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于1898年离开故乡绍兴，到南京求学。先入江南水师学堂管轮班，第二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的矿务班，1902年初毕业。矿路学堂的课程有金石学（即矿物学）、地学（即地质学）等。鲁迅在此读书3年，成绩优秀，以后继续搜集资料。1903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写出《说鈤》（鈤今通作镭）和《中国地质略论》两文，又跟同学顾琅合编《中国矿产志》一书。在那之前，帝国主义列强出于经济侵略和殖民掠夺的需要，派出许多科技人员，对我国进行了大量地质勘探。据勘测结果，山西的煤炭储藏量非常丰富，为全国之最，足够世界一千年（一说六千年）之用。《中国地质略论》和《中国矿产志》都论及山西矿产资源，后者特辟专章论《山西省矿产》。
鲁迅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我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压迫之苦下成长的。鲁迅的故乡绍兴地处沿海，附近有中英《南京条约》规定的五处通商口岸之一的宁波，绍兴城内也有了外国的教会，颇为霸道。章太炎在《徐锡麟传》中就说，“绍兴城中有大善寺，天主教会欲得之”。这种情形激起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反抗精神。青年鲁迅所表现出来的崇高品格，正是强烈的爱国主义。到日本后不久，他在《自题小像》中立下“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伟大志向。在学习矿产知识时，已经认识到开发矿产在富国强民方面的巨大作用。《中国地质略论》中说：“石炭者，与国家经济消长有密切之关系，而足以决盛衰生死之大问题者也。”同书第二章更有这样的话：“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文中写到德国人利忒何芬在中国各地考察情况。利忒何芬曾说：“惟扼胶州，则足制山西之矿业，故分割支那，以先得胶州为第一着……”鲁迅述及此事，又一次明确表示了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阴谋的高度警惕，他说：“一文弱之地质家，而眼光足迹间，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
哪里有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掠夺，哪里就有被掠夺者的爱国主义怒火在燃烧，反抗运动在开展。1906年，山西人民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争矿权”运动，而这一运动发起地正在日本的东京，鲁迅当时就在东京自学。山西留日学生李培仁为了唤起全国人民对这一活动的注意，蹈海自杀，在留学生中引起震动。这是留日学生中爱国主义热情的一次大喷发。这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显然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现在所知，鲁迅留日期间所交往、所接触者，都是浙江同乡，而未见有外省人。在写《鲁迅与山西》一书时，笔者致信同乡前辈李尤白，问及几位山西人跟鲁迅的关系，李在复信中说，他知道景梅九跟鲁迅有过交往。他说，1947年或稍后自己在西安帮景梅九编《国风日报》时，曾经看到过景写给柳亚子和鲁迅两封信的底稿，以及鲁迅逝世后景的两首悼诗，该诗当即在报上发表，已经引用在所写景梅九的传记里。又说，“有一次景老来我寓，和他谈起章太炎、鲁迅、郭沫若等人时，他说他在日本留学时，在章太炎寓所与鲁迅相识，鲁迅还可能比他大一点，郭沫若则比他小，去日本留学也晚。章太炎则比他们都大着好几岁。”景梅九为山西安邑（今运城市盐湖区）人，名定成，梅九为字，生于1882年3月，小鲁迅半岁。幼聪慧，12岁中秀才，17岁到太原入晋阳书院、令德堂就读，后转入山西大学堂中斋，接着被选送入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1902年冬考取官费留日，入东京帝国大学本乡第一高等学校理化科，比鲁迅赴日晚半年。