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

    古代简策之出土，前代巳数见于记载；然异世间出，澌灭随之。近数十年来，东西学者考古西陲，所获汉晋简牍不少；尤以敦煌简（1907，1914)及居延简（1930)之发现，数量最多；于古代舆地史事制度名物各方面，皆有所阐明。惜敦煌简，为斯坦因盗劫而去，而居延简亦为美帝所窃占，尚未追回。1944年春，余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前中央博物馆及北大文科研究所合组之西北科学考察团，赴敦煌考古。是年冬，余与阎文儒冒雪冲寒，入漠探险，访两关遗址及烽燧遗迹，掘得汉简数十片，关于考察经过情形及出土各物的详表，将另述于正式调查报告中。兹将汉简释文先行发表，间附考证，以求教于海内博闻君子。

    敦14新获第3简(木简，长135，宽26，厚3.5毫米)。

    (上缺）长酒泉玉门都尉护众侯畸兼行丞事谓天(？)思以次(？)马驾当舍传舍诣行在所夜(？)口传(？)行(？)从事如律令此简后半文字磨灭，不可尽识。就全文观之，乃玉门都尉告下之文。其出于都尉治所者，盖具书之草稿也。此简殊为重要，或为现存汉简中可确定年代最早之一简。玉门(关)都尉见《汉书地理志），属敦煌郡。汉武帝设河西四郡之先后，《汉书地理志》与《武帝纪》歧异。后人多从《武纪》，以其直采官家记注，对于纪年先后，误错自当较少。近日学者中如张维华、劳干，皆以武威郡之设置，不当如《武纪》所载之早，应移后于昭宣之间。但于敦煌郡之设置，多以《武纪》为近是，大约在元鼎六年左右(公元前111年），酒泉郡之设置，更在其前，以敦煌系由酒泉分出者也(张文见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2卷；劳说见《居延汉简考释考证篇》卷1页2至7)。此简首称酒泉玉门都尉，则在敦焊建郡以前，自无疑问。斯坦因所发见之“敦煌简”，最早者为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居延简”则以居延开辟在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亦不能过早。其中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诏令简，则恐为已定着为令之诏(《居延汉简考证》卷1页18)。似为辗转抄写之副本，并非当时所颁之原简。论其先后，或不及此简之早也。

    此简之发现，又牵涉及玉门关初设置时之地点问题。自小方盘发现玉门都尉诸版籍后，其地即为汉之玉门关，巳成定论。惟太初二年以前之玉门关，是否亦在小方盘，尚成问题。《史记大宛传》云：“(太初二年贰师还至敦煌)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沙畹据此以为太初二年前之玉门关，应在敦煌以东。敦煌西北之玉门关，乃后来所改置者。王国维赞成其说，并确定其地点，谓太初以前之玉门关，当即本文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1948年。1961年作者收入《考古学论文集》。2000年又收人《夏鼐文集k本书依《夏鼐文集》节选其中部分内容。亦可参阅作者《太初二年以前的玉门关位置考》，见1947年12月1日南京《中央日报文史周刊》第70期及71期的向达跋语。——编者注。

    自汉迄今之酒泉玉门县(《流沙坠简序》)。劳干继承其说而加以修订，谓当在今玉门县东200里之赤金峡，并非今日之玉门县(劳干，《两关遗址考》，见《史语所集刊》第11本）（劳干先生在该文中推测太初二年以前的玉门关可能在赤金峡或嘉峪关黑山，并声言“不便轻于拟定”。——编者注h余曩读诸说，未以为然。太初二年以前，汉代势力已及敦煌，则边境极西要隘之设置，必在敦煌之西，不应在其东。当时颇疑《大宛传》汉武使使所遮之玉门，或指酒泉之玉门县。《汉书》于玉门下添一关字，当为班氏臆测增入。曾以此意质疑于向达。向达颇赞成鄙意，于其所撰之《玉门关阳关杂考》中，更申成其说(见《真理杂志》1卷4期）（补注：其后收入1957年出版之《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改题为《两关杂考》)。向达以《史记大宛传》记载酒泉列亭障至玉门，其事约在元封三四年。《汉书地理志》注云济南崔不意元封六年为鱼泽障尉(敦煌汉简中亦曾提及鱼泽尉，见《流沙坠简簿书类》第61)。鱼泽障在敦煌之北，则列亭障所至之玉门更在敦煌之西，不应太初间尚在敦煌之东。故以为敦煌于元鼎六年开郡，其年即置玉门关。今得此简，乃知在敦煌尚未由酒泉分出时，即巳设玉门关。敦煌建郡乃置关以后之事；惟其相隔，亦不必要甚久，或为同一年之事，仅略有先后而巳。

