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县文化馆

    敦煌位于甘肃河西走廊西端，地处大漠戈壁，北有北山山脉，南有祁连余脉三危山、鸣沙山，西南有阿尔金山。疏勒河由东向西贯穿敦煌北境，与党河汇合后，形成一连串湖泊、沼泽、碱滩。敦煌西北、疏勒河下游以南，为疏勒河古河道终点榆树泉盆地。在疏勒两岸，由于强烈的风蚀作用，形成很多红色粘土风蚀台地；两岸的戈壁边缘和榆树泉盆地东侧，由于洪水的侵漫，沟壑遍地。因此，这一带的地形异常复杂。

    史籍记载，汉武帝为了切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联络西域各国，遏制匈奴，对河西采取积极进取政策，“列四郡，据两关”，分段修筑长城。元鼎六年“始筑令居以西”，元封四年“酒泉列亭障至玉门”，太初三年“痕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进行屯戍活动，直到东汉初年。因此，在河西走廊和居延地区，至今保存着大量城障烽燧遗迹。敦煌西北地广人稀，盐碱特重，因此城障烽燧遗址保存最好。有的烽燧，至今仍高十米以上，许多烽燧备用的“积薪”，依然整齐地在附近堆放着，甚至个别烽燧，攀登燧顶的绳索仍悬挂于燧旁。这些珍贵的遗址、遗物，为我们研究汉代边郡军事设施、屯戍活动、中西交通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解放前，1906~1908年和19131915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先后两次对敦煌长城烽燧遗址进行考察，并逐个进行挖掘，共获得汉代简牍789枚0。

    1944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夏鼐、阎文儒先生，对小方盘城以东的敦煌汉代烽燧遗址，进行了考察与试掘，出土汉代简牍38枚。三批共计出土敦煌汉简830枚左。

    1979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与敦煌县文化馆组成汉代长城调査组，于6、7两月完成敦煌县境69座烽燧遗址的调查，同年10月又对马圈湾烽燧遗址进行试掘，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敦煌汉代长城烽燧遗址调查报告，尚待整理。本文就马圈湾烽燧遗址试掘情况，先作一简要介绍。

    马圈湾遗址位于敦煌县西北95公里，东距小方盘城11公里，西距后坑2，7公里，北距疏勒河8公里。遗址东侧为盐池湾，西侧为马圈湾，在两湖滩之间形成一西北走向的戈壁走廊，长城自东向西穿过，将走廊拦腰截断，烽燧即建于戈壁西侧边缘、长城内侧3米处（图1，8，9)。此烽燧遗址为斯坦因所遗漏，甘肃省博物馆编号为D21。其东侧的烽燧，斯坦因编号T12a，甘肃省博物馆编号D22，其西侧的烽燧，斯坦因编号为T11，甘肃省博物馆编号D20(以下称新编号)。烽燧及其东侧的堡内建筑，早期倒塌后被砂砾掩埋，发掘前遗址呈圆形砂丘，保存基本完好。发掘时共开探方19个，发掘面积1900平方米。

    本文所引图版武、叁，见下文《玉门关与玉门关候》第172，173页所附图版。——编者注

    蜂炉，长方形，底基7.6x8.35米，方位162°，残高1.87米，为二层土圣中夹一层芦华叠砌，无粘结材料。烽燧上层结构不明。烽燧四壁均涂以草泥，表面刷白粉，由于多次涂草泥和粉刷，墙表草皮有的多达12层。粉刷的颜色，有土红色、浅蓝色和白色数种。此种情况在堡内房屋中亦存在。在烽燧东南角早期留有一2xl.25米的长方形缺口，攀登方法不明。晚期在缺口处向北砌筑台阶，现残存4级，每级高0，250.29、深0.280，3、宽0.49~0.57米(图11)。