他是山西最早的留学生之一，后被选为山西留日学生同乡会会长。以后积极参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是同盟会山西分会评议部长，山西留学生的“争矿权”斗争即是由他参与发动的。1904年初，女革命家、浙江人秋瑾赴日，景找到秋瑾，畅谈革命，甚为相契，后跟秋瑾等人合伙创办《白话报》，是景从事新闻事业之始。此后经常跟秋一起开会，秋瑾回国，景担负送行之责。章太炎出狱到日本后，景又结识章太炎，跟孙中山等人亦来往频繁。景是章所办《民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景有关山西“争矿权”的笔锋犀利的系列时评都在《民报》发表。1906年11月27日《民报》举行周年纪念会，景参加筹备，孙中山、章太炎发表演说，由景担任日语翻译。景随后创办《第一晋话报》、《晋乘》、《汉帜》等报刊，宣传革命，抨击君主立宪谬论。1907年初梁启超在政闻社成立大会上鼓吹君主立宪，景跟宋教仁、张继、黄兴等一起，受同盟会指派，将梁赶下了台，后来他在中篇白话小说《罪案》中对此做了生动描写。景回国后在北京创办了三种报纸，最有名、时间最长的是《国风日报》，被称为“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北京创办的报纸”，其地址曾被清廷官府搜查。为此，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颁发勋章。后景提倡“无政府共产主义”，国内的喉舌《学汇》专刊就载于《国风日报》，每天一期。他又是世界语的积极提倡者，《学汇》鼓吹尤力，景亲自把爱罗先柯的《世界语者之宣言》翻译发表。鲁迅曾任教的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景是积极发起者，陈廷璠所写《创办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的提议》亦载于《学汇》。以后景致力于国学研究，在考《红》治《易》上成就突出，其所著《石头记真谛》为“红学”索隐派集大成之作。有人把景跟章太炎相提并论，有“南章北景”之称。从1906年6月章太炎到日本，至1907年景从帝国大学毕业回国，景和鲁迅同在东京约一年半。此时鲁迅尚未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但前往拜访不是没有可能，两人相见即在此时。鲁迅是后来所用笔名，当时用原名周树人，所以景在《悼鲁迅》诗开头说：“庐山真面无人识，鲁迅原来却姓周。”景梅九可能是鲁迅所接触的第一个山西人。鲁迅后来在给许广平信中说高长虹“似是安那其主义者”，当因高跟景梅九关系较好，误为二人思想相同，以致有此推断。
如果说景梅九跟鲁迅在日本东京见面细节不易证实，那么，另一个姓景的山西人景耀月就很可能是鲁迅冲破同乡圈子，开始跟外省人特别是北方人打交道的一个重量级人物。景耀月，芮城人，1844年生，比鲁迅小三岁，是“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民主革命的积极参加者。辛亥革命成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景耀月以同盟会中坚干部名义出任次长（各部大都如此）。鲁迅经许寿裳推介，到教育部任职，成为景耀月的“部属”。蔡元培北上接袁世凯南下，部务即由景耀月代理。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写道，景在部扩充自己实力，欲拉鲁迅到身边而鲁迅拒之，遂产生隔阂，景于是在报请大元帅府任命的部员名单中划去“周树人”三字，但被南返的蔡元培制止。鲁迅对民国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作为感到失望，1961年请同仁陈师曾治印，嘱刻“俟堂”二字，据许寿裳解释，意思是因受到景耀月排挤，乃以“君子居易以俟命”自命，并跟陈师曾“槐堂”的室命相匹配。后鲁迅以“唐俟”为笔名，亦由此而来。
