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反帝斗争——五卅运动

    提到旧中国的上海，人们往往会想到狂欢的舞曲，迷乱的灯光，这里是东方浮糜之城、也是曙光之城。外国的租界地就设在这里，日本、英国等国的工厂也开在这里。看似和平的纸醉金迷，却没能掩盖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与掠夺。1925年5月30日，租界的英国巡捕就在这一天上演了一场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他们向无辜的群众开枪射击，打死学生、工人等13人，伤者不计其数。它恰是一根导火线，使深埋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反帝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正如瞿秋白所说，五月卅日！这确是中国国民革命开始的一天，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那么这一天是如何开始的，让我们一起回到那阴霾笼罩的年代，追忆五卅运动，感受历史的浓缩与积淀。

    顾正红事件

    自1924年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工农运动犹如排山倒海之势迅速发展，预示着全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为了加强党对工农群众运动的领导，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并且于1925年5月1日，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那天天气格外晴朗，似乎上天也感应到了工人心中的喜悦，会上，工人代表们义正言辞地喊出口号：“不管是什么资，只要在中国办企业，都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真可谓压迫越深反抗越烈。

    当时日本在中国境内的纱厂共有41家，中国工人在日本纱厂受着极其残酷的待遇，每天工作12小时，工资很少，有的每天不过一角钱。由于亲日派的段祺瑞和奉系军阀的得势，日本资本家更加肆无忌惮地剥削工人。5月15日傍晚，内外棉七厂又无故锁闭大门不让工人进厂上班，共产党员顾正红与其交涉。日本领班就向工人宣布：“今天没有纱，大班（厂长）叫你们统统回去！”工人们听了哄起来：“我们要上工，不上工也要给工钱。”大家聚集在办公室门口，坚持要上工。顾正红带领大家高声喊道：“快开门，我们要上工。”有的工人搬起石头砸门。顾正红把手一挥，大喊，“工友们，冲啊！”工人们象决堤的洪水冲了进去。看门的日本人举棍就打，好多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顾正红带领一部分人冲到物料间，拿出一些“打梭棒”作为自卫武器。正在这时，内外棉七厂“大班”和内外棉副总“大班”，接到门卫电话，拿起手枪，带领一批打手，直朝门前奔来。面对持枪的敌人，顾正红毫无惧色。他站在最前面，举起“打梭棒”责问：“为什么不让我们上工？”数百名工人的怒吼声震天动地。内外棉七厂“大班”一看带头的正是他久已注意的顾正红，便咬牙切齿地朝顾正红放了一枪，顾正红的小腿鲜血直流。他忍住疼痛高喊：“工友们大家团结起来，斗争啊！”突然，“大班”的枪弹又击中他的腹部，顾正红抱住身边的小树，仍然顽强地挺立着。凶手日方“大班”又朝顾正红连开两枪，顾正红终因伤重不支，倒在血泊之中，年仅20岁。大批工人抬尸游行，所到之处，哭声不绝，群情激昂。在举行公祭大会上，有一幅挽联，上联是：先生虽死，精神不死；下联是：凶手犹在，公理何在；横额是：工人先锋。

    五卅惨案

    顾正红事件激起了全上海以至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5月30日清晨，李立三、蔡和森、向警予等组织工人学生到租界内的马路上散发传单，发表反对枪杀顾正红、反对四项提案、收回租界的演讲。下午巡捕大肆捕人，仅南京路老闸捕房一处就逮捕学生一百多人，愤怒的群众学生要求巡捕释放被捕的爱国者，遭到毒打，英捕头爱伏生还残忍地下令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枪杀13人，重伤20余人。帝国主义无视中国人的人权和宝贵生命，用冰冷的枪械和警棍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曾经标榜自己是先进的文明人，在这个闷热的下午卸下了假面具，露出他们狠毒丑恶的本相，向密集的群众开枪，勇敢的青年人用热血染红了这块灰色的土地，洗刷这一切的强横暴虐。他们倒下了，但是千万“争自由”的旗帜仍在飞舞，千万“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仍在震荡。

    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蔡和森提议开展全面的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以便更强烈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并成立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三罢”斗争。

    5月3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李立三、刘华任正副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主任，总工会宣布6月1日全市实行总罢工。5月31日，学生最先行动起来，上海华界和租界内中等以上各学校已开始罢课，上千名学生冒着被逮捕枪杀的危险，到南京路上散发传单鼓励人们奋起反抗，他们奔走呼号，毫无惧色。6月1日，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南洋大学和很多帝国主义办的教会学校的学生也开始罢课。同时上海工人举行了总罢工，电车、公共汽车、印刷厂工人在总工会领导下，组成一支结构严密、纪律严格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在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霎那间，昔日繁华的上海市风起云涌，民意沸腾，二十多万工人罢工，五万余学生罢课，大部分商人罢市，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齐心协力抗击侵略的不屈精神。为保存工人阶级组织及已经取得的胜利，决定改变总罢工政策，以经济要求为主，进行个别谈判，局部解决和逐步复工。最后日本资本家同意抚恤顾正红家属一万元，补偿工人罢工损失十万元，各行工人逐渐复工，结束长达数月的罢工斗争。

    五卅运动以磅礴气势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正如中共中央在当时《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指出：自鸦片之役以至庚子之役的中国史，完全是一部外国强盗宰割中国民族的血书。然而这次五卅血溅南京路，却是中国民族自觉的反抗帝国主义之第一页啊！

    省港大罢工

    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当属广州和香港工人举行的省港大罢工。

    为了彻底的维护工人的利益，中华全国总工会派邓中夏、苏兆征领导香港、广州工人罢工。6月23日，香港、广州工人以及农民、市民，学生和革命士兵5万多人，在广州东校场举行声援五卅运动的群众大会。会后各界群众举行示威大游行。浩荡的队伍按工农商学兵的次序向西而去，传单纷纷飞舞，天空也有飞机散发传单。下午2时，游行队伍巡至西堤沙基口。

    沙基是傍水而筑的一条街道，与英、法租界的沙面仅有数丈之隔。这时躲在沙袋工事后面的英国军警对着密集的游行队伍，发射出一梭梭罪恶的机枪子弹。人群顿时象决堤洪水，争着向内街奔避，各自寻觅躲身地方。满耳皆是民众的呼喊声，入眼即是人们脸上的怆惶之色，此时的沙基已经是死伤满地，鲜血横流，惨不忍睹。还有许多民众躲在柱下不敢动弹，更有无数受伤的躺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只要站起来机枪又是一阵扫射，这些帝国主义就是灭绝人性的刽子手，连手无寸铁的民众都要这样赶尽杀绝！沙基惨案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决心，省港大罢工的规模更加扩大。

    7月3日，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以苏兆征为委员长，对香港英帝国主义实行罢工。广州革命政府对这次罢工采取支持态度，每月资助罢工委员会经费1万元。省港罢工委员会实行的重要策略之一，是对香港实行封锁。

