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游牧历史进程中，蒙古草原上曾经出现过好几个震撼世界的草原帝国，生产工具和社会组织都有了重大进步。那么人均拥有牲畜数目的减少是否是因为人口大量增加呢？答案是否定的。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蒙古草原的人口并不是呈持续增加的态势，而是从古代到近代一直在100万人上下波动。“大元大蒙古国”时期的统计显示，蒙古人共计约200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分散到中原和欧亚各汗国充当贵族和军士，约有100万人留在蒙古高原从事游牧生产。从此之后，明清两朝蒙古草原的人口一直是呈下降趋势的。有不少地区的历史资料显示，从清朝初年到民国时期约300年间，有的地区人口降幅超过50%以上。例如根据王建革先生研究，察哈尔八旗人口同期从4.7万人下降到2.3万人，锡林郭勒盟从8.6万人下降到3.7万人，伊克昭盟从20.6万人下降到9.3万人。看来，牲畜和人口长期保持在低水平的历史原因只能从草原特点和游牧生产的内在规律寻找，根源是传统游牧转化资源的能力所限。
游牧是历史选择
人类从狩猎采集向前进化，在水、热和土壤等资源条件较好的地方形成了依托种植业的农耕文化，而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则形成了依托放牧牲畜的游牧文化。因而，有的学者认为游牧是人类利用贫瘠资源的一种手段。北亚草原游牧的状况与这一判断相吻合。
自然条件不利于农耕。蒙古草原的南界在北纬40度左右。少雨寒冷，地形波状起伏是普遍的特点，因而大部分地区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和成熟。考古的研究和现实的农牧分界线都证明，除大兴安岭以东一隅和少量的河谷平原可以勉强种植抗寒性较强的作物外，大部分地方无法形成稳定的种植业。
· 降水量低。传统种植业一般要求年平均400毫米以上的降水量。而蒙古草原除东部、北部可以比较顺利地输入太平洋、北冰洋湿气团外，中部、南部和西部在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缺少有效降水。中部大片的荒漠戈壁平均年降水量都在50毫米以下。有的地方甚至几年都看不到降雨。在蒙古草原四周的山区虽然降水量较高，但年变率较大，季节性分布与农作物需水量不吻合。因而草原上经常听到用“十年九旱”来形容当地的生产条件。
· 有效积温低、无霜期短。蒙古草原的夏季短，冬季长。年平均积温和无霜期只能满足抗寒能力强、生长期短、成熟结实早的极少数农作物的种植要求。由于草原的气候变化无常，水热条件在年份间的变化很大，作物从播种到收获经常出现春寒、霜冻、冰雹、雨雪交加等异常天气的侵袭，因而减产和绝收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大草原是天然的游牧胜地。这是由几项基本条件所决定的：
· 丰富的牧草为草食牲畜提供了饲料来源。蒙古草原有饲用价值的植物达800多种。这些植物按照生物学特性，在湿润地区、半湿润半干旱地区乃至极度干旱地区都有不同的群落分布，为各种草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物质基础。除草本植物外，一些木本植物的嫩叶和嫩枝也是草原牲畜的营养来源。
· 驯化“五畜”为游牧提供了“长腿的生产机器”。草原上的草食动物有100多种。经过与人类长期共存，最后驯化出马、牛、绵羊、山羊、骆驼这五种适合游牧生产的牲畜。对畜群稍加管理，即可使之一年四季自行在草原上采食、饮水，完成生长、发育、成熟、繁殖的全过程。这5种牲畜的不同组合可以适应任何草原，利用任何具有可食性的牧草。例如牛适宜于水草条件好的牧场，绵羊和山羊适应所有草场，马可以利用较远的牧场和水源，骆驼可以利用荒漠和半荒漠草原。
