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天道:永恒与现代-“牧牛王国”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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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牧牛王国”在内战结束后就扩展到整个大平原,在历经约40年的鼎盛期后,于19世纪末走向衰落。其原因主要有国内牧羊业和种植业对土地资源的争夺,国际上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的牛肉所形成的市场竞争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的打击。但是其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其粗放的游牧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

    “牧羊帝国”的崛起

    “牧牛王国”在其大本营得克萨斯孕育成型的同时,在其西侧的新墨西哥也在孕育形成美国的“牧羊帝国”。美国史学界以比“牧牛王国”更为耸人听闻的“帝国”代称牧养业,可能的原因是除二者都具有分布区域广大、对西部开拓作用巨大的特点外,牧羊业更容易与早期的各种殖民活动结合起来,因而其显赫的声名更早更广泛地为人所熟知。

    新墨西哥的牧羊业。据记载,新墨西哥一带在第一个殖民者进入时,带入了约1000只西班牙绵羊。当时的西班牙美利奴羊产毛量很低,主要是肉用而非毛用品种。在新墨西哥的温暖草原上,这些绵羊非常适应,常年依靠天然草原放牧即可满足营养需要,即使冬季也不必人工喂养。殖民地的羊以极高的速度繁殖增长,很快就在新墨西哥扩展开来。

    · 自然条件适宜。当时对新墨西哥草原的描述为“世界上最好的牧草”、“纯净干燥的空气完全适合绵羊”。绵羊被认为是“多胎多产的”,而种植业则“完全没有益处”。牧羊业不仅繁殖发展快,而且投资少、成本低。

    · 北部和西部的采矿业,特别是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提供了羊的销售市场。每年有几十万只绵羊赶运到矿区进行销售。1856年,仅赶运到加利福尼亚的绵羊就增加到20万只。

    · 羊肉品质优良。人们发现草原上牧养的绵羊可以生产出比欧洲羊肉更加鲜美的羊肉产品。矿工、军人、旅游者都乐于把来自新墨西哥的羊肉作为日常食品。

    · 羊毛的销售市场更远。羊毛制品进入沿海大城市的消费市场,更提高了新墨西哥的知名度,促进“牧羊帝国”的形成和发展。

    · “牧羊大王”与分佃制结合。“牧羊大王”最大的代表者是总督,在其名下拥有的绵羊总数达数以百万只,分成小群以几百只到两三千只的规模连同牧羊草场固定给佃户,按10%~20%的比例分成。在这种制度下,身无分文甚至欠债者也可以投入到牧羊大军中。“牧羊大王”与分佃制结合起来有利于组织大规模生产,在与牧牛业争夺土地和市场的过程可以抢占先机。

    “牧羊帝国”扩展到大平原。美国内战结束后,在新墨西哥成型的“牧羊帝国”扩展到落基山地区,继而向东进入大平原。在这一时期,美国东部的以毛用为主的养羊业受到澳大利亚、南非和南美廉价羊毛的冲击,濒临破产。一些东部养羊者也开始西进,带去了优质的羊种。来自新墨西哥的放牧型肉羊和来自美国东部的饲养型毛用或肉用羊杂交,产生了大量的新羊种,经过优选培育,形成了适应大平原自然条件、肉毛皆产、量质兼优的新品种,使牧羊业的经济效益和竞争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到20世纪初,除北部少数牧区外,整个大平原都已囊括在“牧羊帝国”的范围之内。

    牛羊竞争。19世纪的后30年,“牧牛王国”和“牧羊帝国”在美国大平原竞相发展,依据气候和市场的变化而交替表现出各自的优势。一般来讲,牧羊业比牧牛业具有以下几大优势:

