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骚土》的“文革”叙事与反讽精神

    人从降生的那一刻起，就有气运和机遇上的等差，就像古人曾经感叹的那样，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或拂帘幌而坠于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而落于粪溷之侧，其间的幸与不幸，实在是天差地远的。

    像人一样，每一部作品也都各有自己的命运。有的作品因缘凑泊，在合适的时候，以恰当的方式出版，有的则“遭时不辰”，完成于错误的时候，并以不恰当的方式出版，——要么被删得面目全非，要么被改得一塌糊涂。老村的《骚土》，似乎就属于后一类。

    1993年，在“长篇小说”出版火爆异常的热潮中，老村的《骚土》，在多次与体制内出版社交涉无果的情况下，交给出版商“操作出版”，结果“污秽的封面和删节使《骚土》陷入不堪之境。作者看过样书，跪倒在地痛哭失声”。就初次出版的境遇来看，《骚土》可谓是一部不幸的小说。幸运的是，在后来的多次再版中，老村终于有机会不断修改，为自己和自己的作品，一涤其污，一洗其冤，一雪其耻。

    出版二十年来，《骚土》虽然也得到一些学者和批评家的高度评价，但是，它所受到的误读和误解，似乎更多更严重。许多年前，一位老作家曾对老村的《骚土》大加指责。面对这样的“求全之毁”，敏感自尊、厚道老实的老村，并没有反唇相讥，恶语相加。他选择了沉默和退避。他知道自己写了什么。他对自己的作品充满信心。他说：“我知道真正版本的《骚土》是什么样子，我没有必要和别人争执。”

    其实，《骚土》更内在的主题和主体性的叙事内容，根本不是写什么“乡野风情”，不是写什么“男欢女爱”，而是苦难与不幸、混乱与毁灭。谈及自己从事写作的缘起，老村说过这样一段话：“从根子上说，我的写作缘起于对人生苦难的觉悟，缘起于我对贫瘠如天罚的黄土地，对苦难无边的父老乡亲无比悲悯的情感。这情感时刻潮动于我的心灵深处，充盈于我的眼眶中，成为我由最初的探索学习以及后来写作的最根本的动力。”

    《骚土》也是一部“粘血带泪”的、关乎“尊严”的作品。它写乡土中国的封闭和愚昧，写“文革”的“瞎折腾”，写“上层”的权力斗争，如何侵入“下层”社会，如何极大地改变了“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改变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意识和行为。就此而言，《骚土》乃是在反思“文革”方面别具慧眼、独具价值的叙事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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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积淀并形成了一个“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二元并存的稳定结构。在这个结构里，上层的“权力社会”与底层的“民间社会”，保持着相对疏离的甚至相安无事的关系，当政者大多本着“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论语·雍也》）的原则，使民以时，轻约薄赋，不劳民，不伤财。在这种粗放型的农业社会里，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只要完成的那些“天经地义”的“义务”，——只要在收获的季节按时缴纳“皇粮”，只要适龄的时候按规定服兵役，他们便可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便可体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的自由，便可享受“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逍遥。除了在社会动乱和战争状态下，底层社会的生活，一般较少无端地受到严重的干扰。在某些特殊的时期，他们甚至可以逃入深山避乱，以远祸全身。陶渊明在《桃花源诗》中这样写道：“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馀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这里的描写固然多有理想化的色彩，但现实中也不乏这样的事实。

    然而，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年代，天崩地解，倒转乾坤，中国社会的固有结构，被彻底地改变了。按照新的“乌托邦”社会理念，全社会“都鄙有章”地实现了绝对的一体化。上层的“权力社会”与下层的“民间社会”，被按照一个单一的模式整一化了。下层社会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和不受侵扰的生活格局，都被打碎了，都因为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而一去不复返了。在新的制度模式下，农民不仅失去了选择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自由，而且还必须按照新的意识形态要求，改变了自己的道德观念、交往方式与关系模式。他们被改造成了“新人”，一种失去了稳定的文化基础和文化传统的“新人”。老村的《骚土》从1966年写起，其着眼点和着力处，便在细致呈现中国农村社会的“下层结构”，如何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期间，被外来的“上层结构”彻底改变的过程，便在细致呈现由“底层文化”传统陶塑的“旧人”，如何被改造成了与“旧文化”彻底“决裂”的“新人”。

