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永元纪忠元

    玉门关和阳关(以下简称“两关”)遗址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境内，历史上处于丝绸之路的咽喉地带，是中原通往西域乃至中亚、欧洲和非洲的枢纽，曾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两关自古以来就受到史家关注，近百年来中外学者对两关的置废沿革和历史地位与作用，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考证。笔者不揣浅陋，尝试对这些研究工作作一初步的评述，并就今后的研究工作提出一些粗浅想法，以就教于各方专家学者。

    一、研究工作的历史回顾

    近代的两关研究伴随着敦煌学产生和发展的步伐，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20世纪初~30年代1：主要标志和研究活动是斯坦因的中亚探险和我国学者对斯氏考察成果的介绍和开展初步研究。

    英国人斯坦因在上世纪初进行了三次中亚探险。第二次探险（1906~1908)期间，经新疆深入河西走廊，对敦煌、安西直至酒泉的长城烽燧和石窟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在敦煌北长城沿线掘得大量汉简。其考古情况和成果在斯氏旅行记《沙漠契丹废址记》（1912，2卷)和正式报告《西域考古记》(1921，5卷)中均有详细记载。第三次探险(19131915)经新疆再次来到敦煌，还发掘黑城子和吐鲁番等地遗址，其正式报告为《亚洲腹部考古记》（1928，4卷夂这两次探险中，斯坦因以欺骗手段劫取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大量文物，但同时也应该说，他在河西及新疆的考古工作，对于两关、敦煌和中亚研究是开创性的，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诚近代中国史学及考古学上一盛事也”（向达语)。

    就两关来说，斯坦因根据所获汉简和实地考察，确认位于东经93°54北纬40°2T的小方盘城为汉玉门关遗址，其东的大方盘城是一座古代仓库，即河仓城。斯氏没有确指阳关遗址的具体位置，但确定南湖破城子(斯称为“南湖城”)为唐寿昌城，这有助于确定阳关的位置。

    法国汉学家沙畹应斯坦因之约，考释他第二次中亚探险所获敦煌汉简等资料，汇成《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1913)-书。全书分三部分，收文献991号，其中第一部分为敦煌汉简(1709号)和唐代纸本文书(710~720号）。书成之后，沙畹将手校本寄给罗振玉。罗振玉与王国维从中选取588件文书，先印简影，然后分类考释，编成《流沙坠简》一书，于1914年印行。此书对沙畹上述着作多有补正，是敦煌汉简研究的基础着作，也是我国学者系统介绍斯坦因考察成果，开展两关研究的开端。

    罗、王二位大师同为敦煌学尤其是敦煌史地研究的先驱。他们利用刚刚问世不久的敦煌遗书和汉简资料，对西域史地、丝绸之路和敦煌史地方面的一些问题作了开拓性研究和论述。在两关长城方面，王国维考定小方盘城为汉玉门关所在，是玉门都尉治所，并对敦煌境内汉长城沿线一些烽燧城障作了考证定名，其主要成果集中反映在《流沙坠简》专着中。

    沙畹根据《史记大宛列传》中关于太初二年贰师将军伐宛不利收兵东归，武帝使使遮玉门的一段记载，在其上述着作序论中指出，汉武帝太初以前之玉门关应在敦煌以东，敦煌西北之玉门关，则是太初以后改置者。王国维在《流沙坠简序》中表示赞成沙畹之说，并称太初以前的玉门关即今玉门县。此论一出，“30年来言玉门关者，大都奉二先生之论无异辞。-这一时期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一些地志文献陆续刊布，如罗振玉《敦煌石室遗书》(1909)和《鸣沙石室佚书》（1913)中的《沙州都督府图经》、《西州图经》，伯希和、羽田亨合编《敦煌遗书》(1926》中的P.2691《沙州地志》(即《沙州城土镜》），为研究两关和敦煌史地提供了难得的资料。《甘肃新通志》的刻印(1909)，《甘肃通志稿》的修成(1936)，常钧《敦煌杂抄》和《敦煌随笔》传抄本的印行(1937)，大大充实了敦煌史地研究的资料基础。

    2.第二阶段(20世纪40年代~60年代初）：主要标志和研究活动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察研究活动。19421944年期间，前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和北大文科研究所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组，向达任组长，成员有夏鼐、阎文儒等，对敦煌进行了重点考古调查。通过对两关长城的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专家们取得不少新认识，并且围绕玉门关西迁问题展开热烈辩论，使两关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展开。

