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仲文[1]

    我在1923年夏毕业于天津市南开大学商科，经我岳父朱虞生介绍，入四行储蓄会上海总稽核处任会计员。1925年八月调天津四行准备库及四行储蓄会，任会计领组，1930年升任副经理。1933年调任上海四行库、会副经理，负责办理外汇业务工作。1940年我又调回天津升任天津四行储蓄会经理。1949年四行储蓄会改组更名为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我担任津行经理。1950年，升为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副总经理。1953年全国银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我被调任公私合营银行董事会设计委员会委员，在北京工作。以后又担任公私合营银行私股董事。1959年9月1日调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参事。1964年4月因年老体衰申请退休。四十多年来我从一普通职员逐步提升为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副总经理，兼代理总管理处总秘书职务，对于盐业、金城、中南、大陆联合经营的四行准备库、四行储蓄会、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的创立、发展和结束，我是身临其境的。现就我能回忆起来的事实经过，叙述如下。

    一、“北四行”的由来和内在关系

    解放以前，在银行界通称盐业、金城、中南和大陆四银行为“北四行”。这四家银行都是在民国初年先后成立的。首先是盐业银行于1915年3月在北京开业，以后又在天津设分行；其次是金城银行于1917年5月在天津开业；再次是大陆银行于1919年在天津开业；最后是中南银行于1921年春在上海开业，1922年在天津设分行。金城、大陆两行的总行都在天津，盐业总行设在北京，中南总行设在上海。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无暇东顾，天津的民族工商业如纱厂、面粉厂、化工厂等趁机得以发展，急需资金周转营运，原来的票号、银号、钱庄已不能适应当时工商业发展的需要。新式银行应运而起，组织社会各方面的游资，支持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需要，这就是“北四行”产生的社会背景。“北四行”以天津为重点，而且都设在英、法租界内，依仗帝国主义势力的庇护。这四家银行主要投资人，除中南银行是南洋华侨黄奕柱回国投资兴办外，其余如盐业、金城、大陆三行的主要投资人都是北洋政府的军政官僚。盐业银行主要股东为河南省都督张镇芳，此人系袁世凯姻亲；金城银行主要投资人为安徽省督军倪嗣冲以及安福系政客王郅隆等；大陆银行主要投资人为北洋政府大总统冯国璋。

    当时“北四行”的主要负责人：盐业银行为吴鼎昌，金城银行为周作民，大陆银行为谈荔荪，中南银行为胡笔江。吴、周、谈、胡四人彼此的关系十分密切。吴鼎昌曾充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天津造币厂厂长。在张勋复辟时，盐业银行总经理张镇芳曾参其与事，张勋复辟失败后，张镇芳被捕，当时皖系当权，于是就派吴鼎昌接管盐业银行。周作民在民国初年曾任北洋政府财政部库藏司长、交通银行芜湖分行经理。吴、周都是日本留学生，在财政部又是先后同僚，关系较深。胡笔江原任北京交通银行经理，周作民和胡笔江是交通银行的旧同事。谈荔荪与吴鼎昌系日本东京商业大学同学，回国后又在大清银行同事。周作民与谈荔荪青年时两次同学，又同是淮安人，周作民的夫人系谈家外甥女，周、谈两家结成姻娅之戚。从上述吴、周、谈、胡四人之间的关系不难看出，当时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银行在业务上虽然是各自经营，但是在遇有重大问题时，彼此是互通声气，一致对外的。例如：承担摊销北洋政府发行公债和摊派借款等事，“北四行”的负责人总是采取一致态度，形成了一个小集团，这就是“北四行”名称的来源。“北四行”小集团的形成，固然是由吴、周、谈、胡四人之间的关系所确定，但如再深究一步，则在他们四人背后，尚有一个重要的幕后人物起着指导作用。此人就是任金城银行终身董事、中南银行董事和盐业银行董事长的任风苞。

