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投身万木草堂
在民国熠熠生辉的文化星空，章太炎与梁启超如同一对闪闪发光的双子星座格外引人注目，它们散发出异样的光芒，让我们看到民国文化的幽幽景深和中国文化的星汉灿烂。
追循着双星的人生轨迹，必得先从梁启超说起。这个小章太炎五岁的男人从小就是一个天才，也是一个异秉，天才与异秉从来就是形影不离的孪生子、双胞胎，梁启超打小就是这样的天才与异秉。对于这一点他自己倒也不避讳，后来在《三十自述》中他这样写道：“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顾颇喜词章。”
从《三十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六岁即随父开始遍读史书，八岁开笔作文，九岁就能下笔千言，十二岁中秀才，在当地引为奇人奇事。当地就是梁启超的故乡广东新会熊子乡茶坑村，这在他的《三十自述》中亦有记录：“余乡人也，于赤县神州，有当秦汉之交，屹然独立群雄之表数十年，用其地，与其人，称蛮夷大长，留英雄之名誉于历史上之一省。于其省也，有当宋元之交，我黄帝子孙与北狄异种血战不胜，君臣殉国，自沈崖山，留悲愤之记念于历史上之一县。是即余之故乡也。乡名熊子，距崖山七里强，当西江入南海交汇之冲，其江口列岛七，而熊子宅其中央，余实中国极南之一岛民也。先世自宋末由福州徙南雄，明末由南雄徙新会，定居焉，数百年栖于山谷。”
作为一个闭塞的小岛民，梁启超能成为一个博古通今博览群书的天才少年，与其家庭背景有着必然的联系。梁家祖上居住在福建福州，北宋末年遭亡国之祸乱，由福州迁至南雄。明末以同样的缘故由南雄迁往新会。数百年来，祖祖辈辈半耕半读，过着与世无争的清贫生活。到了梁启超祖父梁维清这一辈，境况才稍稍有所好转，这得益于梁维清经过长年头悬梁、锥刺股的苦读成为梁氏家族有史以来第一个秀才，秀才很快又晋升为本县教谕，它改变了梁家世代农耕的格局。文化人的毛病就是清高，这个县教谕旅职时间并不长，因为书生意气又看不惯官场腐败，便辞官回乡间创办私塾，渐渐成为茶坑村一带深得乡民信任与敬仰的乡绅。虽然偏居山乡一隅可能做不出惊天动地的伟业，但是他却以严厉的长者作风、深厚的文化修养影响了初懂人事的孩童梁启超。虽说家境清贫，但是对于梁启超的教育梁家始终当成一件大事。据说梁启超十岁的时候，为了让其开阔眼界、见多识广，祖父便带他到新会县城会城镇，晚上入住在一位同为秀才的李兆镜家中。对于初次走出乡村的小孩来说，城里的一切都是新鲜有趣的。李家有个后花园，当时正值春天，桃花杏花开得像火一样，十分好看。梁启超忍不住随手摘下一枝桃花，突然看到祖父与李秀才沿园中小道走来，他害怕祖父训斥，便慌忙将摘下的桃花藏进衣袖之中。这一切没能逃过祖父与李秀才的眼睛，梁维清正要训斥梁启超，李秀才却阻止了他，说：“且慢，都说你们家启超是神童，你以此来考考他，然后再指出错误不迟。”梁维清点头称是，快步上前截住梁启超：“新会人都知道梁家有小儿才情过人，先生要我出题考考你，你看如何？”梁启超点点头，梁维清看了看他然后说：“那我出对子吧？上联是：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请对出下联。”梁启超想了想，然后答道：“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梁维清看到园丁推着小车走出园中小道，马上又出一联：“推车出小陌。”梁启超答：“策马入长安。”李秀才在一旁面露惊喜，梁维清却沉下脸来：“对子对得倒不错，但是你如果不去掉一些做人的恶习，即使‘策马入长安’，于国于民有何益？”说着，他拉过梁启超的手，从衣袖中抽出了那枝桃花。
梁启超中秀才之后就被祖父送到广州，先后求学于吕拔湖、陈梅坪、石星巢先生。三位先生虽非一流学者，旧学功底却很深厚，梁启超从他们那里学了不少东西，十五岁入学海堂为正班生。当时广州有五个大书院，分别是：学海堂、菊坡精舍、粤秀书院、粤华书院、广雅书院。五大书院梁启超一下子就进了四个，可见其求知欲之强烈。其实没有去的广雅书院也曾打算过去，因其制度规定地方长官来院时，全体学生须在门前站班迎接，这一条让梁启超无法忍受。由此可见，叛逆精神早就在这位超常规的少年心中生根、萌芽。
学海堂的三年苦读，使梁启超从一个“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问”的秀才，变为一名饱读经史子集，精通训诂辞章的学者。在那个“科举取士”的年代，为前途和衣食计，他还不能脱离祖辈辛苦走过来的那条老路。1889年，十六岁的梁启超参加了广东乡试，中第八名举人。
当时的主考官是贵州人李端棻，副考官是福建人王仁堪，二人都非常赏识梁启超的才学。李端棻想把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王仁堪有女待嫁，也想招他做女婿。但是李端棻先开口请王仁堪做媒，王仁堪只好把自己的想法吞回肚里去。媒人的使命起初似乎并不顺利，关键是梁家。李家是贵州望族，李端棻时为礼部侍郎，官高位显。梁启超的父亲认为自己是贫寒之家，不敢接受。这位李侍郎却托人传话：“予固知启超寒士，但此子终大池中物，飞黄腾达，直指顾问事。予第物色人才，勿以贫富介介。”这样一说，梁家才放下心来。不久，梁启超与李蕙仙喜结良缘。
中举第二年，梁启超赴京会试，但这次却没有考中进士，不过这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反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成为他一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当时上海是东方第一大都会，市容繁华摩登、文化风起云涌，民间各种党派像雨后春笋，世界各地学说如狂风暴雨冲刷着这片土地，所见所闻把偏居一隅的梁启超看得目瞪口呆。对于一介学子来说，他最感兴趣的莫过于书，在《三十自述》中他后来这样写道：“时肄业于省会之学海堂，堂为嘉庆间前总督阮元所立，以训诂辞章课粤人者也。至是乃决舍帖括以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辞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被上海和《瀛环志略》开了天眼的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大弟子陈通甫：“其年秋，始交陈通甫。通甫时亦肄业学海堂，以高才生闻。既而通甫相语曰：‘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于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辞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辛卯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讲学于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徇通甫与余之请也。”
陈通甫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英年早逝，曾被戏称为康门的“颜回”。他一走，大弟子头衔自然而然就落到梁启超的身上，“耻于旧学”的他进入康有为的万木草堂，这是他思想的开始、事业的开始，甚至也可以说是人生的开始。康有为一生能翻云覆雨、成就大业，与梁启超这么一位得力助手有极大的关系。这是相辅相成的一件事，如果没有康有为，像梁启超这样的大才虽然不会一事无成，但是他也有可能走上另外一条人生之路。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不可知不可测，冥冥中的神灵常常在人生的三岔路口为有志者安排一位高人出现。三岔路口不会早就形成，是高人的出现才导致你的人生之路在这个节点上出现一个三岔路口。康有为如此，梁启超也如此，甚至随后登场的章太炎也如是。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真的说不清是你帮了我还是我帮了你，应该是你我他一起联手共同协力，才唱成了人生这出大戏。
