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宇

    从清康熙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敦煌市及古敦煌郡境(包括今安西、肃北、阿克塞县及玉门镇)不少地点如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及其他洞窟，汉唐城障、烽燧、佛塔及墓葬遗址中，多次发现古代写本、印本、纸本、绢本文书或朱墨书题记、题壁文字，又在其邻近的罗布泊、吐鲁番地区陆续发现一些原属敦煌而被携往各该地区的古代纸绢文书，所有这些属于敦煌的古代文书，本文统称为“敦煌遗书”，总数约5万卷之多。其中，批量最大、内容最为丰富、被视为“敦煌文献的代表”者，为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品。

    千年古窟偶现暗室

    河西走廊西端，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鸣沙山东麓，有一处古代佛教艺术石窟群，就是如今举世闻名的莫髙窟。莫高窟分南北二区，在长约1700余米的西崖上，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以来，当地官民僧尼陆续开凿洞窟、塑像画壁，至今犹存洞窟700多个，层叠布列，密如蜂房。其中保存有壁画、塑像的洞窟492个，除有5个塑绘洞窟散布在北区，其余都在南区。

    莫高窟是我国最大的一处石窟群。从东晋十六国到元代的千余年间，这里又是河西地区及古敦煌郡(后为瓜、沙二州)最着名的佛教圣地，朝拜、进香、访学、游览者络绎不绝。元代以后，逐渐凋敝。明清时代，这里只有少数喇嘛居住，在南区南、中段少数几个大窟中供奉香火、接待香客。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原在肃州巡防营当兵、后为道士的王圆禄(湖北麻城人)来到这里，在南区北段落脚栖身。南区北端有一座被流沙遮堵的塑绘大窟即今编第16号窟，王圆禄雇人清理打扫，稍加整饬，辟为香堂，接待礼拜进香者。这所大窟的甬道，原被流沙堆积封堵，流沙清除之后，甬道北壁出现裂缝。王道士雇来的“识字人”杨师爷，在这座洞窟甬道北壁前摆上桌椅，坐在这里为王道士接待香客、收受布施，空闲时抄写经书供人购买。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夏季某日，杨师爷抽罢旱烟，将经过沤制加工、用来引火的芨芨杆随手插置于北壁墙缝，不料墙缝甚深，略加端详，发现墙缝裂甍走向呈拱门状。杨师爷猜想应是被封堵的门洞，当有暗室，或许内藏金银财宝。他把自己的发现和猜想告知主人王圆禄，于是二人合谋破壁擭宝。当年6月22日（农历5月26日）夜深人定之后，王、杨二人悄悄地破壁挖洞，果现暗室。二人满怀奢望地进入暗室，掌灯一看，不免大失所望。哪里有什么金银财宝，除了一堆破旧经卷、幡幛之外，不过少许破锣残鼓一类的故坏法器。王圆禄看重的仅是有价的财宝，对无价的文化瑰宝反而不以为宝。莫高窟藏经洞内的那些看上去陈旧破烂的写本、印本，恰恰是另一类他懵然无识的无价之宝。经过一番翻査，确无财宝，王圆禄才捡出一批书法可观的写经带出洞外，又连夜重新封堵了洞门。王圆禄及杨师爷都缺乏文化素养，皆不过初通文字，只能读读《西游记》之类的小说、唱本，谈不上什么文化识见。面对藏经洞内堆摞起来的并非金银珠宝的古旧文献，反觉怅然若失。王圆禄从中拿出的一批写经，并非出于珍爱，只是觉得书法不错，可以用来巴结官吏士绅。之后，他陆续将这些经卷送给敦煌县太爷及有关官吏、缙绅，还给他的老上司肃州兵备道廷《送去两木箱。这些官吏士绅又转手送人，如此递相馈赠，连远在兰州、西安及乌鲁木齐的达官贵人也有得到敦煌新出写经的。由此，敦煌莫高窟发现古代藏经的消息不胫而走，连外国人也得到消息，引发攫取欲望，招来一起又一起的外国盗宝者。最着名的有英籍匈牙利人、考古学家斯坦因(SirAurelStein)，法国汉学家伯希和（M.PaulPelliot)，俄国印度学家奥登堡（Oldenburg)，日本人梧瑞超、吉川小一郎等，他们利用多种手段，非法拿走敦煌经卷及社会文书达30000余卷，酿成我国近代文化史上一宗重大损失这座暗室由于保存着大批珍贵的古代文献，于是被称为“敦煌藏经洞”，即今编号为莫高窟第17号窟。窟内原藏的经籍及其他文物，经过外国盗宝者多次搂取、王圆禄的监守自盗以及本地官绅的索取之后，所余8000多卷由清政府学部调入京师图书馆(今为中国国家图书馆)保存。此外，私人窃取藏匿者，陆续流散四方，全国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及不少个人收藏者都有所保存。如今藏经洞内除保留着原有的壁画、嵌壁唐碑及晚唐敦煌名僧洪辩坐姿彩塑之外，原来封藏的文献、纸绢帛画及破故法器等已全部他移。由于此室曾为人类保存了大批文化典籍及其他文物而杨名垂世，成为莫高窟数百洞窟中最负盛名的洞窟，吸引着人们的关注。现在，经过整修，常年向游人开放，供国内外学者、游览者凭吊、巡礼、参观、考察。