    任风苞字振采，曾任北洋政府交通银行的协理多年，与曹汝霖，梁士诒等北洋军政要人过从甚密，而周作民和胡笔江又都在交通银行任过职，全是任风苞的主要助手，与任的关系甚为密切。当时“北四行”的背后支持者就是交通银行，这就形成了任风苞与“北四行”的一种特殊关系。因此遇有“北四行”与北洋政府之间发生某些不好处理的问题时，经常请任风苞出面从中向北洋政府主管财政方面的军政要人进行疏通。“北四行”创立伊始，都和交通银行建立往来关系，尤其是金城银行开业初期有关票据结算、资金周转方面仰赖交通银行协助之处尤多。不仅如此，“七·七”事变以后华北沦陷，盐业银行吴鼎昌到后方去任贵州省主席，为了支持盐业银行在沦陷区的局面，请出任风苞为盐业银行代理董事长，以后实任董事长一直到任故去。当时敌伪华北攻委会新老汉奸如王克敏、曹汝霖等都和任风苞有很深的渊源，任的胞侄任援道是汪伪南京维新政府的绥靖部长，任在当时沦陷区南北敌伪政权内部都有靠山，因此当时“北四行”有什么难办的问题，都要和任风苞商量，任风苞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北四行”幕后主要人物了。

    吴鼎昌、周作民等人，为厚积资力，互通声气，提高信誉，扩展业务，仿效英帝国主义五银行联合经营的事例，于1921年“北四行”开始走向联合经营的道路。为了共同发行中南银行钞票，于1921年联合创立四行准备库，1923年又联合创立四行储蓄会，1948年四行储蓄会营业期满，改组更名为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

    二、四行准备库

    “北四行”中只有中南银行有发行钞票权。因为中南银行系华侨刚回国投资，而且资本实收为500万现银圆，在当时国人经营的银行中可称力资力雄厚的银行之一，再加上吴鼎昌和周作民等人从中斡旋，故北洋政府批准中南银行取得发行钞票权。

    当时北洋政府发行的中国银行钞票和交通银行钞票，自1916年停兑后，中国的钞票信誉低落，在市面上贬值流通，忽涨忽落，不受欢迎。而外商银行等所发行的钞票，一般人认为稳妥可靠，于是充斥于市面。当时市面上流通的钞票非常混乱。外商钞票有：英商汇丰银行钞票，美商花旗银行钞票，日商正金银行钞票，比商华比银行钞票，帝俄道胜银行钞票（即羌帖），法商汇理银行钞票等。吴鼎昌、周作民等人为了重振中国钞票的信誉，抵制外商滥发钞票的特权，认为四行有必要联合起来共同发行中南银行钞票。几经磋商，达成协议，于1921年秋组织联合发行。先是盐业、金城、中南三家，未及一月，大陆亦加入。为了树立信誉，公开保证，恪守政府规定的六成现金准备、四成有价证券保证，成立了专门保管机构，即四行准备库。总库设在上海，天津设四行准备分库，先在法租界六号路（今哈尔滨道），以后迁至中街（今解放路145号）。在当时中国，交通两银行钞票停兑后市面混乱的情况下，中南钞票由四银行联合发行，共同保证，而且还设立了专门保管准备金的机构，保证随时兑付十足现银圆，从而得到了社会上的信任，钞票在社会上流通，受到欢迎。因此，中南银行钞票很顺利地在京、津、沪等大城市流通起来了，一直到1935年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取消各私营银行钞票发行权，四银行共同发行的中南银行钞票才随之而告终。

    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共同发行中南银行钞票，在当时金融业是个创举。共同发行，就是由四家银行共同负责。由于中南银行钞票信誉的提高，也为四银行增加了声势，使社会上认为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银行稳妥可靠，这对四银行开展业务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局面。20年代初期“北四行”业务所以迅速地得到发展，与四行共同发行中南银行钞票，是有直接关系的。