· 开阔平坦的地形有利于草原游牧。与农耕要求在平原发展的特点不同，稍有起伏的地形可能对游牧牲畜的放牧、避灾和栖息更为有利。蒙古草原大部分由波状平原构成。丘陵比例小，而且均为坡度不大的浅丘陵。山脉分布在周边，而且多为中山和低山，很少有悬崖峭壁式的高山峻岭。区域内分布的若干沙漠、沙地，大部分地下水位较高，而且以中低高度的固定、半固定沙丘为主，绿洲相间分布。这样的地形地貌对游牧形成的有利条件多，不利条件较少，而且易于以传统的方法加以利用。
草原为游牧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试想如果降水量、气温、地形等自然条件任何一项发生根本性变化，草原就会向森林、沙漠、苔原、高山、戈壁等不同方向演变，游牧就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也不可能持续几千年。据研究，蒙古草原曾经在近七八千年内经历过暖湿化和干冷化的交替演变。在适宜时期曾经出现过农耕种植业成分较多的阶段，但结局还是回到了游牧这一必然选择的规道上。
游牧演进的机缘
根据东西方各种文字的记载，历史上欧亚草原的游牧生产方式和生活状态在3000年的漫长时期内基本相似。例如，2000多年前的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匈奴列传》记载：“匈奴……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骡……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这一段寥寥数语描绘的随牲畜转移，逐水草而居，牲畜以马、牛、羊为主，驴骡为奇畜，骆驼较少，虽无城镇农耕，但草场有部落界限等内容，与20世纪40年代之前草原牧区的景象没有什么两样。
历史上有利于游牧业发展壮大的因素是很多的，特别是在草原帝国统一各部落，东西方交流频繁阶段，畜牧业曾经有很多利于发展的机会。
· 生产工具的改进。青铜器、铁器较早出现在草原上。根据考古研究，草原上使用青铜器、铁器的时间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基本同步。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草原地区要早于农耕地区应用这两种对人类文明进程影响最大的工具。最早将马镫传入欧洲的就是来自亚洲草原的柔然人。游牧生产的某些环节由于使用了青铜器或铁器后必然发生重大进步—尽管没有像在农耕地区那样对农田耕作产生革命性改变。
· 保护法令的实行。典型的就是成吉思汗《行政大典》中对保护草场、保护牲畜、防火、防偷盗、防越界放牧都做出了严格规定。对违反者要进行相应的惩处或罚没、赔偿牲畜。这为后来游牧制度的系统化奠定了基础。类似的法令和制度经后来的统治集团丰富和完善，对减少游牧社会的内耗、防止人为的破坏和损失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它并没有改变游牧生产依附于天然牧草、水源、气候、地形的被动依赖状态。
· 打井抗旱，开发水源。史料记载元朝皇帝忽必烈在统一中国后，曾发布命令，派军队到草原上为牧民打井。例如公元1288年“发兵千五百人诣漠北浚井”。这可能是最早的牧业基本建设了，无疑对改变内陆草原干旱的生产条件会有直接作用。这说明忽必烈看到了游牧生产的脆弱性及其直接根源，具有改革生产环节的非凡气魄。但是打井的数量、地点和使用效果，却没有见到资料记载。可以想见在浩瀚的草原上靠几次突击建设难以撼动游牧固有的运行轨迹。此外，在草原上种植饲草在元代也已经有了开端。忽必烈任命伯颜统军漠北时，就开始贮存饲草，以备“盛冬雨雪，人马赖以不饥”。元上都的留守司专设苜蓿园，“掌种苜蓿，以饲马驼膳羊”，但是这些措施并未在草原上流传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所谓的“纯牧区”就是纯粹依赖天然牧草放牧的草原地区。