康梁会引出梁章会
一个聪明过人的学生，投身到一代文化骁将门下，又恰逢一个风起云涌的伟大时代，在这样的历史大际遇面前，他们不可能做不出惊天动地的伟业，“公车上书”就是他们事业大幕的开启。
后来在《三十自述》中，梁启超这样回忆：“甲午年二十二，客京师，于京国所谓名士者多所往还。六月，日本战事起，惋愤时局，时有所吐露人微言轻，莫之闻也。顾益读译书，治算学、地理、历史等。明年乙未，和议成，代表广东公车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既而南海先生联公车三千人，上书请变法，余亦从其后奔走焉。”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历史绝不会空穴来风，所有的事件皆有前因后果，追溯当年的历史你会发现，“公车上书”对康有为来说、对晚清来说都是顺理成章、应运而生。历史与历史人物从来都是应运而生，一旦逆运，便不可能发生，这是历史常识，“公车上书”对康有为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行为。这个深谙中国政制、对世界历史如数家珍的老学究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代先驱，“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先生又常为语佛学之精粤博大，余夙根浅薄，不能多所受。先生时方著《公理通》、《大同学》等书，每与通甫商榷，辨析入微，余辄侍末席，有听受，无问难，盖知其美而不能通其故也。先生著《新学伪经考》，从事校勘；著《孔子改制考》，从事分纂。”这是弟子梁启超对万木草堂时代康有为的回忆，适逢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康有为这样的人必定要粉墨登场，即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说：“历史的必然总是通过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现的。”在紫禁城被有史以来第一盏电灯照得一片雪亮的1888年，中国确实应该要发生一些什么，也肯定要发生一些什么：1888年，颐和园正在加紧施工，光绪帝即将大婚，北洋水师正式成立，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一书”。李泽厚说得好，“历史的必然总是通过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现的。”康有为是偶然出现的一个人物，但是他肯定是晚清历史必然要出现的一个人。既然点了几千年的油灯可以被电灯取代，为什么全新的现代文明制度不可以取代专制的极权制度？历史的嬗变向来从物质、体制、文化三个层面开始，“上清帝第一书”就是标志着这样的递进，也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不断被欧洲文明影响、融合、改变的结果。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影响、改变到最后完全被取代，这是古今中外司空见惯、有目共睹的事实，非人为的力量所能改变。清朝即便入侵中原并占领中原最终建立了清朝，但它照样被强大的汉民族文化所同化。
这里不得不再一次提到晚清历史上标志性的人物、梁启超的启蒙导师：康有为，这个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的男人注定要成为李泽厚笔下那个“偶然出现的”人，他最早言传身教的老师是他的祖父康赞修，十八岁时拜南海九江有名的学者朱次琦为师。康赞修、朱次琦都崇信宋明理学，康有为最初的理想就是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繁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学习一段理学之后，他对理学并不赞同，因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己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痛定思痛之后，他在二十二岁那年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他游历了一次香港，从前那个荒凉的海边不毛之地尖沙咀一带，如今在欧风美雨浸淫下成为华丽又摩登的开放大都会，康有为为之倾倒眼界大开。随后他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这是他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他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文明。欧洲的强大与繁荣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崩溃中的中国。
1882年，二十四岁的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这里有几个必须要记住的关键词：香港、上海、大量西方书籍——这一点康有为与他的弟子梁启超的上海经历如出一辙。这时候上海开埠已有二三十年，和香港一样繁华摩登，中西文化并存，大量西方书籍的出版发行完全颠覆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固有的心理人格与精神桎梏。正是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康有为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六年后的1888年9月，也就是李鸿章在紫禁城点亮第一盏电灯的这一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一腔豪情如同烈火熊熊燃烧。这时候同治皇上病逝，慈禧的侄子兼外甥、四岁小男孩光绪即位。康有为来到清廷递呈了他的“上清帝第一书”，他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主张，这是康有为作为一代大家迈出的人生第一步。后来他回到广东，创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为变法创造理论，先后写下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观念。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然都不太完整，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对顽固守旧分子也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