    绚烂瑰奇无与伦比

    藏经洞保存下来的古代文书，加上古敦煌郡境内其他地点发现的古代文书及周边地区发现的原属敦煌的文书，这些都理所当然地被纳人敦煌遗书范畴之内，统统属于敦煌遗书。

    敦煌遗书的抄写、制作年代，上起东晋初，历经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西夏，下至元代，延绵涵盖1000余年，先后有19个王朝留下雪泥鸿爪。

    敦煌遗书的文字品种，除大量的汉文写本外，更有数量可观的吐蕃文、回鹘文、于阗文、梵文、怯卢文、粟特文、西夏文本及一定数量的突厥文、龟兹焉耆文、波罗谜文、蒙古文、希伯来文本。上述十多种古民族文字遗书，为各自古民族留下了久已失传的珍贵资料，X中汉文文献中有关诸民族历史、文化记载中的缺佚、疏漏、错讹、悬疑，亦颇有填空补缺、正讹释疑之功。其价值意义，可以想见。

    敦煌遗书的版本，除大量的纸质手抄本之外，又有一些晚唐、五代、北宋及元代刻印本，还见有拓印本、木椠墨书本、绢帛朱墨书本、题壁朱墨书本、西魏及唐代剌绣本。甚至发现了他处不见、敦煌独传的五代剌纸透墨本及其底版。上述种种，为我国古书版本增添了一大批新资料。

    敦煌遗书的装帧形式，除有大量横展式卷轴装之外，又有蝴蝶装、旋风装、经摺装、册页装、梵箧装、下垂挂轴装及零张单页。古代各种装帧形式，应有尽有，为我国最为丰富的装帧史料宝库。

