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全球化的演化与后现代设计

    一、全球化的演化

    生活在距今2400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说过一句名言：一切皆流，万物皆变。如果说这句古老的名言是古希腊辩证法的真知灼见的话，那么它更适用于信息时代全球化（Globalization）进程中的今天。信息技术革命的来临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急剧的变化，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当代世界的各个方面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效率迅猛发展。人类如果依据技术划分历史进程，那么从远古时代开始，每个时代前进的步伐都比前一个时代发展的步伐快数百倍或数千倍。石器时代大约延续了几百万年；金属时代持续5000年左右；工业革命从18世纪初至19世纪末，大约用了200年；电力时代从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只用了40年的时间；电子技术革命只用了约25年的时间。今天，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步伐可谓日新月异，产品不断地更新换代。随着全球信息化的启动、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兴建，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社会关系、交往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都将在全球化时代发生不可逆转的重大变化。

    全球化作为人类文明的自我更新和发展，在当代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及其影响决定着21世纪人类文明的新走向。与之相应，当代人类文明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无不是时代的反映。当今国内外学术界热衷于讨论的所谓的全球化问题和后现代问题，实际上是现代西方工业文明形态在当代全球化或后工业化过程的转型，反映了现代化过程中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全球化的来临，给意识形态提出了新的挑战，作为对现代文明反思的后现代主义正是响应这种挑战的产物。因此，对全球化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是我们转换思维方式和深刻认识时代精神的重要课题。本章主要对全球化的演化与后现代设计进行考察和分析。

    （一）第一次全球化（15世纪—17世纪）

    人类第一次全球化（Globalization）发端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开始了它的发展历程。从全球化的历史演化进程看，第一次全球化与殖民主义扩张和海外特许公司相伴而生，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创造了物质条件，而殖民主义的扩张又具有反人类的性质。

    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在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的冬眠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历史转折。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于14世纪始于意大利并波及欧洲诸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其基本观点是：反对一切以神为本的旧观念，宣扬人是宇宙的主宰，是万物之本，用人权反抗神权，从人性论出发，倡导个性解放，反对基督教的原罪说和来世说，批判宗教愚昧主义，崇尚理性和智能，主张探索自然、发展科学。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对打破基督教的黑暗统治，启发人们的思想，探索外部世界，起了极为重大的历史作用。

    15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欧洲文明随着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推进，走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文明阶段。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英国、意大利、德意志、法国、荷兰等国的商业城市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些商业城市中的商事组织团体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联合商业团体公司，如德意志的拉文斯堡公司。拉文斯堡公司由康士坦茨和拉文斯堡商人家族联合建立，大约存在了150年之久。拉文斯堡公司由3名管理者组成领导机构，有9人委员会协助处理日常公司业务运作。该公司的合伙人有70名，他们通过契约的形式，把公司的财产同合伙人的财产区分开来，使公司的财产获得独立，并向政府注册登记，凭商号从事商业经营，所得利润按投资股份大小分配。至此，具有近代意义的公司诞生了。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也进一步繁荣起来，其中远洋航海水平获得了空前的提高。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迦马绕过好望角扬帆到印度，1519—1522年麦哲伦完成了环球航行。地理大发现开辟了东西之间的航线，从此揭开了人类全球化运动的序幕。

    随着新大陆航线的开辟，西方殖民者开始了殖民主义的全球化征服运动。从15世纪，西班牙发起了对拉丁美洲的殖民战争，到16世纪，海地、古巴、牙买加、波多黎各、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秘鲁、哥伦比亚、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先后沦为西班牙殖民地。随后，英、法、荷侵入加勒比海地区。在征服拉丁美洲的过程中，西方殖民者的首要目的在于掠夺财富，为此建立了一整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宗教统治机构，对拉丁美洲实行了长达三百余年的殖民统治。15—16世纪，葡萄牙殖民者首先侵入非洲，早在1415年，在摩洛哥的休达地区建立了第一个殖民据点，以此为跳板沿非洲西海岸南下占领了几内亚、刚果、安哥拉。在非洲东海岸，葡萄牙殖民者占领了索法拉和基尔瓦。随后，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相继侵入非洲。17世纪中叶，英、法逐渐取代葡、荷的优势地位向非洲全面扩张，他们掠夺的主要是黄金和贵重特产，并从事血腥的奴隶买卖。西方殖民者“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把非洲人民当做商品进行买卖，这是殖民掠夺的最残暴和无耻的表现。

    随着黄金、白银滚滚流入宗主国，迫切需要组建强有力的商贸公司，以便获得更大的利润。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等国的商贸公司迅速崛起。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政府极力推行重商主义，在重商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和海外殖民掠夺。早期的全球化运动并非没有它的载体，其中海外特许公司是这一时期全球化运动的中枢。从中世纪发展而来的家族公司迅速扩大为两个层次——总公司和分公司。总公司在欧洲各地雇用代理人建立分支机构，并保留公司运作行政指挥权。它通过分支机构吸纳各地有息存款并鼓励合伙人投资，以扩大公司资本数额，或成立合股公司并在海外创办特许公司。欧洲大陆公司为了扩大资本，便发行可转让股票成立合股公司。这类公司在英国和荷兰普遍存在并成为长期性的企业组织。到了16世纪，英国首次以合股的形式创办了海外特许公司。比较有名的是“莫斯科公司”，创办于1553年，成立时股份为240股，每股25英镑，到了1644年，该公司成员有160人，董事15名，但没有建立股份集资制度。1581年，英国又成立了利凡特公司，该公司是以股份制建立起来的企业组织，有成员218名和24名委托人。1600年，英国成立了由英王伊丽莎白一世特许的东印度贸易公司，简称“东印度公司”。它从王室获得贸易垄断权，拥有武装、组织殖民政府、宣战等特权，在早期全球化运动中和殖民掠夺中发挥了特殊的桥头堡作用。英国殖民者借助这个桥头堡侵入马德拉斯、孟买和加尔各答。1756—1763年，英法爆发“七年战争”，英国取代了法国在印度的统治地位。对此，马克思指出：“七年战争使东印度公司由一个商业强权变成了一个军事和拥有土地的强权。正是那个时候，才奠定了现时的这个东方不列颠帝国的基础。”荷兰也建立了若干特许贸易公司，王室把它们看做国有企业，用它的收入支付殖民战争费用。1602年，荷兰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并宣告它为永久性股份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获得了贸易垄断权，并享有征募军队、发行货币、任命官吏、签订条约、占据土地、建筑炮台等特权。它是侵略东方的工具，在印尼、爪哇和中国沿海地区劫掠居民。1622年荷兰占领中国台湾，从此开始了窃据台湾38年的统治，直到郑成功于1659年收复台湾。葡萄牙于1511年占领马六甲，于1557年占领澳门，澳门成为葡萄牙人在中国和远东进行殖民活动的根据地。

    从16世纪到17世纪末，西方公司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161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首次在公司投资文献中使用“股份”、“股东”术语。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阿姆斯特丹银行及远洋商船队构成了荷兰经济的三大支柱。荷兰东印度公司有资本总额650万基尔特，并依照宪法制订公司选举法，明确规定凡出资5000基尔特以上的股东可召集协议会，从中选举60名董事组成董事会。161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规定，该公司的股票可公开出售。股票的发行和转让，标志着公司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17世纪30年代，伦敦的证券与股票开始上市。17世纪50年代，正式的股票交易市场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成立，在那里聚集了一大批证券经纪人和代理人。股票的上市和经纪人的出现为全球的资本流动准备了物质条件和人力资本。早期的全球化运动随着西方近代公司的跨国化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近代公司的跨国化普遍存在于海外贸易领域中，比较大的公司除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外，还有法国于1628年成立的加拿大公司、东印度公司、北海公司。荷兰于1621年又成立了西印度公司，英国又成立了阿非利加公司和哈得逊公司。西方近代公司广泛地存在于银行、金融、保险、交通运输以及公共事业等领域中。银行业比较有名的是：英国英格兰银行，它创建于1694年，是西方国家最早的国家银行。英格兰银行成立不久，美国、法国、德国、荷兰等国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创办了各自的银行。在交通领域中，英国铁路的修建、运河的修筑都得益于股份公司的集资。

    股份公司的发展、股票的上市、证券交易所的创立、证券经纪人和委托代理人的出现，对于近代公司向现代公司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为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与之相应，西方的宗教随着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的扩张，传播到美洲、亚洲、非洲和澳洲，其中基督教成为信徒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宗教。教会也是最大的殖民剥削者，他们向殖民地居民征收什一税和圣礼费，占有殖民地土地的1/3，直接剥削农民。仅西班牙在统治拉丁美洲的300年的时间，掠夺黄金250万公斤，白银1亿公斤。由此造成了拉丁美洲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

    第一次全球化是在殖民主义扩张和海外特许贸易公司建立的背景中诞生的。殖民扩张、海外掠夺和宗教传播，改变了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相互隔绝的封闭状态，并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准备了物质条件，如马克思所说：“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第一次全球化形成了由欧洲列强统治、压迫和剥削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殖民主义统治的世界历史，它们所发动的侵略的殖民主义战争具有反人类的性质。

    （二）第二次全球化（18世纪—20世纪50年代）

    人类第二次全球化运动始于启蒙运动时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近现代历史上最为彻底的思想变革之一是启蒙运动，西方近现代社会最彻底的转变是科学的“动力源”所带来的工业革命。由西方精英发起的启蒙运动构筑了自然界的形象和工业化形象，直接展示了西方科学的威力。牛顿力学既是“英国工业化的秘诀”，也是“征服大自然的钥匙”和“机械化的杠杆”。科学和民主的思想成为全新的文化共和国的主要受惠者，科学和民主的精神由欧洲传播到世界各地。欧洲工业化的发展是科学技术给农业摆脱贫困的一个现代性的范式。随着欧洲工业化的发展和现代公司制度的确立以及海外殖民主义的运动，全球化运动进入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与西方帝国列强激烈冲突以及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一个新的阶段。

    17—18世纪，英国殖民势力已经扩张到亚洲、美洲和非洲，并从事殖民战争和殖民掠夺。英国从西班牙殖民者手中夺取了地中海通向大西洋的门户——直布罗陀和西地中海的战略要塞梅诺卡岛；从法国殖民者手中夺得了北美的纽芬兰、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东岸。1607—1733年，在北美建立了13个殖民地；在印度排斥了法国殖民势力，并夺取了非洲的塞内加尔。18世纪70年代，加紧向澳洲扩张，并把它宣布为英国殖民地。英国采用直接掠夺、种植鸦片、贩卖奴隶和推行奴隶制等手段掠夺殖民地。为了牟取暴利，殖民者强迫印度农民种植鸦片，贩运到中国毒害人民，把印度妇女和儿童贩卖为奴隶。对此，马克思指出：“巨额财富像雨后春笋般地增长起来，原始积累在不预付一个先令的情况下进行。”到19世纪30年代，鸦片输入中国数量激增到五万箱（每箱约120公斤），中国受毒害的人数不下200万，十余年间中国流出的白银达一亿数千万元。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南京条约》规定中国赔款21，000，000两白银，割地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中国主权由此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人类第二次全球化与第一次全球化相比有其明显的特征。如果说第一次全球化是殖民主义的全球化，那么第二次全球化则具有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性质。

    从1775年4月19日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到1783年9月3日英军承认美国独立，美国独立战争取得了胜利。它是美国历史的起点，是“一次伟大的、真正解放的、真正革命的战争”。北美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拉丁美洲人民反对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18世纪中叶后，拉丁美洲与外界接触日趋频繁。欧美先进的思想传入拉丁美洲。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在拉丁美洲翻译出版，对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有其深刻的影响。18世纪80年代初，首先起来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是印第安人，首领康多尔堪基以恢复“印加帝国”为号召举行起义，6万之众兵分数路向总督区利马进军。1781年，索科罗爆发了土生白人与印第安人、黑人、墨斯提佐人（西班牙人与印第安的混血后代）的联合起义。这两次大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们具有鲜明的反对种族压迫和反对剥削阶级的性质。1790—1804年，海地革命取得了胜利，推翻了持续300年的欧洲殖民统治，建立了独立的海地国家。法国革命“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口号，成为拉丁美洲先进人物的理想。1790—1826年，历时36年的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推翻了欧洲殖民统治，建立了17个独立国家，形成了今天拉丁美洲的政治格局。

    西方殖民者对非洲的侵略和掠夺，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反抗。1798年，开罗爆发了第一次反法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拿破仑的军队。1801年，埃及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反法战争，8月法军投降。1840年，埃英协议后，英国试图长期控制埃及，遭到了埃及人民的强烈反抗。1881年，马赫迪领导苏丹人民起义，抗击了英国的入侵势力。马赫迪运动受到了恩格斯的高度评价，努比亚人“成功地抗击了英国人”，“做出了任何欧洲军队都不能做的事情”。此后，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爆发了驱除法国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打击了法国的殖民势力。1896年埃塞俄比亚军民歼灭了意大利侵略军12000人，意大利不得不求和，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在亚的斯亚贝巴签订条约，意大利承认“埃塞俄比亚为独立主权国家，并赔款一千万里拉”。在殖民主义瓜分非洲的狂潮中，埃塞俄比亚是非洲唯一以胜利的民族战争打退了外国侵略的国家，极大地鼓舞了非洲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斗志。

    1878年柏林会议后，西方殖民主义掀起了瓜分亚洲殖民地的狂潮，到19世纪末，亚洲各国除日本外，先后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于它加速最落后的国家里的资本主义发展，从而使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扩大和尖锐化。” 亚洲各国人民掀起了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浪潮，其中著名的有越南安世反法起义，朝鲜东学党起义、菲律宾资产阶级革命、中国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标志着近代东方历史上反殖民主义高潮的到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反英运动遍及全国，达到了高潮，促进了印度民族的觉醒，成为亚洲革命风暴的一个组成部分。1905—1911年，伊朗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动摇了伊朗的封建统治，打击了国际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标志着伊朗民族解放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1908—1909年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与伊朗、印度和中国等国的革命运动遥相呼应，进一步激发了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是亚洲最大的革命风暴。辛亥革命“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 。

    在第二次全球化运动中，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走上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生产力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获得了空前的提高，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与此相适应，作为全球化载体的西方公司开始由近代公司向现代公司转变。

    西方现代公司确立的一个根本的标志，就是公司法的确立。从17世纪到19世纪，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取得了主导的发展地位，工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牢牢确立，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市场的扩大，市场的发展又要求金融和交通运输业不断适应日益扩大和发展的市场的需要，这使存在于这两个行业中的公司得到了广泛的发展。19世纪初，美国在金融、保险业中已拥有67个股份银行和保险公司，而在工业制造业领域只有6家公司。1821年，英国的英格兰银行已有78家。1855年，仅巴黎就成立了327家股份银行公司。在交通运输业中，仅美国就有219家运输公司。与此同时，股份制度在银行业、保险业和交通运输业以及一些公用事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发展。随着公司的发展壮大，公司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日俱增，公司立法已成为近代公司向现代公司转变的标志。从19世纪5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为西方现代公司的发展阶段。其间，资本主义世界开始了以电气化为中心的第二次产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公司组织结构的变化，公司的规模愈来愈大。因此，早期的依靠个人投资兴办的公司以及合伙公司的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股份公司在这种新的经济变化过程中，越来越显示出它在工业部门所具有的地位和价值。20世纪初，西方国家在生产力的推动下，钢铁工业、机械制造业、电力工业和化学工业等新兴工业部门得到了迅速发展，重工业在工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些工业部门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扩大投资规模，广泛采用了公司制度，使大股份公司迅速增加。西方发达国家已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开始步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资本集中的趋势不断加强，垄断组织遍及西方各国的主要工业部门，垄断成了西方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股份公司通过企业之间的参股和控股、兼并与合并等形式组成了垄断公司。如美国创办了世界第一个石油托拉斯，该托拉斯控制了30家公司的全部股票，并拥有26家公司的多数股票，从而垄断了全美石油产量的90％。1900年，美国成立了著名的美孚石油公司，该公司的资本达15000万美元，发行了10000万美元普通股票和106600万美元的优先股票。美国各大垄断组织已控制了全美石油产量的95％、钢铁产量的66％、化工生产的80％、金属工业的77％、制糖和烟草业的80％。

    随着股份公司的垄断化，股份公司的规模日趋巨型化。如1901年在美国出现了拥有10亿美元以上的巨额资本公司1家，40年后，这样的巨型公司已有43家。在德国从1934—1943年，资产总额在5000万马克以上的大公司已有108家。

    股份公司不仅在工业领域得到了飞速发展，而且在银行金融领域也走向了垄断化。1904年，美国出现了两大财团——摩根财团和洛克财团，它们控制了397亿美元的资本。1912年摩根财团在120家大公司中占了341董事席，并在100家普通公司中占有70％的股份，其控制资产总额高达240亿美元。另外，日本在二战前，也存在4个最大的垄断财团——三菱、三井、安田和住友。

    从19世纪5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近百年的时间里，西方公司从现代初创阶段发展成为巨型的垄断组织，并成为资本主义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

    （三）第三次全球化运动（20世纪50年代至今）

    二战后，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就经济文化而言，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为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所取代，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开始加强。就科技文化而言，科学技术在西方世界获得了长足发展，电子信息技术、海洋技术、航天技术、新能源技术、管理技术和生命工程技术等都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就，产生了以电子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这场新技术革命发展之迅速、规模之宏大、影响之深远，是“产业革命以来所未曾有过的”。在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技术和科学文化的推动下，西方公司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特征。

    （1）垄断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公司的垄断化不断加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组织形式主要有三类——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二战后，公司迅猛发展，在金融、交通运输和贸易领域占有重要而突出的地位。目前，它已成为西方国家经济中的主要企业组织形式，公司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资本主义的生产集中也获得了不断发展，公司的垄断化趋势不断加强，西方垄断大公司在国际经济及各行业中占据绝对的控制地位。1929年，美国最大的200家非金融公司的资产均超过9000万美元，其资产总额相当于全国公司资产总额的49％。1970年，美国500家最大的工业公司占全国工业产品销售额的65％。1974年，美国800家公司获取全国公司税后利润的70％。在汽车工业中，美国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占美国汽车产量的92％，日本的丰田、日产、东洋三大公司占了日本市场的75％，西德的大众、阿佩尔、戴姆勒—本茨三大汽车公司占西德生产汽车的75％以上，法国的雷诺、标致—雪铁龙两大汽车公司几乎垄断了全国市场。

    （2）法制化。二战后，公司立法及相关立法日益完备。1934年，美国颁布了《证券交易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股票市场、证券交易所的管理规则和实施管理的机构，这对于违反证券市场规则和投机行为的处罚具有法律依据。194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投资公司法》和《投资咨询法》，1970年又颁布了《证券投资保护法》，确立了证券投资保护制度。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公司立法不断修正和完善。目前，西方各国大都制订了商法、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等一系列经济法则，西方的法制化建设，使公司从设立、经营及股票上市等一系列活动日益规范化和制度化，从而确保了西方经济的正常运行。

    （3）公司国有化高潮。二战后，西方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愈来愈高，国有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出现了公司国有化高潮。1944—1946年，法国（戴高乐执政期间）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国有化领域主要是银行、公共设施、交通、能源及通讯。80年代的第二次国有化高潮（密特朗所在的社会党执政期间），重点是私人垄断资本的大银行、大公司，国有化大银行有39家，大公司12家。英国在战后也出现了两次国有化高潮。1945—1951年，国有化对象是大型制造公司和尖端工业公司。1974—1977年，国有化包括全部造船业、飞机、导弹等国防工业，还包括莱兰汽车公司，并新建了英国航空空间公司。西德和意大利虽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国有化浪潮，但都通过参股的形式控制着一些大公司。西德著名的参股公司有大众汽车公司、费巴公司、汉莎航空公司。意大利通过参股控制了铁路、航空、邮政、煤气、电力等大公司。美国和日本将邮政和电讯全部国有化。

    （4）金融机构与工业公司渗透化。二战后，银行和工业公司通过参股、控股的形式，使银行和工业公司的关系日益密切，形成了大的金融财团。美国的洛克菲勒财团以大通曼哈顿银行为核心，通过股票和人事参与控制的5家石油公司资产达1150亿美元。1974年，该财团资产总额达3300亿美元。美国摩根财团以摩根保证信托公司为支柱，在270家公司拥有50％以上的股份。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三和、富士、第一劝业6大金融集团以各自的银行为中心，通过参股控制着大批公司。1979年，金融机构持有全国上市股票的40％。

    二战后西方国家的公司已成为西方国家经济中的主要企业组织形式，跨国公司的规模基本形成，不仅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还控制着世界市场经济。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也称多国企业（Multinational Enterprise）或多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英文简称为TNC、MNE、MNC。跨国公司是当今经济全球化舞台上最为重要的主角之一。根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的统计，世界上现有6万多家跨国公司，比70年代的7000多家增长了8.57倍，并拥有50多万家遍布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目前跨国公司年生产总值占西方世界生产总值的50%，控制着90%以上的海外直接投资、80%以上的高新技术、70%的国际技术转让、60%的国际贸易额。跨国公司的销售额远远超过世界贸易总额。1998年底，跨国公司销售额超过11亿美元。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结构的主体，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跨国公司的世界性经营活动，成为各国之间贸易投资和高新技术格局的决定力量，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居世界首位。根据2000年美国权威杂志《财富》（FORTUNE）评出的1999年度全球500强公司排行榜名单，名列前茅的均为美国跨国公司，美国另一家权威杂志《商业周刊》评出的1000家世界大公司，美国占了近一半的数额。早在1995年全球1000家大公司中，美国公司就占了422家，为1000家大公司总资产11.2万亿美元的46%，比1994年增加了32%，而日本公司仅占23%。美国跨国公司在信息技术领域表现最佳，微软公司已晋升为第12位。时隔11年之后，2011年7月7日，美国《财富》杂志出炉了最新年度的世界500强企业排名，133家美国企业榜上有名，远超其他国家。在前20的企业当中，美国企业就占40%。无论是《财富》评出的全球500强，还是《商业周刊》公布的世界1000家大公司，都充分反映了公司全球化的新趋势，同时说明了美国跨国公司在整个世界跨国公司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三个方面：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全球网络化的形成，为跨国公司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而促进了它的发展；二是社会化、国际化和标准化的大生产，使各国经济发展相互依存性增强，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发展前景；三是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跨国公司发挥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在全球化大潮中，西方跨国公司与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一样，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如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持和发挥自身的优势，成为西方跨国公司在新的形势下确立其新的发展战略的首要课题。从目前西方跨国公司的发展态势看，有如下新的战略特点：

    1.缔结国际战略联盟

    国际战略联盟（Transnational Strategic Alliances）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跨国公司，为实现某一战略目标而建立的相互依存的合作联盟伙伴关系。在全球化进程中，技术创新和转让的速度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大大地加快了，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而研究经费则日益昂贵。在这种状况下，跨国公司只有加强合作，分担开发研究经费，才能降低风险，从而获得丰厚的收益。实现国际战略联盟在美国人看来，还可以占领更多的国际市场。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使跨国公司进入国外市场愈加困难，因而跨国公司缔结国际战略联盟有益于扩大海外市场，同时还可实现优势互补，缩短从新产品的设计到正式投产的时间，从而抢先占领世界市场。

    跨国公司缔结国际战略联盟其发展趋势日益强盛，数量猛增。美国康宁公司和瑞士齐巴公司、美国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和日本日立公司、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和日本东芝电器公司等已缔结了战略联盟。美国通用电器公司与英国通用电器公司在家用电器生产中共同投资，以打开欧洲大陆市场。美国西北航空公司与欧洲历史最悠久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建立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全球性跨国航空联盟，从而拓展了西半球航空航线。美国美孚石油公司与英国石油公司缔结了50亿美元的战略联盟，联盟公司共用输油、储油、炼油等设施，可节约5亿美元费用，至少可占领欧洲18%的石油市场。西方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如德国戴姆勒—奔驰公司和日本三菱公司、瑞典沃尔沃汽车公司和法国雷诺汽车公司、德国西门子公司和荷兰飞利浦公司等等。缔结国际战略联盟还涉及诸多专业领域的不断拓展，从航空、航天、信息技术到汽车、军工等各个领域。另外，各国汇率的频繁变动、国家对投资的政策等因素也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了国际战略联盟的兴起与发展。美国缔结国际战略联盟，其目标是实行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走跨国公司无国界化的道路。从目前美国跨国公司的发展趋势看，公司越是走向全球化，其发展的机会就越多，其收益也就越高。美国跨国公司与其他西方国家跨国公司建立的国际战略联盟，开辟了一条跨国公司全球化发展的道路，从而提高了美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综合实力。

    2.全球主义战略

    自90年代以来美国跨国公司着力推行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走无国界化的发展道路。他们在制定战略时其视位点是全球主义（globalism）的，即从全球视域谋求当代跨国公司的未来发展，而把国界问题放到了次要地位，应当说美国跨国公司为推进经济全球化早已作了精神和物质的准备。这种战略的特点体现在：不分国籍和种族提拔主要的管理人员，包括CEO、CIO、CFO。跨国公司总部将权力交给CEO，由CEO作出决策，如美国极具影响力的杂志TIME所言：“一位典型的《财富》500强公司的CEO一个星期要做2～3个令人极度为难的决策。……英国籍的曾主掌全球汽车业务，他被任命为福特汽车公司新的董事长兼CEO，以取代即将退休的……”美国跨国公司把重要的决策权也移交给在国外的子公司，使其能够根据具体的情况作出经营决策和具体运作。这样，由其一子公司研制的新产品，可分别在几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同时投放市场。在世界市场日益具体化的今天，这种特点愈加突出。

    目前，美国有许多跨国公司在全球各地的金融中心出售股票，其营业额和资产在国外的比例越来越高。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一位CEO 称：“从某种意义上看，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正在扔掉单纯是美国公司的外衣。”其他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亦如此，荷兰的飞利浦公司，仅在1989年的营业额就超过300亿美元，其中国外占了94%的比例，国外资产占全部资产的85%，有46%的股东也属于国外。瑞士的雀巢公司更是如此，国外营业额占98%的比例，国外资产占全部资产的95%。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跨国公司走全球化、无国界化的道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贸易壁垒，绕过东道国的政策或法律上的限制，从而降低研制和开发生产成本，既保持了技术上的优势，又节约了劳动力成本，以获取更丰厚的收益。

