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端本澄源，源清流洁
康熙一贯认为：因为高层官吏是低层官吏的表率，中央官员是地方官员的榜样，只要高层官吏能够奉公守法，不违背做官的原则，低层官吏自然就会廉洁奉公，既所谓“大法则小廉，源清则流洁”，因而他把察吏的着眼点放在高级官员身上，尤其是地方督抚大员，京城二品以上的大员。
早在康熙亲政前夕，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和御史余缙等人在遵照康熙求严旨意，条奏时弊时，就都指出了民间疾苦与督抚大员贪婪残暴之间的密切关系。熊赐履还就此建议，以后考察官吏时应把民生状况作为评价守士官吏称职与否的标准，进而以守士官吏是否清廉有为，作为考察督抚大员优劣的标准。他们的奏议虽然没有涉及腐败问题的更深根源部院大臣，即那些可以利用所掌握的官员任免权与钱粮奏销权，向外官勒索贿赂的高级官员，却也十分中肯，所以给康熙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康熙亲政后，十分重视高级官员的考察与管理。
刚开始的时候，康熙对外官和京官勾结行贿纳贿这种事，只是采取教育警告的方法予以禁止，结果陋习相沿不改，低层文武官员仍然借年节名目勒索兵民，以馈送督抚提镇司道等官，而督抚提镇司道等又苛索属员以馈送在京部院大臣等官。因此康熙下令严厉禁止：今后有仍蹈前辙者，“事发之日，授受之人一并从重治罪，必不姑息”。为割断督抚与部院大臣之间的非法联系，康熙特别规定：凡督抚司道官员与在京大臣，彼此谒见、馈送，因事营求，以及指派家人问候往来者，将行贿者与受贿者一并革职；即使官员本人不知其事也官降二级，并且将经手此事的双方家人一并正法。
康熙对督抚与部院堂官营求结纳、分树门户、处理政事、丢弃原则的弊端更是深恶痛绝。山西巡抚穆尔赛贪酷至极。当康熙问大学士、九卿等时，他们反而为其百般解脱，以免其受处罚，康熙大怒，将勒德洪等人降级处分，穆尔赛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康熙还发现，“河工诸臣，一有冲决，但思获利，不尽心堵筑，以致数年不能完工，耗费银粮无数，其根源就在工部官吏有意纵容。
因此他亲自主持清查，分别给以惩处。他深有感触地对大臣们说：“天下百姓所依靠为生者在守令，守令是否贤良决定于布政使和按察使二司，而布按二司官是否贤能决定于督抚，督抚所为又决定于部院大臣。因此，如果部院大臣做事公正廉明，那么地方上自督抚以至州县官吏自然能成为勤政爱民的好官了。”
康熙把整顿吏治放在高级官员身上，应该说是有其普遍意义的。因为高级官员身居要职，可以直接影响下属，因此，高级官员的好坏决定着整个官员队伍的好坏。而且他们往往还可以左右重大朝政，决定国家能否按正常轨道行事。也正因为如此，历代都把严格约束和考察高级官员作为吏治的第一要务来抓。
2．善辨忠奸，大义分明
常言道：大事坏在小人之手。中官（太监）当中，小人居多也。看看中国历史，由于中官而亡国的为数不少。所以康熙帝在中官的任用上慎之又慎。
顺治帝死后，康熙即位，当时康熙年仅八岁，由其祖太皇太后和一批老臣们参与辅政，他们想恢复太祖太宗时期的旧制，因此决定撤掉由太监掌监的十三衙门，仍设内务府。顺治十八年二月十五日，刚刚继位的康熙谕吏、刑等部各衙门，历数太监罪说：“朕想历代理乱不同，都是因为用人不当所致。大概委用太监宦官，未有不发生乱子的，加上卑鄙的小人随声附和，那么危害就更严重了。我太祖太宗，接受历史的教训，不设宦官；先帝顺治因为宫廷内需人供役，偶尔使用此辈，接着发现他们奸诈狡猾，所以在遗诏中说：祖宗创业，未曾任用中官，而且明朝亡国，也因委用宦官，造成祸端。朕遵照父皇的遗诏，铲除弊端，因而详细体察其中的原委。于是得知满洲的佟义，内官吴良辅，阴险狡诈，巧弄其奸，迷惑欺骗，交易祖宗旧制，倡立十三衙门名目，结党营私，恣意妄行。借故浪费钱粮，以便任意侵吞，权势震于中外，作威作福。大肆贪污，互相勾结，作恶多端，凭借权威，独断专行，内外各衙门事务，任意把持。广兴营造，糜冒钱粮，以致民力告匮，兵饷不敷。这二人互相勾结，违法乱纪，破坏本朝淳朴的风俗习惯，改变祖宗久定的典章制度，罪情重大，万恶至极，全国莫不痛之，虽然绳之以法，不足以当其罪。吴良辅已经处斩，佟义如不处死，法网难容，已经正法，命将世职削去。至此十三衙门尽行革去，凡事皆遵太祖太宗时定制执行，内官永不再用。
十三衙门成立于顺治十一年，十八年撤掉，在这短短的七年中，他们干了许多坏事，现在也只好停止其活动，重建内务府管理朝廷日常事务。康熙以后的二百余年间，每一朝都效仿，都再没有宦官专权的事。光绪朝虽有安德海、李莲英等人受宠，但始终都不能干预朝政。康熙常常在与大臣的谈话中，揭露太监的罪行，痛斥宦官作恶多端，不让宦官有干预政事的可能。
康熙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康熙对修明史的官员说：宦官为重，历代有之。如明朝的王振、刘瑾、魏忠贤之流。罪孽深重，作恶太多。崇祯诛锄阉党，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三十三年五月十四日，有刑部等衙门题报：太监钱文才打死民人徐二，应处以绞刑，监候办理。为此，康熙对大学士们说：凡是太监犯罪，决不能宽恕，应该加以治罪。朕发现自古以来，太监善良者太少了，关键在于人君防微杜渐，开始就注意，如果开始就姑息纵容，逐渐玩弄权术，等到势不可遏，虽然想制服，却并非易事。如汉代的十常侍、康代的北司，窃弄威权，甚至皇帝起居服装饮食，都在其掌握之中，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太监原来是被阉割的人，其性情与一般人不同，有年已衰老而一言一行还像个婴儿，外表装作老实厚道者，内里却居心叵测。必须是人君英明，这些家伙才无法施展权术。朕听说明代皇帝将朝廷奏章的批答权委托给司礼监，司礼监又委之名下内监，此辈素无学问，不知义理，委之以事，怎么能不发生谬误呢？其间闹出多少笑话，简直不可思议。
康熙帝又说钱文才杀人案，你们要记住，到秋天审判犯人的时候，一定要严加惩办，不能让他漏网，逍遥法外。
四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江南道御史张瑗上疏，要求将西山碧云寺后葬有前明太监魏忠贤之墓及碑二座，彻底毁掉，因为康熙一直对太监心存痛恨，于是特旨批准此事。
