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发放给八路军的军需物资远远满足不了实际需求，有相当一部分军需物资是我抗日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的结果。为了满足部队扩充新军的需要，八路军供给部首先筹建了被服厂，布料选当地农民土布机织的白粗布，并用草木灰水煮后染成灰色，由被服厂技术人员剪裁，缝制成八路军军服。当时的八路军军服不高级，有的战士连这样土制的军服也穿不到。有的战士冬天没有棉衣，没有袜子，还穿着南方带来的草鞋与日军战斗。因此，被服厂的工人们，昼夜不停地赶制衣服、被褥，供应着部队的子弟兵。
1938年4月，八路军总部二次进驻武乡，供给部被服厂也在供给部部长杨立三的率领下来到武乡，先住义门村富农李茂堂家，因全院用石板铺就，所以村里人称为石板院。这个院子在20世纪70年代拆除，木料用于修学校。被服厂把整个院子都住满了，为了满足日益扩大的八路军队伍的需要，日夜不停地在做军服、绑腿，他们只有几架缝纫机，许多都是靠手工缝制。4月20日，又搬迁到寨上村，被服厂住村中的旗杆大院，因前清出过武举人而在大门上立有旗杆两个而得名。这是武举人的后人弓富荣家的院子，有东西两串楼院，杨立三部长住东楼院东房，被服厂的缝纫组也在东楼院，缝纫机安装在三大间的西房内，手工组设在西楼院。当时由于八路军已经发展壮大，但军费严重不足，被服厂的原材料供给出现了极大的困难。寨上村的富户较多，在八路军首长的动员下，他们以抗日事业为重，以民族大义为重，在动员会上纷纷表态，愿意为抗战出力，于是一个个慷慨解囊，筹集了许多银元，在故城、段村等镇收购了大量的土布，捐赠给了八路军被服厂，极大地支持了八路军的后勤工作，受到朱德总司令的表扬。工人们有了原料，夜以继日地加紧生产，把一批批军服送到招来的新兵手中。同年5月下旬，被服厂迁往沁县。
1939年7月，供给部被服厂再次移驻武乡东部的蒺藜坪村，厂部住温海忠家，各生产组分别住在村中农户家中。1941年，为加强隐蔽，坚持生产，被服厂又迁到大石脚村，生产车间在大石脚，厂部住张竹林家，仓库在上庄村崔国良家西房。1942年春，日军进行年关“扫荡”发现了我军的被服厂，将大石脚、上庄库存的军服全部放火烧毁。这年夏天，八路军供给部决定将被服厂迁到南郊村，重新进行生产。厂部住张四英家，缝纫组住张怀旺家，手工组住李海旺家。1943年10月，被服厂调归太行军区管理，后迁到涉县。
（第二节）鼙山工厂驻地——县城城隍庙、魏家窑、松庄、白龙洞
1937年9月，以太原返乡的兵工厂工人为骨干，成立了武乡县工人抗日救国会。11月14日，八路军总部第一次来到武乡，朱德总司令在段村进行了抗日演讲。接着，以宋任穷、王新亭、刘志坚为首的一二九师工作团深入武乡，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武乡县也组建了抗日武装自卫队，抗日县政府为解决对敌斗争的武器缺乏问题，在县城（今故县）创建了武乡县抗日武装自卫队铁工厂，主要负责人杜生旺、贾志厚、王化南等。厂址设在县城（今故县）东门外的城隍庙（该庙已于1938年春长乐战斗前夕被日军烧毁），不久因敌机轰炸，搬到魏家窑关帝庙。1938年3月，三四四旅六八九团曾有一个连队驻扎在的魏家窑村，工人模仿部队用的短枪，试制了撅把子（土手枪）。由于该庙地方窄小，影响生产，住了不久，又迁到松庄凌云阁，厂房就在凌云阁上，工人住在民房里。为加强保密工作，将工厂改名为鼙山工厂，因县政府所在旧县城背靠鼙山而得名。该厂共有职工37名，主要生产大刀、长矛，装备县游击队和县工人自卫队。4月16日，长乐村战斗大捷，缴获了敌人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为鼙山工厂提供了军火样品和原料。工人把敌人的战车、残破枪支、炮筒运回工厂，进行维修、加工、改制。由于生产任务增加，工人由37人增加到100多人，凌云阁上容纳不下，又搬到枣岭与深泽滩之间的白龙洞，厂部住白龙寺，车间就在白龙洞，这是一个天然石洞，口很小但里面很深，也比较大，非常隐蔽。不久，工厂又召集了一部分乡间铁匠充实力量，工人发展到150多人，并请来原在太原无烟药厂的工人李盘明、籍三满、魏福珍等来厂指导，研制成功了手榴弹，县委当即指示大量生产。
手榴弹的大批量生产，带来了原材料不足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38年夏，将工厂迁至武乡东部煤铁资源丰富的柳沟、马岚头，和当地三家铁厂（开源公司、成城铁厂和永恒铁厂）以集资入股的办法，合股生产，形成了联营形式匠军工企业。不久，由于股东太多管理不善，工厂出现亏损，原铁厂的股东想退股，抗日县政府就将所有股份买了过来。工厂在贾志厚、杜生旺、李克晋、李克志、王化南、李盘明、魏福珍等7名骨干的坚持下，继续生产大刀和长矛。同年11月工人开始搞翻砂，制造手榴弹、地雷。到1938年底，有职工260人，每天可以生产手榴弹7000多个，地雷6500多个。
1939年4月，经朱德总司令亲自到厂视察和协商，为了加强兵工生产的领导，决定由八路军总部第六科（军工科）接管了鼙山工厂，改名为八路军总部柳沟铁厂。
（第三节）八路军总部柳沟铁厂驻地——柳沟、庄底村
八路军总部接管鼙山工厂后，改厂名为柳沟铁厂，对外称“焦作”，厂区在柳沟村西北河北岸，并在河南岸建了厂部，当时称南厂部。八路军总部委派高原任厂长，张先进为教导员，留任王化南为副厂长，接收职工220人，土窑洞6孔，木质风车2个，铁砂箱50多付，土化铁方炉一座，继续生产手榴弹。不久，八路军总部第六科将一二九师建在辽县（今左权）杨家庄的炸弹厂、一一五师建在壶关的炸弹厂的设备和人员全部合并过来，并从冀南、晋冀豫各支队修械所抽调来一批技术工人，帮助改进生产，工人增加到460多人。工厂实行军事管理，接军队建制供应粮款，工人加发技术津贴。工厂设有工务、材料、管理三个科，一个警卫队和三个生产队。第一队，管辖完成股、铁工股、通讯排、饲养班；第二队，管辖炼铁股、熔炼、供应、铁工股所需的生铁；第三队，管辖木工和翻砂两个股。厂长高原住窑申脚连松青家。
该厂根据当地素有民办小工业的历史传统，采用经济合同的形式，把附近民办的铁矿、煤窑、铝矾土矿（做炼铁钳锅的主要原料）、酒坊等单位的生产统一纳入兵工厂的生产计划之中，任务由“焦作”安排，生产受“焦作”指挥，产品由“焦作”收购，但经济自主，组织独立，被称为是焦作的“儿女公司”。这些单位约有工农兼并的劳动力近600人，他们农忙时上地耕种，农闲时下井采矿，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兵工工人。
为增加手榴弹、地雷的产量，以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1941年3月军工部派陆达等技术人员，将柳沟铁厂的部分人员和设备，迁往和顺县青城镇，组建军工部炸弹厂，对外称“第二焦作”。1941年秋季，日军不断调动大兵“扫荡”黄崖洞，企图摧毁我兵工厂。工厂只得化整为零，分散进行生产。将翻砂部迁到庄底村；炼铁部迁到马岚头村；完成部迁到窑申脚村；木工部迁到上庄村，住崔金良家西房，生产车间在观音庙西廊房，村民与部分工人负责上山砍木料，旋工负责旋手榴弹木柄。
“百团大战”后，军工部遵照彭德怀的指示，为加强我军作战中的火力，组织试造五〇炮弹，责成柳沟铁厂铸造五〇炮弹毛坯。这种弹的外径为50毫米，故简称五〇弹。弹坯铸造成后经切削加工，再制成成品弹壳。而柳沟铁厂炼的是白口生铁，质硬而脆，不能切削加工，为此组织技术人员，采用土法焖火技术，终于将弹坯表面软化，可以进行切削加工。于1941年4月，开始批量生产。此后，柳沟铁厂便成为总部军工部的铸造炮弹毛坯厂，源源不断地将炮弹壳毛坯运往水窖一所和高峪村三所加工。为了使柳沟铁厂集中力量铸造炮弹毛坯，军工部决定将手榴弹的大批量生产任务交由各军分区炸弹厂承担。同时，还在柳沟进行自制硫酸的试验，生产出了硫酸。
