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他在姐姐的陪同下去看望了已变得憔悴不堪的闻莺的母亲，证实闻莺确实已经失踪。他在老人那里待了整整一天，讲述了他所知道的闻莺的一切，那一天，老人的眼泪就没有干过。知道他回家后既无钱又无粮，老人将自己多年来积存的20几斤粮票全部送给了他。
家里本身就过得吃了上顿愁下顿的，平添了他这么个大汉子，很快就揭不开锅了。正在一筹莫展之时，几个在铁道兵襄渝铁路建设工段干活的初中同学给他提供了一条生路：可以到工地上去做平工，1元4角一天，粮食可以在附近黑市上买到，细粮每斤6角，粗粮4角5分，红薯只要1角，这样干一天下来，至少填饱肚子不成问题。他几乎未加考虑就跟那帮同学去了，以后就在大巴山深处风里雨里地干活吃饭，一晃就是几个月。其间他一直想给香妹写信，只是因怕暴露自己，引起农场方面来要人，一直忍着没敢写。后来他让姐姐给她写了两封信，转弯抹角地谈了他的情况，但却一直没有收到她的回信，也不知是她没有收到信，还是收到了没有回信，抑或回了信家里没有收到。他原本打算在那里干上一两年，积攒上一点钱后，待形势有所好转，便回农场去。但一个偶然出现的命运转机却使他改变了主意。原来工地上有个宣传广播站，经常播送一些表扬好人好事的稿件，有一次他们班组的一个民工为排除塌方险情被巨石砸死，当时他就站在离巨石十几米远的地方，亲眼目睹了那惨烈的一幕。班组领导让他将当时的情形追记下来送给广播站广播，因写得很动感情，竟一炮打响，传遍百里工地。宣传广播站是铁道兵部队办的，广播站领导觉得他是个人才，就让他当了特约报道员。为报知遇之恩，他拼命写稿，半年时间上稿达20余篇，被评为优秀报道员，并被借调到宣传广播站工作。站领导鼓励他好好干，并许诺将来可以考虑他的正式调入问题。这种前景在当时可谓难逢难遇，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他也就抛却一切杂念，在工地上死心塌地地待了下来。两年后云南农垦系统全部转制成建设兵团，分局改师，总场改团，分场改营，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均由部队派遣。他觉得时机已到，便让站里向农场发去商调函，不想农场方面却久无回音。情急之下，他便准备冒险亲自回去一趟，一方面探听虚实，催办此事，同时也可看看香妹。但母亲和姐姐知情后，却坚决反对他亲自回去，怕回去后就出不来了，最后决定由姐姐代弟弟下去催办此事。
在为姐姐送行时，郑天玺向姐姐详述了他和香妹的事情，并郑重地将一封信和一张近照交给姐姐，要她届时务必亲手交给香妹。
姐姐郑天丽一路风尘赶到勐凤后，立即到总场部办理弟弟的事情。那时总场部已改称团部，掌权的清一色的都是部队干部，见到盖有铁道兵部队大印的调函后，都称既是“兄弟部队”要人，理当大力支持，只是目前北京、上海、昆明等地的知识青年正大批到来，整个兵团都在抓“扎根教育”，此时办这种调动显然不合时宜，只能过上一段再考虑，至于得过上多久，得具体看形势发展。
满怀希望地老远跑来却碰了这么个软钉子，郑天丽自然不愿轻易放弃，就住在团部招待所里泡蘑菇，招待所也不赶她走。她想起弟弟的另一个重托，专门抽时间跑了一趟老一队，去到后方知香妹早于两年前就为支援新场建设，带着两个侄子去了数百里之外的勐崩新建团（总场），新团下设有16个营（分场）上百个基层连队，分散于方圆百余里的深山老林中，没有人知道她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郑天丽四处查询，八方打听，但始终没有确切信息。