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形势下，甘肃省政府制定了实施“党化教育”的施政纲领，教育厅下发了《关于省内各中小学加授党义办法》，规定党义课范围主要限于中等学校和高级小学，兰州各中等学校的党义课教师由省党义指导委员会委员担任，各高级小学党义课教师由省党义指导委员会训练部人员担任，通令各级学校贯彻执行。从此，兰州的各级学校全面推行“党化教育”。依照省党义教育研究会拟定的《党义教育的原则和实施方法》，规定“党化教育”的目的是“以党救国”、“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从而达到“世界大同”，要求实施党义教育的教员，必须具备相应的资格，各级党部对当地教育机关实施党义教育，负有监督指挥的责任，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对于实施党义教育，负有指导与执行的职责。
为推行“党化教育”，兰州的各级学校制定并调整了课程标准。小学党义课主要讲授《三民主义浅说》、《民权初步演习》，初中党义课主要讲授《三民主义及建国大纲浅说》，高中讲授《建国方略概要》、《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浅释》，专门学校及大学党义课主要讲授《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理论与实践》、《国民党政纲及重要宣言》、《五权宪法原理及运用》等，各级学校的党义课，每周至少两小时。
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计民生，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同时规定实施方针为：“各级学校三民主义之教育，应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连贯，以史地教科阐明民族之真谛，以集团生活训练民权主义之应用，以各种之生产劳动的实习，培养实行民生主义之基础。务使知识道德融合贯通于三民主义之下，以服笃信力行之效。”据此，各级学校依部令改“党义”为“三民主义”。实际上，无论是“党义”还是“三民主义”，其本质并无多大区别，都是以国民党训练党员的办法训练学生，灌输“以党治国”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思想，为国民党的专制政治服务。
在上述背景下，为贯彻“三民主义教育”，兰州各级学校的教育目标、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都进行了调整，强化了“训育”的要求。小学的“训育”内容除公民课外，还有团体活动课，内容包括早会、升降旗、周会、纪念会、野外生活和社会服务等。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还制定了十二个阶段的训练标准，其中第五阶段的“有忠心表现”，要求升党旗、国旗时，看见党旗、国旗、校旗时，唱党歌、国歌、校歌时，要敬礼。
中学的“三民主义教育”方面，根据《修正中学规程》规定，中学三民主义教育应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的规定，陶融青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养成勇毅的精神与习惯。规定公民训练课的内容是：研究人类的社会规律，了解法律、宪政、经济等常识，养成公民道德。除公民课教师外，还在校长下设有训育管理人员。1937年，省教育厅颁发《改进各级学校之训育》，提出各级学校训育的范围是公民道德、课外活动及自习、生产劳动能力和社会服务等，要求通过体育、群育、智育、德育几方面来完成。训育方式要求训教合一，把道德训练融化于知识传授之中，把直接训练与间接训练结合起来，通过教师与学生“共同生活”来实现。这就迫使学生完全受制于所谓“三民主义教育”的严格限制和控制之下。
高等学校的“三民主义教育”比中小学更突出。1928年，兰州中山大学训育大纲从思想、精神和态度几方面规定训育的标准，要求学生在思想上要“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对党义教育须有精神的研究和深切的认识”。甘肃学院时期的训育标准是“厉行新生活培养纯正人格”，直接训育的内容包括“团体训练，个别训练，名人讲演，检查读物，主义言行”；间接训育的内容包括学生自治会，假期服务团，平时劳动服务，参加院内外各种集会等。规定党义和军事训练及体育课为各专业的公共必修课目。党义课的教师必须通过国民党党部或训练部的推荐，要求党义课教师必须要有党义著作或教材，训育主任兼任党义课，若无党义著作或教材，但必须呈缴训育纲领或训育方针。为贯彻三民主义教育，兰州中山大学奉令组织特别区党部，形成了国民党员、训育主任、党义教员、军训教官把持学校政治教育，监督监视师生言论和行动的局面。
“军训”与“童训”是“三民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学校训育的重要内容。1929年，中央训练部颁布《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团组织章程》，规定对高中以上学生实行军训，对初中和高小学生实行童子军训练。同年5月，甘肃省教育厅转发了《高中以上学校实施军事训练办法》，并通过在兰州中山大学和省立第一中学试点推行。当时军训的主要内容限于一般兵式操练和简单的军事知识，强调“尚武”精神。不久，军事训练课在兰州各中专、高级中学和职业学校开设。军训方式分平时训练和集中训练两种，师范学校平时训练，每周授军事学课程3小时，职业学校授军事学课程2小时。女子师范学校加授军事看护训练。1936年，国民政府颁布《高中以上学校军事管理办法》，规定高中以上学校学生，不分年级，均实行军事管理，并规定学校组织军事训练团或队，高级中学按年级班次编队，专科以上学校组织军事训练队。
童子军训练于1924年在兰州的初中以下学校试行，后来一度停顿。1932年国民党中央成立“中国童子军理事会筹建处”，随着“新课程标准”的颁行，兰州各初中以下学校一律加授童子军训练课程。根据课程标准规定，初级中学每周3小时。“童训”的性质与军训一样，它通过对“尽忠”、“勇敢”、“服从”等信条的灌输，从小培养“为党国牺牲”、“无限效忠”和“绝对服从”的观念，以便于为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服务。
民国时期，甘肃广大人民饱受军阀混战的蹂躏以及自然灾害的侵袭，时常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哪堪言“教育均等”和受教育的权利。自1932年国民党势力深入甘肃以来，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给甘肃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教育事业倍受摧残。由于一直没有专项教育经费，少得可怜的经费常常不能按时拨付，教职员工资拖欠数月，致使许多地方教职员生活窘迫到“借东应西，挖补之术已尽”的地步，从而引发了兰州中等以上七校争取“教费独立”的斗争。
在此之前，甘肃省政府曾议决规定，全省教育经费由榷运局负责拨款，但局长张九如贪污成性，勾结财政厅长谭克敏从中渔利，使在兰州工作的教职员拖欠工资达三个月之多。兰州教联会派代表交涉，但遭搪塞拒绝，遂引起兰州教育界人士的愤懑。不久，谭克敏在报刊上诬蔑教师索薪是“歧视票现”。谭还对前往质询的代表“恶声相加，遂至动武”，致使教联会代表受伤，又遭禁闭，制造了“兰州教界惨案”。1932年11月17日，由甘肃学院发起，联合省立第一中学、兰州师范学校、兰州女子师范学校、兰州工业专科学校、兰州农业专科学校1000多名师生上街游行，号召兰州各学校罢课，提出惩办凶手等口号，并捣毁谭的住宅。各校师生们表示“同人等以此事关系全甘教育之根本问题，遂忍痛违心，出于最后罢课之途，誓不达目的不休”的坚强决心。兰州师生的行动还得到甘籍在京学生的声援，他们组织了“甘肃留平学生为兰州教育惨案后援会”，发表宣言，表示全力为后盾，并号召省外支持。后援会还出刊《甘肃教费独立运动专刊》，揭露甘肃教育的腐败与黑暗。在上述情势下，省政府为息事宁人，邀请西宁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邓宝珊出面调停，从而以撤销谭克敏的职务，允发各校欠薪而平息了众怒。随后，省教育厅根据省政府的决议，会同省财政厅就榷运局税收及卷烟特捐拨定为教育经费，拟定了保障办法，并成立了教育经费保管委员会，接纳教联会代表常驻榷运局，负责稽核教育经费。自此，甘肃的教育经费有了保障，并略有增加，这表明兰州教育界的“教费独立”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和促进了甘肃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增进和锻炼了兰州广大师生为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勇气和胆量。