无论古今中外，全新的学说一开始都被人视为“异端邪说”，康有为置之不理，从容不迫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马上开始了他的变法实践。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八千多字的上皇帝书，联合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集会，到清廷递呈万言书，即著名的“公车上书”，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在这里，他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经济方面，他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文化教育方面则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这几个方面构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基本纲领。
举人梁启超就这样被连举人都不是的康有为率领着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这时候梁启超的表现极其活跃，积极协调康有为在京沪两地筹办“学校兼政党”于一体的“强学会”，先在北京设立，列名会籍的有康有为﹑梁启超﹑沈曾植﹑文廷式﹑陈炽﹑丁立钧﹑杨锐、李鸿藻﹑翁同龢等，成为改革派和帝党相结合的政治团体。不久，康有为南下南京游说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南北之汇”的上海组织学会，拟定章程说明“专为中国自强而立”，倡导维新变法，提出开议院的政治主张。这一系列的行为梁启超均成为其中主将，同人称为“康梁”。当时偏居杭州的章太炎也收到一份强学会宣传广告，捐了银元十六枚，得到一个会友资格，“梁章”之说从此开始。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时务报》的创办。
《时务报》的恩恩怨怨
这里有必要讲一讲《时务报》，因为它是梁启超与章太炎联手打造的第一块平台，也是章太炎出山的第一块台阶。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份报纸，《时务报》是清末变法维新运动时期改良派的重要阵地，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邹凌翰、吴德潇等发起创办。梁启超任总主笔，汪康年任总经理，每旬出版1册，3万字左右。重视政论，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赵而霦的《开议院论》、麦孟华的《尊侠篇》、徐勤的《中国除害议》等影响深远的政论文章全由《时务报》刊载。改良派的变法维新思想和开议院、废科举、办学校等全新的政治主张也均由此发出。光绪帝后来下诏改《时务报》为官报，汪康年拒不遵命，并在同年8月17日将报名改为《昌言报》出版，在出满六十九期后宣告停刊，当然这是后话。最高峰时它的发行量为一万七千份，是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刊。由于影响太大，《时务报》的政论文体风行一时，被认为是“时务文体”的代表。
《时务报》的创办与“公车上书”的失败紧密相关，随着“公车上书”的失败，力主变革的北京强学会遭到查禁，上海的强学会也随之解散。强学会的主要人士并未就此罢手，把原来强学会的机关报《强学报》改为《时务报》，继续推行其维新变法的政治主张。此时远在广东的康有为与在上海的黄遵宪积极筹划改报事宜。黄遵宪请来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反复磋商，决定用强学会上海分会的余款一千二百元和黄遵宪的捐款作为《时务报》的开办经费，由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为主笔，聘请张少塘为英文翻译。经过几个月的积极筹备，《时务报》终于与读者见面，正应上当时力主变革的时代大潮，一时好评如潮。随着《时务报》的声名日隆，内里矛盾开始激化。或许是由于报馆初创、处境艰难、前景未定，此时双方尚能同舟共济，偶尔互有不满，也只是在报纸管理方面小有摩擦。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就起了变化。作为主笔的梁启超看不惯汪康年吃花酒的作风，对他大权独揽的管理方式也非常生气。例如，报馆收到捐款后要函谢捐款人，起初梁启超建议由五名创办人共同署名，但汪康年决定只由汪梁两人署名便可，这事实上就夺了报馆的大权。发展到后来梁启超的名字也遭删除，只署汪康年一人之名。除此之外，报馆的其他杂务也一向由汪康年及其弟汪诒年定夺，甚至新雇人员也从来不和梁启超商量。更大的问题是随着自己的时务文章越来越出名，梁启超已非初入馆时的“吴下阿蒙”，对报馆的运作也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至少已不是开初的那种谨小慎微的心态，他时时流露出介入报馆运营的态势。受到汪康年打压之后，他对报馆事务开始三心二意。1896年下半年，梁启超回粤探亲，与汪康年约定四十日后返沪，并答应自粤寄稿过来。但梁启超回粤后，却参与筹办《广时务报》，“无暇晷”作文，以致不好意思给汪康年写信，直到“勉强凑得两首”，其中一篇，还是拿了麦孟华的文章来“塞责”。在广东期间，他一会儿随黄遵宪出使德国，一会儿又要随伍廷芳赴美，此举导致两人积怨加深。第二年春天，黄遵宪致函汪康年，提议汪康年改任董事，“其任在联络馆外之友，伺察馆中之事”，而要聘龙泽厚（康门弟子）或吴樵“总司一切”。同时建议让当时实际管理报馆庶务的汪诒年（汪康年之弟）专司校对，而对梁启超的同门麦孟华等则予以赞扬，并建议给梁启超加薪。此信一出，一时馆中大乱，吴德潇等人皆替汪康年抱屈，汪诒年则大声嚷嚷要辞职。黄遵宪力主设董事，本意是在报馆引入现代的管理模式，其动机不可谓不善；“总理”和“主笔”的权力，也的确需要一个有力的机制来加以制衡。但汪康年对此无法理解：《时务报》是我费尽周折苦心创办的，现在你却要来“挠我权利”，再加上黄信中对汪梁截然不同的态度，事情就变得十分复杂：在汪康年看来，这是黄遵宪和梁启超联合起来排挤自己。实际上，梁启超与此事并非没有关联。他从广东回沪后有人对他数落汪康年的不是，使本来恼火的他对汪康年更加不满，在给黄遵宪写信时，忍不住“多说几句”。同时，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甚至打算让龙泽厚取代汪康年，使《时务报》馆完全置于康门控制之下。这样的背后动作让汪康年怒火中烧，当初让梁启超参与办报，便意味着汪康年与康有为一派合作，汪康年对此心知肚明，同时也是心存疑虑。他的朋友叶瀚曾说过，将来“局势一成，又将交排”。就在汪康年忧心如焚时，康门已势力渐厚，麦孟华、欧榘甲、韩昙首、龙泽厚以及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学生梁作霖等先后经梁之后鱼贯而入。汪康年不甘示弱，让胞弟汪诒年管理报馆庶务，并牢牢掌握行政大权，同时也频频引进同乡。双方心照不宣地维持力量平衡，又在暗中强化对抗。就在双方暗中较劲之时，章太炎应邀抵沪出任《时务报》馆主笔。
作为汪康年同乡，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人，名炳麟，号太炎，是清代大儒俞曲园的弟子。俞曲园曾任翰林院编修，是自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一脉相承下来的朴学大师，时为杭州诂经精舍的主持。作为俞曲园的得意门生，章太炎在此“出入八年”，博大精深的国学造诣得益于此，这是梁启超难以企及的渊源。梁启超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这样说，在清代学术处于蜕变、衰落的时期，只有一个人“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这个人就是余杭的章太炎。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章太炎走出书斋，也源自甲午之战中国战败于日本的刺激。当时偏居杭州的他“闻有粤人康祖诒（康有为）集公车上书陈请变法，诧为奇士。会康所发起之强学会向浙省各书院征求会友，章乃纳会费十六元报名入会，间或投稿上海报馆发表政见，文名由是日显。”
