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尖上的舞者:章太炎与梁启超-儿女情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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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以来,风云气多,儿女情少,然见其事,闻其言,觉得心中时时刻刻有其人,不知何故也。酒阑人散,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下,自顾生平二十八年,未有此可笑之事者——”

    ——梁启超

    梁启超的“雨伞”

    1890年,广东乡试试题是以“熔金铸史”为题写一篇文章,来自新会的农家少年梁启超从小饱读诗书,这样的试题自然难不倒他,他在纸上一挥而就。这篇文章引起主考官李端棻的激赏,将他录取,榜上排名第八。

    李端棻是内阁学士,历任学政、刑部侍郎等职,爱才心切。这次广东乡试出了个梁启超让他喜出望外,回到家一直在说这个事。当天晚上睡在床上,听到表妹李惠仙在院子里不知因何一直在笑,他突然心头一亮,起身来到走廊招手:“惠仙,你过来。”李惠仙扭着小脚过来:“表兄,何事如此急迫?”李端棻让李惠仙坐在他对面,郑重地对他说:“惠仙,你年纪也老大不小了,眼界高,这个看不上那个瞧不起,表兄替你介绍一个如意郎君,如何?”李惠仙说:“表兄的朋友皆是文朋诗友,表兄相中的人必定我惠仙也中意。”李端棻点头:“好,有惠仙这句话,这个媒表兄我做定了。实话说与你听,此人名叫梁启超,我做主考官这些年阅文无数阅人无数,像梁弟这样才高八斗之人实属罕见。他才十六岁,比你小四岁,家在新会,全家务农家境清贫。不过这些无事,以梁兄之才他日必定成为家国之栋梁之材。”李惠仙频频点头:“表兄,妹之婚姻大事完全交于你做主。”

    李端棻找到梁启超一说,梁启超只是微笑默认。主考官相中,女主角又是身出名门的大家闺秀,穷小子梁启超岂有不应之理?婚事当即由李家操办,梁启超诸事不管,只是一门心思读书,准备第二年京城会试。

    没想到第二年三月举行的一年一度全国会试,梁启超发挥得很不理想,榜上无名,这对他来说是个重大打击,李惠仙心里当然也不好受。不过,她没有挂在脸上,反而拿得起放得下:“卓如(梁启超乳名),我相信你的才华,相信你会有出头之日,这一次落榜并不是代表你无才无能,婚姻还是如期举行,大婚后你我回归新会,你去看望父母我去拜望公婆。”李惠仙这一番话让梁启超分外感动,两个人婚后回到新会。

    到了梁启超家,李惠仙第一次才知道什么叫一贫如洗。梁家除了一些吃饭必备的陶碗陶盆外,就是几条旧被子。梁启超带着儿媳妇回来,梁家甚至都腾不出一间房来。梁母急得直跺脚,幸好一个本家和梁母耳语几句,借了一间房给梁启超和李惠仙暂住。可是梁启超要面子,不肯和李惠仙说真话,李惠仙当然明白,但是她不说,怕梁启超难堪,她毫无怨言在广东新会一住就是许多年。那些年的日子对这个官宦人家小姐来说真是特别难熬,不单单是贫困,连气候也让她无法忍受。北平气候干燥而凉爽,而新会湿热、郁闷,她身上很快生满了疹子。所有无法忍受的一切李惠仙都忍受下来,她学会了做家务、做农活,学会了与农人相处。这一切对于一个大小姐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她却忍受了下来。梁启超的生母赵太夫人早已仙逝,继母只比李惠仙大两岁,李惠仙仍极尽孝道日夜操劳侍奉,深得梁家喜爱,在乡里也博得了贤妻良母的美名。而这时候梁启超名望越来越大,在李端棻的提携下,他凭着过人的才情进入政界,开始野心勃勃。“百日维新”失败后,慈禧命令两广总督到梁家捉拿他的家人。此时梁启超已逃到澳门,梁家老老小小面对追兵束手无策。就在一众家小要被带走的刹那,李惠仙挪着小脚走到带兵的大人面前,镇定自若地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们也是有爹娘有家小的人,他梁启超就算杀了人放了火,砍他头我答应。但不能害他的家小,他们都是无辜无罪的。你们如果没法交差,就将我李惠仙带走好了,不必抓走这些老老小小。”李惠仙说着走到头目面前,一帮清兵竟然被李惠仙镇住了。得知她是刑部侍郎李端棻的表妹,大家也不敢做得太过分。但是有慈禧传令,又不敢放走李惠仙。后来上面得知梁启超跑了,只捉到他妻子李惠仙,事情就不了了之。李惠仙回到家成了梁家支柱,梁启超一连写了七八封信赞扬她的镇定与大气。李惠仙也颇为得意,后来对梁启超说:“我是你的一把雨伞。”

    李惠仙说得一点没有错,她不但是梁启超的一把“雨伞”,还是他的老师。

    还是在1898年,梁启超在北平和康有为等几个闹出越来越大的动静时,光绪皇帝相中了他们的变法主张,决定向西方学习。因为“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等变法主张都与光绪皇帝的想法不谋而合。尽管慈禧太后强烈反对,但是光绪还是满怀希望召见了梁启超。

    进宫时梁启超信心满满,既然连皇上都支持自己的变法主张,戊戌变法岂有不成之理?跪见皇上之后,光绪说:“先生名噪京华久闻大名,只是宫中杂务甚繁,拖延至今才见先生,实在有愧。今日得空,想亲闻聆听先生维新高见。”光绪皇帝的一番官话梁启超是听得懂的,但是轮到他一开口,一口拗口难懂的广东白话让光绪帝听到云里雾里。梁启超急得抓耳挠腮,光绪帝听得心烦意乱。梁启超越急越出乱,最后说得口干舌燥出了一脑门子汗。光绪帝好心情全没了,起身挥挥手让梁启超退朝。