    劳干先生考察了两关遗址[2，3]，他反驳了乾隆皇帝早年提出的阳关遗址位于红山口之说，明确指出阳关遗址应在古董滩；他主张汉代最早的玉门关在敦煌以东，不在王国维所说的今玉门县，可能在嘉峪关或赤金峡，但二者各有设关的有利条件，“不便轻为拟定”孰是孰非。玉门关在太初四年李广利伐大宛以后迁往小方盘城，“这个地方应当是玉门关都尉和大煎都候所治的城”。

    向达先生[1]考得敦煌南湖的古董滩为阳关故城，亦即唐人书中所谓的“西寿昌城”，而阳关位于红山口内。“红山口两山中合，一水北流，往来于两关者，在所必经，阳关适在口内，可以控制西北两路”。他对太初二年以前玉门关在敦煌以东说提出质疑，主张“汉代玉门关，自始置以至终汉之世俱在敦煌”，关址就在小方盘城。为了解释《史记大宛列传》中使使遮玉门，威师因留敦煌的记载，向氏提出此“玉门”乃系酒泉郡之玉门县，而非玉门关。关于敦煌西北汉玉门关的东移问题，他认为“唐瓜州治晋昌县当即俗称为锁阳城之苦峪城，六朝以迄隋唐之玉门关则在其北”，“唯今双塔堡乱山子一带仅余古烽墩二，其余遗迹悉化云烟，关址所在，疑莫能决也”。至于何时始迁，则“史无明文，不甚可考”。

    向达、夏鼐等人的上述观点在当时影响颇大，无疑是对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玉门关西迁说有力的挑战。夏鼐和阎文儒先生于1944年冬在小方盘城掘得汉简数十枚，其中一简(敦14新获第3简)有“酒泉玉门都尉”字样。夏鼐先生根据此简认为，“敦煌尚未由酒泉分出时，即已设玉门关。敦煌建郡乃置关以后之事，唯其相隔，亦不必要甚久，或为同一年之事，仅略有先后而巳”[4]。向达先生认为，“太初以前玉门关并未在敦煌之东，因有此新发见而更无可疑矣”[1]。

    方诗铭先生的《玉门位置辨》一文[5]，批驳了向达先生《玉门关阳关杂考》（1957年收入作者论文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改题为《两关杂考》)中提出的主要论据，维护沙畹、王国维太初二年以前玉门关在敦煌以东之说。但总体来看，以向达先生为代表的观点，从上世纪40年代初直到60年代初，在史学界占据着主导地位。陈梦家先生依据敦煌汉简和史籍，考证了玉门关与玉门县及玉门候、玉门关候与玉门候官的关系，得出结论说西汉和东汉的玉门关一直在敦煌县之西，并不曾东迁或先在敦煌之东而后西迁者。西汉时敦煌郡的玉门关与酒泉郡的玉门县，两地同时并存。”他认为玉门亭障及都尉之治应在元鼎六年置酒泉之后，元封四、五年置敦煌之前，约在公元前110~108年间。小方盘城(T14)应是玉门都尉治所，玉门关口只能在T14古城之西或西北，即T11~12之间或T13~14a之间[6]。

    这一时期在阳关研究方面还有三点值得指出。其一，阎文儒先生在《敦煌史地杂考》[7]一文中指出，汉渥洼水即唐人地志中所言寿昌海，在今敦煌南湖黄水坝，纠正了月牙泉为汉渥洼池之误。其二，同文在考述唐寿昌城时顺便指出由山水沟而西，入平地，间有沙丘，地面时有陶片碎木等遗物，或系寿昌县附近居民之遗址，乡人亦曰古董滩c这是首次报道南湖寿昌故城西的古董滩外的又一处古董滩。其三，劳干先生不仅考证阳关遗址的过去，而且从经济地理的角度分析展望南湖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景。他从“南湖的重要意义历来都在交通上”这一认识出发，构想了自敦煌经南湖往南疆的公路，及陇海铁路延长线即今兰新线，自哈密经吐鲁番、焉耆、库车、阿克苏至喀什，自兰州经西宁穿越柴达木盆地人南疆至喀什等三条开发西北的铁路线，以及联结、二干线的从柴达木盆地经南湖、敦煌到安西的联络线。这些构想“一旦完成，便立时可以显出旧日阳关，现在南湖的重要性”。劳先生50多年前的这种高论，体现t历史学家以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的品德和素养。

