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生活在加拿大，目睹并亲身体验着加拿大很多优秀方面的中国80后，对中国当下的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却依旧发自肺腑地爱着。他引用了龙应台在文章里的一句话跟我说，“诗人说：生了梅毒，还是我的母亲。”他挂在自己个人网站上还有一句话，“期待一个更好的国家”。
连鹏不讳言自己也爱加拿大。在他的概念里，人是可以同时效忠于两个国家——移居国和出生国。一个是从历史、血缘上讲，一个则是从思想和观念上来看。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该接受跨国公民的存在。不过他还说，国家的认同和忠诚绝不应等同于狭隘的民族主义，人们更应该追求的是普世价值。
为了能让中国变得更好，连鹏在自己的博客，以及个人网站上，张贴了不少文章，像《加拿大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多伦多市长选举随感》、《警惕新保守主义的回潮》、《中期选举后的中美关系之路未必平坦》……在这些文字中，流露着他对民主、自由、道德价值观等方面的探询，以供国人借鉴和参考。当然，他也关注发生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比如《复杂的乱局–杂评河北大学校园车肇事案》……只是，身为80后，却对当下的中国80后也不很看好。如果我说80后是无法独活的喂大的一代，连鹏则认为物质上要知足的他们，却在精神上找不到方向。相对保守、也缺乏抗争。所以，他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90后乃至00后身上。虽然他们自大却极端缺底气，是无意识羊群，但思想开放、藐视权威、敢接挑战、思想独立，尤不愿接受被强行灌输观点……我想，与其说连鹏欣赏90后乃至00后，实际上他是欣赏这类精神。而这类精神，却是公民社会的成长所必须营养。
中国城市的国际化缺乏内核和价值
王千马：连君你好，看你在博客上的简短说明，知道你现在在加拿大学习并工作，具体地点应该是多伦多吧，和我一样也是媒体人。曾在跟徐滇庆老师的对话中——徐老师和你一样也在加拿大工作并生活——就提到过我对加拿大的热爱，“这个枫叶王国据说环境很美好，人也没有那么拥挤和嘈杂，一切都显得慢悠悠，不像中国这么烦乱和快速。而且‘白求恩和大山’这两位加拿大人，让我对加拿大又多了些亲近。怪不得中国的贪官都喜欢跑加拿大窝藏，在这个地方生活，质量的确很高。”不知道你在来加拿大之前，对加拿大有什么样的想象？为什么不选择它的近邻——美国呢？但是看资料就知道，其实多伦多和上海、北京比起来，还是差得很远，去过的人都觉得它只是乡村。虽然是加拿大人口最多的大城市，但各城区之间非常分散，到处都是大块的草地或是长满灌木丛的山坡——与之相类似的是，加拿大整个国家大多数土地都还处在原始未开发状态。这种状况如果放在中国，那简直就是不可想象，早就被各级政府拿去开发，并作为土地财政的重要来源了……连鹏：从留学到做媒体工作，10年来一直生活在多伦多，我不能说对她已完全了解，但可以谈一些感受。最初来加拿大是留学，之所以来加拿大，是为她的环境和多元文化所吸引。你说，加拿大缺乏竞争力，多伦多并不是国际化大都市，我并不这么认为。有的时候，我们总开玩笑说，“加拿大，拿大家，大家拿”，意思说说，加拿大税高，高收入的甚至要交50%的税，但其社会福利又太好，特别像中国以前所描述的“社会主义”。当然，加拿大的社会制度并不属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受英国费边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社会主义影响。这种社会主义对特权、等级和分配不公持较强烈的批评态度。
很多美国人嘲笑加拿大人为“农民”，跟价值观有很大的关系。美国人崇尚成功，崇拜名人，现在的中国人也极端崇拜名人和权威，但加拿大人不这样，在这里出名不易，出了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与竞争相比，加拿大人则强调享受生活。
如果说多伦多这样的城市不具备竞争力，我觉得是有所偏颇的。当然，如果要与纽约的繁华和上海的高速发展比，多伦多的确不具备优势，但其多元和包容却是“独家利器”。多伦多的居民来自世界各地100多个民族，操着180多种不同的语言，各族裔和谐相处、多元文化共存，这是她与众不同的魅力。
加拿大统计局报告指，20年后，多伦多的少数族裔人数，将超过本土生长的白人，与在30年前黑人坐公车还不能坐座的严重歧视比，而现在表面的歧视和不公几乎罕见。一个城市允许外来人口超越本土人，而没有任何偏见和甚至怨言，这种多元和包容，不是高楼大厦可以比拟的。
王千马：哇，不错。我觉得这样才算是真正的国际化。可在中国，各大城市也想要国际化，甚至连二三线城市都有国际化的冲动，但是他们的国际化却是修更高的楼，赶走更多流浪的人……曾看新闻，说广州举办2010年的亚运会，预算20亿最终花销超千亿——而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现在的国际地位。这让广州市人大代表、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建武很是愤怒，“亚运会对广州城市声誉的提高、民生的改善都有好处，肯定是要花钱的，但问题是，政府一开始说只要20个亿，到后来屡次改变预算数目，有向人大报告过吗？人大审核了吗？这种变动肯定是有理由的，但是政府自己拍脑袋决定，有没有尊重人大、尊重民意？”相比之下，“老土”的多伦多在这方面就显得不求“上进”多了！但是我看你在自己的博客里曾无私地称赞第64任多伦多市长，右翼的竞选人罗博·福特（RobFord），虽然在左倾的多伦多是政坛“另类人物”，但他却秉持着这样的政治理念很简单：尊重纳税人的金钱。比如说他当议员时就曾试图在市议会上废除议员免费公交等特权；又比如说，每年多伦多市议员都有5万多加元的费用用来办公或公关，左派市议员都挥霍掉了，福特却一毛不花……说实话，这样的市长真让人感动，让人觉得这样的市长，才是真正的国际化市长，这样的城市，才是真正的国际化城市——不知道你在加拿大待了这么长时间，对比加拿大，对中国城市的“国际化”冲动又有什么样的反思。