    因为方言问题让光绪帝生气,梁启超追悔莫及,又没有办法,这几十年习惯的方言哪能说改就改?正苦闷间,得知光绪下圣诣只赏了他一个小小的六品官衔。李惠仙心往下一沉,她倒不是觉得这个官职太小,凭梁启超的才气,与六品官衔确实不相配。那么光绪赏一个小官,只能说明他很不高兴。这样一来,梁启超就很难有出头之日。李惠仙唉声叹气,梁启超愁眉不展。吃饭的时候,李惠仙突然说:“要不,我做你老师,教你说官话?”梁启超犹疑地问:“你不出去见世面,官话你能说得好?”李惠仙说:“你娶我这么多年,我一直说的就是官话,你没听出来?我不做你先生谁来做?你这个官话说不好,你在北平想做什么也做不成。你不想想,因为听不懂官话你这些年吃过多少亏?”李惠仙从此就做起梁启超老师,日日教他说官话。一年下来梁启超会说一口流利官话,最后才在京都文化圈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梁启超与李惠仙一向敬爱有加,做了一辈子夫妻,只吵了一回架。那次是在上海,梁启超与孙中山秘密往来,一致主张革命排清。两派还有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梁启超甚至还执笔草拟了“上南海先生书”,劝康有为退休,由梁启超继往开来。康有为阅后大怒,勒令梁启超迅速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梁启超在檀香山与何蕙珍结识后,李惠仙听到传闻一直耿耿于怀。后来梁启超回到上海却始终不回家,李惠仙让贴心的女佣王来喜悄悄来到上海,根据报上的报道找到梁启超居住地霞飞路,偷偷跟踪梁启超。那时候梁启超刚抵上海,即闻唐才常等遇害,起义失败。危急关头他决定在上海作短暂停留,然后南下香港与陈少白商谈合作,再前往新加坡会晤康有为。那天晚上风大雨猛,梁启超准备入睡时,按习惯悄悄躲藏于窗帘后偷窥弄堂口动静。却看到一个人影鬼鬼祟祟接近他所居住的石库门。他发现被密探盯梢了,睡意全消,赶紧赤脚下楼准备从后门溜走。没想到此处他刚刚住进来,对环境不熟,老洋房的楼梯既窄又陡,他一脚踏空就滚下来,正落到那个已进来的密探脚下。他就地一滚转身即逃,密探却紧追上来叫道:“大先生,是我,我是王来喜。”梁启超一听是家中女佣大吃一惊,转身就问她:“如此危险之地,你来做什么?我不回家,是怕连累到一家老小。”王来喜支吾了半天,才说:“是太太让我盯梢你,看你是否家外有家。”梁启超一听火冒三丈,事后回家将李惠仙狠狠一顿臭骂,两人当场就大吵起来,此次争吵却让梁启超悔恨终生。1924年9月,李惠仙因乳腺癌不治之症溘然长逝。在李惠仙弥留之际,梁启超对大女儿梁思顺剖白了自己的愧疚心情:“顺儿啊,我总觉得你妈妈的那个怪病,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哀痛至极,悔恨至极。我怕伤你们的心,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想把自己的罪过减轻一点。”他后来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

    我德有阙,君实匡之;

    我生多难,君扶将之;

    我有疑事,君榷君商;

    我有赏心,君写君藏;

    我有幽忧,君噢使康;

    我劳于外,君煦使忘;

    我唱君和,我揄君扬;

    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风云气多,儿女情少

    梁启超在“檀香山之恋”中嘲笑自己“虽然近年以来,风云气多,儿女情少,然见其事,闻其言,觉得心中时时刻刻有此人,不知何故也。”不知道梁启超是真的不知还是假装不知,所谓“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莫过于此。之所以“风云气多,儿女情少”是因为感情之事莫幻莫测,当它真的降临时,再铁石心肠的男儿肯定也会像梁启超那样“觉得心中时时刻刻有此人,不知何故也。”当他得知华侨之女何蕙珍小姐明确向他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时,他毫不犹豫地向她赠送自己的小照,开始了一段令后人反复提起的老少恋。

    事情发生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谭嗣同等人被砍头,梁启超逃往日本,后来辗转来到檀香山。在一次华人举办的聚会上,遇到了一位侨商的女儿何蕙珍。梁启超在“檀香山之恋”开篇说:“来檀不觉已半年矣,可笑。女郎何蕙珍者,此间一商人之女也。其父为保皇会会友,蕙珍年二十,通西文,尤善操西语,全檀埠男子无能及之者,学问见识皆甚好,喜谈国事,有丈夫气,年十六岁即为学校教师,今四年矣。”那天何蕙珍父亲设宴于家中,请来了檀香山的华裔绅士和他们的太太,一时家中贵客盈门。来客中最尊贵者莫过于梁启超,何蕙珍父亲安排他坐在首席。梁启超一眼看到何蕙珍,见其粗头乱服一如村姑,就“心忽略之”。开宴前何父突然站起来说:“今日梁先生大驾光临我何家,何家蓬荜生辉,下面欢迎梁先生给大家演讲。”梁启超不会讲英语,何蕙珍自告奋勇当翻译。一口流利的英语发音从她口中飞出,婉转动人,梁启超目瞪口呆,立马对何蕙珍刮目相看。分别时何蕙珍站起来目光炯炯地看着他,然后男孩子一样落落大方地向他以西洋礼节伸出了手:“我万分敬爱梁先生,可惜仅爱而已。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以小像,即遂心愿。”

    面对这位聪慧过人的女子,梁启超一时不知如何应答,只是唯唯诺诺含糊其辞。何小姐却转身进入内室,取出一叠文稿说:“我看到报上有对先生毁谤的文字,这是我代先生笔战起草的英文中译稿,请先生惠存并予指教。”接过何小姐的手稿,梁启超再次大惊,一直萦绕在心头的疑惑顿时冰释。原来,梁启超刚到檀香山时,到处奔走演说。清廷驻檀香山领事馆买通了一家当地英文报纸,不断写文章攻击梁启超。梁启超心中不服,苦于不懂英文不能回击,只好置之不理。不料此后不久,竟出现一桩怪事,另一家英文报纸连载为梁启超辩护的文章,文字清丽、论说精辟。显然,作者对梁启超的经历和著述了如指掌,但文章未署作者姓名。今日真相终于大白,原来那些为自己辩护的文章,都出自何蕙珍小姐之手。梁启超再无法拒绝何小姐,数日后践约将照片赠与何小姐。何小姐亦投桃报李,回赠亲手织绣的两把精美小扇。梁启超此时已坠入情网,把玩小扇几近痴迷。当时他正准备游访欧洲诸国,语言对他来说是最大的障碍,他急需一名翻译,同时也需要一名英语教师。有朋友对他说:“先生你要游欧洲,却又不通英文,肯定会有很大的不便,你一定要带上一个翻译,否则的话,你的演讲等于没讲。”梁启超想了想说:“可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朋友又说:“先生一直立志要学英文,翻译和英文何蕙珍小姐最精通,人家何小姐对先生又有意,天合之作,先生何不娶何小姐为妻?一面当翻译,一面当老师,岂不是一桩妙事?”梁启超婉拒:“昔日我与谭嗣同君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不能有妻又纳妾,自打嘴巴。再说我一颗头被清廷悬赏十万,连老妻都聚少离多,又怎能害了人家姑娘。”