    三、四行储蓄会

    早在1912年，就有外商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开办了万国储蓄会，以有奖储蓄（按月抽签一次，中签储户可得奖金）吸揽社会上的小额存款，积少成多，以此为资金从事外汇、公债、房地产等投机活动，获利甚巨。其后不久，又有中法储蓄会步其后尘，亦以有奖储蓄为号召。外商之所以能在储蓄业务中如此活跃，皆因当时我国旧式的钱庄或票号，从未经营小额储蓄业务；而民初成立的新式银行，经营储蓄业务的也不多。故此外商储蓄会有机可乘，以中奖为号召，业务相当兴旺。

    外商储蓄会业务之所以兴旺，除上述原因外，社会上游资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瞬息万变，绝大部分财富集中在皇室贵胄、北洋军阀、大地主、洋行买办及工商业者手中。清朝覆灭之后，军阀连年混战，从逊帝溥仪、皇室亲贵，到北洋军阀中的总统、总理、督军、省长、下野后都避居天津外国租界当寓公。山东孟家、胜芳蔡家等有名的大地主，也因避兵灾躲到租界。这些人手中有大量的搜刮的民脂民膏，有的兴办工商业，有的投资房地产，有的则把钱财存于外商银行。外商看透了这些人的心理，竟对存入银行可供运用的资金作为保管品来处理，不但不付利息，还要收取保管费。由此可见，社会上闲散资金没有出路，而又缺乏本国信用可靠的金融机构，以致造成外商储蓄会牟利的机会。

    “北四行”有鉴于此，认为有必要开办储蓄业务与万国、中法储蓄会相抗衡。“北四行”总经理们认为：万国、中法两家的有奖储蓄，虽具有很大吸引力，但中奖者究竟只是偶然的侥幸者。当时旧社会上风行“社会化”“合作化”的思潮，如果利川这股思潮，打起“存户即是股东”的招牌，并以优息保息以及年终分红为号召，定能与万国和中法储蓄会一争高低。为此提出：储蓄事业“社会化”，投资的银行称为储蓄会的基本会员，存款人称为普通会员，年终享有分红的权利。具体的办法是：储蓄会对于各种定期存款除按一般银行的储蓄存款一样支付利息外（储蓄会称此为“保息”，即储蓄会无论盈亏与否，都照付不误），每届年终决算后，请在上海的外国会计师薛迈时审核盖章，然后发给会员，以示账目公开，储蓄会的盈余除公积金、奖励金外，全部分给会员。

    四行储蓄会由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各出资25万元，经筹建、注册，在1923年1月正式开业。总会设在上海，与四行准备总库合署办公。在天津、汉口、北京（属天津分会管辖）以及南京先后设立分、支会。四行储蓄会总经理由四行准备库总经理吴鼎昌兼任。1935年吴出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长后，由协理钱新之主持业务。各分会独立核算，设经理主持分会业务。天津分会设在天津四行准备库内，首任经理为张汗湘，后来刘骘瞻，1939年我由上海调天津接替刘为天津分会经理。

    四行准备库和四行储蓄会从业务性质上说，本属两个机构，但却在同一柜台内办公。在内部库、会是两个单位，职工分工各有专责，实际上是下分上不分。

    四行储蓄会规定了五种储蓄存款，其计息和分红办法都与一般的银行不同。兹分述如下。

    1.活期储金：即一般银行的活期储蓄存款。分存折、支票两种。存款利率分别为周息4厘及3厘。此种存款不参加年终分红。

    2.分期储金：即一般银行零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每份2元，半份1元，按份开户。存期固定为25个月，利率为周息7厘，称为“会员息金”。除息金外每次结算还可按存款多寡分得红利，称为“会员红利”。存款期满时，本息及所得红利一并照付。

    3.定期储金：即一般银行的定期储蓄存款。储蓄会规定按份存储，每伤50元，期限固定为两年，后又增加了一年到期的一档。保息利率仍为周息7厘，连同应分红利每年复利一次，期满时本息红利一并付清。

    4.长期储金：即一般银行的定期储蓄，但期限较长，故称长期储金。按份存储，每份50元，期限为10年，后增加5年期一档。保息利率仍为周息7厘。1926年前，每年计息一次，1926年1月起改为每半年复利一次。到期时本息红利，一并归还。