    3.确立对外投资新战略

    随着全球化的来临，美国跨国公司不断调整对外投资战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确立双向投资战略，二是把投资的重点转向非制造业。从投资流向和增长状况看，发达国家间的双向投资急剧增长。1990年，美国对欧共体投资155亿美元，欧共体对美国投资高达520亿美元。日本对美国投资183亿美元，美国对日本的投资也有所增长。1995年美国对外投资高达950亿美元，占世界总额的30%，同时，美国也是世界最大的投资东道国，这一年流入美国的外资达600亿美元，占世界总额的19%。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2010年美国的直接外资投入量为2280亿美元，与2009年相比，增幅达49%，而同期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幅仅为5%。双向投资战略使美国保持了世界第一投资大国的地位，又获得了吸收外资第一东道国的利益。

    随着全球化战略的全面深入发展，全球跨国投资量激增。国际投资流量从1990年的2040亿美元增长到1996年的3490亿美元，6年间净增1450亿美元，年均增幅达11%以上。应当指出的是，国际投资的分布并不均衡，投资流量主要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它们吸收的外资占世界总投资额的2/3。但是近年来，多数发展中国家吸收的外资也有所增长。2010年国际投资流量为1.24万亿美元，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总量的46.1%，增长迅速。

    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各国开始了一场深刻的产业结构大调整。美国跨国公司面对这种新的变化，把对外投资的重点从传统的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转向了非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领域。在第三产业投资中，金融保险业、贸易服务业等尤受美国跨国公司的重视。1993年，美国对上述非制造业投资的比重达78%。1990—1994年，对外金融保险业和服务业的投资增加了880亿美元，占同期对外投资总额增加值的43%。近年来，美国对高科技的投资明显呈上升趋势。美国跨国公司在信息技术领域居世界领先水平，为推进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和全球信息化建设，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同英国电信公司、瑞士、荷兰、瑞典的国家通讯公司共同投资兴建欧洲大陆信息高速公路；随后，日本、韩国也积极响应，参加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促进了全球信息化建设的进程。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与德国西门子公司共同投资，合作开发新一代存储芯片；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日本Ricoh公司共同投资联营销售计算机等高新技术产品。美国对信息技术的投资和产业的投资是其他传统项目投资的1.6倍，占世界同类投资的40%，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产业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贡献率达27%，分别为民用住房建筑和汽车业的2倍和7倍。（《人民日报》1998年1月23日）进入21世纪，美国更是在信息技术研究领域的扩展和应用方面加快了脚步。以2004年美国公布的《网络和信息技术研究和发展项目计划：2004财政年度机构间协调报告》为例，该报告清楚地勾勒了美国在该领域的发展目标和具体内容。其中高端计算的基础设施和应用、高端计算技术的研发、人机交互等研究项目受到了高度的重视。报告还增加了《高端计算振兴工作组报告》的内容，描绘了美国在2005年到2020年前的中长期高端计算研发创新的规划蓝图。2005年，美国Westat公司受美国州和地方老龄管理单位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ate Units on Aging ，NASUA）委托，对49个州和地方老龄管理单位的信息处理系统进行调研，进一步推进信息技术的实际应用进程。客观地说，美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发展，代表了21世纪全球信息化发展的方向，促进了世界各国信息化产业建设。

    4.争夺国际化人才战略

    美国历来重视人才，在全球各地不断挖掘人才，美国的科学技术之所以在世界居领先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不拘国籍起用人才。美国之所以是头号发达国家，便得惠于此，是世界各地的人才给美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美国跨国公司的高级领导层并没有因为多年来一直能跻身于世界500强，就忘却了这一点，恰恰相反，他们把争夺人才纳入了全球化时代的新战略。在他们看来，拥有国际化人才，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持和发挥自身的强劲优势。

    美国跨国公司一方面大幅度削减在他们看来已不适应高科技时代的传统型员工，另一方面大力挖掘和培养海外CEO、CIO、CFO等管理人员和高技术人员。1993年，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将原有的7级管理层次压缩为4级，削减了许多中层管理人员。同时，挖掘、提拔和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美国花旗银行、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等，通过推行新的管理考核制度和起用人才新举措，收到了精简机构和节约开支的效果。与美国跨国公司相同，1995年，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对内部组织进行重大改革，将设在伦敦和海牙两个总部的员工从3900人减到2700人，裁员幅度达30%；同时，取消了四个洲级地区总公司，建立了五大（勘探开采、煤油销售、化工、天然气、煤炭）集团，负责制定经营战略和提出决策，由遍布在世界120个国家和地区的子公司负责具体实施。新的CEO人员取代了传统经理。目前，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5.并购新战略

    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任何国家的跨国公司都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和严峻的挑战，美国跨国公司也不例外。美国跨国公司和一些大的集团公司为了巩固自身的优势，降低经营风险，确立了全球化时代的并购战略，形成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兼并浪潮。有的学者把它称做第五次兼并浪潮。

    并购或兼并对美国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的100年间，美国发生了五次大的兼并浪潮。第一次兼并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即从1897年到1903年共发生了2864起并购，其中2653家公司被兼并。此间美国100家大公司的总规模扩大了34倍，控制了全美40%的工业资本。第二次兼并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被兼并的公司达1.2万家，波及金融银行业、制造业、采矿业和公用事业。第三次兼并发生于战后，即1960—1970年间，美元在欧洲和日本的输出，带动了大公司商品的输出，全球性市场在为跨国公司的品牌扩张奠定基础的同时，也孕育出第三次兼并浪潮。据统计，此间共发生了25598起公司并购。第四次兼并发生在1975—1989年，此次兼并超过前三次兼并浪潮。美国通用电器公司以62.8亿美元并购了美国无线电公司，创美国公司并购史新纪录。第五次兼并浪潮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此次兼并规模空前，声势夺人，仅1997年上半年美国跨国公司就兼并或并购了欧洲305家公司，当然美国公司也大量被别国兼并。

    1996年12月15日，美国波音（Boeing）公司并购了美国麦道（MCDonneu Douglas）公司；1997年10月，美国世界通讯公司以370亿美元的巨额收购了美国MCI公司；1997年，美国美林证券公司以53亿美元兼并英国水银资产管理公司；1998年4月6日，美国花旗集团和旅行者集团的董事长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宣布：两家组成花旗集团公司；1998年5月7日，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和德国戴姆勒——本茨公司联姻，合并金额达920亿美元。据统计，1996年美国信息产业的并购从1995年的241亿美元激增至1996年的1040亿美元，涉及电话公司之间最大的四次并购，金额高达730亿美元；公用事业的并购交易达410亿美元；无线电和电视广播业的并购达730亿美元。目前美国跨国公司和大集团公司正积极推进全球兼并浪潮，在欧洲、亚洲、北美等地都有新的矛盾。

    美国第五次兼并或并购同前四次相比，有如下不同特点：

    （1）经济状况不同。第五次兼并或并购正值美国经济稳步上升时期，失业率和通货膨胀控制在历史最低点；股票市场运转良好，道—琼斯指数超过八千点；美国公司、企业盈利增加，竞争力普遍增强。而前几次兼并则发生在经济危机之后，被兼并的企业经营不良，丧失竞争力。

    （2）规模不同。第五次兼并与并购的波及面远远超过前四次，从航空、航天到钢铁、汽车，从传统产业到高新技术产业，从金融银行到电子、通讯，从公用事业到服务行业等各个产业和领域。而前几次兼并大都是大公司的纵向产业重组、公司内部结构调整和减少竞争对手的兼并，资金数额和涉及的领域远不及此次兼并。据统计，仅1997年美国的兼并交易就达9400件，金额为8230亿美元，比1996年的历史最高纪录增加24.7%。

    （3）视野不同。如果说前几次兼并只是为了达到垄断的目的，那么此次并购的视野则是全球化的和未来主义的。美国跨国公司和大的集团公司近年来的并购更重视未来发展的战略利益，以占领新的技术和行业为发展的制高点，重视并购双方之间的优势互补，超越了“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传统思维模式，从而为在世界市场、国际化和全球化竞争中发挥巨大的潜力优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在硬件上与英特尔公司结盟，在软件上与微软公司联姻，则使得三家著名电子公司在高科技领域的称雄地位都变得难以动摇。”

    总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跨国公司在全球化时代推行的新战略，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21世纪的经济发展、占领世界市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也将对世界经济和各国企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三次全球化运动同历史上的全球化运动相比，有其不同的特征：

    第一，信息技术革命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的途径不再完全依赖于人的体力和机械动力，而是凭借人的智力、思维创新能力和知识。而电子科学、材料科学、能源科学、海洋科学、宇航科学所取得的惊人的成就，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的变革、发展和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使现代化的生产、销售和经营日益全球化。特别是新的国际分工和高新技术联盟的出现，形成了生产过程的全球化。

    第二，工业成品的价值超过了战前原材料的价值，突出表现为工业成品所凝结的文化和知识含量比原材料更具有价值和意义，使商品的使用价值超过了商品本身的价值。同时，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促进了全球商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而商品生产和流通跨国化是全球前所未有的世界化的标志，使集中与分散相统一。

    第三，世界市场体系和民族国家市场体系成为相互联系的有机体，原民族国家的封闭型的经济体系逐渐消融，民族国家的国家市场逐步让位于由全球参与的世界市场。目前，全球有85%以上的人口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参与世界市场经济的国家和人口以及世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第四，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角，在资本主义跨国生产的过程中取代了国家市场，成为经济中心，使资本主义更具有跨国性（transnational）而非国家间性（international）的特征。对此，我们还必须看到，世界市场经济固然有其优化资源配置和高效率的优势，但还存在着盲目性和滞后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次全球化运动实际上把世界市场经济的消极方面也全球化了。

    二、全球化进程中的后现代设计

    后现代主义虽然发轫于西方，但随着当代全球化的发展，它已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具有了世界性的影响，成为当今引人注目的思潮。如果说当代全球化推动了从现代工业文明向信息化或后工业化文明转型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在划时代的文明转型中则代表了不同于现代工业文明性质和价值观念的全球化潮流，超越了人类中心、西方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就全球化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而言，全球化促进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凸显着人类共同的价值，同时也带来了人类共同关心的全球问题；而后现代主义所确立的后现代世界观，对人类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和全球问题的关注和解决，不仅具有独特的视角、方法、途径和新颖的思想，而且“它所提出的问题与当今人类（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的生存和命运息息相关”，这使它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哲学。从哲学上反省现代西方工业文明，否定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和理性，批判西方中心论、形而上学二元论和绝对化的思想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这些范畴所涉及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促进了全球化的当代发展趋向，从而形成了二者的互动关系和有机联系。一方面全球化的当代发展为人类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和全球问题的形成，提供了社会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其问题本身的出现，要求从哲学上和思想领域，回答和解决全球化的问题，而后现代主义对当今人类生存状况的思考、对时代问题的探索、对现代文明的质疑和建构新文明形态的认识，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时代哲学。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类总是处理那些他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将常常发现：只有问题之解决所需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正在形成中，问题本身才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哲学改变了完全被意识形态预定的思考方式，并渗透到当代全球化的进程中。

    在当代全球化的进程中，人类社会的诸多变化，从根本上看是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化，传统的二元对立，如精神与物质的对立、物质与非物质的对立、个体与整体的对立、主观与客观的对立等等，在当代全球化和后现代设计中正在消融。后现代主义不使用“超越”（beyond），“超越”只有在上帝那里才具有创造力，而上帝在后现代主义的先驱尼采的学说中已经死亡；后现代主义更不喜欢超人，现代化的弊端源于它要超越一切，而拒不承认人的有限性，否定人是有条件的产物。因此，后现代主义在宣称人之死的同时，便舍弃了超越性，而使用设计，因为这个词在后现代理论家看来，尚无形而上学之嫌。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设计（Design）一词的阐释，尚无法跳出传统的语言范式。从传统的意义上看，它主要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重内涵：作为物质层面的设计，可概括为图样设计、机器设计、建筑设计、服装设计、场地设计等等；作为精神层面的设计，其基本内涵为目的、意向、计划、意图、图谋以及自我设计等等。无论是物质的设计，还是精神的设计，设计作为人类的创造活动或创作活动，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计算机的普及、全球网络的形成和信息产业与信息服务业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社会步入了信息时代。它反映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形态开始从现代工业化向当代信息化或后工业化的转变，即从注重物质材料的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向注重知识和信息的集约型生产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在深层次上深刻地改变着传统的设计本质和与之相应的思维方式。我们通过信息化或后工业化同工业化之比较，可发现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的设计正在走向后现代化。

    信息化或后工业化的设计同工业化的设计相比，有如下不同的特征：

    （1）设计和发展的动力源不同。工业化设计和发展的动力源是蒸汽机，信息化或后工业设计和发展的动力源是计算机。二者相比，前者形成人与机器的关系，其主要功能在于增强或替代人的体力以战胜自然、追求产品设计的精确性和高额利润，从而形成了思想观念上的启蒙理性——工具主义、科学主义和现代人本中心主义的基本精神，人定胜天的思想和机械化的原则，深刻地影响和规范着现代化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趋向；后者形成人与知识、信息和数据库的关系，其功能在于增强或代替人的脑力。信息时代计算机的应用拓展了人类对世界、宇宙的认识，使人类的认知能力获取了极大的提高，传统的二元式的思维方式和中心主义的观念受到了全方位的颠覆，非中心化、边缘、无主体、无序、无确定性、非连续性的观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从而形成了与现代性相对的后现代性的认识方式和思维观念。

    （2）设计的脑体劳动不同。工业化设计过程中的财富创造主要依靠人的体力劳动，蒸汽机的设计和发明提高了生产力，使体力与动力相结合逐步实现了社会化的物质生产，与之相应的价值规范，集中表现为精确性、系统性、同构型、标准性、一致性、永恒性和逻辑上的实证性。这种现代性的规范原则，本属于科学、技术和生产领域，由于现代性的膨胀将其极端地推向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结果滋生了教条主义、权威主义和尼采所说的虚无主义，从而受到了后现代的质疑。而信息化设计过程中的财富创造主要依靠人运用知识和信息的脑力劳动。计算机的普及和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知识信息的生产力已成为社会生产力、竞争力和取得经济效益的关键因素。后现代的设计在于改变现代技术主义的专制理性，强调知识和价值的异质性、多元性、多样性、协调性、和谐性、依存性、复合性、关系性、互惠性。

    （3）设计的时空自由度不同。工业化设计和生产的基地是工厂，工厂（冒烟）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中心和现代社会的象征。信息化设计和生产的“基地”是信息网、数据库等公用信息网系统，它是后工业社会的象征。二者相比，前者从产品设计、生产到销售，其周期长，生产经营活动往往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而后者从设计、生产到传播不仅周期短、速度快，而且能够覆盖全球，从而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现代工业化的设计和生产始终遵循着传统的时间范畴和空间范畴来开发有限的资源，其生产活动带有极大的摧毁性，这一局限使它不得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取经济效益，其中心理念突出反映为：时间是金钱，效率是生命。而后现代的设计和生产在去除了传统时空范畴强制性的同时，突出强调共生关系，强调经济的增长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绿色和平和无烟生产是后工业社会的表征。

    （4）设计的主导产业不同。工业化设计的主导产业是制造业，包括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商业，劳务）；信息时代后现代设计的主导产业是“智力产业”，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成为智力产业的核心，知识和信息在智力产业中比资本和物质更重要，知识成为社会发展的中轴，权力的源泉不再属于由少数人控制的资本，而是由知识分子掌握的知识信息。现代农业的设计和运作几乎完全依赖于不可再生的矿物燃料和石化产品，这类有害物质的大量投入，使粮食中的14种物种正在退化，而土地和粮食的有毒性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严重地危害着人类的健康。现代农业把追求财富作为自己的目的，现代增产的理念并没有“把农业运作中所付出的社会的、资源上的和环境方面的代价计算在内”。现代工业更是如此，GNP的增长包含着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技术的进步导致的是“浮士德式的困境”，人与自然对立、人与人对立，现代社会全面病态化。现代第三产业并不例外，货币崇拜和浪费式的消费服务，把道德出卖给了魔鬼，跨国经营垃圾成为全球贸易中的严重问题，这种畸形式的消费服务，难免不产生民族心理上的敌对。信息化时代后现代设计的产业，将以关爱土地的精神、关爱自然的精神和关爱生命和健康的精神，运用创造性的知识和技术增进人与整个环境高度互补的关系，后现代所设计的“阳光集约型农业”、“稳态经济”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服务”有助于在全球化进程中改变“那种旧的为了摄取财富和权力而对自然加以控制和操作的价值观”。

    （5）设计生产的资源形态不同。工业化设计生产的资源主要依赖于自然界，依靠自然物质材料从事生产和经营，目前自然能源问题已成为工业化生产的主要问题。而信息时代的后现代设计和生产的资源则是非物质形态的资源，即知识和信息，知识和信息已成为全球信息化时代的战略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对于克服和解决全球自然资源不足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然，知识和信息资源并非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唯一资源，但的确是极为重要的资源。后现代非物质形态资源的设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而是人造科学。自然科学“关心的是事物的本然的样子”，人造科学关心的是“事物应该是什么样子”。从互补而非对立的关系看，人造科学是自然科学的有益补充。传统的自然科学由于强调工具理性往往排斥艺术性，而人造科学试图把科学和艺术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使科学的价值与人文精神和社会道德相统一。美国英特尔公司依靠集成电路的发明者罗伯特.诺斯等课题组的智力，在1968年以250万美元起家，12年后，该公司的年销售额高达8.5亿美元。可以说，没有知识和智力的信息资源，这家公司是不可能腾飞的。当然，由于现代经济以追求最大的利润为原则，在短期内不会改变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关系，反人道和反人类的设计、生产和消费必然把社会道德和利益对立起来。后现代性力图改变这种现状，在治理全球问题中已取得了初步的社会效果，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不同于现代工业文明的趋势，值得跟踪研究。

    （6）设计的思维方式不同。工业化设计和生产属于物质资料劳动密集型生产，突出的是“力”和“刚”，而信息化设计和生产属于知识和信息的集约型生产，体现的是“柔”、“软”和“微”。前者主要设计和生产钢铁、机床、机车等硬性产品，“力”和“刚”体现着传统产品的基质特性，起着能否生产和怎么生产的作用。对主体而言，“力”和“刚”的强度成为判断产品性能和价值的尺度，用这种尺度看待生产、社会和世界，在认识上往往把问题、矛盾简单化，导致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友即敌的思维方式。换言之，传统生产中的基质特性——“力”和“刚”，是导致这种思维方式的基础。而后者主要从事“柔”、“软”和“微”性的芯片、计算机软件、纳米器件、光电子或微电子通讯设备等智能型高科技产品的生产，“柔”、“软”和“微”体现着高科技产品的基质特性，决定着主体在认识上必须用联系的观点全面地看问题，某一个局部所存在的隐患或问题，都将导致全局的瘫痪，因而“柔”、“软”和“微”性的智能生产是主体建立多向思维的基质基础。换言之，信息化生产中的基质特性——“柔”、“软”和“微”，决定着主体必须放弃简单化和绝对化的思维方式。

    三、后现代设计的全球化特征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后现代设计归根到底是社会现实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信息时代的后现代设计，具有如下全球化的特征：

    （一）知识化

    信息化是全球化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主要特征之一是知识化。全球化实际上是知识化的社会背景，而后现代设计则是全球知识化的思想和理论基础，起着如何知识化或怎样知识化的作用。从知识和信息的关系看，信息化的生产、传播和利用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没有知识，信息就无从生产、传播和利用，从一定意义上说，信息是知识的翅膀， 知识是信息的原母体，知识通过信息化的生产和传播，成为信息社会的生产力。从后现代设计与知识的关系看，后现代设计把知识理解为社会的决策资源和轴心原则。在全球化背景中，信息技术革命使知识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生产要素和社会的轴心结构，后现代设计追求知识的力量和合法化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使知识“能够转变到许多不同的和各种各样的环境中”。这种跨时间和空间的知识在全球化突出的作用是，每个社会都依靠革新而生存，而知识已“成为革新的发源地”，从而使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蕴涵着的知识和信息，人们对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将会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推进而降低。后现代设计的知识改变了知识受制于民族国家的传统观念，恰如思想心智受制于形而上学的观念，必将随着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重要性和突出地位而淘汰。全球化的发展使后现代知识在实践中又具有了多元化的互换性并改变着传统的知识本质，如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在《后现代知识状况》中指出的：“知识不再以知识本身为目的，知识失去了它的传统价值”，“知识能像资金一样流通”。从根本上说，后现代设计的知识观念代表了当代全球化人们相互沟通与交流的认识水平和全球化的价值趋向。

    （二）数字化

    数字化是信息化的重要表征之一。自信息化起步之初，数字化在信息化中就担当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信息由0或1的数字形式通过数字网进行传输。0或1在后现代设计者的头脑中有其特殊的意义，后现代设计家们把数字化视为信息化极为关键的能力倍增器。其一，数字化改变了人类知识获取、分类和供求的关系方式。其二，资讯规模的全球化，在客观上决定了知识必须转化为批量的资讯信息，使知识成为可操作的资料。其三，数字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跨越一切界限的作用。后现代设计家们断言，凡不能转化成计算机语言的知识都将被淘汰，“今后，知识的提供者和应用者要具备将知识转化成计算机语言的工具和技巧，无论他们是创作，还是研究”。其四，数字化的全球化既有利于全球民主化的推进，又必然引发民族国家为争夺资讯控制权而展开新的竞争。这是数字化的悖论。总之，数字化技术能够把文字、语言、图像、声响等信息文献转换成二进制编码的数字信息，通过光缆通信、卫星通信等信息系统，把覆盖空间的计算机网络、计算所工作站、数据库、用户终端联为一体，实现全球信息资源共享。信息的数字化传递对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国家安全、国防建设等方面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三）系统化

    系统化是信息化发挥综合效能的重要组织。后现代设计的系统化把语言、思考和输出三者视为有机的系统，强调主体与环境和思考对象的互动关系。后现代性的系统化不同于现代性的系统化。现代性的系统化是机械主义的，“机器是社会的中心，人是机器系统中的一个可更换的零件”；后现代性的系统化是有机主义的，其价值在于把人脑思维与计算机思维和环境结合起来，利用运筹学的分析法、资讯传播学的理论和信息技术，把小系统整合为大系统，以发挥大系统的整体优势和综合效能。后现代的这一设计观念在客观上促进了美国C4ISR（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侦察和监视系统。关键系统为全球指挥控制系统、国防信息基础设施、国防信息系统网络、国防报文系统、国防红色交换网等）的问世。美国C4ISR系统居世界领先水平，如果说海湾战争时由总部下达给各兵种的作战指令需数小时的话，那么启用C4ISR系统则“只需5秒即可完成”。其意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人类超空间的通信沟通能力达到了新的水平。后现代设计的系统化不是把“所有的知识在思辨上统一”（利奥塔），这是德国浪漫主义哲学的目标，是黑格尔的梦想，现代大学都在追求这个梦想，而后现代设计计算机空间（cyberspace）的“资讯处理”依据系统化的逻辑而量化了知识，使理性主义哲学家们无法圆梦重温。从根本上说，系统化的观念和技术水平决定着信息化的程度。后现代信息系统化的观念和技术就是要把各种系统一体化，从海洋到陆地、从太空到地球、从计算机网站到个人计算机都联为一体，形成全球信息网络化，从而彻底改变西方对知识、信息和技术的专制垄断。

    （四）趋同化

    趋同化是后现代信息化的综合特征。信息化的趋同化除了数字化和有机系统化的同一化（sameness），还突出表现为知识社会的趋同化。知识社会的趋同化要求把知识变成信息社会的生产力，知识信息已成为产品设计、工艺流程、管理方法和市场策略的共同要素，是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总结和来源。信息技术产品中的知识含量决定了产品的价值并成为信息经济中的共同属性，但知识不是锁在保险箱里的东西，它既需要知识产权的保护，更需要在生产和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创造更大的财富。全球信息化加速了这一进程的实现，因而信息化的趋同化是知识化在各个行业和领域创造财富的决定性因素。随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这种特征愈加突出。后现代设计的知识社会趋同化强调知识信息是集体产品而非个人产品，对信息知识的投资、生产、经营和消费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合作关系，互助互惠与消除不平等和私有制是后现代社会的构想。后现代设计家们希冀用这一构想去改变现代性把人变成经济动物的社会现实，把现代性建构的“社会从属于经济的关系”，转变为“经济从属于社会的关系”，使“人与物的关系”高于“人与人的关系”得到扭转。当然，后现代设计家们也注意到了当代经济的全球化与全球问题不可分割，不确定性的因素与区域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交织缠绕，使得信息社会的趋同化变为一个异常复杂的过程。尽管如此，全球化进程中的后现代设计极大地促进了全球信息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加速了各国信息化基础结构的建设，并呈现出组建全球信息化基础结构的新趋势。

    全球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交往方式、工作方式和价值观念，可以说整个世界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

    就数字化而言，其信息化的趋同化特征表现为，信息化运营的数理相同，计算机通过数字（digit）1和0来传递信息，信息的最小单称bit，源于词组binary diqit（二进制数字）。它是计算器工作的两个手指，一台计算机由亿万个微小晶体管构成，并能融在一块芯片上相互连接起来，在任何时候一块芯片都能表示几百万个1或0，即使是天气预报图像（具有120000个像素数）也能客纳在一块芯片上的部分晶体管之中，而且每个晶体管都能在不到亿分之一秒内把其值从1变为0或把0变为1。今天表示信息的1和0可以通过无线电台、卫星通信、光缆通信等信息系统把覆盖整个空间的计算机网络联结起来，这种技术被称为数字的（digital）技术。这种信息数字化技术把全球都能复制在信息系统中，从数理的角度说，人类只不过是生活在0和1的趋同的经济全球化的网络中，人的生活节奏也会像计算机更新换代那样，变得越来越快。

    就系统化而言，其信息化的趋同化特征表现为，信息时代的系统化有五个方面的系统机理相同，它们共同担当了信息系统趋同化的主角。无论是世界上目前最先的C4ISR系统，还是C3I系统以及各地区、各国家的信息网络系统，它们的系统化最为基础的机理已成为全球信息化、趋同化最为根本的特征。这五个方面是：①信息的传递依赖于数字，②相同的数理机理为1和0，③计算机通过对数字的处理来转换信息，④信息通过信息系统传送数字来传播信息，⑤计算机和通信系统相结合形成计算机网络。计算机网络是信息基础结构的基础，而信息基础结构又是信息市场的基础。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德图佐斯（Michael L. Dertouzos）在《信息新世界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How the New World of Information Will Change Our Lives， 1997）中，把它们称为“信息时代的五大支柱”。他指出：“数能表示一切信息，这些数由1和0 组成，计算机通过对这些1和0 做算术来转换信息，通过超越空间运送1和0 来传递信息，计算机网络通过结合计算机和通信而形成。”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相同的系统化机理是全球信息化的基础，而这一基础不仅促进了全球信息化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使人们的经济生活日益走向具有趋同化的经济全球化。