    · 牧羊场投资少,收益快,所用劳动力和经营费用少。例如,普通的牧牛场常年需要10多个牛仔,而牧羊场所需的固定工人和临时帮工都要少得多,而且不必每人都备乘马。

    · 毛、肉两种产品兼得,更加灵活地适应市场变化,抵御经营风险。经过改良后的绵羊,它的羊毛和羊肉都受到市场欢迎。

    · 牧羊业的适宜区域更加广泛。不适合牧牛的山区及干旱低矮的草场也能适应放牧羊群。

    · 牧羊场较早地实现了部分定居。抵御严寒、风雪灾害与干旱缺草的能力显然比牧牛要强得多。

    相比而言,美国在内战后制定的“公共牧区”和“先占权”制度更有利于牧羊业。尽管以牧牛为主的州和领地曾经限制羊群的进入,但到19世纪80年代大平原仍有不少地方的绵羊数量大大超过牛的数量。牛羊争草争牧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在公共牧区,放牧过羊群的草场被认为不再适于放牧牛群,但放牧过牛群的草场并不影响放牧羊群。直到20世纪前半期,牧牛业完全转变为现代化的养牛业之后,牧羊的优势局面才被彻底扭转,现在美国是世界上的“优质牛肉库”,而养羊业几乎衰退到毫不知名的地步。

    种植业的西进

    随着横贯大陆铁路的建成,1870年后大平原向拓荒者开放。从此以后,大量美国东部的农场主和欧洲新移民开始涌入原先由“牧牛王国”控制的势力范围兴办家庭农场。农场主把开垦种植的土地用铁丝网围封起来,防止牛的入侵。牧场主也开始以围栏来保护自己的“先占权”,防止农场扩大开垦面积。辽阔的草原被越来越多的围栏所分割,可供牛群自由游走采食的空间不断被挤压。风力提水和深耕旱作技术的推广,使拓荒者可以向更加干旱的草原深入,在过去认为只能放牧,不能耕种的少雨地区也出现了大量的家庭农场。到1890年,一度成为牧牛大州的怀俄明、蒙大拿的灌溉农田已相当或超过旱作面积。20世纪后,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农场的数量进一步大幅度增长。尽管在农牧争地的过程中出现过互毁围栏和流血冲突,但并没有阻挡住种植业在干旱和半干旱草原地区越来越稳固的地位。

    国际牛肉市场的竞争

    阿根廷率先改进牧牛业。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是世界上自然条件最为优越的草原,总面积达50多万平方公里。与北美大草原相比,潘帕斯草原降水丰富,气候温差小而且湿润,河网密布,更加适合牛羊自由采食。阿根廷牧牛业的起源和发展历程与美国得克萨斯相似,但较早转入定居,牛种与草地的改良也起步较早。早在17~18世纪,阿根廷的牛皮、牛肉干、腌咸肉就是重要的出口贸易商品。19世纪后期,欧洲国家的肉类需求大增,促进了阿根廷牧牛业的发展和牛种的改良。19世纪80年代,源自英国的短角牛成为阿根廷牛群的主要品种,所产的牛肉更加适应英国市场的要求。改良牛群需要有相应的育肥条件以改善放牧的营养供给,于是以种植苜蓿为主的草地改良措施在阿根廷得到推广。1908年之前的20年里,在苜蓿草场放牧的牛群增长了12倍。此外,潘帕斯草原先于北美草原修建铁路网,并且紧靠南美的最大港口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些条件都是美国大平原当时所不具备的。因而,在欧洲市场和美国的大城市,阿根廷牛肉与美国牛肉形成激烈的贸易竞争。

    后起劲敌—澳大利亚。与阿根廷处于相近纬度的澳大利亚是另一个与美国牛肉竞争国际市场的畜牧业大国。欧洲殖民者登上澳洲大陆比发现美洲大陆晚了150多年。因此,输入牛、羊的时间也要晚于美洲,但后来澳大利亚的发展迅速。澳大利亚面积达700多万平方公里,四面环海。虽然内陆为极度干旱的荒漠,但靠近海洋地区却降雨量丰富,气候温和,非常适合牛和羊的繁衍生息。澳大利亚的牧牛业也经过了牛只输入、野化、围猎、牧养的发展过程,到19世纪中期,在欧洲市场的带动下,牧牛业出现了快速发展,到1894年,牛的头数达到1200多万头。在国际牛肉贸易的最大进口国英国,澳洲牛肉的品质和风味更受欢迎,而且澳大利亚是英联邦国家,没有历史上“英美矛盾”遗留下的恩怨,制约贸易的人为因素也相对较少,因而成为了美国“牧牛王国”最大最强的竞争对手。19世纪末,澳大利亚对英国的牛肉出口份额已大大超过了美国。

