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燕吉论

    她是落花生的女儿。知道她的人，似乎并不多。这也很正常，因为，她不是明星和大腕，父亲也不是巨商和政要。她大半生里，都过着寻常安静的生活，不显山，不露水，晚年的引人关注，纯粹是因为她的一部作品，因为她的《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其实，此书最初拟定的书名，并不是这个，而是《麻花人生》。“麻花”很形象，很亲切，也含着些幽默和反讽的意味，既准确地隐喻了畸形时代的凶暴本质，揭示了异化力量对人的严重扭曲和伤害，也可见出作者对苦难与坎坷的平静而豁达的态度，正如她在自传的《前言》中所说：“自传取名《麻花人生》，是形容它的被扭曲。国内的同龄人几十年来也未见平坦风顺，只是我的人生被扭得多几圈而已。……麻花虽经扭曲油炸，仍不失可口。人生也被油炸，也如我父亲在他的小说《商人妇》中所说的：‘造作时是苦，希望时是乐。临事时是苦，回想时是乐。’这也是我始终乐观的原因。父亲养育我只有八年，而给我的精神财富，让我享用终身。”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后来的书名《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也很漂亮，很恰惬。当今的出版物中，以《我的父亲某某某》或《我与父亲某某某》命名的，颇为不少，但大多令人不耐。许燕吉之所以用父亲的笔名“落花生”提领书名，是因为，父亲的生命哲学和人生理念，深刻地影响了她，是因为，没有父亲的影响，她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气质的人，就可能照别样的方式生活。她在《前言》中说：“我是许地山的幼女，可惜在他身边的时间太短，但他那质朴的‘落花生精神’已遗传到我的血液中：不羡靓果枝头，甘为土中一颗小花生，尽力作为‘有用的人’，也很充实自信。”所以，就她的自传来讲，凸显自己与父亲的关系，实在太有必要了。许燕吉用了特别强调的语气，写了父亲对自己的爱和教育，写了父亲的作品对自己的影响：“我不记得爸爸对我们有正正经经地说教训话，大概都是通过这些故事、谈话，潜移默化地把他的思想、观念传递给了我们。等我人到中年，有机会读父亲的作品，发现他阐述的人生哲理，我完全能接受，他笔下的人物和我的思想感情也能融通相契。”许燕吉的自传之所以不同凡响，之所以克服许多同类作品常见的自怨自艾的局限，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总是表现出一种“落花生”的精神气质。如此说来，从许地山入手，具体地说，从他的《落花生》切入，就是解读许燕吉的一个有效的路径。

    在现代作家中，仅凭一篇六百余字的短小文章，便使人记忆深刻，便极大地影响了几代少年的生活态度的人，似乎并不多，而许地山，无疑是这不多的作家中的一个。

    中小学语文教材，从来就是彰显时代精神变化的一面镜子，时代变了，镜子以及镜子中的投影，通常也会跟着变。那些斗志激昂、意气风发的课文，虽然曾经雄霸语文教材数十年，到最后却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这实在是势所必至、理固宜然的事情，因为，我们不能老是让孩子读这种空腹高心的假文章，不能总是让孩子学着假文章的样儿，说假话，干假事，做假人。

    然而，无论时代的风气和时尚怎样变化，许地山的《落花生》，总是受欢迎的，至今依然被选入小学的语文课本。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因为，此文的主题是积极的，与“为人民服务”的主流思想，与认同底层社会的“民粹主义”价值观，与甘做“齿轮”和“螺丝钉”的“工具主义”要求，有着内在的契合。然而，这种似是而非的看法，实在太皮相了。

    事实上，《落花生》所表现的，是更为朴实的人生哲学，更为坚实的价值观。落花生固然是实用的，但是，它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功能意义上的实用：它将人生最终的诉求，指向更高的价值领域：

    爹爹说：“花生的用处固然很多；但有一样是很可贵的。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苹果、桃子、石榴，把它们的果实悬在枝上，鲜红嫩绿的颜色，令人一望而发生羡慕的心。它只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你们偶然看见一棵花生瑟缩地长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出它有没有果实，非得等到你接触它才能知道。”

    在这里，作者所宣扬和赞美的，是一种像泥土一样朴实的人生理念，是一种像大地一样谦抑的生活态度。这样的道德主张，似乎极为寻常，“卑之无甚高论”，却实在是伟大的成长理念，是高尚的人生哲学。