    （五）全球信息化

    信息化的知识化、数字化、系统化和趋同化，从根本上说极大地促进了全球信息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加速了各国信息化基础结构的建设，并呈现出组建全球信息化基础结构的新趋势。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入主白宫后，便取消了“星球大战计划”和“战略防御计划”，把兴建“信息高速公路”作为“美国政府科技政策的核心”。1993年9月，美国副总戈尔代表美国政府公布了“国家信息基础结构行动计划”（NII），而后美国政府又率先提出了兴建“全球信息基础结构”的五项原则。克林顿政府力图通过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和全球信息基础结构的建设，使美国达到实现经济振兴和增强综合国力的目标。美国政府的这一重大举措，在全球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94年，欧盟正式宣布了在欧洲建立信息社会的方向、构想和计划。1995年2月，西方七国集团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七国信息技术部长级会议”，讨论了兴建全球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公布了全球信息基础结构委员会组织机构的成立和在信息领域进行国际合作的原则。1994年，俄罗斯成立了俄联邦总统信息政策委员会；1995年，俄国家杜马通过了《俄罗斯信息、信息化和信息保护法》。1995年10月，亚太区通信和信息部长级会议召开，讨论通过了亚洲太平洋地区创建亚太信息社会的基本原则。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国都提出了它们各自信息化发展的方向、目标和政策。1996年春，中国成立了国务院信息化领导小组，进一步推动了国家信息化建设。1996年5月，来自40多个国家和18个国际组织在南非举行了“信息社会和发展大会”部长级会议，讨论了发展中国家进入信息社会的问题，强调把所有国家都聚合到全球信息社会中。1996年12月，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在新加坡召开，通过了《关于信息技术产品贸易宣言》，至1997年3月，参加《信息技术协议》（ITA）的签约方达41个，占全球信息产品贸易的92.5%，达到协议生效的要求，从而取消了200种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1997年2月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达成协议逐步开放基础电信设施，促进电信业务市场。随着信息全球化的启动，美国颁布了《全球电子商务框架》，全球电子商务浪潮方兴未艾。1998年5月，世贸组织部长会议，有132个成员国签署了《关于电子商务的宣言》。

    全球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和后现代主义的交互影响，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交往方式、工作方式和价值观念，可以说整个世界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

    §§§第六章现代性的全球化与后现代性的全球化

    一、现代性的全球化

    现代性的全球化与后现代性的全球化是当代全球化理论与实践的两种主要形态，也是现代化特有的现象。从哲学层面考察全球化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形态，对于深刻理解全球化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及其与现代化和后现代的关系，有其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一）现代性

    现代性（modernity）是西方现代化历史过程的总体化特性，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伴而生，主要包括工业化、生产社会化、科层化、城市化、世俗化、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殖民主义、民族国家、解放运动、契约、合法化、技术化、机械化、标准化、工具化、专业化、分工化、权力化、理性化、中心化、集中化、垄断化等西方现代化的诸种特性。它们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学和人形成了极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同时形成了对自然的统驭关系。

    从哲学上看，西方的现代性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人的现代性，二是社会的现代性，三是工具的现代性。三个层面的现代性与启蒙运动的精神密切相关。启蒙运动力图改变人类被奴役的状态，倡导人类解放、进步和平等。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建构与之相应的社会机制，这一社会机制充分体现为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社会公正和契约论。按照康德的理解，启蒙运动就是要把光明（light）照亮到人类心智的黑暗的角落中去。而科学则是光明之路的先导，用无神论世界观反对宗教迷信，用科学和理性战胜愚昧和无知，因此启蒙运动的科学思想主张一切知识无论是历史的、政治的还是人文的，都必须具有科学性和理性。每一门知识都必须系统化和条理化，人的思维和语言都能以科学的方法被理解。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推出的《百科全书》（1751年）显示了这种新知识体系的科学性、分类性和工具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运动是现代性的思想基础和实践依据，这股“强大的光在全世界散播开来”，“促进了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同时使一切知识朝着科学和理性的方向发展，理性成为社会的中轴”。令人遗憾的是，在资本主义数百年来的现代性的演化过程中，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与科学和理性始终不是和谐的、统一的，二者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天赋人权、社会公正和自由的思想完全被标准化、工具化、精确化、分工化、权力化、理性化、中心化、集中化、垄断化、科层化、利益化取而代之，人的社会成了非人化冷冰冰的理性工具，人成了经济的动物，功利主义和利益高于一切，GNP的增长压倒了一切伦理、道德和情感，其结果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病态化，而现代性的全球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中形成的。

    （二）现代性的全球化

    现代性的全球化是科技创新的结果。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现代性的全球化经历了一个科学和技术创新的时期，始于19世纪70年代与20世纪初的工业革命，突出表现为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

    新技术

    蒸汽涡轮发电机、内燃机和柴油引擎是现代工业的动力源

    电力和石油成为工业社会的新能源

    自动汽车、客车牵引机和飞机是现代交通的工具

    电话、打字机和磁带机成为现代化办公和管理的工具

    化学工业创造出合成物——染料、人造纤维和塑料

    新的建材——钢筋混凝土、合金

    大众传媒技术

    留声机（gramophone 1877年）

    米埃兄弟（Lumiere brothers）发明电影技术

    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发明无线电报机（Guglielmo Marconi 1895年）

    马可尼首次传输电波（1901年）

    第一座电影院——匹兹堡戏院上映电影（Pittsburgh Nickelodeon，1905年）

    广告业和大量流通报纸（19世纪90年代）促进了大众传媒的发展

    科学理论

    遗传学理论问世（1900年）

    贝克勒尔（Antoine Henri Becquerel）和居里夫妇（Pierre and Marie Curie）发现铀和镭放射性（1897—1899年）

    卢色福（Emest Rutherford）用原子新模型推翻古典物理学（1911年）

    卜朗克（Max Planck）提出关于能量的量子理论（quantum theory，1900年）

    爱因斯坦提出狭义及广义相对论（Special and General theories of Relativity，1905年与1916年）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创立精神分析理论（20世纪初）

    上述科学和技术成果在现代性的过程中，以其巨大的推动力改造着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包括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同时，现代科学和技术全部活动的合法化又是与启蒙运动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形成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双元。这些新的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彻底打破了前现代的基本观念，促进了现代性全球化的现实转化，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提供了可能性，也为不同国家、区域和民族文化和思想的交流提供了可能性。人类的文化出现了区域化、世界化的特征。

    现代性的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结果。由于新的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提供了技术条件，而这种社会化的大生产对形成现代性的全球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社会化的大生产是以市场经济为核心内容的大生产，利润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唯一目标，一切技术的标准化和产品的标准化，最终都同它们的利益相关。它决定了从思想到技术的一致性原则，并按照这一原则不断地开拓世界市场，打破民族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和封锁，使一切生产、物流、销售和消费按照市场的规律加以整合。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现代性的全球化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演化，在今天呈现出“金融全球化、市场和市场战略全球化，特别是竞争全球化、技术全球化和与此相联系的知识、科学研究、发明创造的全球化，生活方式、消费行为与文化生活的全球化，调节与控制机会的全球化，作为一个世界从政治上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全球化，观察和意识的全球化”的特征。这些特征反映了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的新走向，即表现为更高层次的全球现代化的一种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各个国家的现代化必然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也不意味着全球必然走向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球化作为世界现代化的一种范式（而非唯一的范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民族国家提出了新的挑战，使得各个国家在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不能忽视和回避它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和冲击。事实上，现代性的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和不良后果，已引起了人们的严重忧虑。因此，对现代性全球化的认识不能仅停留在技术和信息层面，还要看到它所存在的问题及其自身的困境和弊端。

    二、现代性全球化与难以克服的弊端

    现代性的全球化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同前现代的全球化相比，从历史的眼光看，现代性的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它把人类的生活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也充满了矛盾、冲突和不平等。西方中心论的思想贯穿在现代性全球化的整个历史进程中，“物竞天择”与“适者生存”被极端个人主义者解释为自我价值实现的依据。如果说前现代的全球化是殖民主义的全球化，带有掠夺性和反人类的性质，那么现代性的全球化是以经济主义和技术主义为中心的全球化，具有牺牲自然、片面追求物质利益、忽视人类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特征。

    唯经济主义和唯技术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导致的是人和社会的全面病态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严重失衡，人与人的关系全面紧张，浮士德式的困境无处不在，为了单纯的经济利益可以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去牺牲环境、毁坏自然，为了控制人类世界，无限制地研制核武器，以达到政治统治和经济掠夺的目的。这种唯经济主义和唯技术主义的现代性的全球化已背离了启蒙运动的思想，远离了经济和技术为人类社会进步服务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的全球化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因此，各个国家在建设现代化中不能照搬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特别是唯经济主义和唯技术主义的现代化模式。

    现代性的全球化不仅输出技术，更重要的是输出西方的价值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西方国家的领头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渗透到世界各地。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头号发达国家，在现代性全球化的进程中，不断调整它的对外策略，并逐步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确立了现代性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国对外价值观，不但深刻地影响着美国与盟国的关系，而且影响着全球的安全与稳定。从政治哲学的视角看，现代性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国对外价值观主要有如下特点：

    （一）灯塔主义

    美国历来把自己视为国际社会的领袖、拯救苦难世界的耶稣。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美国新外交：经济、防务、民主》中说：“在全世界范围内，美国领导地位的影响是清晰明显的。在亚洲，我们在对华政策方面已经度过了一个困难时期，并已开始为两国关系建立一个新基调。我们继续执行着与北朝鲜达成的协议框架，并在开创与越南关系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在拉美，我们帮助墨西哥稳定了其货币比索的汇率，防止了一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中东，我们已采取了行动，以巩固奥斯陆协议并推动以色列与叙利亚举行谈判……在欧洲的北约东扩问题上，我们在加强与盟国的伙伴关系及与俄罗斯的磋商方面取得了进展。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外交上已结束了波黑的流血冲突……长期以来，我一直相信，只要有美国的领导地位存在，在相关会议上就会出现一个重大的‘溢出效应’（spill over effect）……这一成就在现实及观念上都增强了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的这种灯塔主义的价值观，同美国中心论、美国普遍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本质主义及其人类中心论有着渊源关系。美国素有国民主义的普遍主义（nationalistic universalism）意识，政治学家艾玛松认为：“美国是照亮整个世界，给人类指明进步道路的灯塔。”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灯塔主义具有强权性和排他性。

    美国在解决国际问题中，奉行的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凭借自己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优势地位对别国进行内政干涉、武装入侵和经济封锁。它在解决某个地区的武装冲突后，往往又给那个地区带来了新的不安定因素，从而又导致了新的武装冲突，进而严重地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种灯塔主义的价值观并没有给世界的民主化、公正化和合理性带来真正的福音。

    灯塔主义的价值观把强权政治性力量作为一切关系的基础。强权力量在有神论阶段，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强权者，被视为无所不能的一切运动的源泉。本质主义者把上帝的力量看做比神圣的爱更重要，并把这种力量描绘成一种从外部对世界加以操纵的力量，世界得以运转是因为有了这种力量。强权力量在“上帝死后”，由理性取而代之，理性强制性力量被视为秩序的基础。整个世界无论是有机的还是无机的，都被解释为基本实体间的力量关系的产物。强权性力量在全球化时代与具有双刃剑特性的科学技术结合，更强化了这种力量。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国际远程通讯联盟（ITU）会议上宣称：“高度发达的信息通讯系统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这一观点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而后戈尔进一步完善了他的全球信息高速公路设想，美国政府将其制定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美国的信息化建设与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兴建，促进了灯塔主义价值观的传播，并为全面而快捷地输出美国全球主义的思想奠定了全球性通讯传播基础。这种“原动力”说，使美国在当代全球化的进程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在此，我们必须看到，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逐步加大。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全球化运动的诸种复杂性。美国之所以力图使自己成为当代全球化的领导中心，并由它这盏指路明灯照亮全世界，是因为美国可以从全世界获取更大的利益，可使更多的国家唯美国马首是瞻，实现统霸世界的“美国梦”。对这种美国式的全球化思想和灯塔主义的价值观，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二）全球民主化

    如果说灯塔主义是美国对外价值观的重心，那么由灯塔主义向外辐射的则是美国式的全球民主化价值观。在全球化时代，美国政府力排国内“孤立主义”的主张，坚持“全球主义”的对外战略。美国政府希冀缔造一个以重振美国霸权地位为目标的新的世界体系，其策略是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旗号，全力推动“全球民主化”进程，以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美国政府认为，要建立国际新秩序，必须铲除非民主化的障碍，否则当今世界不会有持久的稳定与和平。美国政府的对外策略，把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作为促进民主化的基石，一方面要大力发展信息产业，以巩固经济成就；另一方面加强了信息化军事建设，以提高全球化信息战的实力。二者的统一，为输出美国的民主化价值观奠定了基础。

    美国政府之所以在全球化进程中打“民主化”这张牌，其原因有三：第一，民主与自由不仅是启蒙运动的传统，而且是美国的历史传统；第二，美国政府认为苏联的解体，是美国民主价值观在冷战中的胜利；第三，冷战后美国失去了敌手，它需要树立这面旗帜作为维系国内外凝聚力的工具。

    美国推进全球民主化的价值观，从总体上看，主要有六个方面的特点：①利用多边或双边渠道，通过文化交流进行思想渗透；②利用最惠国待遇和年度人权报告作为施压工具；③通过网络、“自由”电台、电子邮件等现代通信工具，运用颠覆性宣传机器，干涉他国内政；④借北约东扩，把中东欧国家拉进西方阵营，扩展其在欧洲的势力范围；⑤控制国际性会议和区域性国际组织，以确保美国在“多边合作”的基础上，稳居“领导”地位；⑥军事干预、经济制裁与舆论宣传等手段交替使用，其目的是使他国屈从于美国。

    美国在全球各地高喊“民主”和“人权”，而美国国内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据统计，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纵火烧毁黑人教堂仅仅在1995年就达四十余座，而美国政府除了颁布几条措施外，根本没有采取具有效果的行动。作为一个注重“实效”的国度、法制“完备”的社会，美国并没有给黑人民主和自由的生存空间。

    美国所标榜的“全球民主化”，只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意义的思想”。这是美国企图控制世界、控制资源、控制思想文化和获得利益的需要。

    （三）后大西洋主义

    后大西洋主义是多依切的“大西洋共同体”理论的发展。这一理论概括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说，即“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敬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多依切把美国、加拿大、欧洲等视为大西洋共同体，强调大西洋共同体中的国家层有一致的价值观、独特的生活方式、牢不可破的传播纽带、畅通的文化交流渠道和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这种一致性突出的是“政治统一”和“价值统一”。政治统一是大西洋共同体存在的条件，价值统一是大西洋共同体发挥作用的根本，两个统一是美国全球主义战略的基础。

    后大西洋主义包括新大西洋主义和泛大西洋主义两个层面。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政府进一步发展了大西洋主义，提出了所谓的新大西洋主义和泛大西洋主义。新大西洋主义强调人权至上的价值观，把人权问题作为世界各国政府必须讨论的关键问题。从根本上说，这是把美国的价值观作为政治全球化的价值基准，以确立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泛大西洋主义是新大西洋主义的发展，强调大西洋共同体要拓展到中欧、东欧和苏联。其特点是运用“和平演变”策略，以经济援助为诱饵，将苏联、东欧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逐步纳入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体系中。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抛出了“世界新秩序”理论，把泛大西洋主义全面推向现代性的全球化，其特点是：①借海湾战争的爆发，筹建反伊国际联盟，把国际局势的发展引入“世界新秩序”轨道；②为巩固和平演变的成果对独联体施加影响，力图使独联体按照西方的意志发展；③以西方联盟为基础，强调与盟国协同行动的一致性原则，共同对付新形势下的各种挑战；④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作为为美国建构“新秩序”的工具。

    美国极力推行“世界新秩序”策略，并力图把它强加给当代世界，其目的是称霸世界。然而由于当代世界的诸种复杂性，加上美国对盟国控制力的下降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对，这种单极结构的“世界新秩序”并不能实现。

    全球化时代的美国对外价值观，是美国推行全球主义新战略的核心思想，对调整美国与欧洲、亚洲、美洲等国家的关系以及称霸世界具有特殊的意义。当然我们还应当看到，美国推行的全球主义新战略也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从科技、经济实力看，美国虽居世界领先水平，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其领先的幅度正在缩小，从而减弱了它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从政治角度看，美国的霸权主义既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反对，也遭到了来自盟国的批判，它们不赞成美国一家独霸，而主张共同支配国际事务。从根本上说，美国独霸世界的意志，违背了世界各国的根本利益，这在客观上决定了它独霸世界的意志难以实现；从全球化进程来看，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它不仅反映了各国人民的愿望，而且也反映了全球化进程的客观要求，美国四处秣马厉兵，干涉他国内政，从而导致了诸多区域局势的动荡，这与它推行“民主”、“人权”，无疑是个悖论。

    总之，一方面，现代性的全球化过程包含了科学技术创新的层面和世界市场经济一体化的层面，就这个层面而言，现代性的全球化对建构现代物质文明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但它以牺牲环境和他国利益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又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全球化也包含了资本主义扩张的性质。换言之，作为源于西方现代性的全球化输出的不仅是科学技术和市场观念，更为重要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有其深厚的“西方中心主义”或“美国中心主义”的思想渊源，带有浓厚的强权主义的色彩，同它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有其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当然，现代性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全球走向资本主义，而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充满了矛盾与冲突。各国在迎接现代性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中，存在着边缘与中心、多元与一元的撞击与兼容，意味着现代性的全球化是一个由异质多元性构成的复合体。事实上，在西方世界现代性的全球化也不是由一个声音组成的同一体，而后现代性的全球化对它提出了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值得人们深入研究。

    三、后现代性的全球化与全球意义

    （一）后现代性

    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这一术语具有多重含义：一是否定的（negative）后现代性，二是建设性的（constructive）后现代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相互纠缠，颇为复杂。后现代性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包括“积极的”（positive）、“生态的”（ecological）、“重构的”（reconstructive）、“解构的”（deconstructive）和否定性辩证法（negative dialectics）。所有这些都暗示了现代性（Modernity）世界观的危机。

    在思想领域，后现代性怀疑西方传统的普遍进步的观念和关于解放的神话，怀疑单一体系、元叙事或阐释者的最终根据，因此，它是对绝对真理、超验理性、同一性和二元论的否定。

    在文化领域，后现代性以无深度、无中心、无主体、模拟、折中主义、多元主义和游戏来反映时代的变化，主张模糊艺术与生活、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界限。后现代性把资本主义所谓的进步、平等和人的完善性称做天真的总体化。这种思想与阿多尔诺（T.W. Adorno）、霍克海姆（M. Horkheimer）、弗罗姆（E. Fromn）和杰姆逊（F. Jameson）等人的学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此，主体消失，历史意识无存，理性崩溃，现代性的承诺成为泡影。其思想文化基础源于西方总体化的危机和新形势下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这种历史性的危机和内在矛盾从技术创新到生产经营、从信息传播到日常生活、从文化产业到消费服务，呈现出暂短化、表层化和品牌化的特征，而传统所追求的永恒性、深度性和中心性，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失去了昔日的辉煌。

    后现代的特征日益渗透在当代全球化的进程中，表现出资本、劳动力、信息、管理、投资、经营等领域的“快经济化”和跨国化，同时又呈现出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趋同化。由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人或主体的非中心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念与创设这一观念的主体已经死亡。随之引出的是表象的终结、真理的终结和意志的枯竭。任何超越性的能指（signifier）已成为不可能性，能指与所指（signified）难以对应，超越性与超人的哲学无法超越高科技对人的束缚，而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金融危机， 集中反映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危机、权威主义的危机、现代性价值观念的危机、合法化的危机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危机。

    种种危机可以在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The Postmodern Condition）、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Writing and Difference）等解构主义哲学家的论著中得到详述。它反映了西方社会文化的超验化、传统的所谓合法化和所谓中心化的元话语与元叙事，在后现代性的过程中已失去了社会文化和思想的基础。阐释的中心性被置换成支离破碎性，支离破碎性在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修辞学、政治学、文学以及艺术领域成了无中心的关键词或主题词。支离破碎性意在表达：几千年来人们所崇尚的“中心”（centering）已经打破，“边缘”（edge）成了大众文化垂青的“中心”。在此， 人们拒绝传统的解释学，抗议绝对化，倡导异质性以及悖论性，赞成对差异性、个别性、特殊性、不确定性而非一般抽象性和绿色和平观念的尊重，承认不同生活领域、文化领域、心理领域与性别之间在具有不可通约性的同时，还存在着互补性、互惠性和相互依存性。因此，趋同与差异并存于后现代性全球化的过程中。

    （二）后现代性的全球化及其意义

    后现代性的全球化作为一种理论构想和实践趋向，与现代性的全球化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以否定的形式为促进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和解决全球性的问题提供了建设性的动因。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在后现代主义哲人的审理中，揭开了它的神秘的幔帐，曝光了它的梦幻性、欺骗性、虚伪性、掠夺性、毁灭性。如乔.霍兰德所说：“现代性以试图解放人类的美好愿望开始，却以对人类造成毁灭性威胁的结局而告终。”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科学进步高举的是解放的旗帜，其结果是它危险地失去了地球之根、传统之根和生存之本。它的能量从创造转向了破坏，进步的神话引出了灾难性的后果。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此发出了诸种警报，并提出了值得研究而富有建设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总体上加以概括，涉及以下八个方面：

    （1）生存问题。人类应以何种方式对待人类社会？怎样才能在地球资源的限度内生存下去？怎样保障地球以外物种的生存权利？

    （2）管理制度问题。怎样建立人类健康生活的制度和政策？怎样才能保证议员对他们的选民完全负责？如何培养公民关心公益事业？

    （3）社会责任和个人责任问题。怎样以提高人类尊严的方式消除人类的苦难？如何有效地把生态智能、学术技能、社会责任感和个人成长的责任传授给子孙后代？怎样减少社区犯罪率？如何确立勤俭节约的价值观？怎样才能在不诉诸法律的情况下解决个人之间以及群体之间的冲突？

    （4）反恐问题与非暴力问题。国际社会怎样建立不发生流血冲突的反恐怖主义组织？如何确保核武器不毁灭地球？如何有效地减少家庭暴力和社会上的暴力事件？

    （5）权力问题。怎样合理地分化个人集权制？如何控制集体和个人腐败？怎样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如何建立非强权制的平等社会？

    （6）经济问题。如何以生态学的视野确立新型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行为？怎样超越狭隘的工作伦理观念？如何能真正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新模式？怎样保障一切人的合理的收入以及必需的生活费？

    （7）多元化问题。如何建立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性别的多元化的社会制度？怎样促进区域文化的繁荣？如何消除文化专制主义？

    （8）全球问题。怎样建立国际社会的新秩序？如何援助第三世界的贫困国家和遭受自然灾害的国家？怎样促进绿色和平的价值观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从而保证世界性生态平衡与人类生存的安全性？

    上述有关后现代主义建设性问题的提出，涉及了从现代性世界观向后现代性世界观的转折问题。对此，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后现代性的全球化作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思考。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建设性有如下特性：

    （1）构成主义。它是后现代主义建设性的重要特征。按照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看法，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是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都被视为外在的、从属的和派生的。而后现代主义把这种关系描述为内在的、共生的、平等的和构成的。如格里芬指出的，个体并非生来就是一个具有各种属性的自足的实体，相反，个体与他人的关系、与自然的关系、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与家庭的关系，都是个人身份构成性的东西。因此，确立构成主义的思想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看来，是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的世界观基础。

    （2）有机主义。现代性的占有欲和统治欲，借助以人为中心的观念把世界的各种关系变成了敌对关系，由此造成了全球性的灾难性问题。后现代主义强调有机主义，强调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在此，它同时超越了形而上学二元论和实利主义。后现代的有机主义使后现代人有一种家园感，因为他们把各种物种都视为与自身有着亲情关系的存在物，这种有机主义的精神，将有助于改变现代人那种栖身于充满敌意世界的异乡感。有机主义同实利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有机主义强调与自然融为一体，而实利主义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主宰，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牺牲一切外在的利益。霍兰德的主客融合主义和格里芬的有机主义对人们重新认识人类和世界的关系以及其他物种的关系，都具有启迪意义。

    （3）依存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中提出的依存主义是当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产物。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在技术、贸易、投资、服务和市场高度融合，使得各国经济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全球化的贸易往来、资金流动和技术革命，正在打破“经济壁垒”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共同发展、相互依赖的新机制。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传统思维方式的单方“制裁”，正让位于“双赢”原则。一国对另一国单方采取的“制裁”或制造的“摩擦”，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对双方的损害。只有达成互利互惠协议，才能促进双方的和平与发展。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的危机，其影响都是世界性的。由泰国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并未能使发达国家幸免，墨西哥金融危机震动了全球，美国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单向思维的认识方式、非此即彼的绝对化观念已不能适应当今的世界。因此建构相互依存、平等互利、协同发展的新机制是全球化时代的认识方式的一场深刻的革命。依存主义要求人们拓宽观察事物的视野，对一种现象作全方位扫描，从事物相联系的多方面出发，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看问题，从而超越自我中心主义的狭窄视野。

    （4）并联主义。后现代主义除了强调主客融合主义，还强调并联主义。传统的二元对立，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制造了人类的不平等。因此，要消除这种等级暴政，实现具有平等性的并联主义。并联主义的建设性观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张人类自身的男女平等，既反对男权主义，也反对极端化的女权主义，因为二者都重复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二是主张建立并联性的联合体，以共同应对不确定性和灾难性的经济风险。在全球化进程中，经济风险特别是国际金融市场风险的增大，给各个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经济安全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建立全球性的“共同安全体”与“合作安全体”势在必行。这种并列主义的安全观有益于从全球的视野认识安全问题，有助于改变以牺牲他国利益而达到自身安全的分割性安全观，因为当代经济安全问题包括“防恐”与“反恐”问题已超越了国家界限。

