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实录

    《马可·波罗行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是第一部在所见所闻的基础上，对草原通道上的南欧—西亚—中亚—东亚沿线进行全景式记录的文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包括丝绸之路在内的草原通道的功能和作用。马可·波罗东行的路线在中亚以西走的是汉代以来的丝绸之路古道，然后循北侧蒙元驿道抵达上都和大都。从马可·波罗东行沿途的见闻可以清楚地看到草原通道的历史作用：一是信息文化沟通作用。在马可·波罗向东方出游之前，他的父亲和叔叔就曾前往大元王朝的大都（今北京）经商，还带回了元世祖忽必烈致罗马教皇的信函。当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叔再次东行时，即携带着教皇致忽必烈的回信。在此前后，其他僧人、商人、传教士也留下了大量的东西方交流文献。信函书面交流只是多种信息交流的形式之一。更是为便当的口头语言交流和日常生活交流所起作用。文化艺术交流则具有更强的持久性。很多在东西方流传的艺术品成为传世之宝。二是货物贸易作用。马可·波罗东游是在其父辈第一次成功前往中国经商的基础之上，再一次结成十几人的贸易团队成行的，这本身就说明欧亚之间贸易潮流在迅速扩张。三是史料积累作用。《马可·波罗行记》共分四卷：第一卷记载了从欧洲到亚洲东部的沿途经历，反映了所经之地的政治、经济、民俗、特产等见闻；第二卷描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都城、朝廷、节庆、游猎及其所到城市，如杭州、福州、泉州的情况；第三卷是关于海路返程时沿岸所见所闻的记录；第四卷重点记述了成吉思汗后裔的纷争和蒙古草原的情况。尽管对书中一些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历来争论就比较多，但是总体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关于元上都、大都两个都城各宫殿的描述都符合历史实际，其中描写的宫廷活动盛况和场景有些内容虽无其他文字佐证，但值得重视和深入研究。抛开具体描写内容准确性的争论，《马可·波罗行记》作为草原通道（包括丝绸之路）历史作用的一次集中展示，这一点应当是没有疑问的。在美国学者杰克·威泽弗德所著《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一书中，记述了忽必烈大汗的使臣列班扫马前往欧洲介绍蒙元帝国、传递世界和平意愿，并且先后拜会波斯的蒙古伊利汗、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罗马的红衣主教团、巴黎的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最远到达欧洲西端的英格兰，拜会国王爱德华一世的情景。这一研究成果从一个侧面证实了《马可·波罗行记》的真实性。

    欧亚文明的同步性

    历史研究显示，欧洲和亚洲在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人类文明的演进基本上是同步的。而在没有陆上通道相连的美洲、大洋洲，新石器时代的各个时期都要相对晚几千年，铁器则根本没有出现。尽管有些文明成果在欧、亚两洲出现的时间早晚和传播路线还没有定论，但“基本同步”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例如，青铜器在欧洲、中国内地、亚洲草原的考古发现都可追溯到距今4000~6000年前，而且器型和装饰纹样风格在很多方面都互有影响。再如铁器的发明，欧洲和中国内地的发现时间都大致在距今3000年左右。史称游牧民族突厥人为制铁的“锻奴”，他们在进入中亚后，还向希腊王国输送过铁制品和相关技术。再如中国的“四大发明”及多种技术大都是通过草原通道传播到西方的。当然，对人类发展贡献最大的还是农作物的传播与交流了。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作物有葡萄、西瓜、芝麻、菠菜、芹菜、茴香、莴笋、大葱、棉花，以及后来的玉米、马铃薯、西红柿等。从中国传向西方的有种桑养蚕及稻、甘蔗、甜瓜、杏等多种作物。每一项文明成果的传播都会给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广泛影响。例如，明代“药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烧酒非古法也，自元代始创”。由此为蒸馏制酒的技术是蒙元时期从欧洲传入亚洲的研究结论提供了佐证。在此之前，中国农耕地区以粮食发酵和游牧民族以马奶发酵制作的酒度数都很低，无法延长保存期，只能在发酵制作后很快饮用完毕。而利用西方蒸馏技术制作的白干酒（烧酒）可以保存数年，甚至长期窖藏，随时可以用于宴饮。因而，如果没有草原通道将蒸馏酒技术输入到东方，我们的酒文化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多彩绚丽。同时也可以推想，蒙古王公贵族在掌握蒸馏酒技术之前，只能在夏天的两三个月内有机会饮用发酵的“马奶酒”，酒精度数只有2%~3%。而在广大牧民得到蒸馏收集酒精的方法后，在制作奶酪的同时即可分流出奶酒，酒精度数可达20%~30%，储存起来可以常年饮用。明朝以来，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工业文明向东方的传播明显滞后，其中的原因一是中亚、东欧草原的国家与政权相对固化，过去建立在游牧基础上的东西交流基本被阻断，草原通道的作用难以继续发挥；二是统治者闭关锁国、实行海禁和陆上封禁的政策，人为地割断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些情况可以反证草原通道在历史上对东西方交流的重要作用。