连鹏：谈到国际化，我不认为高楼大厦、高铁地铁就是国际化，一切都应该以人为本，让人生活的更舒适，更快乐，更安心。除了硬件，国家化城市更应该看城市犯罪率、经济、医疗保健、污染程度、教育、住房、交通、气候及获得生活必需品的难易程度等，当然政治因素也在评选指标内。多项国际性调查都将加拿大的城市排在前列，比如最近英国经济学人信息社评审全球140个城市，将温哥华评为全球最适合居住城市，多伦多第4。当然，多伦多第4有些夸张，但对比以前的多项评比，多伦多在全球最适合人类居住城市排前20，是毫不夸张的。
中国大城市的国际化，太注重硬件了，也有些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色彩，当一个城市可以因决策者的意愿随便强拆，从未或很少聆听民意，那样的发展很难说是以人为本的。这种国际化也是缺乏内核和价值的。
中国需向世界“自证公正”
王千马：说到中国贪官外逃喜欢选择加拿大，总会提到加拿大的福利制度。像多伦多就是高福利的城市。有人就指出，相比较邻国美国，加拿大没有被没收财产且被遣送的危险，而且福利制度很好，适合那些英语不好，在国外生活能力以及适应能力比较差劲的中国贪官；另外加拿大金融业很发达，洗钱相对比较容易。更重要的一点是，加拿大国内宪法规定，凡是可能被判死刑的罪犯（必须是非暴力犯罪，如金融犯罪，贪污都算。马家爵就不行了），一律予以人道保护，不可能予以遣送——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错误之处。当然，不管如何，反正跑到加拿大的中国贪官，很少能被遣送回中国的。这个应该是事实。当年曾有记者采访过在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任教，同时也是长期研究加拿大刑事法律制度、曾作为加拿大政府聘请的专家证人的杨诚教授，就“中国贪官外逃为何不首选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北欧、南美，澳大利亚等国家，而偏偏喜欢扎堆似的往加拿大赶”之类的问题，向他请教。他也表示，主要原因是因为加拿大在难民申请，移民申请等方面的制度比较宽松，另外，加拿大本身在处理外国逃犯的法律制度上也有问题，效率不高。再次，也因为两国之间的法律制度差异太大，使的双方对此都缺乏信心——不知道目前此类现状有所改变没？！
连鹏：先说几句关于司法的问题。我回国跟人聊天时，很多人都怨恨加拿大包庇中国贪官，比如赖昌星始终不被遣返，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并非加拿大要包庇，而是司法制度不同造成的。加拿大司法部门审理赖昌星案件的过程，必须证明赖昌星回国后一定能受到公正审判，才会考虑遣送。任何人，包括加拿大总理，都不能要求有关部门加速审查、尽快遣送，因为司法是独立的，即使是总理，也只是行政部门。在加拿大等国家，任何人不能干预司法独立审核，这个是常识。
加拿大在态度上和制度上对于难民及移民较为宽容，保护的措施比美国更加周密，这也是赖昌星等逃犯始终无法被遣返的原因。当然，也有其他的因素，比如中加之间的法律制度差异大，加拿大法官从媒体所了解的中国人权纪录的报道有些不客观，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等。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司法在其他国家遭受质疑，我们也应该努力向世界“自证公正”，积极努力推动司法公正公平，在保障人权的道路上继续进步。
王千马：不过我也发现情况有所变化。就在2011年2月中旬，曾于2000年卷入一场金额达800万美元的经济诈骗案，被中国警方通缉的广东商人曾汉林就被加拿大遣返回国——此前他与妻子持多美尼加护照逃往加拿大，“地下生活”四年后被移民部门发现，遂向加当局提出避难请求，但却被加拿大移民当局拒绝了他的请求。为此曾汉林及其律师多方活动，希望加当局撤消该遣返令。让他失望的是，加拿大联邦法院法官博伊文依旧裁定，法院不会延缓对曾汉林的遣返令——我想，这样的举动应该是对中国贪官，以及不法分子一次警告，也意味着加拿大不再成为中国贪官们的避难天堂吧？！有时我就想，加拿大虽然福利高，但那比起国内来，那么“老土”，而且因为人少，不那么热闹——不知道让那些喜欢“门庭若市”的中国贪官们该如何应付？！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就怀疑前面“加拿大适合在国外生活能力以及适应能力比较差劲的中国贪官”这一判断……连鹏：有人总说，加拿大是中国外逃贪官的“天堂”。这不仅在中国成为媒体报道的一个话题，其实在加拿大也频有主流媒体关注，引起各界关注，比如加国外长和驻华大使也多次提出，加拿大对贪官也同样憎恨，也在检讨有关政策和与有关国家进行针对外逃官员引渡的协商。
在我们的生活里，的确看不到什么贪官“云集”，也或许是赖昌星等案太具轰动效应，所以才让外界有贪官“天堂”的印象。此外，如赖昌星和高山等案，这些外逃犯生活的并不惬意，不仅需要被保释、被监视，还要受到活动范围的限制禁令，在漫长的官司审判期间，根本无法安逸的生活，而且对于结局也不确定。贼就是贼，一些并未被曝光的“小贪犯”通过各种渠道逃到加国后，也通常过着隐姓埋名，不敢交朋友，谨慎言行的生活，说他们生活在“天堂”，有些夸大了。
王千马：这么说来，我有时就搞不懂中国贪官何苦要贪了。在国内要提心吊胆，跑到国外还享受不了啥好的。而且我还相信，在加拿大还有个更折磨他们的是——你前面也说了，加拿大不崇拜啥名人，人与人之间很平等。曾有在加拿大待过10多年的中国人也深有感触地谈到，在加拿大你是一个人，而在中国，要么你是人上人，要么你是人下人……事实上也如此，哪怕你在一个小地方戴上了一顶乌纱帽，你马上就可以拉开和别人的距离，体会到等级和优越感——我想，在中国做惯了人上人的中国贪官们，肯定难能重新做回一个“人”！那么，你喜欢这种在加拿大做“人”的感觉么？！
连鹏：谁不喜欢做人的感觉？！在多伦多，老人小孩女性特别受照顾。当你出门买咖啡店员会跟你微笑聊天，当你信用卡掉了别人捡到会跑过来追着还给你，当每个人都主动开门让别人先走，当你在城市里看到很多残障人士像常人一样出门而从未自卑，当你问路有人甚至花10分钟亲自领你去，你很难不感动。
有些人总说国外乱，其实是不公平的。多伦多作为北美第四大都市，每年的凶杀案只有70多例，在很多人都拥有枪支（从美国非法流入）的情况下，并不算多。只是加拿大特别重视“人”，每一次枪击案，或有人伤亡，各个媒体都会放到头条要闻，所以当你打开电视、报纸，经常看到凶杀案，抢劫案，所以才会感觉“特别乱”。毫不夸张的说，在加拿大10年，我从未见过人打架，大声吵架都很少见。