    在《骚土》里，一开始，鄢崮村就闯入了一个“外来者”，一个被称为“季工作组”的人。见多识广的庞二臭告诉惶惧而好奇的村里人，全国到处都在抓“反革命”，而他们这个地处僻远的村子里也出了“反革命”：“贫下中农社员同志们，不是我庞二臭瞎喷，现在全国形势非常紧张，北京，毛主席身边出了反革命。这次县上农机站的季站长，亲自到咱鄢崮村来，而且还带着毛主席亲自写给他的一封公函，要抓咱村的反革命哩。”村民郑栓摇晃着头，只是不信，说：“啥？咱村？人家反革命到咱村来？到咱村喝西北风哩！”二臭道：“你敢不信？狗日的郑栓你敢不信？反革命就是你！我看你信也不信！”二臭说着揪住了郑栓耳朵，提溜出人群。郑栓疼得直咧嘴，哎哎地叫着，要庞二臭赶紧松手。然而，无论有没有“反革命”，县里抓“反革命”的“工作组”还是来了，而鄢崮村的“旧的”、“落后的”生活，也将成为历史了。

    季工作组一来，就迅速展开工作。“季工作组在大队部里，当天就召集了干部民兵动员大会，非常严密地做了布置。其后又是乌烟瘴气有黑没明地开了三天三夜的会议，最后又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先在资产阶级占领了的学校里头找出人选。你猜此人是谁？说来倒也平常，在鄢崮村小学里，通满不足三百来人的圈子里，最像化装成牛鬼蛇神的反革命，莫过于杨文彰了。”杨文彰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农民，而是农民中的“知识分子”，是鄢崮村小学的老师。而文化“整一化”运动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先“批倒”、“搞臭”农村里最有知识的人：

    动手抓杨文彰是一日凌晨。学生娃娃从家里出来，但见灰忽忽的马路两边，贴着许多标语。上操时感觉也不同往日，首先是那黑脸校长没有出来督阵。体育老师也不说正经喊操，偶尔叫一声，也似从石头缝里蹩出来的，生狰冷倔，任由着学生绕圈。跑了几圈，下来说是拉开架势做广播体操，只见学生们轰声乱了。回头一看，原来是民兵连长吕青山带着几个如狼似虎的壮汉，手持钢枪，冲进校门。说起来也不知是那年那月那个朝代，谁狗日的兴下的规矩，遇事便拿读书人开刀。杨文彰老师起初还在那里装模作样的扭腰摆胯，活动筋骨。人群大乱之时，他还伸着脖子去看热闹。正觉好奇，只见吕青山指他一下。他以为咋的，仰面一笑。几个壮汉走了上来，啪啪几个巴掌，打得他口鼻喷血，跌倒在地，几番想硬撑着站起来，都被民兵镇压下去。这真是所谓的英雄气短。只可怜他一个风流才子，没来得及表演出才子风骨，便被人家连推带搡，押出了校门。经这一闹，学生们一时三刻竟不能安生。这时候，黑脸校长黑着脸子从校长室里探出头来，将学生又拢在一起，宣布了县上停课闹革命的指示。

    季工作组在批斗杨文彰的会上，这样讲道：“广大贫下中农社员同志们，贫农社员贺根斗的发言，说得何等好啊！请大家认真地思考和领会他的发言。他的这个发言，是在给大家讲着一个道理：地主阶级虽然被我们打倒了，但现在又有一批人，在干地主阶级所不能干的事，继续欺压我们贫下中农。我们大家眼前立的这个反动分子杨文彰，就是这号货色……”通过对“上层话语”的鹦鹉学舌的模仿和宣传，季工作组完成了对鄢崮村的“下层社会”的政治动员。从此后，鄢崮村就不再是那个自然意义上的村落了，而是中国的规约性极强的“整一化”结构中的有机构成部分，是无数中国农村生活样态的极具典型性的样本。农村的生活完全被“政治化”了。人们彼此相逢，不是像陶靖节诗中所赞美的那样“相见无杂言 但话桑麻长”，而是大讲与自己的生活本来完全不相干的“杂言”：

    自从季工作组来了之后，村里头热闹了起来，干橛风冻的黄土坡上，似乎比往年也暖和了许多。这些日子，是人都不再闲着。田里回来吃罢晚饭，男人们一个个窜到照壁前，互通消息，议论朝政。女人们也不说在家纺纱织布了，只怕晚人一步，争先恐后地跑到大槐树底下，竖着耳朵瞪大眼睛，探听对面照壁下的男人们咋说。论起来毛主席是咱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能人，原因就在这里，的确是最会揣摸民众心思不过。他大概也看到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甚是无聊，于是便想到要给大家解一解闷，去一去闲。所以他果断地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种异化的“政治生活”导致的后果，就是人们心性的败坏，就是假话的盛行：“‘文化大革命’以来，咋不咋都摸到了一点底细，人人都学会了架着他人说话，实际也就是胡蒙。胡蒙二字看似简单，其实学会了威力无比。其时所谓的意识形态，大多是靠胡蒙出来的。但说到底，群众还是蒙不过领导，下级还是蒙不过上级。几个月来的革命，学校的老师，有的吃了苦头，有的尝了甜头，有的在其间成了冤家对头。但是，大家比已往都有所自觉，主动靠近领导的心思都有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正派社会”，而“正派社会”赖以存在的的基础则是能为人们提供“是非标准”的“公共生活中的道德习俗”。然而，在鄢崮村，“公共社会中的习俗道德”就这样解体和崩溃了，而“‘在没有道德习俗的社会中，是不可能有称得上好的生活的’。这样的社会也不可能是一个正派社会”。