· 游牧组织与制度的进步。随着东西方交流和农牧交流的频繁发生，草原游牧社会的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管理制度的进步是十分明显的。这些进步必然能够影响到游牧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技术的改进。例如，牲畜租佃制（苏鲁克）的出现有利于富户（巴彦）和无畜户之间进行劳动力、牲畜、草场等资源要素的重新配置，有利于发展生产。历史上记载富户的牲畜多的难以计数，只能以多少“沟”、“坡”来计算。自己难以顾及经营的牲畜只能分成几个、几十个“苏鲁克”（出租畜群）由其他户放牧，而增殖分成的数量虽然有四六、五五等不同的约定，但实际上只是凭佃户自述而已。这一组织形式对生产、社会和人口增长都是十分有利的。再如具有部落、民族和亲属关系的牧民结成各种名目的“牧团”，在维护自身权益、开发新牧地和躲避自然灾害等方面可以发挥强大作用。史料记载大的“牧圈”（古列延）可以由几十户，甚至上百户的蒙古包组成。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草原后，将征战中形成的军事和游牧一体化组织进行制度化，设立万户、千户、百户、什户等首领统辖，将战斗、放牧和掠夺财富统一起来，形成了近乎无往而不胜的能力。
自然灾害是游牧的“草畜平衡器”
根据气候研究的资料表明，近几千年来，北亚草原的植被、地貌、水源分布变化并不大。因而，草原对牲畜的承载能力总体上是恒定的。但是年度间气候变化幅度大，往往会形成严重的自然灾害，对短期生产造成打击。欧洲一位旅行家在《蒙古史》中以形象的笔触描绘了800年前草原的自然环境：“进入4月后这种飓风如此猛烈，因此有的时候人们须付出巨大努力才能骑上马背……由于漫天风沙，难以看清周围的东西，不得不趴在地上躲避风势。”汉文史籍中描写草原气候特点的资料更多。例如，“六月亦冰霜，手足俱冻”；“四季都可能降雪”；“其产野草四月始青，六月始茂，八月又枯。”这些景象在现代草原上也经常可以看到。
在世界几大草原区中，欧亚草原所遭受的自然灾害种类最多、出现频率最高。南美洲草原除少数降水量低的高原地区经常出现旱灾外，其他地区的自然灾害很少。非洲和澳洲内陆的草原也是因干旱缺雨而易发旱灾，但低温冰雪类自然灾害较少。北美草原虽然与欧亚草原的纬度大体相近，容易遭受的自然灾害种类也相似，但在近代历史上出现的频率和危害程度都较小，特别是旱灾的威胁比欧亚草原要轻得多。欧亚草原由于受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和北冰洋对大气环流的影响所控制，经常出现极端和异常的天气现象，形成对游牧业危害严重的干旱、洪涝、冰雪、暴风雪、沙尘暴以及与气候原因有关的火灾、鼠害、蝗虫等多种灾害。据对记载比较翔实的清代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在长达267年的历史中，内蒙古地区共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约204次，其中旱灾126次，水灾24次，雹灾14次，风灾4次，虫灾10次，疫灾17次，雪灾5次，平均每1.31年即有一次严重灾害。值得指出的是，上述资料显然是出于对农耕区危害程度的考虑，其中旱灾、虫灾对农耕区与草原区的影响是基本一致的，而雪灾和风灾在草原区要比这一统计数字多得多。