    5.特别储金：即一般银行的大额定期储蓄存款。按规定本金须在万元以上；期限须在一年以上方可，金额和时间由会员（储户）自定。保息利率仍为周息7厘。计息、分红、复利的办法，大体上与定期和长期储金相同。

    除活期及特别储金外，其余三种储金都必须按份存储。按份存档，手续简便，储金证分档印制，标明金额及存期，开户时只填储户姓名及开户年月口即可。储金证实行以色分档，一种颜色代表一个档次，一看颜色就能辨别本金的金额，可以避免误用。100元份和200元份的储金证张幅较大，印制十分精美；储户姓名等都用毛笔正楷填写，以表对储户的尊重和对大额存款的重视。拉份存储也便于计算本息和红利。

    四行储蓄会的红利分配办法是：先提10%的公积金；再从其余的90%中提取60%为基本会员（指四家银行）储金的红利，提取30%为普通会员（指一般储户）储金的红利，其余10%作为工作人员的酬劳奖金。

    四行储蓄会采取了上述的种种措施，特别是高利率分红的办法，对存户吸引力很大，最高的一年分红率为4厘7，连同7厘保息合起来高达1分1厘7，接近了当时一般银行放款利率。由于四行储蓄会信用昭著，稳健经营，吸揽了大量的游资，截至1935年各种储蓄的总金额达9000余万元，与外商的有奖相抗衡的设想实现了，在挽回利权方面做出了贡献。外商万国和中法两储蓄会不久就倒闭歇业了。

    四行储蓄会对存款储金的运用也与一般银行不同。一般银行的资金都以放款为主要运用途径，四行储蓄会却在章程中明文规定，不经营工商业放款。它把资金主要运用于购买外国的各种债券和投资房地产。

    四行储蓄会将吸揽来的大部分资金用于购买英镑和美元的债券，这样做就将本国的货币（银本位）变成了以外币计价并有外币利息收入的债券（金本位），等于把资金变成了外汇转存到国外，不仅以此保持币值，而且可以用外币债券所收的利息和外汇差价来支付存款利息及红息。“九·一八”事变后，我国货币不断贬值，与外币的差价越来越大，四行储蓄会从中获取了巨利。

    四行储蓄会资金运用的另一个途径是投资房地产，最大的房地产投资为上海的国际大饭店，1931年开始购地兴工，1934年落成，耗资250万银圆，建起了一座高达22层的大楼，内部装修费也花了250银圆，故国际大饭店的建成共投资500万银圆，当时被称为东亚第一座高楼。

    我于1933年被调到四行储蓄会上海总会任副经理，主管外汇业务。嗣后正值日寇大举侵华，世界银价下跌，我国货币与英镑、美元等外币的兑换率变化很大，四行储蓄会趁机大做外汇投机生意。在我的办公室设有专线收听上海路透社发表的国际金融市场行情的电传设备，根据有关的情报，结合当地的行情，分析外汇远期趋势，找出差价，然后决定买进什么卖出什么。我家有电话，经常在夜里与吴鼎昌、钱新之等人通电话，通知我外边的情况，以便转天开盘时买进或卖出。他们的消息是很灵通的，上海外汇经纪人每日不间断地向我介绍市面行情及联系买卖业务。下午5点，我给国外发电，委托国外代理行办理收或交。我从1933年到上海起至1940年调回天津为止。在上海负责经营四行储蓄会的外汇业务达7年之久，获利颇为可观。

    我在沪时，周德荪任上海四行储蓄总会副经理，负责经营国内公债业务。周与钱新之系交通系旧同事，很得钱的信任。当时公债行情的涨落同政局变化及抽签还本等各种因素有关，吴鼎昌调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长，钱新之同南京方面和上海头面人物多有往来，故官方内部消息很灵通，这是做公债投机生意的有利条件。故“九·一八”以后的几年间，公债投机生意也使四行储蓄会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我和周德荪分别负责的这两项投机收益，有的列为正常业务收益，有的则归入后账。