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康熙阅读明史，将其心得体会讲给大学士们听，他说：朕自幼年的时候，即每件事都好问个为什么？明代太监的事，朕都看过，所以那时候的事，朕知道得很详细。太监魏忠贤的恶劣形迹，史书仅仅记其大概而已，还没有详细记载。明朝末年的皇帝多有不识字者，遇到讲书时，就垂幔听之，诸事听任太监办理，所以生杀大权，尽被这些人操纵。
康熙又说：明史记载杨涟、左光斗死在北镇抚司狱中。闻此二人，在午门前受御杖而死，太监们用布裹尸拖出去。至于随崇祯殉难的人，乃是太监王承恩，因此，世祖章皇帝作文致祭，并立碑碣。
以上这些事情，说明康熙对历代作恶多端的太监深恶痛绝，非常厌烦，只有王承恩例外，因为他对自己的君主忠心不二，最后随君而死，像魏忠贤之流，作恶多端，残害生灵，恶迹昭彰，康熙对其墓、碑下令毁平，似有不共戴天之仇。何以如此呢？因为此辈祸国殃民，清代宫中太监仅供洒扫使役不给权柄。权衡利弊，忠奸分明，不重小人用是康熙用人的标准。
3．抓典型，处贪官
康熙帝宣传清官，培养、扶植、重用清官，鼓励官吏争当清官，做官要做清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安定团结，万众一心。然而清官毕竟还是少数，其活动范围也受局限，就是因为这样，康熙帝在不断发现清官的同时，还认识到应该惩治贪官。
八年五月，康熙设计擒拿鳌拜之后，以鳌拜辅政时“荐劾不公”为由，特诏举行察典：对在京三品以上官员，不分满汉，以及在外督抚“详加甄别”，九月，经他考察后，对各级官员革职、降级，“体政”在京满汉官员共八十三人，其中有尚书、侍郎、左部御史、左副都御史、内三院学士等。此外，还将十余名总督巡抚革职，体政或随旗行走。其中只有山陕总督莫洛、陕西巡抚白清额，由于地方文武官员会疏保留，康熙“特顺舆情，免其处分，仍留原任”。
在平定“三藩”叛乱后，康熙处理了一批侵蚀兵饷等重大贪污案件，侍郎宜冒阿被派往广东查点尚之信家产，与同去查看的广东巡抚金俊共同收贿，侵吞兵饷及入官财物，收受尚之信及商人沈上达巨额贿赂，白银多达八十九万两及财帛等物。宜、金二人因为害怕这件事被告发，于是就设法把沈谋害了。事发后，康熙派重臣详查审理此事，于二十三年五月十八日结案，宜冒阿、金俊、及郎中宋俄托、员外郎卓尔图及尚之璋、宁天祚、王瑜等拟斩，道员王永祚拟绞，等到秋后一起处决，奉差审理此案的刑部侍郎禅塔海因未审出谋害沈上达事件而被革职。
另一重大案件是汉军正白旗人蔡毓荣“贪污逆产案”。吴三桂叛乱时蔡毓荣任湖广总督，后被授馁远绿旗兵总统同定远平寇大将军贝子彰泰，在攻入云南省昆明时，蔡毓荣将吴三桂入官的家财全都装入自己的腰包，中饱私囊，并大量馈送给贝子及其他大臣、官员等。此事康熙早有所耳闻，他曾对工部官员说：“蔡毓荣民前用兵时，每天销算估计营造等事，多行浮冒侵渔人己，云南军前官员少有不得其财者。”
二十五年十月，蔡被改调为兵部侍郎。十二月，云南侍卫纳尔泰等人首告蔡行贿之事，隐匿应入官妇女及徇纵逆党等情。康熙帝得到这些证据后，立即传谕，将蔡毓荣及其儿子蔡琳革职查办，详加审问，但因为蔡行贿范围太广，牵连的人数太多，不便一概论处，因而也无法重处蔡毓荣，结果是：
蔡毓荣被从宽处理免即处斩，没收家产著枷号三个月。鞭一百，并分家子发往黑龙江。刑部官员因为不能“秉公研讯，律拟失当，显系徇庇”，分别受到革职，降级等处罚。
4．树榜样，扶清官
康熙认为，居官既廉办事百善，即使钱粮稍有不足，百姓也会彼此勉励，设法度过难关。康熙以廉吏事迹，激劝百官，澄清吏治，希望能在潜移默化中改掉贪风。
康熙帝特别重视干部队伍的清正廉洁。清官需要发现和扶植。一旦发现，便应该加以认真培养和扶植，并且加以奖励且始终不渝。康熙帝发现的第一位清官是直隶巡抚于成龙。
于为山西永宁人，顺治十八年任广西罗城知县，时年四十五岁。六年，升四川合州知州，八年，升湖广黄州府同知，十三年二月，升武昌知府，后调任黄州府知府。
吴三桂叛乱率军盘踞湖南时，煽动湖北数县响应他的号召，叛兵称十万大军逼向黄州。当时因援兵皆赴湖南，黄州情况十分危急。有人主张退保麻城，于成龙则认为，黄州乃是七郡咽喉之地，“弃之则荆岳瓦解”，因此，齐集乡兵数千人，亲自率军，冒着叛兵的矢石，带军拼杀，剿抚并施瓦解贼众，费时仅二十四天，“以乡民数千，破贼数万不费公家丝粟”，平定了黄州。从而打开了平叛战争后方的要道，有力地支援了荆州大军。随后，于成龙连升江防道员、福建按察使，布政使。十九年，升直隶巡抚。于成龙上任后是非分明，公正廉洁，同时还支持公廉官员，弹劾贪黩县令。二十年二月，康熙得知于成龙清正廉洁的事情后，于五日在懋勤殿亲自召见他，表彰说：“尔为当今清官第一，殊属难得。”勉励他“始终一节”，赏赐白金、良马、御制诗等。奖励他廉洁公正爱护百姓，于成龙提出免钱粮、赈济灾荒等要求，康熙帝一一应允。
同年年底，于成龙被提升为两江总督。他感激皇帝的知遇之恩，到任后，更加勤奋，诫属吏、革加派、易积弊，做事每每直到天亮，官员们听说后，都悄悄地改过自身，史载：尝缴行村堡，周访问里情伪，遇盗及他疑狱，跟踪迹得之，民惊服。江南的官员都知道于成龙爱微服私访，每当遇到白须且面貌伟岸之人，便相互告知，循规蹈矩。士大夫家里减少车辆随从，有婚嫁之事也免用鼓乐，豪猾率家远遁。然而，秉公办事，太正直的人也会招致别人的怨恨。居然有人想害于成龙而报自己的私怨，以致于他被告知体政。但康熙特旨请予以留任。
二十三年四月十八日，于成龙病逝，将军都院等大僚察看他的遗物时，“惟笥中绨袍一袭，床头盐豉数器而已”。康熙帝闻知后，感慨非常，于是“博采舆评”，称于成龙为“天下廉吏第一”，加赠太子太保，予谥清端，荫一子入监，并御出“高行清粹”祠额及楹。
康熙奖励清官，意在倡导百官效法。二十七年四月，授满洲镶黄旗人吏部侍郎付拉塔为两江总督，临行的时候，对他叮嘱道：尔此去当洁己行事，前任总督数人无过于成龙者，尔如其所在矣。付遵旨赴任后，果然不负皇上厚望，清弊政，斥贪墨，康熙帝听说后，甚感欣慰，在各方面给予他大力支持。当时，赣县知县刘瀚芒私征银米十余万，其上司赣南布政使、按察使等始终庇护着他。于是，付拉塔奏请皇上将他们一一罢免。
付拉塔奏请皇上免除江宁房屋税及淮、扬荒赋，请将历年积贝逋赋量为带征，请开仓赈济贫民，扩大科举名额等，都被康熙批准。三十三年五月，付拉塔死于住所。康熙看到遗疏，非常痛惜地对大学士等说：江南江西总督居官善者，自于成龙以来，惟付拉塔一人。付拉塔不畏权势，和而不流，仰体朝廷委用之意，爱恤军民，甚属民嘉。遂派人赴江宁致祭，赠太子太宝，谥清端，予骑都尉世职令其子承袭。四十四年，康熙第五次南巡，路经雨花台，赐御出“两江遗爱”匾额，命人挂在付拉塔的祠堂内。