景耀月使鲁迅看到了山西人不好的一面。两年后，另一个山西人梁善济（1861年生于崞县，进士出身，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当了教育部次长，此时教育总长为汤化龙。汤和梁都有立宪派的渊源，合组过民主党、进步党，是后来“研究系”的元老。有景耀月坏印象在先，现在来了一个“立宪派”，鲁迅的心情可想而知。1914年5月12日，梁善济到部就职，鲁迅在《日记》上写道：“次长梁善济到部，山西人，不了了。”这是鲁迅文中第一次使用“山西人”这个词，表示山西人跟其他地方的人有其不同之处。接下去说“不了了”，有贬义。这自然包括景耀月在内。梁善济刚到部就有此印象，显然以对山西人总的看法为基础，并非出于对梁本人深入了解所做出的评价。
还有另一件事发生在山西人身上。鲁迅初到教育部，属于“同司同室”的有山西人冀贡泉。冀为汾阳人，亦留学日本。所谓“同司”，即社会教育司；所谓“同室”，即同一个办公室。冀为科员，鲁迅1912年先任佥事，8月任科长，正是冀的“顶头上司”。冀回忆说，他们两人“同桌办公”，都喜欢看书，无公可办时就各自埋头读书。1913年初，在山西执政的阎锡山联合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以及外国人李提摩太、庄士敦，由贺长雄、李佳白等发起，在太原文庙成立尊孔社团“宗圣社会”，由书画名家、时任设在文庙的山西省立图书博物馆馆长的柯璜具体承办。柯起草了一份成立缘起的文件，送到教育部备案。这正是鲁迅这一科应办之事。冀贡泉在回忆中说：“记得有一天，我上班稍迟了些时，一进门就听到他们大笑之声，且分明是他的声音。他是不轻易笑的，但我一进去，他们就不做声了。我追问了他们为何这样态度？最后他说：‘怕你不好意思，我们笑是因为今天才收到的一件公事。它是从你们山西来的，你看了就会知道。’”这件公事便是要求批准成立“宗圣社会”的呈文。鲁迅说：“这名儿就可笑了，更不要谈内容。”又说：“我们笑尽管笑，研究还要好好研究，你也应当细细打听一番，不要怕给山西人出丑，出丑是中国人的。”据《宗圣汇志》一卷四号载，同年夏天，临汾县一宗圣社员拟办一书院，呈文到部，亦有批示，批文在“应即准予立案”后，也说到“惟书院名目不合”，应予修改。尊孔与反孔之争，从维新运动以来就已经存在。“反孔”符合时代潮流，当时视为进步，但主张者人数少得多。而崇圣、尊孔，却具有极大社会势力，即使那些“革命党”，也有为数不少的人把崇圣、尊孔挂在口头上，推行不遗余力。山西人不免保守，民国刚刚成立，就在山西这块土地上打出了“宗圣”的旗号，所以鲁迅说这是“给山西人出丑”，给中国人“出丑”。鲁迅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闯将，这次的笑谈乃是“五四运动”前鲁迅反对孔儒学说、反对旧礼教思想的反映。
冀贡泉在教育部工作，跟景耀月任次长是同一时期，在梁善济就任以前。虽然冀和鲁迅两人都喜欢埋首书中，但既然同处一室，各自谈论本地情况就是不可避免的。冀的故乡汾阳是“晋商”发迹地之一，跟“晋商”大本营榆次、太谷、平遥、介休等地相邻，可以想见，鲁迅有关山西人善于经商、爱财如命等方面的知识，冀贡泉当是最主要的介绍渠道，而且是在民国初年。爱财的另一含义，是唯利是图，或说求利而忘义。现在加上保守，这就是民国刚刚诞生时鲁迅所了解的山西人。冀本人是留日出身，属知识分子，跟商人不可同日而语，所以鲁迅跟冀的关系自不一般。1913年4月27日晚上，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同仁10人在前门外劝业场小有天饭馆举行宴会，为即将离任回山西的冀贡泉饯行，鲁迅是其中之一。以后冀贡泉到京，鲁迅都要宴请。如在1915年8月6日、1916年7月21日的《日记》，鲁迅都有跟冀共饮的记载。
在教育部任职的山西人，还有崞县（今原平市）人狄桂山。狄在普通教育司任主事，1915年元旦曾到鲁迅所住绍兴会馆拜访。
跟冀贡泉同事一年多，引来了另一些山西人。1914年2月5日，山西人翟用章投考知事，持已离开教育部、此时在太原的冀贡泉的介绍信，请鲁迅作保。鲁迅答应了。八个月后，同年10月15日，冀贡泉本人和另一山西人到北京办理律师手续，又请鲁迅作保，鲁迅同样慨然允诺。《日记》云：“出律师保结二：冀贡泉，郭德修，并山西人。”1915年4月3日，鲁迅再为山西人景万禄、白尔玉作保，投考知事，不过这次是由好友许寿裳先生介绍的。第一次为翟用章作保，也有许的介绍。许寿裳何以会介绍山西人请鲁迅作保，不得而知。鲁迅为别省人作保，《日记》极少记载。三番五次为山西人作保，给了他了解山西、熟悉山西和认识山西的机会；这些人麻烦鲁迅，自不会空手而来，虽然《日记》未记，但以中国人情之常，很可能带有礼品。如冀贡泉1921年10月2日就送汾酒一瓶，以后的高长虹、荆有麟等熟朋友都有礼品相赠。汾酒是山西人赠鲁迅最多的礼品，除冀外，高长虹、唐诃等都几次以汾酒相赠。1923年7月，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失和”后，心情郁闷、悲愤，以至病了一场，连饭也不想吃。这年11月8日，鲁迅“夜饮汾酒，始废粥进饭”，汾酒竟有如此奇效！有的人，带来了家乡特产闻喜煮饼，鲁迅尝过，味道甜美，这就成为《孤独者》中那个细节的原始材料。