    堡，早期筑于烽燧东侧，堡墙与烽燧的东壁和南壁相连(图2)。堡墙夯筑，北墙长6.2、东墙长11.1、南墙长8.7、残高084米。堡门西开，宽0，76米，有双重门。堡内建筑，有过道和套房3间，F1位于堡内北侧，4x1，97米，门南开。室内东侧有一南北向的土炕，1.9x1.15x0.35米，炕边缘用单层土墼砌筑，炕面以草泥抹光。炕前有一柱洞，西北角有一灶，已残，西墙有一壁龛。F3位于堡内南侧，2.92x2.23米，门北开。室内西北角有一灶，巳残。在fl与F3之间为F2，4，5x2.7米，与过道相通。室内东北角图1马圈湾汉代烽魅遗址位置图有一灶，保存完好，系土墼砌筑(图12)，灶门向南。灶长1、宽0.78、髙0.37、灶门宽0.26、髙0.28米。灶后烟道通北墙，墙外即n之土炕。室内南墙中部砌一半圆形土柱，平顶，高0.67米，似为灯台。室内中部有一立柱，直径0.15、高0.05米，另有被火烧残的胡杨木柱两段，~段长1.94、直径0.16米，似为屋顶支柱。F1、F2、F3之地面均涂草泥抹光QF4为过道，位于堡门内、F2之西南角。以后由于堡门被焚毁，乃将堡门墙加厚0.55米，并将堡门后移于加厚墙与烽燧台阶的西墙之间。F4之南墙，亦以土墼加厚0.65米。

    晚期，堡被大火焚毁后废弃，内填满草木灰、红烧土和垃圾。灰层中仅有少量陶片、生活用具和残简十枚。另在烽燧南侧，将堡墙南墙向西延长2.5米，砌成夹墙，内填垃圾。并在烽燧南壁西端炮一南北向土墼墙，形成一东西向长方形(4.77xl.6米)房间（F5)，门向南开。门前灰坑中，清理出转射一个，估计当时门上曾有转射的设置。F5中仅出一长2.2米的苣，其余均为烽燧顶部倒塌之土墼残块和芦苇残渣。以后在F5房内的西侧，又以土墼砌一南北向短墙，并在墙后砌一土墼支撑墩，将F5分隔为两个房间，东侧仍编为F5，西侧为一1-25x1.54米小间(F6)。其南墙为两道苇编矮篱墙，房内存放苣，苣中夹杂少量丝绸残片。

    堡南墙外东侧为厕所，长3.4，宽1.13、门宽0.67米，以苇编矮篱墙围成。东南角用土墼砌成1.95xl.55x0.45米方坑。坑内不规则地堆放大量苣（图10)。堆放坑南侧尚有三间房屋残墙基。水井位于堡东南角4米，东西长1.12、宽0.4、深0.63米(图13)。四角立直径0.11~0.16米的木柱，似为井架。在烽燧西南角亦有一房屋残墙基，房内有一灶的痕迹。烽燧西侧有晚期以苇篱墙围咸的牲畜圈，现残存西墙(图2)。

    除此，在堡南22.3米处，还有早期的东西向的长方形牲畜圈，以华篱墙筑成，17x3.2米，内分两间，门北开。在堡的东侧灰区下层，分布大量早期建筑残迹，由于破坏严重，无法了解原来的规模。

    灰层堆积分3个区域。东部灰区由堡的东墙外向东延伸50米，南北宽20米，开10x10米探方十个，灰层厚0.3~0.5米。根据出土的纪年简，东端的最早，内涵最丰富，多属宣帝时期，有元康、神爵、五凤、甘露等年号。愈向西，时间愈晚，接近堡墙的地方，多为平帝时期南部灰区范围较小，开10x10米探方2个，为牲畜圈。堆积层多为畜粪、杂草、灰烬等。时代与东部灰区基本相同。