在于成龙、付拉塔的影响下，满洲镶蓝旗人格尔古德、汉军镶黄旗人范承勋，江苏巡抚张佰行，闽浙总督王骘等官员也都相继成为著名的清官。
康能称职，诚能爱民，在二十至二十五年间，康熙以积极的态度发现、培养、提拔清官，已大有成效。但廉吏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其中也有未经调查研究，盲目主观臆断之时，但康熙一旦发现所用之人并不是全廉洁，便及时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希望他能够尽快改正。
康熙帝深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自于成龙，付拉塔之后，又出现了许多廉洁奉公的清官，如：“居官甚善”的山东兖州知府张鹏翮、“实心供职，克尽勤劳”的三河县知县，后累升为广西巡抚的彭鹏、“百姓甚称其贤”的江苏吴江知县郭琇、“声震朝野”的左都御史，疏劾大学士明珠，另有余国柱及杰出清官陈宾等人。五十四年十一月，康熙帝对阁臣们说：“非有实行，岂能得此？国家得此等臣，实为祥端。宜从优表异，以利清操。”
5．重开风闻言事之例
御门听政是皇帝了解外界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对国家实行有效管理的主要手段。但仅此远远不够，所以才有康熙一生的六次南巡。
说起南巡，当然其最主要的一个任务是治理黄河，但同时也有了解民情、考察吏治的目的在里边。巡视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想用这种巡视的方式达到上述目的，显得有些勉强，也有些难办，无论如何微服私访，要想知道全面且准确的情况，尤其是想借用这样的办法来达到指导全国政治的目的总是显得虚幻。再说皇帝出巡、私访还有巨大的风险，皇帝的行动不可能没有人知道，若知道了，地方的官吏就可以做手脚，那皇帝得到的情况就有可能是假的，可能会被欺骗。
就像药用久了，细菌、害虫体内会产生抗体一样，到了康熙朝后期，由于皇上在位时间久了，一些官员对康熙皇帝的脾气、性格有了一定的了解，就懂得了如何周旋、应对，所以，吏治问题更加突出，于是，除了出巡，康熙在一定的条件下又注意了密奏方式的使用，即除了听那些他十分信任的大臣之外，他还很注意听取非正常途径的启奏，并把这看作自己的特别耳目。他说：“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折，莫测其所言何事，自然各加警惧修省矣……”这实际上说出了密奏的威慑作用。
凡事都有利弊两面，密奏当然有优点，但密奏也有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事情，有受命大臣外出情况的汇报；有下面一时还不知道其来源的密报——为配合密奏行为，皇帝还专门派钦差大臣拆阅密奏，而这一部分密奏可以说是密奏的主要内容，操作起来比其它正常的奏章要麻烦得多。
早在康熙四十一年，督抚就有密奏和捉拿歹徒的特权，为了获得更为准确的情况，掌握更多的下情，康熙帝在其执政后期又特别规定：从京官到地方官的所有兵官，只要够级别的就有密奏之权。
显然，康熙皇帝看重密奏有他的道理，关键在于它有着平常的启奏起不到的作用。譬如在康熙五十年，就是因为密奏，江南科场作弊案才被揭发出来，江苏巡抚与主考官协同勒索考生银两，因之查实，并得以重处。
正如前面所说的一样，密奏有其好处，但它的弊处也不少。康熙认识到，密奏较难甄别和控制，用密奏陷害忠良也是很容易的事，所以他说：“稍有忽略，即为所欺。”与平常奏报受欺的弊端相比，陷害忠良这一弊端当然更为可怕。
与密奏相辅相承的是风闻言事制度，它基本上是由科道官执行的，也就是说由言官来做事。在康熙朝，就是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在清朝以前，御史属御史台，给事中属门下省，故也称科道官为台省和台谏，其作用就是充当皇帝的耳目。他们地位不高，但职权可不小，不过与密奏相比较，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康熙朝对它关注更早。
所谓风闻言事，就是根据道听途说的消息启奏政事。其利弊大约等同于密奏，没有真凭实据，捕风捉影，有时不无裨益，有时反有可能把事情弄坏。既然弄坏事情，当然还必然会陷害好人。
一般情况下，有时候会出现这样一些情况，朝中或地方官吏中出现了隐藏很深的罪大恶极者，或者权大势大的人，那么启奏的人为了保全自己，同时又能揭示出问题，往往会用一种婉转的语言假托听说如何如何，这种情况是客观存在的，需要细加区别，举一反三，以发现隐情。
就风闻言事这种政治手段来说，历史上也是原本就有的，在明代就似乎用得十分充分，所产生的弊病也比较突出，因而清初的君主们用这种方法特别警惕。明代风闻言事的恶果是十分可怕的：官员们结党营私，左右朝政，特务横行，清白不得自保，因之朝政黑暗。于是，为了吸取明代的教训，康熙的父亲顺治帝一度命令禁止风闻言事。康熙继承父志，并说：“从来与民休息，道不在扰，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因而严禁风闻言事。并于十八年亲自组织了一场关于风闻言事的辩论。
对朝中文武官员来说，那时一场令人记忆犹新的辩论。在那次辩论中，康熙一方主张禁止风闻言事，以吏科给中姚缔虞为代表的一方则主张风闻言事，姚的论点是自从禁止风闻言事以来，言官的精神都萎靡不振，天下言路闭塞，邪佞无所顾及。姚的观点自然有他的道理，但康熙考虑到许多因素，一时没有纳用，相反在这次辩论中，言官还受到了徇私好名的批评，这样做，康熙皇帝有目的，应该说是有意而为的。
也就是说，复行风闻言事，当时时机并不成熟，能否复行风闻言事，康熙帝犹豫不决，在等待，伺机而行，需要找到一个让人可以接受的突破口才好。
到了二十六年，康熙皇帝发现大学士明珠的所作所为侵害到了皇权，由于他的权势过大，众官都不敢正视他，这时康熙想到了风闻言事，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康熙明确宣布了要复行风闻言事制度，并说：“凡参劾贪官，其受贿作弊处，因身未目睹，无所对据，恐言事不实，不行参劾者甚多。今间有弹章，亦止据风闻参劾耳。敬非通同受贿，何以深知？天下岂有通同受贿，而尚肯题参考是乎？自来有风闻之例，世祖皇帝时及辅政大臣停止。今行此例，贪官似有畏惧。若有挟私仇参劾者，必须审明，果系挟仇，自有反坐之例……”
