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抽烟的子荣从兜里摸出一个打火机，抖瑟瑟地打了好几下才打出小火苗儿，卑躬屈膝地凑到那家伙嘴边。子荣说，求求你，把我招进船厂来吧，我爹去世了，我妈没有劳保，我家的定息被取消，存款都被冻结这么多年了，我们母子俩总得活下去啊！石杭生把嘴卷成了一个圆圆的屁眼，一个接一个烟圈圈儿从那屁眼里出来，袅袅地飘散在办公室的空间。难啊，他摇摇头，以一种拉长的装逼的声调说，我作为一名领导干部，更要以身作则依法办事的嘛。
船厂到街道招工时，我和子荣找到厂劳资科长。科长也是我们的老同学，从石杭生挂上红袖套时就成了他的马仔。马仔知道我家与石家错综复杂的关系，拍着肥得可以戴D罩杯的胸脯说，没问题，你的年纪大了些，去食堂烧锅炉吧。我说，还有子荣，是否一起招了？马仔愣了愣说，老子莫非成了肉店倌了，卖猪头还要搭只脚爪？
我这个猪头盯着石杭生宽大的办公桌，一沓报纸文件很整齐地码在电话机旁边。我有一种毋庸置疑的感觉，那张人民日报下面的两只牛皮纸袋，就是我和子荣的档案了。阳光从窗玻璃上反射进来，刺疼我的眼睛，我想只要我们赖着不走，总会找到机会的。楼道上响起了匆匆的脚步声，马仔出现在门口，你俩还在这里呀？马仔说，走吧，石书记日理万机的，抽出这么长时间接见你们真够意思了！我不吭声，拿起茶几上的烟点燃一支。石杭生笑了笑，老同学嘛，多聚一会儿应该的。他说，你有什么事汇报？马仔迟疑了一下说，会议室有几个新招的特长生，请你目测一下。
我见过那几个特长生，艺校毕业的女文青，马仔说招来做厂宣传队骨干。石杭生对我说，我过去一下，10分钟就回来。我在烟雾后面点点头。
他离开了，我立刻站起身，把手里的烟掐灭了，向子荣挤挤眼，让他走过去给我把门望风。
子荣成了一条毛毛虫，蜷缩在门边惊惶地东张西望。我扑向写字台，迅速地抽出牛皮纸袋，果然，两只袋子封面上分别写着我和子荣的名字。我抽出子荣的癫痫诊断书，向他扬了扬，我看见他的脸色倏地变得苍白，眼眶里滚出泪水。我又拿起自己的档案袋，把预激症候群的证明也抽了出来。子荣拼命地向我摆手，指着办公室对面的厕所，要我赶快去那儿把材料给处理了。我却忙着在石杭生的笔筒里找笔。
幸亏都是用的英雄牌碳素墨水。我平静地说。我的手却在发抖。我在我和子荣的表格上找到回城原因这个栏目，将病退两个字圈掉，写上照顾家庭四个字。看上去，跟原先的字迹也没太大差别。我满意地站起身来，把档案袋放回原处。我说，没想到我还有这么一手。子荣啊，将来有一天，你要把这张表格拿回去，镶在红木镜框里挂到你家的墙上去。这真是值得留作纪念的历史文物呢。
子荣痛苦地咬着嘴唇，根本说不出话来。我冲到走廊上去，冲进男厕所，谢天谢地，厕所里鬼都没有一个。我把撕碎的诊断书扔进蹲便器，哗，水箱里的水一下子泻下来，刹那间将它们冲得无影无踪，听上去简直像天籁。
那天晚上石杭生他妈来到我家，先去看了看躺在病榻上的我妈，然后把我拉到门外去。你怎么得罪杭生了，他说要把你送去劳动教养？我身上出了一阵冷汗，虚弱地靠在墙上说，他还说了些什么？老太太看着我，怜悯地摇摇头。他在家里喝闷酒，她说，他对着墙上镜框里你们小学毕业时的合影，吐唾沫似的吐出一句句骂人的话：王八蛋，狗崽子，你这个下流、肮脏、捧不起的阿斗，反动派的孝子贤孙，残渣余孽。
谁在陪他喝酒，那个劳资科长吗，那个马仔？
没有，只有他自己。老太太说，马仔要带一个新进厂的姑娘来，说是市里哪一个老部长的女儿，他说别来，老子今天心情不好。