和加拿大相比，中国文化自古教育人要做“人上人”，每个父母总是希望孩子成为“伟大的人”，而从来没有思考过他/她希望做什么样的人。其实中国人向来不乏功利和实用主义精神，记得小时候我们读书，诗里也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除了教育和文化因素外，社会的分配不均也是造成中国出现“人上人”的重要因素。当权力成为稀缺，当资本只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里，难免使得社会浮躁。于是“往上爬”成为一种社会共识，正因为有了“人下人”存在，才有了“人上人”。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往上爬，是因为担心成了“人下人”后，活得没有尊严。而社会大众也总以不太健康的心理去衡量成功和失败，无法尊重社会的多元性以及人有自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
如何保障公平，并重塑道德价值观
王千马：如果要谈加拿大和中国的诸多不同，除了加拿大更像“乡村”，人活得更像是个“人”之外，还有很多很多。曾看过一个帖子，同样也是在加拿大待过很久的中国人，洋洋洒洒地写了将近一万多字，说加拿大“不如”中国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加拿大的农民很“懒”，在土地上播上种子盖上土就只等收获，也不加进任何化学原料——因为经常吃从这土地上长出的食品，害得他在国内经常得的口腔溃疡，不用服药就好了。当然，这些农民也不像中国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西北农民，却和城里人一样住HOUSE，开小车，而农业完全实现了机械化；比如说，加拿大人之间普遍有着善意和信任，动不动就乐意帮助他人，你若是迷路，都有陌生的年轻人主动开车送你到地铁站，一点戒意都没有，这让缺乏商业信用、公共信誉、人际信任甚至价值信仰的中国人都弄不明白，他们这样做，出于何为；比如说，在加拿大你居然判断不出谁是富人谁是穷人——在加拿大虽然有极其富裕阶层的存在，但是，生活中人们并没有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这个阶层的刺激，社会上仇富心理也没有那么严重。富人们也比较低调，从一个人的外表、穿着、行事风格上，你很难判断他们所属的社会阶层；比如说，加拿大最有钱最有闲的就是老人，开奔驰宝马的也多是老人。他们可以单独居住，也可以进入养老院。养老院的概念与中国大多养老院的概念完全是两回事。大都建在交通方便，风景如画的地方，里面设施齐全，有各种健身房，游泳池，专业护士和餐厅。相反的是，中国人到老了，一般就是旭日阳刚翻唱的《春天里》的“老无所依”……甚至，在加拿大居然可以这样不“讲政治”，你关心则多瞅几眼，不关心则离得远远的，没有人来管你，没有人批评你不关心国家大事。不用违心地拥护谁，更不用去虚伪地表态讲大话。你也不必像中国运动员夺取奖牌后需要首先感谢国家……不知道除了以上我所提到的这些，在你眼里，加拿大还有哪些“不如”中国的地方？！
连鹏：说到加拿大“不如”中国的地方，还有很多，加拿大人的善良、乐于助人，只能是一方面。有人曾告诉我，中国太穷了，如果一天，中国人也像加拿大人、美国人那么富裕，就不会仇富、不会造假，也会善良，充满诚信。这点我也不敢苟同。民族的劣根性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暂且不评，但人的幸福感和社会价值观的重塑不能仅以金钱衡量，中国的社会问题首先在于不公。加拿大也存在较为严重的贫富差距，但大家崇尚个人主义，文化传统上崇尚创业观，积累财富靠的是个人努力，而制度和环境又保障人人都有公平发展的机会，而没有中国式的依赖特权和关系；其次，中国人缺乏信仰。西方宗教上鼓励人从小奉献，死后上天堂。我们却遭遇信仰真空。佛教？基督教？孔子？似乎都信那么一点点，但多数国人是敬畏和尊重，并非虔诚的信仰。越来越多的人，只相信利己主义。
王千马：中加差异如此大，适应起来应该很难的。看过你在博文里写过在国外的中国年轻人——像出生在河北现在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读研究生的小白，说他每两年回中国一次，但一回来总感慨，“中国现在发展太迅速，迅速到我离开几年后再回到曾经生活过20年的故乡偶尔竟会迷路。中国经济发展太快，每个城市每天、甚至每小时都在发生变化，城市的道路越来越宽，路上的车辆越来越多，人们的脚步越来越快。”但他依旧怀念以前纯真的黑白色时代，那些吃着5分钱小豆冰棍、看着《聪明的一休》发誓长大后要像他一般聪明、下雪后一群朋友互打雪仗永远不觉得累的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我知道你跟他是老乡，老家在河北邯郸，也知道你在2011年的春节就曾回来过，不知道每次回来你会不会像小白那样都要感慨一番？！你的故乡会不会越来越让你看不懂，让你把故乡当异乡？！
连鹏：谈到回国，每次回去都有不适。最初几年是自豪，现在是越来越担心。从大环境说，我们的发展是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模式发展的，这种发展不具备可持续性，是一种破坏性的发展。为何最近几年中国总是出现极端天气，为何“百年不遇”天灾那么频繁，这跟环境污染是有一定关系的。与印度的高科技、创新和高效相比，我们并不具备任何优势。
从社会角度看，也是令人担忧。人们居住的房子越来越大，但亲情却不断在贬值。我们不断聚敛物质财富，但幸福感却逐渐消失。在如今的社会中，存在着一种莫名的群体恐慌，大家缺乏安全感，认为如果不赚足够的钱，就会被社会抛弃。似乎整个社会都变成了以金钱为目的的商场，每个人都变成了“商人”。即使普通的民众，也都在试图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为了找工作弄个假经验，为了升职搞一份假学历。现在对中国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保障公平，并重塑道德价值观，其重要程度一点都不亚于GDP的指数。
