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生命中的彼此-下放记别
首页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书架
    我把她肥嫩的小手小脚托在手上细看,骨骼造型和锺书的手脚一样一样,觉得很惊奇。锺书闻闻她的脚丫丫,故意做出恶心呕吐的样儿,她就笑出声来。她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会认识是自己。她看到我们看书,就来抢我们的书。我们为她买一只高凳,买一本大书——丁尼生(A1hed Tennyson)的全集,字小书大,没人要,很便宜。她坐在高凳里,前面摊一本大书,手里拿一支铅笔,学我们的样,一面看书一面在书上乱画。

    锺书给他朋友司徒亚的信上形容女儿顽劣,地道是锺书的夸张。其实女儿很乖。我们看书,她安安静静自己一人画书玩。有时对门太太来抱她过去玩。我们买了推车,每天推她出去。她最早能说的话是“外外”,要求外边去。

    我在牛津产院时,还和父母通信,以后就没有家里的消息,从报纸上得知家乡已被日军占领,接着从上海三姐处知道爸爸带了苏州一家人逃难避居上海。我们迁居法国后,大姐姐来过几次信。我总觉得缺少了一个声音,妈妈怎么不说话了?过了年,大姐姐才告诉我:妈妈已于去年十一月间逃难时去世。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得不知怎么好,只会恸哭,哭个没完。锺书百般劝慰,我就狠命忍住。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锺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

    我自己才做了半年妈妈,就失去了自己的妈妈。常言“女儿做母亲,便是报娘恩”。我虽然尝到做母亲的艰辛,我没有报得娘恩。

    我们为国为家,都十分焦虑。奖学金还能延期一年,我们都急要回国了。当时巴黎已受战事影响,回国的船票很难买。我们辗转由里昂大学为我们买得船票,坐三等舱回国。那是一九三八年的八月间。

    五

    一九七七年的一月间,忽有人找我到学部办公处去。有个办事人员交给我一串钥匙,叫我去看房子,还备有汽车,让我女儿陪我同去,并对我说:“如有人问,你就说‘因为你住办公室’。”

    我和女儿同去看了房子。房子就是我现在住的三里河南沙沟寓所。我们的年轻朋友得知消息,都为我们高兴。“众神齐着力”,帮我们搬入新居,那天正是二月四日立春节。

    锺书擅“格物致知”,但是他对新居“格”来“格”去也不能“致知”,技穷了。我们猜了几个人,又觉得不可能。“住办公室”已住了两年半,是谁让我们搬到这所高级宿舍来的呀?

    何其芳也是从领导变成朋友的。他带着夫人牟决鸣同来看我们的新居。他最欣赏洗墩布的小间,也愿有这么一套房子。显然,房子不是他给分的。

    八月间,何其芳同志去世。他的追悼会上,胡乔木、周扬、夏衍等领导同志都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终于过去了。

    阿瑗并不因地震而休假,她帮我们搬完家就回学校了。她婆家在东城西石槽,离我们稍远。我们两人住四间房,觉得很心虚,也有点寂寞。两人收拾四个房间也费事。我们就把“阿姨”周奶奶接来同住。锺书安闲地校订他的《管锥编》,我也把《堂吉诃德》的稿子重看一过,交给出版社。

    十月间,胡乔木同志忽来访,“请教”一个问题。他曾是英译毛选委员会的上层领导,和锺书虽是清华同学,同学没多久,也不相识,胡也许只听到钱锺书狂傲之名。

    锺书翻译毛选时,有一次指出原文有个错误。他坚持说:“孙猴儿从来未钻入牛魔王腹中。”徐永焕同志请示上级,胡乔木同志调了全国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查看。锺书没有错。孙猴儿是变作小虫,给铁扇公主吞入肚里的;铁扇公主也不能说是“庞然大物”。毛主席得把原文修改两句。锺书虽然没有错,他也够“狂傲”的。乔木同志有一次不点名地批评他“服装守旧”,因锺书还穿长袍。

    我们住办公室期间,乔木同志曾寄过两次治哮喘的药方。锺书承他关会,但无从道谢。这回,他忽然造访,我们猜想房子该是他配给的吧?但是他一句也没说到房子。

    我们的新居共四间房,一间是我们夫妇的卧室,一间给阿瑗,一大间是我们的起居室或工作室,或称书房,也充客厅,还有一间吃饭。周奶奶睡在吃饭间里。周奶奶就是顺姐,我家住学部时,她以亲戚身份来我家帮忙,大家称她周奶奶。她说,不爱睡吃饭间。她看中走廊,晚上把床铺在走廊里。