    西部灰区位于烽燧西南侧的坡地上，开10x10米探方3个。灰层堆积呈倾斜状，厚0.3~0.4米。出土简牍多为平帝以后物，尤以王莽时期的纪年简居多。

    据烽燧遗址的保存情况及简牍内容来看，马圈湾遗址的屯戍活动，以西汉宣帝时期最为兴盛，人员众多，来往频繁，建筑规模较大。其后遗址规模日渐缩小，至王莽时，仅有烽燧南侧的一间小房，及周围的数间附属建筑，亦即目前发掘所揭示的遗址晚期的状况。大约在王莽始建国地皇二年以后，被全部废弃。

    马圈湾遗址共出土实物337件，种类很多，绝大部分为低级士吏和戍卒长期使用破损后抛弃的。它生动地揭示了当时屯戍活动的情景，其中的部分实物还反映了西汉时期的生产和工艺水平。现择要加以介绍。

    苣采集7件。有大、中、小三种。大苣长233、直径5厘米，芦苇把，用华根捆扎6道。中苣长33~35.5、直径4.5厘米左右，个别有用麻绳捆扎2至4道的。坑内尚存放大量中苣，多数已燃点过，似留作第二次使用。小苣长8.7、直径3厘米，用细麻绳捆扎3道，似作引火用（图3)。

    转射(79，D.M，T3：01)1件。出土时已散脱。通高27、横撑宽25、厚7厘米。两竖撑内侧有圆凹槽，中夹圆轴，轴上开长方形内高外低的斜孔，孔高15、宽3.7厘米。

    麻纸5件8片，出土时均已揉皱。T120：47M黄色，粗糙，纤维分布不均匀，边缘清晰，的简。

    长32、最宽20厘米，为所有出土麻纸中最大的一片。同出的纪年简，最早为西汉宣帝元康，最晚为甘露年间。T10：06、T9：026，共4片，与畜粪堆积一起，颜色被污染，呈土黄色，质地较细匀。同出的纪年简多为成、哀、平帝时期。T9：025，呈白色，质地细匀，残边露麻纤维。T12：018共2片，呈白色，质地细匀，系于堡内F2上层，烽燧倒塌废土中发现，应为王莽时物。

    尺(79.D.M.T12：048)1件。两面髹黑漆，线刻凤凰、仙鹤、山水等图案。侧面刻尺度，现残存7寸。一端有小穿，一端巳烧残。残长19.9、宽1.5厘米(图版壹：6)。

    粮食多由鼠洞内掏出。经鉴定，有大麦、小麦、谷子、青棵、糜子、碗等，保存完好。

    毛笔(79D.M.T7：01)1件。竹制，前端中空以纳笔毛，外以丝线捆扎，髹棕色漆P笔毛为狼毫，已残损。笔尾削尖。通长19.6、直径0.4、笔毛长1，2厘米(图5)。

    石砚(79.DM.T7：03)1件。砚面圆形，方座，四角翘起。石砚原应装置于长方木匣内，现已残。砚面直径3.4、高1.5厘米(图4)。。

    丝织残片共123件。有织锦、绡、罗纱(图版丨锁壹：1)、缅等，颜色有朱红、深红、绛、紫、黄、月白、天蓝、浅蓝、深蓝、翠绿、墨绿、白、黑、烟色、茶色等。除衣服残片外，有香囊、绢制玩具衣（图版壹：