1942年，日军加紧了对根据地的“扫荡”，为保存军工实力，军工部决定将工厂规模缩小，于同年3月份分别迁往三个地方设厂，成为三个独立生产的分厂。第一分厂，由原柳沟铁厂的铁工股组成，迁驻庄底村，厂长先后为黄枫、李非平，指导员为李薪，厂部住河则儿冯福堂家。除继续炼铁铸造手榴弹壳和五〇弹毛坯外，还增加了六〇炮弹、八二迫击炮弹毛坯的铸造，并生产当地群众所需的农具和铁锅等；第二分厂，由原柳沟铁厂火工股、完成股和青城铁厂的部分工人组成，迁驻黎城县卜牛村，厂长为石成玉，指导员为林溪，组装手榴弹和生产黑色炸药；第三分厂，由柳沟铁厂的硫酸实验组为基础组成，迁驻黎城县白不峧村，厂长为王化南，指导员为杨霞村。三个分厂仍在柳沟铁厂的直接领导下组织生产，铁厂厂部设在一分厂庄底村，厂长高原，副厂长杜吉祥，政委肖光明。工厂分散转移后，职工进行了精简，一部分就地安置，一部分送太行工业学校培养，三个分厂有正式职工243人。
1943年9月，柳沟铁厂一分厂分出一部分同志到和顺县青城镇，还有一部分工人调到太南二所，该厂基本停产。1944年2月，日军撤离蟠龙镇后，根据军工部指示立即恢复生产。7月，军工部派陆达、陈海清等同志到庄底村扩建柳沟铁厂，并进行了整顿，改厂名为军工部四厂，由陆达代厂长，魏道全任副厂长，陈海清任教导员，厂部仍住在二马福堂家。管理机构设置工务、材料、总务三个股，生产方面设立三个工部。第一工部（翻砂部），在庄底村，工长高秀春，职工约130人；第二工部（炼铁部），在马岚头村，工长粟全林，职工约100人；第三工部（炼铜部）在马岚头村对面，主要试炼黄铜，供造枪弹壳用。后又从黄崖洞兵工厂搬来三节锅炉两台、蒸汽发动机1台、机车20台，工人增至800余人。从1944年10月到1945年8月，工厂生产出大批麻尾弹、掷弹筒、五〇和八二炮弹，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的大反攻。
1946年，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军工部派程志坚、李育英率领30余人来到柳沟，再次扩建兵工厂。到12月工人增加到1000余人，盖新房700间，厂名改为华北军工处柳沟炮弹厂，主要生产五〇和八二炮弹。到1947年初，军工处为加紧军火生产，支援解放战争，经调整扩充，柳沟编为兵工一厂，管辖三个分厂，工人已增加到1200余人，机器100多部。动力机械有：蒸汽机、发电机、锅炉等。机床有：冲床、钻床、刨床、车床等80多部。随着机械化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工厂内部分工也更细了，有翻砂、冶铁、铁工、机工、钳工、铜货、完成、检验、煤炭、炼焦、木工等11个工段。柳沟兵工厂已成为一个机械化程度很高的炮弹厂，每天可造22%000发炮弹。1948年，为了保卫兵工厂，防御国民党的飞机来柳沟轰炸，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在前沟口盖起了3孔完全是青石板砌成的石窑洞，每个窑洞深60米，宽4米，高5米（该窑洞于1957年由县民政局改建为八一陶瓷厂），并在白和村成立了硝磺所，人员100多名，主要制作炸药。1948年下半年，军工处与晋察冀工业局合并，成立华北人民政府企业部，该厂归企业部统一领导，柳沟兵工厂领导机构有所调整，厂长阎守信，政委熊杰，副厂长牛季良（兼副经理）、教导员陈海清、保卫科长李效仁、检验科长来金烈、工会主席隋仁贵、秘书李云秀。为了加强军火生产，柳沟兵工厂又下设五个分厂、一个所。一分厂是翻沙部在柳沟；二分厂是铜货部在柳沟；三分厂是完成部在柳沟；四分厂是冶铁部在马岚头；五分厂是铁工部在显王；一所是硝磺所在白和。这年产品成倍增加，每天生产10万颗炮弹，有力地支援了华北野战军以及游击队、民兵武器弹药的需要，其质量可靠，性能良好，深受部队赞扬，柳沟的炮弹在名震中外的淮海战役中立下了战功。
1949年8月，随着华北中小城市的解放，奉上级命令，从柳沟兵工厂抽调了1000余名工人和一些机器设备，支援了长治市五马（淮海）机械厂、惠丰机械厂、长治钢铁厂，还为石景山钢铁厂、二四七厂、三〇七厂、太原钢铁公司、太原建工局、太原矿山机器厂，以及东北、四川、青海、武汉等地的厂矿输送了不少干部和技术力量，留下的职工仍在柳沟坚持生产，办起了柳沟铁厂、翻砂厂等为农业生产服务，归武乡县政府管理。
现在柳沟铁厂已经迁到河不凌村，原兵工厂旧址在新农村建设中拆除。
（第四节）军工部一所锻工部、三分厂、五厂驻地——显王村
1939年夏，随着太行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展，朱德指示总部军工部部长刘鹏，要扩大总部修械所的造枪规模，为避免敌人的破坏，工厂应搬迁到更为隐蔽和安全的地方重新建设，使它成为我军的可靠造枪基地。经过左权副参谋长亲自勘察，工厂新址选择在黎城县黄崖洞。
黄崖洞，位于黎城县西北部赤峪沟西端的大山里，跟靠武乡左会村。这里群峰矗立，陡崖千仞，北部的山崖峭壁上有个天然大石洞，俗称黄崖洞。洞南有一片名为水窖的山谷，兵工厂就座落于此。水窖兵工厂，也称军工部一所，对外保密代号“工兵营”。一所下设三科、四部。三科，即总务科、工务科、器材科；四部，即机工部、钳工一部、钳工二部、锻工部。
其中锻工部建在武乡县显王村，厂部住在赵连北家，锻工部工长韩国祯，指导员陈海清。显王距黄崖洞20来里，除制造锻件外，还开设小煤窑，供应全所用煤。工作部类似工厂的车间，每个工作部都配有正、副工长和指导员。工作部下设若干生产班组，住在杨生尧家。
黄崖洞兵工厂试制的五〇炮和五〇弹试制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以后，其炮体、炮管锻件都是由显王村的锻工部供应。这些半成品均从黄崖洞北麓的左会山上运进，制造出的成品由南口运出，有时，也从南口运进一些由黎城敌占区采购的物资。从武乡显王，横跨太行山主峰，境内广大农民兼任这条生产线上的运输员，毛驴是唯一的运输工具，农民房舍是运输的中转站和在制品的保管库。农民赶着毛驴从显王装上毛坯，当天驮回家过夜，第二天再从家出发，把毛坯运到黄崖洞兵工厂，如遭敌人“扫荡”就设法埋藏，黄崖洞兵工厂就是靠这条钢铁运输线坚持生产的。仅1941年下半年，就制造出五〇炮120门，五〇炮弹15%000发。而这些产品的锻件毛坯都是由显王锻工部供给的。
1941年11月，日军出动5000余众，围攻黄崖洞兵工厂，企图摧毁这一兵工基地，我总部特务团战士们英勇抗击，取得黄崖洞保卫战的胜利。但工厂目标已经暴露，且受到严重破坏，厂房大部被炸毁，机器损坏严重，难以恢复生产。1942年2月，遵照总部命令，将一所改制为分厂形式继续生产。其中，显王锻工部改建为三分厂，厂址仍驻显王村。这其间虽然日军经常在武东地区“扫荡”，但三分厂以游击形式，敌人从据点出发到工厂“扫荡”，行程至少要半天以上。我们获得情报之后，只要两三个小时就可把工厂的主要设备、器材埋藏完毕，做好坚壁清野，职工分散向安全地区转移。在反“扫荡”中青年职工组成的自卫队埋设地雷，阻敌入厂，利用有利地形与敌人展开麻雀战，扰乱他们的“扫荡”步骤，减少工厂的破坏和损失。敌人一走，自卫队迅速通知职工返厂，一般情况下，一至两天就可以恢复生产。一直到1943年6月，因敌人在不远的蟠龙镇建立据点，工厂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只好搬至黎城县漆树沟，保密代号“石灰窑”，厂长韩国祯，指导员陈海清，有职工80余人。生产对象是锻制炮弹尾翅和五〇炮炮筒毛坯。
