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家

    一、玉门关设置的时间与地点

    西汉以来，河西称为玉门与玉门关的约有4个地点：一、汉玉门都尉和玉门关玉门都尉见敦煌汉简，《汉书地理志》敦煌郡龙勒县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正西关外有白龙堆。《大宛传》正义弓丨《括地志》云“沙州龙勒山在县南百六十五里，玉门关在县西北百一十八里”，《旧唐书地理志》同。敦煌石室所出《沙州地志》(伦敦S.788)和《寿昌县地境》并谓玉门关在寿昌“县北一百六十里”。二、汉玉门县《汉书地理志》属酒泉郡，注引阚胭《十三州志》云“汉罢玉门关屯，徙其人于此”。《元和郡县志》记汉至唐的玉门县距肃州（今酒泉县）220里。《清一统志》曰“《(陕西)通志》今赤金所(今赤金堡)去肃州二百三十里，与古玉门县道里相仿，盖即古玉门县也”。《辛卯侍行记》卷5曰“十三里赤金湖……有驿……驿西南至赤金营堡二十里，汉玉门县地”；又曰“汉玉门县非玉门关也，关在敦煌西”。三、隋唐玉门关《元和郡县志》卷10瓜州晋昌县下曰“玉门关在县东二十步”，唐晋昌县在今安西县东(原文误为“县西”。——编者注)双塔堡附近。四、今玉门县清初东达里图城设治后改称，在隋、唐玉门县之东，汉玉门县之西，详《辛卯侍行记》卷5。

    汉玉门关在龙勒县，《续汉书郡国志》、《括地志》、《元和郡县志》、两《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和《舆地记》等无不以为在今敦摸县西北。道光的《敦煌县志》，以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为玉门关。其正确地点即斯坦因所作地图在东经93。54左右、北纬40。22的“古城”(地图上作T14，《流沙坠简》称敦十四，《申报地图》作玉门关)。沙畹据《大宛传》以为太初以前玉门关应在敦煌之东，故武帝使使遮玉门，李广利乃留敦煌，不敢东向以人关；又以为发现玉门都尉版籍的T14小方盘城遗址乃太初二年以后改置的玉门关。王国维《流沙坠简》序，赞同沙氏之说，并进一步以为太初以前的玉门关即今玉门县。对此说法，学者表示怀疑而加订正的，共有三说。甲、劳干《两关遗址考》以为旧玉门关在今赤金峡，汉代冥安县(今玉门县.附近)之东。太初二年以后西迁至敦煌西北。乙、向达《两关杂考》以为“汉代玉门关自始置以至终汉之世俱在敦煌”，太初二年西迁自敦煌之东说是不可据的；但他又以为“使使遮玉.门”之玉门指玉门县(赤金)而言。丙、夏鼐《新获之敦煌汉简》根据在敦14新获“酒泉玉门都尉”一简，“知其地于敦煌未置郡以前……玉门关即巳在敦煌西之小方盘城”；“敦煌建郡当在太初二年以前，则玉门关在太初二年以前亦已必在敦煌之西乙、丙二说并以为敦煌置郡在元鼎六年。

    《史记大宛传》三见玉门，而无玉门关之名。《传》曰“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指自酒泉西至玉门都尉的亭障；《汉书西域传》注引“臣瓒曰筑塞至酒泉也”；李广利伐大宛后“军人玉门”犹敦煌汉简(《沙氏》507)“入玉门”，亦指小方盘城的关口；然则“汉使使遮玉门”不许军入之玉门，亦当在此而不在玉门县。《汉书西域传》述伐大宛时“汉军正任文屯兵玉门关，为贰师后距”，此玉门关亦应在敦煌西北，否则无以捕得匈奴生口，亦无以便道捕楼兰王。此任文，于时曾击败侵张掖、酒泉的匈奴。任文为“汉军正”，而据《大宛传》煎：师军中“赵始成为军正”，则任文屯兵玉门一方面为贰师后距，一方面代表汉廷监督贰师，所以奉诏遮玉门的汉使应即此任文。广利首次伐大宛，“士不过什一二”乃引兵而还，上书“愿且罢兵”，武帝闻之大怒而下诏“军有敢入(玉门)者辄斩之”。此处应如夏氏所推论，贰师不待答诏巳入玉门，故闻诏而“恐，因留敦煌”，不作东归之计。若如王氏所说玉门在敦煌之东，贰师既留敦煌未尝入关，又何必恐？