有了文名，又是《时务报》股东，而《时务报》当时急需人手，这样的机缘促使汪康年、梁启超向他发出了邀请。更何况章太炎与汪康年有旧谊，在此之前曾写信给汪康年，谈到他的办报主张。在接到梁启超的邀请后，他没有丝毫迟疑便答应了。《章太炎自定年谱》也提到此事：“至是，有为弟子新会梁启超卓如与穗卿（夏曾佑）集资就上海作《时报》（应为《时务报》），招余撰述，余应其请，始去诂经精舍，俞先生颇不怿。”
这是1897年新年的开始，对章太炎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些年蛰伏在杭州诂经精舍，肚子里本来就憋闷着无数个想法，现在有了这么个大展身手的平台，他着实有些蠢蠢欲动、跃跃欲试。一接到梁启超的召唤，便马不停蹄地从杭州赶到上海。时逢《时务报》第十八册出版，章太炎出山后的第一篇文章《论亚洲宜自为唇齿》就华丽登场，接下来又为第十九册撰写了《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宏大格局、全球视野，一经发表就备受瞩目。章太炎的学问与才情令人折服，一时文名显赫。谭嗣同在致函汪康年、梁启超时赞叹道：“贵馆添聘章枚叔（章太炎）先生，读其文，真巨子也。大致卓公似贾谊，章似司马相如。”黄遵宪在来信中也提到了章太炎：“馆中新聘章枚叔、麦孺博均高材生。大张吾军，使人增气。章君学会论甚雄丽，然稍嫌古雅。此文集之文，非报馆文。作文能使九品人读之而悉通，则善之善者矣。然如此既难能可贵矣，才士也。”
揽下如此大才，梁启超自然喜不自禁，而章太炎正值而立，踌躇满志。两位文化大将携手并肩粉墨登场。晚清与民国的文化大幕，就是被他们这帮仁人志士徐徐拉开。
章太炎绰号章疯子
《时务报》对章太炎来说是出山的第一步，却是浅尝即止的第一步。事实上他在《时务报》就发表了上述两篇文字就中止写作。其实章太炎未必不想继续写下去，但他很快就与梁启超产生了分歧，而且闹得很不愉快，有一次甚至因一言不合还动了手。他在给谭献的信中状告梁启超的门人打了他的朋友仲华，章太炎于是愤而辞职，他们这一次合作只有短短的四个月。
此时的章太炎对康梁变法的主张不仅不反对，还是很赞成的，甚至对他们大谈特谈的经今文学，也没有表示特别的反感。虽然说到底他属于经古文学一派，但他撰写文章并不避讳经今文学的某些观点和提法。从他们发生冲突的具体事件来分析，章太炎所不能容忍的，主要是梁启超及其他康门弟子对康有为的态度。他在写给早年在家乡受业的一位老师谭献的信中说：“麟（章太炎）自与梁、麦（孺博）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嗤。而好之者乃如蛣蜣转丸，则不得不大声疾呼，直攻其妄。”
谭献是浙江仁和人，曾在安徽全椒等县任知县，章太炎称他为“好称阳湖庄氏”，这个阳湖庄氏就是清代常州经今文学的创始人庄存与。谭献当时在汉口，他在日记中写道：“闻章生枚叔与同事哄而去，此我所预料，尝尼其行。”早在章太炎来上海之前谭献就曾试图阻止他。两天后谭献在日记中又记载此事：“得章生枚叔书，乱离瘼矣，士人不图树立，无端为门户之争，竭心力而成战国世界，冷眼一笑，热心尤当一笑。”
章太炎是个非常自负的人，无论学问或文章，他都不大看得起梁启超。然而，梁启超虽比他略小几岁，但由于追随康有为倡言变法，创立强学会，主持《中外纪闻》及《时务报》的笔政，比章太炎出道要早。不仅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大超过了章太炎，而且，其鼓动性和感染力也非章太炎所能比，故章太炎对梁启超还有几分敬意。特别是他在此时还把康、梁的变法看做是推翻满人统治，恢复汉人地位的有效途径。后来他在《狱中答新闻报》一文中就曾述及《时务报》期间与梁启超共事的情形：“中岁主《时务报》，与康、梁诸子委蛇，亦尝言及变法。当是时，固以为民气获伸，则满洲五百万人必不能自立于汉土。其言虽与今异，其旨则与今同。昔为间接之革命，今为直接之革命，何有所谓始欲维新，终创革命者哉？”他的意思是说，自己始终都是主张革命的，并非开始主张维新，后来改称革命。那时他之所以没有对康、梁的维新主张提出批评，主要是因为在他看来，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可以使民气获得伸张。而一旦民众觉悟，清朝的末日就到了。尽管如此，他对康有为自谓“长素”（即超越了孔子）很反感。在他看来，一个人狂妄到竟然目无孔圣人，这是他无法忍受的。偏偏梁启超对康有为极度顶礼膜拜，把康有为尊为“教皇”、“圣人”极度反感。“公车上书”虽然让章太炎对康有为充满尊敬，但是等到他面见不可一世的康有为，马上就极度鄙视，这在章太炎来说是顺理成章的行为。其实在早诂经精舍的时候他就写文章批判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现在亲眼目睹康有为身边一帮弟子肉麻地吹捧康有为，唯生是尊，一时怒不可遏。这里面还有一个起因：康有为搞“托古改制”，打出孔子的旗号，把孔子称为“素王”，自己称“长素”，宣称自己是划时代的改革家。章太炎是扎扎实实做学问的读书人，最信奉的就是实事求是。即便为了变法也不能篡改历史，把自己凌驾于孔子之上。他当众痛斥“这群康门弟子好比一群屎壳郎在推滚粪球”。此话一出，无异于在《时务报》馆内扔下一枚炸弹。1897年4月的一天，章太炎在忙乱嘈杂中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梁启超、麦孟华等康门弟子又开始当面吹嘘康圣人如何如何，其实是故意引起章太炎的愤怒。章太炎果然上当，拍桌子大声说：“康有为能与孔子比吗？”麦孟华立马转过身来：“怎么就不能比？康师早超过孔子，只是你有眼无珠。”梁启超的弟子梁作霖或许更年轻、火气也更大一些，他走上前来说：“就你还不服气？告诉你，在广东的时候，有人诋毁康有为，大庭广众之下就被暴打一顿。”他的言外之意就是说，你是不是也想找打呢？当时章太炎的朋友金仲华也在场，他一听就不高兴了：“我只听说君子动口不动手，你们算什么君子？再怎么争论也不能打人哪？”梁作霖不容分说突然冲上来照着金仲华举拳便打。章太炎上前拉架，康门子弟包括梁启超纷纷冲上来照着章太炎和金仲华一顿围殴。章太炎也奋力还击，但是在拳脚交加中，他们势单力孤，不免饱尝了老拳，据说章太炎混乱中只打了梁启超一耳光。
发生了这样的事章太炎自然在《时务报》待不下去，他致信给汪康年：“报馆一席，断难姑留。投我木桃，在他人或未忍此，况彼自谓久要乎？久要而犹不免于此，则复合之后何如也。凡事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常以笔墨相交，则纪念自生，恐又自此开衅，不如早离为要。”汪康年出面挽留他，但是章太炎去意已决不肯迁就。这里需要交代的是，汪康年与章太炎还有姻亲关系。章太炎虽然被人称为“章疯子”，但是他在诂经精舍时却是另一种形象，是个孤独的书生形象。清代文字狱的血雨腥风让文人噤若寒蝉，对杀身之祸、满门抄斩的恐惧让所有知道章太炎性格的人们远离这个天生反骨的男人。孤独的好处就是可以安静地思考与追问，他在一篇《独居记》中写道：“今之人，则有一塘汪翁。其性廉制，与流俗不合。自湖北罢知县归，人呼曰‘独头’，自命曰‘独翁’，署所居曰‘独居’。章炳麟入其居曰‘翁其独，仰其群也。’其为令，斡榷税，虽一锱不自私，帑藏益充，而同官以课不得比，怨之，其群于国也。罢归，遇乡里有不平，必争之，穷其氏，豪右衔忿，而寡弱者得其职性，其群于无告者也。悖礼必抨弹，由礼必善，其群于知方之士也。”