    王国维《流沙坠简序》中关于玉门位置一节，颇多错误。首段论太初以前之玉门关在酒泉玉门县，误以现在之玉门县即汉魏时之玉门县，已经劳干指出。次论敦煌玉门关遗址云：

    近日秀水陶氏《辛卯侍行记》记汉玉门阳关道路，谓自敦煌西北行160里之大方盘城为汉玉门关故地，又谓其西70里有地名西湖，有边墙遗址及烽墩数十所。

    斯氏于此发现关城遗址2所，一在东经94度以西之小盐湖，一在东经93度30分，相距20余分，与大方盘城及西湖相去70里之说相近。然则当94度稍西者，殆即陶记之大方盘城；当93度30分者，殆即陶氏所谓西湖耶？沙畹疑94度稍西之废址为太初以前之玉门关，而在其西者，为后曰之玉门关。余则谓太初以前之玉门关，当即酒泉之玉门县......当94度之废址，疑为汉太初之玉门关，而当93度30分者，当为玉门以西之他障塞。

    按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原文云，自敦煌160里为大方盘城(原注：汉玉门关故地也），40里小方盘城，30里西湖(原注：一名后坑，有边墙遗址及烽墩数十）。今王国维不仅未能厘正陶保廉以大方盘城为汉玉门关之误，且似误将大小方盘两城混为一谈，其误一也。斯坦因所发现2城，一为小方盘城，在94度稍西(93度54分左右），即汉玉门关；一为大方盘城，适当东经94度。至于东经93度30分处，其地今仍名西湖，斯坦因发现敦10、敦11、敦12等烽墩，及边墙残迹，但并未发现故城，其误二也。沙畹以为太初以前之玉门关，当在今日敦煌之东，虽未确定其地点，但并不以敦煌西北之小方盘城（即94度稍西之废址)为太初以前之玉门关，其误三也。沙畹以94度稍西之小方盘城为太初二年以后之玉门关，与王氏之说正同，并未言93度30分处有故城，更未言太初二年以后西迁之玉门关即在93度30分处，其误四也(沙以93度30分之敦4，曾出永光五年简，简中有玉门都尉字样，故疑元帝时或曾一度由小方盘城移至此处，王国维当由此致误)。据斯坦因原书，此永光五年简出土地为敦5，编号时误书作敦4丁。敦5在东经93度19分左右，为一废墩，并非故城，且不当孔道，不能设关。原简玉门二字下残缺漫漶，“都尉”二字系沙畹臆测，不足为据。王国维《考释》(《禀给类》第24简）阔疑不释，是也。盖由于王国维仅据斯坦因《彳了纪》(RuinsofDesertCathay)及其所附略图，未见其后来所刊之正式调查报告及详图，且又不谙法文，致有此失(王国维丁卯致藤田书二，自谓未能通读法俄文字，见《集林》卷16八。

    《史记大宛传》谓贰师废大宛之后“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方诗铭《玉门位置辨》(见《西北通讯》创刊号)以为此当为天汉二三年间事；其时敦煌尚未建郡，隶属酒泉，故其地所建之都尉得称酒泉都尉；玉关西迁，当即在其时也。今按敦煌建郡，乃在设立玉门关之后，此由新获之简可证。但敦煌建郡确在太初伐大宛以前。《史记匈奴传》谓儿单于于元封六年即位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敦煌郡”可为证明。《汉书匈奴传》省去郡字，此或由于班氏以云中酒泉皆为郡名，读者可由上下文推测敦煌亦必为郡名，故郡字可省。史迁所根据之史料，以离敦煌建郡之时尚近，或有误解为酒泉郡属之敦煌县或敦煌地方之可能，故于敦煌之下特加一郡字。或以为敦煌之郡字，即兼涉及云中酒泉二郡，说亦可通。《大宛传》“敦煌置酒泉都尉”一语，似不能如方诗铭之所检释。酒泉都尉若指郡都尉，则酒泉郡尉应在郡治，不能在敦煌，且亦不始置于此时。若谓指属国都尉或关都尉，则属国都尉或关都尉皆有专名。今既书明郡名，则专名更不应省略。张掖居延都尉，或用全名（如居延简188.21，163.19，506.17)或省称居延都尉(其例甚多)。但另有张掖都尉，乃指张掖郡都尉，并非张掖居延都尉之省称。以其中一简云“印曰张掖都尉印”（居延简54.25)，官印不能用省称。一简云“北书，张掖都(尉)”(103.17)，张掖居延都尉所发之书简皆为入南书，张掖太守所发者皆为人北书，知此必指张掖郡都尉也。若谓指所在地而言，应言敦煌置都尉或酒泉置都尉。都尉之前或可加其专名，如“玉门都尉”之类，但不能谓“敦煌置酒泉都尉”。徐广云“敦煌有渊泉县，或者酒字当为渊字也”，盖由于原文语意之不可通，故臆测其如此。梁玉绳《史记志疑》云徐广引别本，置字在都尉上是也。至于酒字为渊则非。《汉志》敦煌渊泉无都尉。”（卷35)今按梁说是也。“敦煌酒泉置都尉”者，言敦煌酒泉两郡置都尉。据《汉书地理志》酒泉郡有北部、东部、西部3都尉；敦煌郡有中部、宜禾、玉门、阳关诸都尉。其中除玉门关已设于敦煌建郡以前，其余各都尉，大半当即设于伐大宛之后，即天汉二三年间也。《史记》不言“添置”，仅言“置”者，疑酒泉3都尉皆当时所创置，敦煌各都尉则仅一部分为当时所置，巩言置设，因彼以及此也。