    《汉书李广利传》“遮玉门关”和《西域传》“屯兵玉门关”，此所记太初中事而有玉门关之名。《李广利传》本之《史记》而增一“关”字，则《西域传》任文屯兵或在玉门。《地理志》、《郡国志》都说“龙勒有玉门关”，而《文选》卷45《解嘲》注弓丨“如淳云《地理志》曰玉门、阳关有候也”，作玉门而无关字。《汉书西域传》的序和赞亦只称“玉门、阳关”。敦煌汉简有“阳关都尉府”(《流沙坠简》簿书类第59简）而无玉门关都尉之称。此可知武帝置于敦煌西北的是“玉门都尉”而非玉门关都尉。敦煌西北的玉门都尉在出土汉简中因时代先后而有所异：

    元封元至三年(前110108)大始三年(前94年)敦煌置郡后(1)酒泉玉门都尉护众、候畸兼行丞事——《新获》敦14.3(2)大始二年闰月辛酉朔己卯玉门都尉护众谓千人尚、尉丞霖署就——《流沙》簿书类第12简，《沙氏》305(T14)(3)玉门都尉官属吏致籍——敦煌置郡后永光五年(前39)建武十九年(后43)——《流沙》杂事类第43简正背，《沙氏》381(T14)(4)二月庚午敦煌玉门都尉子光、丞万年谓大煎候写移书到完部——《流沙》簿书类第6简，《沙氏》137(T6b)(5)十一月壬子玉门都尉阳、丞罗敢言之——《流沙》簿书类13简，《沙氏》451(T15a)(6)永光五年六月辛卯敦煌大守丞禹谓玉门都尉母取事一《流沙》廪给类第24简，《沙氏》428(T4)(7)建武十九年四月一日甲寅玉门障尉戎告候长宴到任一《流沙》簿书类第43简，《沙氏》483(T15a)(1)是新获之简，称“酒泉玉门都尉”属于酒泉郡，是在敦煌置郡以前，当在元鼎六年酒泉置郡后而元封四、五年敦摸置郡前(前110108年)这是敦煌出土最早的一简。名护众之都尉，至大始三年仍为玉门都尉，约15年以上。此后敦煌既已置郡，则(2)(3)(5)三简的玉门都尉应同于(4)的“敦煌玉门都尉”。（4)(5)二都尉名子光与阳者当在(2)护众之后，假设护众联任未去。（6)之玉门都尉属敦煌，简文自明。似终西汉之世，玉门皆置都尉。《后汉书光武纪》建元六年“初罢郡国都尉官”，九年“省关都尉”，十九年“复致函谷关都尉”；《郡国志》六年“省诸郡都尉”、“省关都尉，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又曰“边县有障塞尉”。王国维据《郡国志》，以为(7)为“建武十九年事，故玉门关但有障尉无都尉”。但西汉玉门所置乃是都尉，非关都尉。（7)之玉门障尉可能是候官(即玉门候官)在东汉之称，亦即是障塞尉。玉门障疑即在小方盘城，其形制同于额济纳河沿岸甲渠候官与肩水候官的治所，而此二候官于居延汉简亦称为甲渠障s肩水障。所以玉门障即玉门候官。