    （5）再生主义。现代资本主义把权力和财富视为自己的目的，其后果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全面病态化，自然资源空前贫乏。关于西方社会病态化的问题，在有关章节中已作了讨论，不再赘言。针对自然资源的贫乏问题，后现代主义哲人提出了再生主义的观念，强调人类社会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要重视和培养自然资源的再生性。目前农业沙漠化问题最为严重，“人类已经侵蚀了地球土壤蓄积量的50%，而大面积的沙漠化又将在本世纪末把另外的30%夺去…… 超过60亿的人口如何使用4%～5%的地球表面积来养活自己”？这是人类生存的首要课题。对此，后现代主义提出了三个再生性原则：一是对再生性能源的使用必须以生物区域的再生能力为限度，二是对不可再生之物必须重新利用，三是对生物圈内产生的废物量必须限制在生物区域的消解能力范围内。从哲学上看，再生性原则体现了后现代农业追求的新价值、新目标和新观念，即它追求土地的健康价值、人与土地之间关系融洽的价值、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公正价值以及工作关系中的意义价值。简言之，再生主义的原则有益于当代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6）扬弃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建设性还突出表现为对现代性的扬弃。在数百年的现代性的实践中，尽管现代性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危机和局限性，但至少在四个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一是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二是蒸汽机的发明，三是遗传学的创立，四是无线电报机的发明。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性的这种思想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品格值得后现代性继承和发扬。在思想文化领域，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要克服极端的个人主义，这是因为现代性的个人主义把“自由、平等、博爱”的内在关系彻底损毁了，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要重新树立共有的理想，把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建立关爱世界、关爱地球、关爱人类健康的新的博爱机制，实现大国、小国平等对话，反对霸权行径，消除贫富差距。在科学技术领域，后现代主义主张把现代所积累的科学技术成就，用于后现代性的目的并使之服务于整个世界的长远利益。

    总之，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建设性旨在彻底改变现代性的世界形象，重新塑造当代世界的后现代模式。这意味着后现代精神具有时代现实性。尽管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存在着某种乌托邦式的构思，但毕竟以建设性的声音回答了当代世界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这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言，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四、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平权主义

    20世纪末，后现代理论的研究重心由“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转向了“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这一转向无疑使后现代主义淡化了其前期浓重的“游戏”色彩，不再单方面追求对现代性思想的理论基础及现代社会价值观的一味“否定”，转而对长期存在于现代性社会中的一系列不平等现象给予高度的关注。“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平权主义”思想就是针对现代社会中众多的不平等问题而提出的，它广泛寻求男性与女性之间、公民与社会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平等，为全球化进程的当代社会实现平权主义提供建设性方案。

    随着全球化的高速发展，人类社会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危机并存，特别是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在给当代世界带来深刻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深刻的教训，和谐世界的建设可谓任重而道远。由此可见，“今天的全球化从量到质都不同于昔日的全球化”。在这一背景下，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平权主义以一种自觉超越性别、种族、民族、国家的思维方式，重新对世界进行认识和改造。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平权主义思想的基本观点是，以人类共同利益和全球视野为出发点，以一种综合统观的方法思考问题，面对当前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难题采取积极应对的态度，努力提供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并在充分尊重性别、种族、国家和人与自然差异的前提下，尽力形成全人类共同的认识、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行动准则和审美志趣，从而力图实现男人与女人、公民与国家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权利平等。

    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平权主义可分析为“后现代的全球视域”和“平权主义”两个概念，二者是一种紧密联系、相互支撑的关系，因为“后现代的全球视域”概念本身就包含着一种积极的“平权主义”思想。可以这样理解，“平权主义”必须借助“后现代的全球视域”才能彰显其价值，即“平权主义”是全球视域的平权主义，而不是仅在一地、一国或一洲之内实行的平权主义。“平权主义”的本性要求打破疆界的限制而走向全球。反之，后现代的全球视域又以平权主义为理论导向和目标诉求，之所以要以全球视域来思考和解决当今世界的不平等问题，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平权主义”。一方面，目前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两性就业机会不均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掠夺以及全球气温变暖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平等”而造成的，这些不平等包括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男性与女性享有权利的不平等、南北在经济上的不平等、东西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及人类与自然之间享有存在权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后现代平权主义希望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解决，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人类内部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平等机制。“后现代的全球视域”与“平权主义”二者是有机结合的整体，它们互为条件、彼此支撑、不可抽离，共同构成了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而出现的“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平权主义”思想。

    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平权主义强调，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一种彼此互助、平等对话、和谐发展、多元共生的精神来改变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一系列不平等关系。总而言之，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平权主义就是要向作为现代社会产物的男权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发起挑战，因为“男权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了人类自身的不平等。倡导人类自身的平等或两性平等是后现代全球意识的重要概念”。

    （一）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男女平权主义

    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男女平权主义主张男女平等，既反对唯我独尊式的男性沙文主义（Malechauvinism），也不赞同那种极端的女性主义。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男女平权主义认为，上述两种激进思想都是以现代社会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为其哲学基础的。前者片面地强调男性在智能、体能和技能等方面优于女性，认为女性在生理、心理上都存在先天的不足，典型的现代性思想对于女性的认识是：女人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和无从把握的。作为西方现代社会的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把女性描述为“愚蠢、轻佻的‘生物’，男性天生的附属品”。而那种极端的女性主义只片面地以“共时性”的角度来看待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把两性的不平等归结为某一特定时期内的有意识的人为事件，从而忽略了从“历时性”的角度来考察蕴涵于这种不平等背后的不受个体和某个群体支配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那些约定俗成、由来已久的社会文化传统。法国女权主义运动的重要代表，西蒙娜. 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年）意识到了激进女性主义的这一局限，并指出：“女人往往认为她们自己是由男人规定的，而不是按照自己的真实性质规定自己。不过，女人的一般状况是人类的情形决定的，因为它是在历史上形成的。男人一直能超越他们的种或动物性存在而寻求计划，通过计划塑造未来，敢冒生命危险，而女人则总摆脱不了重复着的动物生态。”在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男女平权主义看来，上述两种极端思想的持有者都是现代社会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受害者，这种思维模式总是必然地导致一方在争取自身权利的同时而牺牲掉另一方的权利。因此，后现代男女平权主义以全球性视域重新审视这一问题，通过倡导男女平等的思想来试图解决这一认识论上的局限性，认为这两种极端态度都需要加以抛弃，而代之以一种彼此互助、二元共生的思维来重新思考男女之间的关系问题，并结合当今时代的大趋势，考虑到经济全球化日新月异的发展，从经济的角度出发重新对女性群体进行认识，并在当代人类社会中客观地定位女性所扮演的角色。

    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男女平权主义将男性与女性的关系放在经济全球化与工业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考察。众所周知，现代性社会的经济模式表现为一种父权制的经济模式，可以将这种模式理解为现代社会的父权制文化在其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父权制下的现代性经济膨胀已造成了令人担忧的后果，如生态的恶化、资源的匮乏、物种的灭绝、无节制地制造核武器等等。为了避免这些灾难的降临，当务之急就是要扭转这种父权制的现代性经济膨胀。而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男女平权主义就是力图促进和加速这种转变，并从这一转变中寻求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男女平权的新出路、新办法。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工业全球化的趋势恰好为这种转变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认为，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有浓厚现代色彩的工业社会将会逐步朝向“后工业社会”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传统的现代工业社会自身将会发生一系列“新”的变化，这其中就包括女性有可能摆脱现代父权制经济模式的束缚，从而争取到自身与男性平等的机会。贝尔认为：“工业社会与机器打交道的工作大多为男性所占有，妇女常常被排除在外。后工业社会为妇女就业提供了更多的良机，使妇女第一次具备了争取经济独立的坚实基础。”这对于女性的“自我完善”、“潜能的再发现”是非常有益的。女性在摆脱了父权制的现代经济模式的束缚，并在众多新的经济领域得到全面发展和提升之后，她们的视野拓宽了，经验丰富了，对人类社会的认知更加多元和开放了，最重要的是，她们对自身在人类社会中到底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的认识也更加全面和客观了。在这种条件下，实现女性与男性的平权就更加具有现实基础从而变得指日可待，这也是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男女平权主义所希冀的和正在努力为之奋斗的目标。

    “伙伴关系”（Partnership）是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男女平权主义所推崇的另一重要思想。在《圣杯与剑》一书中，美国女思想家理安.艾斯勒率先提出“伙伴关系”这一后现代概念。艾斯勒认为：“‘伙伴关系’要求人们合作并相互尊重。它包含参与、联系，并为大家的共同利益和平而和谐地工作。”②由此可知，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男女平权主义要求打破现代性社会中带有强烈专制色彩的女性服从于男性的等级制度，一种新型的、男女两性都可以接受的合作性伙伴关系呼之欲出。这种“新关系”的特征包括互惠互利、公平合理、民主参与、相互尊重，要求以一种整体性的、有机联系的视域重新审视当代男女两性关系，要求不再将两性之间存在的价值观的差异、审美志趣的差异以及被歪曲夸大了的心理与生理的差异看做一种彼此分离且不可调和的先天性矛盾对立；在人类的生活世界中，不再用一种片面的“现代性差异观”将男性与女性活生生地一分为二；不再允许现代性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继续制造阻碍男女两性之间实现彼此平等对话的障碍。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当今世界，任何人都有义务借由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男女平权主义思想将现代性男权中心主义所制造的不平等的社会碎片重新黏合在一起，从而切实地推动和加快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男女平权的历史进程。

    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男女平权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在全球范围内考察男女两性关系的理论学说，必然坚定地主张废除现代性社会的男权中心主义，矫正现代性思维中那种对于女性群体近乎于偏执狂式的压制倾向。更重要的是，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男女平权主义致力于在男女两性之间创造一种地位平等、彼此互助、多元共生的和谐状态。

    （二）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人际平权与国际平权主义

    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人际平权与国际平权主义倡导这样一种理念，即为人类个体以及由这些个体所组成的众多国家之间创造一种机会均等、和谐共生、彼此互惠、权责统一的共在状态。“人际平权”与“国际平权”并非两个彼此独立的概念，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关系。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忽略了对任何一方的探讨和研究，都不可能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人类平权”的目标。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平权主义将“人际平权”与“国际平权”整合为一体，以全球性的宽广视野结合后现代主义尊重差异、崇尚多元、反对霸权的基本原则来分析、研究并力图解决当前全球范围内的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状态。

    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人际平权与国际平权主义认为，对“人权问题”的认识与考察是解决全球范围内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不平等”问题的关键。“人权”对于生活在当今民主全球化环境中的现代人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而许多人却并没有注意到，目前国际上普遍流行的人权概念其实具有强烈的西方现代性色彩，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人权观”。现代社会启蒙思想家卢梭曾经说：“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这种所谓“天赋人权”、“生而平等”的思想是对这种“现代人权观”的最好诠释，源于现代西方的启蒙运动的现代人权观，其内涵在随后的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现代人权观与现代性相一致，现代性（Modernity）所特有的一些痼疾，如西方中心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以及非此即彼的片面思维模式不可避免地遗传给“现代人权观”，由此造成了世界范围内一系列人际之间和国际之间的不平等。面对这一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人际、国际平权主义将“人际平权”与“国际平权”综合统观，并依据这一致力于解决“人类平等”问题的全球性视角发展出一种“后现代人权观”的思想，力图解决“现代人权观”所造成的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问题。全球视域下的人际平权与国际平权主义以“后现代人权观”为理论工具，对“现代人权观”进行了批判。

    1.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倡导文化、价值的多元化

    “现代人权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人权观，西方中心主义是阻碍全球范围内实现人际平权与国际平权的主要障碍之一。由此看来，拒斥西方中心主义就成为“后现代人权观”实现世界范围内人际、国际平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后现代人权观的总体特征来看，它是一种灵活开放、多元共生并且崇尚平等对话的人权观。与此相反，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人权观明显表现为一种僵死封闭、唯我独尊、迷恋整齐划一的霸权观，这种霸权观的思想方法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即它总试图将某种个别的、单边的思维模式无限放大进而妄想统治和取代其他普遍的、多元的思维模式。这是典型的“霸权主义思想”。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西方中心主义的人权观竭力要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权观强行地统一到自己的标准和规范下，正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这种妄自尊大、唯我独尊的人权观造成了国际之间的不平等。此外，西方中心主义的人权观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用一种“西方”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人权问题，忽视了不同形态的人权观。而后现代人权观着眼于全球，对不和谐、不平等的人权思想进行批判，并强调尊重人权形态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尊重那些由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所形成的带有本国或本民族特色的人权观。有些学者认为：“人权必须在特殊的价值背景中得到理解和应用，而且亚洲的价值在相关的方面不同于西方的价值。”事实上，人权观的内容是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更迭而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在现代史的各个阶段，自17和18世纪的资本主义革命、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革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立即开始的反殖民主义革命以来，人权的内容得到了广泛的定义。”②

    ①② 转引自王治河、曲跃厚. 论后现代人权观［J］. 外国社会科学，2001（6）。

    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人权观”将人权概念固定化、霸权化，并在人权观问题上唯我独尊、妄自尊大，排斥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于己的人权概念，这种“现代性人权观”必须高度警惕。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人际平权与国际平权主义以“后现代人权观”为理论依据，对“现代人权观”中不合理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加以分析和拒斥，从全球性的视角出发，主张一种更加开放、多元、彼此尊重的“后现代人权观”，在充分尊重各国之间的文化背景和社会传统之差异的前提下重新审视人权这一全球性问题，为解决世界范围内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富裕国家与贫困国家在政治、经济以及资源分配等领域中的不平等问题提供了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2.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倡导“个人”与“群体”的统一

    西方现代人权观另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它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众所周知，在西方社会，人权的概念主要是指一种由个人来拥有和掌控的权利，这种个人权利被给予的越大、越充分，就越代表该社会讲人权。这种人权观将人看做各自孤立、混乱无序的原子，所谓赋予人以人权就是赋予这些作为人的原子以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然而，这些“原子人”的自由活动空间越大，他们之间的碰撞和摩擦也就越激烈，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尔虞我诈的行为也会逐步升级、愈演愈烈，从而构成人际之间不平等的根源。可以看出，片面强调个人权利忽视集体利益是现代西方极端个人主义人权观的通病，某些西方学者指出：“现代人权与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世界观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中日常生活的通货。”后现代人权观坚决反对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现代人权观”，并且在解决人际平权问题上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后现代人权观”将人际平权问题放置在全球的大视野中考察，倡导“个体”与“群体”的统一。强调共同的目标、认同感、归属感和共同的价值观。后现代人权观通过把世界范围内的个人看做一个共同体，通过将全部的个体看做一个有机结合的社群，从而发展出一种“集群主义”思想。后现代人权观的“集群主义”既强调个人的权利，又重视集体的利益，将个人权利与集体利益有机结合、无缝衔接，极大地冲击了现代人权观片面强调个人权利的思想，为解决全球性的人际平权问题开拓出一条新的道路。

    需要强调的是，后现代人权观的“集群主义”不同于现代人权观“极端个人主义”和传统意义上的“集体主义”，是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激进的、忽视个体的集体主义”进行调和的产物。集群主义和集体主义都强调从集体的利益和视角出发看问题，但集群主义在强调集体利益的前提下，也注重个人的权利和利益，进而使个人的权利和集体的利益达到高度的整合与统一。极端个人主义人权观片面强调个人，以个人主义作为人权概念的哲学基础，美国社会在经济领域的自由放任原则以及在政治领域个人高于一切的思想就是这种极端个人主义人权观的典型代表。这种具有“美国特色”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个人至上思想认为：“个人是权威的最终根源，在一个民族政府的体制下，个人在‘高出’国家、社会甚至人民的某些原则的许可下行事。”另一方面，激进的集体主义人权观一味夸大集体利益或集体权利，将“集体主义”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唯“集体”至上，将个人压缩到最小乃至将个人权利与集体利益视做不可调和的对立面，最终导致了一种专制的“极权主义”。苏联社会存在着这种激进的集体主义倾向。这两种模式的人权观都是片面的。后现代人权观的“集群主义”与上述两种人权观相区别，它将个人看做组成集体的动态自主要素，既强调集体又强调个人，在给予个人充分权利的同时考虑到集体的整体利益，在维护集体整体利益的同时尽可能将个人的权利最大化、合理化。可见，后现代“集群主义”的原则竭力找到个人权利与集体利益的契合之处，调和个人与集体的对立。

    3.强调全球范围内的人类“生存权”和“民生权”

    西方现代人权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的人权观”，赋予人权以浓厚的政治色彩：公民可以享有所谓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权利。然而西方现代人权观并没有以一种全球性的、整体的视角来看待人权问题，没有把人权看做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在强调政治权的同时忽略了“生存权”、“民生权”。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普遍存在着所谓“富人意识形态”，富人们并不关心穷人要求对财富进行再分配的要求，往往忽视穷人的生存和生活状况。例如在《世界人权宣言中》，政治权利是被关注的焦点，而作为经济权利范畴内的“生存权”和“生活权”却很少被考虑到。某些学者就《宣言》存在的这一现象指出：“30个条款中只有3条涉及经济权利，可以被视为讨论了经济权利”，反映了这种重“政治”轻“民生”的人权观。

    与“西方现代人权观”过多地从政治角度来定义人权不同，全球视域下的人际、国际平权主义的“后现代人权观”，从全球视角出发，更加关注人类整体的现实存在状况，着重强调人权概念中的“生存权”和“民生权”，从而力图在根本上解决存在于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问题。首先，全球视域下的后现代人权观强调一种“生存权”，即生活的权利，简单地说就是“衣食住行”，它是人权内涵中一切其他权利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人的存在……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足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我们可以看到，“生存权”不单单作为所有其他人权得以实现的前提，而且对于世界上大多数贫困国家的人口来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例如，在非洲的一些国家，人们食不果腹、疾病肆虐、医疗卫生条件极差等等，存在着严重的生存问题。后现代生存权以全球性视域综合统观，着重关注占全球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困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的生存状况，对客观认识发达国家与贫困国家在“生存权”上的不平等问题，富有启发性意义。其次，全球视域下的“后现代人权观”在强调“生存权”的同时，还强调人类的“民生权”，在全球实现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些权利其实在几千年前的中国儒家经典《礼记》的《礼运篇》中讲得十分清楚，是理想社会的基本要求。从全球问题看空气污染、核废料污染、酸雨污染，实际上侵犯了人类的“民生权”。目前全球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是“全球环境的日趋恶化”，环境危机成为后现代哲学家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后现代人权观批判了西方现代人权观只强调政治权利的片面性，对人类的“生存权”和“民生权”作了有益的探索。

    （三）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自然平权主义

    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自然平权主义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和谐共生的整体，反对把自然看做一种僵死的、任凭人类改造和剥削的无生命物，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在动态发展中获得平衡的互惠关系。因此，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自然平权主义最为核心的思想是：“自然是活的”，应该赋予自然以一种与人类相平等的、和谐健康的“存在权”。可见，人与自然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看似分离，实则一体，所以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此外，人类自身也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与自然界中的山川、河流、森林和多种多样的生物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然而随着全球范围内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加快，自然界保持其自身和谐健康存在的权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温室效应、乱砍滥伐、河流污染、工业废气以及由于人类过度消费带来的资源的无限消耗和开采所导致的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危机”。面对严峻的形势，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自然平权主义试图以一种整体联系的思维方式来解决自然界发生的一系列生态失衡问题，还自然以应有的权利。

    在“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自然平权主义”看来，自然与人类之间紧张状态的不断加剧、全球生态危机范围的不断扩大，是人类中心主义、科学沙文主义、现代消费主义在全球问题中的集中反映。因此，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自然平权主义将通过反思现代性所固有的局限性，来阐述自然与人平等的关系。

    1.“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是造成自然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而形成了人与自然不平等的状态

    众所周知，现代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否认自然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将自然视为“死自然”而不是“活自然”。以这种思想为前提，人类中心主义将人视为宇宙中的“最高主体”，从而将人摆在了宇宙的中心，唯“人”独尊。与此相反，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自然平权主义，是一种“本体平权”的思想，认为任何存在的事物都是真实的，它们之间是一种彼此平等的关系，一个人、一棵树、一只小鸟甚至一块岩石，它们同时存在于宇宙中，这一事实足以说明它们应该并且必然是彼此联立、相互平等的。依此而论，大自然作为宇宙中最普遍、最宏大的存在，与人类的关系也必然呈现为彼此权利的平等。换言之，人类拥有的“存在权”同样被自然所拥有，人类不应该为了自己生存得更舒适、更惬意而对自然进行大肆掠夺和任意破坏。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自然平权主义极力反对这种以剥夺自然界的存在权来满足人类的奢望，因为它与自然平权主义所倡导的自然应与人类和谐相处的核心价值观相悖。事实上，自然滋养和哺育了人类，离开了自然，人类就无法生存。

    回顾历史，早在西方现代社会启蒙运动之初，一些思想家就已经显露出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只是还没有当代社会这般明显。西方现代性思想的奠基人弗朗西斯. 培根（Francis Bacon，1561 —1626年）主张“知识就是力量”。在培根看来，“人类的知识与人类的力量是一个东西”，“知识就是人对自然的一种权能或力量”。不可否认，培根“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命题包含着反对旧式经院神学的进步意义，主张科学精神，反对迷信与偏见，对于推动当时的科学与知识的进步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我们还必须看到，人类用所创造的现代性知识、拥有的现代性技术力量和天赋人权的思想及利益的驱使，使人类肆无忌惮地支配自然、剥削自然、征服自然，让自然臣服于人类的脚下并沦为人类的奴仆。“如果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与‘自然’之间是陈述者与被陈述者的关系，因而还是一种纯粹理论性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那么在培根这里，人与自然则是一种实验的关系，因而是操纵与被操纵、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人在天地万物中充当的主体角色在培根开辟的经验主义哲学传统中是以操纵者与征服者的面貌出场的。”而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自然平权主义强调，蕴涵于“人类中心主义”中的这种人类对自然的“特权意识”是造成当代全球范围内一系列生态危机和环境失衡的主要原因，从而坚决主张摒弃这种人类“特权意识”，还自然以平等的存在权。

    当今时代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与现代性社会将自然视为人类的对立面并试图征服、剥削自然的偏激态度有很大关系。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自然平权主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将人视为“宇宙之王”的思想是幼稚可笑的，他们对现代社会人类中心主义的描述一针见血：“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均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宇宙是为人类准备的。这种无论什么都要强调人类、人类、人类，只把人类的存在视为至高无上的人类自我存在的目的化、自我绝对化的观点，拒不承认人类之外的万物，于是便出现了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等各种各样的问题。”③事实上，在全球的自然生态体系中，人类只是众多生物中的一类，并不显得格外重要。对于整个自然来说，人类既不比别的生物对生态系统的贡献多，也不比别的生物对生态系统的贡献少，它只是生态系统中普普通通的一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只有把人类看做生态系统中与其他生物具有平等地位的一分子，人类才具有自己的价值。

    面对“生态危机”，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自然平权主义积极倡导人类与大自然的彼此平权，批判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反思。大自然作为宇宙中与人类休戚相关的共同伙伴，它那“优美的山野令人心旷神怡，它使我们的精神从人生的忧愁中解脱出来，赋予我们以勇气和希望。奔流不息的大河，使僵化思维活跃起来，得以扩展死板的思维范围。郁郁葱葱的大森林还诱发出对万象之源——生命的神秘感唤起对生命的尊重意识”。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自然平权主义认为，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是人类不可推卸的责任。

    2.“科学沙文主义”是造成人类与自然不平权的又一重要原因

    “科学沙文主义”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在自然界的滥用，科学技术与自然关系的扭曲，排斥“情感体验”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自然平权主义反对现代社会所奉行的“科学沙文主义”，努力为目前世界范围内的一系列生态及环境问题找到新的解决办法并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力图实现自然与人类的平权。

    回顾历史，科学的命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中世纪的欧洲，神学是理所当然的王者，它几乎统治着当时欧洲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而科学只是作为“神学的婢女”的扮演者。直到西方现代社会思想启蒙运动开始并随着新兴资产阶级逐步掌握国家政权之后，科学才摆脱了婢女的地位，一跃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宰。科学已经成为“理性”、“客观性”以及“真理性”的代名词。然而后现代思想家面对现代科学所一再标榜的“客观性”、“公正性”持一种谨慎的怀疑态度，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 —1984年）认为：“科学史追寻发现的进展、问题的阐述和争论的冲突，分析理论的内在系统，概言之，描绘科学意识的进步和成就。然而另一方面，它试图恢复躲避科学意识的东西；影响科学意识的各种因素、毗邻科学意识的含蓄哲学；未被阐述的主题和未被发现的障碍，它描绘科学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每每是科学的对立面，科学总是抵制它、扭曲它或干扰它。”科学在其几百年的发展史上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文明和进步，但科学沙文主义自身所固有的排他性和教条主义也对全球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自然平权主义并不是反对科学自身，如化学、物理学和数学等具体科学，而是反对唯我独尊式的科学沙文主义的观念。科学沙文主义对于自然生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科学沙文主义”表现为科学技术在自然生态领域的滥用。众所周知，克隆技术是当下全球最受人瞩目的科学热点之一，但同时也带来了无法解决的伦理、文化以及道德方面的问题。这种通过科学技术强行改变自然生物遗传特性和生长规律的做法，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动物、植物和人都是自然界的产物，它们的生理特征和遗传秩序都要遵守自然规律，如果强行借助科学来改变这些特性和规律，那么大自然的生物系统和生态结构必然出现紊乱的状态。此外，现代转基因技术特别是“转基因食品”几乎影响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很难辨别转基因食品与天然食品，二者的界限几乎消失了，这严重影响和干扰了人类社会的健康。

    第二，“科学沙文主义”表现为将自然看做无生命的僵死被动的实验对象。自启蒙运动以来，科学就被深深地打上了现代性的烙印。现代科学以牛顿力学为基础，以机械论、还原论为特征，在现代科学看来，自然是无生命的、乏味的、无感觉无色彩的，无异于一台性能良好、运转精确的巨型机器，而现代科学在这台无生命的机器上无休止、无节制地进行实验，以达到科学自己的目的。培根作为现代性社会的思想家曾经这样说：“一切比较真实的对于自然的解释，乃是由适当的例证实验得到的。”培根进而强调：“科学（现代科学）在人的心目中的价值也必须由它的实践（科学实验）来决定。”可见，自然对于现代科学来说，只是实验品。由于现代科学观将自然看做是无生命的、可以由人类任意摆布的实验对象，所以就不必对自然承担任何伦理和道德的责任义务。这样一来，现代科学就以实现自身利益为目的，肆无忌惮地对自然进行实验、改造甚至是破坏，特别是核武器的实验，严重破坏了自然秩序。

    基于以上两点，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自然平权主义强调人类与自然的权利平等，反对以科学的名义对自然生态进行破坏和掠夺，提倡一种“地球伦理观”，认为一切事物倾向于维护和保持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完整以及健康和谐的存在状态时，它就是正当的和道德的，反之则是错误的、野蛮的。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自然平权主义把“地球伦理”作为人类应该普遍承担的一种生态道德责任和义务，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自然生态体系的良好运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科学沙文主义在过去几百年的时间不断地征服自然、剥削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联系，破坏了地球通过亿万年的自然生态演化所积累下来的宝贵的生命和价值。为了纠正科学沙文主义的错误倾向，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自然平权主义呼吁一场新的“生态伦理革命”，即伦理概念不单单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科学与自然和价值的关系，在充分重视“自然的价值”的同时，也要客观地看待“科学的价值”，由此实现人与自然、科学与自然的权利平等。