    除物质技术之外，古代艺术品也记录了在欧亚大草原上人类文明交流的史实。在距今两三千年前的中亚、乌拉尔、南西伯利亚（图瓦）草原墓葬中，常常可以发现远方文明古国的物品，如中国的丝绸、波斯的金银杯、罗马的金币以及大量希腊制造的金饰物和来自印度的物品。斯基泰人开创的石人雕像习俗，西到黑海附近，中到吉尔吉斯草原，东到蒙古草原都有分布，而且为后来的突厥、鲜卑传承，制作时间延续到公元6世纪，分布范围扩展到内蒙古东部的锡林郭勒草原。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时间跨度2000多年、东西距离1万多公里范围内，保持了石人雕刻手法和人物造型的相似性。最为精美的草原风格艺术品是草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和金器。这些艺术品大多用于祭祀、钱币、装饰、陪葬等。对内蒙古出土的金、青铜器从题材、造型、艺术手法方面综合考察，很多都表现出与中原农耕文化和欧亚草原文化都有联系的特征。尽管对其传承关系存在不同的学术见解，但体现着东西文化交流的史实是显而易见的。其中的武器、马具、动物风格艺术品与斯基泰文化具有密切联系，并影响到其后的草原民族。动物风格艺术大多取材于猛禽、虎豹、家畜。图案有群体、单体、局部等，但最为常见的为两个或多个动物互斗，如虎咬羊、虎咬马、鹰虎搏斗、狗咬马、虎吞兽等。研究者认为，古代草原民族用动物互斗的图案揭示自然界生存竞争的残酷性，意在号召族人保持勇猛顽强的拼搏精神。内蒙古和林格尔出土的8件虎咬羊纹饰牌和鄂尔多斯出土的大量金器、青铜器表明，以动物互斗为题材的艺术品传承到众多民族，分布遍及整个欧亚草原，而在内蒙古草原达到了辉煌的程度。据研究动物互斗的图案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古巴比伦的圆筒形印章上。在中国，早在公元前8世纪就出现了动物搏斗的玉器。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出现了更多动物互斗的图案。由此可见，“动物风格”艺术是东西文明交流的标志之一。由月氏游牧民族建立的贵霜帝国则把草原风格艺术发挥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有专家研究认为贵霜开创的佛教造像由草原贵族服饰、古印度图像、古希腊艺术风格糅合而成，至今仍流行于世。“佛要金装”则是草原民族崇尚金饰的体现。贵霜贵族流行“珠光宝气”式的装饰，从头到脚的金饰可达千件以上。现在草原民族注重装饰的礼仪和习俗仍然是鲜明的特色。

    古代国际城市—长安和元大都（北京）

    现在人们以全球城市（影响全球各国）、世界城市（影响主要区域）来细分大都市的国际性。在历史上，草原通道（包括“丝绸之路”）功能充分发挥时期，长安和元大都曾经是广泛影响亚、欧、非三大洲的国际性城市。

    长安。长安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沿丝绸之路向西可以直接到达世界文明古都雅典、罗马和开罗。同时通向东北亚和日本也有固定的路线。古长安在汉唐鼎盛时期，两度成为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城市，时间跨度达1000多年。在极盛时期，长安人口达到100多万，其中有数万人为外国使节、朝拜者、商人和留学生等。唐代长安城周长达35.56公里，面积84平方公里，是古代罗马城的7倍、君士坦丁堡的7倍、巴格达的6倍多。长安也是多民族共居的城市，臣服于汉、隋、唐三大统一王朝的少数民族和附属国有大量贵族和平民居住在长安。汉代以后曾有5个少数民族政权以长安为都城。