他想起天玺临别时给她交代过，如果勐凤找不到人，必要时可以到师部去找一个叫郭辉的打听，于是她专门跑了一趟师部，去到后却被告之郭辉下基层去了。接待她的军人以为她是重庆知青，见她大失所望的样子，便转弯抹角地盘问她与郭辉的关系，话语间不乏交代政策的意味，弄得她莫名其妙，最后才知道郭辉不是下基层检查工作，而是因在“生活作风”上犯了错误，下放接受群众批判和监督劳动去了。当时所谓的“生活作风”不过是“男女关系”的另一种说法，郑天丽听后就像吞下一只苍蝇似的恶心，心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香妹跟这等人关系密切，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即使是没有事儿，重庆离边疆这样万水千山的，弟弟如果办回去了，将来天各一方的也不是个办法，遂决定放弃对香妹的寻找。
一个月后，郑天丽两手空空回到重庆。对于调动未成，郑天玺并非毫无思想准备，因此倒并未有太大的失落感，但对于郭辉的“犯错误”和香妹的“自愿”去勐崩，却不太理解，联系到香妹一直不给他回信，不禁心生疑窦，耿耿难眠。他又试着给香妹去了好几封信，但都是既不见回信也不见退回，时间一长，也就心灰意冷，觉得彼此可能真是有情无缘了。
时光荏苒。几年后，郑天玺终于如愿以偿，调到铁道兵某部工作，在那里整整干了20年。20年间他随部队转战南北，四海为家，几乎断绝了与边疆农场和知青们的一切联系，只有精心保管着的一茎橡胶叶在不断地向他提示和证实着那段刻骨铭心的青春经历，尽管橡胶叶早已干枯得只剩下一道道筋脉，但三片叶子依然像当年一样共生在同一茎叶柄上未曾脱落，使他还能想起它当年翠绿丰润的样子。
直到48岁时，他以政治处副主任的身份转业回到重庆后，才慢慢接触到一些后来陆续返城的支边知青，并与同样历尽坎坷，终于重返故乡的柳玉碧、刘亚美等人惊喜重逢，在与他们恍如隔世的唏嘘交谈中，了解到闻莺和奚滟的遭遇。
据他们讲，闻莺那年仓促离开勐凤，父亲的善后问题只是一个借口，实际上主要是怕运动翻烧饼挨整，同时也天真地想到上面反映情况。她到昆明后即带着叶枫的信去找过他的女儿叶红，叶红当时是云南大学的红卫兵头头，闻莺便请她引见去省革委会筹委会的有关负责人，但结果却令她失望，原打算至少要汇报半天，结果不到半小时就结束了。闻莺于是就想直接去北京，这时正好有几个滞留在云南大学的首都红卫兵办免票返京，叶红就让他们将闻莺带上了火车去了北京。到北京后闻莺曾给她来过一封信，说她到中央文革接待站上访了，情况跟在昆明差不多，她很失望，每日失眠，不知以后该怎么办。后来就再也没有消息，她一直以为她已经回到重庆了。奇怪的是，闻莺“失踪”大半年后，她母亲也“失踪”了！大家都认为其中必有蹊跷，但都猜不透是怎么回事儿。直到粉碎“四人帮”后，闻莺和母亲突然在重庆现身，其秘密才大白于天下。原来当年那几位返京的学生中，有一个中央民族学院的女生是广西瑶族人，一路上与闻莺相处得特别好，闻莺到京后就住在她那里。闻莺上访未果，情绪十分低落，又不敢回重庆，怕农场会给重庆方面写信甚至直接派人抓她回去接受批判。那位女生很同情她，给她出主意说，她老家在大瑶山深处，那里非常缺乏像她这样有文化的人，如果她不嫌弃，她可以写信介绍她到山寨里当代课老师，虽说那里生活条件艰苦，没有大米吃，但玉米、红薯却可以管饱，山里的瑶家人朴实热情，只要她能安心在那里，他们就会把她当亲人对待，想方设法保护她，她在那里可以杜绝外界的一切干扰，放心教书过日子。闻莺思前想后，最后决定到那里去看看，结果一去就被热情的瑶族乡亲留下怎么也不让走了，于是她在那里当起了一所初级小学的临时代课老师。