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兰州地区的广大师生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积极投入抗日斗争的行列之中。1935年12月，兰州近千名学生游行示威，声援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影响遍及全省各地。抗战爆发后，兰州广大青年学生在第十八集团军驻甘肃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的领导与影响下，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甘肃青年抗战团”、“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抗日民族先锋队”、“回民教育促进会”等救亡团体，与天津流亡来兰的“新安旅行团”、“平津流亡学生演剧队”等抗日救亡团体汇合在一起，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推动了西北大后方抗日救亡的热潮。
“战时教育”推行后方 高等学校扩充调整
抗日战争期间，在团结抗日的旗帜下，处于大后方的甘肃政局相对稳定，各项建设工作均有所推进，兰州的教育事业也因此在一个相对开放、较为有利的环境中有了明显的发展进步。抗战胜利后，经过“复员”、调整，兰州的各类教育在头一年里尚能保持正常发展。此后，随着国民党发动内战，教育发展的进程遭到破坏，广大教育工作者则在艰难条件下坚持办学。
抗日战争开始后，兰州作为抗战后方的大城市之一，国防、经济、文教等各方面的建设都显现了它的重要性，教育如何革新、推进，以适应抗战的需要，就成为当时各界人士，尤其是教育界同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1937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要求各级学校“力持镇静”、“维持课务”。次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抗战救国纲领》提出了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课程，训练青年、妇女及各种专门人员，“以应抗战需要”等规定，并强调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的一致。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明确提出“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的教育纲领，并制定了“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的抗战教育的总方针。
国共两党提出的有关实行战时教育的纲领、政策，国民党统治区和抗日根据地教育界关于战时教育的主张与实践，在抗战时期的兰州都有反映。一种观点认为，兰州不是战地，只是战时，教育应维持常态。另一种观点主张改变现状，发展教育，以适应国防和生产建设的需要。来甘肃考察教育的顾颉刚教授认为，兰州地处西北中心，“国防经济两端俱有其重要性，而欲为此两端之建设，教育工作实居首位”。还有一种主张，就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救国的教育方针政策，它通过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广泛宣传、积极推动，在甘肃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其中尤其以谢觉哉的《甘肃教育的商榷》一文最具代表性。该文依据中共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和甘肃的实际情况，驳斥了教育应维持常态的说法，提出了如何实施抗战教育的方向、内容和民国时期流传于兰州进步学生中的革命刊物方法。主张要“彻底改善教育制度以应抗战之需要”，提出学校要与社会合一，学校编制、教材应适合于抗战的实际，教师、学生都应实地参加救亡活动等具体主张。谢觉哉还多次造访两任甘肃省主席和教育厅长，以及各界有关人士，宣传党的有关政策、主张，还曾亲往学校考察，接待来访师生，支持和指导学生抗日救亡团体的活动，使党的政策深入人心，对团结教育界人士和广大学生，促进发展抗战教育起了重要作用。
1938年初，朱绍良就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同年秋，郑通和被委任为省府委员、教育厅长。他们到任后，以忠实执行国民党的既定政策为己任，提出遵照国家教育宗旨、中央教育法令，针对西北现实环境办理全省教育事业，以适应抗战建国的需求等原则，兰州教育被正式纳入“战时教育”。1940年，谷正伦接任省主席后，重申了国民党实施战时教育的方针，同时强调办理教育必须“合乎时代、合乎地域”，以信仰“三民主义”、培养国防人才、获得求职技能为三大目标，继续推行战时教育政策。
在兰州全面而有计划地推行“战时教育”方针，是从1939年1月制定《甘肃教育实施方案》开始的。《方案》以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方针为依据，提出了健全教育设施，创设国立院校、增设中等学校、推行国民教育、办理社会教育等许多具体规划。
根据战时教育政策，创立国立院校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按照分层负责的原则，高等教育由中央主办，省政府积极协助。即由中央政府决定设立，划拨经费，直接管理；省府协助解决学校创建、发展中的有关具体问题。依照上述方案，开始在兰州创设了一批国立院校。
先是充实了甘肃学院，为筹设国立大学做准备。在抗战之前，兰州只有一所高等学校，即省立甘肃学院。所谓充实，除了设备和师资外，关键是经费。省立甘肃学院自建立以来，因经费、师资等长期欠缺，维系相当困难，1938年全院只有学生38人。因此，实现充实的关键，就是由省立改为国立，这也是甘肃当局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呼声。为了给甘肃学院改设国立大学创造条件，省府请准教育部补助经费，并请教育部选派学者专家来院指导、任教。同时增设、调整系科，以求符合办学规程和本省实际需要，在原有文史、教育二系的基础上，先后恢复法律系，增设政治经济系、银行会计系和人事管理专修科，并拟定在此基础上筹设国立大学的计划。1943年，经省府会议决议，划定兰州萃英门地区为未来甘肃大学校址，扩展校舍，增添设备，适量扩大招生。当年10月，教育部在给甘肃学院的指令中称：“经本部派员视察，该院院舍整齐，场地宽敞，学生思想尚属纯正……”后经省府、甘肃学院多次呈请，经中央政府批准，于1944年将甘肃学院由省立改为国立，但仍为独立学院性质。到1945年，甘肃学院设有法律、政治经济、银行会计、人事管理等系科，在校学生达318人，专、兼任教师42人，初步形成了建设国立大学的基础。