章太炎经过三个月《时务报》的经历，决定取积极态度入世为生，他虽然在诂经精舍埋头苦读，但并非不问世事的呆鸟。汪康年对《时务报》的方向一直举棋不定，章太炎说：“刍荛之见，谓谊驰骋百家，掎摭子史，旁及西史。近在百年，引古鉴今，推见至隐。”章太炎的理想在这里一目了然：不能为学术而学术，而是要积极参与世事。“证今则不为卮言，陈古则不触时忌。”“时忌”不用说是当时清统治下的思想控制，说明白一点，就是要用学术曲折隐晦地为现实斗争服务。这是一条从古至今中国的文人走过千百回的老路，也是中国读书人的功课之一：策论。他们在饱读诗书之后，一个个摇身一变成为策士，为大大小小的权力出谋划策。划策在这里就是策划，为他们坐稳江山出点子。从一个在西湖畔诂经精舍死啃古籍的书呆子到《时务报》与时俱进的章疯子，这是一个对他一生来说有着绝对意义上的大转折。
反清与革命
梁启超与章太炎经过短暂的合作便走向决裂，这样的结局对他们来说并不奇怪，他们在学术思想、政治主张乃至革命方略等诸方面都有着巨大的不可弥合的分歧。章太炎后来流亡台湾，曾经撰文忠告康有为、梁启超，劝其“脱离清室，谓以少通洋务之孙文，尚知辨别种族，高谈革命，君等列身士林乃不辨顺逆，甘事虏朝，殊为可惜。”他在这里告诉康梁，连稍通洋务的孙中山都主张革命，你们身为知识分子，反而不能顺应历史潮流，太可惜了。对章太炎来说，他说的乃是实情。早在少年时期，他就从祖辈那里接受了“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排清思想遂酝酿于胸中。他说：“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夫之）、顾亭林（炎武）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依外祖之言观之，可见种族革命思想原在汉人心中，惟隐而不显耳。”后来在东京留学生组织的欢迎会上，他发表演说：“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有什么学理。”
与章太炎不同，梁启超幼年接受的熏陶和教育则偏重于忠义、节烈。他家所在的茶坑村离厓山不远。南宋末年，这里曾经上演过非常悲壮的一幕：蒙古铁骑一路追杀，将南宋小朝廷逼到此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誓死抗元的陆秀夫先将妻子推入海中，然后自己背着小皇帝赵昺投海自杀。后人在厓山之下建了慈元殿，专门奉祀帝、后及死节诸臣。明朝成化年间又这里修建了大忠祠，祭祀抗元牺牲的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三位忠臣。祖父梁维清经常在这里给儿孙们讲述当年发生的国仇家恨。梁启超从小就感受到这样一种境界与情怀，这为他始终不渝的爱国情操涂上了一层浓重的底色。在这种道德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梁启超，基本上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谦谦君子形象，他不缺少激情和勇气，但观念中没有“夷夏之大防”的所谓满汉之分。特别是在师从康有为以后，接受了康氏的经今文学以及“三世三统”的理论，以世界大同为最高理想，根本不认同反清便可以救中国，他进一步追问：“何谓夷狄之行？《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禁攻寝兵，勤政爱民，劝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学校昌，人伦明，道路修，游民少，废疾养，盗贼息。由乎此者，谓之中国；反乎此者，谓之夷狄。”可见，梁启超所谓夷夏，是根据文明程度来判定的。如果中国不进步、不改革、不行新政，那么也是有可能变成夷狄的。至于满汉的分别，梁启超看到的是政制而非种族。他认为，真正能救中国的，还是政治体制的变革。如果不进行政治变革，推翻了满人的专制统治，还会有别的专制统治来替代。这样的观点与章太炎相比，立马就有了高下之分。虽然章太炎很小就有了反清的意识，却也曾追随康梁鼓吹过维新变法。事实上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前，他与康梁特别是梁启超，一直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他后来写信给汪康年，仍然谈到梁启超：“伯鸾（梁启超）旧怨，亦既冰释，渠于弟更谢血气用事之罪。松柏非遇霜雪，不能坚贞，斯人今日之深沉，迥异前日矣。”这里所说的“旧怨”，显然是指1897年章太炎任职《时务报》期间与梁启超等人发生的那场冲突，他说梁启超已经向他道歉，冰释前嫌，还劝汪康年也与梁启超重修旧好：“伯鸾尝问弟曰：‘穰卿果何如人？’答曰：‘洛、蜀交讧而终不倾入，章、蔡视木居士何如耶？’自是伯鸾亦念君。”后来汪康年与梁启超恢复书信往还，正是章太炎从中撮合的结果。
从上海狼狈逃回杭州后，章太炎没有再回到诂经精舍，而是租下房子静心苦读。在《经世报》、《实学报》盘桓一段时间皆不成后，他经由钱恂、夏曾佑推荐，投身到湖北洋务大将张之洞麾下做了幕僚。这是他心中比较理想的职业：策士。
当时湖北是洋务新政的中心区域，这一切皆得益于湖北总督张之洞，他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后来又说了一句高瞻远瞩的话，中国不仅仅是“技不如人”，更主要是“人不如人”。人不如人就是缺乏人才，人才的出现只能寄希望于大学，是现代西方意义上教授数、理、化的大学，而不是中国传统的只教《三字经》或《弟子规》的私塾，那样的蒙馆只能让人越读越笨越学越蠢。于是，在成为湖广总督后，张之洞开始兴办大学、改革军政、振兴实业，由此湖北人才鼎盛、财赋称饶，成为当时中国洋务新政的中心地区。对人才的渴慕使得张之洞马上接纳了章太炎。
章太炎对湖北也是情有独钟，这个地方四通八达、人才云集，这样的发展机遇对蜗居在杭州的他来说真有点喜出望外。张之洞并没有给他安排很多工作，仅仅让他协助编办《正学报》。考虑到章太炎当时主张革命的名声在外，张之洞白天从不接见他，让他待在钱恂的内室。只有到了晚上才和他论道，一谈到就谈到天色大亮，两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可是两个人的蜜月期很短，张之洞是洋务大臣、湖北总督，他之所以要办洋务、兴学校，出发点还是要保住大清江山永不变色，这是根本。无论当初支持康有为的强学会，到现在将章太炎揽至麾下，延揽人才的根本就是要为他所用——也就是要为朝廷所用，这是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根本目的。而对章太炎来说，反清与革命是他的人生目标。他的一位好朋友宋恕曾如此嘲弄他：“君以一儒生，欲覆满洲三百年帝业，云何不量力至此，得非明室遗老魂魄凭身耶。”对于流言蜚语，章太炎后来抱怨说：“当时对着朋友，说这逐满独立的话，总是摇头，也有说是疯癫的，也有说是叛逆的，也有说是自取杀身之祸的。但兄弟是凭他说个疯癫，我还守我疯癫的念头。”怀揣如此信念的章太炎想与张之洞这样的忠臣和睦相处，恐怕不可能做到，巨大的分歧立马降临：当时张之洞写了本《劝学篇》，章太炎是他的幕僚，他自然要请他看看。这本书的核心就是张之洞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强调“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才有后面的开矿山、修铁路、农工商等等。这一副誓死捍卫大清王朝的架势让章太炎不屑一顾，次日他对张之洞说：“这个嘛，下篇还是很讲实用的，很不错，也切合实际。”张之洞看到章太炎如此潦草地应付他，很不开心，厚厚的一本书交给他，就得到他漫不经心的一句话，张之洞很反感。章太炎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就此罢休，他转身就对别人说：“满世界都有人，身在什么地方，就和这地方的人是同类，这是人的天性。汉族人从黄帝、伏羲以来，已经有五千年历史了，我们身受祖先给予的好处太深、太久。从根本上讲，我们和别人没什么两样，按古代圣贤说的，做君主的总是想着替老百姓谋福利，这是忠；朋友之间好好相处，这也是忠。辛辛苦苦为君主做事，还是忠。而如今，前两项都不说，光叫老百姓对君主忠，这叫什么事儿？这满族乌桓遗裔蹂躏欺压我们民族快三百年了，拿我们民族老百姓当野鸡和兔子一样任意宰割，我们就是不能复仇出这口气，也不能还要求大家热爱他、忠于他呀？要忠和爱也行，就等革命以后看吧。”