    3.“现代消费主义”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所必然产生的一种商品消费模式，在对人异化的同时，也对自然的生态系统产生了强大的破坏作用

    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极其精致的自我合法化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物化的世界取得了主控权，人类被大量的商品消费所定义，重要的思想被单面的大众趋同文化所征服”。这种“人被大量的商品消费所定义”的直接后果就是商品消费必然决定人的价值，这是对“现代消费主义”最为精练的概括。“商品消费”是商品社会人与人之间进行经济交往的最一般形式，人们主要是通过日常消费来换取维持自身生存和日常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人们生活中的消费行为是无可厚非的，但把消费当做人的目的，就背离了人的价值。弗洛姆（Erich Fromm，1900 —1980年）曾指出：“为了合乎人性的生活，人的基本的物质需要必须得到满足，但消费决不能成为人自身的目的。必须阻止所有为了取得利润而人为地刺激人的物质需要的企图，物质资源的浪费和愚蠢的为消费而消费的观念，是有损于人的成熟发展的。”弗洛姆所反对的那种“消费成为人自身的目的”以及“为消费而消费”的思想，恰恰是现代消费主义所极力推崇的。“现代消费主义”将人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看做对商品的拥有和对财富的追求，并极力鼓吹所谓“我买故我在”的人生价值观，认为大量的消费可以导致经济的无限增长，从而使商品利润的最大化成为可能，即“在资本主义内部，我们发现随着分工的不断碎片化，那种自然有机的社会关系已经死亡，一种前所未有的商品生产型社会机构正在左右社会生活，并将利润最大化作为社会的唯一目标”。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人们在很大程度上都相信GDP是检验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基本标准，认为GDP的增长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标志，往往会忽视这种蕴涵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消费主义”给自然带来的破坏性。由于“现代消费主义”主张消费至上，制造了各种大大超过社会需求的商品，在生产这些冗余商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大量消耗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并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对原始森林的大量砍伐，将这些本来具有生命活力的树木变成了商品；对野生珍惜动物的肆意捕杀，通过残忍的手段获取象牙和珍贵毛皮，用以满足人们对奢侈品的消费需求；对石油、天然气的过度开采，用以满足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对于能源和燃料的消费需求；对自然景观、河湖湿地的人工开发，用以满足世界各地的人们对旅游观光业的消费需求。总之，“现代消费主义”将人类有意地带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性消费漩涡，人们的日常生活逐渐被消费主义的大潮所淹没。法国后现代社会学家、文化理论学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 —2007年）就当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状况评论道：“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界限已经被擦除了，科技、媒体和消费文化完全控制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全球范围内的消费主义不仅控制了我们的生活，而且对整个地球的自然生态环境构成了巨大威胁。

    面对严峻的形势，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自然平权主义强调，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应该把恢复自然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提到日程上来，坚决反对那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的“现代消费主义”，力图挑战目前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主张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社会经济体系与自然生态体系的协调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原则，从而主张一种后现代的“稳态经济”发展模式。稳态经济反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片面地强调消费、财富和物质的虚假繁荣，反对“现代消费主义”、“我买故我在”和盲目追求经济无限增长的思维方式，并强调应该将生态问题、伦理道德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放在首位。后现代稳态经济的最大特点是，它并不是要取消经济的发展，而是在维持经济总规模稳定的前提下追求经济在“质”的方面的突破。稳态经济追求的是人类总体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不是“现代消费主义”所强调的人均绝对商品占有量和消费量的提高。此外，后现代稳态经济并不是一种静态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是从全球视角出发，努力实现一种人口与人工产品保持平衡的动态有机经济模式。稳态经济要使人口与人工产品的总量保持恒定，但人总会死亡，人工产品也会折旧，因此，要以更优良的生育和更高质量的产品来作为补偿。达利曾以图书馆来类比经济系统。在图书馆藏书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每增添一本新书就要筛除一本旧书，以高质量的新书代替低质量的旧书。书的质量不断提高，图书馆才得以继续发展。稳态经济是以新陈代谢的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突出强调生态、环境、人口、需求、生产之间的和谐关系和共生原则。认为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现代消费主义则片面强调“量”的激增，强调无节制地生产和消费。这错误的观念必然导致对自然资源的大肆掠夺和肆意开采，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的破坏。全球视域中的自然平权主义，反对“现代消费主义”这种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全球的视角出发，主张用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稳态经济”模式取代现代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经济模式，从而在最大限度内减少对地球自然生态环境的无休止的破坏和掠夺。

    综上所述，全球视域下的自然平权主义试图从三个方面来实现自然与人类的平权。一是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主张“本体平权”思想。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自然平权主义坚决拒斥西方现代性思想所推崇的人乃“宇宙之王”的思想，认为应当建立人与自然共生平等的关系。二是反对“科学沙文主义”，确立“地球伦理观”。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自然平权主义主张“地球伦理”思想，将伦理学的范畴从人与人的关系中扩展至人与自然、科学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人与自然平等的“存在权”，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扭转自然环境遭受进一步破坏的趋势。三是反对“现代消费主义”，主张后现代“稳态经济”模式。后现代全球视域中的自然平权主义认为，“现代消费主义”只注重物质在“量”上的增长的发展模式必然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肆意掠夺和破坏，商品增长越多，意味着对自然资源的索取也就越多。而“稳态经济”注重人口与产品制衡的思想，批判了“现代消费主义”，对人们重新认识“人与自然”、“人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富有启发意义。

    §§§第七章全球化与后现代主义

    一、当代全球化的矛盾性

    当代全球化在半个世纪的演化过程中，其主要问题和矛盾是旧经济秩序造成的不平等。目前，全球有五亿多人口陷入饥饿与贫困之中，其中95%在不发达国家；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成为当今世界突出的尖锐问题；地区冲突此起彼伏，局部战争依然存在，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还不足以从根本上制止战争，影响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人口爆炸、资源危机、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等全球性的问题给当今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当代全球化进程中的后现代主义把全球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纳入了自身的研究范畴，试图在整体上解答当代人类所遇到的亟待解决的共同难题，其理论学说代表了不同于现代工业文明的理念和价值观，超越了人类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对促进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具有时代现实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世界各国经济之间相互依存性的加强，国家间的合作比过去具有更大的规模，出现了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形成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经济互助委员会、东南亚国家联盟、西非经济共同体、石油输出国组织。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使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给世界经济活动增添了新的内容，并日益显露出在世界经济生活中的显著地位，同时也为当代全球化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当代全球化的发展和变化又与问题和矛盾并存，反映在西方社会是新的经济形势不能掩盖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从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共爆发了八次大的经济危机。在艾森豪威尔任期中，发生了1953—1954年、1957—1958年和1960—1961年三次经济危机。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宣布采取赤字财政政策，放弃了一向认为是健全的财政政策标志的平衡预算原则，实行反衰退措施，扩大政府开支，以刺激生产和消费，使美国联邦预算出现了125亿美元的空前赤字。肯尼迪担任总统后，起用新古典综合派代表海勒（W.Heller）等人担任总统顾问委员会成员，还聘请了萨缪尔森（P.A.Samuelson）任总统非常顾问，以对付第四次经济危机。尽管如此，美国并没能摆脱危机，失业率高达7%。在约翰逊任期内，失业率虽下降到4.7%，但物价上涨了6.1%，成为战后物价上涨的最高纪录。1969年，美国又爆发了第五次经济危机，尼克松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反危机措施，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1970年，消费品上涨了5.5%，美元危机日益严重。美国报刊惊呼“这是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并发症”。1976年，美国又爆发了第六次经济危机。它的特点是，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同严重的通货膨胀、金融危机、货币贬值诸症并发。1974年，消费物价上涨为11.4%；1976年，失业率高达8.9%。1980年，美国又陷入了第七次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率达14%，创30年代以来最高纪录；失业人数高达820万人，是战后危机以来的最高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论的失灵，终于使它们的理论失去了理论界的支持。1981年，美国陷入了第八次经济危机，失业人数达950万人，失业率猛增到10.1%。这次危机延续的时间长，是二战后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说明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论根本无法治愈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周期性危机。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反映在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则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性的危机，而后现代主义哲学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它通过对整个西方思想文化的批判和反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危机，并在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引起了强大的反响。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对形而上学观念的批判，对单纯的经济增长观念的指责，进一步促进了西方经济学的批判和反思观念的形成，也促进了西方后现代全球化理论的形成。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观念，包括建设性、解构性和批判性，从积极的意义上看，为我们认识当代世界的文明状况和生存困境提供了思想基础。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人类的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的研究及其理论的提出，并不是某几个后现代理论家的主观臆想，而是有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背景，反映了当代世界的尖锐问题。

    从世界经济领域看，当代全球化的主要问题和矛盾之一，是在旧经济秩序下造成的不平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向发展中国家掠夺廉价的资源和能源，倾销淘汰设备、工业消费品和粮食，并利用关税壁垒和保护措施扼杀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限制其工业品出口。发达国家通过价格垄断、资本输出、高息贷款、技术高额转让等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控制和技术封锁，进一步扩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目前，全球有5亿多人口陷入饥饿与贫困之中，其中95%在不发达国家。国际债务危机席卷全球，许多发展中国家外汇枯竭，经济濒临破产。经济领域的不平衡，严重地影响了第三世界经济的发展，使南北问题成为当今世界极为突出的尖锐问题，从而影响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从世界政治、军事领域看，当代世界出现了多极化趋势，两极对立已经淡化，和平的力量超过了反和平的力量，呈现出了明显的缓和趋势。但对抗和冲突远未消除，干涉内政，武装入侵并未停息，地区冲突此起彼伏，局部战争依然存在。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还不足以从根本上制止战争，裁军虽有所进展，但军备竞赛远未停止。科学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被强权和反人性的力量所羁绊。根据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在全世界100万科学家中，有50万从事军事工业研究和生产，军械技术是一切技术的急先锋。核战争、新式激光武器、常规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不断高技术化，这使未来的战争更具有毁灭性。简言之，对立、冲突和战争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危害着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事业。

    从全球范围看，人口爆炸、资源危机、金融危机、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这些全球性的问题异常突出地摆在了人类面前：人口猛增对当今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经济技术开发的无政府状态使四大资源（耕地、牧场、森林、渔业）正经受严重的掠夺和退化；随着生态失衡的加剧，全球性的环境污染急剧上升；三大污染源（二氧化碳、热能、放射性物品）的排放量逐年增加；高技术工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核泄露与核爆炸等等。所有这些都给当代世界带来了严重的恶果，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全球化过程出现的全球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而后现代主义更是站在了时代的前沿，挑起了反思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大旗，成为人们认识现代文明、现代化和全球问题不可忽视的力量。

    二、后现代主义的全球视野与时代逻辑

    在危机与矛盾并存的全球化背景下，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已远远超出了文学和艺术领域，而深达哲学、政治学、心理学、宗教、法学、社会学、教育学等诸学科领域。就哲学文化而言，证伪主义、历史主义、多元主义、反预主义、反相对主义、生存主义、理解主义、主客融合主义、反人体主义、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解构主义、新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等构成了后现代主义争论的多元性（Pluralism）理论景观。就宗教而言，瑞士的汉斯.昆（Hans Kung）、美国的蒂利希（Paul Tillich）、英国的约翰.麦奎利（John Macqurie）等一大批宗教思想家在走向后现代的“反文化”（Anti Culture）历程中，展开了“后基督教”（PostChrist）文化之争。就后现代经济、科技而言，罗斯托（W.W. 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福拉斯蒂埃（J.Fourastie）的“消费社会与第四次文明”、加尔布雷思（J.K. Galbraith）的“新工业国”、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后工业社会”、布热津斯基（Z. Brzezinski）的“技术社会”、托夫勒（A. Toffler）的“超工业社会”、奈斯比特（J. Naisbitt）的“信息社会”、罗马俱乐部的“全球问题”、卡恩的“增长的极限”、汤姆与费列斯特的“信息技术革命”等，构成了后现代技术悲观主义与技术乐观主义争论的理论景貌。可见，在当代西方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可以看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轨迹”和影响。就全球问题而言，美国后现代世界中心和过程研究中心对后现代主义与当代全球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格里芬（D.R. Griffin）的“和平与后现代范式”、达利（Herman E. Daly）的“稳态经济：治疗增长癖的后现代良方”、弗洛伊登博格（Dean Freudenberger）的“后现代世界中的农业”、斯普雷特纳克（Charlene Spretnak）的“后现代的方向”等，对于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下深刻认识后现代与全球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后现代主义的全球视野和时代逻辑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时代逻辑与视野

    传统的机械论和人类中心论世界观在后现代社会文化氛围中陷入了不可克服的危机。人类沙文主义的思想、人类主宰自然界的观念，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和批判。当代世界的文化多元化、政治多极化以及科学对大量不确定、无序现象和DNA的研究与发现，使许多人放弃了用单一的、固定不变的公式、原理、定律来解释与说明当今世界的努力。对于今天的世界，“机械论、决定论、稳定性、有序性越来越失去效用。相反，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非连续性、无序、断裂和突变现象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所重视”。其中，重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研究是后现代全球学说的重要范畴。

    在后现代的全球视野中，机械论、人类中心论和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观念必须被抛弃，因为由这种观念所造成的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严重对立已达到了极其危险的境地：温室效应使紫外线无法从大气层反射出去，造成全球气温升高、冰山融化；乱砍滥伐，导致环境沙漠化；肆意掠夺和捕杀，造成多种植物、动物绝种。后现代对此的主张是，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强化绿色和平的信念，承认并尊重事物的复杂性、差异性、多样性和联系性。

    DNA遗传物质及其遗传规律和机制的发现，揭示了所谓万物之灵的人类同其他生物及至所谓低等生物之间的直接联系，水稻DNA遗传物质的复杂性只是人类近期的发现，在此之前，人类对它的遗传机制的认识几乎微乎其微。后现代全球意识所强调的重新认识自然界、尊重自然界对人类而言，永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发现的过程，永远有更新更多的联系等待人类去认识。因为人类从猿演化到人的过程，不是超自然界的演进过程，而是自然界的产物和劳动的产物，如恩格斯所告诫的，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而存在于自然界的……”因此，后现代全球意识力图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全球化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主体间性的时代逻辑与视野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计算机的广泛运用、计算机网络的形成，世界各地的信息被发达的通讯设备迅速地传递、分解、改编和存储，同时又被大规模地和高速地再生产、再传播，世界已成为一个庞大的信息体系。后现代人在这个系统中不断地受到来自电视、广播、报纸、广告等传播媒介商品化信息和电子垃圾的影响与干扰，已不是生活在相对平衡的自然界中，而是生活在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危机和强制性商品化的环境中。后现代人的一切价值受技术价值、商品价值和金钱价值的左右。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个世界的人不过是一体化系统中消失了主体意识的一个部件或躯壳而已。所以后现代主义者福柯宣布“人之死”，利奥塔宣告“知识分子之死”。无论是“主体空位”，还是“人之死”，实际上是人自我膨胀、自我强权化的结果。

    从人类中心论到人本中心论，都贯穿了这种人的膨胀性和强权化的思想。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化自然的自我膨胀，二是强权秩序下的不平等。就前者而言，人类合理地开发自然本无可非议，而事实上人们为了获得更大的物质利益，无休止地改造自然，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界的生物链，所谓人工自然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实际上是对自然界的践踏。不仅如此，人化自然的膨胀，已渗透到人类食品的方方面面，从鱼、虾、肉到菜、稻、麦，无不使用催长素。从古至今，人类赖以生存的天然食品被激素食品所取代，人类的健康由此失去了根本的保障。这是现代性自我膨胀的恶果。就后者而言，源于西方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和封建宗法制的男权中心主义导致了人类自身的不平等。

    在大讲平等、民主的美国，男权中心主义的思想之根深蒂固，以致“平等权利修宪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长期未获通过。美国媒体把ERA的失败称之为“女权主义之死”（death of feminism）。尽管如此，美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大力支持，在全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倡导人类自身的平等或两性平等是后现代全球意识的重要观念。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历史”（History）不只是由男人缔造，女人也是历史的创造者，有的学者干脆把History改为 Herstory，以提醒人们不要忽视了女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后现代的全球意识希冀建立人类自身的平等关系，对于反对男性沙文主义（maleChauvinism）、强权主义，对于推动人类的进步事业具有全球意义。

    （三）互补性的时代语言逻辑与视野

    “反智性的语言”（antiintellectual language）是后现代主义社会语言文化的文本逻辑。反智性的语言就是去除“浮夸、冗长、官腔而又毫无实际意义的语言”。美国人把这种语言称做“gobbledygook”。美国众议员莫里（Maury Maverick）（1895—1954年）在国会上首次使用该词，以反对空谈，并将该词保留在国会记录中。Maverick的倡导深获美国大众之心，“gobbledygook”一词就此流行起来，类似的词还有“officialese”（官方用语）、“federalesee”（联邦官员用语）、“Pentagonese”（五角大楼用语）等。从哲学视角看，“gobbledygook”的意义是对现代性权利话语世界的一次自上而下的挑战。这一挑战不仅在官方和大众层面具有反映效应，还在其他领域引起了观念上的变化，如绘画、雕塑、音乐、诗歌、戏剧等表现出简单主义（Minimalism）的倾向。欧美有的艺术家把日常生活的用品拿来展出，以表达艺术等于生活的后现代观念。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在诸多方面已完全不同于现代主义的语言，现代主义的语言把建构权利话语世界的圣杯（Holy Grail）视为语言世界的终极目标，希冀本文语言能成为无所不包的“宇宙之书”，而在后现代主义语言学家看来这不过是一种可笑的空想，因为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对立并不对等，现实的世界根本就不存在圣杯。

    无论是黑格尔式的百科全书体系，还是现代主义圣杯式的语言文学，尽管“全知全能”的语言文化观及其思维逻辑威仪堂堂，曾一度显赫，而今却已是日落黄昏。后现代主义罢黜了语言现代主义中的超然性、神圣性、空想性、形式主义和等级观念，把反讽语言、日常生活语言、无言、个人习语（idiolect）和荒诞语言集于一身，所有这些被现代主义视为边缘性的语言恰恰是后现代语言哲学和语言文学的真正起源。

    荒诞派戏剧之父尤内斯库（Eugene Ionesco）是位旅居法国的罗马尼亚人，他把现代性的用语汇集为一本小册子，发现现代性的交流语言全都是空洞、乏味的陈词滥调，难道这就是现代社会人们交流思想的语言吗？他怀着这样的疑问，创作了《秃头女高音》（The Bald Soprano）以讽刺徒具形式的现代性语言和中产阶级社交生活的荒诞可笑。该剧自50年代上演至今，仍反响如潮。在后现代社会语言文化氛围中，人们相信为耶稣基督接宝血的圣杯不过是传说而已，人们不再狂热地追求“全知全能”与无所不包的“宇宙之书”，而信守朴实无华的语言或“缄默与无言”。这是后现代人对生活的一种理解，一切真诚的情感交流都在日常的语言中，一切焦虑与愁苦都在不言中。

    在语言领域，后现代的全球意识，重视建构被西方中心论排斥的边缘语言，强调边缘性的价值，重视东西方交流的互补性。美国后现代比较哲学家霍尔在“现代中国和后现代西方”（“Modern China and the Postmodern West” In Culture and Modernity ： EastWest Philosophic Perspectives， 1991）一文中指出：“中国古汉语把阴阳二字理解为相互补充的概念，这种观念不会导致二元对立的阐释或解释。阴可转化为阳，阳可转化为阴。”在全球化背景下，开放性的后现代全球意识，强调互补性的观念有益于人类的共同发展和进步。

    （四）反省文明的时代逻辑与视野

    后现代主义既是一个反预设主义、反基础主义、反体系主义、反表象主义、反中心主义、反本质主义的时代，又是一个建构多元性和包容歧义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的思维空间，推翻一切试图永恒存在的东西是有可能的，而维护一切试图恒定不变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在此，永恒性变成了暂时性，无限性变成了有限性。总统式的人物也会因手中的权力太重，而犯凡人式的错误。由于超人根本不存在，而存在的只是凡人或戈多（Godot），因此任何夸大无限性的假说，都遭到了后现代理论家的质疑，不管其假说理论多么强有力，只有在实践的检验中，才能得到证实或证伪。上至柏拉图，下至达尔文，莫不如此。

    后现代主义的反思精神不仅表现在对他者的质疑，还表现在对自身的反省，而这一反省精神是整个西方反省精神的发扬和光大。如果没有日心说对地心说的质疑，就没有现代天文学的革命和进步；如果没有现代主义对教会霸权主义的批判，也不可能有现代科学和人文精神的进步。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所说的“哲学的终结”，实际上是对形而上学的终结和哲学认识的深化，应当说是哲学反思中的进步。自古希腊至今，历时两千年来的西方哲学始终自恃为百科之首，高高在上，已在不知不觉中患有自恋狂（Narcissism）。在后现代哲学家看来，除了孤芳自赏之外，其三大元神话（Metaerzahlungen）已不再能维系西方社会的现实结构、知识结构和语言结构。而依赖于它所确立的一切有关的概念、公式、定理、范式等形而上学的观念，都受到了人们的质疑，所有的“中心性”、“同一性”、“超越性”、“预设性”、“体系性”都被视为人为的虚设或假定。这是后现代世界观形成的基础，这一点构成了后现代主义解构“终极本质”、消平“深度模式”的哲学文化特征。

    后现代主义有不同于前现代、现代主义的在文化逻辑与价值观念上的表达：前现代时期（国家资本主义）在文化价值观念上表现为，世界上纷繁复杂的万物后面有一个“终极本质”或“深度模式”，它决定并主宰着各种具体事物。如牛顿的宇宙规律、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基督教的上帝等等，都是对这个价值观念的描绘。因此，前现代崇尚“中心”、高扬“理性”、尊崇等级、提倡权威。它们构筑了前现代的“深度模式”。现代主义的兴起是以摧毁前现代可描述的最高最后的文化观念——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基督教的上帝等为根本特征的。现代主义哲学文化观强调，终极之物是不可信说的、隐匿的、非理性的，典型地体现在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Voluntarism）、弗洛伊德的力比多（Libido）、萨特的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中。它们构筑了现代主义的深度模式——人本主义（Humanism）。人本主义者认为，“生命意志”、“性本能”和人的“超越性”与“中心性”是主宰人类社会的本质与核心。而后现代主义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否定纷繁复杂的事物后面有一个最高最后的东西。

    后现代主义倡导的是并列关系，反对等级纵向关系，认为意识下面没有意识、言语后面没有语言。事物的性质不是由最高最后的本质决定的，而是由一事物与它事物的关系决定的，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变化就改变了原事物的性质。所以伊哈布.哈桑说，后现代主义的基本观念是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和内在性（Immanence）。与此相应，后现代的全球意识，强调事物的共生（Symbiosis）关系和相互依存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在技术、贸易、投资和市场高度融合，使得各国经济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全球化的贸易往来、资金流动和技术革命，正在打破“经济壁垒”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共同发展、相互依赖的新机制。全球经济生活的依存性和互动性日益增强，相互依存和相互渗透是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后现代的全球共生意识，对于克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改变极端个人主义或“他人是地狱”的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后现代主义在洞悉了传统与现代的思想体系、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所存在的局限性与无法克服的矛盾中，毅然与之诀别。它抛弃了旧有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放逐了超验主义的深度性和确定性，从而走向了不确定性和无限性的思维空间。后现代的思维空间，使传统和现代哲学所预设的中心、本质、结构、在场、所指、总体代码、本源等等无存身之地。无论是本体论、认识论，还是教条主义、权威主义、实证主义、积累主义、结构主义、预设主义等等，都受到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质疑。中心的泯灭、权威的跌落、结构的瓦解、预设的崩溃，推出了被古希腊哲学家和现代哲学家们遗忘了的“边缘”与各种“空白”和“空位”。思想等级、观念等级和认识等级的抹平显现出等级只是游戏，整体的瓦解呈现为碎片（scatter）与变体（mutation），阐释深度的消失形成了所谓的后现代哲学文化的平面性（Flatness）或表层感（surface）。

    总之，存在决定意识，后现代主义的全球视野显示出全球化时代的逻辑，也反映了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利益的合理愿望。

    三、全球化与后现代主义的全球意识及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们不难看出，当今世界复杂多变，希望与危机并存，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事业既艰难又曲折，和平与发展问题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关注的焦点。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和平和发展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其意义并不在于他们给出了怎样的答案，而在于提出了具有全球意识的重大的研究课题，反映了当代世界的尖锐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后现代和平观与发展观，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和平共生意识

    后现代和平共生意识具有生态主义的特征，而创造彼此相互依存的和平共生意识是后现代和平观的核心思想。后现代和平共生意识要求人们认识到个人利益是整体利益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是彼此相互依存的伙伴，从而放弃现代性的个人主义，真正地遵从《圣经》的训喻“像爱我们自己一样去爱他人”。后现代的公民应当具有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这种意识集中体现在保护生态运动中，要求人们以连贯的互动的眼光看待事物，注重事物的整体性，从整体利益出发保护生态环境，因为环境是每个人的生存条件，每个人都是环境的一分子，破坏了环境实际上就是毁灭了自己，保护环境、尊重自然、和谐共生就是爱护人类自身。

    后现代和平共生意识，强调人类生活的基本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人类能够从原始物种生存下来并发展到今天，而未像其他物种那样灭绝，依赖的是和平、和谐、合作和共生关系，这种和平、和谐、合作和共生的关系是事物存在的本质基础。由于和平、合作的力量超过了竞争、敌对的力量，人类的文明、文化才能够被继承和发展，因此和平、和谐、合作比竞争、敌对更重要，合作是事物存在的基础，竞争是事物的派生，应从属于合作。