    敦煌遗书的版式(书写形式），以竖写左移式为最多，又有竖写右移，甚至还有横写右移一如今日通用的横排式者。关于汉字横写右移版式，当代学者以为本是近代由西方传入者，殊不知我国中唐时期敦煌已经出现，且留有实物可证。敦煌遗书除上述版式之外，还偶见大小字递间式、朱墨书、金银书递行互间式、组图式(见有怫塔式、尊像式、十字式、方角外旋式）、垂帘挂幛式、拆字离合式。版式之多之奇，亦为别处少见。敦煌遗书中价值最大的是古代汉文与古民族文字的经、史、子、集及社会文书。其内容，广涉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佛教、道教、摩尼教、祆教、景教、苯教及民间信仰等)、社会、民俗、民族、农业、水利、医药卫生（医经、医论、脉学、诊断、药学、针灸、方剂、妇科、儿科、伤科、方剂、保健、养生以及民间验方、祝由医方等)、畜牧、兽医、哲学、逻辑、数学、计量、经学、诸子、语言、文学、音韵、文字、曲艺、戏剧、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毛笔书法、硬笔书法兼而有之)、纺织、冶铸、建筑、石油、货币、会计、籍帐、差科、雇佣、借贷、租佃、买卖、交通、通讯、碑记、墓铭、地志、名册、婚姻、过继、争讼、结契、印刷、装帧、社交、旅游、占卜、相术、榜示、转帖、书仪、函状、摩拓、印章、签名、花押以及王朝律、令、格、式，地方法规，均田文书，公私档案，学郎读本，学童作业，塾师判批，妇女书迹，时人绘画，名家作品，当地诗文等等，难以尽举。其中更有不少失传的古佚文书，门类之多，范围之广，几乎无所不有。价值之大，无与伦比。绚烂瑰奇，多有闻所未闻者，常常令人瞠目结舌！

    敦煌遗书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文献宝库，被誉为我国“古代学术的海洋”。敦煌遗书也因此得以同商周甲骨文，战国、秦、汉、魏、晋简牍及明清满文旧档，并列为我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

    意义重大震撼学林

    敦煌遗书的发现，意义十分重大，给国内外学术界带来极大的震撼。一代又一代的中外学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研究，成果累累，日渐拓展。敦煌遗书的价值意义，得到越来越多的揭示。概括言之，最引人注目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敦煌遗书的出土，打开了丰富多彩的敦煌文化的视窗。以往，人们虽知敦摸是自古名城，然而对这座历史名城丰厚的文化底蕴却不甚了解。敦煌遗书出土后，人们才发现在远离中原的西鄙一角、在“四面六蕃围”的环境中还有这么一块汉文化延绵发达的沃土。在这片沃土上，人们创造了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地方文化，学术界称之为“敦煌文化”。敦煌文化为我国古代文化保存并展示出一个极为难得的、立体展现的地区文化的生动典型，让人大开眼界，大大拓展了人们对古代敦煌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敦煌遗书的发现，不仅为我们展开了敦煌文化延绵千载、绚丽多彩的画卷，而且使人触摸到我国中古时代社会脉搏的卜卜跳动，实在让人出乎意料之外。

    2.敦煌遗书的面世，促进了敦煌学的诞生。敦煌遗书的重新出世，引发了中外学者极大的研究热情，很快形成一门新兴的学问，人们称之为“敦煌学”。敦煌学从无到有不过百年，如今已发展成为包括敦煌史地，敦煌考古，敦煌宗教，敦煌文学，敦煌艺术，敦煌文化，敦煌民俗，敦煌语言文字，敦煌文献，敦煌古代科技，敦煌文物科学保护，敦煌学理论等11个分支学科在内的、结构庞大的国际显学。百年来，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中外学者，大约不下两千人，是一支相当强大的学术队伍。敦煌学的材料和它的研究对象，虽然不仅仅只是敦煌遗书，但敦煌遗书的出世，无疑促进了敦煌学的诞生并成为敦煌学研究最为重要的材料。