    玉门都尉如其他都尉一样，下属候官、候长与燧长等，《流沙坠简》及《沙氏》释文中所见者有以下各条：

    玉门候官——《沙氏》458(T15a)玉门候史敦煌——《沙氏》459(T15a)五凤二年七月壬子朔壬申玉门候尤延泰——《沙氏》399(T13)四月乙巳玉门候畸移递所——《沙氏》315(T14)玉门候造史龙勒周生萌——《流沙》烽燧类第4简，《沙氏》378(T14)与讯守丞况、玉门关候蒲、候丞兴、尹君所举史宜执关籍诣官——《流沙》

    烽燧类第3简，《沙氏》317(T14)书三封公玉门关候谕书言……——《沙氏》316(T14)玉门关亭——《沙氏》357(T14)以上各简除五凤一简外，俱不记年，因此难以判定玉门候、玉门关候与玉门候官三者的关系。王氏以为玉门候有掌领吏卒的造史，故为候官玉门候畸于新获简作“候畸兼行丞事”，则候当为候官。新获简与五凤二年简表明武帝元封初至宣帝五凤初50年间玉门候即玉门候官。建武十九年简之障尉相当于候官，故候长为其不属。玉门关候的地位亦应与候官为一级。玉门关亭犹《流沙》杂事类第5简“大始元年十二月辛丑朔戊午煎候亭”为候长的治所；即居延地节二年汉简(7.7)所述“隧候所在亭”。

    “玉门关候”诸简出土于玉门都尉治所(T14)，应隶属于玉门都尉，是守关口的一候官，下属有候丞及关尹。在文献上其地位较高。《后汉书西域传》述阳嘉四年（135年)“乃令敦煌太守发诸国兵及玉门关候、伊吾司马救车师”，是玉门关候有屯兵可调。又《隶续》卷12“刘宽碑阴门生题名”(东汉中平二年，185年)亦有玉门关候之名。由此可见玉门关候到了东汉还是存在的。

    敦煌西北的玉门或玉门关，终两汉之世，并无可以证明其曾有东迁之事者。《后汉书西域传》永平中“北虏乃胁诸国共寇河西，郡县城门昼闭”(《班超传》作再攻敦煌，河西诸郡，城门昼闭）；元初六年“人寇河西”，“议者因欲闭玉门、阳关以绝其患”(《班超传》作公卿多以为宜闭玉门关），又曰“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而阳嘉四年玉门关候救车师以及中平二年刘宽碑阴有玉门关候，则直至顺帝、灵帝玉门关尚有候。《后汉书班超传》所述“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不能作为玉门关在敦煌东之证。《汉书》只有酒泉郡玉门县之置，亦从无玉门关西迁、东迁之说。据《汉书地理志》，西汉酒泉郡已置玉门县，而《十三州志》以为由于“汉罢玉门关屯，徙其人于此，故曰玉门县”(《太平寰宇记》卷152陇右道引）。作者北魏名儒，世居敦煌，应有所本征和三年贰师败降匈奴，武帝下诏陈悔，罢屯田西域之议，不复出军(见《汉书西域传》）；罢玉门屯兵，可能即在此时。但至东汉顺帝阳嘉时，玉门关尚有屯兵，则罢玉门关屯兵当为西汉时一度有过的事。