    然而，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而是接下来的这段话：

    我们都说：“是的。”母亲也点点头。爹爹接下去说：“所以你们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我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了。”爹爹说：“这是我对于你们的希望。”

    在这段话里，“有用”出现了两次，“伟大”出现了两次，“好看”和“体面”则被当做“伟大”的近义词，各出现了一次。在许地山爹爹的价值认知中，“有用”比“伟大”更重要，因为，“伟大”虽然“好看”、“体面”，但却往往徒有其表，百无一用。在我们这个有着漫长的“颂圣”传统的国度里，被许多人膜拜的“伟大”，凌空蹈虚，渺然云间，缺乏朴实感和有用性，本质上是虚假的和非人性的，大可归入掠夺性的利己主义的价值谱系。

    然而，“落花生”却象征着完全不同的品质和德性。它是有用的，也是谦逊的，本质上是给予的利他主义的，并因此与那种虚假的伟大，构成了反讽性的强烈对照。借助“落花生”这一意象，许地山不仅消解了“伟大”的虚假性，批评了那种力求“体面”和“好看”的虚荣心理，而且，还有助于我们矫正长期以来对“伟大”的迷信和崇拜。

    爹爹的“希望”，给了许地山做人的道德准则，也经由许地山的文章，给了孙辈许燕吉摆脱苦难境遇的勇气。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落花生精神”的支撑，陷入困境甚至绝境的许燕吉，才会如此坚强，如此镇定，如此乐观。在她的业已形成的牢固观念中，人就像“落花生”，本来就在泥土中，或者如《圣经》所言，本来就是泥土，所以，即便被打到，被踩入泥土，也应该平静地面对苦难，应该一如既往地乐观生活。

    2

    许燕吉的《我是落花生的女儿》，是自传，也是“公传”，她记叙个人颠沛流离的经历，也记录了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不幸，记录了国家和民族“世极迍邅”的苦难历程。

    幼年时代，随着父亲的猝死，迫于接踵而来的战争，她在母亲的翼护下，由广东而湖南，而广西，而贵州，而重庆，而南京，一路漂泊，疲于奔命。生活虽然万分艰虞，许燕吉却一天天成长了起来。

    由于受父亲和家庭的影响，许燕吉的思想，相对而言，比较早熟。如果说，通过与父亲的精神传承，许燕吉形成了以“落花生”为象征的生活态度和人生信念，那么，也是通过父亲的影响，她最终形成了自己的超越性的宗教信仰。“我父亲是基督教供他上的燕京大学，所以父亲信洋教”。父亲的宗教信仰，极大地影响了她的内心生活，培养了她的宗教情感。

    还是一个高中学生的时候，许燕吉就与一位信奉唯物主义的政治课老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姓罗的老师说：“宗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许燕吉反驳说：“帝国主义还没有侵略中国时，天主教就传入中国了。”老师说：“天主教是欧美人的宗教，传来迷惑中国人的。”许燕吉反驳说：“马列主义也是从欧洲传来的。”老师说：“你说有鬼有神，你见过吗？”许燕吉反驳说：“你没去过莫斯科，你就不相信它存在吗？”她用自己的有神论的“唯真主义”，来反驳老师的无神论的“唯物主义”，实可谓针锋相对，毫不辟易。

    1950年初，读高三的许燕吉，与几个信奉天主教的同学一起，参加了“追求真理青年会”，具体说来，不过就是定期去教堂，听神父讲讲教理；前后时间，自3月始，到6月止，总共也就两三个月。然而，许燕吉却为自己的信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55年“肃反”，由于有充分的证人证据，证明她无罪，所以，躲过了一劫，但在1958年“反右”时，她却因此被定为“反革命”，判了六年有期徒刑。

    许燕吉的大学生活，是在掀天揭地的政治风浪中度过的。她入学报到的时候，便因为自己“信教”，与接待人员发生了冲突。她严正地告诉质疑者，自己的“宗教信仰”不是“迷信”：“……大教室内各桌的工作人员都放弃了自己的职责，跑过来把我围了一圈，七嘴八舌地向我发表他们的唯物论和反宗教观点。我也不甘示弱地‘舌战群儒’一番，幸而我在三女中已有历练，否则就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吓傻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年轻的教务人员都是从华北大学农学院来的，大概从那第一天起，我就被贴上‘思想反动’的标签了。”这场冲突，只不过是她成年后，在信仰方面，与这个社会开始碰撞的序曲。是的，事情不过刚刚开了个头，更尖锐更严酷的冲突，还在后面。