    香港是一个四面都是水的小岛，吃的东西很多要靠广州供应。码头工人罢工，广东又进行封锁，内地的肉食蔬菜运不过来，结果猪肉、鸡蛋拼命涨价，英国人喜欢吃的牛肉根本看不见了。食品市场空无东西，和街上堆满的垃圾、粪便形成对照，以繁华著称的香港成了“饿港”。海员工人罢工后，船只不再进港，船坞废弃了。货物运不进来，商店也纷纷歇业。东西买不到，社会秩序大乱。大家又称香港为“死港”。至1925年12月，香港交易所不得不承认，因罢工造成的损失已达6250万英镑。

    面对这种局面，香港总督史塔士还想采取鸦片战争时的办法，用武力进攻。他特地公开召开一次所谓“公民大会”，以大会的名义电请英国政府派军队来镇压罢工。但是，此一时彼一时，这时的形势已经和鸦片战争时代的形势完全不同了，史塔士纵然决心死拼，怕也白费力气。他甚至曾秘密地动用为数5万元的信托基金，暗中指令东华医院在广州策动兵变，事败后曝光，社会舆论一片哗然，使史塔士任期未满，就灰溜溜地下台了，让位于新上任的总督金文泰来收拾残局。

    省港大罢工，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前后坚持了1年4个月（16个月），直到1926年10月才告胜利结束，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这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表明了中国工人阶级强大的领导力量和彻底的革命精神。它成为五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多，都是空前的。今天当我们沐浴在和风旭日之下，享受和谐安定的美好生活时，难以想象1925年上海以及全国人民面临的侵略者像嗜血的鲨鱼一样一点一点啃噬的恐惧，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诠释着对国家主权独立的追求，对和平和自由的向往，就像一把干茶叶，在沸腾的水里这样严酷的环境中，叶片舒展开来，一锅滚水最后变成鲜亮亮的茶汤，五卅运动淋漓尽致的展现了中国人坚毅的品格和不竭的内心力量，在中国人民反帝解放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揭开了全国大革命风暴的序幕。

    2.“八一”烽火——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凌晨，三声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南昌城沉寂的夜空。贺龙总指挥部打出了起义进攻的信号！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爆发了！经过数小时激战，全歼守敌，占领了南昌城。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是被国民党反动派“逼上梁山”的。在那风云变幻的日子里，上演着怎样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事件呢。

    毛泽东说“逼上梁山”

    长江沿岸，物产丰盛，居民稠密，城市如星。顺长江而下，有三个城市分别是长江上游、中游、下游的大都会：重庆、武汉、南京。这三大城市夏天酷热，号称三大火炉，其中武汉尤胜。7月份正是三伏天气，武汉气候之酷热，超乎寻常，晚上人们根本无法在屋内睡眠，都在屋前空地上洒上凉水，安床而卧。古往今来，武汉人都是这样在夏天消夜的，俨然成为武汉一大人文景观。但是，1927年的7月下旬，武汉街上却没有什么人在街头露宿。只见囚车在市内狂奔，警笛凄厉地尖叫着，一队队士兵和警察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大街上跑来跑去，家家户户关紧门窗，市内不时响起枪杀共产党人的阵阵枪声，蒋介石和汪精卫，在上海和武汉分别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汪精卫叛变革命后的武汉市，已是一片白色恐怖。历史的进程，陡然发生逆转。中国共产党从合法变成非法，由地上被迫转入地下。

    这种逆转来得那样快，以致许多共产党员根本没有精神准备。正如毛泽东所说，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这就清楚地表明：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对付反革命的武装。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刚刚经过改组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五人组成的临时政治局常委，在武汉市一间门窗紧关、窗帘低垂的房间里，正举行秘密会议，策划南昌暴动，把独立领导武装斗争这个重大课题，提到了中国共产党议事日程上来。张国焘在常委会中排名第一，自然是常委会议的主持人和召集人。

    会上周恩来指着地图说：“现在九江、南昌一带战云密布，中央应迅速把暴动的名义、政纲和策略定下来，以便立即暴动。”苏联军事顾向加伦站起来，招呼大家说：“来来来，大家看着地图。”他趴在桌子上，用铅笔从南昌到汕头、广州画了一条直线说：“这样吧，部队暴动后，立即南下，占领海口，在汕头接受共产国际的军火和物资接济，占领广东，建立根据地，再举行第二次北伐。为了减少暴动的阻力，仍使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号。周恩来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立即前往南昌，领导暴动。”大家讨论了加伦的意见，认为此议甚妥，暴动的方案就这样定下来了。

    此时中国共产党所能掌握和影响的军队集中在江西九江和南昌之间。他们是叶挺师长统率的第11军第24师，贺龙军长统率的第20军，朱德团长领导的第3军军官教导团，朱德还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这些革命武装力量的总人数为两万多人。临时中央常委会决定以这些武装为基础举行起义。

    周恩来“先发制人”建军南昌

    开完常委会议后，周恩来回到家里，和往常一样，什么也没有对邓颖超说。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在五四运动时在天津相识的。当年觉悟社社员抽号定名，邓颖超抽的是1号，便以谐音逸豪为自己的化名。周恩来抽的是5号，便以谐音伍豪为自己的化名。两人在广州结婚时，便互约，绝不向对方打听不该知道的党内秘密。吃过晚饭后，周恩来对邓颖超说：“我今晚就要离开武汉到江西去。此一去不知何日才能相见，你要多保重。”周恩来还是没有告诉邓颖超他到江西去要干什么，邓颖超也不问。当晚周恩来在陈赓的陪同下悄然离开，秘密前往江西。

    周恩来一到南昌就在江西大旅社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由周恩来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主持南昌暴动工作。解决3、6、9三个军在南昌的武装，政治上以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全国。

    就在这时，中央代表张国焘来到南昌，中共前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中共中央派他来，是鼓动大家更坚定地执行中央的政策，可是他一到会便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应该争取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参加，否则不能举行暴动。为了南昌起义能按时按计划发动，周恩来终于拍案而起，恼怒地反驳道：“你在整理党务案中一味退让，造成今天这样严重的局面。你还想叫我们党放弃领导权，当别人附庸啊？不行，暴动时间断不能改变，更不能停止。”在周恩来的一生中，发怒是十分罕见的事。而他这次是基于张国焘对南昌起义明显阻止态度的义愤。其他委员也都七嘴八舌地斥责张国焘。特别是谭平山，不仅拍案大骂“混蛋！”甚至要下令把他捆起来！幸有周恩来劝说制止了。张国焘站起来傲慢地说：“这是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意见，你们眼里还有没有中央？”周恩来反驳道：“中央和国际代表给我的任务是主持起义。你要阻拦破坏起义，就得承担一切后果。”第二天，中共前委再次开会进行辩论，最后，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这时，陈赓进来，对周恩来耳语了几句，周恩来当即决定于午夜提前起义。他气愤地说：“同志们，我们内部已经出了叛徒，有一个副营长向敌人指挥部告了密。我是前委书记，要对起义官兵负责。我命令，提前两小时起义。”说完掏出红巾带系在自己的脖子上，前敌委员会成员和指挥部军官们也都系上了红巾带。接着，所有起义官兵也都系上红巾带，南昌起义正式开始了。