再有西北师范学院迁入兰州。独立设置高等师范学院，注重培养中等学校师资，是抗战期间国家教育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在地域分布方面，尤其注重在西南、西北大后方师范教育的发展。按照1938年颁布的《师范学院规程》的规定，由抗战爆发后内迁陕西的北平师范大学等三院校组成的西北联合大学进行改组，于1938年7月分设师范学院，独立设置西北师范学院（校址在陕西城固县），委任原北平师大校长李蒸为西北师院院长。1940年，教育部以甘肃迫切需要培养师资发展教育为由，遂令西北师范学院再迁兰州。同年5月，甘肃省府致电教育部，表示热诚欢迎之意，省临时参议会也致电西北师院，称迁校之举将对于整个西北文化教育事业的推进发挥重要作用，并代表甘肃民众表示欢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学院西迁兰州，困难极大。对此，院长李蒸正视现实，积极遵办。部令到达后，即着手准备，率员赴兰州勘查，经调查比较，选定兰州西北郊十里店为校址。当时的十里店地处郊野，空阔僻静。学院选此地为校址，考虑到既可防避日寇空袭，又有利于今后长远发展。学院的迁移工作耗费甚巨。在部拨经费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很难在短期内全部迁兰，只得分期进行。先是于1941年3月奉部令在兰州设西北师院分院开学招解放前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办公楼生，继而待城固本院学生基本完成学业后，院本部和大多数教职员迁移兰州，城固改为分院，至1944年，城固分院运行结束，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全部迁来兰州。
西北师范学院直接继承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悠久，系科设置比较齐全，从办学传统、培育人才、辅导和支持中等教育的发展提高等方面，都为西北地区的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迁来兰州后，在原来10个系科的基础上增设了5个专修科，以及劳作师资和优良小学教师训练班，以适应加快培养训练中小学师资的需要。学院有较强的师资阵容，黎锦熙、李建勋、董守义、邹豹君等一批知名学者受聘任教。1944年全院有教师159人，职工66人，在校学生1010人。在教学方面，依照《师范学院规程》，西北师院课程分为普通基本科目、教育基本科目、分系专门科目和专业训练科目四类。教师授课风格多样，既有沿用多年讲稿而偏于保守的，也有乐于传授新知识而趋于激进的。例如中文系叶鼎彝教授的《文选》课，即大量选讲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当代作家的作品，并能结合实际针砭时弊，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而大多数教师都具有很强的敬业精神，教学认真负责，能按教学计划完成教学任务。西北师院设有教育研究所，以研究教育理论、培养教育管理人才及协助教育机关研究教育问题为目的，有教授8人，实力雄厚。
战时创办的西北师范学院，在条件简陋、生活艰苦的情况下坚持办学，广大师生继承北平师大优良传统，爱国爱校，努力进取，为发展兰州和西北教育培养了大批优秀教师，做出了卓越贡献。
创设农业和医学专科学校。在抗战后方创设工农医科专门学校，是抗战期间教育主管当局的重要决策之一，兰州乃至西北是其中受益地区之一。1939年夏，教育部以“开发西部培植人才”，提请最高国防会议批准，在兰州设立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以教授应用科学，培植技术人才，发展西北生产事业”为宗旨。同年6月，教育部委派曾济宽为筹备主任来兰州筹建，并聘请本省有关人士为筹备委员。由于筹备者的积极筹备，省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地址、建筑、聘师、招生等方面的支持协助，建设进展较快，但所遇波折、困难也很大。为了尽快开学，先借用教育厅旧址和实验小学等处房舍作为临时校舍，委任曾济宽为校长。9月该校开始招生，首届录取兰州、天水、宁夏、青海等地新生210人，10月即开学上课，但开学之初即遭日寇飞机轰炸，临时校舍被毁，图书仪器损坏，被迫暂行放假，直到次年3月校舍修复才开学复课。1940年初，选定兰州市郊西果园为固定校址，招标兴建房舍110余间，当年9月竣工搬迁，随即在新校开始办公、上课。西北技专条件虽然简陋，但师生情绪甚高，又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协助，办理尚称顺利。
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所设系科，分五年制和三年制两种。五年制专科设有农艺、森林、畜牧、兽医4科，招收初中毕业生；三年制专科设有农业经济、农田水利等6科，招收高中毕业生。还开办过凿井等三个训练班，培养初中级急需人才。1942年6月即有首届三年制专科学生毕业，服务于社会，成为本省培养的第一批农业技术人才。至1944年，先后培育各科毕业生168人。在经济落后的甘肃，创设高等学校的困难是很大的。因此，因陋就简，以应急需，是办校一大特点。该校的另一特点是倡导崇尚实际，鼓励学生学以致用，使学生“认清其所学为改良当地农业生产而学，为改进农民生活而学”，“更于求得实学之后，实地用其所学”。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该校重视实验实习及研究场所、设施建设，先后在武威、榆中、平凉、临洮等地开设农、林、牧场及研究室，供师生实验实习之用，为培育实用人才发挥了积极作用。
抗战初期，兰州的医学教育只有省立甘肃学院的医学专修科，学生很少，教员缺乏。1942年春，教育部鉴于西北医学教育的基础亟待奠定，遂聘请兰州西北医院院长张查理、教育部医教会干事汪元臣、甘肃学院医专科主任于光元等三人会同负责，以于光元为主任委员，在兰州筹建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并邀请兰州医药、教育、卫生、科学机关负责人参与办学。从当年5月开始筹备，历时5个月，同年10月即告正式成立，院址定在兰州市郊上西园。原甘肃学院医学专科即并入该校，于光元、齐清心先后担任院长。
国立西北医专的诞生，对于一向缺医少药，急需医药专门人才的兰州，无疑是雪中送炭，深得民心。然而，按当时兰州实际情况，并不具备设立医学专科学校的条件。办校之初，除由甘肃学院医专科并入的五年制学生一班（11人）外，新招六年制学生一班60人。然而医学教员延聘困难极大，幸赖国立西北医院及兰州市卫生机关协助，医生、教员相互兼任，勉强维持教学。而实验室、教学医院则由于缺少经费等因素，始终未能设立。所有教学上必须的试验和学生实习，几乎全部仰赖于西北医院和西北防疫处等医事机关。图书不足万册，仪器药品少而不全，再加待遇菲薄，生活困苦，教与学均极艰难。
1944年，教育部令设在陕西南郑的国立西北医学院迁来兰州，将西北医专并入办理，其目的在于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以谋提高医学教育的效能。但由于抗战胜利，教育“复原”，国立西北医学院迁兰未果，而兰州西北医专又已成为该学院的分院，反而形成了西北医专分别在陕西南郑、甘肃兰州两处分立分散的局面。
在高等教育得到显著发展的同时，兰州地区的中等教育、国民教育、社会教育等方面都有了一定发展。中等教育方面。1938年，教育部颁行《划分各类中等学校区办法》，规定各省依照各地交通、人口、经济、文化发达程度，分别划定中学、师范、职业三类中等学校区，分期按区设校，以求按计划均衡发展。随后，甘肃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组织实施。在省教育当局得力督导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协助下，经过七年的努力，各类中等学校基本上按照预定计划增设和创立，兰州的中等学校通过这一计划得到较快发展，建立了较为齐全的中等教育体系。除原有的省立中学和师范学校在规模、设备等方面得到加强外，又增设了一批其他各类学校。
1940年，为了吸引女子入学，逐步改善女子教育十分落后的状况，在力倡女子教育的教育家沈滋兰女士的奔走呼吁、亲手操办以及省府、教育厅和各界人士的支持帮助下，创建了兰州女子初级中学。同年，由兰州兴文社等团体创立的私立中学——兰州志果中学，在兰州的中等教育中也具有较好影响。