· 旱灾。由于欧亚草原周围都有高山对来自四大洋的湿气团起到阻挡的作用，因此干旱是欧亚草原的常态。降水季节集中在7~9月份3个月内，其余9个月的降水量仅为全年的30%左右。因而即使是降水量较高的四周山簏地区，实际上一年中仍有3/4时间处于缺雨状态。特别是内陆中心地带，年降水量一般只有三五十毫米，雨季之外基本没有多少降水。主要原因是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及青藏高原阻挡了最近的大洋—印度洋产生的湿气团。这也是蒙古草原南侧和西侧极度干旱，大部分只能形成戈壁荒漠的原因。史籍中有很多关于游牧区遭受干旱灾害造成牲畜大量死亡的记载。例如，公元1248年“是岁大旱，河水尽涸，野草自焚，牛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马是抗旱能力最强的家畜。如果马群的80%都死掉了，至少要经历连续两三年的极端干旱，绵羊、山羊就更难存活了。直至近代旱灾仍是草原牧区最常见的自然灾害。据王建革先生在《农牧生态和传统蒙古社会》记载的调查资料，1900年阿拉善旗的大旱中，“富户有五六百只羊的只剩下二三十只，中等人家一百只左右羊的只剩下五六只，100只驼的人家也只剩下二三十只了”。骆驼号称“沙漠之舟”，耐旱性能举世闻名。能把大部分骆驼旱死，可见危害力强大之极。20世纪6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和巴彦淖尔盟牧区连年遭受旱灾，当地政府组织牧民把马群转移到东部乌珠穆沁草原“走敖特尔”游牧。按理说马群比牛、羊更适于远牧，抗旱能力更强。但连年的干旱使这些马群迟迟不能返回故乡草原，在相对湿寒的草甸草原上难以适应，三四年下来损失殆尽。这些牧民赶着大批马群而来，坐汽车拉着行李卷空手而归。此后，内蒙古再没有组织过跨区域游牧抗灾。1999~2001年，内蒙古中西部草原牧区连续3年大旱，牧草3年未见返青。旱灾的程度是有历史纪录以来空前的，这时牧区的防灾基地建设已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各级政府调运饲草、饲料，开辟水源抗旱的能力已相当雄厚。开始两年的抗灾保畜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成就，大部分旗县的牲畜不减反增。但是连续3年的干旱无雨使沙尘暴突显。于是对草原畜牧业展开了讨伐，学术界对草原生态一片悲观的议论，社会各界激发起对重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高度热情。其实，那几年沙尘暴的源头仍然是境外的北亚和中亚腹地荒漠。内蒙古境内只是起到了削减不够或有所增强的作用。对这一点当时播出的气象云图和历史资料对比都可以作证。大群原栖息于蒙古国中部的野驴跨越国境线铁丝网进入内蒙古西部草原觅食，大量野生黄羊饿死、撞死在铁丝网外侧。这些现象连当地年长的牧民也闻所未闻，说明境外的旱灾程度要比我国内蒙古地区还要严重。实事求是地讲，“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不仅在干旱年份难以寻觅，而且在正常状态下也只能在特定地段和特定植物群落中才能见到。因为蒙古草原属于矮草草原，主体植被中最高的牧草针茅在高降雨年份也不过50~80厘米高。能够遮挡牛羊的只能在河川、沙地草甸等特定地块生长的灌木、芨芨草等少数植物。“风吹草低见牛羊”多半只能当作古人以夸张手法抒发的诗兴而已，与古诗“白发三千丈”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利用充分暴露的矛盾唤起人们对草原生态问题的重视，有利于消除对草原无偿掠夺的固有观念，寻求正确的治本之策。