    贺龙把军队交给党

    7月的南昌，战云密布。叶挺和贺龙奉党的命令，率24师和20军在九江登上军列，向南昌飞驰。南昌驻军根本不知暴动之事，还为他们举行隆重的入城式，沿途他们还受到江西各界民众团体的热烈欢迎。贺龙在南昌驻扎下来后，汪精卫在张发奎的请求下，随孙科一行，从武汉来到九江，与朱培德、黄琪翔等召开“反共”会议，指责贺龙“从作战计划上讲，贺龙是不应该到南昌的，南昌方面另有军队担任”，他们除飞电南昌：“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外；汪精卫、张发奎还连连派代表，催贺龙清党。贺龙吸着烟斗，对来人说：“请你们回去告诉汪主席和张总司令，我贺龙很快就要清党，请他们瞧好吧。”在汪精卫、张发奎他们看来，贺龙早年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召，在家乡湘南桑植县起兵讨袁，从团长当到军长。然而汪精卫根本想不到，贺龙已看清天下大势，把自己的军队交给了共产党。

    贺龙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当周恩来来到南昌第二天，就去二十军军部看望贺龙。贺龙迎了出来，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走进贺龙办公室，坦诚地说：“贺龙同志，你虽然还不是中共党员，但我认为你早就具备了党员的条件。现在党决定你来担任这次暴动的总指挥，你有什么意见吗？”贺龙斩钉截铁地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

    7月30日，南昌形势已异常紧张。暴动时间因故推迟。贺龙开完特别委员会，一出门就喊：开会，开会！他是在召集二十军团以上军官到军部开会。各团长早已在此等待多时，只见贺龙身着湿透了的白绸衬衣，手摇大蒲扇，抹抹浓浓的一抹唇须，然后严肃地宣布：“过去有人一直要我清党，我没有答应。现在，我贺龙要‘清党’了！”

    听贺龙宣布要清党，许多共产党员开始不安起来，一些国民党员则面露喜色，看贺龙怎样清党。只见贺龙指着台下命令道：“是共产党员的都站到这一边，是国民党员的都站到那一边。”台下一阵骚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各站一边。贺龙瞅了瞅台下，庄严宣布：“诸位，现在我宣布，我贺龙要跟共产党走了。国民党员信得过我贺龙，愿意跟着我走的，兄弟我热烈欢迎。不愿意跟我走的，请都留这儿，过几天我发给你们路费，礼送出境。我是说话算数的，决不和你们为难。但是……”讲到这里，贺龙陡露杀气，“但是，如果谁要和我捣乱，我贺龙的脾气你们是知道的。只怕我贺龙认得你们，我这支手枪不认得你们。”说着，他掏出手枪“啪”地拍在桌子上，全场为之一震。

    周恩来当夜听到贺龙清党的事，急忙走到二十军军部，紧紧地握住贺龙的手，激动地说：“贺胡子，大革命失败，多少人都往蒋介石那里跑，好抱住这棵大树乘荫凉。你是军长，却毅然把部队交给了党，我代表党感谢你。”贺龙诚挚地说：“周主任，你快不要这样说了，我贺龙不爱听这话。要说感谢的话，我要感谢党，收下了我这个老兵。”

    贺龙总指挥以演习为名，调动起义部队包围了城里的国民党军。

    朱德“杯酒释兵权”

    7月31日之夜，古老的南昌城，已戒备森严，暑气未消，繁星映天。远处传来低微的虫吟蟋唱，时钟滴嗒嘀嗒地似乎越来越响，起义的时间分秒紧逼。此时南昌公安局局长朱德，按照周恩来的部署，已经开始了一项特殊的任务。

    朱德早年加入同盟会，先后参加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30功名尘与土，这时的朱德，有洋房、有股票、有存款，可以享尽荣华富贵了。然而，朱德决定抛却一切去寻找共产党投奔革命。专程去上海找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提出入党要求。遭到陈独秀拒绝。然后去欧洲找周恩来，周恩来不仅成为他的引路人，而且为他办理了入党手续。这次周恩来在陈赓的陪同下秘密来到南昌时，就住进了他的寓所。两人相见，分外高兴，并为周恩来在家里设小酌洗尘。席间，朱德谈起了往事，二人频频碰杯，感慨万千。朱、周二人都善饮，但因暴动在即，不敢多饮。席散之后，周恩来对朱德耳语几句，朱德连连点头。

    晚9点前，朱德举行盛大宴会，把敌军的大小主官请到家中，以调开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军官们开怀畅饮。吃过饭后，天已黑尽，大家又摆开桌子玩麻将。玩了一会儿，忽然城里响起枪声，军官们不禁惊疑起来。朱德把麻将牌弄得哗哗响，故作镇静地说：“乱世之时，响一阵枪声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南昌城哪天晚上没有枪声。”军官们一听也是，也就继续玩下去了。枪声越来越密，忽然有人推门进来报告：“今晚贺军长那边有行动，请团长快回去！”顿时，石破天惊，军官们纷纷告辞，朱德也不强留，若无其事地走过去把门拉开，似为送行。谁知几十个系着红巾带的军官冲进来，用枪指着他们，命令道：“不许动！谁动打死谁！”指挥官们无奈，举起了手。有的指挥官问朱德：“这是怎么回事呀？”朱德冷笑两声说：“今晚是革命暴动，诸位只要不捣乱我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说着，他命令教导团的军官们解除这些指挥官的武装，把他们囚禁起来，严加看管。由于失去了指挥，南昌城里的国民党军队没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就这样朱德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出其不意地消灭敌人，确保起义胜利。

    1927年8月1日，捷音报晓，红日初升。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两万多起义军，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经5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

    南昌起义胜利后的当日即宣告了由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周恩来等23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成立。革命委员会决定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由贺龙兼代总指挥，叶挺兼代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郭沫若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军：第十一军由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二十军由贺龙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第九军由韦杵任军长（未到职），朱德任副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

    从8月3日起，起义部队离开南昌，照预定计划准备去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沿途被蒋介石嫡系钱大钧部和国民党广东军阀部队攻击，损失很大。南昌起义部队虽然受到很大损失，但这次起义却有巨大的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这次起义中诞生。它如一声春雷，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为中国革命树立了一面闪光的旗帜。正如李立三在两年多后所说：“南昌暴动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树出新的革命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规定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此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1955年授予元帅军衔的10个人当中直接或间接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有7位：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陈毅、林彪、叶剑英。

    3.开辟新途——秋收起义

    1976年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一代伟人的生命，便定格在了这一天。历史竟是这样的巧合，1927年也是9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这个穿长袍、留长发，身材颀长的书生，率领三个团发动秋收暴动。第一次名正言顺地打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第一面旗帜，以血与火的抗争，回答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暴动受挫后，他又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引兵井冈，点燃了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烽火，照亮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人们把它称之为“井冈山道路”，从此井冈山以她独特的意义闻名于世的。

    秋收暴动

    1927年，这是充满血腥的一年。曾经和共产党人携手合作的蒋介石背叛革命，使华夏大地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于8月7日召开了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会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被派往长沙，领导秋收武装暴动。