    2)和一件保存基本完整的绛色斗篷领(图版壹：5)。

    斗篷领绢制，夹层内有三层鲡制衬里。另有绢头(79.D.M.T12：067)1件，深红色，边缘未染色，墨书一行，自称“传帛一匹”，价值“四百卅一株”。

    毛织残片共12件。有氍毹、屑、毡等。氍毹(79.D.M.T16：04)，深红色，经线为两股相纠的粗线，排列稀疏，纬线单股细而密，织物表面不见经线组织。织物厚实美观，类似今日之毛呢。眉（褐图4石现子），平纹组织，经线有两股相纠和单股两种，纬线均单股。T7：017，组织细密，作黄地棕色方格图案，工艺水平极髙(图版壹：3夂其余均组织粗疏，或本色，或无规律地杂以黑色、棕色毛线，似作口袋用。毡，T13：03，为白色坐垫残片，以棕色薄毡片作边缘装饰，并以棕色双线作十字交叉图案，坐垫中心部分以棕色毛线作单线品字形图案。T12：02，为毡鞋，红面白里，以棕、白两色毛线相间绣人字形图案。鞋口沿、观缘及跟里，以牛皮包裹。鞋底巳残。除此，马圈湾烽燧遗址共出土简牍1217枚，绝大多数为木简，竹简极少。就形制而言，有简、牍、符、觚、签、封检、削衣等。觚的截面多为等腰三角形，个别为正方形，也有形状不规则的。这批简赎，绝大多数出土于灰层中，与杂草、畜粪、草灰、残破铁木器具、丝织残片等混杂堆积，少量出土于堡南的畜圈，十枚出土于堡内地面，23枚出土于堡南墙外废土中。

    出于T7的西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的觚，时间最早，系晚期被弃人夹层。在早期灰区T12中，最早的纪年简为元康元年（前65年）。简赎内宣、兀、成、展各代都有，而以平帝至王莽时期居多，占一半以上。最晚的纪年简为王莽始建国地皇二年(公元21年)。简牍多已散乱，不连缀，经初步整理，有少数简可以归为一册。内容大致有诏书、奏记、檄、律令、品约、牒书、爰书、符传、簿册、书牍、历谱术数、医药等。

    一、有关出入玉门关的记载。关于汉代玉门关的确切位置，长期以来，是史学界争论的一个问题。19061908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发掘的汉简，亦没有发现关于玉门关址的直接资料。一般认为玉门关设于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

    马圈湾烽燧遗址，从早期的宣帝至晚期的王莽时期的各探方出土的简册中，均发现有关出入玉门关的资料。如：

    元康元年七月壬寅朔甲辰关啬夫广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寿陵里赵负趋自言夫诉为千秋燹长往遗衣用以令出关敢言之（79.D.M.T9：28)(图版叁：2)元始三年七月玉门大煎都万世候长马阳所赍操妻子从者奴婢出关致籍此次出土简中，除与出入关直接有关的檄书、符传、爰书、守关士吏呈报候官的记录、文书邮递记录等资料外，尚有出入关吏卒食粮廪给簿、大煎都候士吏“受就人”名籍簿、大煎都候“更卒”名籍簿等间接资料。这些资料，结合长城烽燧考察情况，证明玉门关不当设于小方盘城，而应设于马圈湾遗址附近，确切地说，应设于其西测。由于马圈湾遗址以北的长城，并没有关门遗迹。其东、西侧均为湖滩，地势低洼，不可能设置关门，因此，玉门关口似不在长城线上，很可能在遗址西南的古代交通大道上。这一推测，大大缩小了探索玉门关址的地理范围，也为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

    二、关于玉门关候及其管辖范围。玉门关候治所，王国维根据斯坦因发现的“玉门候官”等简，考订在T15a，但据1979年的长城调査，此燧作候官治所规模似乎过小。今马圈湾遗址出土一定数量的出人“东门”简。如：

    此简所记的掾属人数，与遗址所出简中的候长、候史、燧长的名称总数基本相符。王国维考证，显明燧在T8(新编号016)气据“〔显〕明燧傅天田道里簿”(79.0.肘.112：78)，玉门关候西界在此燧西1.5公里。又，大方盘城为汉代之仓储，其南侧之烽燧(T18，新编号D32)，似即仓亭燧。其东为平望朱爵燧(T19，新编号D33)，此燧已属中部都尉之平望候官管辖。因此，玉门关候的东界应止于仓亭燧。玉门关候的管辖范围，东西直线距离长达34公里。但新出简中，燧长为29人，现存东西走向的烽燧仅17座，故小方盘城以南、阳关以北，南北走向的烽燧，可能亦属玉门关候的管辖范围。