· 雪灾。蒙古高原的积雪、冰冻期长达六七个月。在一般年份，冬季不是草原上降水集中的季节。降雪适量，既不会发生影响牲畜行走和觅食的“白灾”，也不会发生因降雪量少而导致牲畜无法吃雪解渴的“黑灾”。但是在异常气候条件下，冬季降雪过多过早，积雪覆盖草原过厚过久，会导致牲畜因吃不到牧草饥饿而死。所以，史籍中关于草原雪灾的记述非常多。例如，公元前2世纪末开始，匈奴境内多次遭遇雪灾，造成人口和牲畜的大量损失，成为南北匈奴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公元前104年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公元前89年，匈奴“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公元前72年，单于率万骑出击乌孙，“欲还，会天大雨雪，……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十一。”一次雪灾致人、畜百分之九十以上死亡，自古至今见诸记载的可能只此一例。元代对蒙古草原的雪灾进行了大规模的赈济。仅从《元代经济史》列举的1284~1321年30余年间对乞里吉思部、斡儿朵思部等赈济雪灾就达13次。仁宗初年出镇北边，“会大雪，民无所得食”，“转来数万石以饷饥民，不足则益牛羊。”从赈灾的频次和规模可以推知蒙元时期雪灾对草原上人畜危害的严酷性。直到近代和现代，雪灾仍是草原上最频繁的自然灾害之一。史料记载1914年东蒙古积雪3尺，寸草不见，成年牲畜一半死亡，幼畜大部分冻死。1935年苏尼特右旗冰雪覆盖草场达5个月之久，牲畜死亡3/4。1943年呼伦贝尔新巴尔虎旗的牛、羊因遭受雪灾而损失过半。锡林郭勒盟1947~1979年共出现雪灾10次，其中重灾3次。1977年的雪灾出现在10月中旬，先雨后雪，雪花边下边化成水，在草地上结成冰壳，形成“铁灾”（特木勒厥德）。后来在冬春季节又多次降雪，多次融化结冰，冰雪盖不断加厚，覆盖草原长达6个多月。尽管各级政府动用了大量汽车运送饲草饲料，但是一个“铁冬”（特木勒额布勒）过后，牲畜损失仍然过半，有的地方几乎成了无畜区。
· 暴风雪。俗称“白毛风”。一般出现在初冬和春夏之交的气候多变时节。其特点是风力特别大，有时先雨后雪，牲畜皮毛湿透后再遭遇气温突然下降，冰雪寒冷直达肌肤，使牲畜抗寒力极度下降。牲畜受害主要有3种情况：一是在风雪中畜群顺风奔跑，遇到山沟河谷致使前面的牲畜摔倒，后面的牲畜践踏而过，死亡的牲畜成堆成片，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使整群牲畜损失殆尽，此时如果是有经验的牧民合作阻挡住顺风奔跑的畜群，即能挽救。二是在避风的卧盘形成“窝雪”，容易将畜群压在积雪堆下窒息或冻死。遇到这种情况就需要人为地将卧息的牲畜经常赶起来活动，将积雪踏平。三是此类损失也会发生在定居后的棚圈内。大多数棚圈是按前高后低的避风要求设计的，正好为雪的大量堆集提供了条件。关于暴风雪的灾害史籍记载不多，但发生的频率高，危害大。1940年一场暴风雪，呼伦贝尔一夜之间死亡牲畜40万头。1981年5月锡林郭勒盟突遇暴风雨转暴风雪，马群失控后在乌拉盖河和高力罕河等河谷中死亡堆集，自治区拨出专款清理尸体、疏浚河道、清洁水源。2000年冬初的暴风雪中，东乌旗有的牧民在有草有料的棚圈内竟然因窝雪压死100多只羊。
· 冷雨。草原上气候变化剧烈。天气转暖后仍会骤然降温。6月份下霜、下冷雨对牧草和牲畜都会产生灾害性影响。如果牲畜剪毛、脱绒后遇到持续冷雨，会引起成群死亡。
· 蝗灾。蝗虫卵在土壤中可以存活二三十年，一遇适宜的生态环境即集中孵化成虫，形成灾害。严重的蝗灾往往与持续干旱相伴随。高密度的蝗虫群飞起来遮天蔽日，可绵延上百公里。落在地面上则盖满草原，顷刻间即可吃光所有嫩草，使大范围内的牲畜无草可食。关于蝗灾在历史上多见于农耕区的记载。现在草原上每年有专门机构进行预测预报，一有蝗灾发生即动用飞机和拖拉机、人力进行机械或人工灭蝗，但仍然经常出现。