开放的民主制度具有自净功能
王千马：前面提到了加拿大的福利制度，只是说它很高，至于怎么高，得具体谈谈。看到几则这样的资料，分别说的是，标志加拿大进入福利国家行列的是其拥有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扩大了普通加拿大人的社会福利水平。除了偿还债务之外，社会保障支出一直是加拿大政府预算中增长最快的项目，老年保险金大约占联邦政府开支的15%，失业保险占联邦政府开支的7%，健康保险占省政府开支的25%。而对困境中之人提供帮助，则是加拿大福利制度的应尽之责。里面有失业金、一般福利金、工伤赔偿金、老人福利金、残障福利金等财务援助外，还有协助求职、受训、健康护理、帮助个人的财务处理等等的非金钱援助——这些数字或援助让中国人看到之后，只能长叹一声；另外，加拿大的永久居民（移民，即绿卡持有者）与加拿大公民一样享受加拿大的社会福利待遇……连鹏：我们的政府应多帮弱势群体。目前政府控制着国家绝大多数资产，买了很多外汇和国债，为何不多帮帮弱势呢？加拿大对残疾人、儿童、贫穷者有特殊照顾，比如帮助提供住房和食品，给最低生活保障。尤其对孩子最好，加拿大人的普遍共识是孩子是国家的未来。12岁以下孩子不能单独留家，否则父母犯法，可以关监狱，并最终失去监护权。父母如果没有条件照顾好孩子，政府或儿童协会管，比如送寄养家庭等。只要是孩子，即使非法移民，政府都会积极保护，保证有住有吃的，有书读。
王千马：说到孩子，我想我也需要重点提及的是，加拿大人对孩子的未来也非常上心。他们认为孩子是国家的未来，所以对儿童的成长和教育投入了格外的关注和保护。我也读一段话吧：“为了鼓励人口增长和减轻家庭抚养儿童的经济负担，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社会福利项目。在加拿大，儿童从出生的第一天开始直至18岁独立生活之前，无不在享受着加拿大社会福利制度的种种恩惠。婴儿出生津贴是发给新生儿家庭的一次性津贴，金额和发放办法根据家庭中孩子的多少而有所不同；在孩子未满18岁前，都可以每月领取儿童税务福利金，俗称牛奶金；在加拿大，只要年满5岁，都可以选择居住区内的公立学校入读，从5岁开始的幼儿园到17、18岁毕业的高中，所有费用全免。”天，读得我真是眼泪哗哗的，因为我“幼人幼以及己之幼”，想起了2011年本土春节时比较火热的群众自发运动——随手拍解救行乞儿童。当然，不是这运动，我们每个人想必也内心清楚，中国有很多的儿童正沦落到街头成为乞讨大军的一员，或者是被骗，或者就是亲生父母所领。看看别人对自己祖国的未来，是如此的无微不至，再看看我们对自己的孩子，简直就不把他们当成祖国的未来。再从加拿大的“牛奶金”又想到了中国的“牛奶”——现在中国做妈的都不孩子哺乳，我们的孩子都改口叫奶牛做妈了。所以，牛奶在中国就这么被哄抬物价，地位一下子变高了很多。但可怕是，奶粉在中国现在却没法保证安全，有三聚氰胺的奶粉总是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些还没扑灭干净，“皮革奶”又冒出来了。害得有条件没条件的中国父母都跑到香港淘奶粉，搞得香港的爸爸妈妈们都怨声载道。不知道你怎么看待中国儿童当下的生存状况的。在儿童的权益保护上，我们是不是应该向加拿大学习点什么？不知道你有孩子后，会不会让他在中国当下的环境里生长？！我看另一个在加拿大生活的陶短房先生在围脖上就说，想生第二个孩子，国籍就在加拿大——不知道这会不会成为你的选择？
连鹏：说到假奶粉等造假事件，其实换个角度说，也不能全责怪政府。我们过分依赖政府和有关部门解决问题。这与中国历史上长期大一统有密切的内在联系。政府不是保姆，不应该“包办一切”，应该放开手，让社会力量成长。允许公民社会的强大，做到“大社会、小政府”，通过政府和社会的有效合作，才能解决问题，立法禁止或警方运动式打击是无法从根源上解决任何问题的。
另一方面，大家都在逃避自己的责任去逐利，宽于利己，而严于待人。即使你明知道欺骗不对，但会认为，既然奸商敢往牛奶里掺三聚氰胺，既然那么多官员贪污受贿，那我自己就可以“恶小而为之”。多数人也总试图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总说“国情如此，社会又如此现实，我无力改变，那就这样吧”。一边指责他人不诚信，一边却又随波逐流地效仿。
一个社会应该充满契约精神，每个人都应该先为自己负责，然后才能期待社会逐步能够负责起来。
不过，加拿大的福利制度也有所弊病，比如养闲人，社会缺乏竞争力等等，作为媒体人，我们总会痛批一些因福利而造成的“养肥猫”的问题。不过，加拿大有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左、中、右党派，互相钳制，加上媒体的开放，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表达意见的平台，这就形成了“大社会、小政府”。当每种声音都被聆听和尊重的时候，就会慢慢形成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每一项措施都会尊重相对多数人的利益，也不忽视少数人的利益，这种共识，就具有了社会认同，也会方便执行。这种开放的民主制度，又如大海一般，具有自我净化的功能，极左或极右之后，选民会用选票将其拉回到正常的轨道。
中国有很多问题，不仅需要政府进一步的改革，而民间社会也应该积极学会表达己见，学会独立思考和行动。尤其是80后、90后一代，更需要扛起一代人的责任，仅仅埋怨政府，将责任都推给某个因素，是不负责的。如果我有了孩子，小的时候让他/她生长在中国，到了受教育年龄，会让他/她来加拿大，至于他/她的未来，让他/她自己决定。
王千马：说到陶短房先生，我想起了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面对中国人，加拿大人心情复杂》，文章一开始就说，“中国人真让人受不了。”当然，这是他的一位邻居老太说的。我相信这话要是被中国民族主义者听到，肯定是要蹦起来的。但是我们接下来认真听听这位邻居老太为什么这样说——中国人很勤快，给他们的社会带来活力的同时，但也加快了他们的生活节奏。这样说起来，邻居老太这样说倒是有点表扬的意味。但是，接下来的例子就不那么让中国人自在了——许多新华人移民喜欢在公共场合说话声音很大，比如在地铁车厢里用中文毫无顾忌高谈阔论。而且有钱的华人还有另一种丑陋的爱好，就是赌博。搞得几乎每个华人较多的城市都有赌场，而许多华埠都存在的地下赌窝。更让当地人颇有微辞的是，中国移民对饭碗的迷恋如此之深，为保住饭碗，可以忍受雇主种种苛刻条件，接受极低下的薪水和不合理的工时长度，甚至不惜和雇主串通蒙混劳动部门……所以有中国的精英分子开玩笑说，想要搞垮西方资本主义么，其实很简单，赶紧空投若干中国人到当地生活就成——这玩笑很刺耳，幸好不是外国人如此说，不然又被人看成是西方对中国的歧视了。身为一位中国人，你在加拿大有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最后受到不太友好的对待么？！你觉得要赢得加拿大人对中国人比较正面的评价，中国人该如何“转型”？！
