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叙言

    汉武帝通西域，于是列四郡据两关。两关者《汉书西域传》所谓“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是也。据《汉书地理志》，敦煌龙勒县有玉门、阳关，皆治以都尉，其地俱在今甘肃敦煌县境内。汉以来中国与西域之交通无不取道于此。唐人于役西陲者，尤喜以之入于吟咏。是故两关不仅在中外交通历史上有其地位，即在文学上亦弥足以增人伤离惜别之情。晋魏以后渐就湮废，遗址所在，久无定说。清光绪季叶，英国人斯坦因（SirM.A.Stein)考古于我西陲，在敦煌北古长城废塞发见汉代简牍千余枚，经法国沙畹(E.Chavannes)及我国罗叔言与王静安先生先后为之刊布遗文，予以考释[1]。不仅汉代西陲史事因而重光，即汉玉门关故址亦复显于世，诚近代中国史学及考古学上一盛事也。余幸得读诸老先书，三十一年冬至三思古人。归来以后，以见闻所及，与友朋讨论，证之前人所说，亦有未能尽合者。因以暇日略陈疑惑，以相商榷，朋辈讨论之辞附着于后。博雅君子有以教之，幸甚幸甚！

    《汉书地理志》谓玉门、阳关倶在敦煌郡龙勒县境内，龙勒至唐为寿昌县，隶沙州。据《太平寰宇记》卷153沙州条，寿昌在州西南150里，伯希和、羽田亨合编《敦煌遗书》收巴黎藏石室本P.2691号残沙州地志及敦煌某氏藏晋天福十年州学翟博士写本《寿昌县地境》[2]，俱作去州东120里。友人夏君作铭谓《元和郡县志》寿昌县东至州二百五里，其里数又不同。案寿昌距沙州里数诸书无作一百五里者，《元和志》“五”字下必脱一“十”字，《寰宇记》多据《元和志》作一百五十里，不作一百五里，可证也。

    今敦煌西南140里有小腴壤曰南湖，居民百余户，居地东北约3里有古城，东、西、北三面周垣犹存，相传即唐寿昌故城。罗叔言刊《鸣沙石室佚书》收巴黎藏石室本残《沙州都督府图经》及前举《寿昌县地境》，俱谓寿昌因县南十里寿昌海得名。今古城南十里为大泽，南湖水源出于是，所谓寿昌海舍斯莫属，则泽北古城，即唐寿昌城故址，盖无可疑矣。《寿昌县地境》又谓有西寿昌城，在寿昌城西5里。案今南湖西北隅有地名古董滩，流沙壅塞，而版筑遗迹以及陶片遍地皆是，且时得古器物如玉器陶片古钱之属，其时代自汉以迄唐宋皆具。古董滩本文初稿写成于1944年2月，以《玉门关阳关杂考》为题发表于《真理杂志》1944年第1卷第4期，署笔名方回Q1945年春作者对原文作了少量修改，后于1957年收人作者论文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今依三联书店1957年版本录排。——编者注遗迹，迤逦而北以迄于南湖北面龙首山俗名红山口下，南北可三四里，东西流沙堙没，广阔不甚可考。自此而西或西北更无其他古城遗址，颇疑唐人书中之西寿昌城即在今古董滩一带也。残《沙州地志》亦着录西寿昌城，惟谓在县西25里，今古董滩西或西北既无古城遗址，则县西25里者或系县西北5里之伪误耳。

    至于阳关故址，据《史记》卷123《大宛列传》正义引《括地志》，谓阳关在沙州寿昌县西6里[3]，《元和志》卷40、《寰宇记》卷153及《舆地广记》卷17倶同。《新唐书》卷43《地理志》记边州人四夷道第5安西人西域道云：