起初她只是想在那里待上一年半载，一旦外面的形势稳定下来就回农场去，不想外面的运动一个接一个，根本没有消停的迹象，在重庆的母亲在来信中总是叮嘱她“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后来干脆自己也去了。母女俩相依为命，在那里一待就是十余年！她们住瑶家房，吃瑶家饭，穿瑶家衣，几乎完全变成了瑶家人。到她可以放心地走出大瑶山时，却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大瑶山了。因此当1979年知青大返城时，她却作出了一个令许多人都难得理解的决定：把自己的关系正式转到了大瑶山。她称自己已经习惯了大山里单纯宁静的生活，不想回到城市的繁杂喧嚣中去。因为多年扎根山寨又教学有方，她曾被评为乡、县和地区的优秀教师，还发表过不少很有创见的教学论文。勐凤农场了解她的情况后，多次去函欢迎她回农场工作，但她一直没有同意，只是每年利用节假日回去搞搞观摩教学，直到退休以后，才受聘为总场教育科的督导员。她现在为人处世非常谦和低调，与当年的心高气傲已判若两人。面对农场领导职工的赞誉，她称自己受之有愧，说自己的举动不过是对自己多年离开农场的一种弥补。她母亲几年前死于脑溢血。她结过婚，后来又离了，好在女儿很孝顺，给了她莫大的慰藉。
奚滟又是另一番景况。她那年被砍断脚筋后，经抢救好歹保住了一条命，但却留下终身残疾，一辈子再也离不开双拐。一段时间里，她作为造反派树立的支边知青的“先进典型”，到处现身说法做报告，吃香喝辣，受人喝彩，倒也风光了一段时间，后来被安排在勐凤总场宣传科当干事。但因多次在大庭广众中流露出“不健康”的思想情绪，甚至对自己当初的所作所为是否值得产生了怀疑，被认为不适宜再在宣传岗位上工作，被下放到前哨分场橡胶加工厂当统计员。因她身上的“狂飙”印记太深，在后来云南两派翻来覆去的激烈斗争中，不断地被提及和敲打，经常以泪洗面，几欲轻生，亏得周围的人有所警觉及时发现，才未酿成更大惨剧。加工厂一个被她称为董阿姨的中年女工长期默默无闻地照顾她的生活起居，在精神上也多有劝慰鼓励，使她孤凄失落中感受到人间温暖。据说后来她曾到监狱里看望过那个砍伤她的老职工，并向有关方面陈情，希望能够为他减刑。知青大返城时，她也曾想退职回重庆，但又念及父母年迈多病，本已自顾不暇，兄妹各自成家，也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自己回去后只会成为大家的拖累，最后还是选择了留下。后来经热心人撮合，她与分局热带作物研究所的一个中年丧偶的技术员结婚，并调到那里，和丈夫及其前妻遗下的子女一起生活。她本人一直没有生育。据见过她的人说，她现在似乎已变得比较乐天，说是好也罢，差也罢，反正老天给了这条命，没有到头就得凑合着往下过呵！
郑天玺思念最深的还是香妹。因她不是知青，与重庆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大家聚首忆旧时很少谈到她，即使偶有涉及，也是一带而过，语焉不详。他一直很留意曾在勐崩待过的知青，只要听说，就想方设法地进行接触，打听情况。也是工夫不负有心人，后来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现仍留在勐崩，并与香妹在一个连队待过的女知青。据那个女知青说，她们所在那个分场是整个勐崩总场中最边远的一个，她们那个连队又是分场中最边远的一个，从总场到分场要爬两个多小时的山路，从分场到她们连队还要走大半天，这还是在旱季，如果是雨季，半途还得在另一个连队歇住一晚上。