    吴鼎昌任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长后，协理钱新之负责四行储蓄会的一切重大对外工作。钱新之在上海十分活跃，三十几家大企业和钱都有密切关系，担任许多名义。青红帮头子杜月笙和钱的关系也很密切。钱新之同孔、宋及军方权要多有往来。钱接任主持“四会”业务后，经吴鼎昌批准，每年送给钱新之交际费2万元。

    四行储蓄会在国外历年积存的外汇，估计至少有几百万美元之多。为了管理这笔巨大的财富，日本投降后，四行储蓄会派上海总会副经理施博群去美国，常住在纽约，保管和运用四行储蓄会存在美国欧文公司中的外汇财产。后闻施博群于20世纪50年代在美死去，他保管的四行储蓄会账外的美元下落不明。钱新之当时还在香港，为追讨这些在美存款，曾在港延聘外国律师到美对施的家属起诉控告。据传闻说，施的家属以施死时没有遗嘱为理由，宣称对四行储蓄会在美的财产一概不知。最后以没有结果而不了了之。后钱新之去台湾，不久亦死去。四行储蓄会在美的几百万元资产究竟落于何人之手，至今仍是一个谜。

    钱新之在上海解放前夕逃港，先派四行储蓄会的总秘书李亦卿去港，并将四行储蓄会所有的公债、证券、外汇、黄金、银圆等都由李亦卿押送运至香港，并由他保管。李亦卿后来也去美国居住多年，于去年死去，他经管的外汇美金，也至今下落不明。

    四、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

    1923年由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银行联合投资创办的四行储蓄会，当时北洋政府财政部批准营业年限为25年，至1948年执照满期，理应按照规定办理结束。但四行储蓄会已有25年的经营历史，在社会上又有广泛联系，而且被公认为经营稳健专营储蓄大型金融企业之一。对于“北四行”开展业务，提高银行声誉，增强各行营运资金活动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影响，在全国金融事业中形成“四行一会”五家小集团。迨至1948年，营业年限虽届期满，但结束储蓄会一事，谈何容易。对“北四行”来说，结束储蓄会无疑削弱了小集团力量，而且战前存款尚待清理，历年积累（包括国内和国外的）一时也难于处理，几百名职工也无法安置。

    吴鼎昌、周作民、钱新之等人鉴于上述各方面的原因，经过慎重的考虑，权衡利害，决定在四行储蓄会满期之后，就其原有的基础，改组成立一个新的商业银行。除了继续原有的储蓄业务之外，并兼营信托业务，故新银行定名为“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吴、周等人为此事曾先托张群向蒋介石和宋子文疏通，并得首肯，于是在1948年初正式向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提出申请书，在四行储蓄会营业25年期满之后，改组成立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当时决定股本为法币500万元，由四行储蓄会后账内拨付。

    申请上报财政部之后，很长时间亦未奉批准下来，按当时国民党政权，只要“四大家族”首肯，财政部长俞鸿钧是不会阻挠的。四行储蓄会对外最高负责人当时仍是吴鼎昌，吴又是国民党政府文官长，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一定的势力，但申请却迟迟批不下，其原因是被当时财政部钱币司司长戴铭礼扣住不放。此人系蒋介石浙江同乡，在孔、宋手下担任司长十多年，甚得宠用。他鉴于当时国民党政权已陷入崩溃没落境地，不能不另作他让，遂将申请书扣住不批，然后到上海访晤钱新之。他们彼此系浙江同乡，素有往还，戴对钱表示宦海浮沉多年，没有前途，言语之间，暗示愿意到商业银行工作，并称申请改组联合银行的呈文，不日即可批下，请钱转告周作民等情。钱新之已了解戴的意图，遂商之于周作民，周问钱畀以协理如何？钱表示可专任董事长，以总经理职位让与戴铭礼，周即同意。双方交换条件决定后，申请改组营业执照很快就批下来了。不久，戴铭礼弃官为商，摇身一变为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总经理。