    元大都。“大蒙古国”时期曾在漠北哈喇和林（位于鄂尔浑河畔）建设了都城，并设置了通往各方的驿站和官道。城内专门有供外国人经商和居住的区域。忽必烈“总揽漠南汉事”后，在今内蒙古正蓝旗建开平城。忽必烈称汗后，将开平升为上都，以取代哈喇和林的都城作用。忽必烈统一中国后，建国号“大元”，在原金朝中都北侧兴建大都城。忽必烈及后来的元朝皇帝居住理政冬季在大都，夏季在上都，两者间相距约300多公里，有数条驿道相连。实际上两都均有政治中心的作用，既统治和管理中原王朝和蒙古草原全境，又统领远在亚洲中西部和欧洲东部的四大汗国；同时，还联系各个藩属国，是名副其实的两个姊妹国际城市。

    元朝统治者将西方人和外藩人专门称为“色目人”，赋予仅次于蒙古人的第二等级政治地位。《马可·波罗行记》中多处描写外国人在大都和上都城活动的情况。其中讲到元大都的12个附郭中有来自各国的外国人前来朝贡或贸易。“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可见，当时的北京城繁荣奢华为世界之最。马可·波罗还记述了都城通往四面八方的驿道，每25~30里为一站，每站备有乘马，“所需百物悉皆设备”，“大汗有无数铺卒……百日路程之文书消息，十日夜可以递至”。正是如此快捷的驿道系统，才能把欧亚两大洲连成一体，称之为一个“国家”（Ulus）。元大都建成初期，人口很快达到约50万人，公元14世纪中期达100万人，所谓“大都人烟百万”。当时歌咏大都的诗写道“京师天下本，万国赴如水。珠犀从南来，狗马由西至。浩浩荆吴船，日夜行不已”。史称“东至于海，西逾于昆仑，南极交广，北抵穷发，舟车所通，货宝毕来”。意即世界上最为珍贵稀奇的东西都可以在元大都见到，可见作为国际城市的交通和贸易盛况。由于人员和货物交流规模巨大，大都城周围形成了约由200个大小不一的城镇居民圈。进入大都城的居民“以资高及居职者为先”，“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昌据”，可见建城之初即明确专为王公贵族和官僚商贾集中服务的目标，排斥无力建造房屋者。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为后来奢侈之风在帝都愈演愈烈营造了条件。

    元代草原城市

    汉唐时期，在漠南、漠北和西域即出现多处草原城市，但留下的史料不多。元代时，草原通道的作用空前彰显，草原城市也有了比较丰富的史料遗存下来。

    哈喇和林。位于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南，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公元1220年成吉思汗定都于此，公元1235年窝阔台汗修筑城垣。皇宫万安阁处于城市中心，诸王府邸分布在四周。城内分别有来自西方商人的“回回街”和汉族工匠聚居的“汉人街”，还有各个衙署、12座佛寺、2座清真寺、1座基督教堂。城墙东南门西北门分别辟有粮食、车辆、牛、羊、马等市场。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今北京）后，哈喇和林改为管理“岭北等处”的“中书省”治所，仍然是蒙古诸王坐镇漠北的首府和军事要地，继续发挥着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的作用。“和林百年来，生殖殷富埒内地。”可见通商聚财的规模。

    上都。位于燕山北麓，锡林郭勒草原南部，滦河上游（上都河、闪电河）北岸。元世祖忽必烈于公元1256年建开平府，后更名为上都，作为元大都（今北京）的陪都或夏都。元上都由外城、皇城和宫城组成。外城为正方形，周长约10多公里。南、北、东各开二门，西面开一门。皇城由十字交叉的两条大街分为四部分。宫城有通向三门的丁字形大街。宫城内有宫殿30余处，由土木、砖瓦、竹、大理石等材料建造。宫城外有蒙古帐幕式宫殿失剌斡耳朵（黄色宫殿）。整个上都城汇聚了当时东西方建筑艺术的精华。外城街区有大小官署60余所，手工业厂局120余处，佛殿260余座，此外还有孔庙、道观、城隍庙、三皇庙、清真寺等寺院。商肆鳞次栉比，达官府邸和平民住宅区各有其所。诗句“西关轮舆多似雨，东关帐户乱如云”、“尽日笙歌毡巷北”，表达了上都城市生活的热闹喧哗。值得一提的是，上都城兼西方、中国内地、草原地区的建筑风格于一体。西方石建筑结构在上都城得到较多运用，这在中国古代城市是十分少见的。主要的宫殿仿造南宋皇宫的制式。草原帐幕式建筑采用竹木材料进行改良，并加以豪华装饰。马可·波罗的描写称：“内有大理石宫殿，甚美，其房舍内皆涂金，绘种种鸟兽花木，工巧之极，技术之佳，见之足以娱人心目”。“此宫有墙垣环之，广袤十六里，内有泉渠川流草原甚多”。“此草原中尚有一宫殿，纯以竹茎结之，内涂以金，装饰颇有工巧……此宫建筑之善，结成或拆卸，为时甚短，可以完全拆成散片，运之他所，惟汗所命”。“此诸草原中，有一地林木甚美，汗建一亭，金漆之柱承之。每柱皆有金龙环绕，亭顶以竹覆盖，亦涂以金漆甚密，水不能腐。”