    又一路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

    巴黎藏石室本又一残《沙州图经》亦纪及阳关，其文云[4]：

    右在县西十里，今见毁坏，基迹见存。西通石门涧，在玉门关南，因号阳关。

    是唐人记阳关故址距寿昌城道里有6里与10里二说。顾寿昌城西除今名古董滩之西寿昌城外，更无其他遗址，则所谓阳关故城，当即是西寿昌城。作书者或称之为阳关故城，或称之为西寿昌城，其实一也。夏君作铭曰，《畿辅丛书》本《元和志》云，魏尝于此置阳关县，因废。疑称为阳关故城者谓阳关县之故城也，而县废已久，名称罕闻，故后人或就当地仍存在之寿昌城而称之为西寿昌城。又按《晋书地理志》，敦煌郡下龙勒与阳关并存，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遂以为立于曹魏，而不始于元魏，未知孰是。达按；阳关县之置当即由于阳关，而县治或即在阳关故址，残《沙州图经》文可为证明也。里程所纪参差，贝！1或由计算点微异，因有出人耳。今自此出红山口，西北行过水尾人碛，140里至小方盘，是为汉玉门关故址；西行经安南坝诸地以至于婼羌，则汉唐以来之南道也红山口两山中合，一水北流，往来于两关者，在所必经，阳关适在口内，可以控制西北两路。口西山峰上一汉墩翼然高耸，自敦煌赴南湖未至40里，即见此墩。阳关设于口内，而以此墩为其眼目，盖可想而知也。

    玉门关亦在龙勒县界。沙畹及王静安先生据斯坦因所得简牍，谓斯氏地图上东经94嘴西、北纬40°3(y稍南之古城地图上记号作TKIV(《流沙坠简》作敦14)者，即汉玉门关故址。此东经94°稍西、北纬40°30稍南之古城，今名小方盘。斯氏所得汉代玉门都尉诸版籍皆出于此，汉玉门、阳关治以都尉，则小方盘之即汉代玉门关故址，可以无疑。《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括地志》谓玉门关在汉龙勒县西北118里，《元和志》、《寰宇记》、《舆地广记》俱承其说。巴黎藏石室本残《沙州都督府图经》及《寿昌县地境》谓在寿昌北160里，所记各异。今自南湖出红山口，西北行过水尾入碛，经卷槽、芦草井子以至小方盘，为程约140里，与唐代之160里不甚相远，方位亦近。疑《括地志》所纪为别道也。巴黎藏石室本又一残《沙州图经》亦纪及玉门关，其下文字全泐，唯存“周回一百廿步，高三丈”诸语，所纪为玉门关城垣之周回及高度。今小方盘城垣尚完整，倶属版筑，北西二面有门。城为正方形，每面约长30公尺，高约十公尺。疑残《沙州图经》所云之步，乃多测之步，非计里开方之步也。今1步约合1公尺，120公尺与120步，大致相合。是亦可为小方盘即古玉门关故城之一证也。

    自阳关至玉门关，两关之间无长城遗址，唯每隔十里即有一墩，自水尾北迤逦不绝以至于小方盘南。墩作六棱形，构以土墼，每三层间以芦苇一层，与小方盘附近所见诸汉墩同。以西皆是长碛，敌骑入侵，殊为不易。汉代之所以于此仅置烽燧以为戍逻者，其故或在斯欤斯坦因考古敦煌，自红山口西北行过水尾至卷槽，即取西北向至俗称为南大湖、西湖一带，未自卷槽直趋小方盘。故其地图只记小方盘南及红山口西北数墩，自小方盘南至卷槽，为程约80里，阙略尚多也[5]。

    又案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5汉玉门阳关路所记北道云：

    北道出敦煌西门，渡党河，西北行戈壁，七十里碱泉，五十里大泉，四十里大方盘城，庚坦无人，汉玉门关故地也。四十里小方盘城o庚垣高丈余，长四五十丈，无居民。

    陶氏以大方盘城为即汉玉门关故地。当时汉简尚未复显，陶氏失考，未可深责。静安先生《流沙坠简序》以东经94°稍西之古城为即陶氏之大方盘城，盖涉陶氏之说而误。不知斯氏地图上TXIV所谓汉玉门故关者，乃陶氏之小方盘城，大方盘城尚在其东40里也。静安先生所以致误之故，夏君作铭谓由于先生着书时，未及见斯坦因之Serindia及InneimostAsia二书所附地图，仅据斯氏着行纪(RuinsofDesertCathay)后附略图摹绘，漏略甚多，致有此失。夏君之言是也。斯氏详图东经93°54左右、北纬4022，-古城遗址图上注明为古玉门关者是为小方盘城，大方盘城尚在其东，正当东经94。北纬40°25%，斯氏详图注曰古代仓库。至于东经93°30处，斯氏并未发见古城，亦未见录于地图。静安先生所云出于误会，可以不论[6]。