在跟山西人不断交往的同时，山西的“历史文物”和古代山西人的著作又先后进入鲁迅眼中。鲁迅收集了许多山西古钱和碑帖拓片，对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反清义士傅山遗留下的文物和书画，更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爱好。
民国初年，鲁迅因失望于辛亥革命，理想破灭，长期住在会馆里抄古碑，辑古文。1912年鲁迅到北京不几天，即从琉璃厂购得唐王绩（河津人）《王无功集》。1913年3月27日，鲁迅辑录谢承《后汉书》毕，写出《谢承〈后汉书〉序》。序中说“清初阳曲傅山乃云其家旧藏明刻本，以校《曹全碑》，无不合”，又据《困学纪闻》所载“傅山自云其家”几种古籍“寇乱亡失”，说：“然他人无得见者。”从此引起对傅山的特别关注。同年11月8日，在琉璃厂有正书局买得石印《傅青主自书诗稿》一册，两个月后收到二弟周作人寄来的竹坨抄《傅青主持》（“持”，原文如此，当误）一册。1927年底，鲁迅在《日记》后专门写了一篇《西牅书钞》，共五则，其第一则云：“严元照《蕙櫋杂记》：近见徐昆《柳崖外编》载傅青主先生一帖，语极萧散有味，录之于此云：老人家是甚不待动，书两三行，眵如胶矣。倒是那里有唱三倒腔的，和村老汉都坐在板凳上，听甚么飞龙闹勾栏，消遣时光，倒还使得。姚大哥说，十九日请看唱。割肉二斤，烧饼煮茄，尽足受用。不知真个请不请？若到眼前无动静，便过红土沟吃两碗大锅粥也好。”纯然白话一篇！鲁迅在《日记》后附《书账》是常例，而写《书钞》却只有这一次，其重视程度不同寻常。
鲁迅收购的其他山西文物，有刻有“长子”、“襄垣”字样的小币，有印有“安邑化金”的圆足布，有《大云寺弥勒重阁碑》拓片（按，大云寺在猗氏县仁寿寺），有《潞州舍利塔下铭》拓片，还有“山西新出土”的墓志拓片等，分布南北各地，难以计数。山西是古物之乡，面对这些古物，就是面对历史，面对人世沧桑，面对整个中华民族。那是人类生命的永久的记忆。鲁迅在观察着、研究着历史，也在研究着、认知着山西。
另外，山西的一些去世的人，也会影响着鲁迅对“山西人”的看法，比如《隔膜》中所写的冯起炎。鲁迅说：“冯起炎是山西临汾县的生员，闻乾隆将谒泰陵，便身怀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图呈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诗》，实则信口开河。”鲁迅又引其结尾处有似“自传”的“十分特别”的话：“臣……别无愿求之事，惟有一事未决，请对陛下一叙其原由”，原来冯起炎在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又在另一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有此“二恨”，“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问彼临邑之地方官：‘……’，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鲁迅说冯生员“何尝有丝毫恶意？不过着了当时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迷，想一举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然而署直隶总督袁守侗却称其“狂妄”，判处“从重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鲁迅写此文是揭露清代文字狱的，但其受害者却是这么一个小文人，我们在痛恨清王朝的封建君主专制可恶的同时，也会感到冯起炎这么一个山西人的迂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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