    对暴力的否定和排斥，是任何一种健全宗教的基本态度。一个具有宗教的悲悯态度的人，通常会对暴力伤害，更为敏感，更难接受。许燕吉大学期间发生的“肃反”运动，就给她的心灵带来极大的震撼。她真切地记录了这场“天下汹汹，人怀危惧”的运动的声势，以及它对所有人的裹挟力。在这样的运动面前，个人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只允许有一种立场，只允许有一种态度：

    那一冬全国开展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卢沟桥边沙坡下是刑场。学校组织同学去看，枪声一响，同学的队伍顿时分成两半，有的超前跑，有的朝后跑。回校后，青年团开会，朝前跑的有没有受表扬不知道，就知道朝后跑的都挨了批评，说是对被镇压的反革命少了阶级仇恨，敌我立场不坚定。幸而那天是个星期日，我进城望弥撒去了，否则没见过枪毙人的我，也不知会往前跑还是往后跑。

    自古以来，我们就有“刑人必于市，与众弃之也”的非人道传统。然而，无论有多少正大庄严的借口，有多少冠冕堂皇的理由，通过不可抗拒的组织行为，强迫人们观看杀人，都是不文明的，因为，这不仅剥夺了别人免于被恐吓的自由，而且，还必然会造成人们鉴赏他人痛苦的病态心理，会导致同情心的麻木和丧失，会使一个社会沦入视生命如草芥、视杀人如儿戏的非理性状态。人们不仅被要求对“敌人”充满仇恨，“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甚至对陷入困境的家人，也不能有丝毫的同情，更不能提供任何帮助和保护，——许燕吉的几位同学，就因对倒了霉的的父母有恻隐之心，而受到了“撤销团内职务和严重警告的处分”。

    最为吊诡且最耐人寻味的，是许燕吉与哥哥一起见到吴晗的一个细节：“吴晗问我们农大运动搞得怎么样，哥哥如实说了说。吴晗说北京城里有的小学生把老师按在板凳上，小孩儿们排着队打老师屁股，说完他哈哈大笑。我也不明白这位曾是教授的副市长笑些什么，还好农大没有打老师，只是让总务科的张科长笔直地站在雪地里。我们去饭厅从他身边过，他低着头我们也低着头。”这个反映着吴晗对暴力伤害的情感态度的细节，给富有同情心的许燕吉以强烈的刺激，也给她留下了极为消极的印象。吴晗，一个“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教授和学者，听了哥哥的“如实”所说的事情——在“反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批得大教授们一个个低头检讨，甚至痛哭流涕。校园里到处是标语、漫画，广播里放的快板、相声也是在揭老教授们的老底，连挖苦带讽刺”——之后，不仅毫无同情的反应，而且，还在讲述小学生打老师细节的时候，对空前野蛮、斯文扫地的暴行，恬不为怪，“哈哈大笑”，这实在令人吃惊了。不过细细一想，也不奇怪，因为，一个知识分子，若无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若无坚定的信仰支撑，是很难抵抗时代风气的侵染与异化的。只有像许燕吉这样的从小便接受宗教情感教育的人，才能感觉到时代生活的诡异与错谬，才能在自己也“噤若寒蝉”的时候，依然努力与恶言恶行保持距离。

    还有，从许燕吉所提供的事象中，我们可以得知，学生斗老师，后生打先生，并非始于六十年代的“文革”，而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其端绪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谓“文革”，其实只不过是漫长的施暴过程中的高潮，只不过是中国社会剧烈震荡和剧烈疼痛的最具典型性的“拉奥孔时刻”。

    3

    宗教性质的爱，意味着对傲慢、自大冲动的克服，意味着平等待人，意味着对他者人格的尊重。爱愿与苦难为邻。最具爱的精神的人，往往也是深切地感受痛苦的人，而能深切感受痛苦的人，也往往是最理解爱的真谛的人。只有从宗教精神的角度，我们才能理解许燕吉的不同寻常的态度和行为。同情和体恤别人的不幸，是许燕吉最经常、最稳定的心情态度。虽然在大学读书期间，许燕吉被迫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终其一生，她都是一个具有宗教情怀的人，都是一个能以爱的态度对待世界和他者的人。