    丰州及库库和屯（今呼和浩特）。位于阴山南麓，黄河支流大黑河畔。所在的敕勒川草原在北魏时就产生了至今脍炙人口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优美诗句。金代曾在此地建丰州城。北元时蒙古帝王阿拉坦汗在金丰州城旧址西侧建库库和屯城，后改称归化城，为现今呼和浩特市的旧城。蒙元时人口约10万左右，有各类固定商业区。马可·波罗说丰州人“善为商贾”。负责建造上都的刘秉忠《过丰州诗》写道：“山边弥弥水西流，夹路离离禾黍稠。出塞入塞动千里，去年今年经两秋。晴空高显寺中塔，晓日平明城上楼。车马喧阗尘不到，吟鞭斜袅过丰州。”可见其交通南北、车马络绎的盛况。

    哈剌浩特（黑城，今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建于西夏，元代改为亦集乃路，是面向中亚及欧洲的重要通道，也是屯兵垦殖的要地。有外城、内城、清真寺等遗址存留至今。在13座居民遗址中发掘出数百件用汉文、西夏文、回鹘文、突厥文、叙利亚文、畏兀儿蒙古文、八思巴蒙古文、藏文书写的公文、信札、辞典、医书、药方、经文、算术题、账单，还有大量元代纸币。可见，当时草原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繁荣和经济、文化之发达。

    应昌府。位于燕山北麓、大兴安岭西侧达里湖流域的草原地带，今属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建于公元1273年。建有王府、衙署、寺庙、孔庙等几十座建筑。此外，还有大量的工商业和民房建筑，并下辖应昌县。元代大都和上都通往漠北之间的道路主要沿大兴安岭西侧北行，然后向西折行。应昌府正处于交通要冲，大量人员和物资要由此通过，手工业和商业十分繁荣。

    斡端（于阗，今和田）。古代历来以盛产玉石闻名。在汉代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元代农业、手工业、商业发达，东西交通畅通，设众多水驿和旱驿，城市更加繁荣。主要物产有桑、麻、禾、黍、葡萄、金、银、铜、铁、铅、卤砂、水银等。

    可失哈儿（今喀什）。汉、唐时代均在此设统管西域的军事政治机构，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马可·波罗东游时，对此城进行过大量描写，谈到大批商人由此出发到世界各地经商。“居民为工匠商贾。有甚美之园林，有葡萄园，有大产业，出产棉花甚饶。”元代成为连接东西方和北方草原与印度次大陆的交叉点。

    赵王城。汪古部蒙古（阴山鞑靼）的王城，位于阴山北麓（今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境内）。赵王城处于大都（上都）—丰州—亦集乃路（哈喇浩特）通往西方的交通要道上。因汪古部首领及其子孙屡被蒙元封王，公元1309年术忽难被封为赵王建城而得名。城墙遗址有1200米长，560米宽，并有众多寺院府邸遗址。城墙四面都有城门，对应有一条大街，大街交汇处为王宫。考古发现赵王城尚有景教、天主教的遗存。汪古部与蒙古黄金家族从成吉思汗时代起即行联姻，终元一代，汪古部首领代代为皇室驸马，因而后世将赵王城视为“驸马城”。

    【阅读材料】草原丝绸之路的概念与内涵

    “草原丝绸之路”是指蒙古草原地带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大通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时间范围可以定位为青铜时代至近现代，空间范围大致框定为北纬40度至50度之间的这一区域，自然环境以草原为主要地貌特点，活动的人类群体以游牧为主要经济类型。其主体线路是由中原地区向北越过古阴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带的长城沿线，西北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西亚北部，直达地中海北陆的欧洲地区。沿线经过的主要古代城市有辽上京（今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元上都（今正蓝旗元上都遗址）、集宁路 （今集宁路古城遗址）、天德军（今丰州古城遗址）、德宁路（今傲伦苏木古城遗址）、哈喇浩特（今额吉纳旗黑城遗址）、哈喇和林（今蒙古国前杭爱省哈喇和林遗址）、讹答剌（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市）、塔拉斯 （吉尔吉斯斯坦西北部）、托克马克（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等地。草原丝绸之路东段最为重要的起点是内蒙古长城沿线，也就是现今的内蒙古自治区所在地。这里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汇的核心地区，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链接点。在草原丝绸之路上活动的人类群体主要是游牧民族，自青铜时代起，先后有卡拉苏克、斯基泰、狄、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主要民族。