    前述玉门都尉、玉门候官诸简出土T14、T15a故址。T14乃一古城，今名小方盘城，周垣犹存，尚完整，版筑成四方形，北、西两面有门。据《西行小记》及《两关奉考》所记，高约10米，每面长30米，《沙州都督府图经》（巴黎P.2695)所记“周回一百二十步，髙三丈”。城北稍东100米一土阜似废墩，T14汉简出于此；城北土阜如墩者合此骈列为三。东南距城约200米亦有数土阜。城之北、西两面倶有长城遗迹，自小方盘西行30里为西湖，有高达3米版筑的长城，十里之间一六角形墩，卞有方丈小室，隔成4间。自小方盘至西湖，城直如矢，过此而西仅有烽燧此方城，王氏推为西汉玉门都尉、东汉玉门障尉的治所，大致可信从。T4d出土汉简(《沙氏》436)曰“大煎都隧长尉良持器诣府柒月戊子日下馆时入关”，大煎都候官属于玉门都尉，故其下属持器诣府为至玉门都尉府，诣府而入关，则府在关内。《流沙)》簿书类第7、8简“出入关”亦指玉门而言。据斯氏地图，小方盘西一段长城自T13至T4a，北一段长城自T13折而东北经T14a东至T20，而小方盘在T15a之南100余米、T13之东（原文误为“西”。——编者注)约4公里，乃在关内，关口当在两段长城之间。至T15a，在小方盘之北，系在土阜上的一烽台，并有房舍及井的残迹，王氏以为玉门候官治所。有人以为候官治所在小方盘而T15a为玉门候长治所。方盘城向北(稍偏东)和向南(稍偏东)皆有一段外廓，北端为T15a，南端为T14c，成为古城向西的两翼，对着关口。玉门都尉下设二候官：玉门候官约占古城西南T8(显明隧)、T12a(广隧)、T13(当谷隧)等点；大煎都候官在其西，约占T4b(富昌隧）、T5(广武隧)、T6a(步昌隧）、T6b(凌胡隧)、T6c(厌胡隧）、T6d(广昌隧)等点。在T15以东则属于中部都尉诸侯官所辖。由诸隧分布情况来看，也只有T14最适合于作玉门都尉治所，而玉门关口只能在T14古城之西或西北，即T1112之间或T1314a之间。

    最后附述鱼泽候一事，足以说明玉门候为候官并以推定玉门修筑的年代。《流沙》凡三见鱼泽之名：（1)烽隧类第7简(《沙氏》61，T6b)曰“宜禾部燧第：广汉第一，美稷第二，昆仑第三，鱼泽第四，宜禾第五”，此为宜禾都尉下的5个烽所在的5个候官，其中昆仑障是中部都尉所治，见《汉书地理志》，则鱼泽当是障，《地理志》本注云“效谷县，本鱼泽障也”。《后汉书明帝纪》称敦煌昆仑塞。（2)牍简类第36简(《沙氏》398，T13)曰“敦煌鱼泽候守丞王子方”，此为鱼泽候官，故《汉书孙宝传》谓尚书仆射唐林“左迁敦煌鱼泽障候”。（3)簿书类第61简(《沙氏》6l4，T28)曰“入西簿书一，吏马行，鱼泽尉印，十三日诣府”，此为东汉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入西簿书，鱼泽尉当为鱼泽障尉，又鄙尉下亦有所属城尉或尉。《汉书地理志》注弓I“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故立为县名”，敦煌石室本《沙州都督府图经》引作“济南崔不意为鱼泽都尉”，“都”是“障”之误。《沙州都督府图经》又曰“古效谷城，周回五百步，右在州东北三十里，是汉时效谷县，本是渔泽障”。鱼泽障当在T28之东。此障巳见存于元封六年，而玉门都尉为长城的最后一段，列亭障至玉门亦当在元封六年以前。据《后汉书西域传》，明帝永平中匈奴侵扰河西四郡，白日闭城门；据《后汉书明帝纪》，十六年出击北匈奴，十七年出敦煌昆仑塞击白山虏，至十八年有鱼泽尉入西簿书的简札。《流沙》簿书类第23简有永和二年“玉门官隧次行”之简，则公元137年玉门犹有屯一、由上所述，虽然《史记》以为元鼎六年始筑令居以西，元封四年以前亭障西至玉门，但出土汉简说明玉门都尉之置在元鼎六年置酒泉之后，元封四、五年置敦煌之前。因此玉门亭障及都尉之置应在公元前110前108年间。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是玉门都尉所辖烽隧的东端，向西沿长城故址数十里是玉门都尉所辖二候官的烽隧。小方盘城应是玉门都尉治所，玉门障尉、玉门关候可能是不同时代的名称，或仍以小方盘城为治所。玉门候官治所，可能和都尉在一城。此城障就其地势而言，北、西两面皆有长城，恰当人关以后的口内。关口在其西门外之正西。终两汉之世，玉门都尉(障尉、关候)设治于此，把守玉门关，从未东迁，也不是从东边迁来的。进一步对此地区长城和烽隧遗址的勘查与发掘，当能对玉门关的设置得到彻底的解决。