    3.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以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为开端，这个阶段是两关研究历史上空前繁荣、最富有成果的时期。

    面上的区域普査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省地市县各级文物部门对河西长城和烽燧亭障以及古城遗址进行了空前深入广泛的调查登录。1979~1982年、1994~1996年及2001~2002年期间，甘肃考古研究所对河西地区边塞烽燧进行了科学考察。1979年夏，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与敦煌县文化馆组成汉代长城调查组，完成敦煌县境69座烽燧遗址的调查，秋天对马圈湾烽燧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李并成、李正宇等专家学者也积极开展面上的调查研究，撰有一批有分量的论文和专着。通过上述一系列工作，发现了一批新的遗址，对一些重要遗址的属性作了精心考察和认证，极大地丰富了斯坦因等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作了重要补正，可以说基本上查明了河西长城烽燧及古城遗址的分布、特点和属性。

    与此同时，敦煌汉简的进一步梳理和研究工作亦广泛展开，涌现出一批总结性的成果。如陈梦家《汉简缀述》(1980)、林梅村等《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1984)、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与甘肃省博物馆《汉简研究文集》(198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1991)和《敦煌汉简释文》(1991)等。张德芳先生结合新出汉简资料对汉代边塞防御设施和烽燧制度、官吏组织和候望系统作了最新总结(见本论文集）。这些汉简研究的新成果和敦煌马圈湾、酥油土、玉门花海子敦煌汉简的新发现，直接支持了新时期两关研究的深入开展。

    本阶段玉门关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关注的焦点依旧是玉门关的时空变迁。对于汉玉门关，马雍先生撰文认为，西汉时敦煌郡置于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其西境当达到今罗布泊东岸，因而《史记大宛列传》中武帝使使所遮之“玉门”为敦煌西北的玉门关，关外有一大片地方仍属敦煌郡境，贰师败军受阻“因留敦煌”在文理上和地理上都说得通[15]。该文还披露，1978年5月马雍与吴扔骧先生共同考察小方盘城时就对该城系汉代玉门关的论断产生怀疑，推测关城应在该城以西。赵永复先生很快对马文提出异议，主张“玉门关在太初时有迁移之说，还不能完全予以否定，不过其迁移时间未必是太初二年通过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的发掘，共出土汉简1200余枚，这是继斯坦因、夏鼐先生之后敦煌汉简的又一次重大发现，为探索西汉玉门关和玉门关候的位置，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17]。吴扔骧等先生根据这些汉简初步考定，马圈湾遗址为西汉玉门候官治所，玉门关为玉门候所辖，其确切位置似应在马圈湾遗址西南0.6公里处，马圈湾与羊圈湾之间的髙地上，方位是东经93。45、北纬40°21，。由于东汉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玉门关候治所东移到西汉玉门都尉府的所在地小方盘城”。

    赵评春先生撰文[194平析了有关西汉玉门关建置的几宗史料(如夏鼐敦14新获“酒泉玉门都尉”简，《史记大宛列传》“敦煌置酒泉都尉”语，阚驷《十三州志》“汉罢玉门关屯”的记述等)和前人的论述，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汉玉门关确属由敦煌以东地区西迁于敦煌西北者。汉置酒泉郡后，于元封四或五年(前107~106年)分置敦煌郡，同时“酒泉列亭障至玉门”，即今玉门市西北赤金堡一带，此即汉初所置玉门关。太初三年(前102年），玉门关西迁至敦煌西北，原关城地区被改置为县，即汉玉门县。从小方盘城四周烽璲布局和当地长城建筑分期来判断，西迁后的玉门关当在小方盘城及其北侧烽燧(斯坦因编号T14，甘肃省新编号D25)之间，而不可能在天汉中(前100~97年)才修筑的敦煌至盐泽烽燧线上的马圈湾一带。敦煌郡分置于酒泉郡后，军事防御体系一度仍由酒泉郡统属，直到天汉二年(前99年），才分置其境内原属酒泉所辖的诸部都尉，玉门关部都尉始改属敦煌管辖。

