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岩精神的由来

    红岩精神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初期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中锤炼形成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之所以冠名“红岩”，是因为南方局的驻地叫“红岩村”。

    1985年10月1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原南方局领导成员邓颖超重返重庆红岩村，深情回顾当年的革命岁月，题写了“红岩精神永放光芒”。红岩精神由此正式冠名，传扬开去。

    1991年4月16日，江泽民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视察重庆，他瞻仰了红岩革命纪念馆，亲笔题词：“发扬红岩精神，沿着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道路奋勇前进。“2002年5月，江泽民再次视察重庆，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风雨如磐的革命岁月，培育和形成了红岩精神。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崇高的思想境界、坚定的理想信念、巨大的人格力量和浩然的革命正气。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社会要大力弘扬红岩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在新世纪继续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这段论述，充分肯定了红岩精神在党和民族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指出了它的时代意义和对全党全社会的巨大作用。

    2002年10月，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夕，胡锦涛到重庆考察工作时作了重要讲话，强调：“要继承和发扬伟大的红岩精神，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真正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以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人格力量影响和带动群众。”这是在新形势下党中央对继承和发扬红岩精神的伟大号召。

    二、红岩精神的主要内容

    红岩精神包含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争取抗战胜利和奠定新中国政治基础的时代使命；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

    红岩精神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生动体现，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理想、坚定信念、高尚情操和优秀品格的集中反映，是在特定的斗争环境中表现出来的共产主义精神。

    三、红岩精神的历史地位

    红岩精神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热情，曾激励着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红岩精神发扬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优良传统和自强不息的民族勇气，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凛然大义，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了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促进了中华各族人民的觉醒。

    红岩精神所反映的团结的精神、民主的作风，既加强了我党在国统区工作人员的团结，充分调动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又团结了国统区无数的爱国民主人士，使他们同情和支持我党的工作。

    红岩精神所体现的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高尚品质，曾经帮助南方局的工作人员战胜了各种艰难困苦，圆满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们在国统区的工作任务。

    红岩精神所展示的奉献精神浩气长存。在红岩这块特殊的土地上，一大批红岩英烈，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忠贞不屈，为民主自由与民族的解放，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四、红岩精神的现实意义

    红岩精神就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共产党人，在事关革命全局、民族大义、国家前途、人民根本利益等重大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坚定意志、民族气节、革命情操和革命原则。这种精神不仅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具有非常突出的现实意义。

    1.红岩精神倡导的崇高的思想境界永远是我们民族追求的精神支柱

    精神支柱，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支撑，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没有经济实力是弱小的，没有精神支柱也是难以强大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我们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物质上不能贫困，精神上也不能贫困。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南方局，就是通过以崇高的思想境界去鼓舞人民、激励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走向新的胜利。

    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虽然空前丰富，但人生价值和社会伦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人们已从内心深处感到崇高思想境界的重要性，越来越认识到追求物质享乐、盲目崇拜金钱不能满足人的所有需要，更不能体现个人的价值，更不要说体现新世纪中国的时代风貌！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尤其需要倡导崇高的思想境界，构筑民族精神支柱。为此，党中央高瞻远瞩地提出“以德治国”的伟大方略，就是要使人们树立崇高的精神思想，提升民族的道德境界。

    2.红岩精神体现的坚定理想信念是我们共产党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理想信念是一面旗帜，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人生的精神支柱，它促使人们不怕千难万险，锲而不舍，百折不回，坚定不渝地追求。它是共产党人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在红岩那种艰难的环境下，南方局领导下的共产党人通过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信念，促使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均能舍生取义，坦荡凛然正气。回顾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办成了许多大事，不仅取得了丰硕的物质成果，也取得了丰硕的精神成果，靠的就是自强不息、知难而进的拼搏精神。

    在新世纪继续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我们更应该继承先烈遗志，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净化心灵，防止腐化堕落，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理论指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记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升华精神境界，进一步坚定自信心和必胜心，众志成城，奋发图强，为党为人民不怕困难、不怕艰苦、努力工作、与时俱进，进一步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3.红岩精神注入的巨大的人格力量将为我们每一个华夏子孙增添无限的魅力