——大意是说：只要是参劾贪官的，贪官受贿作弊时又不在场，没有办法对证，这样参劾者就会担心参劾的话与事实不一致，为此取消参劾念头的人特别多，这是不合理的。现在偶尔也能收到一些弹劾的奏章，但依据的证据也只是道听途说而已。问题就出在这里，你也没有参与受贿，怎么能知道得那么确切呢？难道只有参与受贿了，才会愿意参劾，世上有这样的人吗？国中过去本来是有风闻言事先例的，被世祖皇帝和后来的辅政大臣停止了。现在再启用它，贪官就有可能因此而害怕，这样就好嘛！参劾也有弊端，容易被人用来陷害别人，这就需要加以甄别，如果发现有挟私陷害者，自然有反坐的惩罚措施。
终于等到了成熟的时机，也找到了突破口，于是康熙帝就堂而皇之地为风闻言事开了绿灯，将言事的人扶上了正座。从上面的话语来看，康熙皇帝在其中确认了使用风闻言事的必要，并提出了约束的办法。于是，风闻言事在当年就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随着湖广巡抚张沂被揭露，风闻言事者，分管山西方面监察工作的山西道御史陈紫芝被破格提拔为大理寺少卿。接着，大学士明珠被弹劾，他的许多罪行公诸于众，五位大学士很快被撤换了四位。
战果的确非常可观，至三十九年十月，康熙重申了风闻言事的必要性：“嗣后各省督、抚、将军、提、镇以下，教官、典史、千把总以上，官吏贤否，若有关系民生者，许科道官风闻人奏。”
从此，风闻言事作用大大发挥，然而也有不尽人意的时候，由于拿不到最终的实据，受参者又拒不承认，受到风闻言事弹劾的噶礼换了个地方仍然当官，为此康熙皇帝非常窝火，但也没有办法。天下者皇帝之天下也，但也是天下众官勤而有治的天下。做皇帝的做事要靠下臣，众官不尽力，皇帝也会无可奈何的。
就像前面所谈过的密奏一样，每样事都有其利与弊，风闻言事也自有其短长，康熙帝取其长，避其短，使这一制度发挥了它尽可能的作用，这就是智慧。
6．注重亲察，兼听密奏
康熙说过：从来君臣一心图治，天下不患不治，患在知人难，用人不易。有治人始有治法，行实政必有实心。“政在得人，不在官多”。意思是说，只要用了得力之人，就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吏部尚书郝维讷奏日：“浙江巡抚李之芳请复设推官（各州府掌理刑狱的佐官）。臣等察核推官一职，康熙六年已经过议政王大臣会议研究，决定裁撤。后来山东巡抚刘主躅，御史万泰、孙锡龄都先后请恢复推官一职，都没有批准，凡是各省的刑名、府、州、县官俱有专责，推官原属冗员。李之芳的奏请，应该不必讨论。”
康熙接到吏部的转发报告，批示说：政在得人，不在官多也。
吏部尚书郝维纳又奏：碰巧推荐福建按察使，正式候选人是山西参议张所志，候补候选人是福建参议王国泰。康熙问：何人所举？答日：魏象枢、田六善、李宗礼、徐告武四人推举张所志；宋德宜、田六善、余国柱三人推荐王国泰。康熙问：王国泰为人如何？宋德宜回奏：臣在户部，王国泰做司宜，知道他有才能，办理能力强。康熙又问：张所志的为人怎样？魏象枢回奏：臣做御史的时候和张所志处于同一职位。后来他调到其他地方任职，听百姓说他操守廉洁，政绩不错。
康熙听了之后，对候选与候补候选人点头表示同意。
在官员任命上，康熙帝历来是非常慎重的，因为这将左右地方或所属的经济、治安等诸多问题的解决。但各部门官员上任之后，并不是万事大吉，还要应付康熙皇上定期或不定期的考察。
民生不遂由于吏治不清，察吏所以安民，民安则天下自安。康熙考察官吏的主要办法是通过职能部考察、亲察、密奏，而且尤其注重亲察，兼听密奏。
康熙经常采取的方式是亲察，主要是通过亲自接触官员进行考察，考察的办法很多。总督巡抚及各省其他文武官员们，离京赴任之前，他们都要向皇上告别，这就是所谓的陛辞，即陛见皇上，接受圣谕。接见时，康熙总是毫无例外地有针对性地和他们研究时务，提出要求，通过对话，做初步考察：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山东巡抚施维翰走马上任，告别皇帝，君臣间研究了防止当地兵丁闹事问题。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漕运总督徐旭龄陛辞，皇上和他研究了禁陋规、节约开支、整治官员队伍的问题。
皇帝知道徐在山东巡抚职位上，为官一向比较清廉，因为前几任官员都不称职，所以才将他升任此职。并且特意对他说：“源洁则流清”，你是大官，务必要自己做好，起到表率的作用，官员们自然就不会再作奸事。徐感激皇帝对他的知遇之恩，提出了一套禁止陋规，节省开支的计划，他上书回奏皇上说：凡是营私舞弊的官吏，莫如钱粮火耗，臣在山东曾经严禁。现在漕运陋规，巧立名目，积习相因，不可枚举。比如漕运过淮河，按例应当盘难，可是经营官员专事勒索，以致旗丁穷困，盗卖漕粮，亏损国课。臣到任后，一定要彻底清理，以解决军民的困难。至于额设标兵六千人，臣衙门没有防守的任务，似应酌量裁减，以便节省军事开支。前任漕运官原为满官，故所有的文件皆用译员。臣是汉人，奏疏只用汉字，所设译员也应该裁掉。官省则弊也省，似于地方有益。康熙听了，表示赞成和扶持。说：这些应该做的事，你到任后立即向上奏报，朕自然会批准执行。漕河事务原属一体，凡是河工有关漕务者，你可就地处理，不必推诿。其属下官员好坏，应当多加细访，查证核实，方可入告。“举一人务使千万人知劝。劾一人务使千万人知惩”。至于待所属官员，不要过于刻薄，他们各有难处，你应该平等待人，那么下属官员就心悦诚服了。徐旭龄闻言非常感动。奏报说：圣谕明见事理，臣一定仰体遵行。臣今天就出都门，离开京城，去天日远，犬马之情，不胜依恋。
徐旭龄说完就走了，离开京城去上任了。
二十七年十月十二日，盛京刑部侍郎吴什巴陛辞，康熙帝对他说：朕闻盛京地方，有很多光棍地痞无赖，相互打官司告状的人很多。你前去审理诸事，慎重行事，不要带有偏见，感情用事，一切从公出发。朕还听说盛京刑部遇到审理案件时，别的部门以及旗人各官都参与其事，纷至踏来并坐在一起，干预所审案件。过去北京也往往有类似事情发生，朕再三申饬，现在已经没有此事。你到那里全力解决此弊，公事公办。