    玉门关之设置于敦煌之西，并不在贰师破宛岁余之后，尚有一事可证。《史记大宛传》叙威师初次伐宛，无功暂归，“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又述其二次伐宛，出敦煌者6万人，马3万余匹。及克大宛后旋师，“军人玉门者万余人，军马千余匹”。此明示玉门关为入塞后最西之第一站。玉门关属敦煌，故人玉门关，即可云至敦煌，义可互通。若玉门关远在敦煌县治东645里(据《辛卯侍行记》)之赤金峡，则其义不能互通。盖敦煌若已建郡，则赤金峡属酒泉郡，与敦煌无涉。若敦煌尚未建郡，则其地离酒泉郡治仅200余里，当为酒泉郡下玉门县或他县辖境，亦与敦煌无涉。入玉门与抵敦煌，其义既不能互通，则计算人马之损失，似当依初次失利及二次出发时之法，于其涉大漠抵敦煌时即可稽其数，何必更须东行600余里至今日赤金峡附近，乃始稽核人马损失。且二次出发时明言出敦煌，何以归来时不言敦煌，若谓玉门关之西迁，即在太初三年二次伐大宛之时，则向达已驳之云：“光禄诸亭障及居延塞之筑，班氏以及史公尚为之大书特书，而谓玉门关之迁徙，其重要倍蓰于张掖酒泉北部诸障塞者，反不着一字。马班虽疏，恐亦不至是甚也。”(前文，页394)同时发生同一类之事，连类相及，似不应举其细而遗其大者也。

    以常理推测，汉代既将敦煌地收入版图(《史》、《汉》太初二年以前之记事中亦屡提及敦煌），则纵使暂不建郡，隶属于酒泉，然其所立之最要关隘，当在敦煌之西，否则无以尽“隔离内外稽查出入”之责。今又发现此简，知其地于敦煌未建郡以前，即有酒泉玉门都尉，换言之，敦煌未建郡以前，玉门关即巳在敦煌西之小方盘城。前文巳论敦煌建郡当在太初二年以前，则玉门关在太初二年以前亦必已在敦煌之西。

    惟余细读《大宛传》原文，以为“使使遮玉门”一语，并不必须作玉门县解，即作玉门关解亦可通，或反较为惬意。《大宛传》原文云：

    是岁太初元年也……引兵而还，往返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

    王、劳节引此段作“太初二年威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还至敦煌，请罢兵，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劳干初稿此处误衍一“关”字）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但原文似并未确言还至敦煌以后，始请罢兵。若天子闻知贰师已还至敦煌，而仍使使遮玉门，则此玉门不论为关名抑为县名，其位置必在敦煌之东。然观原文之意义，似亦可解释为贰师由西域引兵东还，同时奏请罢兵益发而复往，至于“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两语之所以插入此间，言其损失之重大及归途之狼狈，以明其不得不回师也。奏疏虽在西域时即发，但与答诏关系密切，故连下文叙述。贰师之意，原在借此收场，当时朝臣中即多主张罢大宛之役。奏请益发而复往，不过陪衬之笔。若然则汉武闻奏后大怒而使使遮玉门者，以为军队或尚未还入玉门(贰师请还师之奏文中，或如班超之上书求代，有“入玉门关”之语)。及汉武使者抵敦煌时，则贰师不待答诏，已罢兵入玉门关，遂不得不变通办法，不究既往，虽不允罢兵，但不能不采取贰师所奏益发而复往”之政策。此新解释若属可取，则《汉书李广利传》于“遮玉门”下增一关字，亦事出有因，可谓“臆测而幸中”。此一新解释与《大宛传》下文接述贰师旋师时，“军入玉门者万余人，军马千余匹”之语，较为切合。故余以为较之旧说以“玉门”为玉门县，或以为关而在敦煌之东者，似为较胜。史迁写此段时，此二“玉门”在相似之场合出现，显指一处，其位置及性质，似皆未有变更也(参考拙作《太初二年以前的玉门关位置考》，见1947年12月1日南京《中央日报文史周刊》70期。又向达跋语，见71期)。