在中等职业教育方面，经合并、改建、增设等方式，形成了兰州高级护士助产职业学校、兰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兰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等一批职业中等学校。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5年间，兰州农业学校的高级科班增加了8个，初级班增多3个；省立兰州工业学校高级班增加7个，初级班增多4个。到抗战结束时，兰州职业技术学校各科学生人数都有显著增加，这表明随着社会的需求，职业学校受到人们关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求学。
国民教育方面。抗战期间，兰州的国民教育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38年至1940年，按省颁《甘肃教育实施方案》，以增设短期小学，逐渐普及一至二年义务教育为主要目标。但新增学校多因校舍简陋，教学水平低下，很难承担普及教育的任务。这表明靠增设短期简易小学来承担普及义务教育，除了学校数量和入学儿童增加外，从培育合格小学毕业生的目标来看，并无多大实际意义。
第二阶段从1940年起，开始实施“国民教育”，并与实施新县制结合推行，更具“战时教育”的特点。所谓新县制下的国民教育，其基本原则是“政教合一”，“管教养卫合一”，儿童教育与成人补习教育合一。在此前提下，国民教育被提到相当重要的地位。
1940年3月，教育部按照推行新县制的要求，制定了《国民教育实施纲要》，决定将儿童与民众补习教育合并进行。实施“全民训练”，以达到扫除文盲，普及义务教育的目的，并确立了“五年为限，分三期进行”的普及计划。按照当时的教育法令，国民教育包括儿童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补习教育两部分。6至12岁的学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已逾学龄未受义务教育的失学民众应受补习教育。两类教育对象都合于国民学校之内进行，所有国民学校都要兼办儿童教育和成人补习教育。据此，省府教育厅参酌地方需要，拟定颁行了《甘肃省国民教育实施方案》等一系列规章，从当年8月投入实施。
在实施国民教育工作中，兰州行政当局对增设学校、筹集经费、充实设备、培训师资等都做了相应规定。从最初三年增设学校、动员儿童和失学民众入学情况看，进展还是比较快，各项目标虽未能如期全部实现，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取得的成绩还是相当可观的。有关资料显示，到1940年下半年准备推行国民教育时，兰州的完全小学、初级小学均被改名为国民学校，并增设了不少国民学校，学生人数大量增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量儿童和失学民众有了上学受教育的机会，表明教育管理当局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尽了很大努力。为了有效推进国民教育，缓解经费师资等困难，省府、教育厅及地方教育部门都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诸如增加教育经费支出、培训师资改善待遇、充实学校设备等等，缓解了一定的困难。同时，地方人士和民众也热心支持，对国民教育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社会教育方面。抗战时期兰州的社会教育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失学民众教育。这方面的教育从1941年并入国民教育统一办理；二是以民众教育馆为中心的宣传、文化、体育活动，其中又以推行战时民众补习教育为中心工作。
战时民众教育以16至35岁的失学民众为主要施教对象，以“启发民智，策励民气，提高文化水准，增强抗战力量”为宗旨。1938年，民众教育在兰州开始试办，先后办了三期，因受日寇空袭等因素的影响，入学民众流动大，三年间总共只结业了2300多人。至1941年，民众教育合于国民教育，由国民学校民教部主办，实施战时公民训练识字教育。规定的课程有国文、常识、算术、唱歌等。入学民众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尽管规定结业期限一般应达到4－6个月，但实际上大多只进行两个月左右的短期训练，一般只进行一些识字和浅显常识教育。
办理民众教育遵循以下原则：一是以宣传“三民主义”为前提，用战时各种政令为教材，使民众教育发挥“推动政治的原动力”的作用；二是用行政力量推行施教，发动各界人士共同教育民众；三是各地实行统一的政策。正是由于行政力量的推动，以及民教馆、小学民教部的积极推动，40年代兰州的民众教育是比较兴盛的，尽管据有关资料记载，多数国民学校的民教部并无多少实际内容的教育活动，受教民众文化知识究竟提高了多少，很难准确评估，但战时民众教育的推行，对于启发民智，增进文化知识，动员民众抗战起过积极作用。
民众教育馆是实施社会教育、民众教育的中心机构。抗战时期，兰州及各县的民教馆订有教馆规程、工作要项和经费标准。为加强对社会教育工作人员的训练，在兰州师范学校设有社会教育师范科，培养、训练社会教育师资，还通过国语教育人员训练班，培训民教馆长和其他社会教育人员。
抗战胜利后，各地教育由“战时教育”进入了以“复员”、调整为主要特征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对兰州教育影响最大的是国民党积极准备和发动内战，军政当局对教育的控制愈益加强，广大师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接受”、恢复工作随即展开，教育事业也面临着复员与调整的问题。在兰州，所谓“复员”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由沦陷区迁来的学校返还原地，以及战时新建学校的调整；二是战时遭受破坏的学校的修整恢复，以及救助、安置战时参军、失学的青年复学、就业等。
在兰州，受战后复员影响的主要是高等学校，其中对西北师范学院的影响最为直接。西北师院是战时内迁的高等学校之一，西迁后虽经改组，但它直接继承了北平师范大学的历史，在改院任教的教师大多来自北平师大或其他地区，学生则来自全国各地。因此，抗战胜利后返回北平复校，是学院广大师生的共同愿望。但是，1945年9月，教育部召开的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确定，战时内迁的国立专科以上学校，一部分返回收复区，一部分留在后方，以图通过复员，调整学校布局，部分地改变高等学校集中于沿海、沿江大都市的偏向。这一原则对抗战后方各省是有利的，但与迁出学校的利益和愿望不相符合，在实施中就产生了矛盾和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西北师院复员的问题即属此类。
按照教育部的原则，教育复员开始时，西北师院未被列入复员名单，这很快引起全校师生的不满，从而掀起群众性的复校运动。此后，在“北师大校友总会”、“北平师大复校运动联合会”公推代表多次交涉、几经申诉，加之各方面的支持、呼吁，教育部终于同意在北平复校，校名定为北平师范学院，并任命袁敦礼为院长。同时，西北师范学院仍设兰州，该院一部分教职员和300多名学生即转赴北平，大多数仍留在兰州，复校运动结束。之后，北平师范大学恢复原名，西北师范学院建制保留，两校并存。这一决定对促进兰州及甘肃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发展与提高，都有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到1949年，西北师范学院已成为西北地区历史悠久、规模较大、系科设置齐全的一所高等师范院校。当时，全院有本科学生700多人，教师近百人，其中教授23人。从1942年在兰州建校招生到1949年，共毕业本科生793人，专科生498人，研究生29人，为甘肃和西北输送了一批高级专门人才，其中主要是中等学校师资。西北师院已经是一所“桃李满天下”的知名高等院校。
受复员影响的另一所学校是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1944年，教育部令设在陕西南郑的国立西北医学院迁往兰州，并将兰州的国立西北医专并入办理。令颁不久，西北医专即行并入，成为西北医学院的一部分，随后抗战胜利，复员开始，而西北医学院迁兰却未能实现。