    三太初二年以前玉门关在敦煌以东说质疑。

    汉武帝使张骞凿空通西域以后，遂开河西四郡。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复命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伐大宛，《史记大宛列传》纪此云：

    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底师将军”……是岁太初元年也。引兵而还，往来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

    《汉书》卷61《李广利传》文与《史记》同，唯“而使使遮玉门曰”作“而使使遮玉门关曰”，增一关字。沙畹据《史记大宛列传》文，因在其所着《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沙漠所获中国文书考释》（LesdocumentschinoisdecouvertsparAurelSteindanslessablesduTuikestanoriental)一书序论第六至第七页主张汉武帝太初以前之玉门关应在敦煌之东，是以武帝使使遮玉门，贰师将军乃留敦煌，不敢东向以入关也。敦煌西北之玉门关，则是太初以后所改置者。王静安先生《流沙坠简序》亦赞成沙畹之说。30年来言玉门关者，大都奉二先生之论无异辞。夏君作铭独送疑难，以为汉代玉门一关并无改置之事。细案《史》、《汉》文字，验之新近发见之汉简，夏君致疑不为无见，因考故书，申成其说如次。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休屠王降汉以后，汉始夷河西为郡县，建置河西四郡。据《汉书》卷6《武帝纪》，武威、酒泉二郡之置即在元狩二年，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汉书》卷28《地理志》则谓张掖、酒泉二郡之置俱在太初元年，武威在太初四年，敦煌在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与《本纪》异。依《地理志》，四郡之开，与贰师西征盖相先后。然《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云：

    乌维单于立十岁而死，子乌师庐立为单于，年少，号为儿单于。是岁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也。自此之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敦煌郡。

    又《汉书》卷66《刘屈犁传》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巫蛊事，有云：

    诸太子宾客尝出入宫门皆坐诛；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

    《史》、《汉》所纪，皆在后元元年前若干年，其时敦煌已称郡矣。故河西四郡建置年岁，《本纪》所志疑得其实，不必待至贰师伐大宛始开边设郡也。清儒以及近代学人讨论四郡建置之文甚多，大多未从《本纪》，读者可以一一覆按，兹不赘[7]。

    《史记大宛列传》又纪赵破奴、王恢击破楼兰事，文云：

    于是天子以故遣从骠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至匈河水，欲以击胡，胡皆去。其明年击姑师。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王恢数使，为楼兰所苦，言天子。天子发兵，令恢佐破奴击破之。封恢为浩侯。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汉书楼兰传》作“于是汉列亭阵至玉门矣”。

    据《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赵破奴之封浞野侯在元封三年，王恢封浩侯在元封四年正月甲申，以故中郎将将兵捕得车师王侯。自是自酒泉至玉门始列亭障。此皆在太初二年以前。河西郡县之建置完成于元鼎六年，而酒泉至玉门列亭障即在元封三四年之间，政治军事盖几于同时并进矣。如依沙畹王静安二先生说，此处所云之玉门亦当在敦煌以东，今玉门县附近。然《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效谷县下班氏本注云：

    本鱼泽障也。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

    鱼泽尉，石室本残《沙州都督府图经》作鱼泽都尉。依桑钦说，鱼泽障之立，最迟亦当在元封六年，与《史记》大宛列传所纪合。如太初二年以前之玉门关在敦煌以东今玉门县附近，而《史记大宛列传》所云自酒泉列亭障至玉门一语，为指敦煌以东之玉门关而言，则班氏本注弓I桑钦说元封六年崔不意为鱼泽障都尉之辞，将无从索解矣。

    又太初三年贰师将军二次伐大宛，四年斩其王而还。贰师之行也，汉以李陵将五校尉随后行，军正任文则将兵屯玉门关，为贰师将军后距。李陵事见《汉书》卷54《李陵传》，任文事见《汉书》卷96《西域传楼兰传》。《楼兰传》云：

    楼兰既降服贡献，匈奴闻，发兵击之。于是楼兰遣一子质匈奴，一子质汉。后贰师将军击大宛，匈奴欲遮之，贰师兵盛不敢当。即遣骑因楼兰候汉师后过者，欲绝勿通。时汉军正任文将兵屯玉门关，为贰师后距，捕得生口，知状以闻。上诏文便道引兵捕楼兰王，将诣阙，簿责。王对曰，“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愿徙国入居汉地”。上直其言，遣归国。亦因使候伺匈奴。匈奴自是不甚亲信楼兰。