    在季工作组的眼里，农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劳动，不是任何别的关乎“民生”的事情，而是“学习”。判断一个农村干部是否合格，是否让人“放心”，其“标准”就是看他肚子里有没有“政治”和“政策”：

    季工作组问：“人民内部矛盾，毛主席咋说？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吕连长回答不上来。季工作组着急地坐起来，生气地说：“你这个连长，水平根本不成嘛，你不学习，不懂装懂。村子里一天只见你端着枪，连跑带喊叫。一问你问题，天字号的大笨熊，是啥不晓得；你说你，合乎一个民兵干部的标准吗？”吕连长头点的像鸡啄米，说：“就是就是。”季工作组道：“光说就是不成，肚子里没有政策，头脑里没有毛泽东思想武装，迟早要犯错误的。”叶支书忙打住说：“季站长，我们都学习不够，日后你还得多引导，多给我们讲解。”季工作组十分焦躁地说：“讲解，讲解什么？自己不说抽空拿上书本学习，光靠别人讲解怎么能成？做为一个民兵连长不注重学习，让党怎么放心？让毛主席怎么放心？”叶支书道：“这不全怪吕连长，也是我抓得不够紧。”季工作组挥手打住，说：“罢了！互相包庇！”不再说话，眼睛一翻，倒头睡下。二人这才出了窑门。

    在农村的“下层文化”结构里，有一些属于自己的“亚文化”，例如“叫魂”、“驱邪”、“祈福”、“巫祝”等，虽然并不怎么“科学”，但是，对于农村社会来讲，它自古以来便发挥着一种安慰、警示和劝导的作用。然而，这种无伤大雅的“乡村亚文化”，与凡事皆讲求“科学”的“上层文化”格格不入，因此被当做摧陷廓清的打击对象。季工作组斗争张法师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和毛主席党中央唱对台戏”的“坏人”。

    “文革”对中国“下层结构”的破坏，尤其突出体现在对农村的道德基础的瓦解，对农村的维持底层社会“公序良俗”的“支柱性人物”的打击。在农村社会，总有一些急公好义、深孚众望的人物，在关键的时候，挺身而出，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在鄢崮村，邓连山就扮演着这样的社会角色：“邓连山也是虎虎势势的一条大汉，虽说是地主，但为人却敦厚，极讲诚信。接济穷困，也不图他人回报。全然凭着几十年的苦力和节俭，挣下了一份家业。更何况那年月黄龙山里的刀客经常下来骚扰村民。抢粮米，奸妻女，无恶不作。那邓连山掂着一杆丈二铣枪，一马当先，像条大雄狗，守护着村子的安宁，留下了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那也是他这族人声名显赫的时侯。只是待到后来解放，时运不济，被政府判刑，再遇上有柱这样的不肖之子，收拾不住婆娘，以至于祸起萧墙，东窗事发，这家人一天天地败落了。……传说一年秋天，村里最漂亮的女子秋菱，在东埝地里收谷，被黄龙山的刀客遇着，抢到山寨子里，可怜一十八岁的黄花闺女，被那贼人几番轮奸。后来山上刀客捎话下来，要主人带上二百块银元上去领人。秋菱父母急得团团传，正在手足无措之时，邓连生挺身而出，提一包袱铧头，背着铣枪，独自进了黄龙寨。叩响山门之后，声言一手交人一手交钱。墙头上的刀客头目知道邓连山不是等闲之辈，恐怕有诈，断然不许。说是先将钱扔上去，点清再说放人。两个对头争执一天一夜。邓连山一天一夜没有合眼，没有动势，端着铣枪，立在山门底下等侯。临后，还是刀客那边让了步，将秋菱抬出山门。邓连山先把秋菱夹在腋下，扔了包袱上去，刀客头目打开一看，竟是一包生铁。发觉上当，慌忙调集匪人追赶。这邓连山一手挟着秋菱一手挥动铣枪。刀客二三十人，虽说是疯狂乱扑，但竟也近他不得分寸。边打边退，极其英武。”