    嘴上这样说,心里却始终放不下何蕙珍。爱情一旦产生就难以遗忘,梁启超眼前总出现何蕙珍活泼的样子,他的心蠢蠢欲动。有一次给李惠仙写家书,绕来绕去就提到何蕙珍,想试试李惠仙的意思。李惠仙自然十分生气,口口声声提倡一夫一妻制,私下却一肚子花花肠子还要讨小老婆,李惠仙也不顶撞他,却搬出父亲大人来,回信道:“你不是女子,不必从一而终,如果你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就和父亲大人说,成全你们。”梁启超极要面子,自然不想将这件并不名誉的事张扬得人人知道,更不想从老父那里讨骂,赶紧回信说:“千万不可与父亲大人说,我不过是与你开个玩笑。”是玩笑吗?李惠仙不相信,她带着刚出世不久的梁思成与梁启超相会,以便看住自己的男人。时间不长,她又有了新的想法。

    何蕙珍的存在让李惠仙时时感受到一种威胁,她活泼年轻、又懂外语,李惠仙当然不能与她比。看到梁启超官越做越大,在北平出任民国司法总长,而何蕙珍也从檀香山来到北平,李惠仙断定他们仍在暗中来往。女人自有女人的办法,她找了个机会对梁启超说:“你和何蕙仙小姐还是很合适,我想这个事还是让父亲大人来决断。”李惠仙这样一说梁启超就急了:“你何必总是旧话重提?你明知吾父绝不会同意此事的,再说我与何小姐早就以兄妹视之,也求你手下留情,此事禀告堂上,我必挨骂。即使不挨骂,也会惹老人生气。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其于蕙珍,亦发乎于情止乎于礼。”既然夫君如此坦白告之,李惠仙自然也不想得寸进尺。当年她认定梁启超是个人才,才毅然南下与之结婚。现在梁启超成就大业,她当然不想因为生活小事影响到他的前程,只好强忍不快,静观事态发展。

    那边梁启超与何蕙珍果然没有了断,又过了数日,何小姐的英文教师宴请梁启超。席间见到何蕙珍,梁启超心情极为复杂,不敢触及敏感话题。倒是何蕙珍落落大方,谈吐自如。梁启超在“檀香山之恋”中这样记录何蕙珍:“彼亦不言,却毫无爱恋抑郁之态,但言中国女学不兴第一病源,并言当如何整顿小学校之法以教练儿童。又言欲造切音新字,自称欲以此两事自任而已。又功余入耶稣教,盖彼乃教中人也。其言滔滔汩汩,长篇大段,使余几穷于应答。余观其神色,殆自忘为女子也。我亦几忘其为女子也,余此次相会,以妹呼之。余曰:‘余今有一女儿,若他日有机缘,当使之为贤妹女弟子。’彼亦诺之不辩。”此次相会临别时,何小姐说:“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不要忘了小妹。但有创立女学堂之事,请来电召我,我必来。我之心惟有先生。”世上难道还有比这更直接的表白吗?梁启超心碎了。他不忍再待下去,轻轻说了声“珍重”,便起身离去,其情景有如逃奔。他在理智上克制了自己,但内心深处的感情却不能自欺。

    如此安排了何蕙珍之后,梁启超写信给老家的夫人表白,对何蕙珍已“一言决绝,以妹视之”。信中说:“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挨骂矣;即不挨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余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梁启超最终以理智锁住情感结束了这场苦恋。促使他做出这种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内形势急剧恶化,斗争十分残酷,他已没有时间沉溺于儿女私情。后来,何蕙珍又从檀香山来北京,欲与之结秦晋之好。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里招待何蕙珍,她明白他的意思,只好怏怏而返。李惠仙病逝后,何蕙珍也从檀香山赶来,但梁启超仍然婉辞。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对何蕙珍来说似乎有点薄情,以致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也责备梁启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他对何蕙珍的感情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他后来陆续写了二十四首情诗,记述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和无奈之情。把对何蕙珍的深深爱慕融入诗篇之中,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

    颇愧年来负盛名,

    天涯到处有逢迎;

    识荆说项寻常事,

    第一知己总让卿。

    很不寻常的王姑娘

    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带来了两名丫环,一个叫阿好,一个叫王来喜——王来喜又叫王桂荃,是个很温顺的姑娘,做事很谨慎做人也很本份,深得李惠仙的喜爱。那位叫阿好的,脾性不好又不听使唤,凡是安排女佣要做的家务活她全不做。只要主人不在场,她就借口头昏或肚子痛,将所有的活全交给王来喜。一旦李惠仙不在家,她更加得寸进尺,几乎不做任何事,反而让王来喜照顾她。她吃准了梁启超不管女人们的事,不会发现她的行动。王来喜也不说她,只是默默地给先生上菜、添饭,然后饭后又给先生准备茶水与泡脚水。

    凡李惠仙出门,必定也不见了阿好,梁启超有些奇怪,有一次他好奇地问:“阿好呢?是不是跟着太太出门了?”王来喜面无表情地说:“没有。”梁启超就更加好奇:“那她人呢?”阿好不便说破,只是含糊其辞地应道:“她肚子痛,有点不舒服。”她以为先生不会当真,顶多随便问一句。没想到梁启超一声不响地吃完饭之后,突然打破常规走进佣人房。这时候意外的一幕出现了:阿好将腿脚高高翘在椅子上,正大口大口吞食着她爱吃的莲蓉月饼。看到突然现身的梁启超,她吓得脸色苍白、语无伦次。梁启超说:“阿好,你不是生病了吗?”阿好支支吾吾,梁启超已完全明白,突然沉下脸来说:“阿好,我们梁家待你不薄,你这样做可不好。你要是觉得累,可以请假休息。每次太太不在家你就耍奸使滑,你这样做人可要不得。”