    敦煌石室所出两个写本，所记玉门关设置年代都有误字。晋天福十年《寿昌县地境》曰“玉门关，县北一百六十里，汉武帝元鼎九年置，并有都尉，《西域传》东即限以玉门、阳关也”。伦敦S.788《沙州地志》曰“玉门关，县北一百六十里。《地理志》汉武帝后元康中置。《西域传》云东则接汉，以玉门、阳关是也”。今本《汉书西域传》作“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元鼎只有六年，元康是昭帝年号，故“汉武帝元鼎九年”与“汉武帝后元康中”显然有误。今本《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本注曰“武帝后元年分酒泉置”，《沙州地志》所弓I是《地理志》，“汉武帝后元康中”是“汉武帝后元年”之误。但元鼎元年后第九年正是元封三年，若玉门关设置于此年，和我们以上所推定者相符合。

    二、酒泉汉简与北塞三都尉19131915年，斯坦因曾在今安西县以东、毛目以西(原文误为“今安西县以西、毛目以东”。——编者注)的汉长城遗址的烽火台中采获了若干汉简。这批材料由马伯禄整理编写为《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勘察所获中国古文书》，迟至1953年才在伦敦出版，附有释文编号1168。根据斯氏《亚洲腹部》及卷4所附地图，这批汉简应分别隶于敦煌、酒泉两郡的不同都尉之下。

    《马氏》所编汉简168简，有63简出土于敦煌县西北、哈拉湖东端湖南的T22d，e，f，T23b，c，f，l等7处，应属于敦煌郡中部都尉所辖。有105简出土于安西县以东(原文误为“以西”。——编者注)疏勒河北岸塞上和酒泉县西北的，应属于酒泉郡西部都尉和北部都尉所辖；其出于北大河上一段的，应属于酒泉郡东部都尉所辖。详下。

    今毛目以西、安西以东地区，东西相距约320公里，横跨汉代的乾齐、玉门、禄福和会水4县，今安西、玉门、酒泉和金塔4县，属于汉代的酒泉郡。禄福是酒泉郡治，今酒泉县。《汉书地理志》会水下曰“北部都尉治偃前障，东部都尉治东部障”，乾齐下曰“西部都尉治西部障”。据《一统志》，禄福故城今肃州（即酒泉县)治，玉门故城今玉门县东(县东南赤金堡），乾齐故城今玉门县西南，会水故城今高台县镇夷城西北。今酒泉县应是汉代酒泉大守府所在，故酒泉汉简曰：五月丙戌南书一封，都尉印，诣太守府，日旦七分……《马氏》115此是邮书课，南书之“南”，马释来，张释柬，均误。此简出于T43k，在营盘堡北，“都尉”可能为北(或西)部都尉。北部都尉致书于禄福(今酒泉县)的太守府，故称南书。

    北部和东部二都尉都在会水县境，而汉代会水故城所在，约有二说。一以为在今金塔县南的临水驿，《元和郡县志》曰“酒泉县东北40里有白亭海，一名会水，以众水所会，故曰会7JC”。一以为在今镇夷营西北，金塔县东南。《史记夏本纪》索隐曰“案《水经》云弱水出张掖删丹县，西北至酒泉会水县入合黎山腹”，又曰“《水经》云合黎山在酒泉会水县东北，郑玄引《地说》亦以为然陶葆廉《辛卯侍行记》卷5述弱水经“髙台县北折西北二十余里过永丰堡”，“又西北六十余里经镇夷营南，又四十余里出乾粮山东（原注：即合黎山峡，在肃州东北），《水经》所云至会水县入合黎山腹者也；又北一百三十里过毛目城西北，亦称额济纳河”。又曰“髙台县北十里，合黎山自抚鼻入境，至镇夷营折西北，其尾与毛目城东西斜对，相距六十里”。“五里镇夷营，又北逾合黎山峡，俗名石门口，极崎岖，出峡六十里清流墩，十里双树屯，三十里芨芨墩，四十里毛目城”。据陶氏亲历所述，合黎山峡在高台县西北120余里，镇夷营西北40余里，毛目城南130余里。东汉郑玄引《地说》谓合黎山在会水县东北，则会水应在合黎山峡西南，约在北纬40°上下，黄堡子之西而金塔县之东，此《一统志》所说在镇夷城西北。以上两说，或在镇夷西北，或在临水驿，俱属今金塔县境，在酒泉县东北。肩水都尉府所在的大湾所出汉简曰：

