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让孩子过早地感受别离不好，那种切肤之痛会对孩子幼小的心灵产生不良的影响。我不敢苟同。没有别离的痛苦，哪有亲情融融之乐？
我崇尚让孩子获得快乐。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会有意隔离忧伤、愤懑、寂寞和孤独对孩子的困扰。
一切依法自然，苦尽甘来的幸福又何尝不令人欣慰？
孩子也是一样。
在我的日记里，1997年的冬春之交，是端端的“伤心季节”。
先是和他十分要好的小姨父东渡日本，我们全家去车站送行。姥姥和姥爷一再说，不要让端端去火车站了，他可以在家里一边看电视，一边等我们回去。姥姥和姥爷的意思我明白，可我还是郑重地征求了端端的意见，端端表示他一定要去车站送小姨父。
就一路同行。
这是一趟夜车，月台上灯光昏黄，让人心情压抑。
我买了两瓶啤酒，和小姨父两个人依在月台的立柱上浅饮，一边交待旅途的注意事项。这不是俗规的客套，而是怅然心绪的一种真实体现。
“路上当心。”
…………
“看好自己的东西。”
…………
火车发出信号，提醒旅人登车，小姨父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火车启动的刹那，端端突然挣脱我的手，向前跑了几步，大声喊：“小姨父，路上当心，看好自己的东西。”话到后半截，早已是凝咽难语，泣不成声。
我跑过去，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
火车一路长鸣，滚滚南下。端端伏在我的肩头，伤心不已。我们一直在月台上等了那么久，直到他的情绪恢复平静。回家的路上，端端一言不发，我和妈妈说了一些劝慰的话。
经历那场别离，端端变得懂事许多，至少在和小姨家的表弟共处的时候，他会处处让着小弟。
一年以后，同样的季节，端端再次经受别离。这一次的别离比上一次的别离对端端更有震撼，因为这一次要走的人是我。
1998年，根据单位的工作需要，我去北京筹建杂志社的北京工作站，虽然“工程”不大，可既然叫一个工作站，其事之千头万绪，可想而知。
北京离长春不过一夜的路程。可我这次去是工作，不是开会，也不是出长差，原本说好有人替换，后来因为特殊原因，我只好孤军奋战。颇有点悲壮的气氛。
记得登车的那天下午，许多朋友要送我，我拒绝了。晚上，我们提早去车站，中途在单位门口停了一下，我跑上楼去，拿了一盆花。
不要为我的举动感到好笑。你无法体会身处异地，一盆你熟悉的花是如何慰藉你的乡愁。
月台上人不是很多，我们寻至我所在的车厢，安置好东西后，我下车和端端还有妻子说话。我能嘱咐端端什么呢？只是一次次地告诉他：“要听妈妈的话。”
端端问我：“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我说：“北京很近，爸爸说回来就回来了。”
端端说：“那你一定常回来。”
一句话，说到妈妈的伤心处，她转过脸，尽量避开端端的视线。
还是有两个好朋友来送我了，他们在月台上找了好长时间。
列车员提示登车，我下意识地一跳，“飞”到车上。
我把脸伏在车窗上，突然看到端端的泪眼，那一刻，我的心都快碎了。我在心里默念：我爱你们！
我想，端端的心里也一样。
半年后，当我和端端在北京相见时，他像一只小鸽子，从出站口向我扑来，我们紧紧拥抱，分别日子里的相思在这一刻得到了最大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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