1944年春，蟠龙敌人在我三分区军民围困下终于败退，三分厂又返回显王村，继续生产。同年9月，军工部对军事工业组织机构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将分散在偏僻山沟的工厂又逐步集中扩大，统一组编成8个生产厂和1个实验所。撤销了所一级的建制，各工厂直接受军工部领导。显王的原一所三分厂，改编为军工部五厂，厂长韩国祯，副厂长阎海士，指导员吕炎，仍住显王村赵连北家，生产炮筒、炮弹尾翅锻件毛坯，供一厂、二厂、三厂、六厂加工为成品。
抗日战争结束后，该厂合并到柳沟铁厂，作为五分厂继续生产，在解放战争时期，对晋冀鲁豫地区和华北解放区工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五节）决死一纵队修械所驻地——大陌、东沟村
决死一纵队刚刚成立时，为解决武器不足，各团曾从当地招收一些原太原兵工厂离职返乡的技术工人入伍，随着形势需要，为了加强军工力量，1938年底，决死一纵队将各团的修理骨干组织起来，组成决死一纵队修械所，驻扎在大陌村李德全家南房。他们以简易工具，克服一切困难，对战场上捡回来的残缺枪支进行维修，同时，也装配手榴弹等。1939年底，搬迁到东沟村，住在地主王锦堂家书房院，现为王存维家。1940年2月，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将该修械所接收，合并于军工部一所，即黄崖洞兵工厂。
（第六节）工艺研究所驻地——朝阳埆村
1939年4月，鼙山工厂移交八路军总部军工科后，根据晋东南总工会的指示，以王伏义、孟来元为骨干，和原在鼙山工厂工作的工人30多人，在朝阳埆村筹办成立了工艺研究所，所部住在赵福全家，后来村民新修房屋，原来的窑洞已经倒塌。
工艺所由晋东南总工会领导，县政府拨给一些资金，主要任务是为县各游击队修理枪支。为了弥补资金不足，该所在蟠龙附近的小曲滩开办了纺纱厂，内有木制纺纱机一架，打袜机两架，给八路军部队织毛毯、毛袜，以此收入来填补工艺研究所的开支。同年8月，为扩大生产，该所吸收了黎城县一个私办修枪所，工人发展到60余人。并在修枪的基础上，开始仿制德国造的“小老虎”手枪（即二八盒子），同时也生产组装地雷、手榴弹等。1939年底停办，工人调到各地的兵工厂里。
（第七节）太行第三军分区修枪所驻地——马家岭村
1940年春，根据八路军总部关于发展军工生产的指示，太行第三军分区决定组建修枪所，并决定选派曲峰海、于德贵、郭成礼三人负责选址和招收工人。经过考察选定，定在武乡东部山区的马家岭村，这里相对比较隐蔽，而且紧靠大山，便于防范敌人袭击。很快，太行第三军分区修枪所在马家岭成立，曲峰海任所长，所部设在郝松茂家，工房设在张二则家。
修械所成立之初，工人只有五、六人，由于条件差，只有一些简单工具，如小锯、刨子、斧头等。工人们自制了风箱和其他用具，生一盘火炉子，原料依靠前方运来的铁路道轨。到6月，工人增加到十几名，开始组装、制造手榴弹。这年秋，敌人频繁到武乡东部“扫荡”，工人们总是埋藏了工具和原料，转移上山，扛着枪和敌人打游击。敌人走后，又返回村里马上恢复生产。把修理好的枪支和制造的手榴弹及时送到前方。
1940年底，该所并于柳沟铁厂，所长曲峰海调回三分区。
（第八节）太行农具合作社、太行修枪所驻地——马岚头、前沟、槐树湾村
1942年10月，为解决八路军大生产所需的生产工具，太行第三军分区、三专署总工会决定，在有煤有铁的马岚头村创办太行农具合作社，直属军分区管辖。由崔亭义任主任，招收农民铁匠等工人30余名。合作社设在奶奶庙，后来改建为学校。主要生产犁铧、锹、镢、镰刀等民用工具。不久，因前方急需武器，该社转为制造弹药。转产后，人员增加，由于该村驻扎有总部柳沟铁厂的分厂，住房紧张，农具合作社迁到窑上沟前沟村，住在高富云家，改称太行修枪所，工人60余名，在这里继续生产。1943年初，因日军“扫荡”，该所迁到东部山区的槐树湾，所部住在吴光华家，但这里远离煤窑，给冶炼带来极大困难，所以停止了手榴弹及家具生产，只保留了修理枪支。为满足前线需要，扩大生产规模，根据三分区要求，1943年3月该所迁到石门村。
（第九节）太行第三军分区修械所驻地——石门村
1943年3月，太行修枪所从槐树湾迁到石门村后，为加强生产，再次调曲峰海来所担任所长，派张杰担任指导员，并将所名更改为太行第三军分区修械所。修械所设在西沟儿黑山庙，该庙在20世纪60年代倒塌。
当时，前方急需要枪支，工人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大量收购战场上捡回来的残缺枪支零件，进行修配组装，大力生产武器，支援前方。也组装地雷、手榴弹等，工人们还自己生产黄色炸药与黑色炸药。工人大都是当地的铁、木工，原料是从民间收集的破锅、碎铁，生产中必用的钢材，是从敌占区拆的铁轨。缺酒精，就用白酒经过蒸馏代用。
1943年5月，根据三分区决定，第三军分区修械所同三分区炸弹厂在石门村合并，改称为三分区炸弹所。
（第十节）太行第三军分区炸弹厂驻地——石板、狼卧沟村
1939年秋，一二九师供给部在后石板村筹建了炸弹厂，厂部设在王跃元家正楼。焦正大任厂长、张捷任指导员。招收了一批学徒，经过紧张的筹备，炸弹厂开始研制手榴弹。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先后派张平、李盘铭和刘生堂等技术工人来炸弹厂负责技术工作。当时物质条件很差，没有工房就利用庙宇和民房，没有工具就想方设法自己制造，没有材料就千方百计地收集和寻找代用品。开始没有条件制造手榴弹壳子，他们就从柳沟兵工厂调拨成品或利用旧手榴弹壳子；没有炸药和发火药就用土硝、硫黄、木炭制成炸药，用火柴头上的药粉制成发火药，手榴弹上的木柄是用当地木匠旋纺纱锭的传统做法一个一个的制作。他们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经过艰苦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于当年试制成功。1940年初，为了正式投入手榴弹生产，八路军总部军工部调来翻砂工人杜书文和赵金楼等，他们和几名徒工组成翻砂小组，制成化铁炉和人摇鼓风机，经过反复试验，炼出了合格铁水，浇铸成手榴弹和地雷壳子。开始每炉只能浇铸40个左右质量不高的壳子，但这些为以后批量生产打下了基础。
1940年6月，该厂调归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领导。此时，炸弹厂有了两个生产组和几名木工。翻砂组负责铸手榴弹壳子，完成组负责手榴弹装配，木工负责制作手柄。从此，便开始了地雷和手榴弹的生产，每个月能造手榴弹2000枚和地雷300个。
1942年春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发动了围歼性的总进攻，严重威胁着炸弹厂的安全。炸弹厂从后石板村迁到狼卧沟村，厂部住天主堂，并在天主堂东侧修了简易工房。住了半年之后因这里缺水少材不能坚持生产，1943年2月又迁至石门村。
（第十一节）太行第三军分区炸弹所驻地——石门村
1943年2月，太行第三军分区炸弹厂从狼卧沟迁到石门村，工人们在石门村西沟儿自己打了窑洞，作为生产厂房。同年5月，根据三分区决定，炸弹厂同设在该村的第三军分区修械所合并，改称为三分区炸弹所，调第三军分区军械股股长兼修械所所长曲峰海任所长，焦正大改任副所长，所部设在地主郝玉泉家前院。同时，三八五旅修械所也并入炸弹所，吴起昌任指导员，之后，张捷和焦正大陆续调离炸弹所。