    毛泽东离开武汉回到长沙后，不断地召开会议，进行起义的各方面部署。他有时提着篮子装做买菜的，有时扮成国民党军官，在市区做各种调查。经过磋商，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全师共5000余人，由卢德铭任总指挥。卢虽年仅22岁，却已久经沙场，曾在叶挺独立团担任连长、营长、团参谋长。担任师长的余洒度年纪比卢稍大一些，但也很年轻。全部兵力是3个团。并将暴动时间定为1927年9月9日。

    一切安排就绪后，毛泽东告别了杨开慧和3个孩子，绕道安源赴总指挥部所在地铜鼓镇。途中，被地主团防以“嫌疑犯”拘留，他掏出身上所有的银元买通团丁，跑进灌木丛生的山里。敌人并不知道他们所拘留的就是“价值”上万大洋的中共中央特派员。于是，毛泽东走了两天两夜的山路才得以逃脱。后来他对斯诺说起当时的情况：“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终来到铜鼓镇。”这是他一生中经历的最危险时刻之一。脱险后的毛泽东，立即在已经准备好的一幅普通中学教学地图上，向几位指挥员部署暴动任务。第1团从修水开始，毛泽东用铅笔画出一个箭头，指向长沙；第2团，从安源开始，他又画出一个箭头指向长沙；第3团，从铜鼓开始，他画出第三个指向长沙的箭头。三路同时进军，向长沙推进。毛泽东的三个箭头粗犷有力，犹如三支利箭，兵临长沙城下。同时，长沙的铁路工人和部分农民，分头破坏长沙至岳阳和长沙至株洲段的铁路，举行暴动，里应外合一举占领长沙。这是当时中共中央的计划。

    起义开始之际，毛泽东来到连排官佐中间，他用不高的声音开始了鼓动演说：中国已经到了俄国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前夜，工人、农民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日子，已经来到了！官佐们热烈鼓掌，喊起了口号：“打倒军阀！”“工农革命万岁！”

    9月9日，起义从破坏粤汉铁路北段开始。轰隆……！随着几声巨响，两条铁轨象僵硬的死蛇一样，被炸药抛向空中，秋收起义爆发了。

    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师部和第1团在修水吹响了革命的号角，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在古城修水高高飘扬。第2团、第3团在安源、铜鼓亦打响了暴动的枪声。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迅即在湘东赣西一带点燃，湘赣边界掀起了威震敌胆的金秋狂飚。

    然而，秋收暴动恰似一声霹雳，轰隆而过。不过10天光景，“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的三路人马，却接连受挫，遭到了数倍于己的敌人的顽强阻击，人员伤亡惨重。罗荣桓生前曾回忆说：“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攻长沙显然是一种军事上的冒险行动，加之没有广泛地争取群众的配合和战术上的分兵，致使起义部队遭受严重挫折。”此时的毛泽东开始变得冷静和实际，他仔细分析局势，认为中国革命绝非高潮，夺取长沙和各省大都市无异是以卵击石。于是他果断转兵，命令各团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于当日向浏阳城东南的文家市集中。

    文家转兵

    1927年9月19日傍晚，湘赣两省交界处的小镇——湖南浏阳文家市，陆续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特殊客人”。这些“客人”是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3团全部、第1团余部和第2团的零散人员。他们衣衫褴褛、面带疲惫，很多人都“挂了彩”，还有一些人，刚刚在战斗中失去了自己的战友、自己的兄弟。至文家市会合时，部队由最初的5000人锐减至1500人左右。而率领这支“败兵之旅”的正是毛泽东。

    当晚，文家市里仁中学一间教室的灯火彻夜未熄。就是在这盏灯火下，毛泽东主持召开各路首脑会议，讨论“向何处去”。师长余洒度等依然主张：进攻长沙！否则，便是违背中央方针。毛泽东力排众议，提出明确的主张：农村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中国革命的根应扎在农村，因此，中国革命应由城市转向农村。否则，工农革命军将会旗倒兵散。他主张放弃攻打长沙，将工农革命军转移到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他指着井冈山一带的地图豪迈地说，我们就是要到这像眉毛一样的地方去当“山大王”。在军中举足轻重的卢德铭，关键时刻站到了毛泽东一边，支持毛泽东的决定。可惜4天后，毛泽东身边这位得力的战友，总指挥卢德铭在阻击敌人的战斗中不幸牺牲。

    9月20日拂晓，起义军将士1500余人，在里仁学校操场集合。毛泽东提出了“小石头可以砸烂大水缸”的著名论断。他说：我们现在的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而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毛泽东的讲话，将那种因严重受挫造成的沮丧气氛，一扫而光，人人心头像点燃了一把火炬。起义军在文家市住了两夜，便精神抖擞地高举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从文家市出发向湘南转移。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创业征程。

    历史将永远铭记湖南浏阳文家市。在这里，毛泽东为中国革命选择了一条“上山”的道路——一条马克思未曾设计、列宁也未曾走过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张国焘说：关键时刻我们没有毛泽东聪明。历史的进程在这一瞬间改写。“文家市”也成为一个闪亮的名字，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史册。

    三湾改编

    在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队伍向井冈山进军途中，部队损失严重，思想混乱，组织极不健全。这时的毛泽东又面临队伍内部的挑战。队伍中的军事骨干们不赞成毛泽东的决定。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团长苏先骏、陈浩等，他们是清一色的黄埔军官，参加过北伐战争。余洒度发现毛泽东远非自己想象中的叱咤风云的人物，一路上，他觉得这位白面书生缺少打大仗的胆略，连打小仗的勇气也没有。一天，在莲花县战斗中，余洒度私自放掉了他的黄埔同学——被俘虏的该县保安大队长。毛泽东朝他发了火。离开莲花县城，他们又吵了一架。太阳还早，余洒度下令宿营，毛泽东建议再走一程，余洒度大怒：我当个师长，连少走路的权力都没有吗？一路争吵，此时余洒度对革命前途已悲观失望，毛泽东下决心改编。

    几经挫折，9月29日下午2时，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到了三湾村。三湾，是江西永新县的一个万木苍翠、群山环抱的小山村。在进村的当晚，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其解决的措施，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首先，鉴于部队人员锐减，原有编制有名无实，决定把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团长由陈浩担任，下辖两个营，共有七百多支枪；改编时，毛泽东宣布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其次，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规定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官长要受它的监督。再次，改编中最重要的措施是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部队各级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的委员会；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

    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并让陈浩当团长，余洒度仍是师长，实际上取消了余洒度对军队的指挥权。加之部队实行民主制度，彻底改掉旧军队的等级森严的不平等，官兵一致，整个队伍一片欢快的景象。余洒度、苏先骏这些一心要拉起一军人马去横行天下的正牌军官坐不住了。毛泽东引兵井冈，这时他们以此为据，认为毛泽东违背中央路线，放弃攻打大城市，落草为寇。于是他们不辞而别。

    三湾改编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由于加强了党的领导，开始改变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凝聚力、战斗力空前提高。后来，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时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几十年后，罗荣桓元帅回忆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如果不是这样，红军“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

    毛泽东率领经过整编的部队离开三湾村，开始向井冈山进军。10月27日，起义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茨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虽然，最后到达井冈山时只有400余人，但就是这区区400人，却承载起中国革命的未来与希望。