    李并成先生考定，西汉最早建立的玉门关应在今嘉峪关市西北约10公里处黑山南部的石关峡，约于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始筑，至李广利二次伐宛尚未归来的太初三四年之际，西迁至敦煌西北。西迁后屯戍人员徙于石关峡西的赤金绿洲，因以置县，名玉门县(今玉门市赤金镇古城），而原关城改名为玉石障[20]。上述考证结果回答了劳干先生50多年前提出的疑问：太初二年以前的玉门关在酒泉郡延寿县以东的嘉裕关黑山还是以西的赤金峡。

    有趣的是，这个据考证曾经是西汉最早的玉门关的地方，到了五代宋初，可能又被作为玉门关重新起用。这是李并成先生精心研究有关文献和反复踏察的又一发现[21]。他认为隋唐玉门关从瓜州东移至石关峡有两个原因：五代宋初时该处正好位于西面的归义军政权与东面的甘州回鹘的交界处，自然成为东西交通的关口；当时沙州社会长期稳定，中原经沙州通西域的道路畅通，而由瓜州直达伊州的第五道废弃，该道上设置的唐玉门关自然随之荒废。

    敦煌西北的汉玉门关，后来东移到今安西境内，这是历代史家的共识。但东移后的位置迄无定论，明清以来计有三说，其中以陶葆廉为代表的双塔堡说，由于后来一些专家学者的推介和申论，影响颇大，几成定论。1992年版《安西县志》迳指双塔堡为唐玉门关，1996年安西县博物馆李春元先生也撰文申论此说。李正宇先生从质疑陶氏有关双塔堡的记载人手，多次实地踏察，终于在1996年8月发现并认证今安西桥子乡西北15公里马圈村西的一所小城(68x60米)为新玉门关，小城西南30米处的另一座大城(260x220米)为唐之晋昌县。李先生还根据史料推定，东移后的新玉门关应置于东汉永平十七年(74年），它的建置与伊吾道的开通和“使护西域”中郎将的建置有关，它既是为伊吾道而设的关卡，又是东汉“使护西域”中郎将的衙府[22]。纪宗安先生则认为，玉门关的东迁当发生在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隋设伊吾郡的同时或稍后。

    李并成先生主要从分析唐玉门关所处位置应有的地形地物人手，论证唐玉门关确实位于今安西双塔堡附近，该关东汉永平十七年(74年）即巳设置，一直延及唐末。之所以关址无遗迹可寻，或因侵蚀荡然无存，或可能由于清代利用唐玉门关残址修筑双塔堡，玉门关址为后世所不闻。至于清双塔堡是否即唐玉门关址，“目前尚难定论，需要今后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来检验”。

    大方盘城是小方盘城的姊妹城，也是玉门关地区的一处重要城堡。光绪十七年（1891年）陶葆廉着《辛卯侍行记》，将该城误断为汉玉门关。1921年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中认为该城为河仓城。李正宇先生从大方盘城距沙州里程、大方盘城同河仓城二者的规模、破坏程度及同曲泽烽关系的比较分析中，考得大方盘城“本是汉晋时期敦煌郡西部边塞的一座军用仓库——昌安仓遗址”。左右舆论70年之久的斯坦因河仓城之说，至今始得驳正[25]。

    阳关的研究活动仍旧不如玉门关那样积极热烈，但也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果。早在1981年初，侯仁之先生就撰文提出南湖绿洲沙漠化的问题[26]。侯先生有感于南湖绿洲比起汉唐时代已经明显缩小的历史变迁，着重探讨并指出了南湖绿洲30年来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和强烈沟蚀作用还在活跃地进行的严峻事实。他在文末指出如果我们能够把(河西走廊祁连山下)这些大小绿洲一一加以考察，然后进行比较研究与综合分析，一定会揭示出更为重要的问题，为进一步改造这一富有历史意义的地区，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侯老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髙度，为历史遗址地区的研究工作指出了新的方向。这在人们的环境意识还相当薄弱的七八十年代，确是难能可贵的。