为适应形势需要，炸弹所在石门村进行了扩充，工人达到100多名，而且生产规模也在扩大，组成了炸药组、翻砂组、木工组、引信组、完成组、修械组等，每月可生产手榴弹近万枚，地雷5000余颗，同时还负责修理各种枪支等。作为生产车间的窑洞相互串通，并用轨道连接，形成流水作业生产线。1943年6月，日军占领了蟠龙镇，距石门村只有8公里。在这种情况下炸弹所搬离石门村；翻砂组迁到上庄村，厂部住杨生发家西房，生产车间住在村西堂儿庙，仍然坚持翻砂生产，该庙现已拆除；完成组迁到向阳村附近的山洞，当时叫松江洞，是个天然石洞，现在已经开发为太行龙洞，成为旅游景点。工人住在向阳村，因洞内潮湿，生产的手榴弹不能爆炸，无法继续生产，不久迁到黎城县卜牛村，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军工生产。1944年2月日军撤离蟠龙镇，炸弹所全部搬回石门村。从此，炸弹所进入稳步发展的新阶段，除生产手榴弹和1.5公斤至5公斤地雷外，又开发了电发火电雷（用干电池）、燃烧弹、烟幕弹以及云梯、挖洞器等许多新产品，还有剪铁丝网的刀具和练兵护具等。由于产品过多，生产规模不适应，后将地雷生产交给三专署武委会兵工厂生产。
所长曲峰海先后制造了炸弹手柄的木车床、手摇剪铁皮机，鼓风机变速轮机构等；张平等用薄铁皮冲压成型的工艺改进了火帽生产技术；钳工改进了靠模，每次可车四个手柄等。工厂生产技术不断改进，生产条件得到逐步好转，产品质量也日益提高。该所生产的手榴弹，延期性能好，又不瞎火，加之它的木柄长度适中，投的远，杀伤率高，很受前方指战员的欢迎。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遵照上级命令，该所抽调30名修械人员组成随军修械所，跟随部队开到东北，留下的人员继续组织生产。炸弹所在1945年9至12月份完成的生产任务比任何时候都多，产品质量也好，在有名的上党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本区作战的部队点名要三分区的炸弹。1945年底，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上级指示，炸弹所移交总部军工部，全体人员由军工部统一调配，大部分调到军工部四厂工作，炸弹所完成使命撤离石门村。
（第十二节）太行三分区武委会兵工厂驻地——东沟、南背、戈北坪、羊圈村
1942年初，太行三分区武委会在东沟村筹建兵工厂，以解决分区民兵游击队、武工队的武器装备，抽调柳沟兵工厂工人李盘明任厂长，贾志厚任副厂长。厂部设在地主王锦堂家的新楼院，生产车间设在村东佛爷庙。兵工厂初创时有工人40余名，一个小风箱，一架手摇钻床，两把钳子，十几把铁锤，主要生产手榴弹。1943年6月，日军占领蟠龙，兵工厂7月迁至南背，厂部住杨生锁家，生产车间在杨成柱家。为加强军工生产，三分区又调来邢子祥、甄荣典先后任指导员，并调来工人百余名。工人增加，工厂扩大，只有20来户人家的南背村容纳不下，厂部又迁到戈北坪李万云家，生产车间除部分留在南背村，大部分迁到戈北坪。兵工厂主要生产手榴弹、地雷、石雷等武器，并负责训练各地派来的民兵使用地雷等武器。1943年9月，工厂人员增加到200余人。由于住房、用水困难，制造地雷、手榴弹的生产车间迁至羊圈村，厂部机关住陈来银家南房，翻砂部住赵凤书家，完成部住陈晋民家，修枪部住陈炳尧家。工人在该村挖了许多窑洞，做宿舍、工房、炸弹库。戈北坪设造枪车间，生产步枪、八音手枪。甄荣典从黄崖洞兵工厂来厂担任指导员后，又克服一切困难，增加了八二炮弹生产，在他的努力下，创造日产135发八二炮弹的纪录，对全厂生产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1944年5月，三分区武委会兵工厂改名“武建工厂”，一直坚持生产，产品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1945年冬，上党战役结束后，为支援解放战争，该厂搬迁至长治西门外，继续从事军工生产。后经改造扩建为长治轴承厂。
（第十三节）武西兵工厂驻地——暖水头、黄家山、长谐村
武西兵工厂，是抗日战争时期武西县政府在武西山区办的一个小型兵工厂，因在黄家山村驻扎时间较长，人们习惯称黄家山兵工厂。
1941年春，武西县抗日政府、县武委会决定，在暖水头村创办兵工厂，厂部设在阎五成家，生产车间设在村背后的窑洞里；后转移到黄家山，厂部住杜金生家，生产车间在自己打的土窑洞里；最后搬到长谐村，厂部住刘成江家。1941年创建时，只是一个修械小组，组长朱光龙，共有五、六个工人，工具也极其简单，只有两把老虎钳、一台烘炉、三把锉刀、二把钢锯，全靠手工操作，主要任务是负责修理废旧残缺的枪支。1942年，根据需要对兵工厂进行了扩充，修械组人数增加到20余个。同时，开始制造火药、炸药、土枪和土炮，还装配手榴弹和自制修配枪的零部件，复装子弹。并生产独角牛镢把子、八音盒子两种短枪，六五、七九两种步枪。每日可生产1支步枪，20多颗地雷。当时材料很缺乏，除工人们就地收取一部分外，大部分是从敌占区搞来的（到白晋线上搬道轨）。制造的枪和火药、炸药、地雷，主要是供给游击队、民兵，开展游击战使用。
1943年，武西县政府和县武委会决定调武西县武委会干事李光华负责领导兵工厂工作，这时人数增加到30多个，每天生产短枪两、三支，手榴弹50多颗。成为武西民兵、游击队武器弹药的必要补充。
1945年10月，武西县与武乡县合并后，该厂停业。
（第十四节）七六九团白和煤矿——白和村
1938年4月，长乐村战斗结束后，部队转移休整，陈锡联带七六九团来到白和村。
早在几个月前的“石拐会议”上，为了壮大武装，大胆发展，一二九师首长就研究了新组三八五旅的事宜。八路军改编之初，一二九师下辖三八五、三八六两个旅。为了保卫延安，中央决定留下了三八五旅旅部及七七〇团，三八五旅东渡黄河的部队只有七六九团。新组三八五旅就在七六九团的基础上扩编，目前已经派出三个连的兵力，加上改编的地方游击队新组建了独立支队和独立团，而且新的旅部也马上成立。但是，由于国民政府供给的军饷不足，部队需要供给自足。陈锡联发现白和村地下有煤，便与政委黄振堂、政治处主任丁先国研究筹建煤矿的事，大家一致同意，于是，白和煤矿筹建正式启动，由李峰任矿长。6月12日，新的三八五旅旅部在河北井陉熟峪镇正式成立，陈锡联任旅长，谢富治任政委，范朝利任参谋长，黄振堂任政治部主任。七六九团团长、政委都易将，分别有王近山、鲍先志担任。工作交接时，陈锡联特意把办煤矿的事认真叮咛。李峰接受这个任务之后，以50块大洋作启动资金，克服重重困难，矿井打打停停，李峰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为了筹集资金，他号召大家集股，直到1941年秋才正式投产，有工人60人，日产煤25吨。这一年根据地进入了极端困难的艰苦岁月，白和煤矿的投产无疑给八路军的军需供给带来了新的希望，三八五旅在军饷供给上有了极大的缓解。同时，生产出来的煤炭运往柳沟兵工厂和黄崖洞兵工厂，保证了军工生产的燃料供应。
随着煤矿的产量越来越大，为调动工人生产积极性，旅生产处制定了奖励办法，煤矿从业人员达到120多人，矿上还成立了地下党组织，生产方式也有原来的全靠人工开采、人工拉驼改为牲口拉驼。直到1947年部队南下，煤矿移交给本矿地下党组织领导，由矿工联合集体开办，1949年有县手工业联合社接管，成为武乡县二轻骨干企业。
（第十四节）军工部青背塔煤矿——窑申脚村
青背塔煤矿，原是当地私人开采的小型煤窑，一般是冬天开，夏天停。在当地算是一个规模较大的煤窑，每到冬天开始生产，武乡西部的百姓都会用牛车远道而来拉运。八路军总部军工部接管柳沟铁厂后，为解决燃料问题，同时也收购了这座煤窑，开始用花车绞煤，日产量为四至五吨，因生产需要，再加上要供给当地百姓的生活需求，扩大了生产量，日产量达到200吨左右，成为军工生产的主要能源基地。直到1949年8月，柳沟铁厂的兵工生产迁往长治等地，青背塔煤矿移交地方管辖，成为手工业局的下属企业。
