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教育是非常注重培养学习的能力。中国古代有一篇《学记》，专门来讲教育的功能、教育的方法，包括学习方法在内，它强调要培养人掌握知识、应用知识的能力，而不仅仅是记诵一些知识，所以中国的文化经常讲是以智慧为主而不是知识为主的。我们以前流行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我五十五年前进北大的时候，也经常说知识就是力量，掌握了知识，以后可以成这个家、那个家；后来发现，尤其是学文科的，知识多了，有时并不会真的让你有力量，反而束手束脚、动弹不得，用佛教的话说就是“所知障”太多，束缚着你，因为没有能力驾驭知识。如果你有能力驾驭知识，就多掌握一些，如果没有能力驾驭知识，那就少知道一些，关键是运用的能力。所以我说这句话要改一改，不要说“知识就是力量”，而要说“智慧才是力量”，智慧与知识确实不同，因为知识都是静态的、死的、固定的，而且是分门别类的，一个界限一个界限分开，尤其是今天，学科分类越来越细，造成我们的知识越来越片面，这又导致我们思想越来越僵化，因此我们很需要用智慧把这些知识联系起来，智慧是动态的，它可以发现知识、掌握知识、运用知识，这样知识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归根结底来讲，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究竟是什么呢？就是人本精神。这种人本精神、人文精神要与西方做比较的话，就是说人要有自己的自主权，既不要做神的奴隶，也不要做物质的奴隶，但又不要把自己凌驾于天地之上。既要看到人为万物中最贵者，又要去尊重万物，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西方文化确实是走过了这个过程，尤其是从中世纪到近代，刚才我讲的，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许多学者总结西方文化弊病的时候，就是这么总结的，原来是盲目服从神，后来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充分发挥人的自主性，结果又拼命发展物质，但又把自己变成了物质的奴隶，上个世纪西方一直喊的就是人是机器的奴隶，这在两个方面，都会失去自我。

    有时候我讲，全世界的学问归纳起来都是在探讨天、地、人之间的关系，上对天，下对地，一个是生命的起源，一个是生命的维持，地是维持你的生命，天是生命的来源，然后来探讨人与天、人与地的关系。中国文化中，人是从天来的，天是万物生命的本源，所以对天要尊重；人的生命又是靠地来维系的，地长万物养活人的生命，中国文化中又非常强调尊重地上万物生长规律，所以春天不能随意砍伐、捕猎，这个时候是幼小生命成长的时候，秋天的时候可以去砍伐、捕猎，去收获。这中间有遵循的规律，既看到人为万物最贵，又不要把自己凌驾于万物之上。中国宋代著名的哲学家张载说过“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即常说的“民胞物与”，所有的百姓都是我的同胞，一母所生，所有的物都与我同类。儒家有个重要的观点“仁民爱物”，既要爱民，又要爱物，人在万物中间是最灵、最贵的，但是人又不能随意妄为，道家思想更是如此。中国人文精神并不只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同时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需要在尊重万物的规则上面来进行。

    从思想方法上来讲，中国强调整体关联的思维方式，事物和事物之间都相互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佛教的思想传入中国以后，这个思想更进一步地发展了。因为佛教讲缘起，所谓缘起，就是一切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缘起最基本的表述方式就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也就是整个世界万物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佛教讲缘起共生。这跟道家的“天地万物一体”，跟儒家的“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思想都结合在一起，就是说，人不能凌驾于天地万物之上，人是天地万物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小天地，这是整体关联的问题，即刚才讲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部分不能离开整体，整体也不能离开部分。佛教还讲“个业”（别业）和“共业”，个人的业不只是个人要承担，还要社会共同来承担共业。人类对于外在世界的任何一种变动，早晚都会发生反馈，这个观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也已经明确说了，人类对自然的任何一种改造，早晚都会受到自然的报复。他举的是澳洲的例子，当时英国人放了一大批羊在澳洲，把草吃没了，澳洲一下变成了荒漠，后来再要人来恢复它。

    中国文化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是实践的原则，就是中庸。中庸并不是八面玲珑、不讲原则，中庸恰恰是强调一个标准、原则，也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恰如其分。八面玲珑不叫中庸，那在《论语》中叫“乡愿”，乡愿是“德之贼也”。而“中庸之为德，至矣”，中庸的原则并不是纯粹理性的判断，而是我们生活经验的积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生活中总结出这个结论来，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适度，掌握分寸，吃太饱了难受，饿了也难受。父母对子女不闻不问那糟糕了，太溺爱也糟糕了，所以中庸是要掌握一个尺度，掌握一个分寸，并不是说不让你讲原则，而是以这个作为一个标准。如上所讲，中国的思维方式是整体关联，实践的原则是中庸。

    中国人还非常讲究艺术熏陶，艺术也是人生中不可缺的。中国的艺术强调一种境界、意境，中国的艺术绝不是一个外在的景象的再现，而是要在描述的外在景象中表现出一种精神、意境。因此，宋代的大文学家苏轼曾讲过，“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中国的画也好，诗也好，都寄予了作者的一种精神，然后让欣赏者去体味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对人极其有益的。我经常给大家念一副对联，也是两句诗，看大家怎么来理解，上联是“未出土时已有节”，下联“及凌云处尚虚心”，我想大家都明白这讲的就是竹子。如果你听了后说，这诗写竹子真是逼真啊！那我就说你根本没有明白这首诗，因为这首诗不是告诉你竹子是怎么长的，而是告诉你做人在不出头的时候也要有气节，当你显赫的时候也要谦卑。希望我们年轻人，多学一点艺术，琴棋书画什么都可以，在艺术的人生中间去体会人生的艺术，没有艺术的人生，是体会不到人生的艺术的。其实艺术与科学是不能分家的，艺术具有创造性，可以用到我们的科学中间。中国的文化中，艺术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当年我们的老校长蔡元培受到那个时代的影响，也认为中国不应该有宗教，他也参加了反宗教大同盟，但他又觉得宗教不能完全缺失，后来他发现，宗教都是通过艺术传达，于是想，把宗教的内涵剥掉，艺术不也能陶冶人的情操吗？所以他提议，以美育代宗教。他还提出过以道德代宗教，以哲学代宗教，但他最倡导的是以艺术代宗教。这其实也说明宗教在文化中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问题是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所以我最近一直在呼吁，我们研究宗教不能再完全用西方的宗教学理论的方法来研究，我们应当根据中国宗教的实际情况，来建立我们自己的宗教学理论体系，用西方的宗教理论来研究我们的宗教，完全不适合。这个问题也不仅仅是我们提出的，一些韩国的、日本的学者也认为，以前我们都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我们自己本土的东西，有很多是不相适应的，因此它也无法指导我们宗教的发展。

    不了解过去，就无法研究现在，反过来一切讨论古代的问题，都是要为当下做一面镜子，所以，说古是为了鉴今。我们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生，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未来的30年就要看在座的诸位了。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历史，也就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因为过去与现实是分不开的，我们只有真正地理解传统、了解过去，才能把现实的问题处理得更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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