    阿好认定是王来喜向主人告了密,痛恨王来喜,成天指桑骂槐地对付任劳任怨的王来喜。王来喜只是说了一句:“我什么都没说,人在做天在看。”然后就不屑于和阿好争辩。阿好不肯放过王来喜,决定报复她。时隔不久,梁家的红糖经常不见了。当时红糖称为洋糖,全从国外进口,非常珍贵。而每次少了红糖,必定会在王来喜的枕头上发现一些散落的红糖。看到人赃俱获,王来喜当着主人的面却面色沉静如水:“太太,我也不必对天发誓,我更不必向您解释,反正我没有吃,我问心无愧。”王来喜的正气真的让李惠仙相信她是无辜的,李惠仙没费太大的心机就将正在“作案”的阿好逮个正着。梁家再不想留这个惹是生非的佣人,给了她几个钱将她送回了老家。通过这件事李惠仙对王来喜刮目相看:“来喜,为什么你蒙受了这么大的不白之冤,却像个没事人一样不急不躁也不解释?”王来喜说:“我没做亏心事,我不需要解释。什么人是什么人,太太总有一天会看清的,还是那句老话,人在做天在看。”王来喜的聪明勤快、诚信为人深得梁启超夫妇喜欢,这时候梁家出现一件令人揪心的事:梁思成体弱多病,常常发烧,连学堂都去不了,这让李惠仙十分焦急。有一天她一人在家,梁思成又发高烧了,看着小思成细得像麻秸秆儿一样的胳膊,她十分难过,又哭了一场。这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个婴儿脑袋很大,身子极小,一路哭着跟着她跑。她跑得快他也跑得快,她跑得慢他也跑得慢。李惠仙总是摆脱不了他,十分害怕,就一路猛跑,最后吓醒了,浑身上下大汗淋漓,整个人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她把这件事说给王来喜听,王来喜知道李惠仙相信算命先生,就提醒她说:“太太,您不如去请算命先生算上一卦,也好让自己安心。”李惠仙当即找到算命先生算了一卦,算命先生说:“你现在的儿子是你第二个儿子。”李惠仙点头称是,算命先生说:“是你死去的那个长子托梦,要承认他之地位。”在算命瞎子指点下,家人从此改称梁思成为老二,李惠仙还是不放心。启超先生事业越做越大,功名也越来越大,家中就是这一根独苗,身体一向不好,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这大家宅门无儿继承哪行?李惠仙把这件事说给梁启超听,梁启超当即又嘲笑她女人见识。李惠仙不依不饶:“不管是男人见识还是女人识见,梁家这样的大户人家,一定得香火旺盛。到时候人们不会说你大先生,他们会骂我这个女人不懂规矩,这个黑锅我不能背到死,那样既对不住外面人多嘴杂,也对不起梁家列祖列宗。”正好这时候王来喜进来上茶,性情温和的王来喜举止温柔,头面清爽,李惠仙看到她眼睛突然一亮,越看越喜爱,直看得王来喜有点不好意思。李惠仙想说什么却又忍住,一直过了好几天,她想妥当了,才叫来王来喜:“来喜,你来梁家这些年,你一心一意照顾太太老爷,太太心里都清楚。”李惠仙好好的突然说出这样的话,王来喜心里一惊:“要说好,还是太太对我好,太太待我算是恩人。”李惠仙说:“你心里明白,我心里明白就好,来喜,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你——愿意嫁给大先生吗?”王来喜一听,突然泪流满面跪下来:“老爷太太多年待我如亲女,来喜一直感恩在心无以报答,今太太有此心,来喜当感激不尽,会一如既往尽心尽力侍奉老爷和太太。”李惠仙说:“我就是相中你懂事、本分、诚实。大先生在外的事你可能也略知一二,何蕙珍何小姐不时来北平走动,和大先生见个面。古戏中唱得好,穿破十条裙,不知郎的心。与其让外人进来,不如我成全你王来喜,你我相知交心亲如姐妹,这肥水也不流外人田。再说,思成身体一向不好,我这身体也差,你与老爷圆房,也好早早为梁家再添子孙,你我应该齐心协力拴住老爷心。”王来喜点头如鸡吃米:“那自然是,只是不知老爷对我中不中意。”李惠仙横下脸:“我这样替他着想,已经美死他了,他还想挑食?”

    王来喜就这样成为梁启超侧室,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对于这桩婚事,大概是考虑到有悖一夫一妻制的主张,梁启超从不张扬,尽量回避。他在信中提到王来喜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来喜。只是在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来喜又怀上小儿子梁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次用了“小妾”之称,这样的称谓仅限于好友之间。也许梁启超明白,好朋友都知道王来喜是他的小妾,说与不说都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孩子们对王来喜却不这样看,自从李惠仙去世后,不管是不是王来喜生的孩子她均一视同仁。本来这些孩子全是她亲手一把屎一把尿带大,她对他们倾注了极深的情感,这个善良的女人把他们全当成自己的亲骨肉。梁启超所有的孩子对王来喜的感情都非常深,李惠仙在世时,他们管李惠仙叫妈,管王来喜叫娘。后来成为建筑学家的梁思成回忆说:他少年时有一次考试成绩不好,李惠仙气急了,用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抽他。王来喜吓坏了,扑上前将梁思成搂到怀里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惠仙还在火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来喜的身上。事情过后,王来喜拉住梁思成很温和地看着他,然后很朴素地说:“你生在这样的家庭,大先生又是那么有学问,你不好好读书,说不过去啊?读书就是你的命,不读也得读。”

    在复杂的政治激流中,梁启超的思想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他头脑中描绘的政治蓝图也由君主立宪制完全转变为民主共和制。1915年袁世凯复辟后,他又站出来反对帝制,他始终追随着时代的步伐,肩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而使他始终无后顾之忧的,则是在他背后默默支持他的两位夫人。在李惠仙、梁启超一一去世之后,他们给王来喜留给了大小九个孩子。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个被梁启超称为“王姑娘”的女人像个女王一样,以女人柔弱之躯照顾着这一群孩子,她的吃苦耐劳与勤奋也影响了梁家的孩子们。九个子女多从事科学工作,并涌现出三位院士: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在1948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首届院士,航天专家梁思礼1993年也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1968年,85岁的王来喜与梁家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她是中国寻常女性的缩影,但她又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女人。梁家的子女们一直没有忘记她,在梁启超与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平凡而伟大的王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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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2年春天,章太炎的原配王氏染病去世,时年三十四岁的章太炎悲痛万分。他虽然出生于读书世家,家境也不错,但是他从小有一种不好的病:羊角风。那次要去杭州余杭考秀才,这对从小在书香门第长大的章太炎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他的曾祖父章钧是余杭县学的“增广生”,后来荣任县学训导。他的祖父章鉴获得过国子监生的资格,相当于如今的北大学子。父亲章睿在科考中也取得禀生的资格,相当于现在的带薪读大学。出于在这样一个世家,章太炎的人生第一次大考理所当然地成为章家最重要的事情。可是偏偏就在考试前夕他突发羊角风,此事很快传遍余杭各地。这件事直接导致的后果是让他放弃了科考,也给他的婚姻带来麻烦,因为基本上没有父母愿意将女儿嫁给一个癫痫病患者。一直到多年之后,在杭州“诂经精舍”埋头苦读的章太炎才在父母撮合下与王氏结婚。