    内部冲突与纷争

    先期进入大平原的牧牛场主靠“猎牛”和长途赶运很快暴富。他们依靠“先占权”圈占了各州最好的草场和水源,称霸牧牛区。那些占地几万英亩、几十万英亩的大牧牛场大多是早期在无节制占用草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随着西进人口的增加,大牛场和小牛场、牧牛场和牧羊场、牧场和农场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铁丝网围篱被广泛采用后,围建和反围建的矛盾演化为激烈的武力冲突。先来者建起的无边无际的大围篱成为后来者毁坏的目标。19世纪90年代开始,各州立法机关先后出台了以反对毁篱为内容的法案,力图消除或缓和矛盾。尽管如此,还是发生了大大小小不同规模的土地资源争夺战。有的冲突规模之大、争夺之激烈,在美国史籍中常以“战争”来描述:

    · “林肯县战争”。林肯县在开发之初即被称为“法律和道德真空”的地区。最先开始牧牛的奇萨姆拥有牛8万多头,而最有势力的一位经营商业兼牧牛业者墨菲则雇用了一伙粗暴的牛仔,后来者滕斯托尔经营牧场、商店和银行。除了这3位强势人物外,还有众多的中小牧场主和农场主。在争夺放牧权的过程中,法院与暴力冲突者的关系错综复杂。在滕斯托尔被谋杀后,争夺演变成1878年7月的“五天战役”,共80多人参与了奇萨姆和墨菲双方的决战,有12人被枪击,最终墨菲在官方的偏袒下取得了胜利,但这并没有带来安宁。

    · “约翰逊县战争”。19世纪80年代,由于大批新移民的涌入,对竭力维护“先占权”的大牧场形成了直接的威胁。在争夺土地权属的过程中,连续发生的多起暗杀事件最终引起了大规模冲突。在“把偷牛贼清除出牧区”的号召下,居民们有组织地策划了几场牧场激战。战争的一方是“怀俄明家畜饲养者协会”组织的大牧牛场主及他们雇用的枪手;另一方是遭受驱逐的“新移民”,包括后期进入大平原的牧羊场主、小牧牛场主和农场主。怀俄明家畜饲养者协会凭借大牧牛场主的经济实力和协会几十年所形成的社会势力,试图以暴力阻吓和驱逐新移民。虽然州政府成立后组织了官方机构,以削弱大牧场主独霸一方的势力,但并未取得实质性效果,而谋杀所谓的“偷牛贼”案件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大牧场主反而利令智昏,精心组织了对约翰逊县的战争。按照计划,他们经过近4个月的准备工作,利用募集到的“根除基金”,以火车专列运送了50名枪手及相应的马匹、枪支、弹药和食物,先后在“KC牧场”和“TA牧场”开展了两场激战。约翰逊县的小牧场主、牛仔、新移民和小镇居民共计有300~400人自发地武装起来进行抵抗,双方形成了对抗之势。最终在骑兵部队到达后才迫使双方缴械投降。按大牧场主拟定的“黑名单”,列入枪杀名单的达75人,准备驱逐的达几百人,但实际死于战争的只有两人。“约翰逊县战争”的结局表明大牧牛场主试图以暴力解决纠纷,独霸牧区的时代已经结束。