    出钱千三百if七赋就人会水宜禄里兰子房一两甲到会水而不交难亭留侍难甲附4(无出土地）盖肩水与会水为邻县，故有会水县的就人(佣)。

    酒泉郡西、北、东部三都尉，由于乾齐和会水地望，亦可约略推定其分属地段。所谓东、西部显然指酒泉郡北塞的东、西两段，即分别在疏勒河北岸和北大河北岸的；其中部称为北部者或者由于它在禄福酒泉太守府之西北。西东两端，大约可以今安西县和毛目（旧鼎新县)为标准。据《汉书地理志》所述，敦煌郡各县在今安西之西，故敦煌和酒泉郡当以安西分界，今安西县恰在东经96°之西9据居延汉简所述，张掖郡肩水都尉所辖最南一塞为毛目以北沿额济纳河两岸的肩水候官塞，则北大河与额济纳河相交会处的毛目应是酒泉和张掖郡的分界，今毛目在东经99°30以东。今安西以东是汉乾齐县境，西部都尉治此，今毛目西、金塔北是汉代会水县境，北部和东部都尉治此。自今安西以东至毛目以西(原文误为“自今安西以西至毛目以东”。——编者注)320公里，约为东经96°99°3(y以东，在北纬MSCT上下，曾有一道汉塞；据斯坦因踏察结果，在疏勒河北岸、北大河北岸以及两者之间(今玉门县西北三道沟至今金塔县东北三墩之间），断断续续还保存这条边塞的遗址。今将此条塞平分为3段，据斯氏地图所记，约述如下：

    它们具有西汉、新和东汉三个时期，而较多东汉年号，与敦煌简相同，可知酒泉郡的北塞自西汉晚期到东汉中期始终有屯戍。105简中有若干屯戍的文书，也有其它文籍：如《马氏》1是字书，3和4是律书，8是历谱，9~24是星宿谱，28是诸子，154是烽火品。较之敦煌或居延汉简，酒泉所出简多杂简，很少有能说明防御组织的，也很少较早期的资料。

    据史书所记，汉武帝时，酒泉开发的经过，约如下述(下表中公元纪年数字前均漏排“前”

    字，补加。

    《史记大宛传》集解引徐广本由此可知酒泉郡境内的北塞筑于公元前111~前106年数年间，而公元前111年酒泉巳由开地置为初郡，在公元前111前106年的酒泉郡包括了后来分出的敦煌郡，故在敦煌郡的玉门都尉，最初称为“酒泉玉门都尉”。酒泉北塞既筑成，应随之而置都尉，当在元鼎六年后、元封三年前。《大宛传》又记天汉元年酒泉置都尉，恐只能是郡都尉。但太初三年匈奴入酒泉杀都尉，似郡有都尉在天汉前二年。

    额济纳河下游出土汉简，曾提到酒泉北部都尉，其例如下：其一封居延都尉府章，诣酒泉北部都射府…乃以戊午宿酒泉北部〔都尉〕…又地湾所出简(居延甲1261)所谓“东部北部塞”，也有可能是指酒泉郡的东部和北部的候官塞，简文残缺，无以确定。