    然而，新的“整一型文化结构”里，不再有这种乡间“支柱性人物”的生存空间。邓连山的财产被剥夺充公了，他的貌美如花的儿媳郑芙能，被迫改嫁，给收购站的法堂“做了婆娘”，而他则成了毫无尊严感的“贱民”。他在监狱里蹲了十几年。为了生存，他迎合时代潮流，通过二年零四个月的不眠之夜，将《毛选》四卷背得滚瓜烂熟。然而，就像阿Q没有“革命”的资格一样，邓连山也没有背诵“毛主席语录”资格。叶支书警告他说：“‘看来监狱这些年你真还没白蹲，你老狗日的还是口口声声的毛主席语录念个不停。今日个给你说下，朝后不准你再随随便便念毛主席语录了。再念到自家窑里念去，但再见你在公众场合念毛主席语录，甭嫌我下手狠，或者给你再加上一顶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帽子，弄不好再去监狱蹲上几年。’邓连山听这话，应道：‘我晓得。’叶支书说：‘晓得就好，你可以回了。日后有事，随通知随到！’邓连山手捂伤口敬不成礼，但是来个立正动作，大声答‘是。’立即碎步紧跑出门。”他暴打了要为自己“报仇”的孙子雷娃，并且教导孙子要“抓紧学习毛选”，要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不是我说，三十年后，学习老三篇背诵老三篇还是人们的头等大事，毛主席的像，还得挂在窑门前头，你信也不信？你不信我信。这你日后自会晓得。”他做吕连长的打手，毫无心理障碍地服从指令，用从监狱学来的方法捆绑自己的儿子。从此，他逢人便低三下四、一脸谄笑。一个“不正派的社会”的特出特点，就是随意用各种方式羞辱人，“许多羞辱人的做法不仅长期实行，有的甚至被冠冕堂皇地赞誉为社会和政治美德”。正是通过粗俗野蛮的花样翻新的“羞辱”，乡村社会的道德习俗和“支柱性人物”，都被彻底地摧毁了。

    2

    虽然，在当今之世，称赞一个人淳朴、善良，简直意味着极大的不敬，但是，我还是要说，老村是一个心地极其善良的人，是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很少见到的单纯可爱的人。他很温和，也很幽默。他笑起来像孩子一样开心，由不得你也跟着他一同高兴起来。然而，他对是非，却有着清醒的认知和明确的判断。他在听人说话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和善的眼睛里，流露出调皮的笑意，似乎在告诉对方：嘿嘿，别想蒙我，我晓得你想啥哩。他的小说里，也是充满笑意和幽默感的。在平静的幽默里，他举重若轻，一下子就将内里的本质，彰显了出来，一览无遗地摆在你面前。在长篇小说《骚土》里，幽默不是停留在博人一笑的低级水平，而是被升华为深刻的反讽，升华为对病态的生活事象的充满正义感的嘲弄。

    讽刺意味着清醒的认知能力，意味着深刻的洞察力，意味着勇敢的批判激情。因此，任何时候，讽刺都是一种很高级的美学品质和文学精神。一切伟大的文学，多多少少，都具有一个反讽的精神空间。一个时代的文学精神是否健全，文学成就是否辉煌，一个重要的标识，就是看它的讽刺文学是否发达。

    在《骚土》里，老村努力从多种中国文学样式中吸纳反讽经验。老村的写作理念与文体意识是自觉的。他说他“决意用我们民族的所有叙述技巧来写《骚土》”。他试图将古雅的汉语与俚俗的方言土语，融为一炉，以期写出真正的“汉语小说”和“中国小说”。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尤其值得珍惜和肯定。在当代的陕西作家中，很少见到谁对陕西的方言土语的熟悉和运用，达到如此努力和自觉的程度。老村激活并使用了那么多的“土话”，而且用得那样自然，那样恰当，那样巧妙，——小说《骚土》简直可以被当做灵活应用陕西尤其是关中的方言土语的典范。从民间的俚俗话语，到古雅的书面话语，从元代的散曲，到秦腔的戏文，他都有吸纳和借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反讽文体。他借助“戏文”，骂那些“不义的朋友”：

