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学者刘建平先生是我的朋友，但是他对《色·戒》的评论观点我不能苟同。他的文章说：“影片基本隐去了他（易先生）出卖民族利益、屠杀抗日志士的凶残与血污，只让他穿梭于官邸、公寓、汽车、奢侈品商店等象征权贵和现代化文明的空间，突出他对美女肉体的渴望或对所谓爱情的追求。”
影片真的隐去了易先生的“凶残与血污”吗？如果看得仔细，你不会看不到片中多次出现上海街头尸体横陈、警笛呼啸、特务和日军猖獗的镜头。一个恐怖政权下的恐怖城市，是谁的“杰作”呢？影片也多次提到易先生的机要地位，那么不是他的“杰作”又是谁的？是否一定要易先生出现在喋血现场，才能证明他的“凶残与血污”呢？
片中还有一个镜头足以表明叙事者对易先生的暗讽：夜里，王佳芝来到易先生的密室门口，看到他正在焚烧文件。密室墙上，一幅是孙中山的头像，并列稍下方的，是他自己的头像。此镜头暗示了易先生的权力欲和妄想狂。这是影片对易先生内心刻画最毒辣的一笔，但是它不会高声嚷出这一笔。无言的暗示，是严肃艺术家尊重观众的方式。
影片中的易先生是个人格分裂的人。他阴骘、狡猾、残忍、嗜血、酷爱权力，这从片中呈现的特务机关的阴森环境，他阴沉的眼神、诡秘而不见天光的出场方式可以见出；同时，在他的黑暗生涯中，他本能地怀有对青春、纯情和安宁的渴望，他也自知自己不过是“日本人的娼妓”（日式酒馆里与王佳芝对语），他并非完全对此感到心安。正是此种双重人格才使故事进展获得张力。
艺术家在创作作品时，必须一视同仁地同情、理解和爱他笔下的人物，他的作品人物才会有呼吸，有生命。如同上帝爱他所创造的每一个善人与恶人。他不可以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立场强加给他们，那样的话，他的人物就是纸片和标语，不是艺术形象。如果这样地进行创作，才是违反艺术道德的。
艺术自有其严苛的道德，但这种道德和社会道德完全不是一码事。如果后者硬要对前者发言，并不妨事。但如果后者有朝一日变成艺术的强制律令，那将是艺术和社会的双重灾难。人们将重回到精神的幼稚和单一状态，而无穷无尽的精神幼童将会做出些什么事，真是让人十足捏把汗。扯远了。
简言之，无论易先生还是王佳芝，他们都是归属不同而本质趋同的庞然大物的祭品。目睹这祭品的毁灭，观者当产生对此种“庞然大物”的警惕和反思。我以为这是影片要说的主旨之一。
有论者认为西方大片《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等都以胜利者姿态正面弘扬了高尚人性和人文精神，中国电影《色·戒》却如此阴毒凄惨，还有何“人性”、“人文”可言？
需知一切作品的生命力皆产生于真实的体验。西方国家设有保护公民自由和权益的法律制度，个人拥有全面尊严和权利，产生于此种现实基础上的电影业，自然会拍《拯救大兵瑞恩》之类。中国有史以来，可曾有软件硬件真正全面有力地保护公民个人尊严和权利？但愿我们正走在这途中。国家的绝对权力（古代是皇权）的阴影，是中国人数千年的噩梦。此种现实历史经验，产生电影《色·戒》岂非自然？如果一律是《英雄》那种电影，中国才是真的没救。如果没人敢从精神上批判地正视自己的恐惧经验，我们也就永远无法走出这种恐惧。
鲁迅先生警告国人：“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这难道可理解为他鼓励国人甘当亡国奴？不，相反，他是提醒人们在任何人的统治下，都不要忘记追求个人自由和独立——无论日本人，还是国民党。
我想李安是理解这句话的。但我没有把握，那些沉浸在民族义愤中的同胞们是否能够理解。
200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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