    玉门都尉护众之名，亦见《流沙坠简簿书类)第12简。彼简亦敦14出土，有汉武太始三年之年号，其职衔为敦煌玉门都尉。论者或谓汉法边吏三岁一易(见《汉书段会宗传》“三岁更尽”下如淳注），若护众于元鼎六年敦煌建郡以前即为玉门都尉，下距太始三年，其间盖17年，已尽五更，毋乃太久。按汉例虽有此规定，然边疆守御，有资熟手，恐亦未能严格实施三岁一易之制。孟舒守云中十余年(《史记田叔传》），又祭彤在辽东几30年(《后汉书》本传），皆可为证。

    候畸当即玉门都尉下之玉门候。沙畹《斯氏所获流沙遗简考释》第315简之“玉门候HP(此简未曾照相制版，故王国维未加考释），疑即一人。都尉之重要公文，多须其丞副署，汉简中其例颇多，兹略举如下：

    玉门都尉子光，丞万年，谓大煎都候......（《敦煌简簿书类》第6简，“万”字原书未释，细察原简，疑是万宇）。

    玉门都尉阳，丞，敢言之（同上，第13简）。

    居延延(原文衍)都尉万岁，丞熹（《居延简》276.6)。

    [肩]水都尉政千人宗兼行丞事（同上503，7，劳干《释文》初刊本，1943年李庄石印，卷1页。

    13脱“政”字。本篇中引居延简间有与劳干《释文》不同者，皆系根据原物照片，不复一一声明，劳干现正从事校订，不久将有修正本《释文》出版。[补注]修订本《释文》已于1949年11月由商务出版）居延都尉德丞延寿敢言之（同上68.48)候即候官，王国维云：其秩当校尉下之军候，比六百石(《流沙坠简》卷2页14)，至于都尉之丞，据《汉书百官表》，其秩为六百石，较候官稍髙，遇缺时有以候官或他官暂摄。兼行者谓以本官兼领他官。唐代贞观令规定以散位兼职事官者，有各种不同之专称。以职事髙者为守，职事卑者为行(即称“行某官事”），其欠一阶者为兼。汉时似尚无此种分别。惟品秩相差过远者，则特称之曰“以近次兼行某官事”。例如居延简19.8、102.6及303.12，皆言“酒泉库令安国以近次行太守事”，以库令之秩，与县令相当，仅千石至六百石而已，与二千石之太守，品秩相差过远，惟以近次，故得兼摄。居延简505.3有库令行丞事，则以丞亦为六百石，故不必加入“近次”一辞(关于“近次”一辞之诠释参考劳干《居延汉简考释考证篇》卷1页3及页38)。

    “当舍传舍”一语，亦见居延简1703，其辞曰：“遣亭长王丰以诏书买马酒泉敦煌张掖郡中，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释文》卷1页82，“当舍”误释作“当言”）。汉代当大道诸亭，率有余屋，以供行旅，凡有符传，则亭长延入，故谓传舍(见劳干《考证》卷1页35。又《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史语所集刊》16本)。

    “诣行在所”一语，数见于前后《汉书》。《武帝本纪》云：元狩六年，诏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如淳注曰：“蔡雍云，天子以天下为家，自谓所居为行在所。今虽在京师，行所在至耳。”师古曰：“此说非也。天子或在京师，或出巡狩，不可豫定，故书行在所耳，不得亦谓京师为行在也。”按蔡雍即蔡邕。《后汉书光武本记》注引蔡邕《独断》曰“天子以四海为家，故谓所居为行在所”。今本《独断》(《四部丛刊》影明弘治刊本)作“天子自谓曰行在所，犹言今虽在京师，行所至耳”。与此稍不同，或由于援引者加以更改，或由于今本传写有脱误。

    “如律令”为汉代公文通用语。王国维曰：“汉时行下诏书，或曰如诏书，或曰如律令。苟为律令所巳定，而但以诏书督促之者，则曰如律令。如律令一语，不独诏书，凡上告下之文，皆得用之。其后民间契约，道家符呪，亦习用之。唐李匡乂《资暇录》遂以律令为雷边捷鬼，不经甚矣。”(《流沙坠简》卷2页3)贺昌群言：如律令一语，汉晋间葬礼亦尝取为压胜之意。其后道家符咒相袭用。《资暇录》以为雷边捷鬼，盖有所本，未可斥为虚构也。因引晚近洛阳长安出土汉晋朱书陶瓮数事以为证(《流沙坠简补正》，见《图书季刊》2卷1期)。此次余等在敦煌所掘得魏晋(？)墓中镇墓朱书陶罐，亦有“如律令”一语(补注：此罐之朱书压胜语全文，见拙文《甘肃考古漫记》，《考古通讯》1955年1期第6页)。

    (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第235265页，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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