（第十六节） 冀南银行总行驻地——虸蚄庙、大坪、烟里村
1938年8月，在晋东南三、五两专署薄一波和戎伍胜（戎子和）两专员的支持、协助下，首先在长治成立“上党银号”，发行“上党银号票”，积极为资助抗战服务。1939年春季，太行抗日根据地第五专署，为活跃区内金融，进一步适应抗战需要，补充“上党银号票”之不足，又发行“第五行政区合作社流通券”。接着，北方局提出为调剂金融，统制货币，便利民商，增进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力量，改善人民生活，保证抗日部队的给养，以坚持持久抗战，达到最后胜利的目标，提出成立比较统一的地方银行。根据北方局的建议，6月，冀南银行在黎城西井镇着手筹备。8月7日，冀南经济委员会制定《冀南游击区经济建设计划大纲》，提出要巩固法币，打击伪钞，绝对禁止伪币假钞之行使；收回土钞杂币；成立冀南银行并发行冀南本位币。以统一全区货币，保障供给，发展经济。
1939年10月15日，冀南银行在黎城县小寨村正式成立。同时，“上党银号”结束，其人员机构和财产并入冀南银行。
冀南银行初成立时，在太行区和冀南区同时建立机构。在太行区的机构设在黎城县西井镇一带，直接受八路军总部后勤部领导，称路（平汉路）西行，即冀南银行总行；在冀南区的机构，设在河北南宫县垂阳镇，由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领导，称路东行。
为了解决对外名称统一，增强金融信誉，当时把路东行对外也称为冀南银行总行，冀南银行总行首任总经理高捷成。因战争年代日军“扫荡”频繁，冀南银行为取得军队保卫，靠近八路军总部，1939年底，冀南银行总行（路西行）迁至武乡虸蚄庙村的虸蚄庙。1940年3月，因方便印钞及加强监管工作，又迁至大坪村，总行住魏怀德家，总经理高捷成住魏松英家，由住在该村的新华日报社石印厂负责印刷。7月，迁到烟里村，与北方局、野政机关住在一个村里，银行住杨起贵家。同年10月，日军“扫荡”武东，总行再次迁至黎城小寨村。
1941年，冀南银行又在太行区设立了五个分行；在太岳区设立了四个分行；在冀南区设立了六个分行。同时在一大部分县设立了县级的领导机构，初称办事处，后改县支行。自此，冀南银行的管理机构设置已基本完备，即分为：总行、区行、分行、支行四级管理。
随着各种土杂币的肃清，和对敌经济斗争的胜利，1942年冀南币便独占了边区市场。1948年8月冀南银行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合组为华北银行，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华北银行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银行。
（第十七节） 冀南银行三分行驻地——姚庄、西中庄、东沟、老中脚村
1939年10月，冀南银行成立，同时开始发行冀南币。为加强货币管理，1941年秋，总行决定在各地设立分行，其中在武乡设立了三分行，创办地在姚庄西坡村，分行设在王海川家。首任行长黄志良，负责：武乡（东）、武西、榆社、襄垣等县的货币发行和管理工作。通过货款业务扶持农、工、商业发展，并兼营商店、油房、水烟厂、煤矿等实业。后因战乱，经常搬迁。先迁至西中庄村，住董官锁家，后又迁至东沟村，住王海尧家，不久又转移至老中脚村，住李珍林家。1942年又成立了武乡县支行，行长张如合，在三分行领导下工作，先后在苏峪、董家庄、小麻角等地办公。
直到1948年，三分行与二分行合并，迁至左权县进行合并办公。
（第十八节） 华北《新华日报》印刷厂（铅印厂）驻地——安乐庄、上庄村
华北《新华日报》初创阶段，为解决印刷设备，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已经关闭了的永新印刷厂设备搬迁到晋东南，有对开机、四开机、圆盘机及铸字机，还有老五号仿宋铜模一副，老五号铅字和一号、二号、三号、四号标题字，并有部分工人也来到太行。在此基础上，组成了报社铅印厂。
1939年7月以后，日军打通了白晋路，进而实施“蚕食政策”，占据了大部分县城，为保证报社的安全，新华日报社从沁县迁到武乡县大坪村，不久又迁到安乐庄村。报社印刷厂（铅印厂）也随报社搬迁到安乐庄村。厂部住牛金玉家小东房；排字车间住牛明玉家东、西房；印刷车间住牛青玉家东、西房。
该厂厂长为周永生，当时印刷厂的设备有：铅印四开机两台，脚踏圆盘机一台以及排字、铸字、打版等全套设备。主要承担《新华日报》印刷。报社由校对人员住在厂里负责校对工作，并有专门的美术编辑负责雕刻木板插图。当时日军经常前来“扫荡”，为保证报纸出版，遇到日军“扫荡”时就转移到安乐庄村后的深山里在野外排版，为坚持战时出报，把铅字的字盘改小，制作了八开的简易印刷设备。有时也派刻蜡版人员跟随部队到前线去，将战地记者采写的稿件直接用蜡纸刻成并油印“号外”。
1940年10月，该厂迁往上庄村，住在崔中厚家西房，年底又迁至辽县（今左权）后庄村。
（第十九节） 华北《新华日报》书刊印刷厂（石印厂）驻地——大坪村
华北《新华日报》，不只重视新闻工作，而且重视书刊工作。华北《新华日报》专门成立了丛书编辑部，部长张磐石，副部长韩进，负责编印各种丛书。并在报社迁到大坪村后，专门成立了华北《新华日报》书刊印刷厂（石印厂），厂部设在魏五孩家。不久，报社与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合并，改为图书编委会，印刷厂所印图书大多以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当时是石印厂，也就是采用传统的石印工艺，石印利用油水不相容的原理在石灰石板上印刷，先将质地十分细腻的石灰石板打磨得非常平整光滑，然后用油性墨在上面绘图或写字，再刷上薄薄的一层水，用墨磙在上滚动。这时有油性图文线条的地方因为没有水就获得油墨；相反，空白处有水，不沾染墨，然后覆上纸，加压，就获得一份印刷品。
石印厂开始只有十来个工人，两台石印机，由张越任厂长。该石印厂除印刷图书编委会的丛书外，也印一些表格、账簿之类，还负责印刷由中共中央北方局青委主办刊物《青年与儿童》，青委派干部杨俊住石印厂，负责刊物的出版工作，设计版面、画插图、写美术字并负责校对。每月印一期，少则几百份，多至1000份。还印过八路军总部绘制的军事地图、军号谱、电报密码、武器设计图。1940年初又承担了冀南币的印刷。将印好的纸币送总行人工加盖行长印章后发行。
1940年7月，该厂搬迁到辽县后庄村。
（第二十节） 太行造纸厂一、二分厂驻地——苏峪、栗家沟村
在抗日战争时期，太行根据地的造纸工业十分落后，只有少数几家生产民用纸张的手工业作坊，主要生产土毛纸、草板纸，根本不能生产文化用纸。印刷报纸和书籍的纸张只能通过商人从敌占区购进，不仅价格昂贵，而且运输十分困难，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副社长杜毓坛和经理部长王显周共同研究决定，立足根据地，自力更生，生产文化用纸，由王显周负责抓这项工作。
王显周提出了改建当地小造纸作坊的方案，自力更生，生产文化用纸。他们面对现实，一是改造生产民用纸的作坊转向生产文化用纸，二是建立一个生产文化用纸的小型纸厂。1940年春，首先收购武乡县苏峪村的太行纸厂，该厂是民国八年（1919）由栗家沟村刘兆南、刘兆武兄弟创办的，为发展抗日根据地的经济，1938年，由晋冀豫第三专区劳动部职工联社接办，并更名为太行纸厂，厂部住李福祥家，工厂在南背上。工人30多名，为手工操作，生产的白麻纸，大部分供给县牺盟会创办的《大众力量》报用。华北新华日报社收购以后，不仅对该厂的生产规模进行了扩大，改建成太行造纸厂一分厂。同时，又在栗家沟建了二分厂，管理栗家沟、前张庄、活庄三座纸坊，厂部设在路脚沟纸坊儿陈银河家。接着又吸收襄垣县西营三个生产民用纸的作坊建成三分厂，并将三个分厂合组为联营纸厂，联营纸厂总厂设在一分厂驻地苏峪李福家。由王显周兼任厂长，试生产文化用纸，技术上由报社指导，改建费用由报社负责，生产出的文化用纸由报社收购。报社还投资对工厂进行了扩建，由原来的人工碾纸浆改为骡、驴碾纸浆，还派来了技术工人，增加了漂白工序，将原来的土麻纸改造为文化用纸，成为专供报社使用的产品。此后，该厂生产的纸张就全部供应给了新华日报社。