    四行储蓄会是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各出资25万元为基本金。现在更名改组为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股本定为法币500万元如果从储蓄会账上拨来，即等于四银行又成立了一个银行，按当时银行法规定，银行不能投资经营银行。因此改组为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的股本，不能由储蓄会账上拨给，经建议，联合银行的股本，可以由储蓄会后账内拨给，在名义上应做为发给职工奖励金，实际上职工没有全部拿到手里，而是大部分转为联合银行股本。戴建议不能再增添新股东，这样才符合由四行储蓄会改组的原意。对于银行工友应分给的奖励金，规定交给本人手中三个月工资之数，不做股本，这样只有职员们是联合银行的顶名股东，不包括工友在内。联合银行一切大权仍然在吴、周、钱三人手中，我当时仍担任天津联合银行经理，在天津工作。

    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于1948年8月1日正式开业，总分支行机构设置及其负责人，仍照四行储蓄会原有的编制不动，只不过换个新的银行招牌而已。从此“北四行”又有“北五行”之称。联合银行开业20天以后，金圆券出笼，当时人心浮动，物价直线上升，一般银行几乎没有存款，每天只是办理一些往来收付手续而已。正常银行业务存、放、汇几乎完全陷于停顿状态，联合银行只开张了几天，往来客户更是有限、原来股本折成金圆券已成尾零户。直至天津解放以后业务才逐渐活跃起来。

    1950午奉“北四行”董事会决议，我升任为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总管理处副总经理兼代总秘书。聘请原北京金城银行副经理孟汝楫为天津分行经理，调原荣业公司经理张献之为天津分行副经理，并提升曹幼予、朱鼎荣两人为天津分行襄理，并同时加强基础业务人员力量，业务逐渐得以开展。幸赖四行储蓄会多年积累厚成，仍能照常维持全行职工待遇和应有的福利。1950年8月周作民由香港回国，鉴于当时形势，建议“北五行”应当申请正式参加公私合营。我受周的委托于1951年初去香港找钱新之，当时钱仍是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董事会董事长，在“北五行”申请公私合营书内，须要联合银行钱新之董事长签字。当时由大陆上去香港还没有正式手续，我是先到广州，经广州金城银行经理李柏坚设法交纳人头税，私自乘船，先到九龙转去香港。下船时，手持一卷报纸，作为暗号顺利地通过检查关口。见到钱新之后说明来意，请他签字，钱亦首肯。从香港回来后，即由周作民出面代表“北五行”申请参加金融业公私合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1951年9月1日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和联合银行五银行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北五行”组成联合总管理处设在上海，天津设立五联分处。1952年底，全国私营银行全行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组成公私合营银行后，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亦随之而结束。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接管了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及联合商业五银行后，进行了清产核资。其结果，金城、中南及联合商业三银行资产超过负债，并将原股本资金按比例升值；至于盐业、大陆两行，资产不抵负债，原有股本已亏耗净尽了。

    五、有关四行储蓄会的几项大事

    （1）1940年春我调回天津任天津分会经理后不久，伪华北政委会财务总署指令伪联合准备银行办理华北各地银行、钱庄重新登记注册事宜。当时上海方面对上海四行储蓄会的业务不予限制。华北伪财务总署督办汪时璟以“北四行”各家都有储蓄部办理储蓄业务，四行储蓄会既非银行又非银号，实无存在之必要为理由，拒不接受四行储蓄会重新登记注册的申请。他们的真实目的，是想以不发重新登记注册执照，迫使天津四行储蓄会和北京支会停业，这样伪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就可以征用天津四行储蓄会的办公大楼，那时伪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还在北马路，急欲迁至当的银钱业集中的旧英法租界一带。当时吴鼎昌已去后方当贵州省主席，由周作民兼代主管四行储蓄会在沦陷区内的业务。大家商议先由担任天津银行公会会长的天津金城银行经理王毅灵出面，去北京和日本兴亚院、大使馆、伪联银总行的日本顾问坂谷希一与汪时璟等人据理力争。经三个月的联系，未获结果。后与曹汝霖、任风苞等人磋商，认为从正面据理力争的办法行不通，决定劝回王毅灵，改派北京金城银行经理、北京银行公会会长杨济成去办。杨素与伪联银总行总裁兼会计局局长陈云甫等人熟识，决定通过私人关系打开这个僵局。我每周到北京一次，由杨和我共同出面邀请陈云甫及其他各局科负责人员大吃大喝，经过两个多月的拉拢和疏通，汪时璟终于点了头。为了酬谢人情，最后送给这位陈局长10万元伪联银币（约值十几条黄金）。后来听说这位副总裁把这笔钱都用在为自己修建坟墓上，真是少有的奇闻。不过天津四行储蓄会领取继续营业执照的目的总算达到了。