    如任文所屯之玉门关在敦煌以东今玉门县附近，则自此至楼兰为程二千余里，岂得云便道？又自敦煌以东并属汉地，匈奴生口岂能自投敌境，束手受缚，以泄其欲遮击汉使之状唯以任文所屯之玉门关在今敦煌西北小方盘地，逻骑人碛游弋，是以截断匈奴与楼兰之往来，故能捕得往还于匈奴楼兰之生口也。

    说者又曰广即令任文所屯之玉门关为在今敦煌西北，亦无害于太初二年以前玉门关在敦煌以东之说也。玉门关之西迁，或者即在太初三年贰师将军二次伐大宛之时，故任文得而屯之耳。”案之史文，亦有不然。《汉书武帝纪》太初三年下云：

    夏四月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庐朐，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冬。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O秋，匈奴入定襄云中，杀略数千人，行坏光禄诸亭障。

    又入张技酒泉，杀都尉。

    《史记匈奴传》纪此云：

    其秋，句奴大入定里云中，杀略数千人，败数二千石而去，行破坏光禄所筑城列亭阵。又使右贤王入酒泉张掖，略数千人。会任文击救，尽复失所得而去。

    《史记大宛列传》述居延休屠诸塞之筑云：

    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适及载精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

    盖太初三年贰师将军二次伐大宛，汉因筑五原塞外列城至庐朐，并筑居延、休屠诸塞，以固张掖、酒泉北边，保持通西域门户。匈奴之于是年秋大人定襄、云中，张掖、酒泉，坏光禄诸亭障，正为破坏汉武帝防边之策。不谓挫败于任文之击救。以在张掖、酒泉之攻略未成，匈奴乃转而谋因楼兰以绝汉师后过者，又以任文之进屯玉门关，引兵捕楼兰王，而完全失败。此为太初三年贰师将军二次伐大宛，汉与匈奴在河西诸郡攻守之形势，据《史》、《汉》之文可以推知者也。（《通鉴》卷21孝武纪叙任文击救张掖、酒泉在太初三年，进屯玉门关在太初四年，与原所说合。)若云玉门关之西迁即在是时，则光禄诸亭障以及居延、休屠诸塞之筑，班氏以及史公尚为之大书特书，而谓于玉门关之迁徙，其重要倍蓰于张掖、酒泉北诸障塞者，反不着一字，马、班虽疏，恐亦不至如是之甚也丨河西列四郡，为时倶在太初以前。《史记大宛列传》使使遮玉门一语，其玉门当即指玉门县而言。太初二年贰师将军自大宛败归，巳入玉门关抵敦煌，将自此东归酒泉。汉玉门县在今玉门县属赤金附近，适扼入酒泉之要道，故武帝使使遮之，使不得入酒泉耳。《后汉书》卷77《班超传》纪超以久在绝域，年老思土，上疏乞归，有云：“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此二语正可作《史记大宛列传》注脚。《汉书》于玉门下增一关字，恐有未谛。

    敦煌为通西域门户，汉有事于西域，皆于敦煌集结士卒，屯积粮精，然后出发。贰师将军两次伐大宛，即可为此说证明。匈奴欲绝汉通西域之道，必西击鄯善，东攻敦煌。汉欲救西域屯戍，亦以发敦煌兵为最近且便。敦煌之形势如斯，故汉于元鼎六年析酒泉另置敦煌郡也。石室本《寿昌县地境》玉门关下注云.