    章太炎对王氏的感情很奇怪,明明是原配,章太炎却一直称她为“妾”。在章太炎的《自订年谱》中,他以详细的笔墨将自己从一岁到五十五岁的家事事无巨细和盘托出,可是关于原配,他却只有一行字:

    光绪十八年,二十岁,纳妾王氏。

    遍查章太炎著述,很难查到与王氏相关的记载。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就在这里:明明是原配夫人,为何要称之为“妾”?这只能有以下几种情况:一、他或许有原配某氏,只是后人不知。二、或许他将“妻妾”两字通用。三、或许他在原籍父母做主,娶过一位夫人。因意见不合不承认这个妻子,所以在他的笔下始终未曾提及。这一点就是早在1936年《燕京学报》所载章太炎传记中也没有记载,却在汪旭初所撰“余杭章太炎先生墓志铭”中发现蛛丝马迹。这份“墓志铭”在提到章太炎最初的婚事时,记载有:“先置室,生女子三人”。查“室”字,《左传》“僖子”一条下有注云:“副也”,原注“俗称妾曰室”。作为章门老门生,汪旭初对章太炎一生经历了如指掌,由他撰写的墓志铭当然不会有错,否则也不会让他来担当如此重任。这样一来我们就明白了章太炎何以“先纳妾,后娶妻”——在民国前后许许多多著名人物身上,“先纳妾,后娶妻”是很普遍的现象。像孙中山,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十九岁时与卢氏夫人结婚。革命时期,他认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事不是出于己愿,后来自己做主再行正式结婚,称卢夫人为妾,宋庆龄为妻。行此风的不仅是孙中山一人,在民国那个时代,大师名流大抵如此。章太炎一生追随孙中山,那么他可能也是这样,奉母之命,先纳一妾以待将来自由恋爱结婚。这虽然只是一种假设,可能性却很大。在后来章太炎的《自订年谱》中,他的亲笔记录如下:

    一、光绪十六年(1890),二十三岁,先父浚(轮香)殁。

    二、光绪十八年(1892),二十五岁,纳妾王氏。

    三、光绪十九年(1893),生女,名叕(存仁按:音丽)。

    四、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十八岁,先妣朱太夫人殁。

    五、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十岁,生女,名叕(存仁按:音辍)先兄年四十七无所出,抚此女为己女以归之。

    六、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十二岁,女(存仁按:音展)生。

    七、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十六岁,妾王氏殁。

    以上七条是从章太炎《自订年谱》中摘抄出来的,白纸黑字明白无误地记录了王氏与章太炎育有三女,而此时汤国梨尚未与章太炎相识。在革命成疯的章太炎眼里,即便与王氏育有三女,只要不是自由恋爱,他就不会给配偶以“妻”的名分,自由恋爱的汤国梨才是他名副其实、名正言顺的“妻”。而这个“妻”的迎娶,采用的竟然是当时最惊世骇俗的方式:在报上公开征婚。

    王氏因病去世后,时年三十四岁的章太炎开始打起了光棍,并且一打就是十年。许多朋友看不下去,纷至沓来为他提亲。但是章太炎一概拒绝,他说他有他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大家以为他有了意中人,也不好强求,只好耐心等待。这一等就等待了好几个月,没有一点动静。到了第二年春天,畅销一时的《顺天时报》上突然刊登了章太炎的“征婚告白”。这个“征婚告白”像一枚炸弹丢在死水一潭的古井里,一下子把文化圈炸了个人仰马翻。谁也没有想到他会在报上刊登一个“征婚告白”,而且是中国文化人有史以来第一个征婚启事,这样的事除了他章疯子不会有第二个人能做得出来。这份“征婚告白”全文如下:

    今有南清志士某君,北来游学。此君尚未娶妇,意欲访求天下有志女子,聘定为室。其主义如下:一要天足;二要通晓中西学术门径;三聘娶仪节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陋俗。四是女方是鄂籍(湖北)人;五是大家闺秀,性情开放;要通文墨,精诗赋;双方平等。如能合以上诸格及自愿出嫁,又有完全自主权者,勿论满汉新旧,贫富贵贱,长幼妍媸,均可。请即邮寄亲笔复函,若在外埠能附寄大箸或玉照,更妙。信面写梁启超,托天津《大公报》馆或青年会两处代收。

    第一则征婚广告登出后引起两种截然相反的回应,一是在当年的7月27日《中外日报》转载了这则广告,并加了一个标题:“世界最文明之求婚广告”,暗示对此的赞成之意。二是当时中国著名的女权运动领袖林宗素女士见到这则广告后,给《中外日报》写信猛烈抨击此事,她站在女性的立场上,重点指出这则广告中只提对女性要求的大男子主义思想,是对广大女性的歧视与污辱。更有许多晚清的遗老遗少认定“征婚告白”是“越轨”行为,对章太炎大加嘲讽。但是章太炎才不会将他们放在眼里,依然我行我素。他对朋友说:“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据说这则“征婚启事”的后面几点是章太炎事后修正的,很多人都很好奇,为什么章太炎的“征婚启事”指明“是鄂籍”呢?一说是章太炎认为“鄂地首义之区,女子亦殊不凡”;二说便是“湘女多情,鄂女多音”。