连鹏：海外华人，总会提到一个词汇：融入主流。很多人都表示，华人应该努力进入加拿大“主流社会”，要融入“主流社会”，但很多人也抱怨说进不去“主流社会”。
不过，在加拿大有些华人只看中文媒体，对加拿大社会国家政策发展毫不关心，毫不在意，遇事只打中文电话，遭遇纠纷总喊“种族歧视”，显然这不是无法融入主流，而是无法融入社会，被社会边缘化。中国人很在意欧美人怎样看自己。但美国人、加拿大人根本不在意任何人怎样看自己。做一个自在的人。这就是北美人的精神。过你自己的日子，也别妨碍别人过日子。在任何一个国家，能如此，就是主流了。
我在加拿大，读书时候的确遭遇过冷眼，那是因为初到时英语不好，但后来努力读书，好好学习语言和交流之后，大家会改变对你的态度。试想，你到一个新的国家，交流都成问题，如何赢得他人的尊重？
我觉得，只要是热爱生活的人，努力工作着的人，对社会国家有价值的人，到哪都受欢迎。华人希望赢得他人的尊重，除了勤劳工作外，学好英语，尝试交流、关注移民国的大小事，真正融入社会，而不是像宾馆的租客一样对一切漠不关心，就能真正赢得尊重了。
年轻人需要有创新的民族意识
王千马：也许正因为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相似太少的缘故，加拿大和中国之间多年来一直处在“经热政冷”的位置，而双方的老百姓之间，更是交流很少。这个话题，我也曾经对话徐滇庆老师。总之，对于中国人来说，环顾整个北美，也许更向往的是加拿大的近邻美国，而非加拿大。同样是美国近邻的墨西哥，也因为经常闹毒害，常出现在中国媒体的国际新闻版面上，也比加拿大更广为人知。另外，虽然中加自1970年10月13日就开始建交，但最近差不多有5年中加两国总理都没有会晤过，据说哈珀总理在2009年的访华之行也是直到最后一刻才敲定的。同时，在你的博客中，也曾提到加拿大情报局（CSIS）局长宣扬“中国间谍论”——这位叫法登的局长在2010年10月份接受主流媒体CBC采访时指出“加西和卑诗省的政府官员被外国政府掌控”，数个国家的势力正积极渗透加拿大的校园、社区，包括拉拢第二、第三代移民。对此你认为，尽管他并没有点名，但是话语中曾有多次暗示，将矛头指向中国政府。而发表上述言论时又恰逢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加前不久，所以就不免让人产生如此联想。——所以你对法登发表这一言论，之后在国会听证过程中，拒不道歉，态度堪称“顽固和傲慢”而不满——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和加拿大之间的“政冷”是有缘由的，如果把两者之间的关系比喻成一条河流，那么河流之间遍步暗礁。那么，在你看来，这种缘由的源头又是什么？！
连鹏：中加关系从历史上来看是友好的。二战期间，中加两国人民并肩抗击法西斯，白求恩大夫的英雄事迹在中国家喻户晓。加拿大是继英国和法国之后正式承认新中国的第三个重要的西方国家，也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第一个正式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从上世纪60年代初，加拿大就冲破了美国的封锁禁令，同中国做起了粮食生意，开展了两国人民间的交流和往来。
推动中加建交的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1973年10月金秋，以总理身份访问中国。周恩来对他说：中加建交推动了一系列欧洲的西方国家采取同样的行动。加拿大与中国建交并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影响极大。
但是，当2006年初哈珀领导的保守党上台后，中加关系开始每下愈况，两国关系彻底进入“冰冻期”。在一些人权问题上，中加两国政府之间产生了比较大的分歧。而这分歧和误解的影响，加上平时又听到很多由于误解或意识形态差异造成的、针对中国的负面宣传，也导致了现在中加两国国民亲近感的降低，和对中国人权问题的疑虑，从而难免影响自己的判断和看法。
具体说来，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加拿大是特别在乎人权领域的国家。这跟加国的价值观和历史人文环境有关。加拿大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最大的区别就是加拿大是多元文化移民国家，并且把多元文化作为基本国策，正是这种多元文化才使不同的文化习俗、不同的饮食习惯、不同的宗教信仰甚至不同的语言都可以和平共处。所以，加拿大是一个多元包容，同情、尊重弱者的社会。在很多普通的加拿大人眼里政府是强大的，而百姓永远是弱小的，正如村上春树的“高墙与鸡蛋”的比喻。
由于中加两国之间最近一些年缺乏良好的沟通，加上中国政府并未进行有效的宣传，使得单纯善良的加人认为部分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如果两国间有频繁的互动和良好的沟通，如果加人更加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他们的立场也会发生改变。虽然中国在人权、民主上有些不足，但是她的确在不断改变和进步，同时中国自身的文化也对这些进程有所影响。总之，民主和进步不是一蹴而就的。