    乔木同志偶来夜谈,大门口却堵着一只床。乔木同志后来问我们:房子是否够住?我说:“始愿不及此。”这就是我们谢他的话了。

    周奶奶坦直说:“个人要自由呢。”她嫌我们晚间到她屋去倒开水喝。我们把热水瓶挪入卧室,房子就够住了。

    乔木同志常来找锺书谈谈说说,很开心。他开始还带个警卫,后来把警卫留在楼下,一个人随随便便地来了。他谈学术问题,谈书,谈掌故,什么都谈。锺书是个有趣的人,乔木同志也有他的趣。他时常带了夫人谷羽同志同来。到我们家来的乔木同志,不是什么领导,不带任何官职,他只是清华的老同学。虽然同学时期没有相识,经过一个“文化大革命”,他大概是想起了清华的老同学而要和他相识。他找到锺书,好像老同学重又相逢。

    有一位乔木同志的相识对我们说:“胡乔木只把他最好的一面给你们看。”

    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作绳子使用。锺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

    有一位乔木同志的朋友说:“天下世界,最苦恼的人是胡乔木。因为他想问题,总是从第一度想起,直想到一百八十度,往往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自相矛盾,苦恼不堪。”乔木同志想问题确会这样认真负责。但是我觉得他到我家来,是放下了政治思想而休息一会儿。他是给自己放放假,所以非常愉快。他曾叫他女儿跟来照相。我这里留着一张他痴笑的照片,不记得锺书说了什么话,他笑得那么乐。

    可是我们和他地位不同,身份不同。他可以不拿架子,我们却知道自己的身份。他可以随便来,我们决不能随便去,除非是接我们去。我们只能“来而不往”。我们受到庇护,心上感激。但是锺书所能报答的,只不过为他修润几个文字而已。锺书感到惭愧。

    我译完《堂吉诃德》。外文所领导体谅我写文章下笔即错,所以让“年轻人”代我写序。可是出版社硬是要我本人写序。稿子压了一年也不发排。我并不懂生意经。稿子既然不付印,我就想讨回稿子,以便随时修改。据说这一来出版社要赔钱的。《堂吉诃德》就没有序文而出版了。后来乔木同志责备我为什么不用“文革”前某一篇文章为序,我就把旧文修改了作为序文。《堂吉诃德》第二次印刷才有序文。

    《管锥编》因有乔木同志的支持,出版社立即用繁体字排印。锺书高兴说:“《管锥编》和《堂吉诃德》是我们最后的书了。你给我写三个字的题签,我给你写四个字的题签,咱们交换。”

    我说:“你太吃亏了,我的字见得人吗?”

    他说:“留个纪念,好玩儿。随你怎么写,反正可以不挂上你的名字。”我们就订立了一个不平等条约。

    我们的阿瑗周末也可以回到父母身边来住住了。以前我们住的办公室只能容他们小两口来坐坐。

    一九七八年她考取了留学英国的奖学金。她原是俄语系教师。俄语教师改习英语的时候,她就转入英语系。她对我说:“妈妈,我考不取。人家都准备一学期了,我是因为有人临时放弃名额,才补上了我,附带条件是不能耽误教课。我没一点儿准备,能考上吗?”可是她考取了。我们当然为她高兴。

    可是她出国一年,我们想念得好苦。一年后又增加一年,我们一方面愿意她能多留学一年,一方面得忍受离别的滋味。

    这段时期,锺书和我各随代表团出国访问过几次。锺书每和我分离,必详尽地记下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阿瑗回家后,我曾出国而他和阿瑗同在家,他也详尽地记下家中琐碎还加上阿瑗的评语附识。这种琐琐碎碎的事,我们称为“石子”,比作潮退潮落滞留海滩上的石子。我们偶然出门一天半天,或阿瑗出差十天八天,回家必带回大把小把的“石子”,相聚时搬出来观赏玩弄。平时家居琐琐碎碎,如今也都成了“石子”,我把我家的“石子”选了一些附在附录三。

    我们只愿日常相守,不愿再出国。阿瑗一九九〇年又到英国访问半年。她依恋父母,也不愿再出国。她一次又一次在国内各地出差,在我都是牵肠挂肚的离别。

    一九八二年六月间,社科院人事上略有变动。文学所换了所长,锺书被聘为文学所顾问,他力辞得免。那天晚上,他特别高兴说:“无官一身轻,顾问虽小,也是个官。”