    “湘女多情”应该跟湘妃竹相关,自然是指舜帝在南巡中驾崩后葬于零陵,他的两个妃子娥皇与女英千里寻夫,泪洒湘竹,故后世即有“湘女多情”之说。“鄂女多音”则让人颇为诧异,相传,1914年章太炎赴京被袁世凯软禁时,袁世凯曾好奇地问章太炎:“何以非鄂女不娶?”章太炎回答道:“湘女多情,鄂女多音。湖北人语音之中,保存着许多古音,而本人正是研究古音的,若有鄂女应征,自当结秦晋之好。”这则传闻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但鄂地语言中遗存着大量古楚方言词汇却是实情。作为语言学大师的章太炎,当年曾一度主张以武汉音为汉语的标准音。民间还有戏言曰:“武汉话差一票便成国语了!”娶一房夫人也要与事业结合起来,这样的事除了章太炎再没有第二人这样做。很显然,如此苛刻的“征婚告白”注定要成为空白。在“征婚告白”刊登后的多年里,没有一个女性敢上门应征,可能被家族除名的章疯子着实令人害怕,这样的人打一辈子光棍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当然,像章太炎这样的大师,暗送秋波的女子也为数不少,据日本发行的《中国文学日报》1936年8月号记载:十九岁的革命女志士吴淑卿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她就愿作章太炎伴侣,曾公开示爱。章太炎闻听后懵懵懂懂,不曾在意。黎元洪见此情形坐不住,愿意做媒。章太炎却以“革命为重、结婚为次”作答复。吴淑卿得知章太炎如此无情,十分伤感,一时悲愤写下了一篇“吴淑卿投军文”登载在《民立报》:

    愚生虽学问浅薄,但对国事稍知一二,今不以男女有别为畏事,但愿我国四万万同胞,同心协力,负起振兴中华大汉之人权,发扬黄帝后裔之光辉……

    这篇文章很长,措词慷慨激昂,字里行间闪烁其辞的,全是对章太炎的不满与怨责。但是章太炎是个异于常人的人,男女恋爱之事在他看来是小菜一碟小事一桩,反清与革命才是大事。他似乎也在等待,等待着冥冥中令他怦然心动的奇女子。这位吃螃蟹者还终于被他等到了,她就是章太炎的小同乡、貌美如花的才女汤国梨。

    水乡美女在水一方

    汤国梨的家就在浙江桐乡乌镇,那是著名作家茅盾的故乡,那是上海周边著名的水乡古镇之一:弯弯的流流,高高的拱桥,鱼鳞瓦覆盖的老房,河流上咿咿呀呀的乌篷船穿梭往来。丰厚的人文积淀,优美的水乡风情,小小的才女汤国梨从小就在这里长大。汤家世代务农,植桑养蚕,难以维系生计。她的父亲不得已而迁至上海,几经周折,谋得一个店员的职业,乃得以维持全家的生活。不久又辗转去了汉口,在他弟弟经营的茶叶铺中担任会计,收入颇有盈余,遂接妻女三人到汉口安居乐业。当时汤国梨七岁,聪明伶俐,喜爱诗文,父母即送她至私塾读书,已渐通文理。不幸的是父亲因病早逝,失去依靠的母女只好重返乌镇,寄住于舅父家中。那时汤国梨年仅九岁,已粗通人事,日常帮助母亲操持家务。因为依赖于亲戚接济度日,她自幼就养成了勤俭节约的美德。离开汉口后,因条件所限不能再继续上学,但她酷受文学,凭她曾经学过二年私塾的基础渐渐懂得韵律,写诗填词,显露出出众的才华。随着年龄一年年增大,她渴望着外界的大千世界,渴望走出乌镇到外面的世界里展翅高飞。有一天,她终于按捺不住起伏的心情把求学的渴望向舅父和盘托出。千里马从来不乏伯乐,汤国梨是千里马,舅父就是她的伯乐。因为目光远大的舅父认定聪明好学的外甥女前途无量是可造之才,所以外出求学的事他欣然应允。不久,二十三岁的汤国梨进入上海务本女学求学,从此踏上了改变她一生的征途。

    务本女学创办于1902年,是我国近代创办较早的女子学校之一,培养了不少妇女社会活动家,与汤国梨前后期的同学有吴若安、张謇的女儿张敬庄、张通典的女儿张默君,以及舒惠珍、谈社英、边境宏、范天德、沈仪宾、余庆裳、崔正华等。汤国梨在学校里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一面和有抱负的同学纵谈天下大事,和张通典的女儿张默君走得尤其近,亲如闺蜜,无话不谈。因为天生丽质,在务本女校汤国梨被称为“皇后”。她的“皇后”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她的天生丽质的外貌,在学校时是数百女同学中的佼佼者;二是她的文学才华和艺术天赋,无论吟诗作文、歌舞书画,皆为师生瞩目与称道,常以“影观”笔名在报刊上发表诗词文章。可能正因为才貌双全,她的眼光很高,不肯低就,迟迟没有意中人。当时她曾写了《酒兴》一诗,借以抒怀。诗云:

    兴酣落笔书无法,

    酒后狂歌不择腔,

    一任旁人窥冷眼,

    自扶残醉倚晴窗。

    其实,汤国梨不是不想爱,只是于千万人之中尚未遇到自己心仪的那一个。求学期间,汤国梨十分关心国事,参加了反抗清政府出卖苏杭甬铁路修筑权的运动,成为“妇女保路会”负责人之一,经常在愚园、锡金公所讲演,宣传保路拒款,听者激动,女界认款支持者甚众。1907年夏,汤国梨以第一名优异成绩从务本女学师范毕业,抱了振兴教育事业的愿望,她回到故乡,应聘于私立吴兴女校任教师,最后出任校长,前后共四年。

    1912年,清政府寿终正寝,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全国上下为结束封建专制统治而高兴,为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出谋划策。汤国梨和吴芝瑛、陈撷芬等各界妇女一百余人,发起成立“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提出“妇女参政要求”,得到孙中山先生的赞赏与支持。后来“神州女界协济社”正式成立,宋庆龄为名誉社长,张默君、杨季威为正副社长,汤国梨为编辑部部长。同时又创办了《神州女报》,向民间宣传妇女必须学习知识,经济自立,参与政治,谋求与男子同等的地位。也就在这时候,大先生章太炎走进了她的生活。