    汉武帝元鼎九年置，并有都尉。

    《地境》以玉门关之置在元鼎九年。然元鼎无九年，《地境》传写，或有讹误。三十二年十一月，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夏作铭、阎文儒二君在敦煌西北斯坦因地图上TXVTI处(除此处外，在T14、T23e等处亦发现有汉简。句中所说“酒泉玉门都尉”简即出自T14。——编者注)，发见汉简数十枚，其中一枚，存字两行，首作酒泉玉门都尉云云。玉门都尉隶于酒泉，是玉门关之建置，尚在敦煌未自酒泉析出开郡以前。敦煌未开郡时之玉门都尉版籍既发见于敦煌西北玉门关故址附近，则太初以前玉门关并未在敦煌以东，因有此新发见而更无可疑矣。元鼎六年河西四郡先后建置蒇事；元封时自酒泉至玉门列亭障；太初三年复增筑张掖、酒泉以北诸障塞。政治上军事上之建置既次第告竣，而后贰师将军二次伐大宛遂无后顾之忧。太初四年贰师凯旋归来，西域城郭诸国相率慑服，故汉乃进一步经营西域。《汉书西域传》所云“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之语，盖谓自是以后，自敦煌西至盐泽亦列亭障，如元封时酒泉至玉门之所为耳。静安先生乃据此以为敦煌西北之玉门关置于太初四年贰师将军二次伐大宛归来以后之证，盖未深考也[8]。

    四六朝以迄隋唐之玉门关

    汉代玉门关，自始置以至终汉之世倶在敦煌。唯至隋唐，则玉门关已徙至敦煌以东瓜州之晋昌县境。隋炀帝大业七年西突厥处罗可汗为射匮所败，走髙昌，炀帝因遣裴矩将处罗可汗母向氏往谕之。《隋书》卷84《西突厥传》云：

    处罗大败，弃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在路又被劫掠，遁于高昌，东保时罗漫山。高昌王麹伯雅上状。帝遣裴矩将向氏亲要左右驰至玉门关晋昌城。矩遣向氏使诣处罗所，论朝廷弘养之义，丁宁晓请之，遂入朝。

    《元和志》卷40瓜州晋昌县云：

    玉门关在县东二十步。

    《隋书》亦云玉门关晋昌城，是自长安西去，必先至玉门关而后抵晋昌，与《元和志》所记合。元和志县东20步一语，清王琦注《李太白集胡无人》诗引《志》作20里，疑通行本《元和志》或有讹误也。隋于玉门关并置有关官。《隋书》卷29《地理志》敦煌郡常乐县下注云：

    后魏置常乐郡。后周并凉兴、大至、冥安、闰泉合为凉兴县。开皇初郡废，县改为常乐。有关官。

    据《隋书》卷28《百官志》关置令丞，上关令、中关令为从八品，下关令、上关丞、中关丞为从九品。唐制略同。隋常乐县属瓜州，唐于敦煌置沙州，别于晋昌郡置瓜州，治晋昌，即在隋常乐县，而于旧广至则立常乐县。隋常乐有关官，其治所为玉门关无疑也。

    唐贞观初玄奘法师西行，亦取道瓜州之玉门关出伊吾以至西域。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纪法师过凉州至瓜州出玉门关云：

    乃昼伏夜行，遂至瓜州。时刺史独孤达闻法师至，甚欢喜，供事殷厚。法师因访西路。或有报云：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瓠镰河，下广上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

    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靖，伊吾国境。

    《传》云玉门关在瓜州北，出关西北行过五烽凡五百里，即人莫贺延碛伊吾国境。唐冥详《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则谓五烽在玉门关西〔9〕。唐瓜州治晋昌县，今人考证谓约在今安西县双塔堡附近。瓠鹌河，冥详《行状》作胡卢河，即今窟窿河，经乱山子以入疏勒河。私意以为唐瓜州治晋昌县当即俗称为锁阳城之苦峪城〔11〕，玉门关则在其北。据岑嘉州《玉门关盖将军歌》，唐时守关戍卒数钵五千，规模之大可想而知〔12〕。唯今双塔堡乱山子一带仅余古烽墩二，其他遗迹悉化云烟，关址所在，疑莫能决也。

    隋唐时代之玉门关关址应无所更动。惟《元和志》谓关在州东，《慈恩传》谓在州北；奘师自瓜州抵玉门关后，经五烽涉大碛以达伊吾。五烽，《传》谓在关西北；《状》则谓在关西，《传》、《状》互异，未知孰是。斯坦因据《慈恩传》，因谓奘师至伊吾，所取者即沿今安西经星星峡以至哈密之大道，其言甚辨〔13〕。唯斯氏不知唐代瓜州治晋昌县在今安西县东，必以今安西西南70里之瓜州故城为即唐代瓜州治所，则不无千虑之失耳。