    朱毛会师

    当时远在上海的中央并不了解上述这一切。就在文家市转兵这天，政治局会议作出决议，湖南失败是临阵脱逃，此事留待将来查办。1927年10月7日，红旗插上井冈山，也没有给毛泽东带来好运。11月9日至10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议，“开除毛同志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个处分由一个叫周鲁的人传到井冈山时，已是1928年3月，而更糟糕的是，误传为开除了毛同志的党籍。毛泽东背着处分，走在井冈山的路上，这时他身边多了一位战友，那是朱德，日后成为巩固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又一位重要领导人。

    南昌起义失败后，一部分革命队伍在朱德、陈毅的带领下游击作战，而且在湖南南部发动了农民暴动。暴动受挫后又带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向井冈山方向撤退。得知这一消息，毛泽东立刻派第2团接应从郴县撤出的湖南农军，自己则率第1团阻击追敌，掩护朱德部撤退。

    4月28日，毛泽东率第1团返回宁冈砻市，同先两天到达砻市的朱德、陈毅部队会合。这时，朱德42岁，毛泽东34岁，从此开始了他们长期密切合作的战斗生涯。朱德见到毛泽东握手寒喧：毛委员，你好！这个称呼使毛泽东意识到自己的身份，说自己已不是委员，连党员都不是。朱德一楞，大声说：乱弹琴，我看了文件，只开除你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你还是中央委员嘛！

    接着，他们在龙江书院举行两部营以上干部会，确定将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教导大队队长，共辖6个团。在中共第4军第1次党代会上，选举产生第4军军委，毛泽东当选为党委书记，成为井冈山地方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

    80多年前，发生在江西宁冈县砻市这个偏僻的山区小镇上“朱毛会师”是一起惊天动地的重大历史事件，亦称砻市会师或井冈山会师。越过风云激荡的历史时空，“朱毛会师”这一特定概念，一直成为崇高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光辉名词，闪现在官方和民间的政治生活与日常语汇中。“朱毛会师”后的工农红军，打起仗来更加勇敢。他们高举革命旗帜，历尽艰难困苦，意志坚定地建立和扩大农村根据地，沿着正确的道路继续前进。

    秋收起义的硝烟已化作一道长虹留驻人间。毛泽东、朱德统率着一支钢浇铁铸般的人民军队，从井冈山起步，披荆斩棘，最终走向天安门，带出了一批开国元勋。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授军衔时，十大元帅中有5位是井冈山斗争的参加者。他们分别是朱德、彭德怀、林彪、陈毅、罗荣桓。

    岁月悄悄更替着旧与新，实践悄悄验证着成与败。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并不是中国共产党自觉的选择，而是在各地举行的武装起义遭到严重挫折的情况下，实行的一种被迫的选择。这种选择使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历程。在上百次的武装起义中，第一个带领起义部队走向农村，并成功地实现了从城市到农村的这一根本性转变的，是毛泽东其领导的秋收起义。正如罗荣桓生前所言，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它开辟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这就是向农村进军，依靠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借此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逐渐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4.雄关漫道——红军长征

    长征作为英雄史诗，在中国早已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它以独特的精神魅力，不仅在中国人民心中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力量，而且因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一书的广为流传，使长征成为突破时代和国界的神话。当年一群怀抱着理想和热情的中国工农红军为革命、为抗日，冲破敌人封锁线，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穿过六盘山，突破腊子口，攻取直罗镇，胜利会师在陕北，奔向抗日最前线。在那个令人激动的、战火纷飞的年代，充满着希望和欢乐，也饱含着令人难以想像的饥寒交迫和九死一生。

    被迫大转移

    江西瑞金这个中央红军长征开始的地方，当时是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这个红色首都曾被称为“瑞京”，一代共产党人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开始了共和国的伟大预演。

    然而，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红军突然集结，分别自瑞金、鄠都地区出发，离开中央苏区，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之后，他们生命的天空遭遇空前猛烈的风暴。

    为了阻截中央红军转移，蒋介石相继在沿途筑了4道封锁线。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由于周恩来和朱德等与广东军阀陈济棠进行谈判，最后协商彼此“互相借道”，即对方让出一条40华里的通道，也就是第一道封锁线。陈济棠还有意留下一批弹药和军衣给红军。这是当时最高机密，广大指战员并不知晓，因此，一路上没有经过大的战斗。而当红军经过英勇奋斗，突破了三道封锁线之后，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同时也暴露了红军的行动目标。蒋介石急调15个师，近40多万人，拼凑了五路所谓“进剿军”，利用波涛滚滚的湘江，精心部署了第四道封锁线，企图一举消灭红军。

    当时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从一首形容各路军阀的歌谣中可见一斑，“滇军黔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凶如狼。”这些军阀此时暂且放弃了与国民党中央军的矛盾，在反共上一齐活跃起来，合力向红军发起进攻。红军面对强大的反动攻势，在风景如画的湘江，度过了梦魇般的五日五夜，战斗之烈，牺牲之惨，是红军史上从未有过的。当红军拼死渡过了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红军人数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为3万多人。这时国民党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调集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在这革命的危急关头，毛泽东等人力争中央红军改变了原先的战略计划，向敌人防御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红军在占领通道城后，立即进入贵州东部，一举攻克黎平，强渡乌江，于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在那里召开了具有决定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之后，红军一改过去被动挨打的态势，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终于把敌人远远甩在后面，取得了战略转移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对此，蒋介石叹道：“无异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

    翻越大雪山 穿过沼泽地

    到了1935年5月，红军继续北上，坚决执行民族平等的友好政策，顺利通过川西大凉山彝族地区。开始了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与各种难以想象的险恶自然条件展开殊死斗争。

    大渡河的重要港口是著名的古代战地安顺场。1863年5月，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率领的数万太平军在此覆灭。72年后，中央红军来到这里。蒋介石梦想“让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并亲自制定《大渡河会战》的作战计划，一场红军与川军争时间，抢速度的激战在大渡河两岸展开。红军以一天飞奔240里的奇迹夺取了泸定桥，渡过了被蒋介石视为插翅也难飞的天险大渡河，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红军甩掉紧追不舍的敌人后又向夹金山前进。