    第二天早上,社科院召他去开会,有车来接。他没头没脑地去了。没料到乔木同志忽发奇想,要夏鼐、钱锺书做社科院副院长,说是社科院学术气氛不够浓,要他们为社科院增添些儿学术气氛。乔木同志先已和夏鼐同志谈妥,对锺书却是突然袭击。他说:“你们两位看我老同学面上……”夏鼐同志已应允,锺书着急说,他没有时间。乔木同志说:“一不要你坐班,二不要你画圈,三不要你开会。”锺书说:“我昨晚刚辞了文学所的顾问,人家会笑我‘辞小就大’。”乔木同志说:“我担保给你辟谣。”锺书没什么说的,只好看老同学面上不再推辞。回家苦着脸对我诉说,我也只好笑他“这番捉将官里去也”。

    我有个很奇怪的迷信,认为这是老天爷对诬陷锺书的某人开个玩笑。这个职位是他想望的,却叫一个绝不想做副院长的人当上了。世上常有这等奇事。

    锺书对出国访问之类,一概推辞了。社科院曾有两次国际性的会议,一次是和美国学术代表团交流学术的会,一次是纪念鲁迅的会。这两个大会,他做了主持人。我发现锺书办事很能干。他召开半小时的小会,就解决不少问题。他主持两个大会,说话得体,也说得漂亮。

    一年之后,他就向乔木同志提出辞职,说是“尸位素餐,于心不安”。乔木同志对我点着锺书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辞职未获批准。反正锺书也只挂个空名,照旧领研究员的工资。他没有办公室,不用秘书,有车也不坐,除非到医院看病。

    三里河寓所不但宽适,环境也优美,阿瑗因这里和学校近,她的大量参考书都在我们这边,所以她也常住我们身边,只周末回婆婆家去。而女婿的工作单位就在我们附近,可常来,很方便。

    六

    自从迁居三里河寓所,我们好像跋涉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我们可以安顿下来了。

    我们两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我们工作之余,就在附近各处“探险”,或在院子里来回散步。阿瑗回家,我们大家掏出一把又一把的“石子”把玩欣赏。阿瑗的石子最多。周奶奶也身安心闲,逐渐发福。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例如阿瑗小时才五六岁的时候,我三姐就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锺书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得对。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儿’,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锺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他们两个会联成一帮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国期间,他们连床都不铺,预知我将回来,赶忙整理。我回家后,阿瑗轻声嘀咕:“狗窠真舒服。”有时他们引经据典的淘气话,我一时拐不过弯,他们得意说:“妈妈有点笨哦!”我的确是最笨的一个。我和女儿也会联成一帮,笑爸爸是色盲,只识得红、绿、黑、白四种颜色。其实锺书的审美感远比我强,但他不会正确地说出什么颜色。我们会取笑锺书的种种笨拙。也有时我们夫妇联成一帮,说女儿是学究,是笨蛋,是傻瓜。

    我们对女儿,实在很佩服。我说:“她像谁呀?”锺书说:“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她在大会上发言,敢说自己的话。“大跃进”期间,她刚做助教,因参与编《英汉小词典》(商务出版),当了代表,到外地开一个极左的全国性语言学大会。有人提出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大群左派都响应赞成。钱瑗是最小的小鬼,她说:“那么,毛主席词‘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呢?”这个会上被贬得一文不值的大学者如丁声树、郑易里等老先生都喜欢钱瑗。

    钱瑗曾是教材评审委员会的审稿者。一次某校要找个认真的审稿者,校方把任务交给钱瑗。她像猎狗般嗅出这篇论文是抄袭。她两个指头,和锺书一模一样地摘着书页,稀里哗啦地翻书,也和锺书翻得一样快,一下子找出了抄袭的原文。

    一九八七年师大英语系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建立中英英语教学项目(TEFL),钱瑗是建立这个项目的人,也是负责人。在一般学校里,外国专家往往是权威。一次师大英语系新聘的英国专家对钱瑗说,某门课他打算如此这般教。钱瑗说不行,她指出该怎么教。那位专家不服。据阿瑗形容:“他一双碧蓝的眼睛骨碌碌地看着我,像猫。”钱瑗带他到图书室去,把他该参考的书一一拿给他看。这位专家想不到师大图书馆竟有这些高深的专著。学期终了,他到我们家来,对钱瑗说:“Yuan, you worked me hard.”但是他承认“得益不浅”。师大外国专家的成绩是钱瑗评定的。