我挥挥手，你去陪我妈聊天吧，我去陪他喝酒。我对石杭生妈说，我今天心情也不好，最后陪他喝一回，明天就去劳教算了。
别跟我吐这些脏字眼，你这个自以为是的新贵，我拎着一瓶1942年产的英国威士忌走进他家。我说，这瓶酒是我妈带到香港又带回来的，老子把它埋在天井里梧桐树下，你们抄家时没抄出来，今天咱俩把它喝了！老子忍辱负重地从乡下回到杭州，不是来向你们这些新贵磕头求饶的。我问他，孝子贤孙怎么了？想当年，我阿爸参加台儿庄战役，参加桂南战役，和鬼子拼杀得血流成河，莫非反而成了中华民族的罪人？我要是你这样的“烈士子弟”，在出口伤人之前可要认真考虑考虑。周克告诉我，那天夜里枪一响，你爸他们就像兔子似的乱跑乱窜，一点不听他这个地下党指挥，要不怎么的也能多逃出几条命来。好吧，你把我送去劳动教养吧，我妈就拜托你们家照顾了。
我把琥珀色的威士忌对着电灯泡，那香味令人想起二战时的印度兰姆伽基地，我父亲把这瓶酒带上飞机，抱着杀身成仁的决心跟盟军将领们谈笑风生地穿越驼峰航线。我的声音很平静，像是谈论天气或者运河里的驳船似的，石杭生听着却不禁哆嗦起来。他夺过酒瓶子，汩汩地将酒倒进自己面前的杯子里。他把酒灌进喉咙说，你做得太过分了，你像个土匪，你他妈的迟、迟早会把我给连累了！
风吹进他家天井，我的身上全是冷汗。我笑笑，拿起酒杯跟他碰一下。街上没有霓虹灯，昏黄的路灯光剪出老旧房屋和树木的轮廓。一个穿着肥大军裤的少女从拐弯处走了过来，脚下的黑皮鞋在幽暗的布店门前闪着清冷的光。她身后紧跟着劳资科长，那张胖脸上堆满太监似的笑容。这才是名副其实的一只猪头，我抿着1942年产的英国威士忌说，他给皇上送嫔妃来了！
嫔妃略显吃惊地看着我俩，那种正宗干部子女的矜持从她身上奔涌而出，马仔搬过来一张竹椅子，她摸出手帕揩了揩并不存在的尘垢，然后才优雅地坐了下去。石书记，她说，谢谢你把我和三位同学招进船厂，不知我们以后是专职搞宣传呢还是另有其他的岗位？她的声音很好听，像树上的夜莺在说话。喝多了的石杭生眨眨眼睛，用一种梦幻的目光看着她，迟迟疑疑说，你想做什么工作？
去食堂烧锅炉，我说，他给我安排的，说我年纪大了，我响应号召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把大好时光都扔进海里去了。
马仔推开我，他咬牙切齿说，没问你，你插什么嘴！
我睁大无辜的眼睛，貌似很委屈般看看那名叫晓红的嫔妃，又看看皇上。风吹起嫔妃长长的秀发，飘拂在朦胧的灯影中，她好奇地打量我。我猜想她很明白马仔是个奸臣，那么我可能就像个忠臣了。果然，夜莺开始唱歌了。她说，你也是刚进船厂的吗？看上去年纪不算太大呀，为什么不能学点技术呢？马仔愣了愣，想说话被石杭生拦住了，石杭生醉眼蒙眬地说，你看他有多大了？
女人嫣然一笑。六宫粉黛无颜色。三十七八吧，她说，不会超过40岁。
我听见石杭生的仰面大笑声，那笑声像一块尿布似的哗啦啦撕碎在夜空中。我欲哭无泪，我的脸上掠过一阵阵痉挛。我刚过27岁生日，他比我还小一岁半，石杭生弯腰捧腹，孩童似的拍着巴掌说，你、你是不是让他太伤心啦！
我记得我端起酒杯，仰起头一饮而尽。我听见那女人说对不起。我的思想漂浮在遥远的印度洋和三门湾的大海上。我看见我们的酒杯里盛满灰色的历史尘埃，我的老子和我就像这尘埃里的一颗微粒。我说，你不用说对不起，我觉得自己确实比40岁还老了。石杭生高兴起来了，他感到我对他的不敬和放肆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回报与惩罚，他的愤懑情绪因此而得到充分缓解。后来他用一种恩赐的宽宏语调问身边的马仔，除了去烧锅炉，你还能给他找个更合适的岗位吗？马仔想了想说，去锻工车间，打铁，这也是技术工种。石杭生转过脸向我说，对，你，还有子荣，都给我好好地打铁去，彻底改造你们的世界观。