    夹金山是中央红军开始翻越第一座雪山，海拔4500多米的夹金山，白雪皑皑，雪光耀眼。山峰被云层笼罩着，森严而又神秘，人迹罕至，连鸟都飞不过去。被当地老百姓称之为“神山”。因空气稀薄，越往上爬，呼吸越困难，心跳越厉害，头晕腿酸且发软，只能一步一喘、一步一停地挪动着，如果要是坐下来那就永远起不来了，那时在山上掉队就意味着死亡。当时正值初夏，指战员们仅穿一件单衣，在山下时还热得汗流浃背，可到山上单衣却变成了“冰衣”。红军指战员冒着随时滑入雪崖的危险，一步一挪地用铲子和刺刀探路，艰难地向上攀登，当接近山顶时，突然乌云翻滚，狂风大作，大雪夹着核桃般大小的冰雹倾泻而下，有的伤病员经不住冰雹、风雪、寒冷和饥饿的袭击而牺牲，还有许多同志连名字也没留下，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长眠在长征路上了。翻过了夹金山，在四川懋功地区，同4月由川陕根据地先期抵此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两大主力红军会合，兵力达10万人，力量集中，全军振奋。中共中央确定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为了共同北上甘南，两支红军混合编为左、右路军。右路军在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叶剑英等率领下，左路军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领下，开始向茫茫的草地进军。草地，其实就是高原湿地，为泥质沼泽，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横数百里、神秘莫测。进入草地的情景，令人触目惊心，举目望去，辽阔无边的草原因浓雾笼罩，根本没有道路，一不留神就会陷入泥潭不能自拔。红军指战员们踩着草墩一步一步地探索前进。越是往草地中心走，困难就越严重。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衣服被雨雪打湿了，只能靠体温暖干。夜晚露营时，更是寒冷难忍。而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吃的，因所带的粮食不足，有的才两三天就吃完了，战士们只好沿路找野菜充饥，有时甚至嚼草根，吃树皮。在长征中任红2军团6师政委的廖汉生回忆说，过草地时，为了指导部队采食野菜，我们根据上级政治机关下发的材料向战士介绍哪些可以吃，哪些有毒不能吃。我也根据自己在湘鄂边界的大山里打游击的生活经验，给大家介绍几种野菜。有时碰到了不认得的野菜，我们师长、政委先尝尝，证明确实无事，再向全师推广。还有的首长将自己骑的战马杀了给战士们吃，这种榜样的无穷力量，这种舍生忘死的高尚情操，激励着红军战士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对理想信念的执著追求，终于走出了人迹罕至的大草地。右路军在毛泽东领导下，于8月下旬到达了四川的巴西地区。尔后，夺取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而又一次走回了草地南下。

    这时，从湖南桑植转移的红2、6军团，抵达甘孜地区，同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合。根据中共中央命令，红2、6军团及总指挥部改称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在甘孜草原会师大会上朱德发表讲话，强调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搞好团结。他说：“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和四方面军会合，但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我们要有充分准备，克服一切困难。”他还说：“毛主席去年带着一方面军胜利地通过草地，到达了抗日前哨阵地——陕甘地区。现在陕甘边根据地巩固扩大了，红军也壮大了。我们要到陕北和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会合。”

    任弼时代表红军二方面军讲话，他旗帜鲜明地批评了张国焘自立中央的错误，阐明了北上方针的正确性。在中共中央积极争取，朱德、贺龙、任弼时等人的坚决斗争以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坚决要求北上的压力下，张国焘被迫同意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

    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编成三个纵队，分别从甘孜东谷、炉霍、绥靖出发，共同踏上北上的征程。从阿坝到包座，进入一片水草地，到处是污水和腐草，空气稀薄，风雪交加，没有粮食，没有水。寒冷，饥饿，夺去了许多革命战士的生命，特别四方面军已经是第三次过草地了。但是他们不怕困难、视死如归，顽强地战胜这一切，再一次征服了草地。8月两军先后到达甘肃南部地区。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获知这一切后，立即决定，乘敌人尚未全部集中和部署就绪之际，迅速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于是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936年10月9日，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会师，标志红军长征取得了彻底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说：“长征是宣传队，是宣言书，是播种机，是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从此，长征一词永载史册。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的漫漫征途中，红军以无比坚强的革命毅力，甚至超越了人体所能承受的生存极限，前仆后继，一往无前。他们走过了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甘肃、陕西等11个省，经过了汉、苗、壮、彝、回、藏等不同的民族地区，行程2万5千里，挫败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亘古荒原上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英雄业绩，谱写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不朽篇章。

    5.历史拐点——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1935年在红军长征的路上，召开的一次事关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会议，它改写了中国革命历史。犹如当年中共“一大”成为中国共产党崛起的起点，遵义会议则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历史起点，也是毛泽东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领袖地位的起点。毛泽东从遵义会议起，直至1976年去世，这漫长的41年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进程，这一起点也就益发显示了它的重大的历史意义。而遵义这座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因曾在这里的一座小楼中召开会议，被誉为“转折之城、会议之都”，从此彪炳史册，举世闻名。时间如流水，70多年过去了，遵义会议的20位参加者俱已逝世。让我们穿越时空，去领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克服革命出现的危机而殚精竭虑的奋斗历程，以及运筹帷幄的胆识与气魄，去感受当时会议上的凝重与庄严。

    智取遵义

    由于王明“左”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失利，被迫撤离根据地开始长征。长征初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军事顾问李德，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在强渡湘江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3万多人。伍修权曾赋诗《七律·历史转折》一首，前四句写道：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在这关键的时刻，中共中央采纳了毛泽东建议，带领红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放弃去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一路斩关夺隘，出了黎平，直扑乌江，进军遵义。遵义，自古就是黔北重镇，唐朝时设遵义县，明朝时设遵义府，那时属四川，直至清朝才属贵州。遵义有城墙、城门，用红砂石砌成的，城墙不高，倒是几座城门楼飞牙出檐，看上去很气派。

    红军占领遵义古城时，用计之妙使朱、毛部队享有魔术师的声誉。红军必须使用这种办法，因为国民党军队与红军之间的力量对比是100:1。红军首先占领了遵义以东的一个村庄，抓了一些俘虏，这些人对智取遵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红军在审讯这些俘虏时，耐心诚恳地给他们讲苏维埃道路的优越性，并发给他们银元，用这种方法很快获得了遵义驻军的所有情报。

    在离遵义城三十里路的山口，被称为“连鸟也飞不过去”的地方，两面的山头各蹲着一座碉堡，形势非常险恶。这里驻守“九响团”，所谓“九响团”即这个团的所有人都有一枝能够一梭九发的“九连珠”毛瑟枪。要进遵义，必须过这一关。红军悄然包围了“九响团”。“九响团”还以为红军远在乌江呢！一阵枪响，慌作一团。红军解除了敌人武装，还得到了他们的军服。接下来的故事与其说属于中国战争史倒不如说属于中国戏剧史。

    进城的那天夜里，红军伪装成作战归来的国民党军队，穿着国民党军服吵吵嚷嚷地向遵义靠近，还带着十几个愿加入红军的俘虏，准备诈取遵义城门。俘虏们用贵州土话喊开门。“哪一部分的？”城门上传来问话。“‘九响团’的！”被俘的“九响团”营长按照红军的吩咐答道。“‘九响团’不去守山口，干什么？”“共军打过来啦！”“共军？共军不是还在乌江吗？”城门上传来惊讶的声音。那哨兵叫来了他的上司排长。排长见一群穿“九响团”服装、挎“九连珠”的士兵，盘问了一通。那位被俘的营长，答得滴水不漏。于是，马排长下令打开城门。城里夜夜敲锣沿街巡逻一名更夫，那天夜里，他上半夜还边敲锣边喊：“城防司令命令，死守遵义城！”到了下半夜，他边敲锣边喊：“大家大开四门，欢迎红军进城！”一夜之间，遵义变成了红色，这是1935年1月7日。

    “正报告”、“副报告”、“反报告”