王千马：说起来，对付加拿大政府在当下的不友好，中国也有相应的对策——比如说中国在几年前批准美国在内的134个国家成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家，但就是不包括加拿大。虽然加拿大已经就此进行了三年的谈判，却没有任何结果。而这也意味着，加拿大会损失大笔旅游收入。此前加拿大官方预计，一旦开放中国人到加拿大旅游，每年至少会有一百万中国人前往加拿大，为加拿大带来至少二十亿美元的旅游收入——所以2008年1月份，正在中国北京访问的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艾民信称，中国不与加签旅游目的地协议是“歧视”。不得不说，这个“歧视”用得好啊，我们一直在受到西方的歧视，何曾如此主动地歧视他人？！话也说回来，能让加拿大觉得委屈也反衬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而它也似乎意识到中国对自己的作用。当年对于哈珀迟迟不访华，加国顾问及外交官均认为，访华将有助于赢得中国的支持，进而提高加拿大的国际地位——不知道，加拿大如今有没有更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跟中国捆绑在一起？！这样一来，岂不是让加拿大面对中国人的心态更为复杂？！有人说，曾汉林被加拿大遣返，也是加拿大向中国示好，是为了修补两者之间的关系——此前加拿大跟中国的利害关系少，不用太担心中国要求遣返什么的，现在就不敢顽抗啦——对此你作何看法，你如何看待中加两国之间现如今“经热政也热”的？！
连鹏：2010年年底加拿大总理哈珀访华，加上当年6月胡锦涛主席借G20成功访加，中加关系开始回温，但彼此之间裂痕仍在，是无法回到过去的“甜蜜”的。不过，我仍然看好中加关系的未来，也认为双边关系对两国人民的福祉非常有益。记得2010年年底采访一位随哈珀访华的华商时，他告诉我，哈珀总理在飞机回途中，曾把几个华商代表叫到会议室，跟他们谈首次访华的感受，哈珀特别提到，中国具有极大的市场，而加拿大具有非常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储备，两国关系的良好发展对彼此都非常有益。
哈珀的话很直接，甚至有些赤裸裸。中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确存在着很大的能源合作空间，而商业团体、民间社会都是呼吁要加强中加关系的，所以我认为，中加关未来的关系不会差到哪里。
中国人总有一种误区，或者是自卑心作祟，特别在乎其他国家，尤其是世界大国如何看待我们。我的看法是，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哈珀是加拿大总理，不是印度总统，也不是日本首相。他的一切政策首先考虑的是加拿大国家利益、加拿大纳税人的根本利益。中国人比较重面子，当他国领袖或政客发出一些让我们不舒服言论、或作出不友善举动时，我们总因为觉没面子而气愤；而别人积极赞美就觉得受到尊重，就签订巨型合同、以大礼包形式回赠；我们应该考虑对方言论、举措是否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纳税人的利益，如果仅仅因为不和善就觉得丢面子，是一种不健康的心态。
国家的发展战略是一个国家、民族的连贯性战略思维，不是说变就能变的。中国一直奉行所谓“以德报怨”、“和平共处”的战略，而我们如今提倡的“和平崛起”就是这种传统战略的延续。每一个国家都有权根据自身利益作出权衡，而各国的公民也可根据自身立场去选择姿态。过分以“道德”角度去批判、以“脸面”为心态去思考，不利于我们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观。
中国未来是否可以真正崛起，取决于年轻一代是否有足够的韧性、足够广阔的全球意识，创造以世界意识，自信心，自尊心为内容的新民族意识。
老是强调爱国的政府缺乏自信
王千马：前面问题老是说加拿大是美国的近邻，那么，我们也说说加拿大和美国吧。看过一篇文章，探讨的是加美之间的关系，有如中国垃圾流行音乐中的一首歌的歌名《最熟悉的陌生人》，它的标题是“加美是疏远的近邻”，血缘亲密却存在差异互相看不起。文章中分析原由，指出美加分歧主要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价值观，二是对世界政治的看法。后者又是受前者影响的。在价值观上，我们得先追溯200多年前美国建国时期，也就是在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摆脱了英王统治，建立联邦。其“暴力革命让殖民地中的保皇派痛心疾首，他们逃离新成立的合众国，来到加拿大安家落户。“独立”与“保皇”的分歧最终演化成两地之间惟一的一次战争，也使他们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美国人更加崇尚个人奋斗，在开疆扩土上也是大刀阔斧；加拿大建国很晚，在个人奋斗和国家建设方面显得保守，倾向接受英国的价值观，崇尚宽容、包容和非暴力。在废奴、移民权利、黑人权利等社会问题上，往往是加拿大走在美国的前面。”在国际事务上，“受价值观驱使的敌意，使华盛顿和渥太华在世界政治上反映出的分歧，简直是天南地北。美国强大，倾向单边，咄咄逼人地实现其外交战略，加拿大则强烈主张多边主义和法治。这点是美国拒绝的。”也正因为如此，虽然加拿大和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来“政冷经热”，但在承认新中国这一问题上，要比美国早得多。而且，加拿大游客在古巴海滩上比比皆是，为明确表示自主立场，加拿大拒绝出兵伊拉克……这样的加拿大，说实话，看起来还是挺让人尊敬的。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情感纠葛”的？！
连鹏：对此我个人的看法是，美国更加有效率，而加拿大则因为高福利等因素造成社会缺乏竞争力；美国人更加开朗，具有开拓精神，而加人则善良单纯且保守。记得有人说过，当美国人正在加班加点追求美国梦时，加拿大人正在酒吧与朋友们畅饮。用中国现在流行的一个词汇来讲，虽然美国人更加富有，但不如加人的“幸福指数”高。
正是由于美国人具有创新意识、进取精神，而加人更加享受生活的这种价值观的不同，使得这两个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有所不同。由于国力强劲，美国更加霸道，但同时也务实，针对中国的外交手腕也较为灵活；加拿大人则较为温和、友善，比如汶川地震时加拿大各界的捐款就突破了4000万加元，在各国中居前三名。但由于受固执和保守所限，加拿大人又对中国的人权问题的不足，颇有微词。