    后现代和平共生意识作为一种实践取向，力图引导人们发现和感受合作性、互助性、非强制性的和谐共生关系，批判了那种把暴力视做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的做法，对于人们客观认识人类自身，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及其他物种的关系，无疑具有现实意义。当然，后现代和平共生意识也深知当代世界“罪恶的力量无处不在”，“而现代范式又对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如此，后现代和谐共生意识，通过强调生态主义的和谐关系，使人们认识到人的本质并非掠夺与占有，人的价值实现不仅仅是占有价值，还有奉献价值、成就价值、创造价值和自我实现价值。人的价值世界是多元的，而最主要的价值是创造性价值和奉献价值。由于人是创造性的存在物和合作的主体，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体现了这种能量，创造与合作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面。人们通过自己的创造，把爱奉献给他人，并在奉献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任务就是创造这种意识，并使之成为人们的自觉意识，“在这种意识中，对于个人、社会和国家的生活来说，对自我实现和贡献性价值的体验，被视为同合理地享受必要的接受性价值的需要一样，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后现代和平共生意识，倡导建立和谐平等的世界新秩序，妥善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等关系，以消除野蛮竞争、敌对和流血，人们和万物众生才会享有和谐清静的生活。为达此和平之境，当务之急是把各种力量联合起来，建立一种让当代人，尤其是正在成长的一代人学会怎样做人、如何处事、树立和谐的世界观——一种用以规范个人、社区、国家及国际关系的新伦理学。在此，真理问题和行动问题是密不可分的，把后现代的全球意识付诸实践将使人们更接近真理。如果这种努力获得了成功，便可扭转现代性的掠夺性和导致战争的趋势。格里芬确信，后现代的全球意识能够成为一种范式，因为后现代主义发现了如下事实：“我们的宇宙观、世界观必然决定着我们的伦理观和生活方式。正如卡尔.贝克尔所说：‘人类的心灵中永远跳动着渴求普遍和谐的愿望。’”在格里芬看来，后现代范式的确立并非空谈，笛卡尔、牛顿等人的实体思想能够成为现代范式的基础，那么后现代范式不仅不会落空，反而必将把几代人带入后现代世界：在这个世界没有纵列性的等级强制性关系，只有并列性的和谐关系，一切都是平等的和共生的；人们不再把自然当做掠夺和践踏的对象；不再相信上帝是外在的力量本质；不再相信唯有金钱才能满足人的愿望；不再崇信只有现代性的“唯一绝对正确的方法”；不再认为个人或群体利益可以脱离其他所有人的利益而获得；所有这一切都有待于当代人的共同努力，并在摒弃现代世界观和现代范式中加以建构，把彻底的和平主义、彻底的生态主义变为现实。

    （二）后现代和平观的实践取向

    （1）建构幸福的同一性。幸福是人类生活的健康目标，追求幸福生活是每个人的权利，是人类本应具有的同一性。然而由于现代性的膨胀和拜金主义的侵蚀，人们的幸福观被金钱和魔鬼所障闭，误以为经济的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就能够解决幸福问题，这个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得到解决，因为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理论，从哲学层面提出了人类幸福的同一性问题，把幸福、自由和反对制造痛苦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提出幸福的同一性，是一种无等级、无歧视、无敌对、无谎言、无不和谐的人类幸福价值关系，每一个人都充分享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没有理由接受无谓的痛苦，而有充分的理由反对一切蓄意制造痛苦和苦难的行为”，不听信任何谎言，并敢于揭穿骗局。这样，后现代人便可获幸福与自由同一性的空间。

    （2）建构未来与现在的同一性。“未来即是现在，行动就是目的。”这是后现代主义汲取美国实用主义的一大特征，也是后现代理论改造西方现代性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取向。按照后现代理论家的思路，后现代理论所构想的未来，主张把现在和未来统一起来，因为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并没有给人类提供一个美好的未来，人类的未来幸福遥不可期，必须与现在统一起来，不要把资本主义的文明当做幸福的未来，这种盲目的乐观主义是自欺欺人的幼稚幻想，认为幸福的未来已经成为现实的观点荒诞不经。只有把未来与现在统一起来，积极改造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的弊端，才能真正获得未来的幸福。未来就是现在，放弃现在不可能走向未来，因此人类只有在自主的领域彻底放弃贪欲、敌对、奢妄，才能通向幸福的未来，直至最后取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旧秩序。后现代人应据此而行动，以行动改变世界。行动就是目的，用行动迎接现在和未来的挑战，在行动中成为主人，成为负有责任的道德主体。改变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弊端，必须靠人类自身。

    （3）建构男女平权主义。在西方长达两千年的文明史中，“男性中心论”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历史被视为男人的“历史”，而不是女人的历史， 现代性进一步膨胀了这一观念。尼采所说的“超人”并不包括女人，他的名言是“你要到女人身边吗？请别忘了带鞭子！”男权专制的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反对男权专制，维护妇女权益，是后现代同一性的重要特征。事实上，女性在人类的文化建设、道德建设和文明的传承及历史的进步中，承担着一种不可缺少的创造性角色，在同一性、多样性的后现代社会“妇女在这方面的作用尤为重要”。建构男女平权主义是实现社会公正、价值公正、分配公正、机会均等的基础，然而人类有史以来的文明，包括现代文明并没有建立这样的基础，西方社会的不公正性无处不见，人与人的关系在表面和谐的背后隐藏着相互倾轧和敌对，如萨特所说：“他人是地狱。”男女平权主义是后现代精神的理想追求。

    总之，后现代的同一性主张人人平等、追求幸福、反对专制、抗议暴政、主张多元、反对一元，倡导整体关系的和谐与统一，反对极端主义和制造痛苦；主张“自由”是整体关系的自由，未来即是现在，行动则是目的，二者统一在现在的行动中。客观地说，后现代的同一性接纳了现代性的整体性，但不是简单的挪用，而是去掉了现代性的专制主义或集权主义以及二元对立的等级统治秩序和绝对化的思想观念。这说明，后现代主义发展哲学不是不要同一性和整体性，它需要的是整体关系的和谐的同一性，而现代性的同一性恰恰排斥了这一点，后现代主义发展哲学则要补上这一点，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如福尔柯所说：“走向后现代世界的过程需要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形式在我们的生活和关于无限未来的意识中彼此共存、相互渗透。”

    后现代和平观通过对本质主义的现代世界观和现代范式的反思与批判，力图使人们重新认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经济、人与文化、人与宗教、人与人、局部与整体等方面的关系，从而建立后现代和平主义的世界观。后现代和平观对人类和平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对于推进人类的和平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和平是当代世界的一大主题，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前提，如果这一基础坍塌了，前提消失了，那么生存与发展将不复存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在确立了和平范式后，对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后现代发展观。

    （三）可持续发展意识

    在后现代发展观中，后现代发展的动力、人的定力和内省问题是他们关注的焦点。按照他们的观点，后现代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既要依赖于人类的首创精神，又要顺应自然和历史发展的趋势。不能照搬现代性的模式，所谓“人定胜天”，应改写为“人定顺天”， 人应当有自己的哲学定力，需要深入思考“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基本问题”，这种思考理应顺应天时，尊重自然和历史发展的规律。后现代发展观强调，哲学中包括的人与文化、人与自然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不能不关注发展的动力、人的定力和内省问题，要把动力、定力和内省问题统一在可持续发展的哲学中加以深入研究，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建构可持续发展的后现代社会。

    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可持续发展蓝图的绘制，保持了一种清醒的认识，因为解决问题的难点，实际上不仅来自传统的形而上学和现代性的影响，还存在着后现代主义自身之中的内在矛盾。面对这种困境，如果“一味地去从事反现代主义（antimodernism）的事业，那么无论这项事业有多大的价值，我们都会失去同当前这个时代所拥有的、影响人或公众生活的一组最强大的解放能量的联系”。因此，发展对后现代主义哲学而言，不仅是哲学由内向外看“发展如何”，还包括自身的发展和内省。这种双重维度的后现代发展观，力图把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合理成分”集于一身，并摒弃其“不合理要素”，来展现未来发展前景。

    后现代发展观力图通过对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自身思想的扬弃，来建构后现代世界，扭转当代世界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现代性的错误在后现代发展观看来，同强制性有关，主要表现在强制性划分边界、种族、宗教、意识形态、语言、文明区域等方面。而后现代发展观则试图用整体性、非等级性观念来“重新发明”现实，设计一个和谐、理想的世界秩序，而这一秩序不再具有集权性和强制性。用后现代主义发展哲学家里查.A.福尔柯的话说，即后现代的同一性（identity）。后现代的同一性是由与他人以及与自然的深切统一感组合而成的，同时也是由自由感和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感组成的，它拒绝无条件地接受任何外在的权威作为真理之源泉。后现代的这一品性在福尔柯看来，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耶稣、佛陀，甚至追溯到圣弗兰西斯等精神导师的思想库中，由于权利、金钱和消费主义的结合，人的灵魂、智慧、理想被魔鬼侵吞，成了物质至上主义的奴隶和魔鬼的帮凶。

    后现代发展观认为，人类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都必须以有机整体性为基础，离开了有机整体性，人就变成了孤独、焦虑的人，科学、技术必然成为专制主义统治世界和奴役人的工具，有机整体的世界被割裂，形成碎片。如果不认清这一点，世界最终将以一种毁灭的方式报复人类和人类拥有的科学。有机整体性是后现代发展哲学的重要观念，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人类应把自身看做是整个世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的一分子，而不是这个世界的唯一主宰或自然界的主宰。主宰的观念实质上就是分裂的和敌对的观念，而这一观念同物理学一直奉行的“分离秩序论”有关。分离秩序论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点构成的，秩序是粒子的秩序，其运动方式是机械的。照相机就是机械论的工具，它给人们提供一种经验，力图使人们理解秩序、宇宙无非是分离的点状状态。后现代发展观认为，现代分离秩序论把不连续的物体当做首要的实在，把有机体（包括心灵）及其运动看做第二位的现象，这种秩序论是通过最基本的粒子单位（局部）来理解整体。这是现代科学和哲学的立足点，因而它们把真正的整体性掩盖在分离性中，用个性代替整体性，从而导致了个性的极端膨胀。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个人主义、专制主义都同这种分离的秩序论有关。后现代秩序论根据全息摄影（holograph）理论，把有机整体性看做是第一位的。有机整体性包含个别性和局部性，整个宇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主动地包含它的每一个部分，而每一个部分则成为整体中的同一体。大卫. 伯姆指出，后现代整体性观念有助于人们改变现代性的判断性思维所导致的“无序的、不协调的和毁灭性的行为”。

    后现代发展观认为，建构一种有机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将给人类带来一个不同的现实世界，它是有序的、和谐的和充满创造性活力的世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结束断裂性思维，消除科学与道德的分离、价值与事实的分离、经济发展与整个自然界生态平衡的分离。要彻底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以有机整体性为基础，重新认识宇宙、自然、人和文化的有机整体性关系。如后现代发展观所说：“万物都是通过相互的包含而彼此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个世界，无论是社会还是自然界，显然也是通过我们意识中的包含性与我们的思维过程有着内在联系的。因为我们的思维的内容正是我们所感知和认识的世界（也包括我们自己）。这些内容不仅仅是我们的表象， 而且还是为我们提供了我们生活中全部意义的源泉。事实上，离开了包含于我们身上的自然世界和社会，便无法想象生活对于我们的意义。”②

    ①② 大卫·伯恩. 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 J］. 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 The Reenchantment of Science），王治河、格里芬主编，马季芳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P. 85。

    后现代发展观用有机整体性来认识整个世界，把主观精神世界、客观物质世界和客观精神世界（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包括哲学、神学、科学、史学、文学、技术等）的全部内容纳入有机整体性的范畴中，使三个世界的一切成分都成为相互联系而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从而建立和谐发展的世界新秩序。这个秩序的确立意味着人类必须改变那种只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而机械地操纵这个世界的妄念，意味着人的一切行动都不再仅仅属于自己，自己只是整体性秩序中的一部分。如果脱离了它你自己就不完整，这个世界也不完整，所有的不完整将把世界变成碎片，苦难、危机和毁灭则成了人类永远无法挣脱的“轮回”。后现代有机整体性发展观力图扭转当今世界四分五裂的危机状态，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重构人类失去的宇宙之根、地球之根、自然之根以及人类谋求和谐发展的生命之根，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在有机整体性中生成与发展。

    （四）后现代发展观的实践取向

    后现代发展观在强调后现代同一性、有机整体性的同时，也倡导后现代的多元性。后现代的多元性是非暴力的、富于斗争的、男女平权性的、跨越边界的、大众化的并受一切合理性智能启迪的，以维护人类社会朝着健康方面发展的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运动。目前它处于现代主义的边缘，主要表现为自发地反对暴力、反腐败官僚体制、反中心化技术、反等级制、反父权制、反漠视生态意志。具体来说具有如下特点：

    （1）多元化运动。多元化的实践运动主要包括绿色和平运动、女权运动、反种族歧视等等。它们呼吁保护生态环境而反对建立核电站；主张性别平等而反对男权专制；倡导维护人的生存权、包括土著人的利益，反对以各种名义对人的迫害和对人格的践踏；倡导技术温和软能量（softenergy），反对技术至上主义和暴政统治。它们既不满于现代性给世界带来的苦难，也不满于现代政治机制的腐败，力图以多元化的社会实践来改变当今世界的面貌。

    （2）民主化运动。后现代发展观的民主化的实践取向，是通过对合法性问题提出质疑而开展的社会民主化运动。后现代不相信通过杜撰一种抽象的社会契约，民众就能真正获得民主权益，它们要求西方国家进行民主化改革，建立和谐的民主化程序，以保证人民能够接近政府。政府必须对滥用国家权力的行为负责，严惩一切腐败行为。后现代民主化运动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但争取民众主权则是它们的共同主张和要求。

    （3）跨国献爱心运动。由于旧的世界秩序的不平等和全球自然灾难的时有发生，南北之间、东西之间贫富差距悬殊，使一个国家难以应对灾难性的全球问题。依照后现代发展观的实践取向，通过开展跨国献爱心运动，来影响和改变旧的世界秩序，给饱受灾难的全球公民以生存权，建立全球和谐新秩序。开展跨国献爱心运动、跨国救济运动，是通过非官方的外交渠道为赈济全球饥荒或灾害而举办的各种义演和募捐活动，以表达跨种族、跨民族、跨国家、无国界的献爱心运动。

    （4）维护传播信息的真实性。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是信息的价值。由于西方的党派之争往往把信息弄得面目全非，甚至歪曲了事实，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官方信息失去了民众信任。因此，维护跨国信息传播的真实性的实践运动，不仅受到了后现代理论实践者的重视，还受到了西方民众的欢迎，他们拥护建立跨国信息传播机构，以澄清事实，揭穿骗局，他们把大赦国际和瑞典国际和平研究所视为提供真实性跨国信息的成功典范。

    （5）维护国际人权运动。国际人权标准和纽伦堡公约是建立这一新秩序的法律依据，公民可以依照“标准”和“公约”来反对腐败政府，主张政府官员不得在责任方面享有豁免权，全球公民有权对剥夺人权的行为、擅自动用核武器的行为、武装干涉的行为进行法律评判。“永久人民法庭”依照宪章——《民族权利阿尔及尔宣言》（The Algiers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Peoples）对政府的错误作出裁定。

    后现代发展观的实践取向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存在的内在矛盾和危机，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并没有解决人的问题。上述特点在后现代发展哲学家看来，是走向后现代同一性、整体性轴心时代（axial age）不可逾越的初始阶段。在这个阶段，后现代多元化运动、民主化运动、跨国献爱心运动等实践活动，尝试建构未来后现代的有序社会，从而表现了极大的创造性能量。这同现代性依赖于暴力或武力来解决问题的方法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现代性的独裁能量无法拯救当代四分五裂的世界。大卫.伯姆说：“如果我们想通过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得到拯救的话，就必须进行一切真正有创造力的全新的运动，一种最终在整个社会和全体个人意识中建立一种新秩序运动。这种秩序将与现代秩序有天壤之别，就如同现代秩序与中世纪秩序有天壤之别一样。我们不可能退回到前现代秩序中去，我们必须在现代世界彻底自我毁灭和人们无能为力之前建立起一个后现代世界。”

    后现代发展观力图把后现代同一性、整体性同后现代多样性或多元性协调起来，统一在他们所理解的辩证法中，以避免“在当前的历史背景下，由于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人们有着不同的紧迫感，其中任何一种都可能导致几种不同努力方向之间的对抗”。为此，后现代发展观反对虚假的后现代主义，认为虚假的后现代主义把同一性与多元性对立起来，只强调多元而否定同一，这种做法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福尔柯指出：“如果能很好地意识到我们作为一个人类所具有的（与自然环境的）一体性和独特性，把多样性看做一种资源，用这种意识去培养它，那么处于关心焦点的全球生态就能得到更好的维护；有必要用辨证的眼光看待整体性和多样性之间的相互关系，把它们看成是积极的因素。”后现代发展观，旨在把整体性与多元性统一起来，使整体性包含多元性，整体性不再是排斥他物的整体性，多元性也不再成为同一性的对立面，而是整体性自身之内的多样性。这样，后现代发展观便扬弃了黑格尔的“一与多”的范畴论。黑格尔认为，“一”就是排斥他物之物，即除了自身之外别无他物，是一种在自身之外便没有外在于自己的东西。后现代发展观把同一性、整体性中的“一”看做自身和他物两个环节的同一，因而“一”便包含了“多”，“多”也不是排斥“一”而存在的东西。“一与多”不是相互排斥而是同一。后现代发展观从整体主义的立场出发，否定了黑格尔的“一与多”的相互排斥论，同时后现代发展观也吸收了黑格尔的“多数之一”论。在此，“多数之一”仍然没有超出“一”自身，本质上即是吸引。可见“一”之自身的同一性，即是一种自身与自身的关系。

    后现代发展观把同一性、整体性与多元性统一起来，从而使后现代发展哲学具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性、宏阔的包融性和整体发展主义的规范性，为合理地批判现代性、克服后现代主义哲学自身的理论缺陷以及建构后现代社会新秩序，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后现代发展观的同一性、整体性，排除了现代性的绝对的同一性。对此，福尔柯指出：“现代主义政治作为一种维护现状的做法，无论它如何行之有效，它都无助于我们去取代分裂、技术主义、暴力和国家主义这些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灾难性威胁的东西。问题的关键在于到底是去勉强维持现代主义，还是从后现代的可能性出发去改变它。”无疑，后现代主义力图全面取代现代主义，并用后现代发展的精神设计一个未来社会的秩序，但这个统一体的秩序不再依赖于一神教、集权制、等级制、父权制来维持世界的一致性，而是依赖于后现代的整体性和多元性的同一性。对此，后现代发展哲学家充满了信心，“后现代精神的曙光将从一条完全不同的地平线升起；技术能量弥漫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神圣宇宙之中，与此相联系，政治生活将女性主义化，它将从相互关系之中而非从统治和破坏的能力之中，从尘世的能量中而非从天国的能量中汲取力量”。

    （五）值得思考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发展哲学所建构的后现代和平观和发展观对于人们从整体上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个体发展与整体和谐的关系、多元性与同一性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也是国际社会的两个根本的问题，后现代主义的全球意识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与阐发，丰富了当代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理论，对推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具有积极意义，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并反映了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利益的合理愿望。

    一是对强权主义的批判。后现代和平观与发展观及其实际趋向，从根本上看，是反对强权主义，因为强权主义是影响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强权主义表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是超级大国所奉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意志，它们凭借自己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对别的国家进行内政干涉、武装入侵和经济封锁，人类的和平与发展由此受到严重的威胁。后现代和平观和发展观通过理论阐发和实践运动，积极倡导建立国际新秩序，建构一个平等和谐的后现代国际新秩序，用以抵制霸权主义和强权主义。后现代国际新秩序坚持以平等为原则，处理国际事务。提出反对大国垄断，尽快结束军备竞赛，真正实现全球安全；主张消灭饥饿，救济难民；严格控制威胁全球安全的技术滥用，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能源，把经济增长的副作用降到最低，逐步形成人类在政治、伦理、道德上的和谐、共生、平等、互惠关系，从而保障人类的公平的权利。应当说，这种反强权主义的观念，表达了人类希望和平与发展的共同宿愿，对于推动国际秩序的民主化、公正化、合理化具有积极意义。

    二是对男权专制主义的批判。男权专制主义也是影响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构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哲学层面看，对男权专制主义的批判，实质上是对阳性逻各斯中心主义（antiphallogocentrism）或阳性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的批判。在这点上，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女权主义成为盟友。西方女权主义认为，从古希腊到今天，男权始终主宰着文化，统辖着有关人类世界的解释权、说明权和意义的阐释权，而女人被看做附庸。这是个不平等的世界，是人类的不平等。无论后现代主义，还是女权主义，虽然各自的主张不同，对男权专制主义的批判，则是他们的共同点。

    后现代主义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倡导男女平权主义，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实现男性与女性平等，维护妇女权益。在这一点上，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可谓殊途同归。我们也应注意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也存在着一种绝对化的倾向，一些西方女权主义者在颠覆男权专制主义的同时，把男人或男性也颠覆了，认为男女之别是整个社会妇女受歧视的根源，因而把一切男人“都推到了运动的对立面，试图建构一个只有女性而没有男性的世界”，这种颠倒二元论的做法，仍然是形而上学二元论的翻版。后现代主义和极端女权主义的区别在于，后现代主义把矛头指向的是整个强权意志、男权专制主义和妇女被压迫、歧视的等级制度，而不是男性。它主张男女平权，男女平权是人类社会建立平等的基础，而不是用女权取代男权。后现代主义站在批判男权专制主义和建立男女平权主义的立场上，需要同女权主义携手合作。如后现代主义发展哲学家所指出的：“如果缺乏同女权主义事业的密切合作，目前朝向后现代范式的运动必将夭折，恰似在文艺复兴的早期阶段由泛神论、炼丹术和巫术的传统提出的现代性的替代物所遭受的一样。因为由父权制家庭和文化环境所孕育的二元论以及分离性的自我，最终都不能体现为一种非二元论的、关系性的存在方式，并使之得到发扬光大。”后现代和平观与发展观在反强权主义的总目标下，对男权专制主义的批判，同女权主义中的那种绝对化的倾向有分歧。二者只有真正联手，把矛头指向那个既压迫女人也压迫男人的社会制度，男性和女性才能获得真正的平等，人类才能获得解放和进步。

    三是建构有机整体主义。后现代和平观与发展观的核心思想是建设性的有机整体主义的。对当代全球问题的处理，它要求人们以整体性为基础，从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和谐关系的立场出发，着手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难题。在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建设性的有机整体主义强调，人类必须改变对自然界的傲慢态度，放弃强权主义的范式，抛弃人是自然界主宰的妄念。警惕人类毫无节制地开发和利用自然界的行为，应当树立有机整体主义和共生观念，学会尊重自然，学会用全球的眼光处理当代事物，正确处理人类的共同利益和自然界共生的利益关系，这种关系应高于一切个人的、团体的、集团的局部利益关系，因而建立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建设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方向。由于过去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和资源危机，最终也影响了人类的和谐、健康的发展。后现代和平观与发展观呼吁人们通过各国政府和公民的共同努力，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这对于深入思考人类的未来、民族的发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以及整个世界的和谐发展，都具有全球意义。恩格斯曾告诫：“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它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人类应当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树立整体性的观念，尊重自然界本身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对改造自然和发展生产所带来的负效应必须加以治理和严格控制。否则，人类从自然那里获得的一切有利于人类的东西将会丧失，甚至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将不复存在。因此，人类应当与自然界建立一种全面的有机整体主义的和谐关系。他们认为只要人们不断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反思过去，面向未来，树立地球村公民意识、环境生态意识、伦理道德意识、当代全球意识、相互依存与平等发展意识，建构和谐世界就不是乌托邦的幻想。这种有机整体主义的后现代观念，关于全球问题的思考，对于人们深刻认识主体与客体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局部与整体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后现代和平观与发展观反映了当代西方的社会矛盾和全球突出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它存在的理论缺陷。

    一是存在着忽视斗争性的统一性问题。后现代和平观与发展观，提出了“世界统一于和谐”的命题，对建构当代和谐世界，反对强权意志、霸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以及重新认识人与自然、与生态等方面的关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发性，但对当代世界怎样统一于和谐这个问题，后现代和平观与发展观并没有作出真正的说明。“统一于和谐”这个概念的内涵模糊不清，也缺乏明确的规定性。我们认为，在现阶段把“和谐”作为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存在着理想化的倾向，因为世界是否和谐，不取决于一种命题、一种口号或者一次学术盛会，而取决于当代世界突出的尖锐问题得到了怎样的解决和解决的程度。“世界统一于和谐”命题的提出，在主观愿望上不能说没有积极意义，问题的关键是，空想不仅不能解决当代世界的尖锐问题，而且也掩盖了无法回避的矛盾性。要对世界统一性问题作出科学的论证，只有尊重对立统一的规律，坚持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法则，世界统一于和谐才能实现。因为人类的和平和发展的事业既艰难又曲折，不是靠简单的“和谐的统一性”获得的，而是依赖于既斗争又统一、既统一又斗争的辩证法获得的。没有斗争性就没有统一性，统一性只能以差别和独立为前提，是包含着差别和对立的具体的统一，因而统一性必然为斗争性所制约。矛盾的斗争性不仅在不同的事物中有不同的情况，而且在同一矛盾的发展和展开过程中也不尽相同。如某一具体的矛盾一经产生，往往要经过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在矛盾产生的初期，矛盾双方就已经存在着差异，但它们对立的性质还处在萌芽状态。随着差异的深化，原来包含的对立明朗化，并得到充分的发展，最后达到矛盾的解决，旧矛盾让位于新矛盾。换言之，贯穿其中的斗争性总有一个由隐到显的激化过程，由此产生解决矛盾的必要和可能，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规律。从历史和现实看，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始终存在着矛盾的斗争性，无论是不同矛盾的不同斗争形式，或同一矛盾的不同斗争状况，都是矛盾斗争性的差别问题，绝不是矛盾斗争性的有无问题。任何矛盾发展的任何阶段，都包含着不同性质的因素和趋势，因而它们之间必定以不同的形式相互排斥着。正是对立的相互排斥使它们处于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中，相互排斥一旦停止，它们相互依存的同一性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不能把矛盾斗争形式或阶段的差异性，同矛盾斗争的有无混同起来。人类只有坚持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法，才能赢得真正的和平与发展。后现代和平观和发展观对斗争性的忽略，难以真正实现“世界统一于和谐”的愿望，人类的和平和发展事业不经过斗争和反复的斗争，就不会实现，忘记了这一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有害的。