    至于汉以来原在敦煌西北之玉门关，何时始迁至敦煌以东瓜州境内，史无明文，不甚可考。惟按《三国志魏志》16《仓慈传》云：

    仓慈……太和中迁敦煌太守。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

    自太和中上推20年，当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十六年之际，其时马超败走凉州，陇右氐、羌继叛。延康元年(公元220年)酒泉、张掖复大乱。敦煌太守马艾卒官，府又无丞，郡人遂推功曹张恭推行长史事。中枢失政，边陲云扰，西域因而阻隔。黄初三年(公元222年)鄯善、龟兹、于阒王来献，西域复通，因置戊己校尉，即拜行敦煌长史张恭为西域戊己校尉〔14〕。典午继起，敦煌以僻在边裔，仿多篡乱。《晋书》卷3《武帝纪》咸宁二年二月甲午下云：

    初敦煌太守尹球卒，州以敦煌令梁澄领太守事。议郎令狐丰废澄，自领郡事。

    丰死，弟宏代之。至是，凉州刺史杨欣斩宏，传首洛阳。

    唯其时地方虽多变乱，边防似未尽废弛。伦敦藏石室本3.5448《敦煌录》有云〔15〕：

    河仓城，州西北二百三十里，古时军储在彼。

    《太平寰宇记》卷153沙州四至V到云：

    西北至河仓烽二百四十二里，与废寿昌县分界。

    此所谓河仓烽即敦煌录之河仓城，以今地考之，即在古玉门关故址之小方盘城东40里，俗名为大方盘城者是也。三十二年十一月夏作铭、阎文儒二君于大方盘城东面土台内掘得晋泰始十一年石碣一，石刻文曰：

    泰始十一年二月廿七日甲辰造乐生。

    晋武帝泰始只十年，十一年乃咸宁元年(公元275年)。其时敦煌正令狐氏窃据一隅，又以与中枢迥隔，是以改元逾岁，而石刻犹作泰始也。“泰始十一年二月廿七日甲辰造”，当是指河仓城之建置而言。泰始十一年筑河仓城既蒇事，因立石以纪之耳。乐生为何人，无可考〔16〕。泰始十一年上距黄初三年凡53载，犹从事于筑河仓城以为屯积军储之需，则玉门关之尚未废弃，经营西域仍自未懈，可以推知也。其后五凉鼎沸，四郡鱼烂，割据独立，有如弈棋。然自前凉以至后凉，时有西征之举。前凉张骏曾以兵力慑服西域，以敦煌、晋昌、高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郡三营为沙州〔17〕。晋孝武帝太元七年(公元382年)苻坚遣吕光伐龟兹，龟兹既平，坚以光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玉门巳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太元十年(公元385年)光据姑臧，又以其子覆为使持节镇西将军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西域大都护，镇髙昌〔18〕。西域校尉，当即指戊己校尉而言。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护军三营，疑俱承魏晋之丨日而加以恢弘扩大耳。

    玉门关之东徙与伊吾路之开通当有关系。《周书》卷54《髙昌传》末云：

    自敦煌向其国多沙碛，道里不可准记，唯以人畜骸骨及驼马粪为验。又有魍魉怪异。故商旅来往，多取伊吾路云。

    又《北史》卷97《髙昌传》云：.

    自敦煌向其国多沙碛，茫然无有蹊径。欲往者寻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声，行人寻之，多致亡失。盖魑魅魍魉也。故商客往来多取伊吾路。

    据此是伊吾路之开通盖始于六朝也。《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纪太元十年光自龟兹东归：

    苻坚高昌太守杨翰说其凉州剌吏梁熙距守高桐、伊吾二关，熙不从。及至玉门，梁熙传檄责光，擅命还师，遣子胤与振威姚皓、别驾卫翰率众五万距光于酒泉D杨翰劝梁熙守高桐、伊吾二关，二关今地无可考。然既以伊吾名关，必在伊吾，则吕光东归或已取伊吾路矣。又《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翯传》纪翯于庚子元年（晋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

    又遣宋繇东伐凉兴，并击玉门已西诸城皆下之。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

    此处之玉门已西以及屯玉门、阳关诸语中之玉门，皆当指玉门关而言，且疑已在敦煌以东。而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以及玉门大护军营屯戍之所，亦当求之于唐代瓜州境内，而不尽如静安先生所云在敦煌西北之玉门关。玉门关之东徙，或者即在典午末叶，五凉鼎盛，伊吾路开通之际，亦未可知也〔19〕。

