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淑萍

    那一年我刚参加工作。寒假回杭州，同事张老师托我代修一块表。这是一块罗西尼男士表，发票上标价600多元，当初他是在杭州城里买的，他戴过一年多，表里进了水。举手之劳，我当然满口答应。

    星期天，父亲去湖滨书画社买宣纸、湖笔。我把表和发票交给他，让他顺便把表修了。中午，父亲十分沮丧地回来了。原来，书画社的大厅里经常有一些书画爱好者当场挥毫泼墨，共同切磋书艺。旁观的人群里，没准就有一两位是市里的书画名家。有人当场写了一幅行草，父亲跟他切磋起章法和“飞白”。旁边的一位中年人很专注地听。最后，他说：“这位老师所言极是，想必您的字也不俗，能不能显露一手，让我们开开眼界？”父亲一时技痒，把包一搁。托付那人照看一下。父亲在洁白的宣纸上笔走龙蛇，心无旁鹜。书写完毕，却发现那个包不翼而飞。他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人是不良之徒，设下圈套让他钻。他揪住了那人的袖子。后来，书画社的保安来了，一番盘查，知道那人是来自宁波某学校的美术老师，确实是书画爱好者，由于看得太专注，没有顾及那个包。他满脸的愧疚，一个劲儿地道歉。父亲也就没说什么。“下次把你的绘画作品寄两幅过来吧。”父亲把地址给了他，但心里并没抱太大的希望。

    那包里，有一千多元现金和那块表以及表的发票，还有几支上好的湖笔。

    我顿时愣住了。“你把事情的起因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你的同事，或者，我们就赔一些钱。这些钱，爸爸会给你的。”父亲像做错了事的小孩，怯怯的，可怜巴巴地说。

    我明白，这是一件多么尴尬的事情，同事一定不好意思让我赔钱，但心里又肯定不舒服，日后相处肯定勉强。与其两个人不痛快还不如我一个人承担了这件事。思虑良久，我有了一个主意。也许是因为工作后明白赚钱不是件容易的事，一下子要赔出600元，我着实心疼，还流了眼泪。

    回到学校，我充分发挥了编故事的才能。我对张老师说：“那块表，那家店尝试修了几次，越修越不行。我抢白他们，并扬言要投诉。他们怕影响表店的声誉，愿意抹掉一点零头赔你，但发票必须还给他们。”

    “还有这样的好事？”张老师一听就乐了。

    后来，父亲来信，那位宁波的老师，果真没有践约，把他的绘画作品寄去了。画技不错，而且是用了心思画的。“我们把画裱好了，你回来时好好看看。”父亲很开心，当时丢包的阴霾已一扫而空。我回信时也撒了个谎，说同事没让我赔钱，他早已有了新的表。

    我呢，对表的事只字未提，但隔了一阵，告诉了我的朋友金老师，她答应严守秘密。不过，她说：“你很冤枉，不明不白垫进600元。”我说：“我只是把复杂的事情作简单处理。

    后来，我和张老师有些工作上的误会，简直到了不可调解的地步，他对我颇有微词。甚至，背地里对我的人品有质疑。我想，有时候，一个人脑袋里进了水，就没办法了。金老师不忍看着我受委屈，她犹豫很久还是把那块表的事情告诉了他。

    “我当初就觉得蹊跷，哪有这样的好事，但又想不出个所以然。你应该明讲的。”张老师第二天来找我，执意要还我钱，我执意不要。结果是金老师折中一下，张老师退还了一半。当然，我和张老师之间的误会也就云开雾散了。

    想不到遗失了那么多年的表竟到现在起了作用了（我早已忘却了）。我想，当年，若不是我爽快地应承修表的事儿，若不是父亲进了书画社，假如我自己去了钟表店，假如父亲先去钟表店，那又会怎样？可是，现实中，那块表确实丢失了，还搭上父亲的千把块钱。如果我那年原原本本对张老师说了遗失手表的事，那么，现在我和他之间的误解靠什么来解开？

    据说，那位寄了两幅画的老师，现在已成了画坛名家，他的画作行情见涨。可我父亲珍藏着画，不肯出手，说能把友谊拿去拍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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