    1935年1月初的黔北，寒气袭人，红军进占遵义后，这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商议，由王稼祥向中央提出，要在遵义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讨论重大事宜，提议得到了同意。1月15日，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在时称柏公馆里召开。这是国民党第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是当时遵义城中最好的住宅，这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建筑便成了红军总司令部的驻地。出席这次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会议开始由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主持，博古的自我感觉似乎不错。首先他做了总结五次反“围剿”的主报告，他看出了当时的形势是不利于自己的，对军事错误做了一定的检讨，但是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博古的报告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他的报告被称为“正报告”，又称“主报告”。

    博古的报告结束之后，周恩来代表军委作了副报告。他在报告中客观地总结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的全面情况，批评了博古、李德在战略战术指导方面脱离中国革命战争实际情况的严重错误，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博古和周恩来报告的不同倾向，连李德也听出来了。李德这个名字，人们或许并不陌生。他来自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1932年来中国时才32岁，在我国活动6年多，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初期的最高决策人和领导者，是他最神气也是最失意的时侯。

    他对自己由于错误指挥所造成的红军惨重伤亡逐渐有了良心发现和自我反省，不久他便痛快承认了那一套不适用于中国的教条主义错误。他坦荡地说：“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同志比我更了解他们在本国进行革命战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我没有根据中国的地理形势、中国特有的作战传统进行指挥。”李德1973年撰写了一部《中国纪事》，讲述他在这个东方国度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关于这次会议他写道：“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李德的这句话，倒是颇为准确地概括了“正报告”和“副报告”之间的不同。周恩来的“副报告”，讲了半个多小时。

    第三个发言的是张闻天，张闻天的第一句话，就使博古和李德吃了一惊。他说：听了博古同志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和周恩来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我们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打乱了博古的会议程序。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小时，完全持与博古相反的观点，人称“反报告”。

    张闻天的一席“反报告”，使会场群情激愤。积压多日的对于博古、李德错误领导的怒火迸发了。李德板着面孔，硬着头皮听着张闻天对他的当面的尖锐批判。博古则埋头记笔记，张闻天的“反报告”，完全超出他的意料。虽说他想同志们可能会对他的报告提出一些意见，但他绝未想到是这样彻底地否定他的报告。“正报告”、“副报告”、“反报告”，这三个报告构成了遵义会议不寻常的旋律。

    王稼祥“关键的一票”

    王稼祥第一个促成了会议的召开，会上王稼祥又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所以，毛泽东评价为这是“关键的一票”。长征的路上，条件是极其恶劣的，王稼祥同志不顾自己的伤情，先找到了张闻天同志，向他谈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王稼祥同志说，到遵义城需要开一个会，总结党的军事路线。正巧，张闻天同志也考虑了这个问题，他表示同意。当然，周恩来同志也同意了。接着，王稼祥同志还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因此，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张闻天同志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会议从酝酿准备到组织领导，李德就已经被排除在外了。

    会上毛泽东的发言时间最长，大约持续了一个半小时。集中讲了当时首先要解决军事路线的问题，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在各方面的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进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不考虑战士也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考虑走的是平原山川或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不顾实际情况。他说：如果说敌人力量强大，为什么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他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根据地的政府和群众对反“围剿”战争是大力支持的，驳斥了博古关于根据地政府和群众支持不够的说法。

    毛泽东的一席宏论，层层剖析，把博古和李德推上了被告席。实际上，他的长篇讲话，才是遵义会议的真正的“正报告”、“主报告”。在毛泽东讲毕之后，王稼祥从躺椅上欠起，站了起来，激动地发言。完全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判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由于王稼祥是在毛泽东后第二个发言的，并且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张闻天和朱德同志也发言明确支持毛泽东，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军队今后的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与会者的支持。坐在门口的李德一言不发，面前的烟头堆成了小山。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代表在到任后的短短一年多内脱离中国实际的瞎指挥，不仅葬送了中央苏区，而且使红军在长征初期屡遭重创。周恩来在会议遵义会议时说：“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博古和李德已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除了凯丰那一票表示支持博古和李德之外，20位出席者中的16位支持毛泽东。

    3天的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被取消了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职务，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1937年1月新华通讯社建立，被任命为第一任社长，不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为党的新闻事业和解放区新闻机构的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1946年2月作为中共代表去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宪章审议小组的工作。同年4月8日，从重庆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于山西兴县黑茶山。同机的遇难者还包括王若飞、叶挺、邓发。博古虽然犯了错误，但是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对革命的忠诚和为人正直的个人品质，仍传为佳话。李德无职无权了，后来中共中央分配他到红军大学讲战役学，对遵义会议撤销他军事顾问一肚子牢骚。据说他回苏联以后，斯大林批评了他，并分配他到出版单位搞翻译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被送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度担任民主德国文化方面的领导职务。

    遵义会议犹如一着高棋，把满盘皆输的局势缓和下来。会后，毛泽东亲自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巧妙地甩开了敌人，跳出了重围，赢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从此以后，红军转败为胜，转危为安，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切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使人们越来越深刻认识到遵义会议的深远意义。

    6.揭开新幕——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一时间中国的命运走向了一个前途未卜的关键时刻，至今仍令人震撼。张学良口述历史的整理者唐德刚先生说：“没有西安事变，当今中国甚至整个今日世界的局势，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正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才最终结束内战，使国共两党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前提，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而揭开国内和平的新幕。

    三位一体 抗日联盟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之所以在西安兵谏蒋介石，并非出于一时之勇，而是来自国难家仇以及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潮的兴起。东北易帜后，张学良曾积极支持蒋介石用武力统一中国，并在中原大战中给蒋以关键性的支援。然而，正是这个蒋介石，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严令他对日不准抵抗，使当时东北3000万父老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先失去东北三省，后又丢掉热河，还代蒋受过。一次两人在河北保定的一列火车上，蒋说：“现在的局势就像一条在惊涛骇浪中上下颠波的小船，我们两人中只能一个能乘它渡过去。如果两人都想过河，那么，要么是我们俩都沉下去，要么是其中一个人跳下去。问题是你跳还是我跳？”。张学良说：“我跳下去！”蒋介石最终用苦肉计的手段，使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考察”。张学良背负不抵抗将军骂名，一任蒋介石摆布。1934年回国后，蒋又命他率东北军先到鄂豫皖“剿共”，后又到陕甘“围剿”红军。两次“剿共”使张学良损失了几个师，蒋不仅不体恤，反而顺势取消了东北军两个师的编制。蒋用打内战来消灭异已使他愤恨不已。而此时全国各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以红军将领名义发表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愿首先停战，与东北军联合抗日，并于2月4日与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在西安、延安进行会谈。其后，双方又多次进行沟通交流，达成默契，东北军3000名士兵顺风转向，倒向红军一边。这样，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在抗日上实现了“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联盟，西安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的重要阵地。蒋介石觉察到西北地区的大联合局面，10月22日蒋介石立刻飞到西安，分别召见张学良和杨虎城，逼迫他们继续剿共。张、杨表示应联共抗日，即遭蒋喝斥。蒋在西安向军官训练团和东北军、17路军部分军官训话，说：“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蒋还调集嫡系部队准备进攻陕甘，挑起内战。