    想一想你往昔嚣张气焰，把他人踏脚底任意作践；

    用得着你爷时仰头悦面，回转身又把那恩抛九天。

    只说你今日里饮风露餐，黄梁梦做得是难敌饥寒；

    求着爷叫着爷万般皆好，过得河又把爷搁在岸边。

    说你是陈世美你不情愿，只允爷唤你是救星当前；

    想一想你救爷救在何处，为何爷至今仍穷困可怜？

    从这段戏文里，我们可以看到老村拟写“戏文”的不俗才华，也可以看到痛快淋漓的反讽，可以看见他对时风和世相的尖锐批判。

    在“文革”期间，《毛主席语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是不容怀疑和亵渎的圣物，普天之下与率土之滨的中国人，不仅必须天天学、天天背，而且要努力“活学活用”，要“立竿见影”。在《骚土》里，“季工作组带了县上刚发的红宝书到富堂家吃饭，热炕上一坐，让富堂家的一个男娃一个女娃好生稀奇，争着抢着看那红宝书。季工作组慷慨地递给他俩，说：‘甭弄坏了。’任由两个娃争抢。富堂也伸手试脚，凑上去看，诧异地问：‘这是啥？’季工作组郑重地说：‘是毛主席语录。日后我们无论做啥事，都得靠它了。上面写得周全，天上地下无不包揽，啥都说到了。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富堂若有所悟，说男娃：‘扁扁丢手，给你叔放下，那也不是你碎娃的耍货，弄脏了该咋？’富堂婆娘在那边正冒着热气的灶火下面听说，也忙走过来，看着扁扁在油灯下手拿的语录，说：‘啊呀，值贵的很，扁扁甭占住，叫姜姜念念写的啥。’那叫姜姜的女娃如何抢得到手里，临了还是季工作组要了回去，并当场打了开来，大声读到：‘你们听，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念罢指点给富堂说：‘你看，毛主席说得话多么在理，只没说把咱这人间社会，男男女女鸡毛蒜皮的所有道理，都一律摸得通通透透。你看，伟大不伟大？’富堂虽然懵懵懂懂，却连连点头。”作者通过戏剧化的场景呈现手法，通过对人物的动作和话语的描写，揭示了“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的病态和畸形，揭示了在“个人崇拜”氛围里人们的心理的幼稚和行为的可笑。

    在“个人崇拜”甚嚣尘上的时代，毛泽东的著作被比作“永远放光芒”的圣物，被当做不可须臾离开的“武器”和“精神食粮”。然而，在《骚土》里，鄢崮村的一群正在学习《毛选》的人，却突然抛下手中的“红宝书”，去追赶并殴打一个“马大的汉子”。原来，快到春天的时候，“村中家户，十之八九没有糊口的粮食，饿得急了便纷纷出门寻辙。这仇老汉，今年第一个拉起了要饭的家伙，望着北岸深山里走去，路过周家峁，见村中一老妇在村头碾米。心想上去讨把谷糠，也算此行不虚。想着想着，便已走近碾子，可巧这时碾道一旁的院墙里头有人厉声呼唤，老妇答应着慌忙踅了进去。仇老汉看着那碾盘上黄澄澄的米粒，浮想联翩。那拉碾的驴儿一圈圈地转着，仇老汉痴木怜怜立着，一边看一边想，一边等着那老妇速速回来。这等那等，不见来人，少不得自个儿上手，帮着人家，将碹到边沿上的米扫进去。扫着扫着，不觉起了贼心。把人家未舂净的谷米，连糠一起，一捧捧地往自个儿的布袋里撮。这一日也合该老汉出事，没撮几把，那老妇走出来，一眼瞥见，抢天呼地的喊叫起来。院墙那边一大帮人听见吆喝，赶将过来，听那老妇比划了清楚，抬头看见山坡上边，仇老汉一人背着捎马布袋，仓慌逃窜。这帮人原也是正在学习《毛选》，不过到这节骨眼上，《毛选》也不见得有谷米金贵了。一帮人脚不点地地追，仇老汉兔子一般地跑，直让人家追了六七里的路程，方才赶上。”通过这样的事象，作者以幽默的喜剧方式，解构了“个人崇拜”的神话，并彰显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在具体的肉体饥饿面前，只有真正的粮食才能让人为它不顾一切，而空洞抽象的虚言妄语，则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文革”是一个很不安静的时代，也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鼓励人们干出“惊天动地”的“伟业”的时代。成为人人羡慕的“英雄”，这是很长时期尤其是“文革”期间许多人的“凌云壮志”。很多人为此丧失了正常人的心理和情感，活在虚无缥缈的梦幻世界里。季工作组就做了这样一个美妙的“白日梦”。他梦见了漂亮女人挑逗他，他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以拒绝，说着“像电影里的志愿军战士一样，挥了下手，踏上田埂，头也不回，雄纠纠气昂昂地向前走去。走着走着，他发现自己到了县农机站东墙外的麦子地里，而且听到有人在麦地深处说话。他摸索上去，竖起耳朵听，原来是杨文彰竟和农机站里的技术员老黄勾结一起。两人正在密谋炸毁农机站，破坏今年三夏工作。说时迟那快，炸药包的捻子已经点燃，哧哧直冒火星。那老黄抱着炸药包，欲扔到墙那边。他不能眼看着国家财产受损失。一个箭步冲上去，拦住老黄，夺过炸药包，像黄继光董存瑞那样勇猛无畏，冲到几十米开外的空地上。等了半日，等那炸药包快要响了，高喊一声：‘共产党万岁！’他倒下去了，用干瘦的胸膛，遮住炸药包的烈焰和气浪，人民的生命和国家的财产，免受了一场重大损失。……说也奇，他梦见自己死了。躺在县农机站的会议厅的长桌上，许多人流了泪，甚至他自己也悄悄地流了泪。有人在一旁说：‘季世虎同志光荣的牺牲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接着又梦见毛主席就坐在会议桌的对面，神色严峻地向大家讲话。毛主席说：‘我们无数的先烈，就这样光荣的牺牲了，为此，我们已经开过无数个这样的会了。但是，在你们县开这样的会还是第一次。你们县，在全国名声很小，但因为有了季世虎这样的英雄，我知道了你们，人民知道了你们。’……毛主席的话，句句说到了他的心坎上。他不知什么时候立起来，止不住地痛哭起来，边哭边高声呼喊：‘敬爱的毛主席，你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主席一听这话，面上便露出喜欢，用温暖的大手拨拉着他的脑袋。他呢，竟为自己的脑袋形状太怪而深感内疚。但人家没在乎，微笑着说：‘季世虎同志，你的工作很努力，干得很好啊，很光荣啊！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士而自豪！’他弯着腰颤抖着说：‘我出身贫农家庭，是党培养了我，人民培养了我。’说完，泣不成声，哭得好不惜惶。哭着哭着，醒了过来。”这样的反讽，将异常时代中国人在畸形时代的扭曲的生活状况，深刻地揭示了出来，读来既令人忍不住发笑，又让人觉得悲哀。