    对许燕吉的生活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反右”。作为一个单纯的有信仰的人，她“傻蛇出洞”，堕入社会预设的陷阱，堕入炼狱一般的悲惨境地。正是这场“阳谋”，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使她陷入平生最严重的苦难境遇。

    1954年，许燕吉大学毕业，分配到了石家庄牛奶场。这年夏天，她结了婚，爱人是同学四年的吴富融。然而，她的幸福生活实在太短了，简直比兔子尾巴还要短。结婚第二天，丈夫就下乡了，未几，她也锒铛入狱了。1955年初，单位搞“审干”，她被当做重点审查对象。到了八月，随着“胡风集团案”的展开，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肃反”。她被打成了“反革命”，被关押了起来，丈夫也被隔离审查了一个多月。

    时间来到了1957，中国知识界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波澜壮阔、罕有其匹的“钓鱼执法”事件。像所有的倒霉的知识分子一样，许燕吉也只是提了一些几乎很难叫意见的意见，就被旧账新账一起算，打成了“反革命”和“右派”的“双皮老虎”。他被开除公职，吊销了户口，失去了工作的权利，失去了在城市生活的资格。她的未足月的孩子胎死腹中。她被捕入狱，丈夫也被迫与她离婚。在监狱里，她吃尽了苦头，也目睹了别的犯人所受的非人待遇，看到了不堪凌辱者的自杀。然而，即便这样，她仍然努力同情和帮助那些像自己一样陷入不幸境地的人。

    饥饿是最可怕的一种苦难境遇，因为，它不仅是一种极难忍受的肉身痛苦，也是一种降低人格尊严的精神煎熬。饥饿本是监狱惩罚犯人的一种手段，但在“三年困难时期”，饥饿则成了一种日常性的痛苦折磨。监狱里的大饥饿，威胁着每一个被关押人员的健康，甚至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在最严重的情况下，监狱里会发生大量饿死人的事件：

    风雪上冻的日子更难熬，正所谓饥寒交迫。那天我走过阅览室，见文宣组姓刘的那个男犯拿了个大缸子正仰面而饮，我便进去问他：“你还渴吗？”他说是家里送来点酱油，兑着喝点儿。我告诉他酱油没什么营养，喝这些水还得排出去，要消耗更大的能量，是负能。他也是个知识分子，能够了解，苦笑着说：“没办法，不喝受不了。喝了能缓解一会儿。”仅过了两天，我再见他，他已躺在小车里，睁着眼张着嘴，还在呼吸，又拉了回来。那一天，五六百人的男兵营就死了14个。后来知道，两千多人的省第二监狱，高峰时一天死了37个。

    苦难呼唤人的生存勇气和乐观精神，也激发人们自我拯救的意志和潜力。面对苦难，许燕吉没有沮丧和颓唐，而是表现出极为难得的镇定和坚强。狱友们情绪低落，“加上饥苦难挨，许多人低头垂泪，或凝神发呆。监舍的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于是，许燕吉便在请示了管教之后，将大家赶到院子里，一起做体操，搞“联欢会”，她想通过这些活动，“把大家的思想朝希望和乐观上引”。在被人问及她如此做的动机的时候，她的不敢说出的“真实的思想”，即“我是怀着一种悲悯之心在同情这些不幸的人”。

    许燕吉详细地叙写了近乎圣女的女教徒孙瑶真的虔诚和执着。我们在她的身上可以看见宗教情感的伟大和圣洁。“自由熏陶她的教义，多年修会的约束，造就出瑶真仁爱宽厚、谨慎谦和、舍己为人的品格，在众多类型的犯人中就凸现出来。她很讲卫生，全身上下总是干净整齐，可是一点儿也不嫌有病的同犯，吐的拉的她都尽心地给擦拭。有个年轻女犯恶习不改，在狱中依然小偷小摸，而且特懒，浑身脏臭，大家都不理她。春节前全体都拆洗被子，就她不动，说她不会，从未干过这事。瑶真就耐心地教她，发现她身上虱子成堆，又打来开水给她烫，烫得大铁盆下面淀了几厘米厚的死虱子。大家都转过脸去，省得恶心，而瑶真还赔着笑脸。女犯中老得不能动的、病得卧床不起的、弱智的、精神不正常的，管教把她们都放在瑶真组里，病危的也让瑶真给送终。不论男犯女犯，凡是患眼疾的都由瑶真给医治，甚至干部也找她看病。医务室的男犯是个反革命，但也是个大流氓，和一个常找他看病的女犯有不轨行为，为此受到加刑处分。审问他时，他说：‘瑶真常来医务室，可她像个圣女似的，一点儿也引不起我的邪念。’”1965年，她被释放了，由于她明确表示不背叛宗教，给她加了个“反革命的身份”。她回到故乡，依然坚持行善，人们都感激她，爱戴她。1967年，“文革”造反派宣布取缔宗教，“凡坚持信仰的都受到残酷迫害。有的被拴上大拇指吊上房梁，有的被捆上两腿，让骡子在铺上煤渣儿的路上拖拉，有的被融化了的沥青烧背，有的被大棒子狠砸‘花岗岩头脑’，仅一个边村就酷刑致死了一位神父和四位教徒。造反派还将一位守贞的女教徒脱去衣服扔进水塘里，说谁要娶她可以捞她回去。所幸瑶真因为有反革命身份，运动初期就捕入了劳教所里。”此后，瑶真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又几次被关进监狱。2005年，瑶真作为天主教徒，安静平和地逝去，享年91岁。许燕吉说：“她是我永远崇敬的人，是我永远怀念的人。”