    三、关于王莽新朝与西域各国的关系。共出土一百余枚与西域有关的奏记抄件，多草书，呈奏人姓名皆以“臣”省略。涉及的国名，有“车师”“焉耆”“乌孙”“尉犁”“鄯善”“卑陆”“郁立师”等。《汉书王莽传》载，始建国元年，王莽命五威将四出诸国，“西出者，至西域，尽改其王为侯”，“西域后卒以此皆畔”。新出简印证了史籍记载，西域各国皆称“侯”，并贬称“王”为“亡”。称匈奴为“共奴”或“恭奴”。简中具体地反映了西域各国时叛时降的情况。又，《汉书王莽传》载，始建国天凤三年，“遣大使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出西域”，兵败，皆死，佐帅何封、戊己校尉郭钦“从车师还人塞”，“西域从此绝”。新出简正是这一时期历史的具体见证。简中的“使西域大使五威左率都尉”当即王骏，“西域都护”即李崇。汉简以大量资料生动地显示了其部众疲于奔命、饥困无援的情景。这批简的出土，是近数十年来关于西域资料最多的一次发现。它补充了史籍的简略与疏漏，为进一步研究王莽与西域各国以及匈奴的关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四、有关玉门关候所属的屯戍活动。大致有三类：第一类，屯戍制度。如“敦煌郡烽火品约”，对敦煌郡属各都尉的烽火报警制度作了明确规定。目前发现的“品约”虽巳残缺，但从中可知，汉代的烽火品约，各郡并不完全一致，大约当时的烽火制度均由郡太守府颁发。对比敦煌与居延的烽火品约之异同，对于了解汉代烽火报警制度的发展变化是极有意义的o第二类，律令。如捕律(79.D.1VLT12：26)，对“亡入匈奴外蛮夷者”，放弃亭守者，投降者，杀降者，皆腰斩，妻子“耐为司寇作”。此外，还有捕亡，追捕“循客”“兴客”“兴党与”等。第三类，名籍、兵器、奉廪、钱粮、劳务、私人财物簿等。另外，还有诏书抄件、奏记抄件、官吏任免考核、军纪赏罚、鄣塞巡徼、粮食运转、邮驿记录、例行公文、人员往来、诉讼爰书、赋税、财产、买卖、物价；雇佣、借贷、私人书牍等内容广泛的简牍。如《汉书王莽传》载，居摄元年四月，安众侯刘崇与相张绍等谋反。此事件在简中即有反映。六月，“府下制书”，刘崇等巳伏辜，崇季父蒲、令晕解印缓，“肉袒自谢”。简记录了“制书”的摘要和书到日期(79，D.M.T6：17)。

    五、夺书简资料。有相善剑刀者，相马者，有九九算术书，有医药方，有《苍颉篇》、《急就篇》、《易》等着述残简；还有历书、干支表以及与天象、占卜有关的残简。

    马圈湾烽燧遗址的发掘，是近数十年来，在敦煌首次严格按照科学要求进行的烽燧遗址发掘，其收获远远超过了解放前所取得的成果。通过这次调查与发掘，对敦煌地区的汉代都尉、候官、候长、燧长与城、障、坞、燧的关系，对汉代的塞墙、天田、烽燧的规模、布局、结构、建筑方法和职能等等，都有了更进一步的明确认识。马圈湾遗址出土的汉简，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前三次的总和，而且在层位、断代上，有了更确切的科学依据，因而为敦煌汉简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批新的丰富的科学资料。目前，敦煌地区的汉代长城烽燧遗址，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于我们去完成，我们相信，今后必将有更多、更重要的新发现。

    (执笔：岳邦湖吴扔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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