王千马：我还发现那篇文章有个很有趣的说法，说的是加拿大人的国家认同感不强，往往是当其他人经常把加拿大人和美国人混同时，她的国家认同感才明确。似乎这种现象在加拿大很普遍。最近又读到一篇文章，一个留学中国的英国佬说，这个世界上最具有国家认同感觉的是美国和中国人，“因为它们与其他国家相对隔离，俄国人紧随其后”。按照我的理解，所谓的“相对隔离”，至于美国，是因为它实行的是单边政治；至于中国，则是因为它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世界上大多国家“道不同”——如此一来，我们理解加拿大人的国家认同感不强，在于他们面对这个世界，是一种开放的心态？！那么，国家认同感不强，是不是也意味着中国人口头上的“没有爱国心”？！加拿大人在爱国上，又是如何？！
连鹏：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加拿大人并不那么爱国，尤其与美国人相比。这种印象，或许跟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国策有关。加拿大有华人的舞狮、龙舟节、花灯节，服饰弄得火辣辣的加勒比节，热闹多姿的希腊美食节。同时，加拿大人较为温和，所以外界总认为加人民族认同感不强，但事实未必如此。去年年末的一项权威调查就发现，加拿大人不仅非常爱国，除魁省之外的加拿大人中，有95%的受访者宣称他们爱国，相比之下，美国人的比例为92%，德国人84%，西班牙更只有81%。其中非常爱国（“very attached”）的比例加拿大为70%，美国67%，德国47%，西班牙55%。
需要重复的常识是，爱国不等于爱政府。当一个国家的政府，总是在强调意识形态，强调爱国，或许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这个政府缺乏自信。当政府可以保障每个人的尊严，维护公平正义，让民众生活的快乐时，大家没有理由不拥护她。
此外，我想谈几句关于世界价值观和全球公民的话题。在加拿大这样的移民国家，不少人同时效忠于两个国家——移居国和出生国，比如我，既热爱加拿大，又关心着祖国中国的发展。我想，人是有可能同时忠于一个以上的国家的，一个是从历史、血缘上讲，一个则是从思想和观念上来看。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该接受跨国公民的存在。不过，国家的认同和忠诚绝不应等同于狭隘的民族主义，人们更应该追求的是普世价值，而非自身国籍局限。
记得曾看过一份报告，美国著名民调专家佐格比2009年撰写一份有关美国的变迁报告显示，未来美国社会是由那些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以及动荡的1960年代完全没有记忆的成年人主导的。今天的18岁到29岁的美国年轻一代是美国新兴的宽容、全球意识和环保意识的主干。
佐格比把这些人称为美国的第一代全球公民，他们对世界有全球意识。美国年轻人最有可能在美国的中东外交政策方面主张平衡，最不可能主张跟伊朗打仗。他们更有可能拥抱其他民族的文化。美国人的价值观出现了根本性的重新定位，不再注重物质消费，更倾向于一种新的全球公民意识。
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价值观可以让我们与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共事，可以让别人接受我们的不同，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与这个世界一起进步。
80后活得很尴尬，未来得靠90后
王千马：接下来谈谈你个人吧。我知道你是个地道的中国80后。关于中国的80后，你也写过稿子叫《80后眼中的中国变迁》，前面所提到的小白就是这个稿子中的人物。在你看来，虽然中国80后因为经历的特殊历史背景，在人们眼中一直没有很好的印象，早些年也被网络等媒体大肆歧视和攻击，如被称“垮掉的一代”，“最没责任心的一代”，“愚味的一代”，“最自私的一代”，“最叛逆的一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人们对80后的一些看法和偏见亦在逐渐改变。其实我在自己主编的那本《无法独活·致喂大的年轻人》里就明确指出：任何一代在问世之初，都是“被喂大”的，一旦开始学步，是继续依赖“被喂”，还是对食物理智地取舍，这可能就是80后、90后给我们的启示。“80后这些人，将是中国公民社会的主体力量，也将是受教育程度最高，思维意识最开放的一个群体”，他们的“行动与表达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社会未来的面貌”。尽管在网络上，该书被炒成了“70后”与“80后”之间的论战，也有媒体说，这是一部在新的视角下探索青年精神的励志书。不过，掩藏在这“论战”以及这“励志”表象之下的却是——该书对“公民社会”的召唤。恩，我相信你身在中国80后群体当中，不知道你对80后最为感同身受的是什么？！另外，你在加拿大跟他们的80后接触得多么？他们为人处事又是怎样的风格，对中国80后来说，有怎样的启示？！
连鹏：北美一般把1980年到1995年间出生的人称作“Y一代”。这些20来岁的人有个特点：只想做有意义、有用处的事情。
Y一代的前一代是X一代。X一代是继婴儿潮一代在北美社会中出现的，这个概念来自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部小说《Generation X》，媒体把当时18岁-29岁，现在已成长到30岁-40岁之间的5000万人划归到X一代，他们高举“工作是为了生活”的鲜明旗帜，为了满足自我兴趣而时不时辞职，他们是愤世嫉俗的一代人。
Y一代是伴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络的发展而成长的一代。在他们眼中，世界上没有什么值得寻找的意义，也没有任何界限可以框住人，一切皆无限制。他们对父辈所认定的人生意义并没有兴趣，这是放弃了寻找的一代，他们所乐于做的是从自我的主张出发，把时间用在有意义、有用处的事情上面。