总体来看，抗战胜利后的教育复员对兰州高等教育的影响并不大，主要损失在于由内地来西北师院的教授、教师返回原地。而战时形成的兰州高等教育规模、结构基本得到保持并有所扩充。
在教育复员的同时，兰州高等教育在随后的调整中又得到一定充实与发展，主要表现在设立国立兰州大学、独立设置国立兽医学院和调整充实西北技艺专科学校等方面。国立兰州大学的设立。创建国立兰州大学是甘肃各界的共同愿望，申请多次，企盼已久，抗战胜利前已基本定案，在其后的教育调整中即将顺势实现。1946年3月，国民政府决定设立国立兰州大学，并任命著名生物学家、教育家辛树帜为校长，来兰州筹建。在甘肃省政府、省参议会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筹备进展较为顺利。依照教育部的意图和《大学法》的规定，经辛树帜与甘肃省、兰州市有关方面会商，于当年6月向教育部呈送了办理兰州大学的《计划大纲》，初步拟定了兰州大学的院系组成与规模。据此大纲，国立兰州大学由四部分组成：一是以原甘肃学院为基础的法学院；二是调整组建的文理学院；三是以原国立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为基础的医学院；四是特设的兽医学院。同年7月，教育部即修订批准了《计划大纲》，划拨开办经费10亿元，并确定了每年的经常费数额和教职员编制等。1946年8月，国立兰州大学正式成立。
由于兰州僻处西北，交通不便，延聘教授、购置设备等各项事宜都相当困难，所以国立兰州大学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创建和发展的。确定校址、购办设备、延聘教授即是建校之初必须解决的三大问题。对此，辛树帜等全力以赴，上下沟通，四处奔走，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解决。在校址选择方面，兰州大学刚刚成立，省府、省参议会即作出决定，划拨兰州翠英门内全区为兰大校址。当时该区内除国立甘肃学院外，还有省参议会、工业试验所等8个单位，搬迁相当费事。由于有省府的支持，教育厅长出面商定，又有省参议会带头迁出，兰大扩展校址得以解决。后经“辟筑改建”，即成为兰州大学文理学院、法学院及附属中学的校舍；医学院仍在原西北医专上西园旧址；兽医学院属过渡性质，待独立设置后即另辟新址。1947年后，兰州大学在翠英门增建校舍，被命名为“天山”、“祁连”、“昆仑”、“中山”堂的几座建筑先后竣工。两三年之内已形成一座规模宏伟，颇具西北特色的高等学府。
设备购置，同样凝聚着主持者和主办者的心血。据资料记载，为使兰大真正成为西北边疆文化之重心，筹备之始，即先尽量充实图书设备仪器。为抢在外汇、图书提价之前少花钱多购物，采取呈请预支开办费的办法，派人去南京、上海抢购抢运，辗转运抵兰州，当年即有大批图书上架，仪器装妥，用于提供教学试验。医学院所需仪器、药品种类繁多，购办运输困难更大，虽经数月之购置经营，到第二学年开始时，尚未达到预期愿望。学校特从教育部划拨的购置费中抽出三分之二，专为进口医学临诊前期仪器设备之需；再加上美国医药助华会的援助，才达到基本所需，在教学上当不至于遇到大的困难。
至于延聘教授，由于西北地理环境、交通梗阻、物质条件差及待遇菲薄等因素，致使教员延聘遇到诸多困难。这种情况下，校长辛树帜礼贤下士，多方邀约，先后聘请了史学大师顾颉刚、古文献学家张舜徽等一批教授来兰大任教。有的教授虽已聘定，但由于交通阻断而未能到校。尤其是新组建的文理学院，设有八九个系，急需充实师资，经一年多的努力，各系的教师阵容已初具规模，而且一批知名学者领导系务，主讲教坛，从而提高了兰州大学的地位与声望，受到报考学子的好评。
国立兰州大学设立后，原国立甘肃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即并入兰大。1947年兽医学院独立设置后，国立兰州大学设有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文学院分设中国文学、历史、英文、俄文、边疆语文等系，有顾颉刚、水天同、张舜徽、史念海等知名教授任教；理学院分设数学、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地理等系，有段子美、袁翰青、常麟定、董爽秋、王德基等知名教授任教；法学院分设法律、经济、政治经济、银行会计等系，吴文翰、骆秀峰等当时即在此任教；医学院不分系，有马馥庭、杨浪明、王文义、杨英福等专家多年从事临床教学与研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医学专门人才。
独立设置国立兽医学院。兽医学院的创立，有其特殊的背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从“加强国防”、遏制中共的政治目的出发，对西北“建设”颇为关注。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兽医业的作用之一是服务于军事（主要是骑兵）的需要。西北虽有广大的牧区，但兽医教育长期备受漠视。1946年，依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兽医主任史亨利的建议，经国民政府教育、农林、军政三部会商，拟定在西北创办一解放前的兰州大学部分校舍所造就兽医人才的高等学府。同年10月，行政院正式通过在兰州设立国立兽医学院的决定。最初只作为特设学院，隶属于国立兰州大学以进行过渡，由于中央政府的重视，加之这是一所全国性专门性的学院，遂于次年10月被批准独立设置。受任主持院务的盛彤笙教授，成为国立兽医学院的“助产士”。他曾三次来兰主持学院筹建事宜，在省府的支持下，选定小西湖为新校址，从国内外聘请到一批有志于西北兽医教育事业的专家教授，同时在国内外定购的图书仪器，也于当年秋冬运抵兰州。
国立兽医学院不分系。从教学、科研和行政组织上，则分为解剖、生物化学、生理药理、细菌卫生、病理寄生虫、诊疗、畜牧等7科。到1949年，学院在校本科生92人，教师26人，其中教授6人。这所具有特殊性质、适应西北特殊需要的独立学院，设备虽简陋，但特色鲜明，当时的各界人士对它的发展前景寄予厚望。
调整充实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1945年，教育部令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改名为国立西北农业专科学校，战后曾有所发展。到1947年，西北农专共有27个班级，具有相当的规模。该校建于战时，虽经各方支持，校方努力，但终因历史条件所限，设备、师资、生产实习等条件均未能达到应有的标准，办理相当困难。而且随着国民党发动内战，农村经济濒于破产，办学环境恶化，教学受到干扰，毕业生出路成了问题。校方和教师尽力维持，使教学得以艰难进行。1947年寒假，学校为方便留校同学自修补课，特地开辟教室，照常生火，图书馆也照常开放。而为水利科学生补课的几位住在城里的教授，每周都要跑30公里前来西果园校部上课。其不辞辛劳、诲人不倦的精神，深受学生感动。
总体来看，在战后的高校复员调整中，经保留、撤并新建、改组充实，使兰州共有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兽医学院、西北农业专科学校四所高等院校，设有文、理、法、商、医、农林、兽医及高等师范等系科，为此后兰州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教育名家躬行实践 尽心竭力泽被金城
民国时期，一些接受西方新思想的教育家先后主持领导甘肃的教育工作，其中不少教育名家在艰苦的环境中投身教育事业，奉献才智，对兰州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对兰州教育影响较大的人物，主要有马邻翼、蔡大愚、水梓、郑通和、李蒸、辛树帜、赵元贞等。