通过陛辞时的考察，不仅让皇帝对新任官在上任前的思想动向有了初步的了解，而且官员也可以对自己所要面临的新的职务的责任，主要面临的问题，在心里也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这样到任后就可以尽职尽责。康熙对各个地方的情况知道得特别清楚，这样下达谕旨时就不限于抽象的说教，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导。地方官赴任后，仍然会经常被皇上召见，以便就当地情形及兵民生计等问题面加询问，考核优劣：任命其他官员赴任前，康熙帝也往往令人引见，通过谈话掌握思想动向，接见注重实效，不走形式，不走过场，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如二十五年三月，康熙对各省的布政使及按察使乃各府的佐贰官员入京朝觐之事，通告禁止，原因是他考虑到途中往来要浪费钱粮，为了防止各方官员借端苛派，私相交际，搜刮百姓、扰乱民众，以进京述职为名，却去游山玩水，以至擅自离开岗位，玩忽职守，这一禁止通告是必要而及时的。
康熙出巡时的主要目的就是察吏治、安民生。出巡时亲察的特点是察吏治与察访民情、听取民间反映相结合。他深有体会地说：凡是居官的好坏，惟有舆论的反映可以鉴别。
如果一个官他是好官的话，老百姓就会极力赞扬，如果他不是一个好官的话，当你问到老百姓，他们肯定会含糊其辞，支吾搪塞。一个官员是否称职，由此就可知道得一清二楚。
在亲自阅读官吏的奏章中，康熙也会由中考察官员的品格修养、思想以及工作态度，奏章是向皇帝奏明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不能空话连篇，华词燥语，套话成堆，凡是专务阿谀逢迎，以谬言相奏、冗长浮华之类的奏折，康熙都严格指出，甚至会给予处分，使其他人不要效仿此类。
在注重亲察的同时，康熙也比较重视密奏，所谓密奏即偷着打小报告，随着封建社会后期阶级矛盾、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矛盾的日益尖锐化，各级官吏都很少据实上奏。皇帝为了能够掌握到更多的真实情况，把密奏折看作他的特别耳目，与亲察相辅而行。
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八日，他晓谕大学士说：朕命大臣皆奏密折，关系重大，此即明目达聪、消息灵通之渠道。所密折之事，或公或私，朕无不知之。凡是一切奏折，都由朕亲批。诸王、文武大臣等，知道有密奏折，不知道其中所言何事，自然各加修省警惧。你们可把此意传达到九卿官员。
显而易见，有密奏就是在告诫文武官员要尽职尽责，千万别作非份之想。密折来源不一，各级官员都可以密奏。四十一年十月，康熙帝给督抚密奏并擒拿歹徒之权，大臣、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都可以密奏，有的差遣到各地办事，官员回朝述职时，受皇上命令，把自己在外面的所见所闻密告给皇上，有的钦差可以专折密奏。密奏曾经收到过一定的效果，这样皇帝就增加了一个掌握众官员情况的渠道，有些用别的办法难以查清的问题，经过密奏就可迎刃而解了。
五十六年三月五日，六十四岁的康熙对大学士说：地方有事即当据实奏闻，前者四川人民流往贵州地方的很多，贵州巡抚密奏，可知四川巡抚的无能。江南三江口地方，朕曾驻跸，此地盐贼多在芦苇茂密的地方躲藏，地方官员并不查拿。至于山东地方盐贼，于沿村买卖之处，散盐于百姓，竟然卖高价，以至官盐壅塞不行，商旅受害，地方官既不查拿，也不据实申报。
后来曹寅、李煦密折启奏此事，康熙钦派劲旅前往，消除了盐贼。
康熙肯定密奏折的作用。认为靠亲察、密奏胜于一时的带有偶然性的私访。他说：朕曾经查找史书，见唐明皇游月宫、宋真宗得天书，此皆好事狂妄书生的伪造，岂可以当真实之事而相信呢？又说宋太祖、明太祖皆有易服微行之事。这是开创帝王担心天下人作弊，向外有意的宣传罢了。此等事朕断不行。如果此行，举国臣民，以及仆隶，未有不认识朕的，不但无益，而且有妨大体。况且欲如天下事，关键不是在这里多下功夫。
但是，密奏并不一定就可靠，隐恶扬善者有，但诬陷他人的人也大有人在，借密奏想巧取功名利禄的人也有。正如康熙所说：密奏也并非容易事，稍有忽略，即为人所欺，关键在于做皇帝的对其认真鉴别和正确掌握。
作为一个皇帝，要做的事就是用好官、管好官，其他事务都可以不管，那样就会国泰民安了。康熙帝就是明白了这个道理，紧抓吏治这个纲，把国家社稷引向了太平盛世，导向辉煌。
7．针砭积弊，针针见血
由于事关利害，官场弊端是最高统治者最为担心的心事，统治阶级队伍是否纯洁、高效，直接影响着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所以在处理此类事情时，都要慎而又慎地做决定。康熙帝结合多年的政治生活，为当朝的官场总结了八条弊端，给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为政之道在于得人心，吏治不清，民生不遂。所以康熙皇帝始终把吏治这一条悬挂心间，他为此屡下谕旨，纠参弊端。
早在康熙四年三月八日，刑科给事中杨雍建上疏说：国家未治理好，都是因为群臣未能尽职。以往部臣惟以推诿为卸责，而没有办实事的意思。督抚官惟以蒙蔽为养身处世之方，而没有实在政绩。部一级的大臣有推卸责任的人，明明本部应议的事情，或请求和别的部门同办，或下达给地方督抚，不肯直接处理。还有一些案件的处理，因为一个人的口供未到而更待另议；一事的处理，因为一时文卷的小错误而重复审查。至于地方利弊，民生疾苦有关的问题，则不愿意研究纠正，甚至说已经过臣部题定在案，不用再议。未曾从公出发认真讨论，看其利害得失，然后提出执行的方案。真不知道满汉堂司各官员，一天到晚都在干些什么事？督抚们蒙蔽之事，民苦于差徭，额外的私征，所在多有，却未听说有提建议性意见而便于除掉积弊的人。官吏横征暴敛，有司搜刮民财，皆为家常便饭。当考核官员时，都说称职，而竟没有三等以下的官民被免职的。平时参劾官员，只是州县中的一、二个小吏，不及地方大官。臣恐徇情容隐之事，在所难免，而对百姓的事则漠不关心。请皇上严格要求内外大小官员，实心办事，力图称职，苟有不称职者，立即罢免。
这位刑官的建议，让康熙感到非常的欣慰，于是他多次下令纠正官场的不正之风。
官场的第一项弊端是：办事拖拉，不行速结。十二年五月十日，刚满二十岁的康熙帝对吏部说：国家大小事务，在朝廷内由部院负责，在外由督抚负责。其事情重大繁难者，本应该及时处理；如平常容易办的事，理应速办，以清积案。近见内外各衙门所报告的事情，有将易结的事迟延不结，等到日期临近才打报告，必然误事。自后必须快办，不许拖拉。