越来越多的加拿大年轻人不再追求金钱上的成就，而是将人生致力于工作和生活价值的平衡点上。如果用词汇形容加拿大的80后，那就是“有理想，有热情，年轻气盛，天真烂漫。”我的加拿大80后同学们，以及同事的90后一代的孩子们，想法与中国的同代人不同，他们致力于自我的兴趣，实现价值，而不仅仅是金钱和成就。比如，同事的孩子在著名的多伦多大学学经济，毕业后却想要去非洲当几年义工，同事非常不理解，但不得不尊重女儿的决定；我大学时的一位白人同学毕业后放弃在金融公司的高薪邀请，而去NGO（非政府组织）工作，拿到的薪水只有金融公司的一半，他却非常愿意投入社会公益事业。
王千马：说起加拿大年轻人的表现，的确可以赢得夸奖。相反的是，尽管我们对这些中国年轻人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自由、独立以及个性，现实情况却让我们常常哑口无言。看南方某周报在2011年的国考报名之后所作的封面报道——《年轻人，到“体制内”去》。想我刚毕业的2001年，对国考还没那么狂热，毕业生想的是进外企和民营企业，像深圳的华为一说要进校园招聘，总能在摊位前吸引住黑压压的人群。而我虽然没那么多想法，但总觉得去体制内，是养老的，也是没出息的，然而到了今天，不参加国考当个公务员则是没出息的。看看2011年国考报名所刷新的三大纪录：人数逾140万，也是继2009年以来第三次超过百万；出现年龄最大的考生，35岁，这是报考年龄的上限；考录比扩大至87.5比1，竞争最激烈的前6个职位，比例则高达到空前的3000比1以上——我想，加拿大的年轻人看到这一疯狂景象，肯定会扒光了头发也想不通！该周报就说，“在‘国进民退’趋势刺激下形成的这一重返‘体制内’大潮中，曾经贴在他们（指中国80后群体）身上诸如‘独立’、‘个性’、‘自我’的标签，开始显得不那么具有说服力和概括力。”不知道你又是如何看待80后的追求总被现实妆得很魔幻？！
连鹏：作为一名80后，我以前总对我们这代人充满了期望，但现在却认为，中国的未来还要看90后，甚至00后。父母那辈人总爱说，作为80后的我们，是多么的幸福，不用上山下乡，不用吃树皮，应该懂得知足。从物质上来说，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想，每一代中国人都有着不同的经历和记忆，有自己的幸福，也有自己的痛苦。当经济、物质的发展与信仰、价值严重脱节时，我们活在一个令人尴尬的时代。
中国的80后，就是“幸福并悲哀着”的一代。生活质量好了，但精神空虚了。曾经激情梦想，但进社会发现就业压力如此大，竞争如此激烈，房价如此高，爱情如此飘，人情如此冷，生活如此茫。
目前的80后都已走向社会，扛起了社会责任。他们生活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这种转型产生的裂变使这代人在精神领域往往空虚和压抑，所以《老男孩》这种怀旧短片才能引起无数年轻人的感动和眼泪。社会的压力造成了无数的房奴、卡奴，孩奴、车奴，证奴，上班奴。同时，一对儿80后夫妇要赡养4个老人，这种压力是巨大的。
在我眼里，80后是扛起社会转型压力的一代，他们注定是压抑的一代。我所认识的和我同时代81-84出生段的，相对保守、也缺乏抗争精神。中国的未来靠的是90后，甚至00后。
为何我如此看好90后呢？当然，有人指90后有很多问题，比如自大却极端缺底气，自视个性，但沦为无意识羊群，这些我不否认，但90后，他们更思想开放，虽自私不善与人社会交流，但自我意识强、藐视权威、敢接挑战、思想独立，尤不愿接受被强行灌输观点。他们父辈教育程度更高，他们更具独立性，90后才是真正个人主义者，所以他们比前辈更有机会改变中国。如果能建起主体性，中国的未来有希望。
王千马：不过，还是有很多80后在艰难中努力前行，并对未来抱有美好希望。包括你本人。我发现你有个个人网站，网站名字叫“远观中国”——写的都是加拿大或者美国或者中国的事情，除了《加拿大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多伦多市长选举随感》、《警惕新保守主义的回潮》、《中期选举后的中美关系之路未必平坦》，还有《复杂的乱局–杂评河北大学校园车肇事案》，可以说你的关注点还真多，而且的确是在“远观中国”。我想远观中国有一点好处，就是避免了“当局者迷”，能清楚地看出中国在发展过程当中的得失。不过，在你这个个人网站上，我更感兴趣的是上面挂的一句话，“期待一个更好的中国”。这让我感动，作为一个远在加拿大，对个人要比对国家更在意的中国80后，还能对自己的祖国如此上心，如此祝福，让我没有想到。我想你这句话应该出于真诚。不知道，“一个更好的中国”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另外，在你眼里，怎么才是一个更好的中国？看你在邓小平逝世14周年时曾在围脖上发言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大家一起致富”的愿景，在目前日益严重贫富差距和激烈社会矛盾前，显得有些尴尬。现况甚至可以被视为先富裕起来的人剥削穷人；当然，评价一个人物，不能脱离历史背景；不过，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就，但政治体制却没与之同步，根本无法保障改革果实——联系前面所说的中国与加拿大那么多不同，现如今的中国能让你爱得起来么？！你会将自己的未来，放在中国，还是加拿大？！
连鹏：看到别人痛苦，自己又如何能快乐的起来。虽然现实挺残酷的，但是还是要充满希望，继续前行。有国内媒体朋友曾说，如果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代人应该承受的，那就来吧。
记得龙应台在她的文章中写过：“诗人说：生了梅毒，还是我的母亲。”如果有人说，现在的中国“歌舞升平、一片和谐”，那不是傻子，就是五毛党。中国的生活环境、道德环境都出现了危机，不仅需要政府当局去积极应对，也需要中国每个人的努力。
作为一个从事媒体工作的年轻人，我无法继续冷眼旁观。这并非意味着我有多伟大，而是，做自己能做的，做自己想做的，影响可以影响的人，就足够了。约翰．肯尼迪曾说“不要问国家能够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自己能够为国家做什么”。如果我们无法改变这个国家，那就从小事做起吧。比如更环保一些，少扔点垃圾；比如多帮助身边的弱势群体，行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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