马邻翼（1864—1938），回族，湖南邵阳人。光绪年间中举在籍，主持经正书院，后被选派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研习师范教育。回国后在湖南及前清学部任职。民国成立后任教育部参事，不久调任甘肃提学使，先后任甘肃教育司司长、教育厅厅长等职。1918年后调任外省。马邻翼在甘肃任职期间，积极实施民国新学制，整顿学务，创办新学校，为兰州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马邻翼到任后，注重深入学校，解决具体问题，整顿学务。在视察甘肃法政学堂时，得知官班、客班生领月津贴者无一人在堂，绅班住堂生也只有四五十人，教员亦无一人在堂，职员也多不在职的情况后，即委任蔡大愚为法政学堂教务主任，旋又委任为校长，责成严加整顿，学堂的秩序有了较大改观。面对当时学校少、私塾多、师资缺乏的状况，马邻翼在兰州主持开办师范养成所，以培养新型教师；开办教师传习所，以培训私塾教师。他还在兰州开办模范小学，以期推广新型师范教育模式。
马邻翼作为回族出身的教育家，还努力促进兰州的回民教育。1913年，他同甘肃提督马安良商议，与甘州提督马麟、甘肃印花局喇世俊、法政专门学校校长蔡大愚，以及兰州各界回族人士创设“兰州回教劝学所”，作为办理回族教育的机关。劝学所附设回民小学5所，其中高等小学堂1所，初等小学堂4所。马邻翼还带头解囊，捐助白银50两，作为劝学所的开办经费。兰州回民劝学所后来改名为“甘肃回教教育促进会”，附设清真高等小学（今清华小学）。可见，马邻翼为近代兰州新式回民学校的倡兴和发展起了奠基性作用。
蔡大愚（1874—？），回族，四川成都人，清末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法科，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光绪末年回国。回国后先后在四川、上海、北京等地从事教育工作。1912年夏，国民党北京本部委派蔡大愚为甘肃党务特派员，筹建甘肃支部，随同甘肃提学使马邻翼来到兰州。蔡大愚在兰州除大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外，还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在兰州学界产生了很大反响。
1913年，蔡大愚先后被委任为甘肃法政学堂教务主任、校长。由于蔡大愚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他一到法政学堂，就精心策划，极力剔除学生只领津贴不住堂、教师只发讲义不授课等积弊，举凡授课、考试等一律按部令规定办理。他教导学生严守纪律，勤习课业，同时积极筹设法政专门学校，在兰州西城门内旧举院建立新校舍。在他的精心策划、亲自督修之下，短短两个月，新校舍即告竣工。新建学校于民国四年（1915年）经教育部批准立案，定名为“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委任蔡大愚继续担任校长。在主持法政专门学校工作期间，蔡大愚倾注全部心血于学校。学校经费不足，即捐出薪俸来弥补，还亲自讲授国际法、伦理学、经济学、西洋史等课程。他学识渊博，讲述具体生动，得到学生的普遍赞赏。在他主持学校期间，任教的35名教师中，有8人是日本留学生，其余的27人大多是北京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和天津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的毕业生。蔡大愚十分注重在学校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鼓励学生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知识。在学校开设的专业课程中，诸如伦理学、政治学、国际法、宪法、刑法总则、民法概论等，都是西方法学体系中的主要课程。这些课程的开设，对资产阶级民主法制思想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
蔡大愚还积极参加了马邻翼倡导的筹办兰州回民学校的工作。1913年，他代理兰州回民劝学所工作并兼任清真高等小学校长职务。后来，回民劝学所改组为回民教育促进会，马麟任会长，蔡大愚代行会长的工作，对兰州新式回民学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蔡大愚思想进步，富有激情，在兰州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还积极传播民主思想。1912年12月，他以国民党甘肃支部特派员的身份，在临时参议会上发表新思潮演说，抨击甘肃腐败政治，引起保守派反对。临时参议会咨请甘督赵维熙将蔡驱逐出境，后经马邻翼周旋而未予执行。此后，蔡大愚在兰州继续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以社会主义灌入学生之脑筋”。
为此，甘肃省署发出告示，禁止蔡大愚发表演说，并禁止兰州各学校研究社会主义。1917年11月，蔡大愚因参与并策动“临洮护法运动”而失败，被迫出走四川。
水梓（1884—1973），字楚琴，甘肃榆中人，清末附生，毕业于甘肃文高等学堂和京师法政学堂，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潮影响，思想进步。1912年从北京回兰州后力主共和，筹组甘肃省临时议会，被推选为临时省议会议员。自1916年起，水梓主要投身于兰州的教育事业之中。同年，以教育联合会名义，考察直、皖、江、浙等省教育，作《考察教育日记》，此后，先后担任甘肃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省教育会会长、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等职务。水梓从事教育领导工作期间，在改革基础教育，改进高校办学条件，推动社会教育，厘定各种规章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教育主张和教育实践主要反映在《甘肃省教育厅工作摘要（弁言）》、《甘肃教育概况及改进计划》、《甘肃省第二次民众识字运动讲演词》和《西北实施国民教育之商榷》等文献之中。
水梓对兰州和整个甘肃的教育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主张解决甘肃教育问题，“应于尽可能范围内谋实际上的进步，初亦不必高谈理论铺张形式为也。”水梓认为，甘肃远处西北，文化迟滞，虽兴学多年，但由于人力、财力的限制，与东南各省存在较大差距。造成这种差距固然有客观方面的因素，但主观方面的因素也是不能忽略的。他指斥形式主义的新潮人物在办教育中的盲目发展和短期行为，造成正式学校经费的积欠和紧缺，以及各级学校生源的减少。加之民国十七八年屡遭自然灾害，地方秩序混乱，致使本来基础薄弱的教育首当其冲。因此，他力主在可能范围内，稳定经费，巩固基础，以谋求教育的改良。于是，在他主持下，将榷运局税收直接划拨为全省教育专项经费，实现教费独立，重点使用。减少行政支出，增加学校投入。同时，他还主持了学校教育的改革，改各级学校春季始业为秋季始业，改高等学校的官费为奖学金，实行中小学毕业会考，举办学校联合运动会等，大都能从实际出发，以求地方教育的持续发展。
水梓强调进行人格教育和民族精神教育，并加强生产技能教育，以真正发挥教育对国民素质与能力的提升作用。他认为国家衰败，民族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固有道德的丧失和科学技术的落后，要振兴民族，就必须“恢复固有道德”和“对于科学迎头赶上”。他把这两点作为衡量人格教育是否达到要求的标准，要求青年学生身体力行。为此提出训练中学生的四条标准：以我国旧道德为中心，保持固有之民风；以历史感化的方法，发扬民族精神；以三民主义为归宿，养成统一意志；以军事训练养成自卫的能力。在这里，尽管水梓的恢复固有道德仍复蹈“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及格致诚正修齐治年轻时的水梓先生平”，都是五四时期已经批判过的内容，但具体教育上并不是拘泥于陈腐教条，而是从一般意义上要求青年有真诚精神，革除浪漫颓废怠惰等种种恶习等，这在人格教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此外，水梓还结合实际，提出生产教育的要求。他认为改变贫穷落后的具体办法，唯有实施生产教育和科学教育。其内涵有两方面：一是改变传统上以为读书就是进身、猎官的科举思想；二是不仅要在学校设生产课，讲授必要的生产知识和技能，而且还要利用暑假参加必要的生产劳动，养成劳动的习惯。为此，他主持将各级学校的春季始业改为秋季始业，就有意要让大中小学学生有较多接触农业生产和劳动的机会。