· 鼠害。草原上啮齿动物种类众多，其中布氏田鼠虽然个体小，但繁殖率高，条件适宜时会形成极高的种群数量为害草原。密度大的鼠群在吃光一块草原后即向外扩散转移，而且是以边打洞边吃草的方式前行，因而鼠群过后寸草不留，造成牲畜无草可食，酿成大灾。史籍中对草原鼠害的记载不多，但鼠类活动的规律应当是自古到今没有什么变化的。一般认为牲畜过牧、草原退化是诱发鼠害的重要原因。但1994年我在蒙古国的东部草原看到那里虽然牲畜群很少见，但鼠害程度却并不轻。内蒙古的干旱、半干旱草原区几乎是年年有鼠害。我所经历过最严重的鼠害事件发生在1974年东乌旗的西部，特别是额和宝力格牧场的上千平方公里的草场几乎全部布满了鼠洞，以致牲畜和老鼠都无草可吃。饥饿的老鼠完全失去了机敏的天性，在草原上晃晃悠悠慢腾腾地行走。饿极了的羊把活鼠吞到胃里，但作为草食动物的羊无法消化动物性食物，终至羊只大量死亡。“羊吃老鼠”的奇异事件惊动了各级领导机关，国家有关部门派科学家到现场进行了专题调研。解剖后发现羊尸的瘤胃内积存有大量死鼠，有的多达100多只。出于消灭鼠害，保护草原与牲畜的目的，国家从国外紧急进口了剧毒灭鼠药。这种药号称“三代毒”，即在食物链上要经过3次传递才失去致死性。经在草原上投放灭鼠毒饵后，鼠害是平息了，但是引起各种鸟类和动物包括大鸨、老鹰、百灵、狐狸等珍贵动物大量死亡。有的动物种类至今也未恢复到原先的水平。现在草原牧区建立了鼠害预测预报系统，采用低毒缓效的灭鼠药在鼠害暴发前的低密度时期投放，既避免了鼠害对草原和畜牧业的损害，又避免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 沙尘暴。亚洲中部及蒙古高原沙多风多的情况是地理位置决定的。沙多是因为高原的中央盆地分布着浩瀚的沙漠和戈壁，沙性土壤常年裸露。风多是因为受太平洋季风和北冰洋季风的影响，有所谓“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调侃。特别是春季草原上的气候极为少雨多风，天气回暖、地面升温后沙粒和尘土极易被风卷起刮走，因而风起沙走的天气现象在春季十分常见。普通弱风、旋风吹起的沙尘待风力削减后即会静止，移动的距离很短。但是在遇到上下垂直运行的强对流风和6级以上大风时，就会形成影响范围很大的沙暴和尘暴。沙暴俗称“飞沙走石”，因吹起的沙粒较大，随风搬运的距离不会太远。而尘暴天气可以将微小而较轻的尘粒吹到高空，影响到下风向乃至跨国跨洋的广大区域。沙尘暴是自然现象，人类不可阻挡。例如地质时代来自中亚和蒙古大漠的沙尘暴由于祁连山、贺兰山、阴山削减风速，使大量尘土落地形成了现今的黄土高原。史籍记载汉军征讨匈奴，沙尘暴可以改变战争的胜负格局。虽然沙尘暴的发生取决于大自然，但是沙尘源受到人类活动的广泛影响而可以增加或减少。滥垦、过牧、樵采植物可以使沙尘源扩大。人为保护和治理可以使沙尘源减少。影响我国的沙尘源主要是蒙古高原中部的戈壁、沙漠与沙地，其次是作为“世界干旱中心”的中亚，特别是里海和咸海附近的干旱地区。最严重的沙尘暴称为“黑风暴”，能见度为50米以下，甚至可以是零。在锡林郭勒盟的苏尼特草原，20世纪60年代曾出现过数次白天在蒙古包都需要点灯照明的黑风暴，这是不是前苏联中亚地区的黑风暴延伸而来尚待考证。据报道，在1993年春季的沙尘暴中，乌兰察布盟的四子王草原，在羊圈内卧息一夜的羊身上可以抖下好几斤沙土。近些年，这样极端严重的风沙现象在草原上并未见到报道，但是在华北乃至日本和韩国的媒体报道中则显示沙尘暴呈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的趋势。这说明同一场沙尘暴在不同地区给人们形成的感觉和危害是有区别的。其形成和防范规律还需进一步研究。沙尘暴虽然对牲畜不会造成直接的大批死亡，但它会严重恶化生产条件，伴生的损失也是十分严重的。
游牧业不仅遭受多种自然灾害的频繁袭击，而且灾后恢复生产也十分缓慢，必须要经过两三年甚至四五年才能完成繁殖、生长、育成的生产周期。以绵羊为例，头一年秋季配种怀胎，第二年春季产羔，第三年才能达到可供繁殖的最低年龄。牛和马还需再延后1年左右，骆驼则再需延长2年。牲畜生产还有一个与其他财富增长不同的特点，即种群（生产规模）越小，恢复增长越困难。困为牲畜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于一体，只有首先满足人的食用（生存需要）之后，才有可能用于积累生产。这也正是一部分富户（巴彦）牲畜越多增长越快，而大量的小户总是进不了牲畜自然增长线、不得不租放畜群（苏鲁克）的直接原因。20世纪40年代之前，以富饶著称的锡林郭勒草原，租放“苏鲁克”的牧户仍然达到30%以上。1977年锡林郭勒盟遭受特大雪灾后，各级政府从其他盟调运大量母畜帮助其恢复生产，但有的地方10年后仍未恢复到灾前水平。