1940年底，新华日报社搬走后，由于运输困难，纸张无法运到辽县，该厂被迫停产。1944年又恢复生产，直到1949年停办。
（第二十一节） 新华日报社油墨厂驻地——安乐庄村
油墨是印刷厂的主要原料，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油墨主要靠从敌占城市外购，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从敌占区购进非常困难，油墨成了最紧缺的物资之一。而印刷报纸一天也不能离开油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报社社长何云就决定自力更生，自己研制生产油墨，以保证报纸、书刊的出版，并由负责油印工作的王嗣英亲自负责，开始自制油墨，王嗣英与有关人员，就地取材，用农村生产的蓖麻油或豆油熬制，并将松油燃制的松烟按配比掺入制成油墨，虽然效果不是很好，但还是可以作为代用品。
报社搬迁到安乐庄村后，又抽调数人，专门成立了报社油墨厂，归报社经理部管理，村里人们都叫黑工厂。油墨厂住藉希清家，现为藉启秀居住，厂务工作在小东窑，生产车间在东房。他们对生产工艺进行了改革，增加了加氧化剂，使油墨产量、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用自制的油墨印报，效果也很好。该厂日产油墨5至10公斤。自制油墨，可承担印报、印书所需油墨的70%～80%，基本上做到了自力更生。
1940年11月，油墨厂跟随报社迁到辽县（今左权）。
（第二十二节） 野战卫生材料厂驻地——刀把嘴、笛子角村
由于太行山区交通不便，部队药品供应困难，1939年春，八路军前方总部卫生部部长孙仪之为了持久抗战，要自己动手生产纱布、绷带、药品等供应部队。决定成立前总卫生部制药所（简称前卫），刘英桂任所长，王志良为政治指导员，制药所设在潞城南村。同年7月，由于日军对晋东南发动第二次九路围攻，制药所跟随总部卫生部机关转移到武乡县刀把嘴村。
制药所住在韩海宁家，所长刘英桂，政治指导员温萱，住韩海宁家西窑。
下设散剂、丸制、膏剂、制药等四个生产组。当时生产设备很简陋，借用老乡的大缸、铁锅、盆、罐、石碾子、箩筐等作工具，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采用上党地区的党参、首乌、苍术、枸杞、枣仁、甘草等中药材，制成了党参膏、补力多、党参丸等几种成药和10余种酊水剂，受到部队医院的欢迎。并根据南洋胡文虎、胡文豹兄弟所创的“八卦丹”，改进试制出了“行军丹”，具有提神醒脑、防治感冒、清热解暑、调整肠胃功能等多种作用。
随着部队的需要，制药所增加人员，并根据前方所需，着手生产片剂，开始没有压片机，他们就用土办法，把合成的药粉装在废子弹壳里，用筷子压成型，效率很低，一次只能压一片。1940年经前总卫生部批准，在长治买了一台单冲头的旧压片机，是手摇式，后来安装了偏心轮，改成脚踏式，生产效率比以前提高很多。此后，片剂生产代替了某些丸剂。由于日军的残酷扫荡，制药所曾移驻笛子角村，住在史水唐家。制药生产需要水，笛子角干旱缺水，不适应药品生产，敌人走后，又搬回到刀把嘴村。
1940年5月，制药所改称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野战卫生部卫生材料厂。张其榜任厂长，温萱任协理员。下设：生产股、材料股、总务股。当时除生产丸、散、膏中药制品外，还土法上马制作卫生材料，如纱布、脱脂棉、救急包等，纱布是用土布机织成的，脱脂棉用弹花弓来弹。1940年底，为了加强后勤机关的战斗作用，进一步实行精兵简政，根据总部决定，将野战卫生部与一二九师卫生部合并，同时，将一二九师卫生部在黎城背坡村创办制药厂（简称师卫）合并。合并工作在安乐庄村进行，合并后卫生材料厂就驻扎在安乐庄村。
（第二十三节） 野战卫生材料厂及制药分厂驻地——安乐庄村
1940年底，根据八路军总部决定，野战卫生部与一二九师卫生部合并，钱信忠任部长，孙仪之任政委。钱信忠部长和孙仪之政委召开了合编工作会议，决定以野战卫生材料厂为基础，与一二九师制药厂合并。在此基础上，将原来的几个生产组扩大编为分厂，分别成立制药厂、绷带材料厂（设在辽县）、食品厂、玻璃厂、酒精厂，总厂厂部不另设置，与制药厂混合。根据上述决定，1941年1月，野战卫生材料厂与一二九师制药厂在安乐庄村正式合编。合编后继续称为第十八集团军野战卫生部卫生材料厂，厂长张其榜，后有张劲夫接任，副厂长曹洪山，协理员温萱，特派员曹登益。职工人数已达100余人，并陆续成立各个分厂。其中制药分厂设在安乐庄，厂部住藉永昌家西房，总厂办公室及厂长张劲夫住藉永昌家东房，生产车间住藉炳堂家等。
1941年10月，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野战卫生材料厂下设的五个分厂改编为制药所、绷带材料所、制造所三个生产单位。12月份，又将绷带材料所与制造所合并，形成两个生产单位。制药所所址迁到烟里村，所长是韩刚；制造所设在温庄，所长是宣心愚，主要生产酒精、玻璃、绷带材料等。同时，将制药所分出一部分，搬迁到龙洞沟。这一时期，职工人数大发展，建立了生产管理制度，制定了劳动纪律，生产总值达13万元，成绩令人瞩目。
（第二十四节） 野战卫生材料厂及制药所驻地——烟里村
1941年12月，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野战卫生材料厂下设的五个分厂改编为制药所、绷带材料所、制造所三个生产单位。为适应合并后的需要，卫生材料厂总厂及制药所迁至烟里村。1942年3月，八路军野战卫生部决定：卫生材料厂所生产的药品除供应部队外，尚应考虑解决地方缺少医药的燃眉之急。报请上级批准，撤销了制药所、制造所，由总厂直接领导，该厂对外称“利华制药厂”，由温萱任厂长，商钦、王永庆任协理员。接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精简，厂部的各科、股一律撤销。
厂部设在韩步霄家，生产车间设在奶奶庙、村社房，玻璃组在戏台上，工人住在麻地圪老，工人住在村民史德全家，后来住不下，自己在旁边打了土窑洞。总厂厂部直接领导针剂、玻璃、酒精和卫生材料的生产；制药生产组由师劲夫负责，迁到东山上龙洞沟的焦龙庙，继续丸、片、膏、丹、散剂的生产。