    “草原丝绸之路”是几千年来连接东西方经济贸易的大动脉，它的发展与繁荣在蒙元时期达到了顶峰。在窝阔台汗时期，正式建立了驿站制度，元朝形成了规模庞大、四通八达的驿站网络。这些驿站既是元朝政令、军令上传下达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政府对外进行商贸往来的主要线路。这时的草原丝绸之路形成了三条主线。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北方立站：帖里干、木怜、纳怜等一百一十九站”，“帖里干”道属东道，起点站为元大都，北上经元上都、应昌路（今克什克腾旗达里湖西岸）至翕陆连河（今克鲁伦河）河谷，再西行溯土拉河至鄂而浑河上游的哈喇和林地区；“木怜”道属西道，在元上都附近，西行经兴和路（今河北省张北县）、集宁路（今内蒙古集宁市）、丰州（今呼和浩特白塔子古城）、净州路（今四子王旗净州路古城）、北溯汪吉河谷（今蒙古国南戈壁翁金河）至哈喇和林；“纳怜”道又称“甘肃纳怜驿”，自元大都西行经大同路东胜州（今托克托县大荒城）溯黄河经云内州至甘肃行省北部亦集乃路，北上绕杭爱山东麓至哈喇和林。由于哈喇和林地区地处蒙古高原的腹地，草原丝绸之路的3条主干线大多通过这里再向西北经中亚纵向延伸，直至欧洲。这3条通往欧洲的驿路，构成了草原丝绸之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波罗的海之滨的藏传佛寺

    洛德佛寺（The Lord Buddha）是连接圣彼得堡和拉萨的纽带。它的建成应归功于两个重要人物：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布里亚特著名喇嘛A·道尔基（Agvan Dorjiev）。公元1888年两人在拉萨伴学佛经期间建立了密切关系。公元1898年，A·道尔基已成为著名佛学家，作为达赖喇嘛的特使返回圣彼得堡寻求俄国支持，以对抗英国入侵。他在涅瓦河畔第一次产生了兴建寺庙的念头。尽管外交使命没有成功，寺庙的建设却在公元1909年开始。这一消息很快传遍俄国佛教地区和蒙古、西藏、泰国及其他佛教国家。

    当时，圣彼得堡有几百名佛教徒。他们数量不多，但发展很快。藏传佛教在俄国境内的布里亚特、卡尔梅克、阿斯特拉罕等地区已经扎根，来俄国首都圣彼得堡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此外，随着对俄贸易关系的发展，中国、日本和泰国也需要佛教寺庙为它们不断增加的赴俄人员服务。

    1906年，A·道尔基为传播佛教在卡尔梅克建立了一座佛殿。卡尔梅克和阿斯特拉罕的成功，鼓舞了在首都圣彼得堡建设寺庙的决心。1907年的报告表明了“为了发展俄国同蒙古、西藏关系”的建寺目的。1908年在中国五台山会见达赖喇嘛后，A·道尔基给俄国外交部长转达了达赖喇嘛希望在圣彼得堡建寺庙的信息。1909年，一座寺庙兼佛学校的二层楼建筑物得到政府批准，并于当年5月购地动工，1910年底基本完工。后来，历经曲折最终于1913年首次对公众开放。

    该寺庙的建筑样式保持了西藏、布里亚特和蒙古风格，而且吸收了俄式、欧式的建筑技术和风格。部分藏传佛教装饰品从北京和多伦诺尔定制，分别于1910年7月和12月寄送到圣彼得堡。大理石雕刻的大佛像高达9英尺，也是从中国购买的。过于彰显的异样风格曾引起城市管理机构的阻止，因而直到寺院首次使用时佛像装饰还未完成。建筑预算9万卢布，其中达赖喇嘛资助5万卢布，A·道尔基出资3万卢布，1万卢布在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人中集资。实际造价达13万多卢布。超支部分扩大了集资范围，其中包括外蒙古统治者的财政资助。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