    通过这次短期考察，侯先生指出，南湖破城子即唐寿昌城，汉龙勒县遗址；今黄水坝水库是唐寿昌海，汉渥洼水；古董滩应该是阳关遗址。吴扔骧和余壳先生在《汉代的敦煌郡》一文中指出，根据地理形势和遗址布局，向达先生关于阳关置于墩墩山与龙首山之间的红山口的见解是恰当的，而所谓古董滩，应是汉阳关都尉治所。

    李正宇先生主要依据唐五代敦煌乡土志残卷，经过反复多次踏勘考察，解决了阳关区域一些遗址的疑难问题，得出了若干与众不同的见解从考察石门涧入手，查明一系列以“石门”命名的古代地名：所谓“墩墩山”即唐宋时代的石门山；习称的“墩墩山烽燧”即唐宋时代的石门烽；石门烽东侧的红山口，即唐宋时代的石门谷；穿过石门谷北流之水，今名大沟，唐宋时名石门涧。今之西土沟，即唐宋时代的无卤涧，其源头在“石棺材”西南1里许泉水出露处。关于阳关，其规模据古籍记载折合公制长为41米，宽33米，面积为1353平方米。阳关故址应在上述无齿涧源头东北附近。今无商涧源头东北300米许有“石棺材”，疑为阳关城之遗物，若然，古阳关或当在此。李先生认为，这种新说连同以往诸说，“皆有待探查发掘，方可最后定论”。至于汉渥洼水，自上世纪40年代向达、阎文儒二先生纠正月牙泉为“汉渥洼池”的误断，指认南湖黄水坝水库(今名南湖水库，又称阳关水库)为渥洼水以来，人们一直沿用此说。李先生考得水库以南2里许的一处沼泽遗址，与P.5034《沙州图经卷第五》所载渥洼水方位、里程、形状、大小俱合，当为渥洼水故址。

    近年来，李并成先生考察并报道了南湖地区面积更大、遗物更多的又一处“古董滩”，称为“东古董滩”[29]。这个古董滩位于南湖破城与山水沟之间，原是一片绿洲，其废弃和沙漠化发生在唐五代以后。他认为东古董滩是一块历史时期绿洲沙漠化过程的典型区域，进一步研究这类绿洲的沙漠化问题可为今天绿洲地区的经济开发、防沙治沙和可持续发展服务。

    关于丝绸之路的路线及其历史变迁，历来是丝绸之路学和敦煌学关注的课题，这方面的论着巳有许多，但“目前不少意见囿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史籍资料的匮乏，难以突破传统观点和明清以来方志的很不确切的记载”％]。吴扔骧先生十多年前曾对两汉时期敦煌阳关、玉门关以西人西域的路线作了翔实的考证[31]，近年又综合运用考古、田野调查与地下发现的文字和实物资料，对河西汉代驿道作了新的考述[30]。其中对于汉敦煌郡的古城遗址和驿道走向论述尤为详尽。关于玉门关遗址，他依然坚持前些年阐述的观点，认为在“两汉前后曾有迁徙”。至于阳关遗址，他赞同向达先生的红山口之说，认为古董滩应为西汉阳关都尉府治所，两晋时曾在阳关都尉府旧址上置阳关县。

    最后，敦煌悬泉置遗址的发现和成功发掘，也是与两关研究有关的一件大事。悬泉置遗址主要以出土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汉简闻名于世。这些汉简为研究我国秦汉史、西北地方史、中西交通史、西北民族史、两汉丝绸之路以及其他专门史提供了丰富资料[32]。相信悬泉汉简将有助于两关研究的深入展开。

    从以上两关研究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1.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者的身份也在不断变化。在两关研究的早期阶段，斯坦因等外国学者占据主导地位，我国的参与者是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人数不多。40年代以来，当时的中央研究单位和大专院校的一批专家学者是两关研究的主体。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省内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基层文物部门的专家学者在两关研究中起主导作用，人数多，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从研究工作的性质来看，早期和中期以访问、考察性质的面上的工作居多，点上的、专题性研究工作相对较少。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面上的普查、考察工作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大，更加扎实细致，点上的专题研究工作越来越多，水平越来越髙，新发现和创见不断涌现。可以说，目前是两关研究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2.两关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关的建置和时空变化(也可以说是“关史”)上，所研究的基本问题，如玉门关是否有过西迁，东移的时间和迁置地点，阳关遗址的确切位置，有的已相当深人，看来接近于解决，但多数还是双解或多解的，离最终解决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围绕两关所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事件，在关史研究中涉及到的不少，但专门性的研究似乎不多。两关当中，阳关研究少一些，进展似乎也慢一些。