1942年5月，日军发动了大“扫荡”，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副参谋长不幸遇难。27日，彭德怀副总司令率总部机关重返砖壁村，彭德怀副总司令专程到烟里村看望了工人，他告诉大家左权副参谋长不幸遇难的消息，又说，我也可能牺牲，但中国革命必定胜利！他要求大家化悲痛为力量，为左权副参谋长报仇，为牺牲的革命战友报仇，把反侵略战争进行到底。彭总讲话的声音不高，但信心百倍，字字如钢。他的讲话对全体到会的同志是一个极大的教育，使大家在恶劣的环境中看到了希望和光明，增强了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心。1943年6月，敌人侵占了太行腹心地区蟠龙镇，距烟里村只有八、九里的地方修筑了炮楼。厂部决定：在烟里村的厂部和针剂组、配剂组搬到龙洞沟。烧玻璃需用焦炭，而焦炭就在蟠龙镇附近，所以留下玻璃组继续在烟里村坚持生产，厂部派张有藻同志从龙洞沟下来，负责烟里村的生产。在敌人眼皮底下坚持生产，十分危险。玻璃组的同志们紧紧依靠老百姓，烟里村的民兵组织起来了，他们在村西头的高地上插了一个信号杆，放哨监视敌人。在村里生产的同志看到信号杆倒了，就立即停产赶快转移。一次，岗楼上的敌人出动了，枪声在距烟里村四里的地方响了起来，民兵把信号杆拉倒，厂里的职工立即停下活，有的扛风箱、有的拿工具，往村东北边的山沟里去了。日军到了烟里，看到房里什么东西都没有，气得把烧玻璃的炉子给捣毁了，可敌人一走同志们又回到村里，很快砌好炉子，重新开始了生产。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同志们白天坚持生产，晚上带着工具和材料到苞谷地、高粱地里睡觉。遇到下雨天，就躲到群众在野外挖的土窑里过夜，几乎是一天换一个地方。遇到敌人扫荡，一天也吃不上一口饭。但大家十分乐观，坚信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943年10月份，日军在大陌村西头的侯家垴高处盖了岗楼，距焦炭炉只有一里地，焦炭炉无法生产就转移到中村。中村距烟里远一些，焦炭供不应求。为了解决焦炭运输困难，11月份，玻璃组搬到距中村较近的韩登村。韩登村距敌人占领的蟠龙镇有20多里，工房就建在村西大庙里。1944年春节后，为了更安全地生产，玻璃组全部搬上了龙洞沟。
（第二十五节） 野战卫生材料厂驻地——龙洞沟
1941年，战争仍处在敌我双方相持阶段，为了保存抗战的有生力量，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制药厂要转移到比较隐蔽的地方，以保证在长期的抗战中坚持敌后生产。这年秋天，野战卫生材料厂决定将制药分厂分出一部分来，搬迁到东部大山里的龙洞沟，这里林木茂密，荆棘丛生；泉水不断，清冽纯净，半山上有座焦龙庙，山下有焦龙洞，是个既隐蔽保险又有利于生产的好地方。分厂进山后，由于交通条件太差，困难接踵而来，衣、食、住、行摆在全体同志面前，山上虽然有中药材，但其他物资很难运输进来，困难不除，生产无望。为了解决问题，后勤部杨立三部长批示，解决了三个问题：第一盖部分厂房；第二拨款2000元，解决资金问题；第三买8头骡马，解决运输工具之急。这样他们自己动手，盖房修路，才使生产顺利进行。1942年春，工人们又利用生产间隙，开荒种地，解决了部分粮食与全部蔬菜的供给。
1943年底，由于日军的“蚕食”政策和频繁“扫荡”，卫生材料厂又一次进行了机构缩编，人员精减，当时厂级领导只有厂长韩刚、指导员张有藻，下设针剂、包装、玻璃、安瓿、丸片五个生产小组。全厂仅剩32名职工，是建厂以来机构最小，人员最少的时期，除“利记”、“华记”两药房和烧焦炭的6名职工外，其余26人全部迁到龙洞沟坚持生产。厂部和研究室设在卧龙池；片剂、玻璃生产设在焦龙庙；蒸馏水工序设在龙洞口，材料库、成品库设在榆树圪道。由于该处人烟稀少，这些旧址除焦龙庙残破尚在，其他都已经倒坍破坏。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卫生材料厂配合正规部队进行有计划的转移。1945年初，卫生材料厂从龙洞沟下来，迁到了黎城县北委泉村，厂部设在关帝庙。
（第二十六节） 野战卫生材料厂玻璃分厂、制造所驻地——温庄村
为了解决药品包装的配套问题，需要自己烧制玻璃安瓿，材料厂决定成立玻璃分厂。为解决生产技术问题，就将玻璃分厂设在太行工业学校驻地温庄村，以借用工业学校的技术力量，来协助解决玻璃炼制的技术难题。玻璃分厂住在村里的戏台上，工人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1940年底玻璃分厂正式成立，由张浩任厂长，共有职工9人。
他们自己动手，盘制火炉，安装风箱，用石英粉、碱面、石灰等原料用不同的比例配料，在800度以上的炉内进行烧制。前几次因原料配比不合适造成失败，但并没有灰心，经过反复试验，试制的第一炉玻璃终于成功了。玻璃烧出来了，要制成玻璃瓶、玻璃管又是一个难关，为此杨立三部长从抗大六分校调来会吹制玻璃的师傅常丹桂，攻克了一道道难关，没有耐火砖，就用土砖代替；没有坩埚，就用老百姓家腌菜的小菜缸；没有保温材料，就将黏土和炉灰面混在一起和成泥，抹到缸外面，作成溶化玻璃炉，使炉温达到1200～1500摄氏度。经过反复试验、练习，终于拉出了比较像样的安瓿。第一支安瓿生产出来了，这在卫生材料厂的历史上是一大创举。一次兵工厂急需四、五百斤水玻璃，技师张浩、常丹桂和同志们一起研究，改变原料配方，大胆试验，终于成功，解决了部队的特殊需要。
该厂生产的安瓿，改变了山沟里不能生产针制药物的历史。由于有了安瓿，这一年，制药分厂经过多次试制，成功发明了中药西制的第一支柴胡注射液，西药名为“暴泼利尔”，经临床试用，治疗疟疾及一般的发热疾病效果显着，且未发现有毒副作用。由于疗效较好，使用广泛，部队的需求量很大，因此，一个药厂每月要生产10万盒左右。
1941年10月，野战卫生材料厂将下设的5个分厂改编为制药所、绷带材料所、制造所3个生产单位。12月份，又将绷带材料所与制造所合并，制造所设在温庄，所长是宣心愚，主要生产酒精、玻璃、绷带材料等。1942年4月，为适应战争形势，撤销两个所的编制，制造所迁至烟里村并入总厂，各生产组有厂部直接领导。
（第二十七节） 野战卫生材料厂奶牛场、食品厂驻地——枣窳坪、岭则村
1939年夏，前卫制药所搬迁到武乡后，根据武乡东部有山有草、便于放养的自然条件，卫生材料厂决定成立组建畜牧场，于是买来40多头奶牛，畜牧场设在枣窳坪，由宣心愚任场主任，职工10人，村里人都叫花牛厂，厂部设在马虎全家。不久，开始生产牛奶，畜牧场又叫奶牛场。生产牛奶全部供给野战医院重伤病员。1940年底，野战卫生部与一二九师卫生部合并，合编工作会议上，决定野战卫生材料厂成立5个分厂，牛奶场改为食品厂，厂长仍为宣心愚，除生产牛奶外，又增加了养蜂，生产蜂蜜。1941年春，日军“扫荡”武乡，厂子受到破坏，有37头奶牛被敌人抢走，造成很大损失，为更加隐蔽，又将工厂搬迁到岭则村，厂部住史二孩家。同志们想方设法增加生产，在牛奶减少的情况下，用蜂蜜、甘草、牛奶等作成饼干和小糕点，继续供给野战医院，满足了伤病员的需要。
1941年10月，实行精简，野战卫生材料厂将下设的5个分厂改编为制药所、绷带材料所、制造所三个生产单位，食品厂撤销厂建制，归制药所领导。12月份，又将绷带材料所与制造所合并。厂长宣心愚调任制造所所长，设在温庄，所长是宣心愚，主要生产酒精、玻璃、绷带材料等。1942年4月，为适应战争形势，撤销两个所的编制，制造所迁至烟里村并入总厂，各生产组有厂部直接领导。食品厂降为生产组，继续在岭则村生产。1944年春，迁至龙洞沟。
（第二十八节） 野战卫生材料厂酒精分厂驻地——温庄村
1941年春，为解决野战医院消毒所需酒精，卫生材料厂在温庄村组建了酒精分厂，由王永昌任厂长。厂部住安云井家，厂房在酒坊院，职工7人，在部队中挑选了曾经有过酿造经验的人来当工人。采用传统发酵工艺，包括原料粉碎、温水拌料、高温蒸煮、糖化、发酵和蒸馏产酒几个工序，每个工序又各有不同的方法。用农村的大铁锅、瓮、缸等工具，来进行生产。一开始主要生产酒精，后来，为改善部队生活，也生产了白酒、醋、酱等食品。
不久又根据纺织厂、印染厂和卫生材料厂的要求，开始生产淀粉，工厂利用当地盛产的玉米、山药蛋为原料，经过调浆、加水搅拌、糖化等，淀粉生产成功后，不仅为制药厂提供了原料，药物片剂的压制成型等得到了良好的改善，而且也为八路军后勤各工厂提供了方便，调制印花浆、纺织品上浆、纸张上胶等都广泛运用。