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康熙帝再谕吏部，重申其令，并责成督察院详定处分办事拖延的各官的条例，规定各项事件，严立限期，违者申饬。
官场弊端其二是：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十八年十月三日，皇上谕九卿科道等衙门说：近来诸事办理，你们都不负责任，遇着难处理的问题，就装作不知，或托言他事，或说有病，不到会议。在部办事，或推诿不肯列名，或有过推到下属，意图侥幸，如果应当坐罪，如何推脱得了？更严重的是，讨论问题，一言不发，等散会后则乱发议论。每言我的意见如何如何，而某某官员不同意，朝廷不采纳，不批准，这难道是臣子应该做的事、说的话吗？至于部院衙门官员，也多半是苟且偷安，不求上进之辈。嗣后你们有意见，必须提在当面，不可背后乱讲。正确与否，自在朕身，不由你们。
官场弊端之三是：三五成群，互相交往。二十七年二月，康熙帝和大学士等官谈话，严厉批评朝廷官员们不恪守职业，实心办事，而是偷闲自便，拉拉扯扯，吹吹拍拍，拉群结伙，营私舞弊：今日在朝廷的诸臣，自大学士以下，有职有权的官员，全都不忠于职守，只知道早早出得衙署，偷安取闲，三五成群，互相交结。同年门生，互相攻击陷害，商谋私事，徇庇同党，图取贿赂，作弊营私。种种情形，朕确知已久。你们皆朕委任过的官员，凡是遇到会议，自当各抒己见，共同商量。当有一、二个人发言在前，其他人遂附和于后，雷同草率，一意诡随。开会研究，如此态度，国是何凭？这都是因为打不开情面，结党纳贿所敛。必须痛加省改，才能始终如一，尽力尽心。
弊端之四：议政大臣，不出一言。二十九年九月十二日，康熙帝曾对议政大臣们有感而发地说：
听说在前线的议政大臣及在朝廷的议政大臣当中，在开会时，竟然有人静坐在那里不出一言，与木偶没有区别。讨论各种事情，必须各抒己见，才能解决问题，如果大家都一声不吭，那么开会讨论还有什么意义？
彼此挟仇，阴行诬陷，这是官场第五弊端。四十一年闰六月十二日，著名大臣勒德洪的儿子品行不正，隐瞒自己所犯过的错误，不知改过，被给以其革职处分，这件事给了康熙许多感触，他对大臣们说：凡人彼此记仇，暗中诬陷，实在是可怕。急躁之徒，只不过对人的一时加害。能害就害，不能害就罢。阴险之人，一时不能害人，以后必然想方设法、转弯抹角地设计害之，其行为尤为报毒。这些人最终不会有好下场。朕听政四十余年，凡是这样的人，断不能欺朕。
弊端之六者：部院习气，极其不堪。四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康熙在和大学士的谈话中曾说：现在部院衙门的习气，极其不堪。一切公事，堂官推给司官，司官推给下级官员，皆不留心办事。部院官员应当廉洁奉公，为国为民，勉励不怠。朕都不怕劳苦，朝夕和诸臣商讨政事，你们可以贪图安乐吗？
官场弊端之七是攀高结贵，恣意妄行。五十四年二月三日，康熙对大学士们说：朕发觉在各省工作的地方官员之中，有的是大臣子弟，有的是大臣保举而升位的人，他们依靠父兄及保举大臣的势力，更或凭借师生关系，在地方上恣意妄行，胡作非为，督抚们都不能约束。即使是清官，也应该谨慎行事，怎么能自以为清廉而偏避固执呢？你们大学士要会同其他官员详细讨论一下，如何处理此辈，拿出个处理意见。后来，经大学士等人讨论，议定：在外地方官员中，倘有徇情不法之徒，堂官、督抚一并议处。康熙批日：从之。
官场的第八个弊端是：年老糊涂不问政事。大约在康熙执政的中期，当年随着太祖太宗以及从陇入关的大臣们，都已经上了年纪，逐渐变得年老多病，有的甚至离开了人世。活着的人也已气息奄奄，朝不保夕，虽然还在参政，却早已没有了当年的那种少壮勇气，办事拖拉，糊涂推诿。康熙对此感到非常的不满意。五十六年三月十六日，已经六十四岁的皇帝对大学士等官员说：目前大臣们所经办的事，功则归己，过则诿之年老糊涂。为人臣者，在官一日，当尽一日之心，怎么可以年老糊涂推诿呀！今日之国家大臣俱系年高发白之人，朕亦年高。今天你们以年老糊涂推卸责任，如果朕也以年老推托，或者会招致事理不顺，诸位官员能答应吗？
综上所述：办事拖拉，不行速结；当面不言，背后乱说；三五成群，互相交结；议政大臣，不出一言；彼此挟仇，阴行诬陷；部院习气，极其不堪；攀高结贵，恣意妄行；年老糊涂，不问政事等八个方面，基本概括了康熙朝官场的情态，也充分说明康熙重吏治、为民生的宝贵思想。针对上述不同情况，康熙制定了相对应的政策和措施，有效制止了此种弊端的蔓延和传染，使其政治生活的品质得到了改善。
8．禁抑诸王特权
清代的八旗制度是在封建农奴制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八旗内部很自然地保留有原来的农奴制生产关系，尤其是八旗奴仆与其主人，一般旗人与旗主之间存在着严格的隶属关系。到康熙时期，清兵入关已二十年，满族社会政治经济已发生很大变化，八旗制已逐渐显露出它的落后性，并与封建君主专制体制发生矛盾，因此需要不断地调整和改革。而改革的重点，则在于削弱八旗贵族原来过大的特权，使八旗各级组织及广大旗人都效忠于皇帝，为提高和巩固皇权服务。
首先是严禁诸王府恃强垄断贸易。由于诸王府属下商人及旗下官员家人往往“妄称显要名色”，霸占河路、船只、关津等，从而把持贸易，骚扰地方。康熙于五年正月规定：以后如有此等奸棍，仍然指称王、贝勒、辅政大臣及内外大臣名色，招摇肆行者，地方官务必严察拿获送部，从重治罪。如地方官仍瞻顾徇情，不加缉捕，或别经发现，或旁人出首揭发泄露，将其不行辑捕官员以重治罪。
康熙十八年八月，鉴于前令收效甚微，又明确规定：凡有此类事件发生，将原犯就地立斩示众，该管官员革职，如果系宗室公以上、王以下家人，则分别罚银七百至一万两。仍交宗人府从重议处，该管家务官俱革职；讯地文武官员不行查拿者也一律革职。
其次，严禁诸王及旗下大臣勒索本旗所属外任官员及干预地方事务。康熙七年（1668年）三月，鉴于在京八旗大臣往往派人往各省旗下官员衙门，借名问候，多索财物；又挟持请托，颠倒是非，扰乱地方政务的情况，特规定以后地方各官遇有此等奸棍，应该立即捉拿奏闻，将主使之人究出从重治罪。十九年十月，康熙还专门令吏、兵、刑三部与都察院会议讨论，制定了《旗下人出境干预处分则例》，规定：旗人私往外省地方，借端挟诈，嘱托行私，侵扰百姓等情弊，系平民，枷号三月，鞭一百；系在官之人，革职，鞭一百，不准折赎。失察佐领罚俸三个月，骁骑校罚俸六个月。差遣家仆之人如无官职鞭一百，有官职革职，差去之仆枷号一月，鞭一百。