我和子荣扛着铁锹，推着一辆煤车从码头走向锻工车间，我们看见那个晓红走过来，她仍然穿着肥大的绿色军裤，黑色中跟皮鞋，她指着我说，哈，你要请我客，没我替你说话，你就去食堂烧锅炉了。我说，对不起，我请得起客的只有珠宝巷口那爿烧饼油条店，那里显然不是你这种身份的人去的。晓红努起鲜红的嘴唇说，那怎么办，你请我喝茶吧！星期天，柳浪闻莺茶室，一毛五一杯绿茶，你总不会请不起吧？
星期天，春寒料峭，外面风挺大，冰凉地灌进我单薄的衣服里，我打了个寒噤，随之而来的是一种高度的警惕性。我去叫子荣，子荣说，那女人叫你请她喝茶，我跟去当电灯泡吗？街道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显得空旷而宁静，不多的行人不疾不徐地从我们身边走过。我说，我们都是电灯泡，不，以后连做电灯泡的机会都不一定会有，我猜想，她是想通过我们了解石某人啊。
这么个黄毛丫头，能有如此心机？子荣不以为然说，不是才从艺校毕业的吗？
另外几个姑娘是刚毕业的，她不是。我深思熟虑地说。她的年纪显然要大一些，可能有二十三四了。你看她跟我说话的样子，像个刚出茅庐的小姑娘吗？马仔在给她和石杭生拉皮条，她当然要作一番调查研究了。
我的感觉很准确，晓红在建设兵团待过两年，当然，她在师团机关搞宣传，一天农活也没干过。在柳浪闻莺的树阴下，姑娘侧身而立，淡淡的阳光照在她身上，她穿了一件红呢子风衣，围一条格子围巾，手上拿一张浙江日报。我觉得这整个形象和环境就像某个温柔感伤的电影画面，离我们十分遥远，不是我们所能欣赏的。
在避风的茶室的某个角落里，这个既想进宫做娘娘又害怕上当的女人，把我和子荣几次三番搞得无话可说。子荣眉头紧锁，双手揪着早早开始谢顶的头发。他说，敌人把我舅舅和他阿爸等人关在一间农舍里，准备天亮前统统枪毙。女人说，为什么要转移到那里去枪毙他们，为什么不在此前就动手呢？我说，此前战场还没有打响，因此对方不急于甩掉包袱。女人喝了一口去年的龙井茶，然后皱眉蹙首想了一会儿，她说，这不太符合逻辑，对方知道自己是去前沿打仗的，何苦还带着他们？我奇怪地看了她一眼，我说，不到最后时刻谁也不会轻易下令开枪的，革命派反动派都是人嘛。女人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个最后时刻是谁造成的，是子荣你舅舅，还是石杭生他爸呀？子荣痛苦地呻吟了一声，你说呢？他反问对方，他们听到前沿阵地已经响起了枪炮声，他们还不越狱突围岂不就只剩下死路一条了？
这个问题总算放下了，晓红捡起另一个问题。她说，你舅舅和另外几个突围出来的人，其实并没有亲眼目睹石钱潮的牺牲啊！是的，敌人的机枪响了，乱跑乱窜的人都倒在了地上，石钱潮应该是其中的一个。你说的是“应该”，而不是必然，她用审讯的口气指出这一点。俗话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后来你舅舅他们去认尸没有，拍下照片什么的没有？