水梓在职期间，积极推进职业教育与识字运动，实施国民教育。他认为，在当时的教育状况下，若不注重职业教育，就无以言教育机会的均等；不注重识字运动，更无法谈民众教育。为此，提出实施国民教育，一方面要举办短期小学，一方面要开展民众教育，并增加社会教育经费。在职业教育方面，水梓从甘肃实际出发，拟以毛革制造、矿产开采以及畜牧、森林、水利、交通等方面扩充专业，培养专门人才。对于民众识字扫盲教育，水梓提出了三项基本原则：减少文盲，发展社会生计，提高国际地位。在他主持下召开过两次民众识字运动宣传大会，并致词演讲动员；拟设社会教育人才培训所、规模较大的图书馆和民众教育馆，并在民众教育馆内附设民众学校及民众问字处。对于国民教育，水梓根据西北特点，提出八点建议：宣传国民教育的意义，改造一般思想；注重农村教育，使受教育者农民化；在农闲时举行农民识字运动及军事训练；利用农民集会时，提倡固有道德，灌输历史地理常识；在信仰自由精神下，设法促进各类教育的程度；在师资教育方面增设蒙番回文学科，作为推行国民教育的基础；奖励担任蒙番回教学人员，在国民教育教材中加强西北物产方面的教育，作为开发西北的准备。以上建议大多属于积极可行而富有建设性的。
郑通和（1899—1985），字西谷，安徽庐江人。192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后留学美国，专攻教育学，获得教育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即从事教育工作，服务于学界近60年。1938—1946年间，郑通和在甘肃担任教育厅长，这八年是他全部教育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勤于职守，颇受赞许。
郑通和的教育理论偏重于实践，并自称为“实行教育家”。他认为理论教育家的目的在于指示教育发展的方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往往侧重于哲理化。实行教育家则旨在使理论教育付诸实施。古希腊的柏拉图、苏格拉底是理论教育家，而中国的孔子既是伟大的理论教育家，又是设馆授徒的实行教育家。不过他最崇拜的是两位近代教育家，一位是美国的教育哲学家杜威，推崇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另一位是被他称为中国实行教育家典范的张伯苓。郑通和赞赏其不空谈理论而注重“创造事业”的教育观。他说：“我从事教育实际工作，亦有教育理论所本，即杜威博士实用教育思想，为国家培养实用人才。”他从事教育实际工作，就是期望通过主持校务，培养出大公无私、真才实学的青年人才，担负其兴复国家的责任。
郑通和在担任甘肃教育厅长期间，对兰州教育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以实用教育思想为指导，积极推进各类教育的发展与改进。郑通和来到兰州后，即深感发展教育刻不容缓。他认为“建国事业，基本在教育”，“兴强之道惟有振兴教育”，并以美国独立战争后，俄国十月革命后振兴教育发展生产，从而使国家巩固、国立强盛的历史事实，证明欲达富强康乐之境地，只有通过振兴教育来实现。郑通和强调办理教育，必须体察国情，适应环境需要，随时代而变化。他通过对甘肃省情的认识，强调兰州作为大西北的中心、抗战大后方，必须积极发展教育，培养大量干部和知识青年，以适应国家的需要。在教育行政实践方面，他强调各级教育均应以推进国民教育为基石，中等教育要注重推进职业教育，培养实用技术人员，并主张在添设理工学院和畜牧兽医专科学校，造就水利、土木、机械等方面的工程师和发展畜牧业的技术人才。他还认为，过去三四十年的教育是消费的教育，今后的教育必须是知识的灌输与技能的训练并重，并期望政府提供足够的学校经费。他还积极主张对学生和民众进行思想和军事训练，以适应加强国防的需要。
郑通和在他八年任内，曾先后三次制定教育实施计划，以其讲实际、讲效率的工作作风，为甘肃尤其是兰州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为争取所订计划的实施，他从争取经费、设校增班、训练教师、充实设备、改进教学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通过实地考察，具体指导，以期实现。他认为，教育思想是在日新月异中发展的，不管办行政还是当教师，都应随时吸收新知识，去做新实验，弃旧取新，才能适应时代要求。他要求教师应有专业精神，乐于终生服务于教育。为了在艰苦的环境中稳定教师情绪，他提出应该视教育为一种事业，而不仅仅是职业。事业不仅解决生活问题，同时也是为社会服务。他强调，教育要进步，必须重视改进教学，教材要注意结合实际，体现时代性，主张将抗战以来产生的有价值的材料体现在教学之中。在教学方法上，中学教学可用启发式与注入式的折中方法，即课前提示要求，课中据此发挥，再令学生讨论。教师除传授知识外，更须注意思想指导，传授做人之道。在教育行政方面，郑通和重视教育视察指导。在任职期间，他经常进行分区定期视导，以及各种临时性的视察指导，促进了各项教育计划和措施的贯彻执行。
郑通和总结他一生从事教育实际工作，得出一条经验：掌理一省一校教育行政，均非短期内所能奏效。因此，他不赞成实行校长任期制，主张办校成绩优良者继续做下去，办理不善者应自动辞职，且不宜调任其他学校。1946年，郑通和离开甘肃，后来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在“教育部”及台湾大学等机构任职。
李蒸（1891—1975），河北滦县人，早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赴美国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是一位爱国、正直、颇有见地的教育家。
1937年，北平师范大学西迁陕西后，李蒸任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及其改组后的西北师范学院院长，学院再迁兰州后继续任院长。直至1945年去职从政，为在兰州建立高等师范院校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战期间，李蒸为西北师范学院再迁兰州尽心竭力，从迁校、建校以至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办学，备尝艰辛，贡献卓著。1940年4月，李蒸接到教育部将西北师范学院再迁兰州的命令后，6月来兰州堪察校址，经实地考察，研究比较，选定兰州十里店为校址。次年，又偕同有关人员再次赴兰筹设分院，当年11月招生开学，直到1944年学院全部迁兰。虽因经费等问题，拖期4年之久，但李蒸既坚持北平师大建校可从简，教学要认真的优良传统，又扩大了办学规模，使学院在城固、兰州两地的教学、生活均能正常进行，有序迁移，并聘请了一批知名教授来到兰州任教。
李蒸以教育家的学识和品格，在主持办理高等师范教育的10多年里，周密计划，精心实施，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水平的师资，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他的《我的办学经验》等论著，充分反映了一代教育家在旧中国办学的艰难处境和可贵经验。李蒸认为，师范教育是整个教育制度的中心，是一切教育之母。高等师范学院独立设置，分区设立，使之成为独立系统，是战时教育的一大创举。他主张教育必须实现专业化，应由专家或专门人才去主持，那种以为任何人皆能高谈教育，以为教育是一种常识而非学问的论调，只能是不科学的头脑，是阻碍教育的怪论。他在主持北平师大、西北师院的工作中，一直主张以专业训练为学校之“重责”，大力提倡培养专业精神。他认为教育事业是精神事业，从事教育事业者必须先养成专业精神，要以事业为重，安贫乐道，不见异思迁，负起为国家培育人才之职责。他在给西北师院1943年毕业同学毕业册题序中，谆谆告诫诸位弟子：“开发西北，首赖教育”，“诸君毕业之后，当以西北为服务领域，下定决心，争先恐后，同在西北工作”，“切不可仍陷故常，竞赴通都大邑，图个人之安逸”，充分体现了一代教育名家的品格与见识。