在张之洞府上说出这样的话来，章疯子真是疯了，幕僚们一个个气炸了肺，两湖书院院长梁鼎芬的门生朱克柔指着他的鼻子质问他：“你的祖上不也是在清朝做官吗？你怎么能这样对大清王朝说出这样的混账话？”章太炎说：“那是暴力统治下沾上的污点，我们后人要把它改过来。”这些话传到张之洞与梁鼎芬耳朵里，张之洞派了钱恂来向他核实，他并不服软，继续大放厥词。张之洞忍无可忍，挥挥手对钱恂说：“叫他走吧。”章太炎没想到张之洞会对他来这一招，他本来是把张之洞当靠山来投靠的，没想到张之洞死心塌地要为大清王朝卖命，他恨透了这个家伙，对朋友说：“今天要说阴险猝诈反复无常的小人，没有能超过张之洞的了，老百姓受他的祸害，皇上受他欺负，士大夫们受他愚弄，已经不是一天了。”
同是天涯沦落人
就在章太炎随波逐流无以落脚之时，梁启超与康有为也经历了人生最大的动荡：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实行新政，“变法自强”。五天以后光绪接见康有为，并赏给六品衔，任“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同时给他以专事奏事的权力。不久，梁启超、谭嗣同也都在朝廷中任了职，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都有了参与了变法维新的机会。在三个来月的时间里，他们根据皇帝的授意，发布了不少实行新政的诏书，如设立学堂、提倡一定的言论自由、奖励发明创造、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改革财政等。
戊戌变法是鸦片战争以来最激烈的改革主张，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不但振聋发聩更是史无前例。在这之前，曾国藩、李鸿章也好，左宗棠、张之洞也罢，所有的洋务改革不过是在物质层面进行。但是经过三四十年的层层推进，到了康有为这一辈，他认为仅仅物质与经济的洋务行动不足以真正改变中国的颓势，要想从根子上改变中国，必须从政治制度入手。他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在中国这样极权黑暗的国度，君主立宪的主张无异于晴天霹雳，这是顺应西风东进的时代潮流。全球都在激烈动荡，朝着同一个方向，中国不能也不可能成为例外。康有为的出现虽然是偶然，但也是必然的，就如同李泽厚说的：“历史的必然总是通过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现的。”戊戌变法延续的是洋务运动，是洋务运动在政治体制上的深化，这是一个世界潮流，康有为只是一个弄潮儿。即便是戊戌变法，也不是康有为一个人在推进，他身后还有“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和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这场运动像晚清与民国所有改革一样，最终以失败告终。这里有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康有为等人以为，只要抓住了光绪皇上好像就能无事不成。其实，光绪帝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宫中实权多年来一直掌握在慈禧太后手里。正当康有为踌躇满志的时候，守旧派发动“戊戌政变”，把改革派打压下去：光绪皇上也被囚禁，谭嗣同等人被杀于帝都菜市口。谭嗣同是有机会脱逃的，他完全可以像梁启超一样避居日本使馆。但谭嗣同坚辞不受，他掷地有声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随后，谭嗣同便在浏阳会馆“莽苍苍斋”静待捕者，随后在菜市口斩首示众。
章太炎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他提笔作下《祭维新六贤文》：“王母虎尾，孰云敢履？惟我六贤，直言以抵。宁不惧（口至），固忘生死。上相乘威，狼弧枉失。以巽文母，机深结闭。大黄拟之，泰阿抵之。长星既出，烧之雉之。系古死亡徵，党人先罹。断鳌之足，实为女娲。匪丧陈宝，丧我支那。孰不有死，天柱峨峨。上为赤镖，下为大波。洞庭之涛，与君共殂。”章太炎借这些生僻倔句向坚持变法者表达由衷的赞美，但是他没有想到，他也很快上了朝廷搜捕的黑名单，经上海的日本友人山根虎雄介绍，他漂洋过海来到台湾《日日新报》当记者。而梁启超与康有为也同时来到了日本，梁启超回忆说：“明年戊戌，年二十六。春，大病几死，出就医上海，既痊，乃入京师。南海先生方开保国会，余多所赞画奔走。四月，以徐侍郎致靖之荐，总理衙门再荐，被召见，命办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时朝廷锐意变法，百度更新，南海先生深受主知，言听谏行，复生、暾谷、叔峤、裴邨，以京卿参与新政，余亦从诸君子之后，黾勉尽瘁。八月政变，六君子为国流血，南海以英人仗义出险，余遂乘日本大岛兵舰而东。去国以来，忽忽四年矣。戊戌九月至日本，十月与横滨商界诸同志谋设《清议报》。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
据说政变发生的当天，梁启超正在南海会馆和谭嗣同对坐在床上高谈阔论，不料传来清军查抄南海会馆和康广仁被捕的消息。梁启超劝谭嗣同逃跑，谭嗣同拒绝了，却要梁启超立即去日本使馆求见伊藤博文，看看能否借日本人势力对皇上及康有为有所帮助。梁启超来到日本使馆，提出援救光绪皇上和康有为的请求。当时公使林权助与当时来中国游览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吃完饭正在谈话，只见梁启超脸色苍白、面色悲壮地冲进来，一见面就说：“请给我纸。”他在纸上写出以下文句：“仆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愿有两事奉托，君若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梁启超接着补充说：“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志士都被逮捕，其首领是康有为，想也快要被捕杀头，皇帝不用说已被幽闭，西太后一派为袁世凯和军机大臣荣禄。如果我也被捕，最迟在三天内也将被杀，我的生命早就准备献给祖国，毫无可惜。请解皇帝之幽闭，使玉体安全，并救康有为氏。所说奉托之事，只此二端。”林权助回答：“可以，君说的二事，我的确承担。你为什么要去死呢？好好想一想，如果心意改变，什么时候都好到我的地方来，我救你啊。”公使一番话让梁启超暗暗落泪。后来林权助在回忆录中记载：“到了夜晚，公使馆门口骚闹着，我正在奇怪的一刹那，梁（指梁启超）飞快地跑了进来。那么这个问题便搁在我们身上了，我无论如何，把梁放进一个屋子里。没有办法，所以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告诉伊藤公。伊藤公说：‘这是做了件好事，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当时门房报告，门前不安，好像是捕手觉着康（指康有为）或是谁逃进公使馆似的。所以，决定在麻烦还没发生前，急速让梁出发。”