    我们眼看着女儿在成长,有成就,心上得意。可是我们的“尖兵”每天超负荷地工作——据学校的评价,她的工作量是百分之二百,我觉得还不止。她为了爱护学生,无限量地加重负担。例如学生的毕业论文,她常常改了又责令重做。我常问她:“能偷点儿懒吗?能别这么认真吗?”她总摇头。我只能暗暗地在旁心疼。

    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锺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锺书的小说改为电视剧,他一下子变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锺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稀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

    他每天要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我曾请教一位大作家对读者来信是否回复。据说他每天收到大量的信,怎能一一回复呢。但锺书每天第一事是写回信,他称“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答谢。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这些信也引起意外的麻烦。

    他并不求名,却躲不了名人的烦扰和烦恼。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周奶奶早已因病回家。锺书于一九九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一九九五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前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我们夫妇同属学部;默存在文学所,我在外文所。一九六九年,学部的知识分子正在接受“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再教育”。全体人员先是“集中”住在办公室里,六、七人至九、十人一间,每天清晨练操,上下午和晚饭后共三个单元分班学习。过了些时候,年老体弱的可以回家住,学习时间渐渐减为上下午两个单元。我们俩都搬回家去住,不过料想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不会长久,不日就该下放干校了。干校的地点在纷纷传说中逐渐明确,下放的日期却只能猜测,只能等待。

    我们俩每天各在自己单位的食堂排队买饭吃。排队足足要费半小时;回家自己做饭又太费事,也来不及。工、军宣队后来管束稍懈,我们经常中午约会同上饭店。饭店里并没有好饭吃,也得等待;但两人一起等,可以说说话。那年十一月三日,我先在学部大门口的公共汽车站等待,看见默存杂在人群里出来。他过来站在我旁边,低声说·:“待会儿告诉你一件大事。”我看看他的脸色,猜不出什么事。

    我们挤上了车,他才告诉我:“这个月十一号,我就要走了。我是先遣队。”

    尽管天天在等待行期,听到这个消息,却好像头顶上着了一个焦雷。再过几天是默存虚岁六十生辰,我们商量好:到那天两人要吃一顿寿面庆祝。再等着过七十岁的生日,只怕轮不到我们了。可是只差几天,等不及这个生日,他就得下干校。

    “为什么你要先遣呢?”

    “因为有你,别人得带着家眷,或者安顿了家再走;我可以把家撂给你。”

    干校的地点在河南罗山,他们全所是十一月十七日走。

    我们到了预订的小吃店,叫了一个最现成的沙锅鸡块——不过是鸡皮鸡骨。我舀些清汤泡了半碗饭,饭还是咽不下。

    只有一个星期置备行装,可是默存要到末了两天才得放假。我倒借此赖了几天学,在家收拾东西。这次下放是所谓“连锅端”——就是拔宅下放,好像是奉命一去不复返的意思。没用的东西、不穿的衣服、自己宝贵的图书、笔记等等,全得带走,行李一大堆。当时我们的女儿阿圆、女婿得一,各在工厂劳动,不能叫回来帮忙。他们休息日回家,就帮着收拾行李,并且学别人的样,把箱子用粗绳子密密缠捆,防旅途摔破或压塌。可惜能用粗绳子缠捆保护的,只不过是木箱铁箱等粗重行李;这些木箱、铁箱,确也不如血肉之躯经得起折磨。

    经受折磨,就叫锻炼;除了准备锻炼,还有什么可准备的呢。准备的衣服如果太旧,怕不经穿;如果太结实,怕洗来费劲。我久不缝纫,胡乱把耐脏的绸子用缝衣机做了个毛毯的套子,准备经年不洗。我补了一条裤子,坐处像个布满经线纬线的地球仪,而且厚如龟壳。默存倒很欣赏,说好极了,穿上好比随身带着个座儿,随处都可以坐下。他说,不用筹备得太周全,只需等我也下去,就可以照看他。至于家人团聚,等几时阿圆和得一乡间落户,待他们迎养吧。