    红岩精神告诉我们，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紧密相连的，是党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强国富民的一大法宝。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南方局工作人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以巨大的人格力量影响了国统区的各界人士，使他们领略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看到了光明的前途，毅然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这充分说明，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艰苦奋斗可以救国救民。现在生活条件好起来了，仍然需要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既是一种作风，也是一种精神力量。忘记了艰苦奋斗，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在困难面前退缩，就不可能奋力开创新局面，而已经取得的成果也有可能丧失，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今天，我们为实现“中国梦”，仍然亟须提倡自力更生、勤俭建国，这既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内容。如果全社会、全民族都能树立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每个人都能保持高尚的人格，无疑会有助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形成和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有助于实现国家的富强，更有助于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同时，也将为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增添无限的人格魅力。

    4.红岩精神的浩然革命正气是当前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

    红岩精神告诉我们，浩然革命正气是共产党人带领群众夺取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法宝。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共产党人，就是通过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立足新起点找差距，着眼形势求发展，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积极倡导敢为人先、敢冒风险、不怕失败、锲而不舍的精神，努力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才在国民党的统治中心重庆站稳了脚跟，取得对敌斗争的辉煌胜利。

    今天，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更应该养成这种浩然革命正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精神文明建设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在引进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的同时，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中许多不健康的东西也乘虚而入，“一切向钱看”的思想渗透到各个领域，腐蚀着人们的灵魂，败坏了社会风气。曾在中国绝迹的吸毒、赌博等丑恶现象又沉渣泛起，并呈蔓延之态。一些人的道德观念发生偏差，只会索取，不讲奉献，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现象也屡屡出现。反科学的歪理邪说占有一定的市场，党内的不正之风也在严重侵蚀着党的肌体，一些党员干部贪污腐化，严重破坏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蔓延的行业不正之风，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也严重地干扰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社会需要正气鼓舞，人民需要精神支柱。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要用红岩精神的浩然革命正气，去纯正社会风气，在全社会树立正气。提倡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光荣，以权谋私，搞不正之风可耻；提倡讲奉献、讲贡献，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侵蚀，坚决克服“权钱交易”、“唯利是图”的错误观念，进一步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树立浩然革命正气，使党风和社会风气得以根本好转。

    总之，红岩精神从她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在全社会起作用，影响教育了我国好几代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新时代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更需要全社会推崇和发扬红岩精神。中共中央南方局

    中共中央南方局，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派驻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代表机关。

    1938年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全会在总结抗战以来各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同年10月，武汉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南方局、八路军驻汉办事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中共公开机关大部分人员也相继赴渝。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成立，《新华日报》随即在重庆出版。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代表中央全面领导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江苏、香港、澳门和东南亚等海外地区的中共党组织以及华南、西南地区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

    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6人为常委，由周恩来负责统战工作委员会，博古负责组织部，凯丰负责宣传部及党报工作，叶剑英负责联络工作，吴克坚负责《新华日报》馆，邓颖超负责妇女工作委员会，蒋南翔负责青年工作。由于当时国民党不允许中共党组织在国统区公开活动，所以南方局秘密设于八路军驻重庆公开的办事处内，并合署办公。1939年5月，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城区驻地机房街70号在日机大轰炸中被毁后，南方局、办事处迁入城郊红岩嘴13号，自此开始了长达8年的艰难岁月，直至1946年5月迁往南京。在此期间，1944年11月，因中共中央南方局主要领导人员先后离开重庆，经中央决定，成立工作委员会，主持南方局工作；1945年12月，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将南方局改称重庆局，中共代表团成员即为重庆局负责人；1946年5月中共代表团东迁南京后，对内即为中共中央南京局。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多以中共代表或国民参政员等公开身份与国民党中央当局打交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不断制造军事摩擦与政治压迫并举的反共高潮。在此过程中，中共中央南方局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始终高举抗战与民主的旗帜，创造性地贯彻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与国民党顽固派长期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共合作局面濒临破裂。为力挽危局，中共中央南方局带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等中共公开机关，坚守重庆，开展政治攻势，以斗争维护团结，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维护了国共合作局面，直至抗战胜利。