    《骚土》中最令人震惊的反讽，是对一次近乎游戏的“造反”事件的精彩叙写。由于主流意识形态总是宣传农民“造反”的合法性与先进性，所以，鄢崮村的一帮青年，就按照这样的“教导”，按照《水浒》里的套路，想象着做“梁山好汉”的快意和潇洒，照猫画虎地谋划着举起“结义为仁”的旗帜造反的事情。他们陶醉于“替天行道”的“光荣与梦想”而不能自拔。他们用《水浒》中英雄人物的眼光看世界，试图在自己身边的现实生活中，找到十恶不赦的坏人。一个叫大害的小伙子，读《水浒》读得入了迷，“当读到林冲被高衙内一班奸人三番五次的加害，自个儿也觉得不正常了。大雪地里，立在村头，茫茫然昏昏然，用古怪的眼神，注视着来往行人。……栓娃早晌无事，掂枪去大队部执勤，迎头碰上大害，说了句：‘你熊冻屁慌慌的，立在这里做啥哩？’大害两眼一瞪，大喝：‘站住！’栓娃一惊，问咋。大害道：‘今日单要看看你这个陆虞侯欺压好人？’说着也不管栓娃防没防顾，啪啦就是一耳巴子扇到脸上。栓娃不敢辩论，拾起枪连忙逃脱。进大队部门，看吕连长季工作组一班领导都在，三句话没说完呜呜哭开了。”大害从此领着十几个“结义”的兄弟，找个僻静无人处舞枪弄棒，动辄模仿《水浒》中人物，以“洒家”自称，还按照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做法，“将鄢崮村有或没有的驴头马脑一行一百单八人，都一一列了进去。排过之后，自觉得有些人选甚不成熟，比如说王朝奉，算他是小旋风，但那小旋风柴进是何等之人？且不说拳脚武艺，就人家那仗义疏财，三番五次的救助水浒好汉这一条，与他也差个天上地下；又比如那丢儿，生来即一副莺哥儿的脑瓜，浑说浑学还可以，将他当作智多星，岂不是高抬了他？封那大义封为陆军都头，也倒有些道理，原因是他曾多多少少从人家张铁腿学了一点武艺；说歪鸡是水军都头，不免有些牵强。歪鸡说起他凫水如何如何好，充其量也只是在村南那亩半大的涝池里头打滚，将来真的揭杆造反，背叛朝庭，遇着大江大河，那歪鸡岂不是喂鳖的材料？大害写的时候，起初满觉是意气盎然，神情悲壮，心想第二日便要宣布。第二日晨起一看，自个儿倒逗笑了。塞在枕头下，不再与人论说。”不幸的是，他的这个写有名单的本儿，落到了季工作组一班人马的手里。“过了几日，大天白日里头，县上公安局与‘红造司’大队人马一齐出动，荷枪实弹，把鄢崮村包围了个严严实实，照着大害编排的名单，将那有名有姓的二三十人，论个儿一一绑了。装了一大卡车，运上走了。鄢崮村这些几辈子没坐过汽车的土鳖，跟上大害开了个洋荤，坐上了汽车。以后说起这一条，倒都念是大害的功劳。”他们被当做“反革命集团”挖出来逮捕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大害独自坐在县监狱的黑房子里，竟稀里糊涂任啥不晓。夜里做梦，只见大义歪鸡一班弟兄，率领了梁山造反的好汉，过来劫牢，将他救了出去。醒来过后，一个人哈哈大笑，笑过之后，竟又落泪。”公审，然后，枪毙，——这是大害从一开始就注定在劫难逃的命运。