    转眼到了十一号先遣队动身的日子。我和阿圆、得一送行。默存随身行李不多,我们找个旮旯儿歇着等待上车。候车室里,闹嚷嚷、乱哄哄人来人往;先遣队的领队人忙乱得只恨分身无术,而随身行李太多的,只恨少生了几双手。得一忙放下自己拿的东西,去帮助随身行李多得无法摆布的人。默存和我看他热心为旁人效力,不禁赞许新社会的好风尚,同时又互相安慰说:得一和善忠厚,阿圆有他在一起,我们可以放心。

    得一掮着、拎着别人的行李,我和阿圆帮默存拿着他的几件小包小袋,排队挤进月台,挤上火车,找到个车厢安顿了默存。我们三人就下车,痴痴站着等火车开动。

    我记得从前看见坐海船出洋的旅客,登上摆渡的小火轮,送行者就把许多彩色的纸带抛向小轮船;小船慢慢向大船开去,那一条条彩色的纸带先后迸断,岸上就拍手欢呼。也有人在欢呼声中落泪;迸断的彩带好似迸断的离情。这番送人上干校,车上的先遣队和车下送行的亲人,彼此间的离情假如看得见,就决不是彩色的,也不能一迸就断。

    默存走到车门口,叫我们回去吧,别等了。彼此遥遥相望,也无话可说。我想,让他看我们回去还有三人,可以放心释念,免得火车驰走时,他看到我们眼里,都在不放心他一人离去。我们遵照他的意思,不等车开,先自走了。几次回头望望,车还不动,车下还是挤满了人。我们默默回家;阿圆和得一接着也各回工厂。他们同在一校而不同系,不在同一工厂劳动。

    过了一两天,文学所有人通知我,下干校的可以带自己的床,不过得用绳子缠捆好,立即送到学部去。粗硬的绳子要缠捆得服帖,关键在绳子两头;不能打结子,得把绳头紧紧压在绳下。这至少得两人一齐动手才行。我只有一天的期限,一人请假在家,把自己的小木床拆掉。左放、右放,怎么也无法捆在一起,只好分别捆;而且我至少还欠一只手,只好用牙齿帮忙。我用细绳缚住粗绳头,用牙咬住,然后把一只床分三部分捆好,各件重复写上默存的名字。小小一只床分拆了几部,就好比兵荒马乱中的一家人,只怕一出家门就彼此失散,再聚不到一处去。据默存来信,那三部分重新团聚一处,确也害他好生寻找。

    文学所和另一所最先下放。用部队的词儿,不称“所”而称“连”。二连动身的日子,学部敲锣打鼓,我们都放了学去欢送。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心中不忍,抽身先退;一路回去,发现许多人缺乏欢送的热情,也纷纷回去上班。大家脸上都漠无表情。

    我们等待着下干校改造,没有心情理会什么离愁别恨,也没有闲暇去品尝那“别是一般”的“滋味”。学部既已有一部分下了干校,没下去的也得加紧干活儿。成天坐着学习,连“再教育”我们的“工人师傅”们也腻味了。有一位二十二三岁的小“师傅”嘀咕说:“我天天在炉前炼钢,并不觉得劳累;现在成天坐着,屁股也痛,脑袋也痛,浑身不得劲儿。”显然炼人比炼钢费事;“坐冷板凳”也是一项苦功夫。

    炼人靠体力劳动。我们挖完了防空洞——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建筑,就把图书搬来搬去。捆,扎,搬运,从这楼搬到那楼,从这处搬往那处;搬完自己单位的图书,又搬别单位的图书。有一次,我们到一个积尘三年的图书馆去搬出书籍、书柜、书架等,要腾出屋子来。有人一进去给尘土呛得连打了二十来个嚏喷。我们尽管戴着口罩,出来都满面尘土,咳吐的尽是黑痰。我记得那时候天气已经由寒转暖而转热。沉重的铁书架、沉重的大书橱、沉重的卡片柜——卡片屉内满满都是卡片,全都由年轻人狠命用肩膀扛,贴身的衣衫磨破,露出肉来。这又使我惊叹,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

    弱者总占便宜,我只干些微不足道的细事,得空就打点包裹寄给干校的默存。默存得空就写家信,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白天黑夜都写。这些信如果保留下来,如今重读该多么有趣!但更有价值的书信都毁掉了,又何惜那几封。

    他们一下去,先打扫了一个土积尘封的劳改营。当晚睡在草铺上还觉得燠热。忽然一场大雪,满地泥泞,天气骤寒。十七日大队人马到来,八十个单身汉聚居一间屋里,分睡在几个炕上。有个跟着爸爸下放的淘气小男孩儿,临睡常绕炕撒尿一匝,为炕上的人“施肥”。休息日大家到镇上去买吃的:有烧鸡,还有煮熟的乌龟。我问默存味道如何;他却没有尝过,只悄悄作了几首打油诗寄我。