    那是一个黄梅五月天,汤国梨的同窗好友张默君忽然塞给汤国梨一封信。写信人为大学者章太炎,纸短意简,但汹涌爱意真真切切,直看得情窦晚开的汤国梨脸上桃花朵朵开。其实,张默君是受父亲张通典所托给他们来作媒的,当时张通典为孙中山先生的秘书长。在这之前,汤国梨因为听过章太炎先生关于成立光复会、反对清王朝的革命演说,对他早有仰慕之情。但汤国梨在高兴自己终有所爱的同时又有所犹疑。下嫁章太炎,对她这样一个心高气傲的才女来说,有几点不合要求:一是其貌不扬,二是年龄太大,大她十三岁。三是很穷。可是他为了革命,在清王朝统治时即剪辫示绝,以后为革命坐牢,办《民报》宣传革命,其精神骨气与渊博学问却非庸庸碌碌者所可企及。汤国梨回忆说:“我想婚后可以在学问上随时向他讨教,便同意了婚事。”按旧俗,章太炎要送汤国梨金饰为信物,一般应为四件。在友人的资助下,购得金戒、金镯、金锁,尚缺其一,后来章太炎想到黎元洪当初曾赠送开国纪念金章一枚,于是凑成四数。可见,为了倾心的女子,国学大师也有凡俗的一面。1913年6月15日,汤国梨与章太炎先生在上海哈同花园举行婚礼,一时贺客盈门,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革命党人和男女来宾二千余人都来参加了婚礼,蔡元培先生亲自当了证婚人。

    新婚仅一月余,“二次革命”爆发。以革命为重的章太炎先生即北上讨袁,自此遭袁世凯软禁达三年之久,这对新婚的汤国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她忙遣家人去丈夫故乡余杭向族中人商议营救办法,不料所获结果是:“族中巳决定将他开除出族”。人情淡漠,这使她更增添了忧愤,调《菩萨蛮》抒发自己对丈夫章太炎的思念:

    篷窗悄倚愁如织,绿杨万树无情碧。只解舞东风,何曾系玉聪?

    夜深还独坐,辗转愁无奈,别绪满河梁,月圆人断肠。

    这时袁世凯千方百计诱迫汤国梨进京,她回忆说:“袁氏为谋久羁先生,乃诱胁其接眷入京。于是常有自称为章先生门人或至友者来,或问余通讯情况,或愿代递秘密文件,意似殷勤。但余与先生结婚仅逾月而别,初未识其所谓至友与门人,亦无秘密文件之待寄,故唯唯而已。后有《大共和报》、《神州日报》程某、蔡某迭造我门,告曰‘章先生已得当局谅解,且将舁以要职,车马洋房均巳布置就绪,先生亦乐于接受,惟当局必须家属到京,方克成事,故望夫人早日成行耳。’言颇不伦,益增疑惧。盖促余北上者,欲以此息先生南归之念,以掩其幽禁之名耳。且亦有闻,袁氏以余尝参加革命运动,与陈英士其美有同乡之谊,促余北上,亦袁氏老谋深算,芟草务尽之计也。是故对移家北京事,余与先生有不同顾虑。家书中时而迫切相召,时而戒不宜行,正所以见先生处境之艰危,心绪之紊乱也。余则深知委曲之不能求全也。北行既无益,抑且徒增先生之累,故屡请其勿以家属为念;而对彼甘言利诱,亦唯置之不理而已矣。”一个女人有美貌不足以为奇,充满理性和智慧才魅力无比。汤国梨就是这样的女人,或许章太炎看中的也是这一点吧。被囚三年,一千多个日子,丈夫不在身边,要怎样看着时光一点点老去,幸好汤国梨擅诗词,孤单无助时可以以此解忧。《裁书》一诗,刻画的正是她当年凄苦的心情:

    已封重启意徐徐,欲写还休叠又舒。

    挑尽残灯过夜半,长笺裁尽未成书。

    当然汤国梨作为女人也有脆弱的时候,但是她不允许自己在坏心情里沉沦。三年里,章太炎先生四易囚所,两度绝食,二次越狱。为营救丈夫,汤国梨一边在书信来往中安慰与鼓励丈夫,一边只身在上海四处奔忙。她几次写信给徐世昌和黎元洪,措辞委婉,语气恳切,在一封给徐世昌的信中她这样写道:“外子好谈得失,罔知忌讳,语或轻发,心实无他,自古文人积习,好与势逆,处境愈困,发言愈狂——若不幸而遽殒,生命诚若鸿毛,特恐道路传闻,人人短气,转为大总统盛德之累耳!”写这信时,三十多岁的汤国梨年轻秀美,谁都以为她应不堪一击的,但是她言语间透出的勇敢与定力,分明写着她对章太炎一往情深的爱与恋。所以,纵有万水千山阻隔,章太炎先生依然感应到了,他在给妻子的信上说:“汤夫人左右,槁饿半月,仅食四餐,而竟不能就毙,盖情丝未断,绝食亦无死法。”“情丝未断”着实动人,不断,有情,所以他们才能一路风雨无阻地走了下去。也正是这份情,支撑着汤国梨在没有章太炎的日子里敬养婆母,培育儿女。有情在,内心对未来就会充满希望和期待。

    春蚕不肯无情死

    1916年6月,袁世凯一倒台,章太炎先生就被释放,与汤国梨团聚。是爱让他们重逢,这爱的力量来自三年中汤国梨给章太炎的书信。汤国梨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之际,将这些信件交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出版,题为《章太炎先生家书》并亲撰“叙言”:“顾余之珍重此家书者,期与先生相见时,作共诉甘苦之印证,留示子孙,使知先人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之气节,传之社会,可觇专制统治者之蛮横暴戾,然则此家书亦史书也。”而这正是人间大爱的见证,是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坚贞之爱。

    1917年4月,汤国梨和章太炎先生的爱情结晶章导出生了。由妻子到母亲的角色转变让汤国梨无所适从,此时她最需要丈夫作家庭的坚强后盾。但是章太炎却竟然不辞而别离家出走。后来她在报上看到消息,原来章先生随孙中山先生登舰南下,赴广州宣布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先生任护法军大元帅,章太炎先生任护法军秘书长。汤国梨说:“他真是有国无家。”她选择一个人默默地挑起家庭的重担,抚养出生尚未满三个月的孩子。章太炎这次出走长达一年零三月之久,行程一万四千余里,忠实地执行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在这些分离的日子中,苦的是汤国梨,家中要照顾又无时无刻不担心着丈夫的安危,只有坚强的女人才可以承受。所以,娶妻如汤国梨一样贤良淑德,实在是章太炎先生前世修来的福分。