第三，议处犯罪诸王，削爵撤佐领。康熙在平定“三藩”过程中，先后派出八名亲王、郡王、贝勒担任大将军，对协调前线指挥应该说有其积极意义。但康熙认为，其中只有个别人尽力王事，绝大多数表现不好，有的“观望逗留。不思振旅遄进”，“坐失事机”；有的“干预公事，挟制有司，贪冒货贿，占据利薮”；更有“多方渔色，购女邻疆，顾恋私家，信使络绎”；“尤可异者，新定地方，急需安辑，乃于所在攘夺焚掠，种种妄行，殊乖法纪”。因而在战后宁南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扬威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定西大将军贝勒董鄂、安远靖寇大将军贝勒察尼及贝勒尚善等五人被削去爵位，奏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被罚俸一年，只有安亲王岳乐、信郡王鄂扎立功受奖。
康熙所指诸王、贝勒罪行应该说确有实事，给予处罚也是应该的，但明显过重，八人中有二人受奖而有六人受罚，明显有借机削夺其势力的倾向。
第四，更定宗室王公袭爵方法。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二月初，康熙认为，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之子年至十五，不问贤否概予封爵，以致视为故常，不知感激皇上的恩惠，对后辈的成长也无益处，因而令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人员讨论具体改革办法，不久，宗人府提出：应将旧制停止，制订新例：
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之子待年二十岁，选择文艺、骑射技艺俱优者列名引见，请旨授封；惟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人员去世，准一子袭爵，不拘年岁。康熙同意，并补充：如有人才超卓者，不拘年岁，特予封授。这样，宗室王公原有袭爵特权被取消，能否袭封，概由皇帝视其条件而定。
第五，改变都统、副都统补授办法。原来各旗都统、副都统缺员由各管旗王公在本旗内推举补授，因而管旗王公对旗务有很大的垄断权。为此康熙于三十六年（1697年）七月规定：都统等职改由本翼内打破旗分补授。他指出：“都统、副教统典兵重任，如果只由本旗选授，则下五旗即有本旗之王掣胁，办事不得其正者甚多。”
这大大削弱了诸王的权利，但也使诸皇子权势过大，围绕皇位继承权问题展开的诸皇子党争，大给康熙晚年政局造成很大影响，这不能不说是康熙抑制诸王时所始料不及的负
9．关注八旗生计
清军入关以前，八旗所有官兵按各种规定分拨房地，发放粮饷，即使地位最低的披甲人（步兵）也能分得房屋二间、耕地三十亩、月饷银二两、年米十余石，遇有出征另有“行粮”每人每月银二两，每日小米八合三勺。顺治十一年（1654年），吏料给事中林起龙就针对此问题上了一道《更定八旗兵制疏》，其中总结八旗兵丁“有饷而穷”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连年征战，自备器械，不胜负担，二是土地收入没有保障。
为了维护八旗在社会的正常运转，采取措施缓解旗人生计艰难问题势在必行。其一是增加满州甲兵月饷，鉴于满州甲兵“牧养马匹，整办器械，费用繁多，除月饷外别无生理，不足养赡妻子家口”的问题，康熙于九年（1670）三月决定，甲兵每人月增银一两，岁增米一斛，从而使前锋、护军、领催月饷达四两，甲兵月饷达二两。
其二是归并余丁，使闲散旗人得以披甲当差领饷。由于闲散旗人无差无饷，生计艰难，康熙特于十二年（1673年）十二月就此问题，在乾清门召集八旗满州、蒙古、汉军都统、副都统、六部尚书商讨对策，并提出两个解决办法：一是要求各管旗大臣对旗人加强管理，禁止其嬉游浪费。二是令酌量归并各佐领余丁，令其家丁披甲，使闲散旗人有机会披甲当差领饷，对此，都统图海等一致表示同意。结果，满洲、蒙古都统下每一佐领，除留一百三四十人为正丁外，其余丁量合为佐领，如余丁不足佐领定额，只要王、贝勒等酌无误，出结移送到部，也准编成佐领。此举不仅解决了八旗散闲人员的生计问题，也起到了扩充兵源的作用。
其三是解决之故兵丁葬地及贫困兵丁妻室、住房等问题。康熙于十七年闰三月巡视京畿时发现，八旗之故军士葬地狭窄，坟墓累累，也有竟无坟地者，原因就是近城地方土地价格昂贵，军士家贫无资购买。二十三年（1683年）八月，议政王大臣等奉康熙之命讨论决定：旗下兵丁贫无妻室者官府给资婚娶；无房屋居住者，令八旗王以下官员有房屋四十间者拨出一间给予居住，无田土者，以房部所存未分土地拨给。
其四是厚给出征补助。三十四年（1695年）秋天，康熙调盛京兵准备进击噶尔丹，规定：凡出征兵“各给粮二月，并给来岁一年俸饷”，对于去马场牧马官兵，康熙五十六年决定：每年往口外马场牧马官兵，每人各赏给行月钱粮五个月，不必扣除俸饷。
其五是遇灾荒厚给赈济。如康熙十二年九月，因水灾，户部提准八旗水淹地亩每饷给粮二斛。二十八年直隶遭受重灾，经康熙提议，自十月至次年秋收，“无力养马兵丁给银三两”。决定给贫乏无力耕作者资助牛、种；二月又决定给不能养赡的庄屯人口二万二千四百余人，以及单身，退役护军等家口，庄屯人口六万三千多人，每人米一石，等等。
其六是代清旧债，设立借贷资金。康熙于二十九年（1690年）十月决定为满洲兵丁偿还旧日欠债，经反复商议，于次年二月下令户部动支库项偿还主旗满洲、蒙古护军校、骁骑校及零户护军、拨什库、马甲，并子幼或无嗣寡女、老病伤残告退兵丁所有积债。同时决定建立官库，令户部发努银给与八旗，派八旗属下部院堂官会同各旗都统、副都统掌管，根据情况借给穷困兵丁，于每月应发钱粮内陆续扣除。
康熙三十六年就三次豁免八旗兵丁年供官库银两。不过康熙发现，兵下也并未因此摆脱高利贷的盘剥，他们每月领取钱粮“甫出部门，即被人持去”，奉行差役仍然不足，而户部每年为此耗费大量钱粮，因此于五十六年十一月决定：停止官库借贷，未扣完银一百九十六万八千余两全部豁免；以后给兵丁全分银两。
其七是照顾老年及出征伤残兵丁。康熙于十年十二月采取两项措施：一是延长任期；二是尽量补授新职。对于伤残人员，原规定给予半俸退役，康熙则主张尽量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以自食其力并养家糊口。