怎么走好呢？恰在此时，日本领事郑永昌从天津到北京办事，林权助便让郑永昌和梁启超化装成猎人的样子悄悄离开北京。可他们二人刚刚抵达天津车站，在月台上就被人发现了。危急关头梁启超和郑永昌赶紧挤进人群中去，人群立马大乱，他们也趁乱跑向河边，见一艘帆船停在那里，不容分说就跳上船。帆船直向上游的日本军舰驶去，并摇动白手帕作信号。日本军舰舰长事先已接到北京使馆拍来的电报：“如有这样的男子二人去，请立即收容，送到日本。”早做好接应准备的舰长看到白手帕信号时，迅速放下一艘小艇把梁启超和郑永昌接上军舰。而清朝捕快也乘坐小蒸汽船一路追赶。但是他赶不上日本舰艇，眼睁睁地看着它乘风破浪，最后消失在海天相连处。
同样飘零海外，同为天涯沦落人，经过这样的人生起伏，章太炎与梁启超重新开始渐渐走近。初到台湾不久，章太炎便提笔给康有为写了一封信，康有为的复信被他刊载在报上，还加了按语。虽在他们在古今文学派别之争上是宿敌，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互相欣赏，学术上势如冰炭，道德上却彼此敬重，这是民国文化大师的美德之一。感情上亲近必定导致交往的增多，包括学术。章太炎经常给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投稿，一篇“客帝论”主张清帝退位，借以缓和国内反清情绪，避免被国人驱逐。随后又抛出了“客帝匡谬”、“藩镇论”等，提出应削弱中央集权，由中央政府掌握羲辅地区，其余分五个道，分别由地方封疆大吏掌管，避免列强“挟政府以制九城”。与其国土被外国人瓜分，不如授给自己人。这些文字终于招致总督大人的不满，命令叫他过来谈话。章太炎却不去，拿起纸来写了一张便笺：“你不知道，我要去你那儿就是趋慕你的权势，你自己到我这里来，才说明你还懂得尊重我们这样的人。要来你自己来吧。”
事情到了这一步，台湾自然无法再待下去，此时梁启超再度向他发出邀请，章太炎又一次东渡日本。这一次东渡他结识了革命家孙中山，尽管见面后他对孙中山的初次印象并不好，但是孙中山推翻清朝的坚定立场还是得到他的认同，投身孙中山阵营的结果最终导致他与康有为、梁启超走向决裂。
周旋在两大阵营之间
在日本，章太炎所做的重要一件事，就是与流亡日本的众多革命者接上头，并与孙中山相识。这对章太炎的一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其实幽居杭州的章太炎对孙中山基本上是一无所知，在《时务报》期间，闻听孙中山革命失败，他还糊里糊涂地问梁启超：“孙逸仙何许人也？”梁启超说：“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不过陈胜、吴广之流罢了。”梁启超的口气明显流露出对孙中山的不屑一顾，而且他一眼就看到了孙中山的革命实质：不过陈胜、吴广之流罢了。很有些不屑与之为伍的意思。但是崇尚革命的章太炎却不这么想，他当即说：“果真要搞革命，倒也不必计较他是不是上等之才。”孙中山与康有为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他不保大清任何皇帝，首要目的就是要彻底推翻清王朝，并且联合所有革命同志开始实施这个伟大的革命纲领。在意识形态上章太炎更接近孙中山，所以在日本他与孙中山走到一起，实在是志同道合的结果。其实在1900年之前，章太炎主张的革命与反清少有知音，在日本接触到孙中山及一班革命同志之后，他们的言论中得到他前所未有的共鸣。孙中山的兴中会最小会员冯自由后来这样记述章太炎：“己亥夏间，梁启超主办横滨《清议报》，与孙总理时相过从，遂致函邀章赴日，谓当介绍孙某与之相见。章至东京，下榻于小石川梁寓，初以不谙日俗，误在室内坐席无心涕唾，致为管家日妇所窃笑。梁引章同访孙总理、陈少白于横滨，相与谈论救国大计，极为相得。”作为当事人，冯自由记述的章太炎与孙中山的初识应该真实可信。此后章太炎开始疏远梁启超，虽然梁启超为他的《訄书》原刊本写了题签，但他还是在该书出版前修改了其中的一些文章。然而这类修改并不彻底，鲁迅先生多年之后就曾指出：“太炎先生是以文章排满的骁将著名的，然而在他那《訄书》的未改订本中，还承认满人可以主中国，称为客帝，比于嬴秦的客卿。”
日本之行无论对梁启超还是章太炎来说，都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这时国内政治环境发生了微妙变化。成功扳倒光绪、牢牢掌握清廷最高统治权的慈禧太后，此时在李鸿章等人劝说下，逐渐宽恕了“戊戌变法”的参与者，甚至一度说过“康有为要变法，为何不来找我”的话。章太炎得到消息便离开日本返回国内，担任《亚东时报》主笔。不久，八国联军入侵津、京，清廷决定宣战，旋即竟遭惨败。此事极大地刺激了章太炎的民族自尊心，反清革命的思想一下子迸裂而出。刚好《亚东日报》潜伏着一位矢志反清的义士，这个人就是谭嗣同的同乡、同学兼好友唐才常。本着乱中起事的目的，唐才常决心趁着清廷统治者逃窜西安的时机，积极准备联络长江一带会党起义。可惜事机不密，被湖广总督张之洞侦悉而被捕，旋即牺牲于武昌。唐才常起义之前，曾在上海邀集名流八十余人，在愚园召开“中国议会”，人数不多，招牌不小。到会的有容闳、严复等人，章太炎也不请自来。本来章太炎并非会议主角，但他内心正怒火中烧，不能容忍唐才常等人的政治立场在“改良维新”与“反清革命”之间摇摆。于是当众拿起剪刀“咔嚓”一声，将那条拖在脑后几十年的辫子一把剪掉，希望以此坚定大家的反清信念。
在“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大清王朝，辫子早已成了效忠清朝的象征。章太炎这一激烈举动等于公开宣布自己的政治立场：誓死反清。幸运的是，当时清廷可能正在集中精力应对八国联军侵华的善后事宜，竟然无人关注此事。数月之后，三十四岁的章太炎在苏州东吴大学任教期间，接连发表文章从政治立场到思想学说、全面批判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只变法不反清”的改良主张，其中有篇文章标题十分刺眼：“正仇满论”，终于引起江苏巡抚恩铭的注意。无奈，为避追捕，章太炎只好再次流亡日本，周旋在康有为与孙中山两大阵营之间。后于1903年回国，政治立场开始急速走向激进。这时候邹容写成《革命军》，章太炎为其撰序，并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改良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就在这时候，《苏报》案悄然发生。
《苏报》本来是沪上一家小报，创办人胡璋是个画家，他用自己日籍夫人的名义注册，企图用小道消息、黄色新闻来吸引读者。可惜此种风格的小报在上海多如牛毛，《苏报》也逐渐沦入了“营业不利、难以为继”的境地，最后胡璋不得不将它卖给了因罢官而闲居沪上、想靠清议救国的陈范。正是在陈范手中，《苏报》异军突起，成为上海五大日报之一，并于1903年的夏天达到了巅峰。陈范曾任江西铅山县令，因为对地方教案“处理不当”而被免官。他亲眼目睹了清朝官场的黑暗“戊戌变法”的失败，因此非常希望通过办报来呼吁国民救国图强。新版《苏报》一经推出，就以其“针砭时弊、力主改革”的办刊风格赢得了知识界的青睐。梁启超称赞说：“屹立于惊涛骇浪、恶毒迷雾之中。难矣，诚可贵矣。”
陈范并没有满足于已有的成绩，他毅然聘请爱国学生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年少气盛的章士钊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猛劲，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对《苏报》进行了大胆革新。1903年6月1日，《苏报》宣布“本报大改良”，同时刊出章太炎的文章《康有为》，提出“革命如铁案之不可移”。几天后重磅推出少年邹容创作的以反清为核心的《革命军》，称之为“国民教育第一教科书”，又发表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该文中，章太炎直呼光绪皇帝的名字，并称他是“未辨菽麦”的小丑，号召“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章士钊随后发表《杀人主义》一文，狂歌“杀尽胡儿才罢手”、“借君颈血，购我文明，不斩楼兰死不休，壮哉杀人”之类惊世骇俗的词句。