    （2）1923年春，我奉命调到上海四行储蓄会任副经理，吴鼎昌和钱新之设宴洗尘，表示欢迎。席间吴对我说：“仲文，你来自北方，又爱好京剧，给你个任务组织票房，由储蓄会每月拨200元作为经费，把全会的同人及家属们都吸引来，让大家在工作之余，有个正当的娱乐消遣，以免受十里洋场花花世界的引诱”。票房很快组织起来，定名为“古柏剧社”同人们都踊跃参加，盛极一时，收到预期的效果。以后上海大登银行经理叶扶霄也仿照四行储蓄会的办法，成立大陆职工票房。

    国际大饭店开业前夕，吴鼎昌、钱新之在饭店内14楼内设宴招待会、库全体职员们，并在宴会上宣布：开业后不准职员们常来饭店吃饭和跳舞。国际大饭店是个高级消费场所，一瓶香槟酒就是几十元（当时的通货是银圆），如果职工们沉湎在这种场所，后果可想而知。由此可见吴、钱等人不仅在业务上有一套经营管理的办法，还把从业职员们的业余生活也纳入管理范围，目的是防患于未然，以免影响业的声誉。用心可谓良苦。

    （3）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结婚时，曾向北京盐业银行借款40万元，抵押品都是清宫稀有的历史文物，如玉器和瓷器等。其中最珍贵的是一套16个金钟（又名编钟），计重黄金13647.2两。以后清宫无力偿还借款。盐业银行将该借款由押款正账上设法改为后账，全部被隐藏起来。当时军阀和其他银行都对此事寻查下落，风声很大。北京盐业银行就将玉器、瓷器以及金编钟等，分盛箱内，先后都运到天津盐业银行保管起来（玉器和瓷器等先托天津四行储蓄会保管）。

    我于1940年春调回天津工作，翌年冬季日军即接管英法租界。位于法租界内的盐业银行保管库内的金编钟16个，是十分不安全的。当时盐业银行经理曾多方设法向吴鼎昌（时吴任贵州省主席）请示如何办理，吴回电嘱毁。盐业银行经理陈亦侯认为此项编钟毁之可惜，应从法租界盐业银行搬移到英租界四行储蓄会保管库内，隐藏起来，较为妥当。遂将此意向我商量，我同意允予协助。约定在夜间把装在四个木箱内的金编钟16个，由陈亦侯用小汽车分两次搬移到四行储蓄会内的一个在地下室空房内。当时只有经理室工友徐祥一人知道此事，并帮同办理。以后我嘱庶务买些煤末堆在这个小库房外面，库房加上锁由我保存。此事职工们无人知道。日本军方和副领事曾先后向盐业银行经理陈亦快侦查金钟的下落，用尽软硬兼施办法，陈都小心应付，推说不知其详。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又多方侦查此事，我们也始终没有露出真相。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三日（即18日），我就备函把盐业银行寄存的金编钟和玉器瓷器等（约2000余件），全部献交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金融处，经点收后，回到人民手中。金编钟现在陈列在故宫心博物院珍宝馆内展出，任人参观。

    注释

    [1]胡仲文：曾任上海四行准备库、四行储蓄会副经理，天津四行储蓄会经理、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副总经理及天津分行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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