其八是增派驻防兵力，减轻京旗生计压力。康熙四十年（1710年）四月，山西右卫因裁减驻防额兵，腾出大量空闲官房，康熙认为：“满洲户口滋息甚繁，兵丁内无屋可居者有之。现在右卫有所造空房，若增驻兵丁极是善策”，于是经大学士等议准，添拨八旗骁骑二千四百名，汉军火器营兵六百名。
六十一年（1722年）三月，京郊附近的兵丁住房已经竣工，康熙感到“八旗兵丁愈多，住房更觉难容”，便改变主意，令抽编八佐领满洲和二佐领汉军，前往驻防。
最后是对八旗人员的不良生活作风进行约束。如一再申明旗人赌搏、宿娼等禁。四十九年（1710年），针对八旗官兵往往将所领俸米即行变卖的情况，教育官民“以后务将所支之米加力节省，必用至支米之时，方不堕奸商屯米术中”，要求户部“计口支放，余者照时价给银”，以防止粮食流入奸商手中，康熙晚年，更经常令管理官员将粮仓陈米于八旗人员酌情多给。
由此可见康熙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可谓不遗余力，采取的措施多种多样，有的措施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八旗生计问题的根源在八旗制度本身的寄生性，而他的目的则是维护八旗制度，因而采取的只是一些治标的办法，而不能彻底解决八旗生计问题。
10．五十大寿，坚不受礼
全国文武百官给皇上上尊号，是属大礼。日常生活中的礼节，满汉最常见的礼节就是请安和打千。小辈对长辈，三日一请安，五日一打千。请安是小礼，垂手站立，鞠躬唱喏：请某某安。
打千也是请安的意思，但较请安为重，也有问候之意。请安不但限于平时的人际间关系往来，也是宫廷活动中的重要礼节。平级之间，下级对上级，大臣对皇上，皇上对太皇太后，都有迎送问安之礼。为严格君臣之位，上下有别，尊亲事上，康熙非常强调礼仪，包括请安在内，如有越格失礼行为，轻则训教，重则处罚。但是对一些不必要的仪式或礼节，或没有实际意义的形式或礼节，却坚决反对的，包括请安在内。
三十六年春天康熙访视宁夏，为集中力量消灭叛逃头子噶尔丹，他命令沿途官员，不要长途跋涉远道或间道前来迎驾请安，以节省人马主力，因噶尔丹未灭，马匹事关重大，请安是细枝末节，何足轻重。
五十七年二月六日，康熙久病不愈，满汉大臣向康熙请安，此为人之常情，表示臣下对皇上的关心，盼望圣体安康。不料，此次请安皇上并不领情，还亲笔给请安的大臣们写了一道谕旨，说：“众大臣诸官员们，时常请安，朕不好回答。如今朕身体骨瘦如柴，未觉痊愈，况且朕腿疼痛虽然较前有稍好，但走路尚觉困难。最近才能过问政事，一时难以处理清楚。顾虑事情渐多，心惊肉跳，坐卧不安，更痛皇太后大事，时朕身抱病，未尽到心意。每想到这些，连饭都吃不下去，怎么能谈到万安呢？请安无益，应停止。”
这又说明，康熙既重礼节，更重实际，无益之安不请。虚假之安不请，繁琐之安不请，以此告诉诸位大臣，如果只讲形式，而不以实为本，尽管是为皇上自己请安，但除了有误人、误事、误时、误国等弊病外，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日常礼节上他是如此，大礼上他也持同样的态度，在前面已经讲到他坚辞上尊号一事，这里又有一例。早在四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诸位大臣，百姓请上尊号，再三奉请不许。
康熙说：朕在位四十多年，未尝一刻不以民生休戚为念，远近安宁为本务。至于说庆云、景星、嘉禾、瑞草、天书、麟风之奇，和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也打动不了我的心。俊言祥瑞的人只能贻笑大方，留在史册上让后人讥笑。朕以实心为民，天视天听，要看民生，后人自有公论，若是夸耀功德，取一时之虚名，决不是我的意愿。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老是上奏，无论是谁上奏，我都不会答应的。
四十二年正月初六，诸王大臣们又旧话重提，请皇上在南巡出发之前，行庆贺礼，并进献鞍马、珠宝等物。康熙说：我的生日你们献礼物，在外地的总督巡抚也必然效法，朕一定不接受。我向来爱好学问，你们中谁有诗文，可以送给朕过目。
大臣们都非常感动，欣然从命。
三月十八日这天，黄河、淮河工程要竣工，康熙颁诏全国：朕在位四十多年来，寝食不安，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凡是与国家有关的大事，民间的乐利，无不时刻注意。今天海内升平，年岁稍和，生民乐业，诸位大臣认为朕五十寿辰，请上尊号，朕坚决不答。为什么呢？因为朕不以名誉称扬歌颂为乐趣，惟以海内和平民富裕为心愿。近来因为黄淮河工告成，亲往阅视，见到数省年近花甲老人也都欢欣鼓舞，由此可见民心皆一。并大赦天下，赏给八旗官兵银两。赐一般老百姓肉米等物。
以上是康熙为自己的生日所做的表示，不仅不收诸王大臣送的礼物。而且释放犯人、赐物于百姓，这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举动，才令古今国人颂扬。
【异点】从思想根本上解决问题
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人的思想也是不断文明更新的。康熙虽出身少数民族，但却有着深厚的汉民族文化。他知道，在他统治下以大清帝国。决不是陈胜。吴广折竿为旗，篝火狐鸣那个蒙昧的时代了。要想把国家治理好，一定要从思想上彻底解决问题，从官场内部做好实事，他深知“上梁不正下梁歪，下梁不正倒下来”之理，于是制定了“端本澄源。源清流洁”的指导思想来加强内部官吏治理，实践证明，此法确为行之有效的。
【胜点】标本兼治，流源具截
治病要去根，治人要治脑。这是很有道理的，满族身为贵族，自恃帝业已固，不思进取，贪婪者颇多，而对这种情况，康熙自有他的办法。那就是杀一儆百，在惩制腐败的同时，还要提倡清正廉明之风。树立榜样，以敬百官效仿，这种做法在当时有积极意义，而且，时至现今，仍有现实意义。
【焦点】头脑冷静，客观处世
凡事有张有曲，有黑有白，在使人处世上切不可一味对待，是非不分，遇事多冷静分析客观处理，切不可为感情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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