    在孙瑶真身上，许燕吉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信徒的高尚和伟大。她崇敬孙瑶真，是因为她自己就是一个具有宗教情怀的人；她怀念孙瑶真，是因为她认同那种利他主义的宗教精神。事实上，许燕吉也总是抱着爱的态度，对待别人，总是用怜悯和同情的眼光，看世界，看生活。她自己就是这样一位值得崇敬的人。

    4

    宗教传播的是受苦人的福音。宗教面对那些需要救助的人。一个真正具有宗教情感的人，他的眼睛总是向下的，而不是向上的，也就是说，他不是向权贵阶级唱赞美诗，而是向孤儿唱摇篮曲，向逝者唱安魂曲。彻底的宗教精神就是彻底的底层精神。

    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是近于官的，向来缺乏与权力对抗的独立精神，向来缺乏对底层民众的平等意识。他们习惯于用知识兑换权力，所以，才有“学得百般艺，货与帝王家”的说法；他们的发迹梦的经典表达，就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我们讲了几十年的“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但到头来，却仍然“心存魏阙”，仍然怀着“仰望北斗星”的情结。

    许地山是天主教徒，也是一个彻底的底层主义者。面对底层人，他总是表现出亲和的态度，而不是高人一等的傲慢。受父亲的影响，许燕吉也有很强的底层意识。许燕吉回忆说：“爸爸和劳苦大众没有一点儿隔阂。她带我们坐电气火车去郊游，上了车，爸爸就不见了。妈妈说，他上火车头和司机聊天去了。等我们下车，爸爸才会与我们会合，司机还探出身子来和爸爸挥手告别。端午节看龙船比赛，也是妈妈带着我们，远远看去，爸爸在岸边和船工们在一起。他跟挑担上山来的卖菜婆、卖蛋婆也能聊得开心。有一回中午，妈妈开车去接他，也捎上了我和哥哥。正在车里等着，妈妈叫我们看，爸爸正扶着一位衣衫褴褛的老者从石阶上一步步走下来，那老者一定是向爸爸求帮助的。”

    以底层人的身份，表达对底层人的悲悯，这就是许燕吉身上最突出的情感特征，也是她的这部自传特别闪光的地方。从许燕吉的叙事中，我们所看到的“动荡年代”和“禁锢年代”的中国底层社会的真相和细节，如此丰富，如此真实，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将它看作纯粹意义上的底层文学。

    她对狱友是慈悲的，所以，她倾听她们的叙说，并在自传中记录了她们的故事。善良的尹书金的故事，尤其令人同情，小侄女在门槛上“担着”的细节，简直令人心碎——“农村门槛高，小孩子把肚子压在门槛上，头向下栽着，这样‘担着’可以减轻饥饿的痛苦”。为了活命，母亲把未成年的她嫁给一个30出头的男人。她承受不了婚后的痛苦，杀夫未遂，判了七年，关进监狱才刚刚十七岁。在一个万事艰难的时代，尹书金的不幸命运，绝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而是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的。