    诸书亦未有言义潮在瓜州境内兴复水利大事屯垦者。则苦峪城断碑不一定为颂扬义潮功德之作也。案《旧唐书》卷103《张守珪传》(《新唐书》卷133《张守珪传》文略同）云(开元)十五年吐蕃寇陷瓜州，王君奂死，河西怕1惧。以守珪为瓜州剌史墨离军使。领余众修筑州城，板堞才立，贼又暴至城下。城中人相顾失色，虽相率登陴，略无守御之意。守珪曰：彼众我寡，又创痍之后，不可以矢石相持，须以权道制之也。乃于城上置酒作乐，以会将士，贼疑城中有备，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纵兵击败之。于是修复廨宇，收合流亡，皆复旧业。守珪以战功加银青光禄大夫。仍以瓜州为都督府，以守珪为都督。瓜州地多沙碛，不宜稼穑，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尽为贼所毁，既地少林木，难为修葺。守珪设祭祈祷，经宿而山水暴至，大漂材木，塞涧而流，直至城下。守珪使取充堰，于是水道复旧。州人刻石以纪其事。”张守珪在瓜州兴复水利重整屯垦之举，与苦略城断碑所纪颇相仿佛，则此残碑者或即史书所纪之州人纪事之刻石耳。故疑世称为锁阳城之苦峪城即唐代之瓜州故址也。

    [12]《岑嘉州诗集》卷2《玉门关盖将军歌》有云：“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百草祜(岑诗作“白草枯”。——编者注)。南邻犬戎北接胡，将军到来备不庚。五千甲兵胆力粗，军中无事且欢娱。”唐时之玉门关屯兵五千人，其规模可想而知矣。盖将军为盖庭伦非盖嘉运，说见《清华学报》第8卷第2期闻一多先生《岑嘉州系年考证》肃宗至德元载42岁条。

    [13]斯坦因考奘师自瓜州至伊吾行程，具见其所着Serindia，Vol.IDpp.1097、1099、1142、1147。案唐释道宣《释迦方志》卷上《遗迹篇》第4记自唐至印度凡有东道、中道、北道之别。其东道取鄯州人吐蕃以至北印尼婆罗国。

    中道则“从鄯州东川行百余里，又北出六百余里至凉州。从凉州西而少北四百七十里至甘州。又西四百里至肃州。又西少北七千(一本作十，疑俱有误)五里至故玉门关，关在南北山间。又西减四百里至瓜州。又(一本无又字)西南人碛三百余里至沙州。又西南入碛七百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娄兰地，亦名鄯善”。此所谓中道，约略相当于汉以来之南道。唯自肃州至玉门关，自玉门关至瓜州道里，揆之诸书无一相合者，传讹致误，亦无从校正也。“其北道人印度者，从京师西北行三千三百余里至瓜州。又西北三百余里至莫贺延碛口。又西北八百余里出碛至柔远县。又西南百六十里至伊州。”清乾隆时常钧着《敦煌随笔》卷上哈密条记自嘉峪关以外取道哈密凡有三途，其第三道由安西之白墩子、小红柳园、大泉经马莲井子、博罗砖井、白石头、镜儿泉、北苦水、塔尔纳沁、黄芦冈，以达于哈密，计程810里。夏君作铭谓道宣所云之北道与常钧书之第三道约略相当，由马莲井子至塔尔纳沁，然后西南至哈密。《辛卯侍行记》谓唐柔远即今沁城(塔尔纳沁），两者所记正相符合。道宣北道较之奘师行程似乎稍北云云。夏君之言甚是。道宣所记盖即六朝以来之伊吾路也。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卷2有《西域僧锁喃嚷结传》，谓锁喃嚷结自高昌东行三千里过沙河至五烽，烽各有王云云。其所云略似《慈恩传》，而错乱不可究诘，述玉门关，且迳取《慈恩传》语。疑此是李氏故弄狡狯，虚构此僧，复刺取故书以相渲染。小说家言，不可据为典要也。