整个连队就像孤悬于深山老林中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职工上一趟分场都得筹备好几天。分场的人戏称这个连队为“天涯海角队”。香妹是主动要求到这个连队的，侄子靳刚跟着她，在队里的代课点读书，代课点有十来个小孩，不分年级高低，由一个老师包揽所有的课程。侄女靳莹在勐凤农中初中毕业后，本想留场就业，在香妹的坚持下，考上景洪的高中，所以没有跟她到勐崩，但生活费全部由她按月供给。后来靳莹考上了思茅师范专科学校，靳刚也转到分场上高小，香妹却仍然留在“天涯海角”里，除了每学期开学时陪送靳刚去一趟分场之外，平时几乎不外出。她刚到勐崩时，郭辉曾追到队里来过，据说还向她下过跪，他们的关系一度闹得沸沸扬扬，所有的人都认为她是迟早要走的，得知她竟断然拒绝了郭辉的追求，都感到大惑不解，后来事情才逐渐清楚了。据说是郭趁她在招待所熟睡时施行无礼，被分局的李副局长无意中闯见，郭谎称他们是恋爱关系，却被她的坚决否认。后来才有了她自愿到勐崩“天涯海角”和郭辉追去求她的事。郭辉的“生活作风”问题早有传闻，受处分不会是因为她一个人，她不愿嫁给他，也是明智的。但多年之后，她依旧孑然一身，拒谈婚嫁，大家又觉得不可理解了。人们背后有不少议论。有说是因郭辉的事情坏了名声，跳进黄河洗不清了，不愿结婚以后受气；也有说是受姐姐和姐夫的事情刺激太深，对结婚成家感到恐怖的；还有说是怕结婚后经济上做不了主，影响对两个侄子的培养的；甚至说怀疑她是患有什么怪病，根本不能结婚的……这些不可能不传到她的耳朵里，但她却从不作任何解释。当年定植的橡胶树早已成林开割，她独自管护着十多亩胶林，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平时她形单影只，少言寡语。几年前，她将姐姐和姐夫的骨灰从勐凤取回深埋在那片胶林里，以便每天与他们做伴，据说她曾对侄儿侄女说，现在国家好了，社会安详了，能这样每天在胶林里平平静静地劳动，不再成天担惊受怕，她已经很满足，常常有一种幸福感……
郑天玺了解到这一切之后，不禁心如潮涌。他转业后被安排担任了中心城区的建委办公室副主任，因工作出色，几年后提升为办公室主任，后又提升为主管城区建设的建委副主任，在任上连续主持完成了几个改变城区面貌的大项目，博得众口称赞，大名和照片不时见诸传媒报端；当年在铁道兵医院当护士，与他一起转业到重庆的山西籍老伴贤惠明理，一直对他关心体贴有加；儿子也很争气，从小学到大学到出国留学，几乎是一帆风顺，回国后已在大连开办起自己的高技术公司。同事和朋友都认为他是属于同辈人中那种难得的事业有成，家庭和美，人生无憾，令人艳羡的幸运儿，他对此也不否认。然而随着年岁的增加，那些曾经被他深埋心底的青春履历，却开始慢慢地发酵，在他心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位置，那些已远逝数十年的人和事，顽强地透过浩渺的时代烟云，清晰如同昨日地一一浮现在他的眼前，使他陷入一种深深的缅怀，伴随着这种缅怀的是一种欲罢不能的极为复杂的情感煎熬。
老伴一直在叨念，电视上天天都在说大连如何如何美，我们却是只看得着够不着，来年退休之后老两口就到儿子那里去住上一段，好好地把大连看个够……但郑天玺却甚少回应，他的心思越来越多地被牵连到遥远的云南边陲，牵连到那片阳光灼热的生长着三叶树的地方……
插图选自《丁绍光西双版纳白描写生集》
责任编辑：朱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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