    与此同时，南方局大力加强对国民党民主派、各民主党派、文化科技界、工商经济界、地方实力派和海外侨胞的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利用各种公开合法渠道，不失时机地向党外人士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他们对中共抗战民主事业的理解与支持，从而实现了中共“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目的，进而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了空前的深度和广度。为了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的支持，南方局以“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外事工作方针，积极开展国际统战工作，与各国驻华使馆、援华机构和国际友人建立密切联系，广泛宣传中共抗战主张和抗战实绩，加强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联系，从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同情和支持，开拓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半独立外交的新局面。

    抗战胜利后，为配合毛泽东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中央南方局坚定贯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发动和领导了国统区的和平民主运动，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地发展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国统区凝聚了人心，争取了多数，为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抗战时期，以周恩来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带领国统区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在复杂的环境和激烈的斗争中，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组织，经受了各种风险的考验，锻炼成坚强的战斗堡垒。他们发扬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在风雨如磐、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这种蕴含着老一辈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的红岩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一道，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江姐

    江姐（1920-1949年），原名江竹筠，曾用名江志炜、江雪琴，四川自贡人。

    1928年因家乡大旱，随母亲到重庆外婆家寄居。10岁时，进南岸大同长袜厂当童工，1932年进孤儿院免费读书。1936年考入重庆南岸中学，1939年春考入中国公学附中读高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秋，考入中华职业学校会计班学习，任该校中共党组织负责人。

    1941年秋，江竹筠受党组织指派到重庆新市区担任区委委员，其任务是单线联系沙坪坝一些高等学校的党员和新市区的女党员。当时环境十分恶劣，日本飞机经常来空袭，而军统特务机关就在她工作的附近，而她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成熟。不久，江竹筠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党组织让她担任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的助手并假扮夫妻，以掩护机关。在强烈的革命责任感的驱使下，江竹筠自然地和周围的人们交往，不露破绽，以掩护老彭顺利开展工作。

    1944年春，由于特务跟踪，江竹筠转移到成都。遂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学习，并以学生身份做群众工作，她在四川大学改名为江志炜。

    1945年，江竹筠和彭咏梧正式结婚。

    1946年7月，江竹筠从川大肄业回到重庆，协助丈夫工作。她负责搞学生运动工作。在她的帮助下，西南学院和女子师范学院分别建立了中共党组织及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领导学生开展抗议美军暴行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1947年7月，江竹筠协助丈夫彭咏梧领导出版了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负责部分送稿和报纸散发。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上级党组织决定川东党组织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搞武装斗争，建立游击队和根据地。11月，江竹筠以联络员身份随任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工委副书记的彭咏梧一道去下川东开展武装斗争。

    1948年1月，彭咏梧在云阳、奉节武装暴动时牺牲。江竹筠回重庆向川东临时工委汇报情况时，临委考虑她容易暴露，不宜再去下川东，而且她的孩子还小，需要照顾，再三劝她留在重庆工作。可是，江竹筠仍然坚持到丈夫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江竹筠来到万县后，由于风声很紧，迟迟不能下乡，组织上决定暂时留她在万县县委工作，同时做暴动地区的联络工作。

    1948年4月，中共重庆市委正副书记刘国定、冉益智被捕叛变，由于他们告密，1948年6月，江竹筠等在万县的一批同志被特务逮捕，并被押往重庆，关押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当敌人从叛徒口中得知江竹筠是彭咏梧的妻子和助手，并掌握着川东云阳、奉节、巫溪、巫山等县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情况时，妄图把她当作突破口。但江竹筠在敌人一个多月的酷刑审讯中，守口如瓶，后来特务们竟丧心病狂地在她的指尖上钉进一根根竹签，致使她一次次痛昏过去，但敌人依然一无所获。重庆行辕二处处长、特务头子徐远举只得感叹地说：“共产党厉害就厉害在这些地方，彭咏梧死了，看来江竹筠也死心了。”从此结束了对江竹筠的审讯。

    在江竹筠受刑最惨烈的日子里，渣滓洞牢房里的难友们出现了慰问“江姐”的动人情景，有的替她包扎伤口，有的写慰问信，他们用竹签当笔，蘸红药水把赠言写在草纸上。其中何雪松代表全体难友献给江竹筠的诗这样赞颂道：“你是丹娘的化身，你是苏菲娅的精灵，不，你就是你，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这首诗在渣滓洞牢房里传诵一时。

    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与31名难友一道壮烈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年仅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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