    罗山无地可耕,干校无事可干。过了一个多月,干校人员连同家眷又带着大堆箱笼物件,搬到息县东岳。地图上能找到息县,却找不到东岳。那儿地僻人穷,冬天没有燃料生火炉子,好多女同志脸上生了冻疮。洗衣服得蹲在水塘边上“投”。默存的新衬衣请当地的大娘代洗,洗完就不见了。我只愁他跌落水塘;能请人代洗,便赔掉几件衣服也值得。

    在北京等待上干校的人,当然关心干校生活,常叫我讲些给他们听。大家最爱听的是何其芳同志吃鱼的故事。当地竭泽而渔,食堂改善伙食,有红烧鱼。其芳同志忙拿了自己的大漱口杯去买了一份;可是吃来味道很怪,愈吃愈怪。他捞起最大的一块想尝个究竟,一看原来是还未泡烂的药肥皂,落在漱口杯里没有拿掉。大家听完大笑,带着无限同情。他们也告诉我一个笑话,说钱锺书和丁××两位一级研究员,半天烧不开一锅炉水!我代他们辩护:锅炉设在露天,大风大雪中,烧开一锅炉水不是容易的。可是笑话毕竟还是笑话。

    他们过年就开始自己造房。女同志也拉大车,脱坯,造砖,盖房,充当壮劳力。默存和俞平伯先生等几位“老弱病残”都在免役之列,只干些打杂的轻活儿。他们下去八个月之后,我们的“连”才下放。那时候,他们已住进自己盖的新屋。

    我们“连”是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二日动身下干校的。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

    得一承认自己总是“偏右”一点,可是他说,实在看不惯那伙“过左派”。他们大学里开始围剿“五一六”的时候,几个有“五一六”之嫌的“过左派”供出得一是他们的“组织者”,“五一六”的名单就在他手里。那时候得一已回校,阿圆还在工厂劳动;两人不能同日回家。得一末了一次离开我的时候说:“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阶级斗争如火如荼,阿圆等在厂劳动的都返回学校。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单。得一就自杀了。

    阿圆送我上了火车,我也促她先归,别等车开。她不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我该可以放心撇下她。可是我看着她踽踽独归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了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破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忙又睁开眼。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火车慢慢开动,我离开了北京。

    干校的默存又黑又瘦,简直换了个样儿,奇怪的是我还一见就认识。

    我们干校有一位心直口快的黄大夫。一次默存去看病,她看他在签名簿上写上钱锺书的名字,怒道:“胡说!你什么钱锺书!钱锺书我认识!”默存一口咬定自己是钱锺书。黄大夫说:“我认识钱锺书的爱人。”默存经得起考验,报出了他爱人的名字。黄大夫还待信不信,不过默存是否冒牌也没有关系,就不再争辩。事后我向黄大夫提起这事,她不禁大笑说:“怎么的,全不像了。”

    我记不起默存当时的面貌,也记不起他穿的什么衣服,只看见他右下颔一个红包,虽然只有榛子大小,形状却峥嵘险恶:高处是亮红色,低处是暗黄色,显然已经灌脓。我吃惊说:“啊呀,这是个疽吧?得用热敷。”可是谁给他做热敷呢?我后来看见他们的红十字急救药箱,纱布上、药棉上尽是泥手印,默存说他已经生过一个同样的外疹,领导上让他休息几天,并叫他改行不再烧锅炉。他目前白天看管工具,晚上巡夜。他的顶头上司因我去探亲,还特地给了他半天假。可是我的排长却非常严厉,只让我跟着别人去探望一下,吩咐我立即回队。默存送我回队,我们没说得几句话就分手了。得一去世的事,阿圆和我暂时还瞒着他,这时也未及告诉。过了一两天他来信说:那个包儿是疽,穿了五个孔。幸亏打了几针也渐渐痊愈。

    我们虽然相去不过一小时的路程,却各有所属,得听指挥、服从纪律,不能随便走动,经常只是书信来往,到休息日才许探亲。休息日不是星期日;十天一次休息,称为大礼拜。如有事,大礼拜可以取消。可是比了独在北京的阿圆,我们就算是同在一处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
首页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