    忍无可忍 西安动兵

    西安是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十七路军）的驻地，不在蒋介石军事势力的控制之内，又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介石为了监督东北军剿共，避免他的剿共大业功亏一篑，决定将生死置之度外，进驻西安震慑，逼迫东北军剿共。即于12月4日从洛阳到临潼，5日进住华清池。再次严令张、杨开赴陕北“剿共”，并由中央军在后督战。否则即将东北军调到福建，西北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进驻陕甘两省“剿共”。张学良深知这两条路都走不得，遂到华清池向蒋直言相劝。张学良声泪俱下，说服蒋介石放弃“剿共”，团结抗战。然而蒋介石竟拍了桌子，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蒋介石心里自有如意算盘，他以为红军三大主力虽已会师，充其量只有三万人，且经过长途跋涉，战斗力锐减。如蒋在日记中得意地写道：“剿共已到了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

    蒋介石大发脾气，痛斥张学良。张学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刺激，盛怒之下，回到西安城里后就决定抓蒋介石。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解释西安事变说：“我真怒了：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当时，蒋介石刚刚庆祝了五十大寿，张学良才36岁。

    12月12日晨5时，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据蒋介石后来的叙述，他那时已经起床，当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时，在两个人的陪伴下，爬上10英尺高的墙，从墙的另一面滚了30英尺，跌进一条沟里。他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后来才发现背上受了很重的伤，他还把自己的假牙给弄丢了。靠人撑住他的脚，蒋介石爬到山上，知道已经被包围了。搜山的士兵将蒋捉获时，蒋的鞋子跑掉了，他只在睡衣外胡乱地披了一件长袍，浑身发抖，痛苦而暴怒地蜷缩在石缝里。这时他大声喊到：把我打死，一了百了吧。东北军孙铭九回答说：我们不会伤害你，我们只是想请你领导全国抗日。蒋介石要一匹马驮他下山，但孙铭九背他下了山，一辆轿车停在那里，把他接进西安城。当张学良出现在蒋介石面前时，蒋介石装腔作势地对张说：“如果你还承认你是我的部下，你应立即把我送到洛阳，否则你就把我枪毙了吧！”我是不是你的部下是另一个问题，我现在是以中国老百姓的资格，对你说几句话。蒋介石一个劲地摇头：“你不必说，说我也不听。”说完便合衣仰面躺在床上，用被子把头一蒙，张学良只好退出。

    蒋介石认为，他这次被扣，有共产党参与其间，必死无疑，遂准备了给宋美龄及其子蒋经国、蒋纬国的遗嘱。给宋美龄的遗嘱大意是，余死之后，余之全部财产由汝继承。望汝善视经国、纬国两儿，有如己出，祝上帝赐福予等。给蒋经国、蒋纬国遗嘱的大意是：余只承认宋美龄女士为余唯一之妻，务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则余虽死于九泉之下，亦瞑目矣。

    同一时间，杨虎城的西北军还扣留了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南京国民政府军政大员，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也被软禁于杨虎城卫士队长室。西安事变枪响，让他们成了阶下囚。

    顾全大局 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和反响，出现了复杂的政治形势，西安顿时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借此机会扩大中国内战，英美帝国主义为维护其在华利益，则极力主张和平解决。南京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主张讨伐张杨，炸平西安，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主张和平解决，并邀请曾经做过蒋介石和张学良顾问的端纳出面从中调停。事变的制造者内部对事件的解决并没有明确的方针，张学良表示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就亲自护送他回去并拥护其领袖地位，愿意接受处罚挽回蒋委员长的面子。杨虎城和整个西北军则担心轻易放了蒋介石会遭到报复。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爆发后也面临着棘手的选择。张、杨发动西安事变，事先并未通知中共。捉蒋几小时后，陕北保安中共中央军委机要科忽然收到从西安发来的密电，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扣起来……周恩来看了西安发来的捉蒋电报后，异常激动，立刻走到毛泽东办公室；毛泽东也万分兴奋，他也刚刚看过同一内容的电报。

    蒋介石背叛革命，打了整整十年的“剿共”内战，欠下人民数不清的血债，如今捉到他，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很多人在最初一刹那的想法，就是把蒋介石交付人民公审，然后枪毙，为人民报仇雪恨。然而，他们很快就冷静下来。当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说：“临潼兵谏是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我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因此，事变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以西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发动的。如果处理不妥，有可能造成的大规模内战的危险，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

    接着周恩来以他特有的沉着和冷静，深刻地指出西安事变的两种发展前途。他说：“由于事变的发动而引起的新的大规模的内战，使南京的中间派走向亲日派，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以致日本更顺利侵略中国。这是德、日、意国际法西斯侵略阵线所欢迎的一种前途。另一种前途，则是由于事变的发动，结束了‘剿共’内战，使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反而得到早日实现，使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迅速建立起来，这是国际和平阵线和全国人民所竭诚拥护并要使之实现的”。

    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早晨，最后决定，全力争取实现第二种前途，应张、杨要求，组成由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谈判。

    经辗转奔波，周恩来于17日赶到西安即与在公馆等候的张学良开始商谈。周恩来非常钦佩眼前这位青年将军，因为张学良的目的也是中国共产党要实现的目标，捉蒋和放蒋都是出于抗日大局。周恩来于当晚即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保蒋安全”的策略。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提议召集抗日救国大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22日南京正式派出宋子文、宋美龄、端纳等为代表到西安谈判，宋氏兄妹对周恩来千里迢迢前来斡旋表示感激，蒋介石见周恩来不咎既往，也松了一口气。周恩来见气氛较轻松了，便主动和蒋拉拉家常，通过看到蒋刚被捉时写得遗嘱式的电报底稿，看出蒋身陷囹圄之后，对妻儿老小的挂念，于是提出可以设法向斯大林交涉，将滞留在苏联的经国接回来，让他们父子团聚，（周恩来不曾食言，很快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于1937年3月25日携夫人、儿女回来）。蒋介石一听又羞愧又激动。这时周恩来又提到谈判所达成的结果时，蒋介石又沉默了片刻，表示完全同意。最终蒋介石“以领袖人格”为担保达成协议，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

    令人感叹的是，张学良见蒋介石全部接受谈判条件后，深怕夜长梦多，便决定悄悄地送蒋介石走，并准备亲自陪同前往南京“陪罪”。1936年12月26日12时45分蒋介石乘坐的飞机平安回到南京，两个小时后，张学良乘坐的飞机也到达了南京，蒋即背信弃义地扣押了张学良，并判处其十年有期徒刑，旋又被蒋特赦，但仍“交军事委员会予以管束”，从此，张学良便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据说蒋介石死前告诉蒋经国，张学良“此笼中虎，不可放归”。蒋介石去世后，张学良在蒋介石的灵前，写了一幅私人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有如仇雠。”

    杨虎城则被委派出国考察，后来回国后一家四口惨遭杀害。蒋介石虽然报复了张、杨，瓦解了西安“三位一体抗日联盟”局面，并苦思冥想消灭红军。但是险些使他丧命的西安事变如同当头一棒，使他不得不承认，反共内战的政策己无法继续进行下去。如再继续“剿共”打内战，他的统治就要垮台了。因此，他不敢背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诺言，不得不走上抗日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深明大义，置党派的历史仇恨而不报，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世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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