一石激起千层浪，短短一个月间，《苏报》的发行量迅速飙升，仅发行点就增加了几十处，令老牌大报《申报》也黯然失色。其字里行间洋溢着的民族激情和仇满思想，让清廷心雷霆震怒，开始酝酿如何给予《苏报》毁灭性打击。而一向以强硬面目示人的湖广总督端方，也以八旗子弟固有的傲慢，连番致电两江总督魏光焘，责问魏为何放任治下出现如此大逆不道的言论。魏光焘回电端方，称已要求租界工部局查禁《苏报》，缉拿乱党。工部局随即发出了逮捕章太炎、邹容等七人的拘票。章太炎提前接到了避祸通知，可他对逃跑嗤之以鼻，决意要学谭嗣同。6月30日上午，当巡捕冲进办公室时，章太炎就端坐在那里迎候，他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余皆没有，章炳麟是我！”而邹容则躲到一个外国传教士那里，静观时变。先入狱的章太炎通过公开信的形式号召邹容自行投案。公开信一经刊出，舆论大哗，有说章太炎迂腐偏执、强人所难的，有赞扬章太炎君子成人之美的。章太炎事后承认，他召唤邹容，只是让他分担“苏报案”的责任而已。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举竟让邹容英年早逝。当时血气方刚的邹容没有参透这一点，阅信后以龟缩一隅为耻，决心张扬大丈夫勇于担当的气概，毅然到巡捕房投案，从容入狱。而《苏报》的主人陈范，此时正在东渡日本的轮船上，瞪着忧愤交加的眼睛，回望神州大地。
七名疑犯抓到了六名，总算给了清政府一个交代，可还没开庭会审，租界内“保护言论自由”的声浪就铺天盖地向租界当局压来。租界当局小心翼翼地应对着来自清廷与社会舆论的压力。三轮会审之后，邹容、章太炎名震四方。朝廷和租界面对各方舆论压力举棋不定，直到一年后才作出宣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罚苦役，期满驱逐出境，不准逗留租界。在租界监狱中，章太炎、邹容饱受劳役之苦，常遭拳打脚踢。章太炎曾绝食七天以示抗议。邹容血气方刚，大骂狱卒，结果遭到更残酷的虐待，终于一病不起，后来他服用了工部局医院提供的药片，终至暴死，留下了一桩疑案。而章太炎则熬过了三年刑期，出狱当天就登上了东渡日本的海轮。
多年以后，孙中山专门评论了“苏报案”，他说：“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诉胜，而章邹不过囚禁二三年而已。于是民心为之大壮！”的确，清政府虽然赢得了名义上的胜利，却是满心的不乐意，因为王朝的绝对权力竟然首次毫无用武之地，而皇权神圣的观念也遭摧毁，革命的种子开始播进中国人心田。
徘徊在十字路口
章太炎在狱中煎熬之际，梁启超正赴美考察。关于此行的目的，据《梁启超年谱长编》介绍，主要有三个：“第一在开办美洲各地保皇分会。第二扩大译书局股份，集股开办商务公司，以树立实业基础。第三在筹款发展会中其他各事，此外并附带为大同学校和爱国学社捐款。”
在美国，除了参加各地保皇会的活动，开展募捐以外，梁启超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谈一路想，自东而西，历时半年有余，行程不下万里。“所见美国政俗，其感触余脑者甚多”。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美国的国体、政体、社会、民众自有其特质，这是美国所以实行共和联邦制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二，美国的共和政体也不是最完美的，也有其弊端。其三，进一步认识到华人社会的问题，不仅离民主共和很远，甚至离民主立宪也很远，只能实行君主立宪制。其四，革命不会使我们获得自由，倒可能得到专制。”他在旅美期间时时处处都拿“我民族与彼民族”相比较，甚至一针见血地发现“革命不会使我们获得自由，倒可能得到专制”。这种石破天惊的话语出自一百多年前的梁启超之口，实在也不奇怪。但是此时的梁启超是矛盾的，摇摆的。他虽然一直在宣扬保皇，宣扬君主立宪并自称改良主义者。但他在言谈话语及撰写文章的时候，不仅不回避“革命”，有时候甚至还表现出对“革命”的向往。直到踏上美洲大陆，他仍然觉得革命是必要的。这一年的四月初三，他在写给徐勤的信中还说：“中国实舍革命外无别法，惟今勿言耳。”“勿言”是因为康有为听了不高兴，所以不说。半个月之后他再次致信徐勤，仍然表示：“长者（康有为）此函责我各事，我皆敬受矣。惟言革事，则至今未改也。”他不加掩饰地说：“今每见新闻，辄勃勃欲动，弟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今怀此志，转益深也。即此次到美演说时，固未言革，然与惠伯、章轩谈及，犹不能不主此义也。舍是则我辈日日在外劝捐，有何名目耶？”从这里可以看出，梁启超所说的“不能不革命”、“舍革命外无别法”，既包含着对清政府的失望，也包含着对民众心理的认知，用他的话说就是，不讲革命，以什么名义向民众募捐呢？
但是你如果凭此就认定梁启超是一个和章太炎一样的革命者，那就大错特错。梁启超所理解的“革命”从一开始就不是或不完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梁启超旅美之前，已经意识到自己所努力传播的革命思想被误读，他撰写《释革》一文，试图对“革命”内涵加以限定：“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号，则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咸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其所谓变革云者，即英语 Revolution之义也。”即使后来梁启超选择了否定革命的态度，他也仍然回避不了“革命”这个提法，他写了《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他说：“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此前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心醉狭义的革命。故吾今所研究，亦在此狭义的革命。”
对革命的不同理解注定了章太炎与梁启超不可能走到一起，“苏报案”发生后，章太炎入狱三年。此间梁启超与孙中山频繁接触，一度达成两派合作意向。但是后来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利用孙中山的信任，有意混淆两派立场，几乎将孙中山等人在檀香山等地建立的兴中会组织全部颠覆。康有为无限忠诚于光绪皇帝，绝不愿意与孙中山携手，一直避而不见。孙中山所能对谈的对象，永远只是梁启超。所以章太炎出狱后一到横滨，梁启超便安排他与孙中山见面。孙中山与康有为的决裂是在1905年，这时候他与黄兴等人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创办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为后来章太炎彻底倒向革命阵营搭建了施展身手的大舞台，使得他终于找到推翻清廷鼓吹革命的用武之地。这时候对章太炎来说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他毫不犹豫地加入同盟会，并接手主持《民报》笔政，成了革命党阵营首屈一指的大笔杆子。对他来说，现在有了帮会、有了舞台，手中也有了阵地，它完全可以撑开梁启超的码头，多年来若即若离的两位大师正式决裂。随后，双方开始代表各自阵营口诛笔伐、挥戈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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