在学校建设方面，李蒸认为，学校的构成要素有三：一为教师，一为学生，一为设备。评定一所学校的优劣，就要评价这三种基本条件，而后两种基本条件的完成，大部分要靠头一种基本条件的具备。由此，一所学校的成功，主要的是师资的健全。因此，培养优良师资，是师范学院义不容辞的责任。李蒸还非常重视培育和保持传统校风。他认为，优良校风可使全校师生精诚团结，工作振奋，在有形无形之中不仅学到知识，且可变换气质，养成高尚品质。他以“刻苦耐劳，诚朴笃实，埋头苦干，不尚宣传”来概括西北师院的校风，与广大师生共勉。
李蒸还认为，校长的学识、品格、作风，对办好学校至关重要。他以多年的亲身体验，总结出一系列办学理念，认为作为大学的行政领导，要保持尊师重道的风尚，只有取得全校教师的竭诚合作，才能真正办好学校。大学校长在学问方面虽然不一定是全校的领导，但必须是一门学科的权威，在品行方面则应是全校的表率，能够以身作则，对人对事必须公道真诚。李蒸向以思想开明，办事公允而为人称道。他十分赞同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主张，认为大学教授应享有学术自由之权利，不能把他们当作官吏一样任意调动。
李蒸对西北教育文化建设寄予厚望，并愿为此尽力。他认为，抗战以来东南华北人才内移，西北开发与建设的声浪益高。借此良机，西北教育事业必将快速发展。他还认为，西北师范学院的使命之一，就是协助西北各省教育行政当局扩充中等学校数量及改进其质量。在他的主持下，西北师院开办教育实验区，通过本院的毕业生，对推进兰州和全省的中小学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指出，作为西北地区师范教育的最高学府，西北师院不能仅限于课堂教学及狭义的师资培养，还必须发扬民族文化，弘扬国民道德，并呼吁社会各界人士竭力进行。
李蒸在西北师院迁来兰州后任职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的品格、作风以及勤俭办学的业绩，为广大师生以至许多民众所敬佩。1945年李蒸调任去职后，十里店一条街曾被命名为“李蒸路”，以表达对他的崇敬与怀念。
辛树帜（1894—1977），湖南临澧人，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赴德国留学，专攻生物学。回国后任职于多所大学，1941年来甘、宁、青考察，对西北开发建设具有浓厚兴趣。1946年受命主持筹建国立兰州大学，对创办和建设兰州大学具有重要贡献。
1946年3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委任辛树帜为国立兰州大学校长后，他随即来到兰州，开始为建校而奔忙，历经艰辛，功效卓著。辛树帜经过考察研究，并征询省府和各界人士的意见后认为，新组建的兰州大学，不仅要符合大学规程，而且要具有西北特点。当年6月，即向教育部呈送了《计划大纲》，提出按大学规程设置文、理、法、医四学院的意见，并以发展畜牧，防治畜病，改良品种，对发展西北经济大有裨益，上书教育部和甘肃省政府，积极支持在兰大特设兽医学院。他还认为，西北各民族各有其悠久的历史文化，据此专门呈报教育部，在文学院内增设了边疆语文系，内设蒙古、藏、维吾尔文三个组。
辛树帜认为，要办好大学，必须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因此十分重视礼聘国内知名学者来校任教。他为此奔走各地，礼贤下士，广罗人才，先后聘请知名教授、教师近30名。
为了让更多著名学者来到兰大，他还采取短期讲学的办法，利用兰州夏季凉爽的有利条件，邀请著名学者来校开设暑期讲座，辛树帜为表示礼遇，常常到堂听课。由于他的积极努力，使兰州大学的教学质量在短短两三年内即有显著提高，同时提高了学校的社会声誉。
办好大学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具有较为充足的图书仪器设施。辛树帜在接受任命、来兰州之前，即设法在上海订购多种仪器药品。在校期间，更是投入重资，多次派人去京沪等地采购图书，充实馆藏。正如顾颉刚在兰大新建的图书馆落成时所作《积石堂记》中所说：“（辛树帜）先生高瞻远瞩，知树人之大计，必以师资及图书仪器为先，既慎选师资，更竭其全力购置图书”，先是车载而来，后更以飞机运之，“二年之间，积书十五万册，轶出他人数十年之功，卓然而为西北巨藏矣！”除图书仪器外，辛树帜对兰大校舍建筑亦亲作筹划，倾注心血。他曾几次造访教育部，争取建筑经费，又诚聘工程专家精心设计建设。在首批新建筑落成后，特以西北名山天山、祁连、贺兰命名，并于1947年8月10日亲自撰《中山堂记》：欣喜“三堂且竟，教室实验室，粗有丽止”，而“大学洎四年，人数必半万”，在时艰物迫的情况下，期待礼堂、宿舍等工程亦能相继告成。
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迅猛发展，国民党当局加紧控制学校，迫害进步师生，兰州大学处于危机状态。辛树帜以一个教育家的责任感，多次奔走于南京等地，向国民政府索要欠费，以维持学校教学与生活。兰州解放前夕，他坚持留在学校，团结全校师生，以应付拖延的策略，抵制国民党军政当局迫令迁校的阴谋，保护校产免遭破坏，为人民政府接管准备条件。总之，辛树帜作为一位富有魄力、注重实际的教育家，尤其是对创办和建设国立兰州大学所做的重要贡献，深得广大师生和兰州人民的称赞。
赵元贞（1879—1974），字正卿，甘肃正宁人，甘肃近代著名教育家、爱国人士，以主持甘肃教育工作、筹建兰州志果中学等教育活动而闻名，为兰州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赵元贞出身农民家庭，自幼家贫，勤奋刻苦，1908年毕业于甘肃文高等学堂，之后入京师大学堂学习地质，191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以优异成绩被公费派往美国留学，获匹兹堡大学冶金学博士学位。1922年回国后，曾一心想留学美国的赵元贞走实业救国之路，用所学知识建设家乡，但在旧制度下此路难行，便以主要精力从事教育工作。曾先后于1923年和1930年两度出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1940年以后任私立志果中学校长，直至解放。建国后曾任甘肃省教育厅副厅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赵元贞初任教育厅长后，认真办理教育行政，创办《甘肃教育》月刊，筹办矿师养成所，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四处奔走，各方求助，亲自组织建所、聘师、实施教学，后因调任而中断。1930年复任教育厅长后，因从政难有成就，次年即放弃政务，以主要精力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曾先后在省立甘肃学院、甘肃农业学校任教，讲授化学、地质、英文等课程，精心培育专门人才。
1940年春，为救助因日寇飞机轰炸、学校迁移而失学的青少年入学，兰州“兴文社”等八社团发起创办私立志果中学。因学校经费仅仅来自各社团的赞助，又无官方督导，屡聘校长都推辞不就。于是，赵元贞应邀担任校长。他为办好学校，全力以赴，精心筹建，并慷慨捐助自家房产、良田，以弥补筹建经费之不足。为保证当年秋季招生开学，他以极少的经费，权衡分配，“拿情面聘请教员”，终于按期招收近百名初一新生。开学之后，更是把全部心血倾注于学校。他亲自上课，选购图书，组织师生义务修整操场，关注教职员和学生生活，使学校在困难环境中得以正常进行教学活动。由于办学经费不足，创办之初董事会曾决定每三年招一次新生。但赵元贞认为这不符合中学教育规律，力主连续招生，终于得到支持，增加经费和教学设施，于第二年连续招生，使得学校得以正常发展，并于1942年获教育部备案成功。
志果中学这颗幼苗，在赵元贞的精心呵护下，经过全校师生九年的努力，由原来无人知晓、默默无闻，到解放前因其办学有方、教学质量较高，成为一所声播陇原、受人赞誉的私立中学。赵元贞曾昭示志中校友：“世界最著名的学校是私立学校”，鼓励他们饮水思源，努力深造，将来服务社会。解放后，志果中学改设为兰州第二中学，赵元贞继续兼任校长。他在担任教育厅副厅长、工作繁忙的情况下，仍坚持到校授课主持校务，深受师生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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