    自然灾害

    干旱。北美大草原大部分地区的年降水量一般在300~500毫米。这一降水量与世界上其他几大草原区相比,应是较高水平。但由于地处内陆,大部分地区的海洋性季风常常受到阻挡,导致降水的年度变化率很大,因而经常出现干旱少雨的季节和年份。此外,还有不少地方年降水量少于200毫米。这些干旱地区最终也成为“牧牛王国”的范围。据研究,美国“牧牛王国”兴盛的1865~1905年的这40年间为大平原的丰雨周期,但仍然出现了严重旱灾。其中,1878~1880年、1884~1886年、1892~1894年,都是历史上记载的连续严重干旱的年份。每遇旱灾,便会牧草干枯、水源干涸。本来牛的采食能力和耐渴性就要比马、羊都差。在受灾严重的牧场到处可见牛的尸体。有的牧场主不得不杀掉初生牛犊以图消除哺乳负担而保住基础母牛。旱灾过后有的州牛死亡率达50%。有的万头大牛场遭遇一场连年的旱灾即所剩无几。曾有个号称“足智多谋”的牧牛场主战胜过各种困难而成为著名的“牧牛大王”,但在19世纪90年代的大旱灾所导致的破产中自杀身亡。旱灾的特点是一旦发生,即具有很强的广域性和持续性,往往多州共旱,连年干旱,因而对“牧牛王国”的打击往往是全局性的。

    蝗灾。蝗虫灾害往往与旱灾相随。据记载,1880年8月从落基山飞向大平原的蝗虫群达数公里宽,30多公里长。蝗虫群遮住太阳,飞过时天空霎时黑暗下来,蝗灾过后草原上寸草不剩,吃光一片草场后,大部分蝗虫又飞向更远的草原。

    草原火灾。在草原上,每当春季新生牧草萌发前,都积存有大量的枯草,成为易燃物。这一时期天气转暖、气温上升,气候十分干燥,遇上雷电或人为原因,即会发生火灾。大火伴随着大风,顷刻形成燎原之势,难以扑灭。美国“西进运动”后,草原人口大量增加,炊事、吸烟、取暖、枪弹射击等活动造成的人为火灾现象也越来越多。农场主为了破坏放牧和争夺土地而人为纵火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草原大火往往以接近风的速度蔓延,骑马也难以追赶火头,一旦发生火灾即难以控制和扑灭。当时的扑火方法只有手持扫帚扑火、马拉湿布、开挖防火道等措施,只能对付小火近火。一旦发生狂风助燃的大火就无能为力,会烧死大量牲畜,对牧场造成毁灭性打击。

    风雪灾害。典型的是在1884~1887年,美国大平原中部和北部相继经历了几次范围广泛的冬季大风雪,大雪、狂风、严寒交加,对“牧牛王国”形成了致命打击。厚厚的积雪深埋了牧草,无数的牛被饿死冻死。牛群随狂风飞奔,在河流、沟谷、围栏等障碍处挤压,死尸堆积如山。有人记载了春天冰雪融化后的悲惨景象:洪水把牛的尸体冲向河道,时而可见牛的尸体与浮冰结成冰堤堵塞河道,或者是牛的尸体顺河而下满河翻滚,由此可以想象冬季积雪之厚和死亡牛之多。雪灾过后,不少大牧场的牛群损失大半,甚至全部死亡。仅蒙大拿整体的损失率就达75%。暴风雪还给从事牧牛业的人员造成了大量伤亡。在1885~1886年的暴风雪灾害中,西部牧区死亡达300多人,仅堪萨斯州就冻死1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牛仔。有的牧场主及家人也冻死在房屋中或篷车里。

    19世纪八九十年代频繁发生的暴风雪对饱受挤压的“牧牛王国”造成了致命打击,同时也创造了转型的契机。在这一时期,大平原超载过牧的情况已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得克萨斯州牛的数量超过理论载畜量的6倍以上。蒙大拿州在19世纪80年代特大风雪灾害的前3年每年增加100多万头牛。有的牧牛大王拥有的牛达到8万多头,牧场跨度达300多公里。无节制的贪婪受到了大自然的无情惩罚。1887年的暴风雪灾害过后,很多牧牛场主失去了牛群,很多牧牛公司破产,很多涉牛投资的股票和债券血本无归。雪灾过后在大平原继续经营牧牛业的多为昔日的中小型牧场。这些经营者接受了粗放游牧的惨痛教训,逐渐开始围栏放牧,并采取改良品种、种植饲料、修建棚舍等措施,开始向集约化、现代化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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