1941年10月，根据野战卫生材料厂指示，将下设的5个分厂改编为制药所、绷带材料所、制造所3个生产单位，酒精分厂与玻璃分厂合并为制造所。两厂合并为制造所后，酒精分厂改为生产组，继续在温庄村坚持生产。1942年4月，合并回总厂。
（第二十九节） 三专署新华工厂驻地——圪老湾村
太行第三专署成立后，非常重视根据地的生产运动，当时由于工业品得不到适当供应，根据地在经济上摆脱不掉对敌占城市的依附关系，那就无法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自给自足的经济便无法建成。因此，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是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三专署在鼓励私营企业发展的基础上，也建立了各种小型工场和作坊，以解决军民对工业品的需求。
1941年后，根据地不仅遭到日伪“扫荡”的摧残，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接踵而来，人祸、天灾，使得根据地的困难越来越大，斗争越来越艰苦。再加上河北、河南平原地区的灾民大量涌入，三专署所辖区域更加困难。为此，三专署扩大工业生产规模，一方面安置灾民就业，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另一方面也保障根据地军需民用。三专署在武乡就成立了纺织厂、肥皂厂、织袜厂、造纸厂、毡帽厂、皮革厂、草帽厂、卷烟厂、编织厂、织鞋厂等几十个小型企业，为适应战争时期的生存环境，工厂都很简便，产品单一，这些小厂分散在偏僻山庄，规模小、设备少，坚壁清野容易（两个小时即可埋藏完毕）。敌人来了，工人结队上山打游击，敌军撤走，马上返回村里来搞生产。对于敌人来说，兵力集中没有像样的攻击目标，分兵作战又难于发挥军事优势。这就大为减少了工厂遭受进攻的机会，也减少了遭受破坏的可能，而且为防止敌人破坏，也常常挪动地方，不长时间换一个村庄，让敌人刚刚得到情报，组织兵力去“围剿”，去了却什么也找不到。这就是分散生产优点。
1944年以后，根据生产形势和物资供应需要，三专署决定将几个工厂合并，组建了新华工厂，设在圪老湾的戏台上，除在圪老湾集中生产外，同时也管理其他分散的小厂。1946年，工厂归武乡县管理，坚持生产，保障当地生活需求，直到1949年，大部工人调到太原、榆次等地参与了接管工作，新华工厂停业。
（第三十节） 卫生部野战医院驻地——土河、刀把嘴、石门、土河坪村
前总卫生部野战医院，于1939年7月跟随八路军总部机关来到武乡。
总部野战医院设在土河村真如寺南殿，有100多名伤病员，都是各战斗部队送来需要住院治疗或施行手术的重病号。这所设在农民家里的医院，条件是非常简陋的，它没有正规的病床、病房和手术室。医务人员都住在老乡家。德国医生米勒来到这里，成为野战医院的大夫，有一天，卫生学校的一名学员，因在抢救伤员时不幸摔伤，膀胱肿胀，解不出小便，十分痛苦，医院请米勒诊治。米勒仔细检查后确诊是尿道断裂，必须马上进行手术。即时采用肛门后侧切开术，把断裂的尿道缝合起来。几天后病人就治愈出院了。这是米勒在太行山区施行的第一例手术，也使他的高超技术在土河村引起的轰动，人们很快便知道了八路军中有一位外国神医。前来求医的人蜂拥而至，他除了在医院为伤病员治疗外，村里的农民有病时，都来找他，甚至妇女生孩子，也请他接生。无论是刮风下雨，或是半夜三更，米勒总是不辞辛苦，对群众找他看病有求必应。
1940年春，医院搬到刀把嘴村，卫生部部长孙仪之经常跟随医院行动，医院机关住在韩玉堂家。手术室在韩家祠堂。每当战斗打响，大量伤兵抬到医院来时，医生、护士忙得不可开交，孙部长也亲自做手术治病。
这里的群众以前基本上不看病，生了病就是求神拜药，孩子生了病就念“天皇皇地皇皇，俺家有个夜哭郎”。野战医院来到这里后，得知这一情况，经常到群众中宣传卫生知识，一方面大力宣传破除封建迷信，另一方面用生动的事例教育群众。群众生病，医院就主动帮助他们治疗。
关家垴战斗前夕，野战医院迁到石门村的清泉寺，手术室设在郝法旺家正房。战斗打响后，抬来的伤员难以计数。不仅整个寺庙住满了，而且村里的百姓家也住了许多，各家各户把所有的门板、木板、家具、木块等都拿出来，院内院外支起满满的床铺。有时床铺紧缺不够用，还把男女分开，调整村民和士兵住到一块儿。
医院刚刚住进石门村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到了大冬天士兵们仍然穿着草鞋，身着破旧单薄衣服，每天三顿饭吃的是高粱煳渣渣、黑豆瓣、豆米糁糁，面对他们的艰苦生活，村民看在眼里，疼在心上，纷纷拿出自己并不宽裕的粮食送给医护人员，有时医院领导不允许随便收取群众的东西，他们就把手揣的窝窝头，偷偷装进小战士和伤病员的衣袋里。医院进村的第二年春季，部队开始开展“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让士兵抽空闲时间到山上开荒种地。
医院在该村驻扎近一年多时间，中间有时因战争需要也分组到前线去实施救治，大部分时间是长驻在这里，后又转移到土河坪村，驻扎在村西的关帝庙与财神庙。
（第三十一节） 一二九师野战医院驻地——禄村、青草烟、左会村
1940年5月，一二九师刘伯承、邓小平首长决定对白晋铁路进行大破袭，为加强后勤保障，将师野战医院迁到武乡县禄村，院长朱琏，医院驻扎在佛爷庙及戏台上，手术室住在张焕新家。医院驻扎后立即进行医疗救护准备，白晋线战役打响后，不断有伤病员抬来，由于人员太多，住宿很紧张。医院除手术室外，全部借住民房，伤员经过治疗后都安置在老百姓家里，当地群众都分外热爱这些抗日的八路军伤病员，都想尽一切办法把最好的房屋空出让给伤病员，困难留给自己。由于医院医护人员人手不足，村里的妇女们主动担当起编外护士，她们不仅洗绷带、清理医疗器械，而且也学会了换药、护理伤员。野战医院的医务人员在这里住久了，与村里老百姓打成一片，不仅免费为群众治病，还经常到群众中宣传卫生医药知识。针对许多群众受传统封建迷信影响的实际，一方面大力宣传破除封建迷信，一方面用生动的实际事例教育群众。直到百团大战打响后，野战医院撤离。
1940年秋，正是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日军在我八路军的打击下，组织了大规模的报复“扫荡”，特别是太行山区成为日军报复的重点。为了疏散隐蔽，也为了更好地为战地服务，一二九师野战医院又转移来到武乡，驻扎在青草烟村村公所，伤兵员分别住在青草烟、黄背脚、小中脚等自然村里。此时正值关家垴战斗激烈进行，医院送来了大批伤员，医护人员在这里积极治疗。为解决缺医少药的现象，村里老百姓主动上山采来草药，全部支持了医院。医院有位战俘山田一郎原来是日本华北派遣陆军军医中尉，被八路军俘虏后，经教育参加了觉醒联盟和八路军，但是心里却没有放弃逃跑的计划。在这里他患了伤寒病，当时这种病是很难治愈的，刘伯承师长得到这一消息，专门赶来看望他，并嘱咐要用最好的药来为他治疗，山田一郎病好以后，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彻底打消了逃跑的念头，积极投身抗日，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坚强的反战勇士。
1940年底，野战卫生部与一二九师卫生部合并，师野战医院也编为八路军总部野战卫生部医院。1941年又在左会村长期驻扎，院部领导与医生住在碾圪嘴申晋祥家，手术室设在申道存家。后因战争需要迁往辽县（今左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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