城银行事业，在各个时期同各个政权都有明来暗往的联系，借以拉拢关系，疏通关节。他虽然极力躲避出头露面担任政府要职，但也免不了接受一些有关财贸组织的委员之类虚衔，其目的主要为保全金城之地位和他个人的金融资本家身份。可是周先生也曾两度陷入窘境。一次是太平洋战争开始，日本军队占领香港，周先生被日本宪兵拘留于香港饭店，后日本想利用周先生留日关系，为敌伪效劳，遂释送回上海；另一次是在抗战胜利初期，被国民党特务软禁于上海海格路，嗣以事出误会，并经张岳军等斡旋，送返寓所。国民党政府返回南京后，金城银行吴、王两经理涉嫌受处理，财政部又对金城银行和通成公司进行清查盘核，处境艰困。这一时期，周先生日子很不好过，精神身体俱感不支，遂于1948年申请经董事会批准赴美国疗养，并与欧文信托公司和大通、花旗两银行洽谈业务。当时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周先生对时局变化也存在一定的观望心理。

    三、周作民先生积极推动私营银行业社会主义改造

    早在1941年底、1942年初，上海沦陷区内的工商界曾组织一个学术团体，名为“中国经济研究会”，共推周先生担任理事长，成员有吴震修、谢寿天、吴承禧、陈伯流、斯继唐和吴春曦等经济界人士。当时上海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张执一同志通过谢寿天关系与周先生有了联系。周想派一代表去苏北解放区了解情况，但因故未能成行。可见周先生当时对解放事业已有倾向。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破裂，大规模内战爆发，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面临全面崩溃，军事上作垂死挣扎，经济上作逃亡打算，周先生对局势转变更寄予厚望。他在由美回港时，获得机会与进步人士频繁接触，认识形势更多，思想转变更大，亟想同进步力量直接联系。曾派陈伯流赴港会晤林默涵、章汉夫、潘汉年、许涤新等同志，并多次以捐助印刷费方式，解决林默涵创办的《群众》周刊的经费困难。通过此项活动，周先生直接与潘汉年同志会晤过好几次。后来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副市长时，曾在原宋子良家宴请过周先生。

    解放前夕，周先生在上海接纳陈伯流建议，组织“行务委员会”，由行方和职工代表参加，共撑危局，保护行产，为迎接解放做准备，并共同研讨各项行为、事务和同人福利等问题。当时张执一同志曾布置陈伯流争取周先生（也包括其他金融界头面人物）不要离沪。但周为躲避国民党的逼迫，还是决定暂时赴港。在港时，周曾同张公权、卢作孚合写一份有关金融方面的建议书，送交人民政府，表达其爱戴与关心。同时，周先生又用恒丰名义，以重金包租一艘外轮开往天津，为华北解放区装运一批药品及小五金等急需物资，并护送许多民主人士返回国内。该轮回程装载煤块，抵港日正值煤价骤跌，损失港币64万元。周先生说：“这笔交易虽然亏损很多，但金城对人民也算做了些事，还是值得的。”

    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周在港给金城银行全体同人发来一封贺电，电文为：“庆祝解放，安心工作。”表现了他对人民胜利的欢欣和对人民政府的拥护。

    全国解放后，周作民率先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促进金城公私合营。1950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在京召开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商讨如何调整金融业与工商业的关系、金融业中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之能够适应新情况。在扶助工商业发展中，周作民明确指示金城银行在会议期间，率先申请参加公股，并要求指派公股董事。中国人民银行同意了这个要求，派陈穆、曾凌两同志为金城银行公股董事。并在京召开董事会，商讨了扩充业务，节约开支、扭亏为盈等行务。

    周先生在香港还积极促成了五行的联营联管和进行公私合营。当时全国性的大型银行都已全部公私合营，地方性银钱业在进行联营联管。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为了更好地为工商业服务，成立“上海市金融业私人业务管理委员会”，把信用纳入国家计划，以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周先生被推举担任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的副董事长。他建议将联管处由沪迁京，以便就近接受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领导，这个意见得到了采纳。

    在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感召下，周作民接受了周恩来总理和中国人民银行南汉宸行长的邀请，于1950年8月由港回京。当时他是在海外最先、也是唯一回归的金融界老一辈人士。他可以留居海外做个寓公，也可重振旗鼓再创事业，但他为自己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这在当时那些与他同辈的金融界头面人物的脑海里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他这种热爱祖国、拥护人民政府的举动，深受各界人士的推崇与赞誉。

    周先生回京时，谒见过周恩来总理。他对周总理的照顾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数度与南行长会晤。南行长对他的爱国行动，曾给予很高评价。此时全国政协会议以特邀代表约请周先生参加，并经陈叔通先生带领晋谒毛主席。毛主席在握手时说：“你是北四行的人喽！”周先生由京回沪后，又与人民银行陈穆、项伟略、王伟才、谢寿天等同志多次商谈合营银行事项，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意旨，推进了私营银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周先生在担任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副董事长期间，常在上海居住。“三反”“五反”时期，他受到政府保护。1955年3月8日，周先生突患心脏病在沪逝世，终年73岁。在他的追悼会上，周恩来总理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送了花圈，全国金融界人士对周先生的逝世都表示了深切哀悼。

    周先生历年收藏的名贵文物、书画颇多。动乱时期，他的大部分财产、文物都移存香港，1950年他从港来京时，未能悉数带回，1955年逝世后，他的家属秉承他的遗志并得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协助，于1957年全部由港运回北京。计有美国证券30余万美元和金城银行股票约人民币100万元，以及图书5300册，名人书画碑帖、瓷器铜器等文物计1405件，全部捐献给国家，受到国家文化部门的褒奖，并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行展览。

    周作民先生的一生，有抱负、有魄力、有眼光，堪称是一位为金城银行事业奋斗不懈的实干家，同时，又是一位热爱祖国、能够跟着时代潮流前进的金融家。周先生为我国民族金融事业的发展，为推进私营银行业社会主义改造所作的努力，值得我们金融战线的同人敬仰和怀念。

    注释

    [1]闵一民：在金城银行北京分行与郑州分行工作多年，曾任香港中国银行董事、北京信托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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