    其实，大害的“造反”，与阿Q的“革命”一样，都是具有喜剧色彩的滑稽行为；而他们的死，也具有同样的性质——一样死得莫名其妙，一样折射着时代生活的荒诞和畸形。像阿Q一样，大害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的“造反”有多么严重的性质。他只是模仿主流意识形态提供的样板闹着玩罢了。然而，在一个不好玩的时代，这样的近乎孩子游戏式的“胡闹”，也是不允许的，也是会惹来杀身之祸的。大害就这样做了自己时代的阿Q。老村通过反讽的叙事，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纯属闹剧的故事，给我们塑造了一个令人笑不出来的悲剧形象。

    3

    既然人世间不存在无可挑剔的经典，既然任何作家都有承担被质疑的义务，那么，接下来，就来谈《骚土》的问题和不足。

    在这部不同凡响的小说作品里，老村试图用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经验来组织情节和展开叙事。然而，在最初的版本里，直到2004年的“足本”，他所选择的“章回体”，都显得呆板、僵硬，不够自然。在后来的修订本里，他终于抛弃了在形式上“复古”的策略。他自始至终都兴味十足地以说书人的形式介入叙事，甚至用自创的近乎“散曲”的“唱词”，对人物的心理和生活事象进行评价，——这些“唱词”有的精彩，有的则显得很勉强，甚至很多余，破坏了小说叙事的连贯性和整体感。

    书名做为小说修辞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往往传达着作者对小说的主题和精神的理解。一部伟大的小说，必有一个很漂亮、很有诗意的名字。然而，在我看来，《骚土》这个书名，就起得不十分高明。加“骚”于“土”之上，不仅很难说是一个恰惬的搭配，而且很容易引起误解。“骚”字语意复杂，至少有这样三个义项：一个是“风骚”，一个是“骚乱”，一个是“骚意”；第一义项一般用于口语，用来指涉一种轻浮而俗气的举止和行为，例如“骚情”、“骚货”；第二个义项常常不能单字表达，而是与“乱”字形成固定表达；第三义项则属于诗学领域中书面语，用来表达命途多舛、郁郁不得志的诗人（所谓“骚人”）不同寻常的“愁苦”和“怨愤”，其渊源可以远溯到屈子的《离骚》。但是，在《骚土》的叙述语言中，老村却只涉及到了第一个义项，而没有阐释第二和第三义项，从而未能对读者的理解和判断，提供充分的信息和有效的线索。

    在数十年的时间里，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恣意妄为的时代，一个凡事皆逾矩失度的时代，一个做起事情来不留余地、不计后果的时代。“简单化”和“极端化”成了我们时代最为突出的性格特点。这样的时代性格极大地影响了我们时代的文学想象和文学叙事。然而，对于小说家来讲，没有什么比内在的节制更重要的了。小说家在描写的时候，一定要有良好的审美能力和分寸感，既不过分渲染，故作惊人之语，也不故意吞吞吐吐，遮遮掩掩，叫人不知所云，不得要领。然而，有的时候，《骚土》的一些描写，就缺乏美感和分寸感。

    例如，“法堂看着白净丰腴的女人身子，只觉像是他刮净的肥猪，搁在肉案之上，任他剖胸卸件地摆置。这两人，你是那撂荒不播的凹地，他是那久旱乏雨的禾株，适逢佳媾，甚是相得益欢。一张小床倒蹋半块，两副身板汗湿一双。”这样的描写，是不是显得简单了一些？是不是有些缺乏对人物的尊重？

    又如：“季工作组一听根盈是找生产队的马驹去了，也不再追究他。披了大氅随根盈去桂香的家吃派饭。一进门，只见一窑的破烂，炕上连席子都没有得铺，灰麻古董，脏的不成。接着端上来的竟是一碗稀水糊汤和一盘烂咸箩卜，别无它物。正吃着，炕上碎娃拉了一泡黄稀。桂香妈使唤狗来上炕去舔。狗上炕，抡起舌头，啪哒啪哒吃得比人还有滋味。看着那狗，季工作组差点呕将出来。但他毕竟是受过军队正规训练，知道遇到这事该如何处置。埋头强咽下一碗糊汤，搁下碗便说饱了。根盈却无所谓，连吃了两大碗，让季工作组肢捱捱等候他，没有一点儿礼貌。回到大队部，季工作组盘腿坐在热炕上，学起毛主席语录。”这里所描写的事象，有一点自然意义上的真实感，但是，根本上讲，对塑造人物，并无太大的意义和作用，反倒从心理和生理上，都引起读者极为不快的消极反应。