    二是存在着绝对化的倾向问题。后现代和平观与发展观在对待现代性的问题上，把当代世界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地区性的战争以及西方诸多的社会问题，全部归因于它，显然有失公允。我们认为，只有把现代性的合理性同其局限性区分开，才能客观评价现代性，汲取它的合理成分，抛弃它的错误倾向。客观地说，没有现代性，西方社会只能停留在封建时期，西方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根本无从谈起。现代性实际上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当然，现代性范式中的科学沙文主义、权威主义、教条主义、男权专制主义、单纯的经济观点等等都是片面的，但不应全盘否定现代性。因此，只有区分现代性的合理成分和错误倾向，才能真正汲取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如果把现代性的成就和现代性范式中的牛顿、达尔文、笛卡儿、康德、黑格尔等无数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贡献全部否定了，这就重复了现代性中的绝对化的错误了。后现代和平观与发展观把当代全球问题，包括环境恶化、生态失衡、全球变暖等一系列问题，全部归因于现代性经济的观点，也不足取。我们认为，发展经济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由发展经济而产生的环境问题，不单是发展经济造成的，而且是社会性质的问题，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社会条件、自然条件、价值取向等方面紧密相联。西方现代化的社会化大生产、跨国生产所带来的全球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是跨国资本主义和经济无政府主义的恶果。对这个问题，后现代和平观与发展观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人类既然不可能回到原始社会，那么合理的选择是，以积极的态度通过改造人类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条件，创造一个既有利于经济发展，又能避免生态失衡的社会机制，从而保护经济的稳定增长，又能避免生态遭到破坏。后现代主义在处理这两个关系的问题上，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人类应当与自然建立一种和谐共生关系，问题是和谐并不意味着消极地适应自然，人类应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治理环境，摆脱困境。我们认为，把科学技术的应用与保护生态环境统一起来，才能避免顾此失彼；把发展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改造，同提高人的素质统一结合起来，才能造福社会和人自身。

    §§§附录 全球化背景中的后现代理论术语解读及对策

    一、全球化语境中的后现代理论术语解读

    全球化是当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向全球渗透西方文明的新的表现形态，这种文明形态既不同于18世纪工业革命所产生的国家资本主义，也不同于19世纪末的垄断帝国主义，而是跨国资本主义或杰姆逊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而后现代主义则是晚期资本主义的逻辑。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中理解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它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反省，对当代人类生存状况中所面临的共同难题，提出了怎样的问题和认识，值得深入研究。本章设想把焦点集中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后现代术语解读及对策两个方面，并结合我国学界对后现代学术作品的误读现象加以讨论。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当代全球化以来最为复杂而极具影响力的思潮之一。由于后现代问题与范畴的诸种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其认识的客观性和全面性，由此导致了误读（misreading）的现象，其表现是在解读、译介后现代学术作品中的理论术语的误读问题。

    （一）différance

    différance后现代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理论的重要术语，其含义十分晦涩。目前，国内学界解读的汉译有两种：一是“分延”，二是“延异”。另外，有的学者认为，该词纯属自造，无法翻译。无法翻译的观点在此无讨论的必要，而“分延”、“延异”确存在着值得商榷之处。

    从词源上看，différance是从différence演变而来。两者虽差一字母，读音则相同。英文difference和法语différence都源于拉丁文differre。differre包含两层意义：一是不同、相异；二是推迟、迟延、延期。而英文difference和法文différence只包含了拉丁文differre中的第一层含义，即差别、区别、不同，并没有包含第二层含义。德里达的différance与difference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包含了拉丁文differre的双重意义。difference作为哲学术语曾出现在尼采、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和索绪尔的著作中。他们在考察意义体系中，主要用来指差异、区分和划分，属于拉丁文differre的第一层含义。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了任意原则和差异原则，其中差异原则是指：能指（singnifier）与所指（singnified）之间的联结是任意的，不仅如此，每个符号都是由无限延续的符号的差异构成的。德里达一方面改造了现代哲学家们的现代用法，另一方面继承了拉丁文differre的传统用法，赋予différance双重使命——差异与延宕。前者指符号、文本在空间上的不同性，即符号、文本都是在与别的符号、文本不同的情况下方得以出场。后者指符号意义的迟到性或滞后性，即一个符号只有在其所指的事物不在场的情况下才称其为符号。符号的使用将使所指的出场遭到拖延。德里达认为，语言就是différance（差异与延宕）的无止境的游戏，得不出终极结论。他说：“différance是各种因素相互关联的差异，是差异、踪印和间离体系的游戏。”可见différance突出的是后现代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德里达用differance力图说明“书写”并不是“言语”的模仿，而是言语自身之内的书写，这一点充分体现了德里达解构二元论的游戏方略。他认为，differance是语言运动的基础，语言运动既是差异性运动，又是拖延所指出场时间的运动。语言运动的双重性，使语言运动本身如同“游戏”（play）运动一样，具有极大的开放性。作为游戏的differance既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声音，也不属于普通意义上的书写，它“处于言语与书写之间”。对于difference这种特殊用法和双重话语观念，在翻译上，既不能简单地套用英文或法文词典中的汉译，也不能忽略了difference的起源——differre。虽然“分延”说明了“区分”与“拖延”的双重含义，但“分延”中的“分”无法体现不确定性的特征。“延异”虽说符合differance中的意义的延宕性，却未能突出differ的首要性。如果把“延异”译为“异延”，既符合德里达的双重话语游戏方略，又符合源于拉丁文differre的双重含义，从而突出了后现代语言运动的不确定性。

    （二）paradox

    paradox是西方哲学的重要术语。近年来频频出现在后现代理论著作中，我国学界将其解读为“悖谬”或“谬论”等。本书paradox应解读为“悖论”。事实上，paradox主要指一种境况：从一些被普遍接受为真的前提出发，通过有效的演绎论证导致有明显矛盾或与别的被普遍接受的信念相冲突的结论。paradox历来受到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的特别关注，其中一些在数学基础历史的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最古老的悖论是“说谎者悖论”（liar paradox）：一位克里特岛人埃庇米尼德斯声称“所有克里特岛人都说谎”。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其中必有一种情况为真，如果真的是所有的克里特岛人也包括埃庇米尼德斯都说谎，那么无论认为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都会导致矛盾。可见paradox 主要指矛盾的状况或导致矛盾的结论。此外，还有逻辑悖论（logical paradoxes）、语义悖论（semantic paradoxes）、芝诺悖论（Zeno’s paradoxes）等，仅在逻辑悖论中就有著名的康托尔悖论（Cantor’s paradox）、布拉里——福蒂悖论（BuraliForti’s paradox）和罗素悖论（Russell’s paradox）。罗素悖论在类型（Class）论和数学基础中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安东尼.弗卢（Antony Flew）在《哲学辞典》（A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类”词条中指出：“‘类’、‘集合’、‘对象的聚合体’、‘外延’等术语，几乎是可以互相交换的，直到发现罗素悖论为止，并未在他们之间做过任何明确的区分。”可见paradox并非毫无积极意义，因此我们不能把paradox简单的等同于fallacy（谬论、谬误）。

    后现代理论中的paradox，主要指当代西方社会状况和人的生存状况的矛盾性，即一切都是有条件的产物，人是有条件的产物，人的超越性不能超越自然环境和资源的有限性及客观规律性，科学技术是双刃剑。利奥塔的悖论推理，主要是针对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专制主义、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他认为，在哲学问题上根本无法用“以一驭万”的观念去认识和说明一切，因为千变万化的世界不是由一种元素构成的，而是由多种元素构成的，用单一性的标准去裁定万事万物，势必扼杀了事物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因此，他主张以维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规则理论”来建立多元理论话语的语用学，以此保证各种理论学说之间的自由竞争。这种主张不同范式相互竞争的观念，比以往那种固守单一的规范性更能解释和说明不确定性、突变性和非连续性等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与此相应，库恩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罗蒂的启迪（edification）哲学、德里达的悖论双重话语等，都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西方传统哲学的绝对化观念，包括经验概念和思想概念，同改革开放、和平与发展的当代主题已格格不入。只有承认悖论，认同差异，才能实现话语交流。总之，后现代理论作品中的paradox并无“谬误”（fallacy）之意，如果将其汉译为“悖论”或许更符合后现代的理论内涵。

    （三）simulacrum

    simulacrum是后现代文化理论的重要术语，其内涵具有多重性。中国学界（包括港台学界）主要有三种解读（汉译）——类象、拟象和仿象。应当说这三种汉译都突出了simulacrum的复制性特征，其中“拟象”和“仿象”还表明了它的模拟性特征。simulacrum除上述两个特征外，实际上它还存在着被翻译者们忽略了的第三个特征——“伪物”性。

    从词源上看，simulacrum由拉丁文simulācrum发展而来，simulācrum由simulāre衍生，源于simulis。simulis主要的含义为same（同）和similar（相似的东西）。发展到simulācrum已具有多重含义：copy（摹本、复制品、抄袭、模仿）、imitation（仿造物、仿制品、冒牌货）、similitude（类似、相似）、simulation（冒充）等。可见simulacrum在本源的意义上就存在着“伪”性特征。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点，就很难客观而全面地理解后现代文化理论的内涵和意义。

    后现代文化理论中的simulacrum指涉了两种值得我们深思的境况：一是文化产品的复制、二是食品的复制。就前者而言，书籍、报刊、电影、激光盘、影碟、广告、商标等等，都具有极强的复制性。文化的复制性既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资本主义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导致其精神生产愈来愈被商品化逻辑渗透的结果。在当代西方社会，运用高技术手段大量生产复制品，文化艺术像工业流水线那样可以批量地生产，生产者实质把创作过程变成了机械的操作过程，文化艺术大师被技术大师所取代。由于文化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复制品在文化、艺术等领域已无处不在。它结束了美、艺术的独立性、神圣性和原作的独一无二性，使一切东西都能够被及时地复制并向四面八方传播。人们无法分辨真品与赝品（simulacrum），冒牌货（simulacrum）占领了市场。就后者而言，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已在不知不觉中食用复制食品，如用廉价的橡皮鱼通过技术处理可以复制成从味、色、形到口感与真正的名贵鱼完全相同的食品。如果说此类的复制食品人们在消费中可以避免的话，那么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则无法避免食用由“催长素”生产的“鸡”、“鸭”、“鱼”、“牛”、“猪”、“麦”、“稻”、“蔬菜”等仿天然的复制品。在此，复制食品与绿色食品的界线消失了，各种各样的冒牌货（simulacrum）终于把人们围困起来，当人们呐喊着要驱散它时，却已无能为力。当今，与其说人们食用的是“鸡蛋”，不如说人们服用的是“符号”和“元素”。这种符号表征“来自于符号与现实对等的原则……来源于作为所有指涉复归与死亡的宣判”。

    无论是文化艺术复制，还是食品复制，都不具有真正的本源价值，都是价值的颠倒。从一定的意义上说，simulacrum所蕴涵的复制性、模拟性、伪劣性和欺骗性，实际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在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非人性化（depersonalization）和反自然化（antinaturalization）的问题。本雅明的“复制”理论、杰姆逊的“距离感消失”、波德里亚德的“仿像”说等，恰恰是针对这个问题而提出的，他们揭示了潜抑在资本主义统治秩序中人的精神困境和非自然化的生存困境，反映了高度商品化和技术化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深刻危机，说明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并没有真正解决人的问题，用纽曼的话说：“所有的人都腰缠万贯，但所有的人都一无所有。”技术复制一旦失去了控制，不仅意味着艺术作品“独一无二”性的消失，艺术价值与艺术功能的颠倒，还意味着它对消费者的奴役、对人生命的摧残、对自然的践踏。如马克思所说：“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因此，针对simulacrum的多重特征，该词可译为“仿真”或“冒牌货”或“伪物”，既适合汉语读者的理解，又符合后现代的理论内涵，同时也能够说明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遇不到的商品伪劣性，以及后现代理论家们对现代性的反思精神。

    （四）deconstruction

    deconstruction是后现代解构主义的重要术语。国内学界主要有两种解读（汉译）：一是 “消解”，二是 “解构”。这两种汉译虽无不妥之处，但仍不能反映解构主义的思想内涵和价值精神。“消解”和“解构”虽然看到了解构主义的批判性，却忽视了它的建构性。目前国内学术界已形成了把deconstructivist、deconstructionism分别译为“解构主义者”、“解构主义”的约定，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

    从词源上看，deconstruction从construction发展而来，construction主要有建设、建造、结构、解释等含义。de和construction的结合，就德里达的用法而言，源于海德格尔的Destruktion。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用它解析传统的存在论，主要有清理、分析、揭示、重还等意义。德里达一方面继承了海德格尔的Destruktion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性，另一方面洞悉了海德格尔对在场形而上学批判的不彻底性。这种不彻底性表现在海德格尔忽视了在场形而上学与语言中心主义的关系。在德里达看来，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必须解构言语中心主义与在场形而上学，因为言语中心主义用“在场”的东西凌驾于“不在场”的东西之上，来建立“言语”第一性、“书写”第二性的二元对立，这实际上体现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全部暴政。德里达对言语与书写结构次序的颠倒，并不是要把书写同语言对立起来，而是反对赋予言语以特权，反对言语等于意义的形而上学观念。为了彻底摧毁形而上学的对立等级制，使后现代哲学不再落入传统哲学的范畴中，德里达建构了双重表达、双重科学、双重书写的话语游戏方略——异延、播撒、踪印、增补等，从而突破了西方传统哲学的“不是……就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展示了后现代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

    需要指出的是，在解构主义问题上，有些学者只看到了解构性，甚至把解构性当做了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全部特征，而忽视了建构性，这种观点显然不够全面。当然，德里达的学说也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失，但我们不能无视他学说中的“破”与“立”的价值之双元。如他所宣称的：“他必须通过双重表达、双重科学、双重书写的方式，实施对古典的对立的颠覆并整个地取代那个系统。”在此，deconstruction突出的是“双重性”特征，既包含了“消解”、“解构”之意，还蕴含了“重构”或“建构”之意。因此，我认为，deconstruction可汉译为“解建”。“解建”突出的是德里达理论的批判性和双重话语游戏方略的建构性，这样才符合德里达学说的双重性意义。以此类推，我们可以把deconstructionism， deconstructivist分别译为“解建主义”、“解建主义者”。“解建”与“解构”的区别在于：前者所要破解（de）的对象不只是structuralism（结构主义），还包括传统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更为重要的是在“破解”中，建构（construction）了双重性话语范式，把“破”与“立”、“解”与“建”统一起来。这样就避免了人们误解deconstruction仅仅是对structuralism 的解构。

    （五）Toward a Concept of Postmodernism

    Toward a Concept of Postmodernism源自哈桑《后现代转折》（The Postmodern Turn，1987，P84）第二章第四节的标题。国内学界有的学者把“concept”解读为“概念”，从字面看并无不妥之处，但从哈桑的《后现代转折》一书的主要精神和理论内涵看，这种解读（汉译）值得商榷。

    concept一词源于拉丁文conceptum，主要有观念、思想、看法、概念等含义。英文concept基本上沿用了拉丁文conceptum的用法，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观念（idea）或思想，二是概念（notion）。在哈桑的后现代学说中，concept汉译为“观念”比“概念”更符合他的理论精神。我们探讨的concept不能脱离postmordernism，如果把concept译为“概念”， 会造成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误解，因为“概念”在汉语中指“反映客观事物的一般的本质的特征。人类在认识过程中，把所感觉到的事物的共同特点抽出来，加以概括，就成为概念”。问题是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学术界具有很大的歧义性，可以说它是个人言言殊的问题。汉语中关于“概念”的概念，实际是指对已知的或具有稳定性的事物的概括，而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具有极大的语义上的不稳定性，用哈桑的话说：“学者之间对它缺乏一种明确无误的共识。”如果我们把这样的问题——具有极不稳定性（instability）的后现代主义用汉语称之为“概念”，不仅不能说明后现代主义反概念性的本真状态，也不能反映作者的理论内涵。哈桑所论述的后现代主义，主要是对后现代主义观念的探讨。他在该文中以提问的方式明确地阐述了后现代主义尚不必形成概念的论断：“实际上，后现代主义的观念中包含着某种创新、革故、更新，或简言之就是变化的理论”。“但究竟是哪一种呢？赫拉克利特式？维科式？达尔文式？马克思式？弗洛伊德式？库恩式？德里达式？折中主义的？或是一种‘变化理论’？其本身就是矛盾体，最合适于与时代的模糊性不兼容的理论家？那么后现代主义是不是先搁置一边——至少在目前——就不必概念化，就让它作为一种文学历史的‘差异’或‘踪印’呢？”可见concept 在哈桑的用法上主要是指“观念”而不是“概念”。

    （六）cultural break（文化断裂）

    文化断裂是杰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分期理论的术语。他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一书中作了如下的描述：“后现代主义的存在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在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期，文化上出现了某种突变。正如这个字所表明的那样，它常常与近百年以来的现代运动（或基于现代运动之上的意识形态的或美学的批判的）衰退和丧失相关。”

    杰姆逊在书中先后使用了不同的字眼，如break， radical break， coupure， seam， fundamental change， entrenchment等，假设了在这一时期的文化上出现了不同于现代主义的新奇景象。这是他研究后现代独特文化的前提条件。然而杰姆逊指出，不能将这种“断裂”仅仅视为一个纯粹的文化范畴的现象或者是单纯的美学现象。杰姆逊敏锐地认识到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期不仅文化上凸显了不同于现代主义文化上的断裂现象，而且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科技等诸多方面都出现了不同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新特征。“现代主义的绘画和雕刻最终成为美化公司总部的大厅和政府机构的广场的点缀之物而已”。

    “文化断裂术语的提出，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新的特征，高雅的和低俗的，精美的和商业化的，追求真理的现代先锋派和浅薄的、享乐的商业派之间的巨大的差异在反华丽崇尚通俗文化的时代里逐渐被抛弃。”

    （七）cultural expansion（文化扩张）

    文化扩张是杰姆逊在名为“六十年代的分期”（Per iodizing the 60s）和《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一书中都论述了文化扩张这个术语，他对该术语的描述是：“我们必须进一步地肯定文化自治圈层的消散更应该被想象为一种文化的爆炸：一种遍及整个社会领域如此巨大的文化扩张，以至于社会生活的一切，从经济价值和国家权力到社会实践以及心理结构——可以说，从某种创新性的和尚未被理论化的意义上说，都已经成为了‘文化’。”这就是所说的“文化扩张”现象。

    在杰姆逊看来，文化已经在其内涵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认为，在欧洲语言中，文化除了意指“耕耘”（cultivate）、“农作”（farming）之外，至少还有三种含义。其一，是指个性的形成、个人的培养，这是浪漫主义（Romanticism）时代的概念，在这个层面上，文化涵盖了精神和心理层面的东西，是个人人格形成的因素，是新兴中产阶级的思想产物。其二，是指文明化了的人类所进行的一切活动。文化是与自然相对的，是人类学（anthropology）意义上的定义，人们经常讨论的文化都是从这个定义入手，是社会性的、日常的行为举止和生活习惯，是社会形成的。其三，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吟诗、作画、看戏、听音乐之类。这种文化和贸易、金钱、工业是相对立的，和日常工作是相对立的。在这一层面上，文化极具装饰性意义。杰姆逊所采用的文化概念主要指后两种，他的后现代理论以及文化批评工作，正是在第三个意义上展开的。从德国古典美学到现代主义，文化都被理解为阳春白雪的东西，很自然地被人们理解为音乐、绘画或纯文学之类的十分高雅的事情，是人们逃避现实的去处，文化是与日常生活相对立的。可是，到了后现代社会，文化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审美学意义。文化超出了传统文化圈层（cultural sphere）的自律性（autonomy），一下子落入了日常生活之中。杰姆逊敏锐地发现了文化内涵悄然变化这一现象，即“文化扩张”，文化进入了寻常人家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了消费品。因此，他明确指出：“在后现代主义中，由于广告，由于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capital logic）。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等领域无处不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处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且文化也就有了不同的含义。”在后现代社会中，文化的扩张一方面表现了文化的商品化，即文化成为了消费品，另一方面表现为商品的文化化，即商品也不再是一个纯经济的概念，已含有文化的内容了。例如，无论是美国快餐（MacDonald， KFC）还是美国好莱坞的电影、美国的流行音乐都不仅仅是美国制造的商品，其实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已经成为了美国流行文化向其他国家扩张的标志性文化符号。在后现代社会中，文化内涵的拓展对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研究开启了研究后现代社会的一扇窗，透过文化现象，可以审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的现状。

    “后现代性不再仅仅是美学断裂或认识论转移，而是占有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历史发展新阶段的文化标志。”杰姆逊对后现代文化首先作出了性质上的定位：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的浆液已经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毛孔之中。没有政治中断、历史的天堂里也没有风云突变，这些变化的标志都不能存在，这种‘非常温和或适中的天气，地地道道的海上微风’体现了当代资产阶级社会底层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后现代主义文化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有着某种契合，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结构在上层建筑上的反映。

    （八）historical periodization（历史分期）

    杰姆逊在作了上述的文化“断裂”的假设以及对文化“扩张”现象的剖析之后，进一步对后现代主义进行诊断，也就是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对后现代主义进行论述。在杰姆逊文化理论来源的部分，已经提及这两个概念的提出是受到了曼德尔的历史分期理论、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系统理论和阿尔都塞的结构因果律的启发，以及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的影响，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者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中是这样引出历史分期这个概念的：“我认为，任何孤立的或者个别的文化现象的分析都必然包含一个隐匿的或被压抑的历史分析，都必然要在历史分期理论的框架下才能得以完成。无论如何，这种“谱系”的概念会很大程度地消除传统理论上所忧虑的所谓线性历史、“阶段性”理论和目的论的编年史。”“然而谈到60年代的情况，有必要按照历史的阶段性发展的理论进行思考并且以历史分期的模式作为论述的框架，然而历史分期模式至少在目前来说是在理论上已经过时的东西了。”从上述的引言中可以看到，杰姆逊试图以历史分期作为他论述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框架，但是他的历史分期的术语已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历史分期”的概念了。历史分期的观念产生于启蒙主义的进步历史观，其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便是18、19世纪德国思想家的有机历史理论：依据这一理论，人类历史作为一种总体性的发展总是存在一个最终的目的论向度，即历史呈现为一个连续统一的整体，因而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总有一个普遍的共同本质统率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后者作为前者的表现相互之间有着某种同一性或可类比性。杰姆逊并不赞同传统的历史分期概念，认为这样的历史分期法过于简单化，为了追求连续性与同一性，而简单地将鲜活的历史划分为一段段干干净净的“历史时期”。杰姆逊的历史分期术语具有谱系学的特征，即将历史视为一个充满多元差异性的统一体，既有历时性层面又有共时性共生因素。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主导符码（master code）来阐释，就是不同的生产方式非共时性的并存。

    （九）cultural periodization（文化分期）

    文化分期是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一书中提到了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核心术语文化分期，并作了如下描述：“文化分期表明在一个特定的时期里，文化上呈现着较大的相似性、同质性或者同一性，因此可以快速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的确只有确立了某种历史时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或处于支配性的文化样态，雷蒙德.威廉姆斯所说的‘残余的’或者‘新生的’文化样态的全部价值才能得以评价。”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文化分期是与历史分期不同的一个术语，是杰姆逊受到曼德尔长波理论的影响，将资本分期理论运用于文化研究，对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文化的不同样态进行了分期。其次，杰姆逊将资本的三个发展阶段分别相对于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市场资本主义对应于现实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对应于现代主义、跨国资本主义对应于后现代主义。因此，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的研究也同样可以纳入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主符码之下。

    （十）cultural dominant（文化主导）

    文化主导是杰姆逊后现代文化主导理论的核心术语，他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一书中作了如下描述：“然而我认为，只有按照某种主导文化的逻辑或者文化的支配性规范来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才能评价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真正差异……如果我们不能获得对主导性文化的普遍认识，那么我们只能是到退回以往的局限性的观点，认为当前的历史不过是一大堆随意性的、效果不明的、纯粹不同的文化动力偶然共存的历史阶段而已。”

    杰姆逊在对文化进行了分期以后，试图避免传统历史分期论所存在的趋同性问题，又进一步提出了文化主导这一术语。这一术语的提出体现了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所处地位的定位——它是资本主义晚期阶段文化的主导形式。只有通过文化主导的概念来掌握后现代主义，才能全面地把握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总体文化的特质。今天的所有的文化现象还不能简单地冠以“后现代”的头衔。通过杰姆逊形象的比喻，我们可以弄清楚“后现代”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后现代是一个巨大的“力场”（force field），里边上演着不同文化动力之间的角逐，包括旧的生产方式残留的文化样态以及新生的文化样态。而“后现代主义”是这个力场中占据主导的、支配性地位的文化样态，它统领着其他非主导的、从属的和不同于主导地位的文化样态。杰姆逊的文化分期术语与文化主导术语是密不可分的，是他全面把握后现代文化特征的基础。文化分期的提出，使他的文化理论获得了总体概括性，文化主导的提出又使他的文化理论能够把握到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和丰富性。文化分期与文化主导是杰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两个非常重要的术语，也构成了他的后现代论述的基本框架。

    （十一）cultural logic（文化逻辑）

    杰姆逊首先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进行了比较性研究。尽管后现代主义确实是对现代主义既有的经典形式的反判，但杰姆逊并不作价值上评判而将后现代主义视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并以此作为他论述后现代文化最重要的著作《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之标题。杰姆逊对它的描述：“然而最终的目的是作出积极的描述，而不作价值的评判，将后现代主义视做一种新的文化逻辑，而不仅仅是对现代主义的一种反叛。”

    杰姆逊在对他的访谈“关于后现代主义—杰姆逊访谈录”（Regarding Postmodernism—A Conversation with Fredric Jameson）中，当被问到什么是文化逻辑时，他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即文化逻辑指的是晚期资本主义这一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the spirit of the age）。本书认为，用文化逻辑这个术语旨在指出，后现代主义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是主流的文化范式，体现了这一时期文化的客观的内在的规律性。

    （十二）cultural politics（文化政治）

    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使用了这个术语，他在书中作了这样的描述：“如果是这样，我们知道在目前全新的激进文化政治里，至少有一种可行的形式，而它所附带的美学条件也正是我们所必须正视的。”

    杰姆逊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项未竟的事业》一书里，提出了文化政治的具体方式是联盟政治。杰姆逊提出联盟政治的主要原因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以后的发展使得原有的社会不同阶级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工业生产不再占有主导地位，而信息、服务等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渐重要，原有的阶级的对立和矛盾趋于弱化。然而杰姆逊所谓的联盟政治在实际当中是缺乏可行性的，只能理解为是他的一种十分美好的政治诉求。杰姆逊认为，身处后现代超空间中的主体，不仅迷失当前的方向，更可怕的是丧失了所有的对未来的欲求和希冀——集体政治意识和乌托邦冲动（Utopian impulse）的丧失。杰姆逊将认知测绘所具有的政治意义提高到了类似于乌托邦思想的高度，同时也体现了他对总体性的渴望。即通过局部个体对自身所处的历史时刻的认识和政治经验的获得，推向唤醒集体的政治意识，并最终推进全球的政治发展。

    （十三）political unconscious（政治无意识）

    政治无意识是杰姆逊马克思主义三部曲中最有影响力的一部著作《政治无意识：叙事作为社会象征性行为》（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的书名，也是杰姆逊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术语，有关这个术语的论述成为他所构想的文化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杰姆逊在书中对这个术语作出了这样的描述：“一种政治无意识的主张要求我们从事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种最后的分析，以便为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文化制品的去伪过程探索诸多途径。”