子荣快崩溃了。他抱着头，整个身心感到从未有过的疲惫。我也一样。等到他们有机会重返那里时，已经好几年过去了。我说，当年，当地的百姓挖了一个大坑，把他们掩埋在一起。莫非你还能把墓掘开，重新去辨认那些尸骨吗？辨认得清吗？
我转过脸，抬眼望向西湖，天空变成了淡蓝色，梧桐树的枝杈如无数冤魂的手伸向半空，一片叶子在阳光中旋转着。我终于不得不说出我在周克回忆录中读到的、一个谁也不愿意说出来的事实。我说，其实那个现在叫作烈士墓的大坑里，埋的不全是这一边的人，当时被夺去武器、被暴动者打死的七八名国军官兵，也都被掩埋在了一起。
我们对这女人的疑问报以苦笑，这个时代有无数的假党员、无数的叛徒和特务，作为耳闻目睹过许多亲朋好友身败名裂的权贵后裔，她在这方面的敏感与谨慎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很难接受她。不管命运如何多变，石杭生总归算是我们的朋友，她却至少在当年不是。后来听说，她家当时的处境其实很不妙，父亲刚从“牛棚”出来，能否进入“三结合”领导班子还很难说，后妈也不待见她，而石杭生却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
一个月后，晓红又把我们叫到了她家。
我们站在西湖边一栋灰色小洋楼的门前发愣。曾经肃静庄重充满官僚气派的豪宅，现在像座大杂院。树上拉着两根铁丝，挂满了大人小孩的衣服和尿布。她家住过的主楼眼下住着从前的司机，这人成了机关革委会的常委。我看见常委的两个儿子在暖洋洋的阳光下酣睡，他们的头发蓬乱，肚皮突出，脸上的表情好像在梦里吃油条。小花园里有一只腌菜缸，草坪上放着一盆苍蝇嗡嗡围绕的大酱。一个老人坐在低矮的厢房门口看报纸，听到脚步声抬起头来，晓红喊了声，爸，爸，这是湘九，这是子荣。我俩点头哈腰说首长好。老人笑了，摘下老花镜说，我现在不是首长了，就叫我伯伯吧。
我们理解了后妈为何不待见晓红，两间小小的厢房盛不下她啊。老两口住一间，她住一间，烧菜做饭和接待客人都只能放在了户外。老人跟我们谈话时，那后妈坐在湖边一张锈迹斑驳的长椅上发呆，满脸的想不通。想不通当年她作为一名年轻漂亮的女学生，怎么会嫁给了这个山东老家有发妻的糟老头子？想不通这女儿找个对象还搞起外调来了，谁知道对方要不要你呢？
我和子荣重复了此前对他女儿说过的话，我说周克和其他几位当事人还在，您老可以向他们了解详情。时近中午，小花园显得空寂而索然，老头子沉吟片刻说，没这个必要吧，嘿，我们只是闲聊罢了！淮海战役时，我任团政委，对手就是整编第八军。周克所说那位黄埔六期和高教班第一期的周军长，就是在陈官庄附近被我们团俘虏的啊。
春日的阳光随着破落的楼台水榭曲折流淌，一点一点地温暖了老人的血脉，他开始回忆他的光辉生涯，顿时显得精神矍铄了，说到激动时他站了起来，眼睛很亮地睇视听众。我替他感到遗憾，他找错了对象。我和子荣不是石杭生，不是烈士子女，而是狗崽子。我们很无奈地瞧着他，面面相觑。过了一会儿，子荣的肚子突然发出咕噜噜一阵响声，我笑起来，我打断老人家的话说，他饿了，这个反动资本家的儿子饿了，老伯，阿姨现在还没做饭，还在湖边晒太阳，我们只好回家去吃午饭啦。
老伯说，晓红啊，你请他们去外面吃碗面吧，奎元馆，吃片儿川。他女儿瞪了我一眼说，你还欠我一顿饭呢，这碗片儿川要你会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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