饥荒和战乱限制人口增长
自古以来，草原牧区给世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地广人稀”。匈奴统治草原时，史籍中即留下了骑马“行一日不见人”的记载。这种景象在20世纪末的草原腹地仍然存在。根据《中国古代人口》记述，内蒙古地区从东汉到唐代的人口密度在每平方公里0.6人至0.06人之间徘徊。近代各个草原牧区的人口密度也是在这一范围内，这说明在游牧状态下人口增长的内在局限性。
· 生产方式决定草原的人口承载能力。著名学者王明珂在《游牧者的抉择》一书中认为，游牧的基础是充分利用草食动物的食性和它们卓越的移动力。他认为同样养活一个五口之家，中国农业精华地区只需一亩农田，较贫瘠农业区需6~10亩，而在内蒙古东部草原游牧区则需要6000~8000亩草场。他的这一比较还未包括牧草产量极低的荒漠草原。如果按生物增长的数学模型将人口生育、生长和寿命等因素考虑在内进行计算，草原地区的人口应是至少数以亿计，但实际上直到20世纪40年代时，300万平方公里的蒙古草原上只有不足200万人，包括城镇、寺院人口在内平均每平方公里不足1人。实际人口与理论计算的差异正是由资源及其转化方式的限制所决定的。这一判断可以从游牧民族“牧转农”地区出现人口快速增长的事例得到反正。科尔沁草原的蒙古族受女真（满）、汉等民族农耕经济的影响，在历史上最早开始逐步转变为以农耕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结果成为蒙古族人数最多、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在中亚，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等民族在数百年前开始转向农业为主或农牧兼营后，人口也出现了快速增长。
· 纷争和分裂消耗人口。内外纷争贯穿于游牧历史中。与中原一直冠以“华夏”不同，草原民族在历史上出现过许多部族名称。在匈奴统一前的史籍中，中国北方草原上曾出现过20多个不同族名。《蒙古秘史》描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之前的状况是“天下扰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匈奴、鲜卑、突厥、蒙古建立过威震世界的草原帝国，但仍然是统一的时间短，分裂的时间长—先是帝国内部分裂为东西或南北两部分，接着进一步分裂为部落、氏族等大大小小各自为战的游牧集团。不同集团之间经常因为争夺草场、牲畜、劳动力、妻妾或因复仇而发生武力冲突。有时在同一民族或家庭内部也会因争夺食物而发生你死我活的争斗。古籍记载，北匈奴于公元83年降汉的部落首领只带来3.8万人，每人只有3~5头牲畜。公元287年匈奴部落首领率众驱畜降晋，人口1.15万人，每人平均只有2头牛、9只羊。牲畜拥有量远低于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量。可见饥荒对草原游牧民的灾难性影响。在游牧民族中，蒙古留下了较为完整的史料，也便于找到当时食物短缺的证据。例如，幼年时期的成吉思汗（铁木真）丧父后，所在部族即剥夺了他家七口人获得食物份额的权力，并在迁往夏营地时遗弃了他们。从此，在既无牲畜、又无人资助的情况下，不得不靠采集植物、捕捉獭鼠、射鸟捕鱼来充饥。铁木真的同父异母兄弟因抢夺鸟和鱼而悲惨地被射死。再如，成吉思汗的嫡孙忽必烈在元上都称汗时，另一位大汗已在当时的蒙古都城哈喇和林登上汗位，“总领漠南汉事”，掌握粮食来源的忽必烈断绝向蒙古本部运送粮食和生活物资，迫使对方就范，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取得了的胜利。由此也可看到游牧社会对外界输入食物的依赖程度。