    政治无意识表明晚期资本主义集体无意识的消融可以通过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所遏制住。上述引言中提到的“a final analysis”来自杰姆逊的另外一句名言：“唯一有效地摆脱这样的遏制的前提就是——意识到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杰姆逊在这里所讲的最后的分析指的是在政治视域中对文本进行阐释，即政治视域是一切阐释的最终视域。因为杰姆逊认为，一切文化现象背后最深层的根源在于与这一文化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同样在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文化对象之间也存在着这样的深刻的联系。政治无意识这一术语的提出很明显是受到了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理论的影响。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代表了各种受压抑的本能和欲望等，在现实当中常常受到来自意识的抑制，只能通过其他的途径表达出来，例如梦境及失误等，而做梦或出错等行为被解释为象征性地满足被意识压制的无意识的许多欲望或情感。

    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理论克服了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局限于心理层面的问题，将对文化文本的阐释引向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将政治视域作为文本阅读和阐释的绝对视域。对一切文本进行最终的分析也就是指对文本的社会象征意义予以揭示，揭示出文本中被压抑的历史，而历史就是政治无意识投射到文本中的内容。呼唤历史，解放被压制的历史真相对于身处后现代新空间中迷失方向的、失去历史记忆的人们尤为重要。从无意识的角度来看，文化文本的政治维度在文本中并不是显而易见的，而是以各种隐蔽的、歪曲的形式间接地存在着的，是文本想说而未能说出的东西，是如同意识形态或虚构一样的潜在机制。杰姆逊力图通过以“政治无意识”为核心的阐释方式重新恢复文本的深度和历史感，从而克服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浅薄和后现代新的空间对时间形成的压抑。他强调只有从生产方式的高度，文本阐释才能够获得合法性。他最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是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的论点，提出“发现不连贯叙事的踪迹，将被压抑的和隐匿的基本的历史真实性恢复到文本的表层中才是政治无意识理论的功能和研究的必要性”。

    （十四）ideologeme（意识形态素）

    杰姆逊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三部曲之一《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二十世纪文学的辩证理论》（Marxism and Form： Twentieth Century Dialectical Theories of Literature）一书中论述了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并创造了意识形态素这个术语。他在书中对该术语的描述是：“在这个新的视域中，我们研究的目标将是意识形态素，即一种最小的可理解的单位，从本质上说它属于阶级社会的对抗性的集体性话语。”这是杰姆逊对意识形态素的定义。意识形态素是杰姆逊独创的一个术语，通过该词的英语词尾可以看出，杰姆逊受到了词素（morpheme）一词构词法的启发。“this new horizon”指的是杰姆逊提出研究文化或对文本作阐释的第二个视域。杰姆逊提出的三个视域分别为：狭义的政治视域（the narrowly political horizon），个别文本成为文化研究的客体，其意义在于它是对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的想象性解决；社会的视域（the social horizon），个别文本被读做集体和阶级话语形式，意识形态素就是这一视域文化研究的客体；历史的视域（the historical horizon in the larger sense），文化的客体最终成为形式的意识形态，文本被视做诸多对立的或矛盾的生产方式非共时性地共存的场所。意识形态素尽管是最小的结构单位，却使文本的意识形态分析成为可能。意识形态素具有二元性的结构（amphibious formation）特点：一方面是虚假观念的表现形式，如概念或者信仰系统、抽象价值、观念和偏见等；另一方面，又是原始叙事（protonarrative）的表现形式，是一种根本的关于对立阶级集体特征（collective characters）的阶级幻想（class fantasy）。

    意识形态素的这一特性要求我们在对文本进行意识形态分析的时候，必须对意识形态素作概念性的和叙事性两种描述。不仅如此，由于文本的意识形态并不直接地出现在文本中，只是隐匿于文本的字里行间，因此要对文本进行意识形态的分析，首要任务在于能够识别出文本中的意识形态素。实际上，意识形态素在文本或文学实践中具有一种潜台词的功能，是联系文本与阶级冲突和阶级认同织成的复杂社会关系的活生生的经验的最基本的材料。想要充分地理解文本中的意识形态素，必须上升到第三个视域去进行分析。“这个新的对象——语码或指符系统，以及语码和指符的生产系统——因此成了一种整体性研究的标志，这种整体性研究能完全超越先前狭义的政治（象征行为）研究和社会（阶级话语和意识形态素）研究，我们已经在历史一词的更广的意义上称其为历史研究。在此，那一有机化的统一体就是马克思主义传统所指的生产方式。”可见，意识形态素作为文本中敌对的集体话语中最小的意义单位，揭示的却是深层次的社会矛盾。

    （十五）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遏制策略）

    在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叙事作为社会象征性行为》（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一书中出现的频率较高。他在书中作了这样的描述： “意识形态本身必然的结果是作为遏制策略……将它（历史真相）从压抑的结构中解放出来。”

    杰姆逊指出文本中的意识形态通过自我的神秘化来压抑文本中的历史真相，是一种政治无意识。在政治无意识的诡计下，意识形态的遏制策略实现了对文化文本的意识形态封闭。意识形态遏制策略是通过掩盖个体与现实之间的真正关系而得以实现的。在资本主义晚期阶段，不同生产方式非共时性地共存，阶级之间血腥的斗争渐渐演变为不同意识形态之间隐形的斗争。占据霸权地位的统治阶级往往用意识形态的东西，即一整套观念体系去麻醉主体的心灵，以达成控制主体精神和心理世界的目的，以使现有的统治合法化，使被蒙蔽的主体意识不到文本中的遏制迹象，而将文本中再现的想象性关系误认为是主体与现实的真实关系，而欣然地接收这样的安排。因此，在分析文本的叙事时，必须抛开文本中那些表面的、显性的主题，去挖掘其背后的含义，揭示被压抑的集体政治欲望。

    （十六）demystification（去神秘化）

    杰姆逊在《政治无意识：叙事作为社会象征性行为》（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 Symbolic Act）和《文学历史的去神秘化》（Demystifying Literary History）两本书中多次使用去神秘化这个术语。他的描述如下：“意识形态批判就变成了一种去神秘化的行为，一个复杂的符号表面上自然天成的东西被剥去，符号下面那种程式化的对权力、剥削、偏见以及希望等的诉求被显现出来。”

    杰姆逊在描述这个术语时使用了不同的词汇，如unmask， unlock， unveil， demystification来表达意识形态批判就是要除去意识形态所戴的神秘的面纱。由于意识形态对历史的遏制是通过阶级话语或权力话语编码形式为自身赋予了一层无意识的面纱，所谓去神秘化，就是要揭开神秘的面纱，还原历史的真相，唤醒文本中那些毫无生息的语言层面以下的鲜活的意义。杰姆逊指出正是由于意识形态具有遏制策略，才使得政治阐释学成为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唯一能有效解脱这一境遇的前提就是：意识到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意识形态表达了潜在的政治无意识内容，意识形态充当的是政治无意识的叙事形式。突破意识形态的遏制，必须对文本中那个事先文本化的不在场的历史真相进行重构。杰姆逊认为：“意识形态对历史或必然性的遏制策略就像是一种防御机制，一种压制，只会使历史的梦魇变得更加难以摆脱。因而，一种政治无意识理论的任务就是要探寻那从未间断的历史叙事的踪迹，在文本表面的空白处、沉默处复活这一被压抑与被埋葬的基本历史现实。”杰姆逊一方面要揭示被压抑的历史真相，对那些构成或生产意识形态的种种表现形式的无意识结构去神秘化。杰姆逊用了一种总体化的观点破除局部意识的幻觉，即意识形态无法超越自身的历史境遇和意识局限性的那些非总体性的视角。另一方面也要揭示文本是如何投射它的意识形态欲望的。杰姆逊以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揭示文本中不同社会形式的冲突与对立，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理论阐释的主符码和哲学批判的武器，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学理论具有巨大的包容性，能够克服其他阐释学理论的不足和苍白，并强调要重构文本的阐释学意义就必须揭示或以梦境（manifest content）或以隐匿的方式（the latent form）隐藏在文本之中的社会矛盾。要对一定社会形态中的意识形态进行历史的分析或者说症状分析，以揭示意识形态幻想产生的真正秘密，亦即它们是如何通过压抑历史和现实本身将自己宣布为科学的体系的。

    以上所探讨的只是后现代理论著作中极为有限的关键词或关键术语的解读和翻译问题，但它关系到人们对全球化背景中后现代主义的全面理解。

    （十七）world literature（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是杰姆逊第三世界文化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术语。世界文学的概念最早是由歌德提出的，旨在增进各民族文学（化）的广泛交流。杰姆逊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一文中对这一术语作出了新的解释。

    在本世纪的最后几年里，一个老的有关世界文学的问题再次被提及，这更多地源于我们关于清晰地对外部广阔世界进行文化研究的观念的丧失。……新的境遇要求我们对很久以前歌德所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有关理论作出彻底的改造。任何世界文学的概念必定要特别关注第三世界文学。

    在上述引言中，杰姆逊提出要在新的境遇下对“世界文学”这一术语进行重构。其主要意图在于探讨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学（化）如何在世界文学中获得生存空间。杰姆逊以第三世界文学（化），特别是以中国文学（化）为例，指出第三世界文学（化）能够通过与第一世界文学（化）之间主流与边缘、控制与反控制的对立中获得生存空间，并在世界文学（化）之林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使得杰姆逊的世界文学的术语更具辩证法的特征，因为他强调的是文化之间的对立统一的关系，而并非单纯的包容性关系。也可以说，杰姆逊的世界文学的术语体现着一种新的全球文化的视野，是一种更为广阔的世界文化的空间，用杰姆逊自己的语言就是“一种民族境遇的国际主义”（an internationalism of the national situations）。民族文化在其内在特性得到尊重的同时，对世界经济体系的从属性也得到了强化。这无疑要求我们必须超越民族的境遇以及旧的歌德式的世界文学的形式。尽管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文化呈现着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但是这种表面繁荣的景象并不表明东西方文化发展是平等的和均衡的，“欧洲中心论”或者“美国文化强势论”并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第三世界文化仍然处在文化霸权以及文化渗透下的夹缝里。第三世界文学（化）正是因为“呈现出整体的民族寓言特征，才使得它成为不同于第一、第二世界文学的典范形式”，它通过对集体和民族生存境遇的关注，“显示出第一世界文学所缺失的社会、历史深度”，“只有把具有民族寓言特性的第三世界文学与第一世界文学相区分，并把它纳入世界文学体系中去”，世界文学才能成为真正由多元文化构成的有机整体。第三世界文学（化）民族寓言的特征以及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所具备的政治的、民族的意识和使命感，使得第三世界文学（化）在世界文学中争取了一定的生存空间。

    二、关于后现代理论术语的解读对策

    “阅读”中产生的“误读”是学术交流和信息传播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正因为这个问题的存在，才有了解释学（Hermeneuein）的诞生。换言之，哪里有误读、误解，哪里就有解释学。解释学（Hermeneuein）这一术语的词根，源于“Hermes”（指古希腊神话中专司传达神喻的信使，具有双重职责：一是向人们传达神喻；二是向人们解释神喻、阐发神喻，使神的旨意成为可知而有意义）。阿波罗神庙中对神喻的解释，目的是使神喻的精神显现出来，澄清神喻的内涵，彰显其价值和意义。古希腊学者把有关符号、文字的解释工作，划分为修辞学、诗学、哲学、神学以及对自然现象的解释，特别是对年代久远的文献进行考证和解释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其中有关荷马史诗的解释工作颇有影响。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解释就是排除歧义以保证词与命题判断的同义性。从古希腊到18世纪，欧洲的学术领域一直存在着一支颇为庞大的有关研究文献的学者队伍，他们往往通过释义、注释、诠释、训诂等方法对古典文献资料、宗教神学文献资料、法律文献资料进行解读，阐释文献的内在意义，在研究文献和有关资料的过程中，逐步总结了一整套有关解释文献的方法和开展解释工作所遵循的规则，形成了各个领域的解释学或部门解释学。

    从领域解释学或部门解释学，即从单纯研究具体文献的解释方法和规则问题，转向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是由古典解释学的代表、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F.E.D.Schleiermacher，1768—1834）和狄尔泰（W.Dilther，1833—1911）完成的。施莱尔马赫把解释学概括为“避免误解的艺术”，狄尔泰把解释学总结为“解释活动的最后目的，是比作者理解自己还更好地理解他”。由于他们的努力，解释学从部门理论转变为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他们也因此被称之为“解释学之父”。

    从古典解释学过渡到现代解释学的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他使解释学从认识论、方法论的研究变成了本体论问题的研究，为现代和后现代解释学奠定了基础。利科把海德格尔的本体解释学称为“第二次哥白尼式的巨变”。后现代解释学接受了海德格尔的思想，认为哲学解释学的任务是本体的而不是方法的，解释学最终是揭示存在的意义，揭示人的存在的意义，理解和解释是人存在的方式。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继承和发展了海德格尔的思想，他在《真理与方法》一书的导言中指出：“解释学现象本来就不是一个方法问题”，“我的研究目的并不是要提供一种关于解释的一般理论和对解释方法的独特说明，而是要揭示所有理解方式共同具有的东西”，“海德格尔对亲在的时间性分析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理解并不只是主体的诸多可能行为之一，而是‘亲在’本身的存在方式。本书中的‘解释学’一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来使用的”。因此，只有把解释学的任务看成是本体的，才能正确地解决理解问题。理解就是人的存在的方式。利科提出要把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本体论与现代认识论，特别是符号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建立一种融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为一体的解释现象学。

    现代解释学的兴趣是传统解释学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汲取了历史上西方哲学的研究成果，力图克服各哲学流派的弊病，体现了当代哲学同社会科学各学科相互整合的趋势。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现代解释学从德国、法国流传到英、美、日等国，对语言哲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关系等都有深刻的影响。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解释学将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潮之一。

    理解就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的生活实质上都是需要解释的活动。解释也是一种创造，而且是人的创造性的突出表现。解释是主客观的统一，对作品的解释不是消极地回到作者的主观意图，而是解释者的主观世界与作品提供的世界相融合。

    狄尔泰把解释学视为能与自然科学媲美的科学方法，伽达默尔把解释学看做是“视界融合”（fusion of horizons）的过程，视界融合会产生新的视界，新的视野超越了原有的传统、成见和原初视界，给人以新的视界和新的理解，以避免误读和误解。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从哲学层面讲，伽达默尔关于解释学的诠释，“不是提供一个有关理解一般理论和一个对解释方法的独特说明”，“而是探寻所有理解方式所共有的东西”的原则作为对后现代的理解或解释，实际上是探索和发现理解和解读的共同原则。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学界对后现代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仍会遇到上述“误读”问题或新的问题。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比较客观而全面地理解后现代的理论内涵和它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是国内外学界交流中不能回避的学术问题，对这个问题进行哲学思考，提出解读对策，如伽达默尔所说，“提出理解方式所共有的东西”的原则，尽量避免误读、误解和误译，对于中外学术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有鉴于此，我们认为，解读后现代理论著作，应把握好五个对策原则：

    （1）宏观原则。由于后现代主义反对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因此在解读和翻译上不可简单地套用传统知识的概念或用法，须从宏观上把握后现代主义不同学说的基本理论和特征，以避免把传统的概念和新的观念作简单化的理解。任何简单化的操作都无益于问题的理解和问题的解决，只有依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才能科学地批判分析后现代理论。

    （2）现实原则。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对它的理解不能脱离西方的社会状况和人的生存状况。解读后现代理论著作须置于当代西方社会文化矛盾的现实状况中，挖掘后现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这样有助于对原文、术语、理论内涵的深刻理解，以避免解读语言的“天书”化。

    （3）创新原则。后现代主义是对前现代、现代主义的反驳、继承和发展，不但改变了形而上学的言说方式，而且拓展了人们的思维空间，在理论上具有创新性。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术语在后现代著作中大都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新术语更无须赘言，因此，在解读中或翻译中应创造性地译出新的精神和新的术语。

    （4）历时性与共时性原则。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历时性的解读方法和翻译研究，有助于发现后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的联系，甚至在有关拉丁文中找到某种启发范式；共时性的解读方法和翻译研究有助于揭示后现代不同学说的异同特性。但最为重要的是把二者结合起来，用全方位的视野把握原著，以提高对原著的解读质量和译文质量。

    （5）前瞻性原则。后现代理论实际上是前瞻性理论。从语言哲学层面看，它要突破两千年来西方语言的形而上学范式，认为形而上学的语言范式已无法解释和说明当代世界的新变化。因此，建立新的语言范式则成为后现代理论家们共同关心的课题。从科学与知识的层面看，后现代科学把知识的本质改变了，同时也对这种改变加以阐释，后现代科学产生的是未知而不是已知，后现代知识不再为元神话（metamyth）辩护，而是探索和描绘不稳定性或不确定性。因而解读或翻译后现代理论著作，必须从它对未来的发展和变化所作出的思考着眼，洞悉其前瞻性理论内涵，以避免原著精髓在解读或翻译中的流失。

    上述五条原则，只有在把握了原著基本理论和精神的基础上，才适于作出具体的解读操作或翻译操作。

    §§§参考文献（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

    外文部分

    1.Bruno Amoroso， On Globalizat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2.Charles Newman， The PostModern Aura： The Act of Fiction in an Age of Infla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5.

    3.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1973 a：26.

    4.David Hall， Modern China and the postmodern West， in Culture and Modernity EastWest Philosophic Perspectives， ed. Eliot Deutsch，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1. fourth through sixth sections.

    5.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94.

    6.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ke University， 1986.

    7.George C. Lodge， Managing Globalization In The Age Of Interdependence， Pfeiffer &； Company， 1995.

    8.Hamid Mowlana， Global Information and World Communic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9.I.Clark， Global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 Internation Relation in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Ihab Hassan， Postmodern Tur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1.Jacques Derrida， Pos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12.Jacques Derrida， Margins of Philoso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13.Jean Baudrillard， Selected Writing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4.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15.John Tomlinson， Cultural Imperialism， London： Printer Publishers， 1991.

    16.Lawrence E. Cahoone， From Modernism to Postmodernism： An Anthology，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UK， 1996.

    17.Linda Nicholson， Feminism / Postmodern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18.Malcolm Waters，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5.

    19.Marsha1 Macluhan，Understanding Media，London： Routledge， 1964.

    20.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 New York： Pantheon， 1971.

    21.Nico Stehr， Knowledge Societ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Ltd.， 1994.

    22.Roland Robertson，Globalization， London： Sage， 1992.

    23.Stephan Mennell， The globalization of human society as a very long—term process： E1ias’s theory， In M. Featherstone e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1990.

    24.Steven Best and Douglas Kellner， The Postmodern Turn， New York， London： The Guilford Press， 1997.

    25.United Nations，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3.

    26.Uri Dadush， Globalization and Integration， The World Bank， 1999.

    27.Wanyne C. McWilliams &； Harry Piotrowski， The World Since 1945，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7.

    28.Warren Christopher， In the Stream of History： Shaping Foreign Policy for a New Er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中文部分

    1.埃伦.米克辛斯.伍德：《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载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2.安东尼.弗卢：《新哲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

    3.比尔.克林顿：《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海南出版社，1997年。

    4.陈炳才：《经济全球化的分歧》，《天津日报》，2001年11月5日。

    5.戴维.赫尔德等著：《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社会文献出版社，2001年。

    6.韩强、李牧：《新经济挑战现代儒学》，《天津日报》，2002年3月11日。

    7.黄士康：《多米诺骨牌倒向何日》，《天津日报》，2002年8月6日。

    8.胡元梓、薛晓源：《全球化与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9.L.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0.李晓东：《信息化与经济发展》，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

    11.李琮、徐葵主编：《经济全球化、地区化与中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

    12.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1992年、1997年、2007年、2010年。

    13.联合国跨国中心：《再论世界发展中的跨国公司》，商务印书馆，1982年。

    14.陆建人：《90年代的亚太经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

    16.马陵著：《疆界的终结》，新华出版社，2001年。

    17.美国商务部：《美国统计摘要》，1989年、1997年。

    18.裘援平：《十五大以来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天津日报》，2002年8月19日。

    19.孙钱章主编：《知识经济概论》，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年。

    20.汤因比著：《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21.佟立：《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22.王保存：《世界新军事革命》，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

    23.王恒富：《文化经济论稿》，人民出版社，1995年。

    24.王健：《WTO与政府职能转变》，《天津日报》，2002年7月8日。

    25.沃伦.克里斯托弗：《美国新外交：经济 防务 民主》，新华出版社，1999年。

    26.杨伯溆著：《全球化：起源、发展和影响》，人民出版社，2002年。

    27.杨雪冬著：《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28.约阿吉姆.比朔夫：《全球化——世界经济结构分析变化》，载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29.约翰.卡西迪：《马克思的回归》，载于《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30.杜奇华：《国际技术贸易》，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31.王恒富：《 文化经济论稿》，人民出版社，1995年。

    32.《世界文化报告2000：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33.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34.塞缪尔.亨廷顿：《文化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

    35.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36.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判》，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后记

    《全球化与后现代思潮研究》是我主持的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和天津市人才基金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在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研究》和专著《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基础上的又一成果。无论是我在研究国家社科项目期间，还是研究天津市社科项目期间，天津外国语大学党政领导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帮助，校长修刚教授自始至终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对此深表感谢。

    需要指出的是，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阎孟伟教授、天津大学宗文举教授、天津社会科学院赵景来研究员、天津市社联秘书长陈根来教授、天津市社科规划办主任杜鸿林研究员、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基层处领导等，在我从事课题研究中都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和启迪，在此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课题得以完成，要感谢授业恩师南开大学车铭洲教授一如既往地对我的帮助和关怀。天津外国语大学孙秉和教授（定居加拿大）、美国德雷克大学（Drake University）史约瑟（Joseph Schneider）教授为本课题的写作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这里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天津人民出版社王康老师对本课题最终研究成果的出版给予了诸多帮助，深表感谢。

    本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第一稿）完成于2007年5月。从课题的完成到专著的出版，还有很多加工、修改工作待我完成。由于忙于天津外国语学院更名为天津外国语大学这项学校头等重要的工作，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不得不从学术研究、修改书稿，转向学校更名工作的主战场。自问我的这颗心，它无愧于学校科研工作和更名工作，因为我们完成了全部科研指标。其实人的这颗心不只是属于所谓指标的，它还属于自然、社会、家庭和责任，还属于自我和自由的探索，它应当是阿波罗精神和狄奥尼索斯精神的统一承载者。我对政绩没有任何的追求，对当官没兴趣，对责任确实看得较重，做事尚可。一个处长根本算不上领导，只是一个责任人而已。我本着负责任的精神和职业道德，在领导和广大教师、干部的支持下，克服了各种困难，完成了各项工作，努力做到敬于业、益于校、遵于法、安于心、顺于理、助于人、利于国。这是我做科研管理工作的基本准则。记得2004年1月我接手科研处工作时，全校的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只有7项，省级政府颁发的科研奖只有4项，今天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已达到130项，省级政府颁发的科研奖已达到30项。这数据同重点大学相比算不上什么，但对天津外国语大学的历史而言，是历史性的超越。今天，我相信在这个基点上，天津外国语大学的科研工作能够又好又快地发展。

    除了更名工作外，我还要培养研究生。由我创建的全国第十批外国哲学硕士点授权学科，从2007年至今，一共招收了29名研究生。尽管科研管理工作十分紧张、繁忙，我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平均每周授课8节，把培养研究生的质量放在首位。2007年我在《天津社科年鉴》发表了《当代西方文化哲学的研究视野与我们培养研究生的主要思路》一文，提出了培养研究生的四项理念：一是加强培养研究生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和学术规范意识；二是加强培养研究生运用第一手原著文献的研究能力和哲学思维能力；三是加强培养研究生立足学术前沿的研究视野；四是加强培养研究生的跨国学术交流能力。引导研究生关注当代世界哲学主题，如全球化与后现代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政治哲学与女性主义，民主、正义和全球责任，东方哲学对西方哲学的影响，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等。

    从课程设计到聘请教师，从课堂教学到学术研究，从开题报告，到修改论文，我无不尽心，力求落实我提出的以上四条。目前，培养的29名研究生已发表论文30篇，他们正在参与我主持的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西方后现代文化哲学经典文选翻译研究》，参加我主编的《哲人的智慧》系列丛书的写作。我对研究生要求严格，开学第一堂课的入学教育是和研究生一起学习《弟子规》和《学术规范》，始终坚持把思想品德教育和学术规范教育贯穿在课堂教学的环节和内容中。师生之间所形成的朴素而亲和的关系，着实令我欣慰。每一次走进课堂，看到同学们，工作的压力、内心的苦闷一扫而光。我和他们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是我工作上最大的快乐，上课对我来说如同节日之重要，我和同学们共同分享着课堂上节日般的快乐。我力求关心每位同学，帮助经济较为困难的同学是我的责任，使每一位同学都快乐地成长。看到他们一天天的进步，我的心灵得到了安慰。教师的欣慰之处，不是个人获得了多少荣誉，而是同学们所取得的进步和获得优良成绩，将来能为社会作更大的贡献。

    2010年寒暑假才有了比较集中的时间和精力修改这部书稿，对修改后的书稿我并不满意，不想向出版社和学界交一份连我自己都觉得不理想的答卷。于是我召集课题组成员重新修改，补充了有关资料和有关数据，重新核对了有关引文和外文资料，尽力避免误读、误解和误译。本项目经市专家组鉴定被评为A级成果，我深知这是专家们对我们的鼓励和关怀，对此深表敬谢。我们只有不断地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才能不辜负各级领导、前辈和同仁对我们的期望和帮助。

    本课题是我在前期研究成果，如《全球化新趋势及其影响》、《全球化进程中的后现代设计》、《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与时代逻辑和全球视野 》、《关于后现代理论术语翻译的哲学思考》、《当代西方文化哲学的研究视野与我们培养研究生的主要思路》等基础上的深化研究。本课题的研究方案、写作框架和提纲由我拟订，初稿完成后由我统一修改和定稿。各篇章具体分工如下：

    项目负责人佟立：撰写绪言、上篇：总体构架；撰写第四章；下篇：总体构架；撰写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附录。课题组成员马洵、季文娜：第一章；王世庆：第二章；康小秋：第三章；王丽：第四章（部分）；张虹、史天彪：第六章（第四部分）；冯红：附录（第一部分，词条6～17）。

    由于我们的研究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一定存在谬误和疏漏之处，欢迎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佟立天津外国语大学欧美文化哲学研究所2011年11月28日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