    3.研究方法有了改进和提髙。事实一再证明，文献研究、野外调查和考古发掘相结合的综合手段，是两关研究的有效途径。文献研究和野外调査迄今仍旧是最常用也最经济有效的方法。近年来李正宇先生关于阳关区域古迹、大方盘城和河仓城以及今安西境内玉门关的考证，李并成先生关于石关峡在历史上两度作为玉门关的研究，吴扔骧先生对汉代入西域路线变迁的研究，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之作。还可以列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想方法和研究实践，倾注了研究者的心血和劳苦，其论着读来令人敬佩。考古发掘在两关研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每个研究阶段中考古发掘都引发了新的研究髙潮。但比较起来，可能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考古发掘似乎是一个薄弱环节。有些研究工作的计划性、组织性和专门性似嫌不足，比较零星分散。

    二、阳关博物馆应运而生

    随着新世纪第三个春天的到来，阳关博物馆在敦煌大地上诞生了。这是敦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旅游事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

    阳关博物馆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适应现实客观需要的产物。从旅游方面来说，阳关、玉门关是敦煌重要的旅游景区之一，近年来中外游客逐年增加，但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缺乏合乎现代要求的旅游接待服务设施，严重制约两关旅游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阳关和玉门关地区历史遗迹星罗棋布，文化底蕴丰富深厚，需要用新观念、新思维合理开发利用，需要借助各种艺术手段，展现两关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揭示两关及相关历史遗迹所负载的精神财富，古为今用，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从两关的研究工作来说，亟待加强和深入，尤其需要一个组织机构，运用有效的机制，长远规划，统筹安排，有计划有组织地将研究工作推向深入。再从历史遗迹和文物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来说，在两关地区更是一个薄弱的、亟待大力加强的重要方面。文物的发现、收集、珍藏，遗址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这些工作都还停留在初级阶段。这种局面的改变，同样离不开健全有力的组织机构和机制。

    以上旅游、研究、开发利用和保护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如果正确处理三者的关系，它们可以相得益彰，共同发展。选择阳关地区，建立一个集博物、旅游、研究、保护诸项功能于一身的博物馆，使上述各项工作全面协调发展，为敦煌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这就是我们建立阳关博物馆的出发点和宗旨。

    这一宗旨贯穿于阳关博物馆建设的全过程，并且在立项、设计、施工实践中得到贯彻并经受检验，不断完善和发展。在立项阶段(1999年12月2000年7月），我们一方面广泛收集并初步研究阳关、玉门关的有关文史资料，目的是进一步了解两关历史文化遗迹的基本情况和历史文化特征，摸清两关旅游、研究、利用、保护的现状、问题和进一步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我们走访西安、咸阳、徐州、北京、无锡、四川、山东、辽宁等省市，观摩了许多着名的汉魏隋唐历史文化遗迹，考察了陕西咸阳仿汉唐建筑阿房宫、江苏徐州汉城、无锡三国城等一批现代仿古人文景观，访问了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兵马俑博物馆、法门寺历史博物馆、四川三星堆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着名博物馆，目的是汲取博物馆的现代建馆理念和先进经验，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逐渐形成建馆方案。通过上述工作，确定了阳关博物馆开发方案的几个基本点：

    阳关博物馆是一个依托于历史遗迹并直接建在遗址所在地区的博物馆，她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博物馆，因而要打破传统观念，用全新的理念建设和开办。要用物化建设手段，通过富有历史内涵的馆区建筑群，通过丰富多彩的文物展品和图文解说，展示两关，解读两关，使人们结合对历史遗迹的现场参观，了解两关辉煌的历史，领悟这些遗迹的丰厚文化内涵。也就是说，要将抽象概念转换为具象的实体，将听文化变为看文化。

    阳关博物馆是建在世界闻名的旅游景点上的一个博物馆，因而她必须与旅游结合，为旅游服务。这就要求阳关博物馆应当是一个新型博物馆，应当具有知识性、艺术性、观赏性、参与性、娱乐性等特点，应当配置能满足游客需要的接待服务设施，使来访者慕名乘兴而来，心满意足而去。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要在充分研究两关遗址历史文化特点和阳关博物馆应有的特色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建筑艺术、雕塑绘画艺术、文物陈展艺术、环境布景艺术等综合手段，把阳关博物馆建成一个贯通古今、传递历史文化信息的载体。