· 对外征战导致人口大量减少。草原帝国一旦形成，向南、向西征战和掠夺就成为解决食物和其他物品短缺的主要途径。古籍中有不少记载匈奴“单于南下牧马”和汉朝皇帝多次派遣军队直捣黄龙（匈奴统治中心—龙庭）的记载。战争双方无论谁胜谁负，都会消耗大量人口。征讨匈奴、突厥等游牧民族经常以“消灭十余万骑”来描述，这在当时游牧民族的总人口中是很大比例。历史上，匈奴时代发生的苏武牧羊、张骞通西域时被匈奴扣留数年充当牧羊人的故事，都反映了草原上劳动力的缺乏。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草原后，向西、向南征战的对象都是军事强国，可想而知战争中消耗人口的程度。成吉思汗曾命令15~70岁的男子在战时由十户长、百户长率领参战。怠慢或逃避时，连同妻子儿女一同治罪。成吉思汗分封到欧亚草原的四大汗国也带走了大量军士和人口。忽必烈统一中国后，把蒙古人、色目人确定为有统治权的上等人，也必然把大量人口从草原分散到全国各地。有学者研究在遥远的北欧和中欧的民族语言成分中，有大量的通古斯—蒙古语成分，这也可以证明草原民族迁徙分布的地域之广。
· 疫病流行造成人口锐减。几千年来草原民族的食物一直是非乳即肉，其他种类很少。考古研究与史籍记载虽然证实匈奴时代即有种植业存在，但规模数量和分布范围都是极其微小的。谷类食物的缺乏对食物供给的季节性均衡和人体健康都有重大影响，加之生活环境条件严苛和缺医少药，疾病对人口数量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特别是俄罗斯东扩后，将欧洲的天花、麻疹、猩红热、斑疹伤寒、梅毒等传染病传播到西伯利亚，进而漫延到整个草原。有资料记载，公元1630年天花病首次在西伯利亚出现时，死亡率高达50%。有些地区在疾病流行过后，整个部落人口所剩无几。梅毒对人口生育的影响一直影响到20世纪中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组成防疫队深入牧区进行突击治疗，才在内蒙古地区得以消灭。
· 宗教职业化削弱人口增殖能力。草原民族本来信奉的是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后，采取了诸教并重、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但是蒙元贵族最为推崇的还是佛教，包括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喇嘛教）。史称元上都城内165所佛寺“院院翻经有咒僧，垂帘白尽点酥灯”，因耗费过大，不得不强制减少“定为百四所”。明代北元之后，蒙古社会长期处于分裂动荡之中。喇嘛教宣扬灵魂不灭，劝人独善其身，引导虔修来世，融医药修炼为一体的教义，既能满足王公贵族来世继续享乐、要求部众顺从统治的愿望，又能满足普通民众解除生老病死不尽磨难的愿望，因而经蒙古帝王推崇，成为蒙古地区唯一正统的宗教。清朝统一蒙古草原后，看到“蒙古人尊信佛教，唯言是从”，宣称“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一时间“蒙古各地寺庙林立，僧众遍布”。到清朝后期，内蒙古各旗普遍有寺庙20多座，多的达四五十座，喇嘛专职人数占蒙古族男性人口的30%~40%，有些盟旗达50%以上。青壮年男子成为职业僧人，不仅使牧区劳动力极为缺乏，而且喇嘛教禁止僧人娶妻生育，严重影响人口增殖。因此清代虽然蒙古草原的社会总体上安定统一，但人口却剧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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