    三、酒泉汉简与玉门县

    如前所考述，西汉和东汉的玉门关一直在敦煌县之西，并不曾东迁或先在敦煌之东而后西迁者。西汉时敦煌的玉门关与酒泉郡的玉门县，两地同时并存。这是和《汉书地理志》相符合的，志曰“玉门，莽曰辅平亭”，可证王莽时改西汉玉门县为辅平亭，则西汉时自有一个玉门县。由于汉简的出土，更以证成此说。下列4简，可以为证：

    前3简出于北塞中段，推定为北部都尉所属，后1简出于东段，当为东部都尉所属。前3简出土地，皆在今赤金堡(汉玉门县)之北方，相去不远，后1简出土于赤金堡东北方。

    此4简称“玉门”都是玉门县。汉简所见名籍，里名前皆是县邑名，故第1简富昌里前之玉门是玉门县。汉制，凡候长、隧长例由都尉府选本地人充任，故此丸崇其人，职为隧长，籍为酒泉郡玉门县富昌里人。“玉门承”是玉门县丞。第3简是玉门县告亭长的文书。第4简是令玉门屯田吏拨田于弛刑，则玉门有田官。《太平寰宇记》卷152陇右道下引阚胭《十三州志》曰“玉门县，汉置，长三百里，石门周匝，山间才径二十里，众泉流入延兴〔海〕。汉置(应依师古注作罢)玉门关屯，徙其人于此，故曰玉门县”。《汉书地理志》玉门县下师古注引“阚驷云汉罢玉门关屯，徙其人于此”，较为简略。据所述，则先有玉门关，后有玉门县。但《十三州志》称其地“石门周匝”，则似得名于地形。延兴海即今赤金湖。《辛卯侍行记》卷5曰“十三里赤金湖…。有驿…，驿西南至赤金营堡二十里，汉玉门县地”。又曰“赤金峡驿东稍南二十里至赤金堡，旧名西吉木，居民数十家，东南有红山，南二里为上赤金”。又曰“《秦边纪略》又云县在赤金卫北四十里，亦误。《元和志》玉门县，汉旧县，东至肃州二百二十里，则当在今赤金堡稍东”。陶氏所考定，大致可信。

    酒泉汉简中的玉门是县名，与敦煌汉简中的玉门不同，后者是玉门都尉、候官或玉门关之省。《史记大宛传》三见玉门，也指关而言。敦煌汉简如“玉门都尉”“玉门候”“玉门某某隧”是玉门都尉、玉门候官或玉门候官塞上的某队；又有“玉门关候”“玉门关亭”是玉门关口的候官或亭。关即关门，故称玉门即指玉门关。据《汉书地理志》所述，敦煌郡北边塞上共有3个都尉，在东的是宜禾都尉，在中的是中部都尉，在西的是玉门关都尉(汉简作玉门都尉）；另外在此北塞西瑞向南的是阳关都尉。据敦煌汉简，玉门都尉府所属至少有大煎都、玉门和玉门关3候官。扬雄《解嘲》所谓”西北一候”或指玉门关候。玉门都尉、玉门候官与玉门关候诸简均出于敦煌县以北边塞障隧遗址中，则西汉时代的玉门关应在敦煌之西，玉门县应在敦煌之东、酒泉郡治禄福的西北。

    我们曾考定在小方盘城所出“酒泉玉门都尉”之简应属于元封元年至三年间，即初治酒泉郡以后、分置敦煌郡以前之简。可证敦煌西的“玉门”很早即已成立。至于玉门县置于西汉何年，尚无法考定；酒泉所出有关玉门县诸简，有些也不能确定是否西汉简。

    酒泉自元狩二年开地以后，至元鼎六年置郡巳有水利，则玉门县屯田应该很早，可惜酒泉汉简无记年简可资证明。《马氏》145简曰“永平七年正月甲申朔…春秋治渠各一通”，所记是东汉明帝时事。此简出于T44d，在汉玉门县东北。

    以上约略考定西汉时代玉门县所在，与敦煌西的玉门可以是同时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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