    3敦煌遗书的发现，为中华古代文化研究注人了新的活力。数万卷敦煌遗书的发现，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化研究提供了一大批新鲜资料，从而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化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仅以中国文学为例，藏经洞出土有久已失传的变文，词话，故事赋，讲经文，唐代白话诗，原始诸宫调，原始歌舞剧本，曲子词，驱傩新歌《儿郎伟》，店铺招徕叫卖口号，以及历代诗式、诗话从不见载的特异型诗体，还有一大批唐五代敦煌当地作者创作的诗、词、曲、文以及古代少数民族的诗歌、散文、旅行记、表章、函状之类，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宝库，有不少是绝无仅有的稀世遗珍，可以填补中国古代文学的空白，足令文学史家为之瞠目结舌。敦煌遗书对诸多领域的研究，如宗教、社会、历史、地理、民俗、语言、音韵、艺术、乐舞、法制、医学及科技史研究方面，都有着与中国文学价值相埒的意义。敦煌遗书多方面、多层次的文化含蕴，还在不断地被人们发现、认识，前景不可限量。季羡林先生曾说敦煌学还可以研究一百年。”而笔者觉得这个估计或许过于谨慎。试想：五千汉字的《老子》一书竟然研究了两千多年，尚不知还会继续研究多少年；那么5万卷之多、十几种文字的浩瀚的敦煌遗书，岂是一二百年就可翻得底朝天的？

    4.敦煌遗书的传播，在中西方之间架起了一座学术研究方面沟通互补的新通道。敦煌遗书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和汉民族，它还涉及到我国境内不少古代民族，如匈奴、乌孙、羌族、楼兰、龟兹、于阒、粟特、突厥、吐蕃、回鹘、龙家、嗯末、沙陀、黯戛斯、黑车子、哈拉汗、西夏、蒙古以及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波斯、朝鲜、日本等国，具有广泛的国际意义。再加上敦煌学的涵盖兼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博大精深，取之不尽，所以它必然而且已经成为东西方学术界共同瞩目的学问。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不仅是中国人，还有日、英、法、俄、美、德、匈、意、芬兰、印度、新加坡、韩国等许多国家的学者，敦煌学的队伍可以说是一支国际性联军。各国敦煌学者，尽管肤色不同，语言有别，甚至政治立场、思想观念各有不同，但在敦煌学研究上却有着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语言。早在海峡两岸及东西方观念对立、政治敌对时期，各国敦煌学者已经结成了良师益友，成为海峡两岸及东西方和解的先行者。近年来，海峡两岸及国际之间敦煌学界更为频繁的往来交流，进一步加强了海峡两岸及各国敦煌学者的相互合作。通过合作交流、优势互补，敦煌学研究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局面，成果累出，日新月异，大有目不暇接之势。敦煌学早已突破了政治上的敌对与隔阂，成为彼此联结、互相交流的新的桥梁和通道，如今更成为海峡两岸及东西方合作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越来越多地发挥着民间交往的巨大作用。

    遗书研究成果累累

    1.敦煌遗书量大而庞杂，加上出土后又流散于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公私收藏者手中，谁也无法全部通读，给研究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学者们首先抓住敦煌文献目录的编制及原卷的拍照刊布。目前，最重要的几家敦煌文献收藏者北京图书馆、伦敦大英图书馆及巴黎国民图书馆藏卷目录大多数已经公布，俄罗斯藏卷近2万卷，由于人员不足，目录编制工作前一阶段进展较慢；我国及其他国家另一些公私收藏者的藏品目录也在陆续刊布。业经刊布的目录，总数已达3万卷左右。

    2.原卷照片的刊布，也大体在3万卷左右。最重要的有4起：（1)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黄永武先生编《敦煌宝藏》140巨册，囊括了北京、伦敦及巴黎藏卷的绝大部分，另有散藏品158号、俄罗斯藏卷24号37种；(2)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英藏敦煌非佛教汉文文献》14巨册；（3)上海古籍出版社近年对上海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及法国巴黎图书馆及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全部藏卷进行了影印刊布；(4)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甘肃藏敦煌文献》6册，囊括了甘肃省内各博物馆、图书馆及敦煌研究院收藏的敦煌汉文文献。此外，英、法所藏敦煌吐蕃文、于阒文、粟特文、估卢文、回鹘文及西夏文文献，也作了不同程度的刊布；日本也刊布了该国公私收藏的数百卷敦煌遗书。这些，对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颇大的便利。