    为了给阳关博物馆的发展不断注入活力，还必须按照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方针，大力开展两关遗址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因而需要配置相应的设施和机构。

    从历史的角度看，敦煌是一个具有2100年历史的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曾经产生发育辉煌灿烂的敦煌文化，并以丰富多彩的实物形态保存下来。但历史的辉煌毕竟已成过去。近百年来，尤其是建国以后和改革开放以来，敦煌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怀抱传承文明、再创辉煌的愿望，为之进行着艰苦的努力。敦煌学的产生和蓬勃发展即是显明的标志。如果再有几代人的努力奋斗，会不会产生称得上辉煌的有敦煌特色的新文化？阳关博物馆记录现在——人民肩负传承文明、再创辉煌的历史使命在阔步前进，她告诉未来——敦煌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前景光明。从这个意义上说，阳关博物馆是接力棒和里程碑，是百年大计，应当做成传世的精品。

    在设计阶段(2000年8月2001年3月），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邀集国内城市建设、博物馆、美术、史学、敦煌学界的知名学者和工程技术专家，对阳关博物馆的建设方案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和设计，最终确定了建筑设计方案。邀请北京方面方兆瑞、王佩衍、梁正，陕西方面胡滨茂、李克忠、王铮，兰州邓延复等城建专家，咨询、论证、设计建筑方案；邀请美术界杨晓阳、阎玉敏、王可伟、朱一圭、娄溥义、陈云岗、杜永卫、刘建强等画家、雕塑家，论证、设计雕塑壁画方案；邀请初师宾、吴扔骧、那拉、樊一、徐征野、李斌、韩金科等博物馆专家，咨询、论证、设计文物陈展方案；邀请赵君、曹斌等影视界专家，设计了环境美化方案；邀请李正宇、颜廷亮、窦侠父、李并成、刘进宝、张德芳等敦煌学、史学专家学者，张仲、张友仁、王渊等敦煌文史专家，论证两关文献编辑出版方案。这类论证、设计工作及相关的调査、访问、研讨活动，主要集中在设计阶段进行，但在后来的施工过程中(2001年4月2003年3月），根据需要又作了必要的补充和修正。如2001年夏天组织敦煌市文化考察团考察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全景画展，秋天参观嘉峪关市长城博物馆，冬天再访三星堆和法门寺博物馆。

    在阳关博物馆的思想者和建设者辛勤努力下，历时两载，阳关博物馆于2003年3月基本建成。一座雄伟壮丽的现代化博物馆，拔地而起，岿然挺立在雄浑苍茫的大漠上。党和政府的髙度重视和热情支持，各界专家学者倾注的心血，建筑工程师和工人的辛勤劳动，与砖石建材一起凝结在阳关博物馆的厅堂馆舍之中，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一样，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