    许燕吉还讲述了“阶级斗争”肆虐时代，一个农村精神病家庭的悲惨故事。新乐县的坚固村，有一户姓冯的人家，父亲年轻时得过精神病，受其遗传，他的三个儿子，也全都是疯子。二儿子“文革”期间，听到大喇叭里天天喊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就顺嘴喊了“打倒毛泽东”，于是，被当做“现反”枪毙了，事后，公安部门还找他的父亲老冯头要了五角钱子弹费。二儿子之死，让精神本来就不正常的三儿子彻底疯了，因为写了好几条反动标语，最后，也被枪毙了，“他被枪毙后，又向冯老头儿要了五角钱焚尸的汽油费”。如果说，从动机上看，上海公安部门向林昭的母亲索要五分钱的子弹费，意在实现告知和羞辱的修辞意图，那么，河北新乐县公安部门向处于赤贫状态下的农民索要五角钱的子弹费和五角钱的汽油费，就不再是简单的修辞行为，而是不折不扣的敲诈行为，具有特别令人不齿的道德上的无耻性质。从这样的细节，我们可以看见“文革”时代的褊狭、冷酷，也可以看见某些人至今依然恋恋不舍的蒙昧主义时代的狰狞面目。

    第五部“广阔天地”所写的“不幸的女人”赵昂昂的悲惨故事，也同样催人泪下。在大饥饿的时代，昂昂的故乡甘谷县，饥民遍野，到了饿死人无人收尸的境地。为了活命，虽已结婚却只有20岁的她，逃到了关中，嫁给了许燕吉后来的丈夫、年届40的魏兆庆。一年后，她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前夫汪跃金从妻弟那里，知道了她的踪迹，硬是将她带回甘肃。半年后，赵昂昂趁机又逃回关中，回到了魏兆庆和儿子身边。1964年，随着“阶级斗争”的形势需要，开始施行严酷无情的“遣返政策”。“党的政策”不容抗拒，5月6日，赵昂昂抱着三个月大的女儿，走向扶风县的遣送集中处：“一路上昂昂闭口无言，嘴唇青紫。直到了遣送站，二人分别，再没有开口，也没有流泪。兆庆预感到她活不长了。……赵昂昂是1966年7月，农历五月十四辰时咽气的，可怜才29岁，花样的年华……”许燕吉在讲述赵昂昂故事的时候，情动于中，义见乎词，充满了对这个苦命女性的深切同情。

    对自己的一字不识的农民老伴，对自己的继子，许燕吉同样是慈悲和同情的。她是高级知识分子和著名作家的女儿，是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对于自己的爱情和婚姻，一定有着极为美好的梦想和希望。所以，不敢说许燕吉嫁给一个文盲农民毫无怨尤，但是，她的慈悲，她对他者的感恩，她对弱者的同情，消解了那种自怨自艾的狭隘心理和消极情绪。对一个懂得爱的真谛的人来讲，在个人的爱情之上，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更博大、更丰富的爱。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恐怕很难再找到一个人，像她那样豁达而乐观地对待“下嫁”的命运，也很少有人能像她那样，以平等和体贴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农民丈夫兆庆和继子科科。即便在时来运转的时候，也没有一阔脸就变，嫌弃自己的没有爱情的丈夫，抛弃并非自己亲生的继子，而是将丈夫“农转非”后带到南京，一起生活。看她与自己的农民丈夫的合影，你会有一种特别深刻的印象：无论1971年，“在官村家院内”（第417页），还是1996年“和魏老头儿游句容茅山”（第446页），她都是开怀大笑，而老头儿晚年，克服了跟她合影的矜持，也同样开心地笑着。针对许多人的不解和质疑，许燕吉这样解释自己对丈夫的态度，以及自己与老头子的关系：“我对于婚姻还是严肃的，即使没有爱情，也是一个契约。这个老头子没有做什么伤害我的事情，十年来都和平共处，不能因为我现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提高了，就和平共处不了，就得断绝‘外交’关系。社会地位的高下是当政者予以的，自己还是那个自己，并没有什么可自诩的。再者，老头子已老，没有劳动力了，我有义务养活他。人受教育的程度和出身环境、经济条件及社会进步程度有直接关系，文化程度有高低，但人格是平等的。老头子天赋不低，社会经验比我丰富，我们的道德观念基本一致，在一起生活，互相都没有压力。”

    什么叫高尚？这就叫高尚。什么叫伟大？这就叫伟大。高尚不是作秀，不是为了获得某种外在的认可；伟大不是傲慢和狂妄，不是将自己打扮成芸芸众生的拯救者，动辄抟扶摇羊角而上九天，更不是高高在上、沾沾自喜地享受着别人因为恐惧而献上的香火和颂声。伟大即善良，它意味着虔诚和敬畏，意味着爱和牺牲，主要是指在日常生活的考验情境中所所表现出来的执着而慷慨的利他主义精神。