    3.在上述目录工作及原件刊布工作(包括中、英、法藏品缩微胶卷的摄制及交流)的基础上，目前对敦煌文献的类涵及基本内容巳经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笔者在本文第二节中所揭敦烨文献的方方面面，就是对敦煌文献类涵及主要内容的基本概括。

    4.对部分敦煌文献进行了分类辑录、整理。例如敦煌变文，敦煌韵文，敦煌曲子词，王梵志诗，敦煌赋，敦煌曲谱，敦煌舞谱，敦煌类书，敦煌变文俗语词，敦煌写本题识，敦煌俗字，敦煌地理文献，都已结集出版。1986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唐耕耦等《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5大册，影印原卷并录文1391件，分作34类，极大地方便了敦煌学的教学和研究使用；19971998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计有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马继兴等：《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李方：《（敦煌论语集解）校证》，周绍良等：《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上、下册），张锡厚：《敦煌赋汇》，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邓文宽、荣新江：《敦博本禅集录校》，方广销：《敦煌佛教经录辑校》(上、下册)等共10种12册，是一次规模较大、水平很高的敦煌文献整理工作。这项工作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同全部分类辑录工作相较，已经做了的工作恐怕还不到百分之一。更加艰巨的工作尚有待于来者。

    5.研究工作已有长足的进展。敦煌学最早开始于清朝末年。当时，只是对零星见到的数十件敦煌写卷加以收集、刊布及校释，在敦煌文献研究方面也仅仅是刚刚起步。经过不到100年的时间，目前已发展为由11个分支学科组成的学科群。目前，对敦煌建置史，兴衰史，政权更迭史，美术史，文学史，佛教史，敦煌历史地理，敦煌民族，敦煌社会，敦煌民俗，敦煌教育，敦煌历法，敦煌医药，敦煌民间借贷租佃等方面的研究已相当深人。上述诸项目除其本身的学术意义外，集合起来基本上展现出一个可以感觉、触摸的古代敦伟地区的立体存在，为我国古代某一局部地区的历史、社会状况提供了一个极为难得的样板。在我国古代史研究中，这种局部地区典型，论其延续年代之长，视角范围之广，细节反映之多，还没有能超过敦煌地区的。通过对敦煌地区多层面的窥探，可以增长很多历史见闻，获得不少有益的启示。近年，台湾林聪明先生发起并主编《敦煌学导论丛刊》及《敦煌丛刊二集》已达40多种，是对近年国人敦煌学研究成果的集结和检阅，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起点。

    6.敦煌文献对补史证史具有重要价值。如：新旧《唐书》关于吐蕃占领敦煌60年间的史事，基本失去记载。敦煌文献中则发现蕃占时期的不少文献，对吐蕃统治下的敦煌有十分具体生动的反映。可以补新旧《唐书》之所缺。又如新旧《五代史》均载“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承〕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仅20字的记述，简略过甚，详情莫知。而敦煌文献中保存有数十件敦煌金山国文献，对张承奉始建金山国、继改敦煌国，及其设官施治、与周边民族的战和关系等有不少透露，经过敦煌学者的研究，金山国佚史渐被揭露，杨秀清先生撰成《敦煌西汉金山国史》的专着，对新旧《五代史》作了很大的苴补。类似上述的例子，可以举出不少。若非敦烧文献，则史载之缺，史事之佚，恐怕终难理清眉目。

    敦煌遗书的发现与研究，是敦煌的大事和幸事，它大大地丰富了敦煌文化的内涵、外延及其价值意义；敦煌遗书的发现与研究，也是我国文化史上的大事和幸事，它不仅为我国古代文献宝库增加了一大批新鲜资料，从而大大扩充了我国古代文献宝库，尤为难得的是，它还为我国古代文化提供了一个体系完整、延续千年、汉民族传统稳固而又多民族沟通交融的区域文化典型。如此完整丰富而又延绵千载的区域文化典型，不仅在我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毫不夸张地给予如下的概括：“敦煌遗书，旷世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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