    阳关博物馆坐落在甘肃省敦煌市南湖乡墩墩山汉代烽燧(唐名石门烽)北侧800米外的一块坡麓台地上。馆区占地10万平方米，馆内面积7.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博物馆总体为仿汉城堡式建筑，西、北、东三面筑垣，均为砖混结构。南面有意墙开一面，一则使馆内现代建筑群与山顶墩墩山烽燧和远处的阿尔金雪山遥相对望，自然和人文景观浑然一体，二则馆墙三面环抱，面向历史遗迹，成拱卫态势。馆墙东西长316米，南北宽218米。西墙高7.06米，基宽4.8米，顶宽4.3米。正中开门，门外为广场，西南角矗立着王维石雕像一尊，高6米。居中门楼高14.6米，木构为主，飞栋流甍，气势雄伟。西墙两端建有角楼，角楼与门楼间各有一敌楼。西墙顶马道南北贯通，道宽3，68米，两侧筑有女墙，高1，66米。东墙内侧墙面覆以长达128米的大型浮雕《出征图》。在东西中轴线上，自西而东分布有张骞铜像(通髙5，46米)、汉阙牌楼和阳关都尉府。汉阙牌楼正面墙上两侧嵌布髙温釉下彩大型陶瓷壁画《丝路友谊图》，高3米，长46米。在汉阙西面南北两侧分置本馆的核心设施——两关长城厅和丝绸之路厅。西南隅为工艺品展销中心，设有陶艺坊、丝毯作坊、丝绸工艺厅、展销厅和贵宾接待室。该区迤东辟为仿古兵营，配有各种娱乐项目。西北隅为文化办公区，内设阳关研究所、学术会议厅、资料室、办公室。该区往东顺沿北墙建有仿汉民居一条街，观光者可信步漫游，领略两汉敦煌的风土人情。在东南隅，建有仿汉阳关关城，东西长3318米，南北宽21米。关城为砖混木结构，关楼高11.6米，关墙高4.8米（女墙髙1.2米)。关门西南开，髙36米，宽3.06米，两侧有登城阶梯通道。关城古朴伟岸，用艺术手法作旧，给人以岁月沧桑之感。观光者在馆内参观区通过展厅内的实物和图文展示，室外的各种雕塑和壁画，可以全面而概括地了解两汉时期丝绸之路与敦煌，特别是阳关、玉门关、汉长城的历史地理知识，并从中领悟两关长城的历史文化内涵。然后，可以穿过关城，或步行，或乘仿古战车，顺缓坡而上，进人游览区，登上墩墩山顶，放眼四野，指点江山，欣赏墩墩山烽燧、古董滩、汉渥洼池、唐寿昌城(汉龙勒城)、丝路南道等历史遗迹。

    总之，馆内各项设施配套齐全，错落有致，比较理想地体现了建馆宗旨和设计指导思想，能够发挥阳关博物馆博物、旅游、研究、保护等综合功能。对于两关长城的学术研究和交流来说，她将发挥基地和中心的作用。

    三、关于今后研究工作的一些想法

    两关长城研究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而现在可以说是两关长城研究历史上形势最好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快速健康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和有效实施，敦煌地区各项事业特别是旅游和文化事业的迅猛发展，再加上现在阳关博物馆的建成，这一切都为我们进一步深人开展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通过对两关长城研究历史的粗略回顾和对现状与问题的初步分析，我们提出如下不成熟的想法，供关心此项工作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讨论并指正。

    1.进一步提高对两关研究价值意义的认识，增强历史责任感，增强信心和决心。阳关和玉门关是丝绸之路上的两个枢纽性的重要关隘，地处中西交通的咽喉地带，历史上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两关早已泯灭，只有相关的遗址留存下来，但时至今日，历代士民学人缅怀它们，探寻它们，研究它们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人们追怀两关辉煌的过去，探索和揭示两关负载的丰富精神内涵，旨在继承和发扬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我们这一代应当继承前人研究两关的未竟事业，有所发现，有所前进。两关研究已经成为敦煌学中敦煌史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敦煌乃至河西地区旅游事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两关研究是一项长期任务，还有许多工作有待开展，现阶段某些问题处于攻坚阶段，如果我们选准突破口，集中优势兵力，是会有所作为的。

    2.制定规划和计划，明确目标，统一步伐。需要进一步对两关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评价，总结经验教训，找出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确定问题的轻重缓急顺序。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中长期规划和短期研究计划。

    3.组织和培育一支研究队伍。要以适当的方式将现有的有志于两关研究的专家学者团结起来，老中青结合，专业机构和社会力量结合，市内外、省内外研究力量相结合，发挥各自的专长，为一个共同目标奋斗。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培育献身敬业、严谨求实、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

    4.把两关的研究工作同阳关博物馆的博物、旅游及遗址合理利用与保护工作结合起来：要将最新研究成果及时应用到这些工作中去，提髙其科学性和质量。还要把两关研究工作同两关地区乃至整个敦煌和河西地区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5.改进研究方法，加强信息工作。要进一步提倡用科学严谨的态度运用文献研究和野外调查方法，适当加强考古发掘手段的运用。还要结合实际需要，探索应用物探考古、利用航空航天图象等非传统方法的可能性。要办好阳关研究所，广泛收集有关资料，经常性地组织学术研究、交流和培训活动(研讨会，讲座，短期培训），及时出版和传播学术研究成果。

    6.通过各种途径筹措研究经费。要向各级领导和社会广泛宣传两关研究的意义，争取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有些项目尽可能争取纳入国家和地方社会科学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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