    《骚土》在叙事结构和人物塑造上，也存在一些偏差和失误。由于反讽性是这部小说的基本性质，而指向生活背面和人性幽暗面的批判和讽刺，便成了作者叙事的基本姿态。尽管老村大部分时候，都能将自己的反讽维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有的时候，他对人物身上的近乎自然状态的心理和行为，对生活和人性的幽暗面，表现得太多了一点。就整体来看，在《骚土》所写的混乱和癫狂的时代，人们受外部力量的控制和摆布，其意识和行为的确具有极强的不自觉性，常常处于一种混沌、盲目的状态。但是，尽管如此，小说家却不可以忽略人物内心深处的哪怕如芥豆之微的光明，不可以忽略那没有被邪恶彻底毁灭的善的因子。

    例如，在小说中，一个叫哑哑的女孩，本来可以成为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可以用她来象征那个时代人们的无奈和无助、悲哀和不幸。但是，对这一点，作者显然缺乏更加明确的认识。作者写到了哑哑的不幸，也写到了她的单纯和善良：“你说哑哑这女子，自生下来便被鄢崮村人看做是动物一般，统势没感觉过做人的滋味。也不是说她能感觉到什么，哑哑感觉痛苦方面，是块愚顽的木头，这方面鄢崮村谁也不如她！这不在于她如何卖力干活，场间地头像一个小子；也不在于她的鞋底纳得有多硬实，可以拿到全公社的妇女鞋底比赛会上夺冠。而是因为她干干脆脆是个哑巴。你想，这年头人们为扑腾点钱物吃食，恨不能脚底生风腋下插翅，谁愿意凭空忍受一个呜哩呜啦说不出话的哑巴的煎熬？你再看看她那父母是如何待她！十七八的女儿家了，搁大户人家那是招不得惹不得的金枝玉叶，噙口里怕化了，抱在怀里防跌了的掌上明珠。哑哑是个什么东西？是他们灶头的使女，田头的奴隶，他们的杀气筒。他们在外头受气，或是心底里有何不平，他们便看着哑哑不顺。不防顾上去就一顿暴打，像是打心中臆想的对头一般。也许世上就得有哑哑这号人，否则为父的王朝奉何以显示一家之主的威风？正如这个时代里一眨眼工夫便搞出一些阶级敌人对整一样，不搞这便不是马克思的斗争哲学了。无产阶级本来就一无所有，但不搞斗争哲学的无产阶级再干什么？这花红世道耍了多年，不就这一点罩眼的法门？其所以那知世明理的真人往往隐居乡野，吃糠咽菜而不为世用，也不是没有缘故。道理是这，苦就苦了铁痴的哑哑。她成了寒号的鸟儿，雨里的花儿，任凭这人世间风雨的摧残！也许只是大害回到鄢崮村后，哑哑才破天荒地感受到处世活人的温暖。这温暖在平常女子身上那是裁来的衣衫一般，鲜亮一时便脱了。搁哑哑身上，却是非同寻常。哑哑想起大害便幸福的直打颤。心里掂念的不是她如何待了大害，而是大害都如何待了她。她嘴上没有眼窝里有。只要是大害在场，她那双眼里都放射着光亮。这光亮把大害随来随去，像是一架机器似的。既使大害不在，或是自己家里做活，她也是立着耳朵，凭她少有的警哨，捕捉着大害的信息。她爱大害是骨子里的。大害是她的魂儿，她的主人，她活这一世，起初不晓为啥，现在才知道为的是大害。她常常觉着，自己要死了，死时是被大害搂在怀里。想到这些，她便悄悄抹泪，抹泪时又总想让大害看见。”哑哑确实是《骚土》中带有亮色的人物。作者自己对她也很有感情。他试图将哑哑塑造成一个有魅力、有生命的人物形象。他在一篇谈及《骚土》的文章中说：“她的哑巴缺陷，也成了她接近人生真谛的通道。”

    然而，要将一个心智和心理都存在障碍的人物，写成一个“接近人生真谛”的人，对任何一个小说家来讲，都意味着极大的挑战。就拿哑哑来说，作者在真实地写出她的现实境况的同时，还必须在她的内心世界开掘出一个具有内在深度的意义空间，就必须赋予她的“哑”和“痴”以象征的意味。然而，《骚土》对哑哑的升华性塑造，最后似乎还是没有完成。她对混乱的生活，对自己的爱情，对自己所爱的人，对毁灭自己爱情的现实，都缺乏清晰的了解和认识。她是善良的，也是混沌的；我们会同情她的不幸，会为她难过。她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无人呵护的苦孩子和懵懂无知的傻孩子。她不是一个有行动能力的人，不是一个能让人感受到力量的人。

    尽管存在上述的问题和不足，但是，大醇小疵，瑕不掩瑜，《骚土》依然是一部文体独特、个性鲜明的厚重之作。它包含着自觉的反思精神，包含着强烈的正义感，表现着作者的反讽勇气，在关于“文革”叙事的作品中，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2013年4月22日，北京北新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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