    〔14〕关于建安十五六年陇右羌氐之乱，可参看《三国志魏志》卷30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延康初酒泉、张掖之乱可参看《魏志》卷2文帝延康元年五月条，又卷18《阎温传》。戊己校尉之置在黄初三年，见《魏志》卷2，又卷18《阎温传》附《张恭传》。

    〔15〕石室本《敦煌录》全文收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卷《史传部》。

    〔16〕案乐生为何如人，不可考。《魏书》卷7《髙袓纪》记有延兴三年“七月乙亥蠕蠕寇敦煌，镇将乐洛生击破之，事具《蠕蠕传》”之文。然今本《魏书》卷103《蟠蠕传》并无延兴三年七月敦煌镇将乐洛生破蠕蠕事，致乐洛生事迹遂无可考。《魏书》之乐洛生与石碣上之乐生是否一人？所谓泰始，究为晋武帝年号，抑系南朝宋明帝之年号？如为晋武帝，则与北魏高祖孝文皇帝相去二百年，石碣上之乐生与为敦煌镇将之乐洛生自属二人。如为宋明帝，则乐生或即乐洛生。唯以北魏之镇将而又遥奉南朝之正朔，此亦事之不可解者也。又碣作泰始十一年二月廿七日甲辰，泰始十一年如为晋武帝年号，是为咸宁元年，据《二十史朔闰表》是年二月丁亥朔，二十七日癸丑。如为宋明帝年号，十一年乃后废帝元徽三年，二月丙申朔，二十七日壬戌。两都不合。岂以边陲与中原阻隔，历日遂有参差耶？

    〔17〕《魏书》卷99《张骏传》分武威、武兴、西平、张掖、酒泉、建康、西海、西郡，湟河、晋兴、广武十一郡为凉州，以长子重华为刺史。金兴、晋城、武始、南安、永晋、大夏，武城、汉中八郡为河州，以其宁戎校尉张璀为刺史。敦煌、晋昌、髙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郡三营为沙州，以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

    〔18〕《晋书》卷122《载记》22《吕光载记》坚闻光平西域，以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又曰光以子覆为使持节镇西将军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西域大都护，镇髙昌。”

    〔19〕王静安先生《流沙坠简序》云：“至前凉时西域长史之官始见于史。而《魏书张骏传》则又称为西域都护。《传》言骏分敦煌、晋昌、髙昌三郡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营为沙州，以西胡校尉杨宣为剌史。案张骏时西域有长史无都护，都护二字必长史之误，或以其职掌相同而互称之。斯氏于此地所得一简云：今遣大侯究犁与牛诣营下受试。称长史所居为营下。又斯氏于尼雅北古城所得木简有西域长史营写鸿胪书语，此又《魏书张骏传》之三营其一当为西域长史之证也。此三营者戊己校尉屯髙昌，玉门大护军屯玉门，而西域长史则屯海头，以成鼎足之势。则自魏晋讫凉，海头为西域重地，盖不待言。”静安先生《序》认张骏时玉门关尚在敦煌西北，于其东徙不置一辞。夏君作铭云《晋书凉武昭王传》云：隆安四年悬遣宋繇东伐凉兴，并击玉门以西诸城，皆下之。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似玉门关时巳东移。玉门与阳关并列，当为关名无疑。汉时之玉门关在沙碛中，不能广行屯田。其时悬初僭号，未得酒泉，凉兴郡乃段业分敦煌之凉兴、乌泽，晋昌之宜禾三县而成。似玉门在晋昌宜禾县之东酒泉之西，或即在唐时之瓜州境内欤？其所指之玉门，乃在敦煌之东，不独就其文句在东伐之下可证，且若指伐西域而言，则玉门以西诸城一语范围过泛。又下文昜自述功业谓前遣母弟繇董率云骑，东殄不庭，军之所至，莫不宾"F。未提及有西征之举，亦可为旁证。疑此时以前玉门关便巳东移，但敦煌西北之玉门关仍保存其旧名，关废名存，诸书记载，因生混淆耳。”夏君之言如此，因并着之。

    案：此文初稿成于三十三年二月，三月稍予修正，题曰《玉门关阳关杂考》，以方回笔名发表于《真理杂志》第1卷第4期，自页389至页398。三十四年三月复加改定，重写一过，三月二十日写了，因记之。

    (原载《真理杂志》1944年第1卷4期，第389~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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