    乔治·斯坦纳说：“大家公认文学研究传承了十分必要的道德力量。大家公认这是自明的真理：教导和阅读伟大诗人和小说家将不仅丰富品味和风格，而且丰富伦理感觉，培养鉴别力，反对暴行。”许燕吉固然还不是伟大的作家，但是，她的这部自传却的的确确具有丰富我们的“伦理感觉”的力量，也有助于我们的“反对暴行”的意识更加清醒和坚定。

    5

    从美学和文学性的角度看，许燕吉的这部作品，也有着极为不俗的品质和值得珍视的价值。她的叙事细致，生动，敛抑，省净，充分显示了她极为圆熟的写作才能，是如泣如诉的叙事诗，也是引人入胜的小说。

    首先，作者的叙事收放自如，很有节奏感，每一节的长度，都很适度，注意照顾读者在单位时间内的阅读承受力，绝不使读者感到疲劳和厌倦。我注意到，托尔斯泰在写长篇小说的时候，就很替读者考虑，每两三千字就分节停顿，哪怕人物正在说话，他也会中断，宁可让他们在下一节里接着说，也不让读者受累。优秀的作家，都懂得体贴读者，不像现在的一些小说家，为了自己方便，选择了不加引号的间接引语方式，却让读者费劲巴力地辨认哪些话是甲说的，哪些话是乙说的，哪些话是作者自己说的。

    其次，许燕吉的叙述态度从容优雅，语调里始终含着从心灵深处流出的真挚与纯净，毫无“文革”时代的焦躁暴怒的歇斯底里症，也没有现今许多作家的弄巧卖智的做作与矫情。但她也绝不故意遮掩自己的好恶。毋宁说，她的彰善瘅恶的态度，激浊扬清的立场，是昭然可见的。只不过，她的这些立场和态度，是通过镇定的叙述，内敛的幽默，含蓄的反讽，来实现的。对于那个“动荡年代”和“禁锢年代”，她的字里行间，处处体现出一种有教养的愤怒，处处体现出一种更文明的不满。同时，对那些被贫穷、饥饿、绝望、屈辱折磨着的不幸者，她则充满同情，平静的语调下面，是温热的心肠，是真诚的同情。

    第三，毋庸讳言，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像世界上某些地方滥用语言所产生的后果一样，我们“将人类语言的尊严降低到狼嚎的地步”，诸如“反动”、“阴谋”、“野心”、“集团”、“翻案”、“篡夺”、“隐藏”、“掩盖”、“反攻”、“战场”、“诱敌”、“全歼”、“战胜”、“进攻”、“冲锋”、“打击”、“反击”、“阵地”、“队伍”、“火线”、“坚守”、“消灭”、“占领”、“争夺”、“斗争”、“决战”、“粉碎”、“打倒”、“坚决”、“坚定”、“坚持”、“有志气”、“大无畏”、“反潮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何其毒也”、“居心叵测”、“狼子野心”、“势如破竹”、“摧枯拉朽”、“天翻地覆”、“空前绝后”、“史无前例”、“开创纪元”、“开天辟地”、“气贯长虹”、“一×就×”、“只要……就能……”、“没有……就没有……”等语言，颟顸，粗野，任性，傲慢，强词夺理，胡搅蛮缠，充满强烈的暴力色彩和攻击性，严重地污染了我们的语言环境，对几代人的思维能力和对话能力，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其流风余韵，至今犹存，挥之不去。

    许燕吉的这部作品，脱尽了凶暴时代的戾气，娓娓道来，其言蔼如也，其仪俨如也。她的语言温良淳厚，体现着成熟的个人风格。朴实是其突出特点，但这朴实不是粗糙和苍白，而是给人一种近之如春的亲切感。这是一种可信而又可爱的语言。

    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讲，许燕吉的作品具有积极的示范性。它告诉我们，好的文学是懂得尊重读者的文学，是有教养的文学，是朴实的文学，是能给人希望感和力量感的文学。它就像落花生一样，是朴素的，是有用的；它像暗夜里的一盏灯，——“我的朋友，且等一等，待我为你点着灯，才走。”

    是的，许燕吉的这部自传，就是这样一颗带着泥土气息的落花生，就是这样一盏能给人照亮夜路的灯火。

    2014年3月2日，北新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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