    也许章太炎先生真的是个不一般的有情之人,就像他自己说的“情丝未断”,虽然他一声不吭地走了,但他终究还是会回来的。东北沦亡后,他对政治渐渐感到失望,带着夫人汤国梨在苏州定居下来。在这个人间天堂,他创办了“章氏国学讲习会”,汤国梨担任讲习会教务长,这是他们真正意义上的夫妻联袂。朝夕相对,感情与日俱增。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他们夫唱妇随,风雨同舟。1931年,日军入侵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继而又至上海挑衅,十九路军拼死抵抗,伤亡严重。为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日爱国行动,汤国梨与黄绍兰(章太炎唯一的女弟子,黄侃前夫人)、沈仪宾等共同商议,筹建伤兵医院,所需费用由她们四处募捐。租下的民居一切因隔就简,但是医疗设备一定要最好。为了说服上海的企业家捐资捐助,汤国梨最长时间有半个月不回苏州。就在上海滩一家一家企业走访,说服他们拿出资金来万众一心抵御外敌。伤兵医院办了将近一年,共接纳治疗一百四十多名伤病员。在这家医院,汤国梨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女护士,什么活都干,什么事都做。到了第二年,北平学生掀起抗日救亡运动,上海学生积极响应。学生们自己驾驶火车赴南京请愿,列车开到苏州,恰遇风雨交加,国民党当局乘机上车威胁利诱。汤国梨得知后,和章太炎商量好,前往火车站慰问学生,并馈送食品,极大地鼓舞了学生。

    东北沦亡后,章太炎对政治深感失望,不再出山,完全隐居在苏州锦帆路五十号,专门培养刻意攻读中国古典文学的学生。所有内外事务均由汤国梨一人承担,使章太炎有更多精力投入讲学中。可是因为不工不商,以文为生,章太炎的日子过得相当清贫。他生性孤傲,又绝了交游,再苦再难也不改士人本性。为了最喜欢的本家侄子的房子在上海被人强拆一事,他不得不求助于海上名人杜月笙,这还是汤国梨出的点子。

    汤国梨在上海生活多年,对上海滩黑道老大杜月笙自然并不陌生。事情起因是章太炎侄子居住在上海租界,辛辛苦苦攒了点钱财,好不容易买下一小块地皮造了房子。就有人过来说那块地皮是他家祖上的,要收回。章太炎急得不行,汤国梨点拨他说:“去找找杜月笙杜先生看看,他对文化人一向敬重有加,或许肯为你帮这个忙。上海滩地面上,没有他杜先生办不成的事。更何况你这点事对他来说只是区区小事。”章太炎抹不下这个面子,汤国梨说:“这信你不肯写我来写,但是要用你的名义,对杜月笙,我多少还有点了解。”杜月笙早年是个小混混起家,没读过书。成为黑老大之后他极力“转型”,努力实现流氓“文人化”。他要求自己手下不能再穿流氓传统的短打装扮,而要一年四季衣着整洁,说话也不能爆粗口,一定要给人以斯文、儒雅的印象。除此以外,杜月笙还利用各种机会接交文化名人,动之以情还之以礼,努力漂白自己黑老大背影,力争成为一个有头有脸有文化的正派人。他的种种行为传出去后,有一天他收到一封苏州来信。拆开一看不禁喜出望外,写信给他的是当时红透半边天的文化大师章太炎。他自然愿意帮章大师一把。由于杜月笙先生出面,章太炎侄子的房产纠纷很快和平解决。章太炎很开心,由衷地感到轻松,正打算写信向杜月笙表示感谢,谁知道杜月笙竟然轻车简从到苏州来看望他了。

    那是个秋日的午后,在章太炎寂寞的门庭外忽然停下一辆汽车,三个男人鱼贯而出。后面两个提着沉甸甸的礼品,走在前面的那个男人朝惊诧的章太炎伸出手来:“鄙人杜月笙,前来拜见章大师。”章太炎十分感动,汤国梨泡茶敬上。杜月笙一脸谦恭,像个规规矩矩的小学生一样坐在章太炎和汤国梨面前,然后一五一十向他汇报解决他侄子房产纠纷的经过及结果:“如果章大师不满意,我可以推倒判决重来,这个凭我杜某人完全可以做得到。”章太炎连忙说:“不必不必,这样的结局出乎我们的意料,这已经是很好很好的结果,我们相当满意,感谢杜先生,真的感谢杜先生。”杜月笙点头说:“不必不必,章大师是国学泰斗,鄙人仰望已久,今朝能为先生做点微不足道的小事,我这个粗人感到荣幸之至。”

    汤国梨嘱咐弟子们准备晚饭,但是杜月笙执意不从,原来他早就在苏州著名的酒家得月楼订好了晚餐,邀请章大师和师母汤国梨及一帮高足一同赴宴。等到章大师面红耳赤地吃罢回到家,一位弟子告诉他,杜月笙在茶杯垫下面悄悄放了一张两千元的支票。章太炎心头一热,他手头正紧,这笔厚礼送得及时,既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又顾及到了他国学大师的面子,实在是体贴入微。章太炎就这样和杜月笙成了极要好的朋友,杜月笙每个月都派人来苏州给他奉上一笔丰厚的茶水钱。章太炎自然也投桃报李,为杜月笙改了一个更文雅的名字:杜镛,并以国学大师名望为他撰写《杜氏家谱》。杜月笙在上海发迹之后,耿耿于怀于自己出身的低贱。章太炎先生经过一番考证、论证,将杜月笙祖先上溯到帝尧:“杜之先出于帝尧。夏时有刘累,及周封于社伯,其八祖皆御史大夫。”由此,杜月笙一跃而为名门之后,不过是后世家道中落而已,谁也不能因门第出身而对杜月笙心存不屑,人家本来就是“帝尧之后”。

    1936年6月,民族危机日趋恶化,章太炎先生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欲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时刻,疾病夺走了他的生命。成功男人身后必有一位默默付出的女人,章太炎的功劳就是汤国梨的功劳。如果说章太炎是舟,那么,汤国梨则是他的一生之水。

    章太炎病逝后,五十四岁的汤国梨毅然挑起了家庭和章太炎遗业的两副重担。半年后她在上海创办太炎文学院,自任院长,继续为研究国学培养人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为拒绝向汪伪政权注册,她主动停办学院,不顾敌伪威胁利诱,保持民族气节。抗战胜利后也不接受国民党政府的名位,亦拒绝去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当选为苏州市首届人民代表,历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苏州市妇联执行委员、民革苏州市副主委、苏州市政协委员,于1980年九十八岁高龄时病逝于苏州——那间她与章太炎生活了多年的锦帆路老房子成为她最后的归宿。正如同她早年诗作《春蚕》所写的那样:

    春蚕不肯无情死,

    吐尽丝还化蝶来,

    历尽红尘终不悟,

    此身只合化成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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